如此江山，如此浑蛋——读羽戈《知识与国运》有感

《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作者羽戈，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近世政治人的命运浮沉，

知识与国运的休戚与共。

我的性格不适合读近代史。统治者颟顸（mān hān），老百姓太惨，国不国，人不人，鬼蜮一般。阅读时会产生太多情绪，于身心均有伤害。羽戈曾说，“中国近代史花果飘零，满目疮痍，读来易动肝火、伤心肠”可谓於我心有戚戚焉。因此，家里虽有多种近代史的书，都没有勇气认真读。杨奎松先生说：“那些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值得怀疑。”我的理解，过于华丽优美的辞藻，抑制不住的个人情感，都可能有意无意地掩盖或歪曲真实的历史。因此，我对读起来酣畅淋漓的历史文章，总是心存警惕。羽戈却是少有的例外。羽戈的历史写作向来理性平和，富有思辨逻辑，但他也有热烈的情感，从他的《激进之踵》《岂有文章觉天下》，对梁启超、谭嗣同的推许，以及朋友圈转发的文字都可以感受到。此番读《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深感其治学态度严谨，文字锻造精准，篇幅不长却蕴含丰富，很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猛回头，祖国鼾眠如故。外侮侵陵，内容腐败，没个英雄作主。天乎太瞽（gǔ）！看如此江山，忍归胡虏？豆剖瓜分，都为吾故土。

——秋 瑾：《如此江山》

01

拼命苦撑李鸿章

收录在《知识与国运》的四篇文章，最喜欢的是“论李鸿章”。我从中读出了羽戈对李鸿章的一唱三叹。在写马关谈判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问答一段时，对于李鸿章的斤斤计较，及向伊藤的苦苦哀求，羽戈深感李鸿章为国操劳的艰难，“读之简直令人落泪”。（《知识与国运》P57）庚子之变后，满朝文武都当了缩头乌龟，不敢与洋人见面，李鸿章用性命换来了《辛丑条约》，反被国人骂成大汉奸。羽戈义愤填膺写道：“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豪杰，这样一位忠肝义胆的好汉，如果还被骂作汉奸，视为卖国贼，则有何天理可言，有何人性可讲？”（P68）李鸿章油尽灯枯之际，犹不瞑目，追随他近四十年的周馥伸手帮他合上眼皮，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心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李去世后，周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忽然口张目动，欲语泪流，须臾而断气。写到这，羽戈亦悲从中来，“英雄末路，悲戚如斯，令人肝胆欲碎。”（P92）李鸿章图像长期以来，李鸿章被严重“符号化”、“标签化”了。实则李鸿章的复杂，一点也不亚于整个近代史。李鸿章首先是勇于做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人，这在衰世、末世都是极难得的品质。或许他的老师曾国藩确实有意要写《挺经》，李鸿章真真正正是《挺经》的实行者。明人张居正曾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李鸿章是打破了名利关的。他必定能够预见到自己身后将会遭到的骂名，但还是决定去做。这样的人是奔着做事去的，既不像曾国藩，功成名就时只想着退让，更不像翁同龢（hé），处处爱惜羽毛，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李鸿章是拼命做官，但他拼命做官的目的是拼命做事。羽戈认为，“拼命做官”四字，道尽李鸿章在权力场中一往无前的气概。不论是甲午战败，还是庚子拳变，李鸿章“未尝一日言退”，他甚至不屑以辞官相要挟。有一个细节，电视剧《走向共和》作了经典演绎。甲午败后，李鸿章被弹劾几乎丢掉所有官职，只剩下一个协办大学士，虽是空名，却也有人惦记。袁世凯到李鸿章落脚的贤良寺为翁同龢做说客，劝诫李鸿章“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升价耳”。李鸿章看透翁同龢与袁世凯的把戏，厉声斥责道：“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我有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事后李鸿章又对吴永说：“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李鸿章坚决不让出协办大学士给翁同龢，不全是基于个人恩怨，对翁的为人品性看不惯，更在于李鸿章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躬身入局者”，他考虑的出发点，还是因为翁在他心里不是一个敢于担当为国办事的人，而他一旦让出来协办的位子，就一点平台都没有了，又何以做事？李鸿章的三个绰号是他“鞠躬尽瘁”的体现。一是甘当“裱糊匠”。即便果如任公所言，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鸿章传》P3），但他对清廷的处境看得清清楚楚。他曾对身边亲信吴永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李鸿章的这段“夫子自道”，正对应了梁启超对他“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的批评。但梁启超并不因此抹杀李鸿章的事功。他的《李鸿章传》，还有一个名称：“同光以来大事记”，也就是“中国近四十年来大事记”。以一人而命名整个时代，仅李鸿章一人而已。我们说李鸿章也是办成一些事的人，主要也是指他做“裱糊匠”的工作。二是自号“撞钟和尚”。光绪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李鸿章在给郭嵩涛的信中写道：“我辈只有尽所能为，其所不能为者，天数、人事之穷，无如何也。”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四年），甲午败局已定，淮军名将、四川总督刘秉璋给李鸿章写信抱怨，打算告老还乡，李鸿章则表态：“当永为撞钟之和尚，不复作还俗退院想耳”，即在位一日，便苦干一日，坚忍一心，日拱一卒。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00年），庚子拳变，朝廷急调李鸿章进京议和，南海知县裴景福等人给他饯行，李鸿章不无悲观地说：“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作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由此可知，李鸿章以“撞钟和尚”自况，意在积极作为，而绝非得过且过、敷衍度日。对此，羽戈的解读至为恰当：

“困局之中，清醒者往往悲观，悲观者往往无力，李鸿章则不然，进取与担当精神，鼓舞他奋然前行，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曾国藩语），得寸则寸，得尺则尺，尽所能为，听之天数——即‘尽人事，听天命’，此言之主旨当在前三字——正是坚忍的要义。”

——（《知识与国运》P55-56）

三是不得不当“背锅侠”。一次“背锅”，只能叫“替罪羊”。若是次次都“背锅”，那才算得上是“侠”。李鸿章身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近四十年，有其主动“背锅”的，如甲午战败，为袁世凯说情；戊戌政变，帮康有为声援；己亥建储，护经元善出逃。这几件事，原本与李鸿章关联不大，或者他本无需替这些人说话求情，尤其是在慈禧或者当权者面前，李鸿章大可袖手旁观乃至落井下石，但李鸿章都没有。他“反其道而行之”的行为，令慈禧等大为不满。随着国家形势越来越不乐观，李鸿章被“甩锅”的情形，就更多了。甲午战败后收拾烂摊子的是他，庚子拳变后求洋人议和的也是他。李鸿章由此也背上了最大的一口“锅”——近代第一汉奸，以致成了和清政府齐名的“中国领导人”。羽戈对此另有辨析：“李鸿章式的主和，绝不等于投降，投降派自然是汉奸，主和派则有其一言难尽的苦心与远虑。他们首先需要考量的问题，即在战和两难的语境之下，如何使中国的损失或牺牲最小化，如不开战而直接赔款，与开战败北而赔款，哪个数目更小。”“李鸿章式的主和派并非不爱国，恰恰相反，正因过于爱国，才不愿贸然开战，所谓老成谋国，乃是‘最深沉的爱国者’，被贴上汉奸的标签，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知识与国运》P65-66）在与网络博主陈卿美的对话中，羽戈把李鸿章的功过评价为“八二开”甚至“九一开”，指出李鸿章的缺陷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任人唯亲，李鸿章一生“滥用乡人”，非常照顾淮军将领，丁汝昌可谓代表；二是晚年主张或附和联俄制日，引狼入室，终成中华大患，延至今日。三是学识虽高于慈禧，但并“未突破那一代政治精英的上限”。这第三点有苛求古人的意味。早于李鸿章的曾国藩没有超越，晚于李鸿章的张之洞也没有做到，我们又何必强求李鸿章呢？就比如曾国藩，他对西学的认识就停留在船坚炮利层面，不论日记，还是家书，在这些最隐秘的角落，他从不吝惜对程朱理学的服膺，对西学则甚少提及。很多人知道，近现代人物中，羽戈很推崇胡适，曾说过毕生所愿乃为胡适作传的话。学界也把他看作是年轻一辈中传承胡适精神的俊杰。我在大学时读过一点胡适和李鸿章，对两人的认识看法，比较倾向于羽戈。我与羽戈同为安徽人，但绝非因为同乡的缘故而欣赏胡与李，而是另有一番寄托。想二十多年前，在西政读书时，就对任公所写《李鸿章传》情有独钟，以为是传记的经典之作，对历史人物感兴趣也由此而来。李鸿章当然是那个时代中国最有权势的汉人，是慈禧之下说一不二的大人物。但中国已不是一君一臣的中世纪，李鸿章并没有宰相、首辅的名分，也不是军机大臣，更不是“权臣”，他只是在奴才辈里排名比较靠前而已。名不正则言不顺。李鸿章每干一件事，不论是海防与塞防之争，还是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与庚子之变，李鸿章都与众大臣或者所谓当时的主流舆论意见不一致，他也在尽力争取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结局却总是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梁启超以同治以来的军机大臣为例，举凡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徐用仪、刚毅、荣禄等，“虽其人贤否才不才，未便细论，然要之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李鸿章传》P9）国家大事总要众人共同来办，李鸿章没有同道中人，焉能成事？李剑农先生一语中的：李鸿章有责无权。就拿甲午战争来说，“李鸿章有担负外交事实上的责任，却没有主持外交事务的全权；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以外的许多学士们，御史们，尚书、侍郎、督抚们，对于外交问题，差不多人人可以发言，人人可以主张……李鸿章既不是内阁总理，不是外务大臣，要对付许多不负责任散漫庞杂的学士们、御史们以及其他的人……从问题发生到问题解决，一时一刻，千变万化，没有一个人今天知道明天如何行动，简单的说，就是自始至终无所谓方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P162-163）李鸿章处处受到掣肘，根源就在于此。在满朝文武看来，难道就你李鸿章忠于我大清，你算个什么东西！大家一样都是奴才，你凭什么命令我，我又为啥要听你的？李鸿章的无奈也在于此。末世鲜有真正的英雄，也没有太多悲剧人物，更多是在演绎一幕幕闹剧、荒诞剧。晚清七十年，李鸿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勉强算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中国还是停滞在旧时代中的国家，政府自为政府，人民自为人民；国家的各种机关，是皇家的机关；立于皇家最高位的人，又成了没有活动能力、没有灵敏感觉、没有振作精神与纯正德性的偶像；立于这个偶像之下供他役使的人员，无异于衰败之家的奴仆，各图各的利益与快乐，懒惰、偷窃、斗争，无所不为；有一二个忠实有为的人站在里面，想把那个衰落的门楣支撑起来，纵具三头六臂，也无所施其技。”（《中国近百年政治史》P164）在晚清权势人物中，李鸿章是真正出力最多的，他担负的骂名也最多。很多时候，他一边流血流汗，在暗夜里舔舐伤口，一边还要应付清流派的嘲讽、掣肘，以及绝大多数国人肆无忌惮的诅咒、谩骂，举凡汉奸、卖国贼这些最恶毒的词都被用在他身上，不仅当时，直至现在，仍然如此。除了他的个别门人弟子外，没人为他说话，没人敢替他辩驳。这种现实照进历史，让人不得不产生疑惑，所谓“盖棺定论”竟是历史对现实无奈的妥协与退让。李鸿章死后十年，满清完蛋。李鸿章之后，满清再也没有出现像李鸿章那样公忠体国的大臣。刚毅、奕劻这样的蠢才，可能有点忠心，但毫无能力，只会误国误民。就是荣禄、袁世凯一般的干练之臣，处理朝政方面也掺杂了太多个人私利，无法与李鸿章相比。因此，综合考量爱国之心、办事之才、出力之多等因素，李鸿章可谓“晚清第一人”。
02

弄权成性的慈禧

慈禧通过辛酉政变登上政治舞台中央，作为“僭主”，其执政合法性不能不受到质疑。但四十七年间，她能始终牢牢把持朝廷大权，算得上是一等一的政治高手。慈禧画像羽戈说她是务实主义，并客观指出，她能根据时势的不同做出种种比较陡急的转向，如，甲午战争初期主战，发现形势不妙立马主和，扼杀戊戌变法后两年又亲自主持力度和广度更大的庚子新政，对义和团先是无比信任加以利用，很快又痛下杀手向洋人递出“投名状”，这些都是慈禧作为成熟政治人物的务实表现。正因为慈禧没有一贯的政治信仰，她才不会固执到死都不知改弦易辙，而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恰是政治人物最要不得的致命缺陷。王莽实行新政，十几年一往情深，结果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司马光因为憎恶新法，上台几个月就将实行近二十年的法度尽数革除，导致党争日趋激烈，北宋也迅速走向灭亡。这些都是前车之鉴。能吸取敌人优点的人，都不是没有长处的。慈禧比较高明的统治手腕，在她初登政治舞台便体现出来。她虽然杀了肃顺，却延续了肃顺重用汉人的策略，湘军与太平天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并没有因辛酉政变而生变故。“她的眼光，不惟与肃顺相同，并且比肃顺还要看得深切。所以对于信用汉人以制服汉人的政策，她便踏着肃顺的旧路走去；到了太平天国平定后，还是守着这种方针不变。这是西太后的眼光敏锐处，也便是她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局面的缘故。”（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P121）也就是说，慈禧虽然弄权成性，但她并不蠢，知道哪些人可用，哪些人不可用，哪些人只会溜须拍马，哪些人才堪大任。当然，慈禧也是在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老练。杀胜保，撤湘军，手段不可谓不高超；贬斥奕訢，甲申易枢，慈安之死，终于独揽大权，手段不可谓不毒辣；甲午战后重用荣禄制衡翁同龢，戊戌变法后重用刚毅制衡荣禄；对待义和团，利用与剿灭，翻云覆雨拿捏于股掌之间；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都是位高权重的实权派，但对他们升降黜陟，也没见有什么不满。撇开时代不同造成的差异，相比于汉之吕雉，魏之文明太后，周之武瞾，慈禧的治国水准相差太多，但操弄权术方面，可谓不相上下，甚至有以过之。慈禧绝对是弄权的高手，晚清鲜有人比得上她。但她的能耐也仅止于此。在慈禧的学与识上，我更相信羽戈的考证。羽戈是西政科班出身，我读他的文章，感到很强烈的逻辑论证，引用文献精准，作者，书名，出版社，版本年代，页码，井然有序，对所引用文字的真伪也有自己的判断。这是专业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研读中国历史，如是古代史，史料少，如是近代史，史料极多，辨别力很重要。近世西人谈论中国的文字，有时可以启迪思维，但往往对事实缺乏考证，一知半解，道听途说，甚至揣测“意淫”，大有人在，不可信以为真，更不宜拿来当论据。据羽戈的考证，慈禧的知识结构与义和团有相通之处，她的知识来源中最重要的一端，乃是戏剧。无论是传统知识，还是现代知识，慈禧都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她对李鸿章等洋务派不能完全放心，对倭仁等保守派也并不满意，她不属于任何一派，她的有限知识让她与朝中有学识的大臣天然地形成一道鸿沟。羽戈说，慈禧的政治水平远高于文化水平，以往我们过分强调她的权术，但政治岂止权术一项，慈禧的决断力、平衡术、自我纠错等政治素质堪称一流，也正因此，对于危急存亡的清朝来说，由慈禧执掌国秉实在是最不坏的选择。然而，“尽管慈禧擅长顺势，敢于与时俱进，不过更多出于被动而非主动，近乎见招拆招，随波逐流，其政治视野终嫌狭隘，终乏远见。若把近世比作激流，晚清比作一条破船，以她的能力，充其量只能保持船的平衡，而无法掌控船的方向，更无从遇见时代或者说历史三峡的走势。她一生最大的局限，以及悲剧之形成，恰在于此。”（《知识与国运》P1003迷之膨胀袁世凯羽戈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或者说是历史的真相，袁世凯的贻笑后世，恐怕并不在于他“帝制自为”，而在于他选择称帝的时机不对。有认为称帝时间过早的，如亲信曹汝霖于1915年10月间曾劝他说：“帝制问题，外边论议不一，惟愚见以为为时尚早……我所顾虑者，为时间问题”“我意现在应先宣布参加协约方面战争……等到欧战告终，再看机会纯熟，外无后言，内亦团结，自然水到渠成”“那时时势所趋，即是天命所归”。即便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被誉为“讨袁檄文”，也这样写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他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规划了路线图：“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破，受兹大宝，传诸无穷。”也有认为称帝时机已过的，如“道德学问素为项城敬礼”的严修曾劝道：“如大总统早愿为皇帝，不能于破汉口，下武昌，传檄各省，受禅清室，失机一。”对此，羽戈表示认同。但命运却给袁世凯开了个玩笑。“可叹的是，辛亥年底，袁世凯迎来了称帝之机，偏偏彼时尚无称帝之心；三年后有了心思，机会已经不再。时不我与，逆流而上，结果只当了八十三天皇帝，赔上了‘一世英名’与半纪国运。”（《知识与国运》P151）近代国人最大的梦想是国家富强，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只是手段。国人过于看重它们的工具价值，所以才会在不同选择之间不停摇摆。今天立宪，明天共和，成为常态。其实，由于几千年来的驯化，普通国人心里的“皇帝”观念很难被抹去。无论是总统，还是主席，大元帅，在很多人眼里，依然是“皇帝”，只不过换个称谓而已。因此说，单单称帝本身，问题并不致命。如何解释袁世凯称帝时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呢？一方面，经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新生代国人渴望共和，他们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当时的主流舆论，如孙文，蔡锷。另一方面，一些守旧势力虽然仇恨共和，希望恢复帝制，但他们希望恢复的是爱新觉罗家的帝制，而不是袁家的。更为关键的还是时机问题。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处境，袁世凯并没有做出让他可以登基的盖世功业。曹操统一北方，桓温北伐收复洛阳，刘裕北伐灭燕，等等，这些都是称孤道寡的资本，袁世凯没有。这在普通老百姓那里是说不过去的。俗语云，当局者迷。人有时会在最不适合做某事的时候偏偏执迷去做，还自认为时机最恰当。袁术也曾称帝，还有桓温的儿子桓玄，宁王朱宸濠，平西王吴三桂，仿佛称帝就是他们的最大梦想。只要能称帝，死也值了。袁世凯在筹备登基的日子里，难保没有这种心态作怪。客观说，袁世凯超过汉末二袁而比不上曹操，“曹操明明能称帝而不称帝，袁世凯则明明不能称帝而偏要称帝，前者堪称雄才大略，后者有雄才而无大略。”（《知识与国运》P153）我读《晋书》《资治通鉴》，因三句话而想见桓温的风范：“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此其一也。“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此其二也。“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其三也。我意，能说出这三句话的人，必定不同凡响。羽戈认为袁世凯最像桓温：“这二人都是一面英雄气概，一面枭雄手段，都是其时代一流人物，可惜限于环境与才能，不能成为继古开今的超一流人物，都足以坐镇一方而不能扫平天下，最后都以野心膨胀的悲剧收场：桓温称帝不遂，袁世凯称帝失败。”（《知识与国运》P157）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并因此而被骂死，让后世效仿者面对皇帝宝座望而却步。“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正逐渐成为一种时代意识。诚如史家陈旭麓所说，“谁敢帝制自为就成了人人讨伐的对象；谁还拖着辫子，抱着老皇历自居于潮流之外就成了封建余孽。”（《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P300）“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残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这是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的话，至今仍掷地有声。诚如羽戈所言，我们或许不该问袁世凯像古代哪个人，而是未来哪个人像袁世凯。袁世凯图片袁世凯乃世之枭雄，当时很多人都有这个看法。袁世凯能从洪宪皇帝回归到被他弃之如敝履的“本大总统”，北洋各派系还没有纷纷倒戈，足见袁世凯的掌控能力要超出奕劻不知多少倍。至于袁氏当国的水准，众说纷纭，但他对国家和军队的掌控力度，肯定要高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派诸领袖人物。袁世凯是慈禧死后少有的能掌控一国命运的人。他的手段比李鸿章高，仅次于慈禧，他的认识虽高于慈禧，但未必在李鸿章之上。从刺杀宋教仁，直至称帝，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就是一个没有现代意识的领袖，即便完全掌控了国家和军队，也能把国家折腾到何种程度。羽戈说，“执政者的知识素养，正对应国家转型的方向感，构成了转型成败、国运盛衰的一大要素，它不是转型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有之转型未必成功，没有必不成功；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却足以决定下限。”（《知识与国运》P132）我们常说，慈禧拖延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慈禧维系了清朝表面的一统。如果没有慈禧，中国可能会更早陷入内乱。这个假设不是凭空的，验证就在袁世凯身上。袁世凯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二个慈禧。袁世凯活着的时候，国人可以骂他，但正是他的存在，使得北洋军阀各派系还能相安无事，一旦他死了，军阀混战也就开始了。袁世凯虽不如曹操，但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假设：“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袁世凯同样是验证。如果说慈禧死后是天塌地陷，那么袁世凯死后则是土崩瓦解。慈禧临终之际留下了“误矣！毕竟不当立宪”的遗言，一方面表明其知识与思想决定的政治局限至死未有大的长进，另一方面也体现慈禧实际操控政治的见识能力，已然意识到新政和立宪都是在啃噬清廷的根基。袁世凯临死之前的表现亦不失英雄本色。在其撤销帝制后，与反对他称帝的人也能“相逢一笑泯恩仇”，还自我反思：“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可不惧哉。”即便是在效仿帝王“罪己术”，也还算有三分诚意。诸君切莫轻嘲帝王术，帝王术也不是什么人都学得来、做得到的。04

逐利嗜血的权贵

十多年前，我在叶郎先生选编的《文章选读》中读到一篇“爱斯基摩人捕狼”，全文不到四百字，通篇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般的残忍、快意。“爱斯基摩人捕猎狼的办法世代相传，很特别，也很有效。严冬季节，他们在锋利的刀刃上涂上一层新鲜的动物血。等血冻住后，他们再往上涂第二层血。再让血冻住，然后再涂……如此反复，很快刀刃就被冻血坨藏得严严实实了。"“下一步，爱斯基摩人把血包裹住的尖刀反插在地上，刀把结实地扎在地里，刀尖朝上。当狼顺着血腥味找到这样的尖刀时，它们会兴奋地舔食刀上新鲜的冻血，融化的血液散发出强烈的气味，在血腥味的刺激下，它们会越舔越快，越舔越用力，直到所有的血被舔干净，锋利的刀刃暴露出来。但狼们这时已经嗜血如狂，它们猛舔刀锋，在血腥味的诱惑下，根本感觉不到舌头被刀锋划开的疼痛。"“在北极寒冷的夜晚里，狼完全不知道它正在舔食的其实是自己的鲜血。它只是变得更加贪婪，舌头抽动得更快，血流得也更多，直到最后精疲力竭地倒在雪地上。“令人失去理智的，是外界的诱惑；而最终耗尽一个人精力的，却往往是他自己的贪欲。”——（《文章选读》P196）权贵嗜利，就如同豺狼嗜血，俨然成为一种天性。崇祯的亲国丈周奎，虽有家财万贯，却一文钱也不想捐给朝廷，眼看着明朝灭亡；待李自成攻进北京城，他还是一毛不拔，即便是老婆儿子的性命也不管不问，最终财没了、命也没了。

这些视财如命的权贵们，就像爱斯基摩人所捕获的狼，看似逐利，实则嗜血，而且舔舐的是自己的血，等到所逐之利膨胀到无以复加时，也就是他们自己的血流尽之日。

晚清官场之污浊不堪甚于晚明，几乎无官不贪、无事不贿。最高当权者的不良示范起了极坏作用。慈禧固不待言，即便是李鸿章，也不能例外。但他们与庆亲王奕劻比起来，终究落了下风。荣禄死后，奕劻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大臣，其贪污特色为“明贪”，乌纱帽明码标价，公开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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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朝局已成互市，无价之物，终不可得”，庆王府也被戏称为“老庆记”，沦为交易市场。当时媒体是这样描述的：“在上者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坦然无可忌惮；在下者辇金载宝，钻营奔竞，恬然绝无羞耻。”“衣冠之俦，官署之中，宴会之场，莫不曰运动、运动”“今日之政府诚腐败，且腐败至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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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卖官，不择人、不择时，一手给钱、一手给官，哪怕是国将亡，哪怕是革命党，亦在所不顾。而所谓“运动、运动”，岂非现在的“活动、跑动”？可见这些伎俩如出一辙。

辛亥革命前的十年，是晚清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官场上“贿赂、请托、勒索、钻营、排挤、倾轧，各种卑劣的心机与手腕都无所不用其极地施展出来”。对于清廷改革官制过程中官员的丑态，时人这么评论：“大小臣工，徘徊瞻顾，悬壶草案，施行无期，而昏夜乞怜，蝇营狗苟，其风益炽。清议不足畏，官常不足守。上则如社鼠城狐，要结权贵；下则如饥鹰饿虎，残嗜善类。”（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P238）

当然，这些恶果也不是慈禧、奕劻个人造成的。晚清官场已处于一种结构性腐败或制度性腐败，国家机器的各个齿轮上都爬满了蛀虫，大清王朝早已从内部吞噬一空，纵使没有外力，随时也会坍塌。（《知识与国运》P200）奕劻在亡国之际还要卖官，就如同周奎在临死时还惦记着他的钱财，这都是一种“末世心态”，而“末世心态”是最有传染性的。

满清亡了，袁世凯也好不到哪去。与奕劻卖官鬻爵不同，袁世凯擅长用金钱开道，以利禄驱众，借此笼络人心。袁世凯曾专门设立军需处，收买、“怀柔”各类政治人物。军需处长唐在礼为其列出一个多达八十余人的名单，涵盖满人权贵、地方实力派，以及进步党、革命党等人，甚至包括自家的北洋系诸大将、身边亲信等。袁世凯对这个名单非常满意。李剑农先生指出，袁世凯“一生的本领，就是使贪使诈；他最大的罪恶也是养成社会贪诈之风，务使天下的人才尽腐化于他的贪诈烘炉中；至于揽权窃位，犹其罪恶之小者”。（《中国近百年政治史》P373）

诚如羽戈所言，袁世凯用恩义笼络人，用黄金收买人，用白刃威慑人，但终归还有一些人，不为恩义所欺，不为爵禄所动，不为刑杀所夺，如宋教仁、蔡锷、梁启超等。“他们信仰的是真理，怀抱的是大义，坚守的是人格。在此三者筑成的铜墙铁壁之前，权术暴露了极其脆弱的一面，几乎一触即碎，毫无用武之地。”（《知识与国运》P124）

宋教仁遇刺身亡，是革命党及天下人看清袁世凯真面目的关键转机。为何袁世凯对宋教仁如此憎恨，必欲除之而后快？就在于袁世凯对宋教仁这样的人无计可施。“袁世凯最忌有能力而又有操守的人，因为有能力而有操守，便不肯作他个人的私党，受他的牢笼指挥，便是他的切身之敌。”（《中国近百年政治史》P373）一国元首，尚且如此钳制人才，如此忌恨人才，国运岂能长久？

05

衮衮诸公皆浑蛋

罗贯中曾借诸葛亮之口，骂尽王朝末期官场丑态：“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晚清的官场，人言“三品以上皆浑蛋”。仅以在朝官位显赫者为例，浑蛋便有多种，其浑蛋表现和造成的危害亦有分别。

一是真正愚蠢的浑蛋。刚毅、徐桐可谓代表。诸病皆可医，惟蠢无药可救。义和拳变乱发生时，朝廷官员与地方督抚有半信半疑的，有压根不信的，也有坚信不疑的。刚毅、徐桐被视为庚子国变的罪魁，他们固然有受到慈禧利用的委屈，但并不冤枉，连慈禧一度也受到他们的误导。刚毅对义和团是“顶礼膜拜的信仰，披肝沥胆的忠诚”，这种观念直到死都没有根本改变。刚毅、徐桐因蠢而死，死不足惜，死有余辜。这就是实打实的愚蠢。

羽戈说，“愚蠢与否，考量的是常识、逻辑、视野、是非观、善恶感与反省能力，具备这些元素，未必需要超群的智商；相反，绝顶聪明之人而缺乏常识、部分善恶、混淆是非，比比皆是”（《知识与国运》P207-208）体制内能做到三品以上大员的，会是真的蠢蛋吗？因此，这里所谓的“真正愚蠢”，也不是贬低刚毅、徐桐的智商。“愚蠢不仅指缺乏知识，缺乏逻辑，缺乏判断力，还指缺乏反思与纠错能力。尽管隐约意识到自己步入了错误的方向，却不愿回头，宁可一条道走到黑，直至穷途末路。歧路之上，他们还得不断说服自己；这是正道，这是正道……要言之，一个人愚蠢到无法认识自己愚蠢，只是一般的愚蠢；一个人愚蠢到不肯承认自己愚蠢，才是最大的愚蠢。”（《知识与国运》P195）

二是甘于愚蠢的浑蛋。这种人更非真正愚蠢，他们内心甚至明镜一样清楚，只是让所谓的政治立场、民族气节蒙蔽了双眼。如，被誉为“北直廉吏第一”“当今纯臣第一”的李秉衡，向来被视为刚毅、徐桐的“同志”，但其内心并不相信义和团可以灭洋。

李秉衡是地方官员中最早一批支持义和团的人，但当朱祖谋劝他与洋人议和时，他并不反对。当他从刚毅、徐桐那知晓慈禧的旨意后，又迅速改变主意，力主与洋人决战，对慈禧说“战事必有把握”的鬼话。与此同时，他私下却对荣禄流露出悲观情绪，“洋兵如此厉害，战事那有把握”。最终，李秉衡以一死成就了气节与人格，陪葬的却是整个国家。

“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确乎并不同义。”（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P183）对于后一种爱国，我们只能无奈说一句：爱国，爱国，多少荒诞假汝之名以行。

时人评价李秉衡有三点：“一不晓洋务，二不知兵，三且不看京报。”羽戈认为，这三点，尤其是不看京报，大抵可以解释李秉衡愚蠢的由来：“当一个人没有机会接受新技术、新信息，其愚蠢犹可宽恕；当一个人明明有机会而拒绝接受新技术、新信息，其愚蠢不可谅解。李秉衡之流绝不认可自己愚蠢，反而觉得真理在手，天下有我，加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道德感，好似春药一般，必强化其胸中的成见和执念。”（P210）

三是空名误国的浑蛋。翁同龢这种人，本不值得为他写什么，除非是为了澄清某种历史认知。羽戈对翁同龢一类所谓爱国党、主战派的剖析，让人深感历史的复杂，还有就是当下史书写作的目的性实则掩盖了历史的真实。我们说，对曹操的贬低，对刘备的拔高，都是对历史的亵渎。翁同龢之被吹捧为爱国者，其被误读的程度，恰如李鸿章之被骂为汉奸、卖国贼。

我把翁同龢归入浑蛋行列，是因他的所作所为确实浑蛋，绝非厚污古人。甲午战事起，翁同龢高调主战是事实，胜败之局已明，翁同龢不愿挺身善后也是事实。做事不敢担当，在普通人，无非被骂成“胆小怕事窝囊废”，但一国重臣，尤其是自己种下的果，尚且不敢收拾局面，把这副烂摊子扔给别人，还有比这更浑蛋的吗？李鸿藻、翁同龢、李秉衡，都可谓正人君子，但历史事实反复告诫我们：君子误国，甚于小人，“天下事皆误于此等正人。”

四是固权保位的浑蛋。随着阅读晚清史的深入，与翁同龢相反，我对荣禄的印象，产生了由“坏到极致”向“还算可以”的变化。当然，对待历史人物，不宜采取好、坏两分法，此处只是概括言之。荣禄是文祥之后满人中的佼佼者，其人格局甚大，于满汉、华夷之争毫无成见，对形势判断也较为明智，与刚毅形成鲜明对比。

荣禄之所以也被归入浑蛋行列，是因为他“一向有脑子而无骨头，有格局而无血性，对慈禧一味献媚，‘于政治上无所可否，皆迎合后意，而黜陟之宗旨，不无同己异己之见也’”。也就是说，荣禄在慈禧面前，“乃是一个马屁精或应声虫，只知迎合，不敢反对，哪怕察觉到慈禧错了，也会亦步亦趋，以求固宠保位。”（《知识与国运》P185）

李剑农先生甚至认为，在庚子拳变中，“最不可原恕，要算是荣禄。”荣禄有政治才干，并非庸碌之辈，当时掌控北洋军权，又是军机大臣，向来为慈禧所亲信，且其本人亦知道“拳匪”不可利用，外衅不可妄开，但荣禄的作为只是“依违取宠”。荣禄不仅不敢在慈禧面前表示不同意见，而且“首鼠两端”。他一面电告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国相战，不罪使臣”，一面却命令董福祥向使馆开炮。“这种依违取巧的罪恶，实万倍于刚（毅）、（载）漪诸人。所以这一回的乱事，他是最不可恕的一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P201）

徐桐一类浑蛋，能坚持到底的并不多。即便是荣禄，其真面目，世人皆知。最具迷惑性的，便是李鸿藻、翁同龢、李秉衡所谓“清流”。他们披着“正人君子”的外衣，打着忠君爱国的大旗，高喊着主战的口号，将国家一步步拖入深渊，这些人一旦当政，其误国误民程度，必定远甚于他们所鄙弃的奸臣、小人。

06

放眼神州尽奴才

顾准认可黑格尔、孟德斯鸠关于中国古代是“普遍奴隶制”的说法，即，“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是‘不自由的平等’的。”（《顾准历史笔记》P365）杨景凡则认为，“中国的奴隶制没有下限，从西周直到清代最末一个王朝。”（《景凡文存》P160）张中晓也明确指出：“锻炼一个坚强的意志来统治无数软弱的意志，是中土哲学的中心，也是政治学的基础。”（《无梦楼文史杂抄》五一）“古中国的一切精神训练（心术）是为了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意志，去奴役无数软弱的意志和无意志。”（《狭路集》五六 ）

专制君主最喜欢臣民忠诚。忠诚比才干、能力重要，忠诚也比清廉重要，有权术的帝王都擅长使用贪官。有了忠诚，哪怕你贪污受贿，哪怕你是草包混球，也会被赏识；没了忠诚，无论你是两袖清风，还是国士无双，仍然报国无门。不仅如此，在君国一体的专制体制下，这个忠诚的对象必须首先是皇帝，其次才能是国家。因此，刚毅、徐桐这样的，都能久居高位，反对攻杀使臣的许景澄却被斩杀于菜市口。

这样一种用人观念主导下的制度建构，对人才的危害是致命的。晚清已是皇权专制末期，“专制主义的所有优点被无限压缩，所有缺点被无限放大，从而形成了一种逆淘汰机制，对于人才，表现为吸纳庸才，过滤英才。”（《知识与国运》P210-211）

清嘉庆二十、二十一年间，公元一八一五至一八一六年，号称“治世”，年仅二十四五岁的龚自珍写了一组抨击时政的短论，总题为《乙丙之际箸议》，其中第九篇专论“衰世”状态下的沉闷死寂氛围：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kǔn）无才将，庠（xiáng）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chán）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zǎng），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juàn）然眮（tóng）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向之伦聒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在我看来，羽戈的《知识与国运》就为我们生动再现了晚清来世景象。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执掌朝政大权的一干人等竟如此庸碌腐败不堪，民族国家又怎会跟上时代的潮流而有什么好的发展。哪个时代都有人才，哪个时代如能人尽其才，都会有比较好的发展。野无遗才，“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这是比较高明的统治策略。否则，绿林豪杰多了，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感觉的人多了，对于统治不是好现象。其实，末世、衰世，各路人才最多。英雄可造时势，如欲修整天下，乱世最能够给人才提供机会，但恰恰是“末世体制”束缚人才最严密，以致绿林豪杰聚于山野，革命风起云涌。就好比晚清，李鸿章算是大才，却没有施展的机会，举凡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哪个不是人才济济，却一再被埋没、摧残、扼杀，这样的时代，正配得上“浑蛋”二字。龚自珍后一百多年，朱维铮先生翻译了《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文辞典雅精确，我认为可以作为独立文章存在。现摘录如下：

“（不仅没有能干的宰相、将军、读书人、工匠、商人等）而且，里弄内也没有能干的小偷，市场上也没有能干的市侩，丛林沼泽中也没有能干的强盗。——就是说，此时不但君子少，而且小人也少见。如果有能干的读书人或老百姓出现，那就必然有百倍的庸夫俗子冒出来，监视他们，束缚他们，甚至于杀害他们。

“杀害他们，不是用刀具，用水火，而是在形式上也加害，在言词上也加害，在歌吟谈笑上也加害。实行杀害的办法，用不着触及腰颈，只杀他们的心。杀他们会忧患的心，会愤怒的心，会思考的心，会干事的心，会发生廉耻的心，会消除杂念的心。杀害心灵的时候，又不是干脆集中于一天，而是采取慢慢杀害的手段。

“能干的人预感自己将被杀害，那就会从早到晚呼号，追求太平。追求太平，却无法得到，他们中间的叛逆者，便会从早到晚呼号，追求混乱。到了这种程度，人们出来看那样的世道，离开乱世也毕竟没多少路程了。”

——（《走出中世纪》P230-231）专制之下，没有人才，只有奴才。这就是晚清的末世局面。所谓“知识与国运”，其中一个链接点就在于社会能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真正的人才又能不能为国所用。客观地讲，正是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有了“欧风美雨”新思想的到来，才在一潭死水中荡起一点涟漪，使万马齐喑的状态有点改变。

后  记

我是今年1月从网上买了《知识与国运》，陪送多多学习钢琴的间隙读完。当时给羽戈发信息说，勾起一些沉思，打算写篇读后聊作交流。谁知没过几天，颈椎病复发，疼痛、麻木、失眠，不仅无法写作，连正常上班也成了问题，左手甚至拿不起书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月，是我二十年来少有的不能坚持读书的日子。这篇文章大多构思于往来医院的地铁上和散步途中，部分文字还是妻子帮忙敲打的。人一旦生病，真是百无一用。此间读到羽戈的《历史有垃圾时间，个人无垃圾时间》，文章写道：“当历史陷入了垃圾时间，个人的时间反而愈发贵重，愈发需要珍惜。”这话让人醍醐灌顶。时代可以成为垃圾，以后的时代会跟上，但个人的任何时间都是宝贵的，因为只有一次，无法回头，也没有将来可以替代。为此，羽戈对个体的建议有四点：一具强健的身体，一颗乐观而坚忍的心灵，一个互助的社群与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真可谓对症良药。—作者看的部分近代史书籍—

近年来，因为羽戈的几本书，尝试读了一点近代史。读史明智，时势所惑，总让人习惯性诉诸历史。实则历史没有规律可言，更不会重复。拿历史上已然发生的人和事进行简单比附，更是不伦不类。

羽戈的历史文章，我都尽可能找来读。梁启超，吕思勉，陈恭禄，郭廷以，李剑农，陈旭麓等近代史大家，有些过于遥远了，羽戈便成为我了解近代史的一扇窗口。我很期待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比如扒一扒翁同龢的皮，正一正张之洞的名，拨乱反正，功莫大焉。

子聿,2024年3月

羽戈简介

羽戈，青年学者、作家，皖北人，1982 年生，2004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代表作有《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不为什么而读书》等。

作者简介

李子聿，皖北人，1982年生，200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现为中部某省纪委工作人员，著有《驿路心灯——金水河畔谈历史人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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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子聿

编辑 | 周瑞青

审核 | 许桢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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