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研究从“文本”出发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现象世界的各种事实，而科学研究的目的则是要找出不同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并通过对这些必然联系的应用而为人类某福利。为此，科学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观察事物、测量事物、猜想事物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并通过实验对这些猜想进行验证。例如，化学研究，化学家猜想两种物质发生反应能生成另一种物质，那么化学家就必须通过实验验证这个猜想。又比如，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有心理学家猜想小孩尿床与嫉妒父母对其他兄弟姊妹的爱有关，为了证实这个猜想就需要对有兄弟姊妹的孩子的尿床情况与独生子女的尿床情况进行比较，以推导出这两个事实之间的相关性。再比如，医学研究：如果医生猜想某一食物有可能导致癌症，就给小白鼠喂大量的这种食物，看看小白鼠是否会因此而患上癌症。如此等等。

         人类虽然免不了是大千世界的一员，是千变万化的现象中的一种，但从其诞生之初就开始构造一个不同于现象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人类情感的表达，有人类对自己生活的理解和规范、也有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解读。这些内容就构成了一个与科学研究不同的研究领域——人文。

如果说，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事实，那么人文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其研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最易于被认可的说法是，人文研究的对象是“价值”，人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考察人类的精神世界而向人们揭示世界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并为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

就像人会思考自己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一样，古人们很早就已经在思考，人类社会应该是怎样的：既然人们所处的永远都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那么“理想世界应该是怎样的”就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正是这一永恒的问题激发了人们在人文领域的探索。由此，人们创造了许多概念去描述那个理想的世界，例如：公正、平等、和平、大同、等等；又由于每个人对何谓理想的人生、理想的世界的理解都不尽相同，所以人文研究中会形成不同的思想流派：在中国古代有诸子百家争鸣，在西方近现代则产生了各种主义和纷争。那么，面对浩如烟海的前人研究成果，一个人文学者要如何进行自己的研究呢？是在各种流派、各种“主义”之间当和事佬，进行似是而非的“勾兑”？还是固执己见、闭门造车，在一片平地之上建构自己的理论大厦？这两种方式大概都无法做出根基坚固而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

人文研究的文献资料虽然浩大繁杂，但是，不同时期的研究者们遇到的问题大多是类似的，无非是：以什么概念构建理想世界？这些概念的含义是什么？以及以什么样的制度能够实现这些概念所展现的世界？等等。由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的思想流派中，这些根本问题得到了非常不同的回答。而且，因为这些问题是关于理想世界的，因此很难被各种各样的事实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所证实或证伪。这既是人文研究的困境，也是人文研究的魅力所在：有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也有许多经典的回答，却没有标准答案。

在这一点上，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科学研究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通过实验而被事实所证实或证伪。所以，在实验手段不断进步、新技术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许多科学研究的问题都得到了确定的回答。今天，研究物体运动的科学家不用再去翻阅牛顿揭示万有引力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研究发动机的科学家也不再需要重复瓦特的蒸汽实验。这也是为什么人文研究的经典著作会一版再版，而历史上科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却鲜有新的读者的原因。

由此看来，人文研究必须从“文本”出发。所谓“文本”指的是对研究者感兴趣之问题的经典回答。例如，研究中国语境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就必须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等这些对于人伦的经典阐释开始。又比如，研究西方的“正义”问题，就不可能不首先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罗尔斯、诺奇克等经典作家对于“正义”问题的论述。再比如，研究市场经济与剥削问题，就必须从马克思以及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经济的阐释及批判出发。而研究中国古诗则应从《诗经》、《离骚》、《唐诗三百首》、等古典诗篇中迈出第一步。总之，脱离了经典文本的研究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既不牢固、也无创建。

所以，一个人文研究者在展开自己的研究时，其正确的方式大概应该是：首先，研究者被某个根本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所吸引（古往今来，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例如：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人类为什么需要国家？人人生而平等还是不平等？真、善、美是不是可以统一？人类有没有自由意志？等等）；第二，研究者通过阅读文献，了解各个时期、各种文化传统中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答都是什么；第三，研究者在不同回答之间进行甄别，通过批判与质疑，构建出自己觉得最可信的回答，并对其进行阐释和完善。

人文研究最忌讳的就是从“二手文献”、甚至“三手、四手文献”出发，而忽略了给出经典论述的“一手文献”。一些研究者为了图省事，将自己的研究直接建立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之上，从别人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出发来进行阐释和论述，而自己并不去阅读最初的“文本”。这就像把别人嚼过的食物再嚼一遍，这样的研究不仅是索然无味的，而且还会造成一些重要概念的滥用。在这种“人云亦云”的研究中，由于没有仔细研读“经典文本”，研究者对自己所使用的概念不能准确地把握，只能照葫芦画瓢，看别人怎么说，自己就跟着说。如果有许多研究者都以这样的方式做研究，那么，那些当初在经典文本中给人以启示的鲜活的概念，就在持续的滥用和误传中逐渐失去了魅力，也就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不再有任何感召的力量。这样的人文研究必然是失败的，就像一块璞玉没有被雕琢成精美的玉器，反而在随意的打磨中失去了原本的光泽。这样的研究，就像是在珍贵的人文古迹上粗暴地打上“到此一游”的印记。当然，这样的研究确实不用太费力气，不用自己去理解和分析经典文本说了什么，作者为什么这样说，这样说的背景和理由是什么，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而只需把别人整理好的答案拿过来用，甚至还可以似是而非地批评上几句。或者，把几种不同的解读对比一下、拼凑一下、剪贴一下，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然而，正像脱离了“事实”的科学研究会蜕变成“八卦”、“迷信”一样，脱离了“文本”的人文研究只能是捕风捉影、错上加错。其实，任何人文研究都逃不出“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种模式，而无论是这两种模式中的哪一种，都必须首先将重要的一手文献——“经典”——读懂、读透。只有在充分理解“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出有价值的人文研究。

科学研究从“事实”出发，人文研究从“文本”出发。两种研究之间的区别并没有使得人文研究低人一等。因为，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自然会有不同。但是，如果人文研究不能从经典的“文本”出发，而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那么，与基于事实的科学研究相比，人文研究就真的算不上是研究了。因为，这样的“研究”不创造任何新的价值，研究者应付差事地复制、剪裁和粘贴，不仅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也浪费了整个社会的资源；同时，对经典文本还将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