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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新闻｜全国642座城市将实现“零门槛落户”，对江苏影响几何？
4月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文件覆盖了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等多个方面。
其中，《重点任务》明确，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实行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并面向农业转移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提升人口技能素质。
然而，对“进化”和“更新”中的城市而言，“吸纳人口”虽然旨在解决发展中“由谁参与”和“谁来受惠”的问题，但仅靠一门心思“打江山”，却仍然是在“单向度”上“跑马拉松”式的思维。
正如织布需凭两根以上的线，经反复交叉形成细密结实的网眼一样，城市发展坐标系中，也不能只靠“人口总数”这一项指标“蹭蹭”上扬“打天下”。现实中，实际更加期待的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净增人口”不断攀升。
换言之，赋能城市，要在张开双臂“引人”的同时承载各类资源要素落地，以期实现“留人”，这才是“笑到最后”的关键。
那么，“战歌”已响，作为国内城镇化率最高地区之一的江苏，在此轮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政策落地的过程中，具备“笑傲江湖”的实力吗？“城市织布机”未来又该如何将人“缝”进地区的发展中？
壹
江苏：分解今年国内《重点任务》的“重要地带”
回到国家发改委这份文件。究竟是怎样一份文件，一石激起千层浪？
4月14日，本周三。伴随各家媒体纷纷将镜头转向文件，早在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便已印发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从“幕后”走向“前台”。
文件“开门见山”地划定了“有序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的范畴，指出：
各类城市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合理确定落户条件，坚持存量优先原则，推动进城就业生活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城的人口等重点人群便捷落户。
在此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实行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全面取消”政令一出，舆论震动。因为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测算，它带来的影响，是今年全国将有“642座城市”全部实现“零门槛落户”。
熟悉近两年国家有关“新型城镇化建设政策”的读者，或许对这张图表还有印象：
这是2019年4月，1号君在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重点建设任务》后，针对江苏情况进行的一次“摸底”。需要指出，“城镇人口”并不完全等同于“城区人口”，因此相关数据谨作参考。
但值得一提的是，彼时我们曾抛出“面对即将涌来的人口落户潮，大城市准备好了吗”的提问。两年之后，当“抢人大战”成为“城市战争”白热化的“导火索”时，我们依旧再次发问。
只不过这一次，竞争者众。
《21世纪》测算出今年将实现“零门槛落户”的“642城”，在国内城市版图中占据怎样的“篇幅”？
同样以该媒体报道中提到的2019年全国城市总量 “672城”看，占比95.54%。
意味着除超大、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外，其余城市今年将全面放开落户限制。
这是户籍改革不断深化背景下，政策触角从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陆续取消”落户限制，延伸至2019年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再到去年“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最终行至今年，明确要求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的结果。
虽然“参与竞争”的城市更多，但政策加码下，城市人口流动的分化却日趋明显。
两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
其一，各省区符合此轮条件的城市数量；其二，人口占比。
首先作个特别声明。鉴于数据可比性原则，援引今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对“发布县及县以上城镇常住人口数据，研究建立各城市城区常住人口数据统计发布机制”的要求，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一种基于现有报道的“合理理解”：
“642城”，应是“假定符合新兴城镇化工作标准”的重要“参考数据”。
因为包括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在内，目前以统计系统为口径得出的城市常住人口，尚未细分至城区板块，故暂时无法汇总国内各市城区常住人口数据；而以住建部为口径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各市“城区人口”又未必是“常住人口”。
在此前提下，为方便观测且可比，我们选取作为《21世纪经济报道》“642城”出处的住建部《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为数据来源。
假定2020年12月31日见网的最新一期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城区人口数据“无限接近”国家发改委文件中对“常住人口”的要求，并在此维度下进行分析。
就数据不难看出，不仅江苏各市城区人口在国内的占比额达到6.88%（2019年全国城区人口总计43503.66万人），而且含四大直辖市在内，城区人口总量位于江苏之上的省、市、区（除港澳台外）仅有“两东”：
广东，4251.87万人；山东，3284.90万人。
而从本轮“落户任务”的开展强度看，以2019年数据为基础，在江苏2994.99万城区人口中，近两年新增符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零门槛落户”要求的城市，便足有34座——换言之除省会南京外，尽数涵盖。意味着今年全面“落实”政策，彻底放开城市落户门槛的“辐射面”，将波及2360.15万江苏省内城区“原住民”。
这一数字若是放在国内各省、市、区中（除港澳台外），依然跻身“前五”：
广东第一、山东第二、江苏第三、上海第四（2019年城区人口2428.14万人），江苏除南京以外的省内城区人口（2360.15万人）——第五。
而再接下来名列第六位的，才是在今年《重点任务》中被“点名”的“成都都市圈”中心城市所在省：四川，其2019年省内城区人口2214.03万人（含成都）。
从城市群、都市圈或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版图看，分解今年任务的“承压带”也十分明显：2019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城区人口（8421.79万人），“包下”了全国19.36%的席位。同期，不论“珠三角9市”抑或“粤港澳大湾区”，域内城区人口较长三角三省一市而言，均显略低。而在长三角“三省一市”内，江苏一省占比便达35.56%，领跑四地。
由此可见，虽然中西部地区参与城市的数量更多，但由于人口分布，决定今年国家推动“落户政策彻底放开”和“新兴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实效的重点，仍在东部。东部地区中，户籍制度改革的“承压带”又主要落在长三角三省一市，而长三角的“任务重心”，则是江苏。
事实上，“降低落户门槛”牵连出的一系列繁巨任务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大张旗鼓降低“门槛”之后“人会来”吗——才是敲击“城市颜面”更为直接的“灵魂拷问”。
对此，不妨先排除四大直辖市，然后从两个市场化指标中粗略管窥：
一是与地区购买力有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构筑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频频被提及的背景下，它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高下和市场业态繁荣度；另一个，则是与落户成本直接关联的房价。
综合看，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湖北、河南、四川等地，都是相较而言更富潜力的人口落户吸引地。
其中，苏、浙、粤又是落实今年国家发改委落户政策的主要“承压地”，这使江苏一时间置身“户籍制度改革高投入”与“抢人大战强吸附”的交界处——短期推行改革的压力与长远人口增加的红利兼备。
贰
“留人要素1”：“落脚”之侧，务要深刻变革租住结构
人来了，要有房能住。
正如国家发改委《重点任务》的文件名称，推动“新型城镇化”是和“城乡融合发展”放在一起说的，意味着推动落户彻底放开、促进人口流动，是在城乡关系加快转变的大背景下提出的。
还是那句话，增加人口绝不是在“单向度”上“跑马拉松”。
今年《重点任务》指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并同时提出多项与住房供给有关的要求：
城市落户政策要对租购房者同等对待，允许租房常住人口在公共户口落户。城市要整体谋划、周密设计，统筹做好放开放宽落户、人才引进和房地产调控工作。推动具备条件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内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累计互认。（公安部、发展改革委等负责）
着力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稳定地价、房价和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有效盘活存量住房资源，有力有序扩大租赁住房供给，完善长租房政策，合理调控租金水平。以人口流入多、房价高的城市为重点，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农业转移人口、新就业大学生等新市民住房问题。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支持将非住宅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负责）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老城区推进以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城中村等“三区一村”改造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更新行动。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2021年新开工改造5.3万个，有条件的可同步开展建筑节能改造。在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等经济发展优势地区，探索老旧厂区和大型老旧街区改造。因地制宜将一批城中村改造为城市社区或其他空间。（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等负责）
与此同时，对于“放开落户”带来的一系列发展成本增加的问题，《重点任务》提出，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健全城市群多层次协调机制和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提高一体化发展水平。（发展改革委等负责）
对于上述指向住房供给的制度安排，事实上早在3月初的一场发布会上，便有所“吹风”。
3月8日，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领导表示，住房方面，“今年要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缓解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
发布会同时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和强大国内市场的源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处在60%—70%之间，这个阶段还是较快发展的中后期，也是全面转型的关键期，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1号君注意到，就在一周前，南京已有“动作”。在该市公布今年首批集中出让宅地的同时，还发布了计划于今年7月、10月集中出让的另外两批次地块的明细，共计79幅，商品住宅用地面积394公顷。
此外，之前公开的南京市2021年租赁住房用地供应计划也明确，2021年南京全市租赁住房用地供应面积目标为87公顷，其中：集中建设租赁住宅用地面积49公顷，配套建设租赁住宅用地面积38公顷，能够提供租赁住房205万平方米，约3.6万套。
住房，作为能否“留人”的关键，如今已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根据住建部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处在今年落实“零门槛落户”任务重心、与未来可能要承接更多人口留入的江苏，2019年全省城市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面积”为1310.64平方公里。
放在全国，这是个什么“段位”呢？
从占比看，2019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面积”18102.07 平方公里，江苏占7.24%。
从各省市区排名看，除四大直辖市及港澳台外，江苏身居第三。前两位分别是：广东（1860.67平方公里）和山东（1521.82平方公里）。
可喜的是，7.24%“跑赢”了当年江苏各市城区人口在国内的占比——前文提到，当年江苏各市城区人口在国内的占比额达到6.88%。
但作为今年分解“落户任务”的重点地区、承接“引人和留人”作用的关键地区，以及“新兴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实效的核心地区，江苏毕竟人多地少。与此同时，省内人口分布不均、各地经济体量不一，也带来新增人口落户短期内或将“冷热不均”的局面。
这在给租住供给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无形中增加了房价上涨的动力。
房价上涨，尤其是过快上涨，显然不利于城市在自身的“进化”和“更新”中争夺外来人口资源。
为了营造更加公平的居住环境，在“抢人”后成功“留人”，部分城市已出台配套政策填补市场“漏洞”。
“杭”“穗”二城便是如此。
值得留意的是，根据《杭州日报》消息，今年4月9日起杭州人才购房政策再收紧，剑指钻人才政策空子投资炒房的行为。有媒体指出，这是自去年4月杭州推行人才优先摇号政策之后，杭州第三次对人才购房政策升级调整，而在此期间，杭州楼市一路“高歌猛进”。
在此之前的4月2日，广州“广六条”的出台也与抑制投资炒房行为相关，直指收紧人才购房政策。
以“房”为圆心，填补漏洞、营造公平环境的同时，“同权化”被再次提及。
今年与去年印发的《重点任务》有一处鲜明不同，便与此相关——文件中尤其强调了“租购同权”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
文件开篇第一部分便指出，“城市落户政策要对租购房者同等对待，允许租房常住人口在公共户口落户”。
更为人性化的强调背后，国内“租购同权”大幕拉开实际已有6年：
根据“贝壳研究院”今年的最新统计调查显示，2015年1月，住建部《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租购并举”，同年，国家颁布《居住证暂行条例》。
此后的2019 年，国家卫健委发布《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2020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
地方层面，就在今年 2 月 1 日，深圳市住建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住房租赁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2 月 9 日，南京市政府办公厅出台《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均将目光盯向“租购同权”下的城市生态改善。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旨在深刻变革国内租住市场结构的“租购同权”，主要涉及领域就是“落户”和“教育”。而两者无论是谁，都对城市“引人”“留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借用“贝壳研究院”公开发布的两幅统计汇总，我们可以总体一览“北京、上海及 （国内）12 个租赁试点城市租购落户差距”，以及这些城市“租购子女入学的差距”。
同样援引“贝壳研究院”的观点总结：
综合来看，14个“试点城市”中，上海和成都租购同权程度最高，其次为郑州、沈阳和南京。
正如这份统计调查报告指出的，“租购同权”突破的重点是优化公共资源分配方式，尤其在落户及子女教育方面逐步减少“租购差异化”，未来，租购同权将成为国内各地吸引人才的发力点。
不止于此，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研究，从流动人口对城市定居的接受度出发，与租房、住房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流动人口居民化的保障包括公共服务融合”指标，以及“经济融合”指标——仅此两项，就在所有指标项中占据高达70%的权重。
此外，才是城市流动人口的“政治融合”（15%）和“心理文化融合”（15%）。
可见，确保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尤其是住房权益，已成为让大家“留下来”的关键。
这方面，从南京到江苏，既有作为试点、先发制人的优势，但就上述行业机构的综合排名来看，亦有较大的“成长空间”和“推广空间”。
叁
“留人要素2”：今年国内吸纳新增就业第一大省，江苏
住房之外是就业，直接关联收入、影响人口“去留”的另一重要因子。
4月17日，周六，是江苏省属事业单位和南京事业单位招聘笔试考试的日子。这次，江苏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766人，南京市407家事业单位招787人。
最终报名数据显示，报名人数最多的岗位为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行政执法4”岗位，报名人数多达2989人，该岗位招聘8人，竞争比373:1。南京图书馆“读者服务4”岗位招两人，报名人超926人，竞争比463:1。
每年，每逢事业单位考试，还是公务员招考，总会引来人民的关注。
今年1月底，人社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2020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的数据：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超额完成了之前设定的900万人的目标任务。
哪些省份新增就业最多？
翻开2021年各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一系列数据展现了国内各市去年一年的人口就业情况。
具体来看，在2020年，广东、江苏和山东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排名全国前三位。
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去年全省新增城镇就业132.8万人，占全国11.2%。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34万人，调查失业率全年平均为5.45%。山东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2.7万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超过百万的还有浙江和河南。
哪些省份将成为2021年吸纳新增就业的大省？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细微之处”可一窥端倪。
1号君统计发现，在新兴城镇化建设提速、争夺人口资源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各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将就业情况摆在了突出位置，且大部分省份已明确了2021年城镇新增就业的目标。
其中，江苏、广东、山东和河南在2021年城镇新增就业的目标均超过百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就业大省。
促使这些省份将今年度“新增就业人数”提高至“百万级别”以上的雄心，源于哪里？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曾对媒体表示，人口流动有客观规律，就业人口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仍然是一个大趋势，因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较差，吸纳就业能力也较低，因此一些地方比如东北出现人才外流，但一些城市比如杭州、深圳吸引“新鲜血液”的能力就更好，持续有人才流入。
要新增120万个就业岗位，有多难？
事实上，120万这一新增就业目标数量对江苏来说，是一个虽有压力，但压力并非很大的目标。近几年来，江苏每年的新增就业数量都过了百万。
根据江苏历年统计公报数据，1号君注意到，2016-2020年，江苏新增就业人数即便最少的年份（2020年），人数也超过120万，达132.8万人。而最多的2018年，增量甚至超过150万，达到153万人。
在每年百万的新增就业人口面前，江苏历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依然能保持在3%左右。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了解决就业，江苏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努力。去年以来，即便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江苏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稳就业工作，坚持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扩围、提标、保生活并重，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呈现“一稳三快”的良好态势。
即便这样，今年的就业形势还是不能小觑。据统计，2021年江苏应届毕业生预计将超过6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在毕业生总量压力、全球疫情持续、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显这三大因素的影响下，江苏省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胡建平表示。
此外，对于城市“零门槛时代”到来后，“吸引人来”和“留住人口”而言，还有一大利好信息近两周正不断释放：
“南京都市圈”的建设规划“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细节描绘出一幅美好蓝图，成为刺激劳动力市场趁势勃发的关键。
其中，“加快建设（南京都市圈）统一市场”之下，“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与“建立人才共同招引和柔性使用机制”，成为劳动力市场扩容的“启动点”。
这一思路既带来不少发展信心，与国家发改委今年《重点任务》中提出的“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载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等要求“不谋而合”，在“落户门槛”大幅降低的背景下也提出新的时代命题：
早在2018年便拥有超过8000万常住人口的江苏，和2019年末拥有约3500万常住人口的“南京都市圈”域内城市，未来将如何在有限土地上“上天入地”增岗位，而且是增加有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肆
“留人要素3”：未来城中的“小桥流水”，哪里寻
“城市棋盘”上，人口是推动发展的资源，是城市提升未来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却也是有思想、有情感、极为特殊、需倍加呵护的一类资源。
我们在本文开篇便说到，现实中，城市“进化”与“更新”更加期待的，实际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净增人口”不断攀升。
什么是“净增人口”？
净增人口，乃“人口自然增长数”和“人口迁移增长数”之和。
这也就引出与城市“留人”休戚相关的“心理文化认同/融入”的问题：
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直接关系到“人口迁移增长数”的变化，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社会形态，“无微不至”地影响着地区“人口自然增长数”的走势——直白说，将作用到城市人口的出生率上。
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的“教训”已十分鲜明，我们自身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领会”。
因此，将人口作为当今社会发展阶段“争夺和储备的重要资源”，虽然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关系加快重塑过程中的必由之路，但绝不能回到卓别林《摩登时代》里演绎的那种“工业文明”早期生态。
这也是城市若想“留人”，所需防范的：
“让置身于大城市的焦虑感，处于可控范围”。
“996”“007”等新词不断涌现的今天，白天的工作压力，让年轻人无比珍惜夜晚的“温情”。“每当夜晚降临，一切看似无聊的事情都会变得有趣。”曾有网络媒体这样描述当代几乎每个熬夜青年的真实写照。
毕竟，新增人口，不单是“提高产值的符号”和“增加GDP的机器”。从一座城市到一个世界级规模的城市群“现代化”，一定在伴随经济社会科技民生等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不断追求人的“现代化”。
这其中，包含着文化和生活理念的更新，蕴含了人对美好生活追求层次的提升。
从近年来国内用工市场“工作时长”的调研反馈中，可管窥一二。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曾建议对“996工作制”进行监管。他表示，当前我国“996”问题处于企业失控、监管失序、工会失灵的状态，鲜少见到“996”企业得到处罚，劳动监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劳动者维权困难。延长法定工作时间的制度现象应当引起重视和关注，建议对“996”工作制进行监管。
在大城市生活，除了工作外，结婚成为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813.1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后，再次跌破900万大关。这也是2003年以来的新低，仅为最高峰2013年的60%。
从离婚人数的数据上看，位居榜首的河南有超过27万对离婚，而江苏仅以“23.4万对”高居第三。与此同时，1号君通过梳理江苏各地民政局的数据，同样发现，近年来，城市结婚人数有下降的趋势。
单靠“引入外来活水”而“自身造血功能”却逐步退化，并非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意。不仅不应如此，相关问题眼下更需引起作为今年落实《重点任务》关键省份的江苏足够重视。
此外，在高强度的社会竞争压力下，除了传统困扰，“新的焦虑”也不断产生。
生理异化，就是一个显性结果。
“脱发脱到只剩三千根，才体会到什么是三千烦恼丝”如今防脱护发，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据丁香园&健康报社《2020国民健康洞察报告》显示，国民健康TOP10中，脱发问题占比例27%。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约2亿中国人受脱发问题困扰，平均每6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脱发。与父辈相比，如今年轻人脱发的平均年龄提早了15至20年。
“小桥流水人家”，曾是人们对“鱼米之乡”的评价。
在今天，当我们需按“人均GDP”和“亩均GDP”衡量发展含金量的同时，如何在繁忙都市中再寻“小桥流水”，让人口发展的“身心状态”调整至“可持续”的频率？这考验着一座城市、一个省份与一方地区的综合实力。
当然，做到本文提到的上述这些，也未必就能“行”：我们尚且未对“新移民”和“原住民”的社会关系进行梳理，便已形成逾9000字的文章。可见，打开城市“进化”和“更新”之门，实属系统性、全局性工程。
“零门槛落户”只是第一步，走好“第一步”，并不意味着“满盘皆胜”。但“这一步”，确是今年江苏需尤其重视的一步，特别是放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将要公布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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