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语文教科书是如何选文的？统编小学语文执行主编陈先云详解！（语文老师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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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2021年人教开讲公益直播讲座请来了统编小学语文教材执行主编陈先云为大家讲述“语文教科书选文”！短短一个多小时的直播，有23万读者前来直播间围观，加上观看回放的观众，目前总观看人数已达28万！陈先云老师的讲座内容丰富，不少语文老师称听得非常过瘾。我们特此整理出讲座内容，与各位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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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云：漫谈语文教科书选文

选文是文本课程的核心

什么是文本的课程？人教社老一辈课程专家陈侠认为“按照一般的理解，课程一词指的是学校教学内容。”实际上指的是教科书内容，即文本课程。文本课程是依据课程标准，借鉴课程改革的理论成果和教学的实践经验，遵循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将知识、能力、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有机组织起来，作系统的安排。载体为供中小学校开展教学活动使用的教科书。

文本课程是对课程的贯彻落实，是课程标准显性的、直接的表现形式。文本课程的研究开发有时候会变成国家行为，用国家的资源来完成。统编三科教材实际上是国家的行为，文本课程的一个核心就是选文。

课文是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核心构件，是教科书功能的重要载体，它是主导语文教师规划教学的主要元素，是实施课堂教学的核心材料。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学会运用读书、作文、口语交际等规律与实践，从而形成相应的理解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与习惯。这种能力与习惯不能凭空得来，课文是学生获得语文知识、训练能力、学得方法、培养习惯、发展思维，涵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过去老师们有这样一个认识，教语文就是教课文，一个学期结束了，标志着这一本教材的所有课文已经教完了。课文是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核心构件，课文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语文教科书是公共文化产品，多年来，媒体对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批评也都集中在选文上。一篇课文，一位作家的作品都能够引发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这几年很多舆情关注的都是小学语文教科书，尤其是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选文。

语文教科书的这些争议或争鸣背后暗含着什么？是某项教育改革实施的前奏，某种教育思潮的折射，或者是某个经济利益集团的推动，还是某一必然事件将要发生的导火索？这些都引起我们深刻的思考。

早在一个世纪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信息的大量复制所支配的社会，大众媒介既作为营利企业，又作为宣传机构，将大众淹没在表层信息的洪水中，使其丧失了对重要的公共事务的理性思考和判断力。从当代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舆论被看作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作为一种对个人和群体具有强大约束和改变的力量，其形成和产生作用的过程，值得每一位老师更加重视，我们要把这个也作为一个探讨的话题。

回顾百年语文教科书的论争，都源自于选文，人们对语文教科书的种种批判、质疑与讨论，从学理上看，论辩的要害就是语文教科书选文的价值立场问题，语文教科书选文要不要具有正确的价值立场？要不要传递伦理道德观念？教会书选文的标准是什么？从语文角度来看，经典作品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依据哪些标准判断作品是否经典？如何看待作品中的真实与适度虚构等等，这些问题需要理性地进行探讨，特别是如何看待作品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这也应该引起老师们的重视。

语文教科书选文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尺度

从语文教科书发展历史来看，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流集团都会根据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对语文教科书选文的题材范围、内容等方面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语文教科书作为官方审查通过，推荐使用的课本，其选文从本质来说是一种价值立场和价值尺度的选择。

政治思想教育始终是语文课程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目标索求有所差异，但在多元价值主体之间，政治思想能够凝聚价值共识，也就是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与对国家的认同，是对一国国民进行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的教育，也就是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这是对一国国民进行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的教育。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入学教育内容的选择来看，主要体现在对儿童进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的教育，教育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爱党、爱国、爱人民，从小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

1972年

安徽省1972年五年制小学试用课本语文从一开始入学就要明确，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学习，长大要当工农兵。我们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因为天安门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是一个政治符号。从这个教材的编排来看，国旗还有天安门在建国后的历套小学语文一年级教材都出现，就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每一套的小学语文一年级教材都有国旗教育，都有天安门，这就体现了对学生培养他的国家意识，对国家的认同。因为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天安门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政治的象征，是一种符号。

那个时候的教育把热爱领袖也放在首要的地位，那这种思想不仅是六十年代，在文革以后的第一套全日制小学语文课本，这个思想一直贯穿着。再看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试用本）语文。这是文革以后，第一套全国通用小学语文课本，叫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课本，我们看一看儿童入学时候的入学教育内容的选择。

第一幅画叫《你办事，我放心》，画的是毛主席和华主席坐在沙发上亲切的谈话，那个时候印象非常深，毛主席亲笔给华主席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教育学生热爱毛主席，热爱华主席，这叫领袖教育，热爱领袖。

第二幅图是《学习》同学们在上课时认真学习的情景。教育学生上课以前要做准备好课上用的东西，上课的时候要遵守课堂秩序，用心听老师和同学的讲话，发言要先举手，说话时身体要站直，声音要清楚、响亮。这是对儿童一入学时的一些常规的训练，也是良好的语文的学习习惯的培养。

下一幅图是《值日》，同学们在放学后认真做值日的情景，教育学生要从小热爱劳动的习惯，因为这是“文革”以后的第一套教材。我们在七十年代上学时经常有劳动课，还要到生产队参加义务劳动。当时国家的一个教育方针提出来，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在我们也强调劳动教育，包括统编教材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其中就有劳动教育，这也是教育学生从小要养成爱劳动的习惯，是继承了过去的一些教材的编写理念。

1978年

1978年一年级教材的第一课《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因为当时1976年毛主席刚去世，小学生第一课就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二课，全国人民热爱华主席，热爱共产党。第三课，天安门五星红旗，我爱首都北京，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入学小朋友就要知道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了解天安门，要认识五星红旗。

一九七八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对教学的目标明确指出：语文这门学科它的重要特点是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坚守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培养学生读写能力的过程中，注重课文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内在联系，正确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的关系。

这段话强调了如何正确处理好思想教育与语言文字训练之间的关系，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要将思想教育融会贯通在语言文字的训练过程中。

1982年—1992年

1982年到1992年五年制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幅图，欢迎新同学上学了，就是开学了，小朋友们背上小书包，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学校里贴出“欢迎新同学”的大标语，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到校门口欢迎新同学，小朋友们看见老师行礼问好，老师微笑着欢迎新同学。高年级的同学领着新同学认识教室。这幅图教育学生爱学校、爱同学，对老师有礼貌。后来多套的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入学教育，基本上延续了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欢迎新同学。

开学典礼，这是第二幅图。开学第一天，全校师生在校园里举行开学典礼，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蓝色的天空中，学生们立正站好，向国旗行注目礼。这幅图教育学生喜欢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尊敬国旗，要对国旗表示自己的无限的崇敬。

1980年

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的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小学语文课本入选课文的思想内容，应当有助于向学生进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进行革命传统和党的优良作风的教育，进行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进行从小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教育，进行为革命而习学的教育，进行社会常识、自然常识、卫生保健的教育。现在我们也提出了生命与健康教育。其实1980年在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了卫生保健教育，这都是一个我们国家传统的、宝贵的语文教育经验，体现在1990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

1982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都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实际上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场合。1982年的小学语文课本第二课就是共产党爱人民，全国人民热爱共产党。我们从第二课也看出来一种观念的改变，过去让我们爱共产党，现在共产党爱人民，让我们全国人民爱共产党，这是互相的、双方的。第三课，北京天安门五星红旗，我爱北京，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前面反复的强调，每一套教材都强调爱北京、爱五星红旗，爱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小给孩子有一个国家的认同、身份的认同。

1992年—2000年

1992年到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五年制小学语文教科书语文。入学教育，这一幅画画有汉、蒙、回、藏、苗、维吾尔、朝鲜等民族小朋友穿着民族服装，背着新书包，高高兴兴地行走向前。在孩子们的身后是万里长城，代表着伟大的祖国，有两只和平鸽在天空中飞翔，象征着祖国和平安乐，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就是现在我们提倡的民族团结教育。

这是由四幅图组成，上面一幅图画的是语文老师正在教汉语拼音字母，同学们坐在座位上专心听讲，一个女同学站起来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其他同学认真听她的发言。下边是三幅图，分别画的是读书、执笔、写字姿势。这四幅图是从课堂上的听话、说话以及看书、执笔写字姿势进行常规的训练，有方法、有习惯的培养，这是一个常规的训练。

1992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在这部大纲中也明确提出了小学是学习语文的基础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切实打好听说读写的基础，加强思想教育，就在每一部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都提出了要加强思想教育。

这是1992年的一年级上册教材，第一课是《我是中国人》，我爱五星红旗，有天安门，有五星红旗。第二，我们爱老师，老师关心我们，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是说每一册的一年级都有我们爱五星红旗，我们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换一个说法说我是中国人。

统编的语文教科书

统编语文教科书延续了传统的语文教材的呈现方式，我们入学教育的第一课就是《我是中国人》，五十六个民族的小朋友在一起，给他们有一个角色的认同，让他们知道五十六个民族的每一位学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分子，让他们从小知道我是中国人，我们要爱自己的祖国。

从前面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出来，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是必然的。选编的文章、作品表达主旨、价值观念应符合执政党的思想、理念、观点和准则，主要体现在政府颁发的语文课程标准或者教学大纲的教育目标和选材标准要求之中，并通过教科书的审查给予保障。因为教科书进入课堂之前要通过官方的审查通过，才能进入到课堂上供师生使用。那么通过审查，通过课程标准两个环节来把好意识形态观。所谓意识形态观第一个是政治观，第二个是科学观，第三个是知识观。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科学上没有问题，知识上没有问题，把好三观，这就是保证教科书的正确的价值导向。

课程标准对教材编写的要求

教科书是依据国家制定的课程标准或者说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的，是教育的主要载体，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主要凭借，也是培育中小学生民族精神的重要媒介。就语文学科来说，教科书编者的意图、课文传达出来的理念和情感，老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和思想，都在影响、塑造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任何一个国家，母语教育都在传递着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取向。

1. 民国时期的《小学课程标准国语》

这是1932年《小学课程标准国语》，在教材的选编上明确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根据本党的主义，尽量使教材富有牺牲及互助的精神。下列的党义教材尤须积极采用。
1.关于孙中山先生的故事诗歌，包括幼年生活、学生生活、革命大事、生辰和忌辰以及其他。
2.关于国民革命的故事诗歌，包括国旗、党旗，各国重要的革命纪念日，如黄花冈之役、武昌首义等，还有包括其他。
3.关于奋发民族精神的故事诗歌，包括爱国兴国和有关民主革命的事实，和中华民族的构成及文化有关的，重要的国耻纪念，关于帝国主义者侮辱我国民和侨胞的。
4.关于启发民权思想的故事诗歌。
5.关于养成民生观念的故事诗歌。这是民国时期的国语教科书，明确提出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材的要求和内容。

2. 1932年吴研因先生主编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

经过大学院审定，在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遗嘱。其实这一册教材还安排了国旗和国徽。其实吴研因先生他的一个课程的思想是以儿童为中心，这样一个课程的思想来编写国语教科书，仍然在他的教材里面安排了一些体现爱国主义或者说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吴研因先生编写的教材第一课，大狗跳小狗跳，大狗叫小狗叫，大狗小狗叫一叫，跳一跳。

他的思想体现在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因为1923年由吴研因起草的这个纲要颁布，纲要规定，小学国语教学目的为：“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教科书的取材以儿童文学，包括文学化的实用教材为主。所以教科书选文，在选材上有两个方面，一个叫文学作品，一个是实用性文章。吴研因先生认为在教科书的选材上，应该以儿童文学，包括实用性文体也要体现文学化为主。所以他编的教材中，新学制国语教课书中第一册开始将童话故事、儿歌、谜语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随着年级的升高增加了传记、剧本、小说、民歌、诗歌等内容。就是他非常强调国语教材的编写，应该以儿童为中心，但是他的教材中仍然体现了意识形态方面要求的内容。

从这吴研因先生编写的教材第二册的目录可以看出来，他很多的内容体现着儿童的趣味性，体现着选文的可读性。他把选文的有意义放在首要的地位，选编了很多童话、寓言、儿歌。比如说一年级下学期，第一课是：你也爱，我也爱，这本书真不坏，这面有故事，那面有诗歌，故事多，诗歌好，图画也不少，快快看下去，有没有大的牛羊小的鸟。

他第一课就从激发儿童的兴趣入手，让学生知道这一册书有很多的儿歌，很多的故事，而儿歌和故事都有很多写动物的一些内容，主要从激发兴趣入手，也就是刚才强调的以儿童为中心。

3. 1963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这部大纲的制定是关于语文学科的目标，《文汇报》的语文教学的大讨论的基础上制定的，就是明确了语文工具性的属性。这样一种情况下，提出了课文必须是范文，入选的文章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准确的科学知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力求各方面都作为学生学习的典范。一些经过教学实践证明，效果良好的文章应该选入课本。

这部大纲对语文教科书的选文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革命思想内容，文章要具有革命思想内容，要准确的科学知识，还有语言合乎规范，能够为学生所模仿，为学生学习的典范，就便于学生的模仿。

4. 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在这部大纲里，提出了语文学科的重要特点是思想教育和语言文字训练的辩证统一。进行想教育是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现在老师们正在教学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的内容占了近11%。现在有的学校在开展思想教育的时候，往往不重视，或者说把思想教育和语言文字训练，作为两个方面来对待。再看一看1992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提出了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开展思想教育。

这个要求对于当下在使用统编教材开展思想教育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防止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老师要正确处理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语言文字训练和思想教育要统一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之中。要在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中，引导学生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体会思想感情，使学生潜移默化受到熏陶感染。学生理解了文章的思想内容，体会到思想感情，可以加深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既要防止只重视语言文字的训练，忽视思想教育，又要防止脱离语言文字的训练，架空进行思想教育。

我听说现在有的老师在语文课堂上，专门留下了几分钟的时间，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我想这样一种做法就应该避免。我们强调思想教育要体现在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中，而不是单独进行思想教育。同时要强调思想教育能够潜移默化，不是灌输的，通过语言文字的训练的过程中，让学生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体会思想感情，让学生能够潜移默化的受到熏陶感染。所以这个方面也希望老师们能够按照1992年的课程标准的要求，来用好统编语文教材。

5. 新加坡的小学华文课程标准

在新加坡小学华文课程标准课程总目标，明确提出了培养语言能力，提高人文素养和培养通用能力。在人文素养的内涵为：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与正确的价值观，认识并传承优秀的华族文化，关爱家人、关心社会、热爱国家、热爱生活、感受美、欣赏美。明确提到热爱国家，教科书编写要体现课程理念，实现课程目标，应有利于激发学生对华文和中华文化的兴趣，培养爱国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教科书编写明确提出了要培养爱国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这是充分体现了课程标准对教材编写的要求，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国旗、国歌以及新加坡的一些文化，一些特产，任何一个国家的母语教育都要传递一种特定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爱国，把爱国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教学统编教材，要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和对国家的一种认同，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从小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语文教科书选文的主流形式

教科书编写是依据课程标准，具体选择某课程的教育内容，并通过组织加工而为师生提供适宜教学材料的课程。语文学科没有直接对应的特定科学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它的知识源头是用各种语言符号创作的文章作品。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语文教科书大多是以若干课文为主体内容组织加工而成，文选型教科书是语文教科书的主流形式，包括现在老师们在使用的统编语文教科书，仍然走的是传统的文选型教科书的编排思路。

语文课程内容既丰富又复杂，语文老师总有感慨，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课程内容清清楚楚一条线，这些学科的教学大纲或者课程标准，对课程内容主要是教什么，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语文课程内容给人感觉是模模糊糊一大片，语文学科的教学大纲或者课程标准只规定了课程内容。长期以来，语文课程内容缺少国家层面的界定，没有一个可以执行的共同的标准以及科学的知识与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数学、物理、化学的课程内容已经在课程标准或者教学大纲中明确作了规定，而语文课程标准只有课程目标和要求，没有明确的课程内容。

对于大多数学科，比如说数理化来说，教科书内容源于特定科学领域或社会生活领域的知识体系，有基本事实、概念、原理、方法与规范组成的专门知识系统。它有一个知识体系，教科书的编写就是按照课程标准，从专门知识体系中选出供学生学习的事实、概念、原理、方法和规范，并基于教育价值与教学规律而进行必要的加工、组织和呈现。

知识体系已经有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选择适合学生学习的事实、概念、原理、方法和规范，发挥它的教育教学的价值。很多学科课程标准，对课程内容做出了明确的规范，必须教科书是它依据课程标准就能够把内容按照体系、按照结构进行安排。比如说小学数学，他先学加减，后学乘除，然后再学四则混合运算，它有一个规律的，它的知识体系它是一个直线的、不断的往前推进的。但是语文学科课程标准没有它的知识体系，更没有它的逻辑体系。

语文课程的内容，实际上很多老师说语文很多情况下靠学得和习得相结合，所以学得就是学习获得，习得通过生活、通过环境等等，他从生活中他学语文，他的知识体系、他的能力的发展，呈一个螺旋上升的，慢慢慢慢地是往上发展，而不是像数学，它是一个直线式的、不断地往前走的。

语文教科书内容的选择，没有直接对应的特定科学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它的知识源头是用各种语言符号创作的文章、文学作品。我们现在讲连续性文本和非连续性文本，这两种文体，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文体，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是题材的丰富、文体的多样，语文学科的内容选择是通过选文来实现。

文章和课文不一样，文章是作者创作的，但是进入课程，编入教材里通常称为课文。过去讲课本，比如说1978年叫全日制十年制小学语文课本，现在叫教科书，当然教科书和教材它的概念是有区别的，教材的概念要大于教科书，教科书我们一般意义上就是讲的是课本。文章在进入到语文教科书的时候，可以称之为课文。

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我们也可以说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选型教科书承担着语文课程内容的责任，因为现在编写语文教科书，我们有课程目标，有课程的要求，但是没有课程内容，选什么文章，怎么选，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文选型教科书在某种意义上承担着语文课程内容的责任。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现实，每一次课程改革，课程标准制定了，说课程改了，不是说用课程标准来进行教学。实际上每一次课改最后落实就落实到教科书，课堂是实现语文课程内容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依托什么？依托的是教科书，依托教科书把课程的目标、课程的内容来得以实施，这就是说语文教科书一定程度上或者某种意义上承担着语文课程内容的责任。

文选型教科书的历史发展过程

语文教科书演化为文选型教科书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1. 原始雏形

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就编过一本书叫《昭明文选》，这本书是语文教科书的原始雏形，标注着语文逐渐从经史典籍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相对独立的课程。我们讲语文学科进入到这个课堂学校设置来说，是清末从《奏定学堂章》颁布以后，来设立中国文字、中国语文学科。真正作为语文教科书的雏形是《昭明文选》。

到了宋代，真德秀编了一本《文章正宗》，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合作编的老师们非常熟悉的《古文观止》，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等等，都是文选型教科书。这是一种延续，现在的文选型教科书都是在传统语文教科书的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去发展，不断的去完善，也是对传统语文经验的一个继承和创新。

2. 单元意识

清朝末年，创办现代学校，开设国文课，前面讲的《奏定学堂章》颁布开设国文课，当时国文教科书都是文选型教科书，没有明显的单元意识，也没有课后思考题。但在选文的编排上，编写者已有意将一些内容有关联的课文排列在一起，相当于现在的人文主题。比如说上海会文学社1908年出版的《最新女子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这一套教科书一共有八册，是清末专为女子学堂编写的小学语文教科书。

这套教科书上海市上海会文学社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印行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女子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女子国文教科书》的改良版。实际上所谓改良版就是修订版，该书重在研究女孩心理，注重根据女子的日常家庭生活及学堂学习需要选编课文，这是一套文选型的教科书，以单篇课文为单元，每册有六十篇课文，第一到第六册没有编写练习。但是在第七、第八册，每课都有一个或多个针对课文内容的习问，也就是我们讲的课后思考练习题，在第七册、第八册课后已经开始安排课后思考练习题了。

3. 内容审定

1912年，我国的教科书制度由国定制改为审定制。因为清末刚开始都是政府编写，然后推广使用。到了1912年以后，教科书由国定制改为审定制以后，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就多样化了，社会对语文教科书选文的质量给予了较大的关注。

朱文叔是人教社建社以后的副总编，朱文叔在《关于小学国语读本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指出，教材和教科书的选文除了注意课程暂行标准中已有的三条规定以外还应从儿童的角度选取思想正确，可以引起同情，不残忍、残酷、刻薄，能帮助学生养成做人正当态度的文章，而且要多选取文艺化的儿童科学故事和中国故事，但要注意去除其中的封建思想，同时兼顾乡村儿童的生活经验。

这些思想对当前语文教学仍然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民国时期，我们的前辈都明确提出了这些不适合儿童的内容一定要剔除。即使是儿童科学故事和中国故事，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仍然要剔除掉，再让孩子们进入到课堂，进入到学生阅读的范围。

老师们在引导学生开展课外阅读的时候，尤其要注意选编内容的正确的价值导向，不能有知识性错误，不能有科学隐性错误，更不能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些内容我们要加强政治的敏感性，该剔除的剔除，该回避的要回避，要把好科学观、知识观和政治观。

叶圣陶先生的课文选取标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绘画的《开明国语课本》，是当时编写的较好的语文教科书之一。该书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白话文编写。初小有单元练习，当时这套书分初小和高小，初小是一到四年级，高小是五到六年级，初小有单元练习，但单元构成是零散的，不成系统。

高小每数课构成一个单元，篇章之间显现出很大的关联性和衔接性，课文篇幅随着儿童年级的增长而逐渐增加，符合儿童学习循序渐进的特点。就是强调语文教材编写的阶段性、发展性、层次性，每一个内容之间要强调它的关联、它的衔接，还有它的发展。现在的统编教材，也是集成了叶老的一些语文教育思想。

《开明国语课本》第一课是先生早，小朋友早。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语文教科书基本上还是由课文、语文、读写训练点、思考练习题三部分组成。

特点是以课文为教科书主体，读写训练点作为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按照读写训练点组织课文。编排一定数量的思考练习题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完成读写训练点。

二十世纪初，我国首个出版社编写出版，经教育部审查通过的义务教育小学语文实验教科书，依然是单元主体的文选型教科书。选文在语文教科书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动摇，文选型教科书成为我国义务教育教科书的主流形态。统编语文教科书在编写体例上、在教科书的呈现方式上有了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我们试图打破文选型教科书单一的编排方式。

统编语文教科书不仅仅有人文主题下的单元组成，还有阅读策略单元，还把写作和阅读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三年级开始，每一册都有一个专门的习作单元，而这个单元以培养习作能力为主线，来组织单元的各个栏目的内容，包括选材，写作单元的课文和阅读单元的课文，它们的功能是有差异的。

写作单元的课文主要的功能就是学习作家在运用语言的特色，学习课文的一些表达的方法，而把理解课文内容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试图打破传统的文选型教科书作为一个主要的形态，也希望突破这样一个瓶颈，长期以来，小学语文以阅读教学为中心，打破这样一个以阅读教学为中心的一个瓶颈，强调的是阅读和表达并重这么样一个课程设计理念。

叶圣陶先生曾在《课文的选编——致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一文中指出：“编辑工作约为四事，选文，作注，撰短文，出题目是也。”从叶老的观点来看，把选文放在语文教科书编写的首要位置，这句话也表明了选文是语文教科书编写的基础性工作，是语文内容选择的独特的形式，编教材首要的工作，也是最难做的工作，就是选文。一个套教科书的质量如何，首先就看选文的质量，一套好的教科书有没有特色，首先看教科书选文你有没有特色。所以把选文放在语文教科书编写的首要的位置，作为一个基础性工作来做，叶老在很多年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关于课文的选取，叶圣陶先生还认为，“绝不宜问其文出自何人，流行何若，而唯以文质兼美为准。”不管你什么作家，谁写的作品，不管你是畅销书也好，发行量有多大也好，这些都不是选文的标准。选文的标准就是强调的是文质兼美。在叶老提出文质兼美观以后，后来颁布的《中小学教学大纲》就进一步阐述了叶圣陶先生的文质兼美的语文教育思想。所谓文质兼美，简要的说就是文字要好，思想内容要好，也就是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语言表达形式要易于学生模仿，也就是叶老所说的“文从字顺，可资讽诵，宜必当之无愧。”“文从字顺”是叶老提出的对语言文字一个重要的标准。

事实上，对符合文质兼美的文章或文学作品的判断，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因为包括编写教材，同样一篇文章，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于小学低龄段选文来说，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如难易度、文章的长短、常用字的识写，一般专业作家的作品文章多数是不符合选文要求的。

一个是受教科书容量所限，另外孩子的阅读水平有限，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们要把识字、写字、写词、学句作为低年段的一个重要的训练目标。所以一般的专业作家的作品和文章，多数情况下是不符合选文要求的，往往需要教科书编者根据单元的主题内容，根据常用字识写的需要执笔创作或者改编作家的作品，以适合语文学习的需要。

所以有时候低年级的一些儿歌、一些短文，我们编者来尝试着来改写，或者进行创作，所以统编教材有的文章说“本文是自编课文”，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低年段一些课文的选编。

我们很难要求作家专门为语文教科书创作作品，事实上也没有哪位作家专门为语文教科书创作作品，作家他自己创作并不是为语文教科书创作的，写文章文学作品的创作，都以读者为中心，很少从学生学习语文的角度思考问题，遣词造句、运用语言，文章、文学作品一旦进入了教科书，往往超越了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创作目的。

无论你文章是怎么写的，作品是怎么创作的，进入教科书以后，往往超越了作者的一些写作的动机和创作的目的，阅读的主体发生了变化，阅读主体是小学生，文章的功能、价值也随之改变。原来作家创作的作品是为读者服务的，或者是表达自己一个主观的感情需要，但是进入教材以后，主体发生了变化了，这篇文章产生的功能价值也发生了改变。

特别是同样一篇文章，在不同的版本里面，不同的教材里面，它的教学目标是不一样。叶老说过，教材、课文、文章无非是例子，我们凭借这个例子来实现语文学习的目标，所以它的功能价值在不同的教材、不同的单元里面，会发生变化。比如说老师们非常熟悉的《将相和》是个传统的篇目，到了统编教材里面，五年级上册编排在阅读要有一定的速度，随着单元的不同，编排方式的不一样，它的教学价值也随之改变。这就是叶老说的，课文无非是例子。

“文革”以后，在邓小平亲自主导下，人教社的教科书研究编写和出版工作得到了恢复，因为“文革”时人教社解散了，人教社的很多编辑都在安徽凤阳农场参加生产劳动，还有一部分分散到各地的单位、大学教书。在邓小平亲自的关怀下，人教社恢复，当时叶老非常关心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听老人说，叶老在选编文章有一个标准，他一般不看编辑选来的文章，他要求编辑确定好选编的文章以后，读给他听，叶老认为这篇文章不值得选入教材的时候，他就摆摆手说这篇文章就不要再读了，他采用听读的方式来评价这一篇文章是不是能进入小学语文教材。

当时人教社小语室，约请了很多作家为教科书的课文进行创作，比如说冰心、管桦、陈伯吹、陈建功、浩然、贺宜、唐弢、郑文光等等，同时也向社会广泛征稿，专门为小学语文课本撰写作品。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征稿活动或者约稿活动，后来证明让作家专门为小学语文教科书撰写作品的效果并不理想，他们当时写了很多的作品，包括从社会各界征得来的很多的文章，基本上都没有选入语文教科书。

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编制语文教科书，仅依据语言文字规律选文是不够的，叶老说了文质兼美，语言文字要好，要文从字顺，还要思想好，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还要认真考虑，基于何种价值立场和价值尺度。语言文字规律，作为语文学科的本体，学语文和其他学科最重要的区别，我们学祖国的语言文字是语文学科的本体，是内在的因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潮等可以看作是影响与制约语文教科书编制的外部因素。

语文教科书的选文远比想象的复杂，选什么样的文章进入教科书，远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如主流的意识形态，经济的发展水平、教育政策，教育政策包括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科书的管理制度。教材进入到课堂上，首先要依据课程标准编写，其次还要经过国家官方审定通过才能进入，所以审定制是教科书的重要管理制度之一。

文化传统与变迁、教育思潮也会产生影响。我们前面讲的吴研因的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观，实际上还受到了杜威的儿童中心观的思想，儿童本位主义的影响。编写者的课程观会起作用，这是语文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独具的因素，编写者会考虑文章语言文字的特点，文章和文学作品的教学价值，一篇文章、文学作品选到教科书作为课文，它的功能价值发生了改变。选文要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有没有教学价值，对儿童来说有没有学习价值。

另外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儿童学习语文的规律。语文教材的编写，要在意识形态、语文学科自身的规律、儿童的发展性、儿童性这三个方面，找一个临界点，取得平衡。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都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什么是语文教育？是语言文字和语言文章的教育，还是在此基础上同时兼顾文学的教育？我个人认为，小学阶段是语言文字文章的教育，而不是文学的教育，只能说文学的启蒙教育。我不赞成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但是我们要有文体意识，某一时期倡导的教育理念或者教科书编者，尤其是主编持有的理念，对选文的方向影响程度如何？比如说课程改革，当时很多老师说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每一堂课包括教材的编写体系，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以人文主题组织单元内容。那么对选文的影响程度如何？在没有选文标准的情况下，哪些是影响选文的决定性因素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研究清楚。很多问题特别是选文标准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还需要理论界共同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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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人民教育出版社（ID：pep-we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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