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国际东方散文奖】山东 张庆梅 ‖树叶落在树底下
树叶落在树底下
文/张庆梅
我是在一个早春的上午决定写这篇文字的。
那天上午我无所事事，站在五楼的阳台上,看远处小区门外的马路上，汽车如游龙般穿梭着。那些车跑得可真快，唰一辆过去了，唰又一辆过去了。
早春的阳光已摆脱了冬日的凛冽，变得慈祥了很多，就像一位继母极力做出和蔼的样子，虽然那笑还有点假，但毕竟不像从前那么狰狞了。
楼下的绿化树是一种叫做白腊的植物，这是一种非常本分的树，它尽职尽责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春天发芽夏天碧绿秋天金黄冬天落叶。此时，它听从了季节之神地召唤，正中规中矩地吐出新绿。那新绿可真好看，鹅黄色，嫩得像婴儿的眼睛，汪着一层水儿。我几乎被那抹嫩绿感动了。回想几天之前的树枝，还是光秃秃的，一点生命的迹象也没有呢。
“树叶落在树底下。”耳边仿佛响起母亲的自言自语声。可不是吗？树叶总有鲜嫩的时候，也总有凋落的时候。
“树叶落在树底下”。我在心里也默念这句话时，一缕阳光恰巧落在一片树叶上，我脑袋里忽然有一道光闪了一下，那道光又顺流而下击中我的心脏，砰地一声，几乎将我捶了个趔趄。在那道光里，我看见母亲正蹒跚着走来。
就在那个时刻，我决定写点什么，来纪念已经去世十年的母亲。
大脚
“哎呀，疼死俺了，疼死俺了……”很多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春，只有八岁的我母亲，抱着双脚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绝望地望着蔚蓝的天空哀嚎着。天空中有一只麻雀侧身飞过，那轻盈的身影，简直是在对她无情地嘲笑。
她的母亲，就是我的姥娘，躲在屋里一声不吭。
那天早上，我姥娘把我母亲捉到怀里，拿出两根长长的布条，脱下她的袜子，把她的脚趾使劲窝向脚掌心，然后用布条将它们紧紧捆住，再用针线细细密密地缝起来，全然不顾她唯一的女儿杀猪般地嚎叫声。
我猜想，我姥娘当时肯定是心疼的，自己的亲生骨肉啊，但她必须不动声色。不裹脚将来怎么嫁得出去？我还不是为你好？！她必定是这样想的也必定是这样说的。天下的母亲都这样自以为是地为儿女做打算。于是我姥娘收拾起针线，迈着一双四寸金莲，摇摇摆摆地回屋去了，留下我母亲一个人坐在那里撕心裂肺地哭。她的脚疼得火烧火燎，她觉得她的脚趾头已经断了。
这时候她的养父从南屋里走出来，扎煞着一双手，心疼至极地望着我母亲。我母亲越发大哭起来：“三爹，救救我救救我！我快疼死了！”
“妮儿，忍忍，忍忍，忍忍就不疼了。”养父哄她。
“俺不信！越来越疼了！”我母亲大哭着。
“妮儿，快别哭了，三爹给你买糖吃去行吧？”
“这就去这就去！”我母亲哭喊着。
我三姥爷于是站在我姥娘门外喊：“嫂子，妮儿疼得这么厉害，我抱她出去买块糖吃，哄哄她吧？”
我姥娘大概觉得这也是个不错的办法，就在门里答应了一声，我三姥爷就赶紧抱起他的养女走出大门去了。
出了大门，我母亲就开始央告她的养父，让把裹脚布拆了，三姥爷也不敢私自做主，回去找三姥娘商量，三姥娘是个痛快人，三下五除二就把裹脚布给剪了。
我母亲生前每每讲起这一段，都会这样说：“亲妈给缠上，养妈给剪了。”这么折腾了几回儿，亲妈也烦了，就说“随便吧，嫁不出去拉倒！”于是她自由了，只是有两根脚趾已经被折断，终究还是落了一点残疾。
我母亲的脚趾虽落了残疾，但脚板儿却反抗似的疯长起来，一直长到要穿三十九号的鞋，到老年时，甚至要四十号的鞋才能装下她的一双大脚。我母亲一辈子都没穿过皮鞋，因为硬硬的皮革无法容纳她因被折断而拱起的脚趾。这让有心孝敬她的我们姐妹几个，很是为难。
蛇
我曾经几次问我母亲，是生母对她好还是养母对她好。我母亲总要望着眼前的空气迟疑一阵，仿佛要将她早已去世的两位母亲，都请到面前来坐好了比较比较，然后才下决心似地说：“还是养母对我好些。”
我姥娘家也曾经是城南刘家庄的大户人家，这一点从祖上留下来的，前后三进的四合院就能看出些端倪。
我母亲说，她们刘家发家是因为一位老祖母和一条蛇。
传说，不知几世以前，刘家出了一位宅心仁厚积德行善的老祖母，老祖母的粮囤就像一个聚宝盆，总能源源不断地出产粮食，从未空过。刘家从此家道殷实，子孙们也开始置办产业读书明理。
老祖母临终时警告后人，她死后不许偷看粮囤。偏有那不肖子孙不肯遵守祖训，发现了老祖母粮囤里卧着的一条红花大蛇。那大蛇被惊动后不久就消失了，刘家从此也家道中落。
蛇这种动物，在北方并不多见，又由于它无脚却又行动迅速的特点，被赋予了许多神秘色彩。比如老祖母的这条蛇。
而我小时候亲身经历的一件与蛇有关的事，至今也没想明白。那年我有十几岁吧，秋天里，跟着二哥去山后一处有水源的坡地收芝麻。芝麻粒是长在芝麻夹里的，芝麻夹是长在芝麻秸上的，我们的任务是将地里已经被放倒的芝麻秸扛回家去，以便把芝麻粒从芝麻夹里收出来。那是一个秋天的午后，我扛着一捆芝麻秸走在青草正泛黄的山间小路上。路过一个小石洞的时候，无意间往里一看，我的妈呀，一团筷子粗细的灰褐色小蛇正缠绕在一起，互相纠缠着蠕动着，我感觉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头顶的头发也飞扬起来，扔下芝麻秸撒腿就跑。二哥见我面无人色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忙问怎么了，我结结巴巴地叙述一遍，他连忙跟着我去找那小山洞，可哪里还有蛇的影子？风在吹它的叶子，草在结它的种子，阳光依然懒洋洋的，一捆芝麻秸静静地躺在杂草间，满脸的无辜。岁月静好。二哥回头笑说：“是你眼花了吧？”然而我知道我没有，但我无法解释原因。一名十几岁的少女，她的眼睛不会花，她也没有撒谎。然而十几分钟前还乱做一团的小蛇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一点痕迹都没有留，这是迄今为止我遇到的最灵异的一件事。
再回到刘家的蛇。老祖母的蛇也是凭空消失了，也没有人知道它去了哪里。不知过了几世之后，一个三伏天的夜晚，我母亲的亲生父亲，因为嫌弃屋里太热，就躺在有过堂风的大门洞下睡觉。半夜醒来，发现胸口盘着一条红花大蛇，他一惊坐起，大蛇不见了。我姥爷从此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刘家门里会说话的人说，是老祖母见他品性好，把他叫走伺候自己去了。我母亲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她父亲是被一条蛇吓死的。
三姥爷和我姥爷是叔伯兄弟，就是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他们拥有同一个爷爷。两家人一起住在刘家大院的第三进院子里，我姥爷住北屋，三姥爷住南屋。
住在第二进院子里的大姥爷二姥爷家人丁兴旺，三姥爷家却颗粒无收。北屋里的我姥爷先是生了我母亲，后面又生了两个儿子。三姥爷便跟我姥爷商量说，“二哥，你有三个孩子了，把妮子给我吧。”我姥爷心想，反正都在一个院子里住着，老三两口子人又不错，送就送吧。于是我母亲就去了南屋，成了我三姥爷的养女。
谁料想，我母亲的两个弟弟相继夭亡，我姥娘又再无生养，我母亲就变成了我姥爷和三姥爷两房里唯一的孩子，两家人争相疼爱她。而她的养父母因为我母亲不是亲生的，疼爱里又多了几分客情和迁就，这就是让我母亲觉得，养父母对她更好些的原因了。
老屋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每到过年跟着母亲回娘家走亲戚，我母亲总是去看望他养父的二哥，我的二姥爷，并在那一房的加武家里吃饭喝酒。而对在伦理关系上更近一些的加富舅舅很敷衍，直至最后彻底闹崩互不往来。
我亲姥娘去世时，我母亲并不在场。等她着急忙慌地赶回娘家，加富舅舅拿出了姥娘的房契，并说是他婶子（我亲姥娘）亲手交给他的。如果这是真的，就等于是我姥娘过继加富舅舅做了儿子，并由他继承财产养老送终。
我母亲并不认可，她说那房契是加富舅舅偷走的。因为她母亲生前从来没有跟她提过要过继加富舅舅的事。并且，加富舅舅游手好闲，姥娘即便有心要过继儿子，也不会选他。然而姥娘去世时，并没有其他人在场，母亲心里再怎么怀疑，也无法改变房契在加富舅舅手里的现实。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那是上好的五间大瓦房。门前有台阶拾级而上，房间门窗高大，房内是笔直的松木檩条和房梁。看得出，当年盖着房子的人是很有经济实力的。
印象里，加富舅舅高高的个子，长得一表人才。加富舅母却是一个病秧子。我的记忆里，她总是躺在东里间的床上，脸色蜡黄，不住地咳嗽。每当我和我母亲去看她，她都挣扎着坐起来，靠在枕头上说话，喘气的声音像风箱一样响。没过几年，加富舅母就去世了。
我母亲说，我姥娘也是躺在那个位置的床上去世的。当年，床边放着一个床头柜，房契就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她总是怀疑加富舅舅在姥娘弥留之际偷走了房契。
在我亲姥爷和姥娘去世后，跟母亲血缘关系和伦理关系最近的，应该就是加富舅舅。从血缘上讲，加富舅舅是我母亲的亲大爷的孩子，从伦理上讲，加富舅舅是我姥娘过继的儿子。然而，我母亲却从心眼里不喜欢他，终于在关于大表姐的婚姻问题上，两人彻底闹翻，直到老死，都没有再往来。
那一年刘家庄拆迁，坟地也要搬迁。继承了我姥娘家产的加富舅舅的儿子们，早已将我姥娘姥爷的坟地忘得一干二净，还是加武舅舅的孩子们，把他们的坟墓一起迁到了东山上。而那五间大瓦房，拆迁后换了楼房，随着老一辈人的离世，再也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了。
念书
前面说过，老刘家因为老祖母的缘故发了家，子孙们仓廪足之后便开始求功名。这一点，住在一进院子里的大房独占鳌头。我母亲说，她的一位大爷曾经中过前清的秀才，可巧要去参加会试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了，他只得在家守孝，准备下科再考。更巧的是不久之后清家亡了，科考制度废除，她的大爷从此抑郁而终。多年后，他大爷的孙子---我的一位远房表哥做了乡村教师，后来做到小学校长，我母亲说，大房的人果然会念书。
我母亲也是进过学堂的，而且是洋学堂。我猜想那是发生在裹足事件以后的事。
裹足事件后，她养父便带着她进了济南府。母亲的口中，她养父是个能人，会磨面会织手巾。于是他就在济南府东门里租了房子，开磨坊和手巾坊。我母亲就近入学，进了莪雅坊小学读书。
当年母亲给我讲她学校里的事的时候，我年纪尚小，潜意思里认为她的学校叫做鹅鸭房，里面养了好多的鹅和鸭子，母亲每日不是去念书而是去放牧鹅鸭。后来我查阅资料，发现我的猜测还真有一定的道理。那处叫做莪雅坊的小学，最早果然是清朝一位举人养鹅鸭的地方，后来建了学校，才取其谐音叫做莪雅坊的。就是现在济南市汇泉小学的前身。
资料还显示，莪雅坊小学创建于一九零八年，地处老东门附近，校区地跨护城河两岸，环境非常优美。一九三七年冬被日军毁坏，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重新修缮后复课，一九四七年四月，改为市立第三区旧东门中心国民学校。我母亲在那里念书的时候，应该是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这个时间段。她曾经说过，进出东城门时有日本兵把守，日本人也不都是坏人，见了像她这样的小孩子，还会给糖吃。那时候每当听母亲讲这些，我心里都非常抵触，电影里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镜头，总让我觉得日本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们怎么会对中国小孩和颜悦色呢？长大后再琢磨，觉得日本人也是人，他们也有亲人，见了我母亲，大概是想起了自己远在家乡的，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吧。
在母亲不多的关于学校的记忆里，有一件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学校里有修女动员学生入教，母亲放学后便回家征询养父的意见。我三姥爷一口回绝了。他说：“咱什么教都不信，只信吃饭的教。”听了这话，我并不觉得我三姥爷是个没有见识的农村泥腿子，相反，我倒觉得我三姥爷活得通透、实在，有大智慧。还有一篇关于公鸡的课文也让她记忆犹新。课文的内容讲的是兄弟二人对一只公鸡的态度。哥哥说，“公鸡养大了可以吃肉。”弟弟则说，“公鸡养大了每天打鸣叫我早起念书。”然而我母亲并没有像课文里的弟弟那样幸福，可以天天被大公鸡叫醒去念书，原因是时局动荡，我三姥爷的磨房开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刘家庄继续务农。我母亲的学业也因此中断。
自从查到了莪雅坊的地址，每次路过老东门的时候，我都会向那个方向遥望一下，虽然屋舍重重，并不能看到什么，但我的脑海里，总有一个类似《城南旧事》里的英子的小女孩儿，蹦蹦跳跳去上学的身影。我知道那是我的母亲，她正在时光的那头，端正地坐在教室里，高声朗读着：“大公鸡，喔喔啼……”
婚事
当我母亲在生父母养父母两家的娇宠下幸福成长的时候，我父亲还是一个穷放牛小子，并且是给别人家放牛的穷小子，因为我们家连一头羊都没有。
当年我曾祖父用一根扁担两只破筐，把家搬到了离济南府更近一些的这个村庄，真称得上是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到我爷爷的时候好歹盖起了三间草房子，可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所以我父亲从小就去给别人家放牛放羊，为的是能为家里减少一口人的嚼谷。到他十五岁的时候，我祖母因多年贫病交加去世了，留给正值壮年的我祖父大大小小六个孩子。那时我大姑已经出嫁，大爷被抓了壮丁，我父亲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我曾经问我母亲，出身小康之家的她，为什么就嫁给了穷得叮当响的我父亲呢？我母亲说，主要是因为我姥娘觉得我父亲没有妈，她女儿进门后不会被婆婆虐待。
我姥娘真是被婆婆虐待怕了，她无论如何也不想再让她的女儿受同样的罪。
据说，我姥娘的婆婆，就是我母亲的祖母，我的老姥娘，是一个对儿媳妇要求极为严苛的人。这或许来自自古以来婆媳关系的传承，也或许，从打我姥娘一进门儿，她就瞧着不顺眼，所以对她非打即骂。
除了日常的家务活，我姥娘还要做一家人穿的衣服。有一天傍晚，我老姥娘扔给她一块青布，告诉她，明天早晨我老姥爷要去亲戚家喝喜酒，要穿着新做的青布大褂去。我不能想象，我姥娘的那一夜是怎么度过的，在昏黄的油灯下连铰带缝，一夜之间，一件大褂做成了。我想，那件青布大褂上，一定沾满了我姥娘的眼泪吧。
我母亲说，我姥娘一旦回到娘家就不愿意再回来。每次都是她爹命令她弟弟连拉带拽把她送过山顶。我姥娘看着山下面的婆家，呜呜地哭上半天，然后擦干眼泪强装欢喜地回家去。在婆婆面前，她连悲伤和绝望都不敢稍稍流露。
所以当她的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时，我姥娘说，男方家里穷富不论，但必须是没有婆婆的。
我父亲的邻居石大奶奶是一个热心肠，她走街串巷做点小生意之余，也给年轻的小子丫头保媒拉纤。她听说了我姥娘的要求之后，联想到我祖父家。我祖父家虽然穷，但一家人都老实肯干，尤其是我父亲，能吃苦能下力还有头脑，将来必定是个过日子的好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祖母去世了，我大姑和大爷又都不在家，我母亲若嫁过来，立马就能当家作主，谁的气都不会受。
我姥娘要了我父亲的生辰八字一测算，还真是“后发富”的命。她的想法很简单，姑爷家里穷没关系，我多给点陪嫁就是了；没婆婆帮着拉扯孩子也没关系，有我和她三妈在呢，绝对不能让闺女的日子掉到地下。
我母亲的终身大事在她虚岁十七那一年，就这么由父母之命定下了。按照当时的规矩，她和我十八岁的父亲在婚前没有见过面。
表舅
时局越来越动荡。山里的土匪也越来越猖狂。他们已经由原来偷偷摸摸打个劫，发展到去有钱人家绑肉票了。一旦主家赎人不及时，他们就把“肉票”拖到河沟里用乱石砸死，称作“河流子炖肉”。附近村庄里有钱人家的年轻子弟纷纷外出避难。
我母亲的一位杨姓表哥就躲到家里来住了一阵。我的那位表舅是念过书的人，他很喜欢我母亲这位帮他洗衣服收拾屋子的小表妹，并把母亲的名字从“加兰”改为“秀兰”。杨表舅在家里住了一阵后突然消失了，家里人偷偷议论说，他跟着共产党的队伍走了。
很多年以后，一封从北京来的信寄到我村大队部，上面写着“刘秀兰吾妹亲启”。大队部的人并不知道“刘秀兰”是何许人，因为那是连我母亲自己都几乎忘记了的大名。当那封信辗转到了我母亲手中的时候，她才知道，当年给她改过名字的表哥，确实参加了解放军，跟随队伍南征北战，最后落在北京当了官。这次来信除了畅叙亲情，还邀请她去北京游玩。
我母亲确实在我父亲的陪同下去了北京，但她没有去见她的表哥。我父亲说，他们当时已经到了我表舅楼下，我母亲却死活不肯上去了。她说知道表哥还活着，并且活得很好就行了，何必再见？于是和我父亲打道回府。这段故事常常让我想起“雪夜访戴”的王子猷，乘兴而来乘兴而返。呵呵，我母亲隐隐然竟有些魏晋名士的风范。
再回到一九四八年。表舅跟着共产党的一拨队伍走了，另一拨共产党的队伍却住进了我姥娘家，他们是为攻打济南府做准备的。
这支队伍里的男男女女，每天都乐呵呵地进进出出，仿佛没有一点心事，我母亲看了十分艳羡。有位女兵见我母亲经常偷看她们做事，就动员她说：“小妹妹，想当兵吗？来队伍上吧，跟我们一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人类！”我母亲并不知道谁是反动派，谁又是全人类，她所羡慕的，不过是那些女兵们一身整齐的军装，和满脸的阳光罢了。她跑去跟最疼她的养父央求，希望也能去当兵。就像从前跟养父要一件喜欢的玩具一样，她觉得养父一定会答应的。然而怎么可能？她的养父毕竟比她见识高远，知道当兵不是闹着玩儿的，弄不好要送命的，就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她。
我母亲在我小时候给我讲述这段往事时，脸上还有藏不住的向往。我也曾顺着她的思路走下去：一位叫做刘秀兰的农村女孩儿，雄赳赳气昂昂地参加了革命队伍，像她表哥一样东奔西走建功立业，解放后成了干部，而我，也成了干部家的小孩儿，我和哥哥姐姐们生活在一个其乐融融的革命大家庭中。在这个故事里，唯一缺失了我父亲这一男主角。因为已经革命成功的我母亲，根本不可能再嫁给放牛小子我父亲。可是，如果没有他，我还姓张吗？我还是我吗？我哥哥我姐姐还是我哥哥我姐姐吗？这样的念头，让我十分沮丧。算了，我不要革命大家庭了，我舍不得我父亲。
那夜
一九四八年中秋节之夜。月亮又圆又大。
几天前就响起的零星枪炮声，在傍晚时越来越响，比年五更里的爆仗声还响。
早上的时候，住在西屋里的队伍排着队唱着歌迈着整齐的步伐开拔了。队伍走后，炊事兵忙活起来，烙大饼煮绿豆汤。中午时，那个叫老赵的大胡子伙夫，还有叫小李的十六七岁的小男孩儿，挑着饭去给洪山西面的队伍送饭。
一个时辰以后，他们就回来了，大饼和绿豆汤原封没动。他们脸色很难看，不说也不笑了。那个小李还一直抹眼泪。我三姥爷靠上前去打听怎么回事，小李抽抽搭搭地说，“队伍没了，没人吃饭了。”
我三姥爷面如土色。这么多人说没就没了？真是刀枪无眼啊。
傍晚来临，残阳如血。我三姥娘准备刷锅做饭。
“包饺子吧。兵荒马乱的，吃了今天还不知道有没有明天。趁人都还在，吃顿团圆饭。”我三姥爷黑着脸说。
一盖垫饺子剩了一多半。枪炮声毕竟不是爆仗声，这个八月节也不是以往的八月节。
掌灯时分，院子里又来了一拨队伍。伙夫老赵领着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走进房来。
“老乡，我们要去山那边增援，你能给带个路吗？”能说不吗？即便没有枪指着，也不能说不。我三姥爷默默站起身就要走。
“等等。”我三姥娘从衣柜里找出一件大袄递给他。
不过是中秋节气，天并不很凉。三姥娘递过来的大袄，不知是让他挡寒气还是挡子弹。
“早去早回。”三姥娘说。
三姥爷点了点头，接过大袄穿上，转身走了。
月色如水。风吹树叶，映在地上的影子，仿佛一院子的水草在飘摇。
三姥爷回来时已经月上中天。皎洁的月光让他的脸看上去更加惨白。
一家人都没有睡，在等他。
“捡了一条命。”三姥爷边说边哆嗦着脱下大袄。
“你姥爷的大袄，全被汗水湿透了。”我母亲后来说。
就在那一夜，解放军打进了济南府。
后来
一九五零年腊月初六，我祖父借了首饰雇了轿子，给我父亲和我母亲操办了婚事。婚房是院子里新盖的两间小东屋，因为没钱买麦根草铺顶，房顶是用秫秸（玉米秸）铺成的，这让送亲的，我母亲的叔伯哥哥们当做笑话传了很久。
我姥娘果然给了我母亲丰厚的陪嫁，其中包括一整套的木制雕花家具，还有几亩好地。我母亲也如我姥娘期待的那样，没有婆婆管制，也没有大姑子给气受。
只有一条是我姥娘没能算到的，就是她和我三姥娘早早就去世了，没能帮我母亲拉扯几个孩子。这是我母亲心中的大痛，直到我懂事后跟她去上坟，她在悠长的哭腔里，依然因为此事埋怨她的生母和养母。
这也不能怪她。
作为一名从小被娇养惯了的小家碧玉，嫁到夫家十八年间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没有婆婆和娘家妈的帮助，不说八张嘴一天三顿的饭食，只说这一家八口的穿戴，也够她忙活的了。而我父亲确实能干，他不仅是庄稼地里的好手，还会石匠和泥瓦匠，后来在村里声望渐隆，不但当上小队长、大队副、村主任，乡亲们的婚丧嫁娶也都离不开他。他能挣家，让一家大小吃喝不愁，但他不顾家，根本没时间照顾老婆孩子。
我母亲对此非常不满。很多个夜晚，当我母亲刚把孩子们一个个哄睡了，我父亲喝得醉眼迷离回到家的时候，我母亲就会怒火中烧，吵架乃至打架就不可避免。
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巴掌拍不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话好说，日子不好过。我父亲有我父亲的理由，我母亲有我母亲的委屈。
于是我母亲就经常生病，头疼脑热，气血不足，肝气不舒……一年三百六十天里，至少有三百天，我母亲是不舒服的。每隔一段时间，她就要我父亲带她去求医问药。几乎是看病成瘾。
我小时候，家里经常弥漫的就是药味儿。我母亲那雕花的梳妆台上，永远都摆着各类丸散膏丹，和没有开封的几服中草药。土黄色的药袋上，工整地印着“内服”两个大黑字，下面一般是潦草的圆珠笔字：刘秀兰。
后来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分析过，我们母亲的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分析的结果是，真假都有。说真，是她操劳过度，确实身体欠佳；说假，其实她在七十岁之前，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的大毛病，不过是借着一些虚头巴脑的小病，来辖制我们的父亲，或者说，来让我父亲更多地关心关心她罢了。
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夏天，我母亲说，她吃饭的时候感觉嗓子里有东西在挡着。带她到医院一查，贲门癌，晚期。
这次我母亲真的病了。
鉴于她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医生决定不做手术，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
后来的日子里，我母亲天天喝中药以及各类偏方度日，直到最后连水都咽不下去。
我觉得我母亲去世前一周已经糊涂了，她不记得她得的是不能吃东西的病，她老是喊饿。
二姐给她喂牛奶，她摇头说不喝稀的，稀的不顶时候，她要吃干的。
二姐逗她：给你蒸倆窝头吃吧。我母亲说，不吃窝头，窝头在年轻时就吃够了，要吃馒头。
母亲去世前一夜，我陪床。半夜里听她喊：“等等我，等等我。”我问，“让谁等你呀妈？”“你爸爸。”她含混地答了一句，又昏睡过去。
二零零九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我母亲去世了，享年七十六岁。那时我父亲去世不满两年。
我母亲终于，跟着那个和她吵了一辈子的老头儿，走了。
树叶落在树底下
己亥年清明节，风好大。
我把一束菊花摆在父母的墓碑前，并找来两块石头固定花束，以便让它保持直立的姿态。
我知道母亲生前爱花。但假如我告诉她今年的菊花又涨钱了，涨到五块钱一朵了，我母亲一定会埋怨我，嫌我乱花钱，不会过日子。
这个离开我已经十年的老太太，我根本不用去想，都知道她骂我时的表情。
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一如她骂我时黑着的脸。
墓碑上刻的是宋体字：先考 张公 讳 嘉林
先妣 刘氏 讳 秀兰
下面是立碑人，我的两位哥哥和两位嫂子两个侄子和两个侄女的名字。
墓碑立于母亲去世后的第二个清明节，距今九年。那时候我侄子和侄女都还没有孩子。现在，四个孩子已经又有了七个孩子。加上不能把名字刻上墓碑的我们姐妹四人和孩子们，由我父母二人繁衍出来的人口已经达到三十多人。
孩子们长大后会知道这位老祖母吗？他们的父亲会怎样向他们描述他们的老祖母呢？如果没有文字的记录，这位刘姓，名叫秀兰的女士，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在后来人的记忆里，犹如一粒尘埃。
“枇杷晚翠，梧桐蚤凋。陈根委翳，落叶飘摇。”《千字文》如是说。翻译成我母亲的话就是：“树叶落在树底下”。
天道往复，因果循环，没有人能够例外。
我所做的，只是把给了我生命那一片叶子捡拾起来，吹一吹上面的尘土，放进笔记本里。
如果有后人偶尔翻到，说一句：“原来我们还有这样一位老祖宗。”也就够了。
作者简介：张庆梅，山东济南人。山东散文学会会员，山东女摄影家协会会员，济南作家协会会员，济南书法家协会会员。自幼酷爱写作，文章散见于山东省内外各大媒体报刊。于2018年出版散文集《梅递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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