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张恨水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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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畔时光
文/张记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介绍我的一位收藏家朋友，正是从他那里，我获得了一些关于爷爷的一手资料，对了解爷爷晚年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提供了很大帮助。
那是在天津曹禺故居，我当时正参加博物馆日活动，收藏爱好者贾俊学向我展示了他捡漏——“文联旧档案”，一些他从旧纸堆中捡出来的“文物”。
20世纪90年代，北京几家出版社和中国文联搬家，有些旧档案就被当废纸卖了，贾俊学用不多的钱买了几麻袋，以后的每天，他都会仔细地阅读这些旧档案，着迷于旧档案中的人物。十几年下来他竟然整理出了300多位文化名人的口述实录，其中有中国文联干事对老舍、张恨水、沈从文、曹禺、陈其通、蓝马、欧阳山尊、田汉等人的访问纪要。
因为有我爷爷的专访，他赠送我一部分“纪要”。看到爷爷与中国文联沈慧等同志的谈话，我感觉是那么亲切，爷爷的一言一语再次掀起了我内心的波澜。
竭智尽忠（1949 —1956）
爷爷是有钱潇洒、没钱苦日子也能过的人。从他的自传文字中，我看到他青年时期离乡背井、闯荡江湖的艰辛，在上海时他大病一场，寒冬腊月只能当了棉袍子买药吃。他也有过令人啼笑皆非的“逸事”。
1919年，爷爷初到北京住在南城的怀宁会馆，不久《时事新报》驻京办事处聘用了爷爷，并提前发了月薪10元工资。除去还债和饭费，兜里还有一元大洋，爷爷悠然自得地逛街去，竟然用全部的家当买了戏票，看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的联袂演出。
他的这一“豪举”后来被文艺界的同仁笑称“一元看三星”。爷爷曾经说过：“只要不怕穷，还有什么可怕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这种达观的人生理念，也影响了我的父辈和我们。“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成为我们家的家训。
1949年初，北平《新民报》一版刊登了《本报职工会重要启事》，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宣布解除经理张恨水、代经理曹仲英的一切职务。这是悲哀还是庆幸？爷爷最不善于搞人际关系，报馆经理的工作又是千头万绪，全体人员的吃喝拉撒都要负责，这对于爷爷来说有些疲于奔命，不当这个经理也罢。
但紧接着，给他更大打击的是《新民报》总编辑王达仁写的一篇文章。王的《北平〈新民报〉在国特统治下被迫害的一页》一文，说张恨水是国民党特务迫害北平《新民报》的帮凶，这对爷爷刺激很大。没过几天，爷爷在家里辅导我两位叔叔功课时，因高血压病突然发作，导致中风，被送进了北京中和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他的所有写作都终止了。
为了给爷爷治病，家里卖了一套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一套小院。爷爷一旦停止了写作，家里的生活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为了减轻爷爷的负担，爸爸和几个叔叔都很早就参加了工作。
爸爸是家中长子，他1948年考取了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之一）。华北大学是一所从延安过来的革命大学，不仅管吃管住，还发军装发工资。共和国刚刚成立，急缺人才，爸爸也不能按部就班地读书了，本科只读了两年就开始读研究生，研究生读了两年就毕业留校给苏联专家当助教。
一切从简，一切从快，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爸爸参加工作后，将我奶奶、小姑姑接到人民大学。二叔张二水考取了清华大学石油冶炼系。我曾经问二叔为什么选择石油专业，二叔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这是国家最需要的专业。”三叔张全，17岁就考进长春电力专科学校。四叔张伍1951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我们哥儿几个考的都是包吃住还不用缴纳学费的学校，那时候我们都想尽快独立，尽快减轻你爷爷的负担。”二叔对我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很关心爷爷的创作与生活情况，中国文联也常常来人到嘘寒问暖。爷爷还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访问团，让爷爷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西北的变化，他满腔喜悦地写下了中篇游记《西北行》，刊于1956年的上海《新闻报》。
1954年，爷爷还曾应中国新闻社之约，准备写一篇北京解放后巨大变化的文章。于是他拄着手杖，乘坐三轮车，遍游北京十三座城门，经过两个月的辛苦写出了一组散文，在海外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
1956年1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当茅盾把爷爷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头戴新疆帽，微笑着和爷爷握手说：“还记得，还记得。”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广泛接触爱国民主人士，曾经单独会见了爷爷，两人进行了长谈。在这次政协会上，周总理再三询问爷爷的生活情况，指示文化部给爷爷一定的生活补助，这让爷爷很感动
中风很快得到治疗，恢复得很好，他根据民间故事改编了《孔雀东南飞》《孟姜女》《白蛇传》《秋江》《磨镜记》《逐车尘》《重起绿波》《男女平等》《凤求凰》等十几部中长篇小说，这是在脑溢血后遗症的状态下完成的，足以见到他的意志和才华。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约稿一直不断。
逢礁避让（1957）
1957年这一年，爷爷的其中一项工作是校对他的长篇小说《翠翠》。这是一部以元朝故事为题材的章回小说，长约60万字，打算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爷爷将这部书稿先交给了我爸爸张晓水做第一读者。
爸爸在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当教员，爷爷把书稿交给他的大儿子来把政治关，这是最合适的人选。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大学校址在铁狮子胡同一号，人们习惯称它“铁一号”，学校距离爷爷住的砖塔胡同很近。爷爷给我爸爸买了一辆飞利浦自行车，爸爸骑着这辆自行车往来于铁一号和砖塔胡同很是方便。
每当夜幕降临，爷爷将自己埋在灯光下，进入了他的写作世界，爸爸就坐在旁边看书。夜半时分，胡同里传来小贩的吆喝声，这时候爸爸会跑出去，买上一个酱肉夹烧饼、一碗馄饨，趁着热乎劲儿给爷爷端去当夜宵。
我家砖塔胡同的小四合院是有独立卫生间的，安装有抽水马桶，但没有洗澡设备，爷爷每次洗澡都是我爸爸陪着到西四的澡堂子。泡完澡，爷俩叫上一壶茶，爷爷这个时候很愿意听爸爸讲讲政治形势。爸爸很委婉地说，《翠翠》这部长篇小说爱情部分还是多了，千万别被当做黄色小说受到批判，他有这个担心。
既然我爸爸都认为这部《翠翠》描写爱情部分多了些，那就删吧，爷爷将自己的作品迫不得已删掉了一多半，60万字的长篇只剩下了20多万字，然而最终还是没能出版。时隔60年之后，我四处打听那部20万字的《翠翠》，但已经无人知晓它的下落。
爷爷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五子登科》在这一年出版了单行本。这部书写于1947至1949年，在《新民报》上连载，后未完中断，停止连载。爷爷被迫停止连载的小说很多，或战争原因稿件邮寄不便，或是因政治审查，或是因为稿费纠纷，他的100多部中长篇中有29部是夭折的半成品，《五子登科》也是一部没有写完的小说。
1957年，爷爷得以将《五子登科》这部小说写完，并且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是件好事。《五子登科》写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遣的接收大员的腐化生活。接收大员的权力处在只有奉承没有监督的状态下，一些汉奸把接收大员安排在朱门巨宅中，竞相使出美人计，接收大员便利用职权在北京和重庆之间走私黄金，等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统统到手后，他们便跑到上海当寓公去了。
爷爷巧妙地将教子有方的历史典故加以画龙点睛，概括出腐朽政治中的人生类型。《五子登科》谴责性的题材触及了当时社会的热点，这本书名气随之大涨。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单行本，流行更加广泛。多少年之后，我的一位文友大哥见面就说，看过你爷爷写的《五子登科》，写得真好！
在这一年，爷爷主要创作的作品是《记者外传》。这可以说是他的自传体小说，以他“北漂”的亲身经历为素材，通过主要人物——新闻记者杨止波从安徽到北京的谋生经历，反映民国初年北京社会众生相，与他的《春明外史》《京城幻影录》一样，可当作民国初年的野史看。
创作前，爷爷认真地进行了资料的搜集工作，翻阅从前出版的大报小报，做了大量笔记。原本是要写上、中、下三部的鸿篇巨制，时间跨度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终因身体不佳，精力不济，改成写上下两部，以每个月6万字的速度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写到第30回，政治风云变幻，又遭遇停载，好在这30回的《记者外传》改革开放后由北岳出版社出版了。
这三个长篇得到了预付稿酬几千元。我们家的生活刚刚有所好转，爷爷就给文化部写信，表示不要每个月150元的生活补助了。有人说，1949年后靠稿费生活的作家是不多见的，而张恨水就是一个。
这一年，《羊城晚报》约爷爷写一部长篇连载小说，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曾经同时写七部连载小说的最高纪录再也无法保持。《北京漫画》要爷爷写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他哪里敢答应，果断拒绝了编辑的请求。他是这样说的：“新社会的事物是不应该随便讽刺的。”我现在琢磨这句话，觉得为了一大家子人，他自然会把持好人生行驶的船舵。但在涉及人品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又有着鲜明而倔强的性格。在批判“胡风反党集团”运动中，有人让爷爷做批判发言，爷爷说不认为胡风有什么错误，他拒绝发言。
1957年冲击荡涤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社会的复杂让你不能回避，也无法不开口。爷爷对访问他的文联同志这样说：“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没有什么可争的了。解放后，共产党对我很好，我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什么都能反对，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领导，我是不赞成的。不要共产党领导，要哪个党来领导？”
这些话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过人之处，他用报人客观的眼光看社会，经历过几个朝代的切身比较，他对共产党是发自内心拥护的，这是肺腑之言。那么在给共产党提意见的时候爷爷说了什么呢？我曾经问过爸爸，得到的回答是：“在文风改进上提了一些建议，比如现在欧化句子太长，太多，不利于工农兵阅读，还是应该多用短句子。”这些言论和其他高级别统战对象的言论经过摘编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李红）在这个时候生活非常困难，几乎断炊，他找到爷爷借钱。爷爷拿出了15元，送给李红先解燃眉之急。在生活上，爷爷自己刚刚摆脱困境，但他已向组织上为李红请求，看看能否给他想想办法。在文联同志访问的时候，爷爷为孙福熙仅在鸣放中写了一篇《请以我为例》就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鸣不平，向文联提了意见。在自身难保的1957年，能够为朋友说句公道话，已经实属不易。
1957年8月15日，我出生了，这天凑巧是我爸爸张晓水和妈妈周维兰结婚纪念日。当妈妈把我抱给爷爷时，爷爷开心地乐了，他掏出100元钱给妈妈做营养费，这相当于爸爸两个月的工资。
爸爸觉得爷孙俩这见面礼太重，推让着，但爷爷还是执意要给。爸爸请爷爷给我起个名字，爷爷想起了这一天的特殊，对爸爸说：“这一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就叫张纪，纪念。”“十年运动”的时候很流行改名字，我觉得自己的名字实在是没有什么深邃的人生含义和抱负，自己想改，但我爸爸始终不同意，他说：“你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
（张恨水故居：位于北京西城区砖塔胡同，被2005年拆）
困难来袭（1959—1961）
历史的车轮压过了1959—1961年，这三年又留下了怎样的时光印记呢？在中国文联的档案里，我终于看到了真实的张恨水。爷爷在用他衰老病弱之躯，抵抗着生活的剧变。
1959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中国文联的沈慧同志又来到我家，他们还在关心着爷爷，对他进行慰问和访谈。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约稿越来越少，爷爷逐渐闲了下来，兴之所至写写旧诗词。但这些旧诗词只不过是抒发个人感情的吟诵，已经没有发表价值了。他对中国新闻社的约稿倒是有求必应，始终未间断，主要是照顾到海外影响，使海外华侨知道他仍在从事创作活动。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爷爷开始感觉到创作的绝望。
他对文联的沈慧发着牢骚：“现在的稿费太低，一千字只给四五元，而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文章，又怕发表后有什么问题，会受到批评，一天提心吊胆。劳动花的太多，报酬给的太少，索性不写算了。”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的《记者外传》也退还给了爷爷，不准备出版了，据说是出版社的领导批评这部作品的思想性不强，没有出版价值。不出版也就算了，爷爷也懒得再写。到了1959年，爷爷已经64岁，他第一次说出他已经疲倦了、不打算写了这类的话。
使一位作家的才华逐渐熄灭的原因，不是疾病，不是贫困，不是光阴，在我看来是不被认可、不被社会需要。爷爷一旦写不了稿子，生活来源就成了问题，一家又陷入了经济危机。
也就在这一年，爷爷收到了由齐燕铭签发，周恩来审的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聘书，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爷爷成了一个有“单位”的人，每个星期去两个半天，参加学习活动。
中央文史馆是党和政府为团结和安排老年知识分子而设立的、具有统战性和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它的宗旨是“敬老崇文”，受聘者都是老年硕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国家给一份工资，算是把他们养起来。
这纸聘书对爷爷的晚年生活是个保障，对我们家来说是及时雨。爷爷这棵大树在30年代鼎盛时期，曾养活过一家二十几口人，包括把他的弟弟妹妹送进大学读书，他的朋友郝耕仁之女郝漾在抗战前夕就读我爷爷筹办的北华美术专科学校，也吃住在我们家。如今昔日风光不再，在生活上、医疗上，他需要组织的关怀。
爷爷对文联沈慧同志说：
“本来今年应该写《记者外传》的第二部，不能出版也就不再写了，天天在家砸砸煤，扫扫地，生生炉子，有时还去排队买买菜。
我的爱人去年又开了一次刀，因为癌症又发展到了肺部，把肺切除了一叶，在医院养了几个月才能动，花费了五六百元。家里还有四个孩子在念书，需要供给，感到自己有责任，死不得。可是身体又是这样坏，半边身子勉强对付，手脚都是肿的，血管都硬化了。
人老了，一切都完了。”爷爷感到了一种夕阳陨落的悲观和紧迫。他还想抓紧时间再出去走走。此前，他去了济南一趟，回来时为了省几个钱，没买卧铺，结果腿着了凉，一走路就疼。这年他特别想回安徽安庆老家一趟。我知道这是他心中最后的愿望。
到了1961年，我家的情况更糟糕了。爷爷这样对沈慧说：
“由于找不到保姆，把琐碎的家务也都承担起来了。有时候血压曾经高到240，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粮食不够吃，没办法躺下来休息，还要每天劳动。现在什么吃的都买不到，街道上分的一点白菜早已吃完了，吃稀饭找点咸菜都不容易，现在亲戚朋友来往很少，到谁家都饿着肚子回去。
这年头，日子不好过，我几十年来是习惯喝茶不吃早点的，现在连一两茶叶也买不到。每月中央文史馆分给几盒一角钱左右一盒的烟，还没抽都碎了。
听说杭州的供应情况好，饭馆可以吃到鱼肉之类，市面上也可以自由买卖。北京有个天桥自由市场，一只鸡要卖几十元，这真是骇人听闻，我看没人吃得起，至少我是吃不起。
我现在仍然要负担八个人的生活费，每天吃窝窝头都感到紧张。我很久都没有写什么作品了，写了也没有地方出版，何必费这个力气。
现在我已经66岁，没有多少日子好活，每天重温旧书，《福尔摩斯侦探案》倒是很有趣味。每周到中央文史馆学习两次。文联组织文艺界到西山文艺之家学习毛选很好，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家里这一摊丢不下，没办法去学习。谢谢文联送给我的毛选四卷，不然，我真没地方去买。”
我每次去爷爷那里总是有吃有喝有压岁钱拿，读文联的旧档案颠覆了我童年的印象，爷爷艰苦的生活，让我几乎落泪。我妈妈当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幼儿园工作，能够接触到一些高级干部，在高法也有一点特供，困难时期，她想法子为爷爷买一点好烟好茶，其他的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961年，我已经四岁，有了饿的记忆。记得喝棒子面粥，我当时有个习惯，就是舔干净我的饭碗，然后照照，很光亮，就对妈妈说：“妈，这个碗不用洗了。”遇上吃顿好的，我和姐姐在饭菜没上桌时就开始乱蹦，不停地叫嚷着：“大丰收了！大丰收了！”
1964年，文联沈慧同志最后一次来我家。当时扛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爷爷是这样对沈慧同志说的：“我去年大病后，又接着住了两次医院，情况都很严重。今年已经整70岁，实在是治不好，死了也没什么值得可惜的，现在家里适当地治疗和休养，再也没有别的好条件。像郭老和其他老前辈，岁数都比我大，但都是生龙活虎一般，我很羡慕。当然，他们的条件比我好，另外，也是他们的革命意志比我坚强。我属于旧文人，赶也赶不上了。这半年来，不断来人看我，带给我很多安慰，他们都是过去《世界日报》《新民报》时代的老人，我们谈起话来显得格外亲切。”
文人的黄昏（1962—1967）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这年的春节，吴范寰、张友鸾、万枚子、左笑鸿等一些爷爷的老同仁、老朋友，又拎着饭盒、每人带着一个拿手菜来我家小聚。万枚子先生集我爷爷小说书名撰写对联助兴：“揭春明外史，嘲金粉世家，刻画因缘堪啼笑。喜新燕归来，望满江红透，唤醒迷梦向八一。”老人们戏谑玩笑，每次聚会都使爷爷非常地愉快。
这一年，爷爷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卓文君传》由中国新闻社对海外发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老人的春天》，反映中央文史馆老人们的学习、工作情况，其中有爷爷伏案写作的不少镜头。
1966年5月，“十年”开始了，暴风骤雨一般冲击着中国的各个角落。不知道爷爷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有一天他对奶奶急切地说：“老舍死了！老舍死了！”老舍是爷爷多年的好友，创作路数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写北京人都能写得活灵活现。
老舍曾经对我爷爷有过高度赞誉：“恨水兄是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病……恨水兄就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他是个可爱的朋友。”（以上评价节录于老舍的《一点点认识》，此文发表在1944年5月16日的重庆《新民报》上）。
老舍先生同样是爷爷的“可爱的朋友”，从1938年老舍担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部主任、爷爷当选为理事后，两个人在重庆就是老朋友了。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对爷爷有过很多照顾。“十年”初始老舍投湖自尽对爷爷是个相当大的刺激，他病情开始恶化了，语言更加含混不清，无法控制的涎水使得他蓝色中山装前襟总是湿漉漉的。
由于腿疾，他行动已经非常迟缓，坐在那里双腿还要盖上一个毛毯，才70岁刚过的人却衰老得让人看着心酸。慕名来看望他的文学晚辈唏嘘不已，这就是那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讲述人间故事卓然不群的张恨水吗？
1967年，“十年”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国务院宣布全国不放假，过革命化春节。这年的正月初七，爷爷早早起来，自己穿好衣服，预备去医院瞧病。在家人为他穿鞋的时候，他突然失去平衡，身子往后一仰，停止了呼吸。
他脑溢血再次发作，没有一句话，也没有痛苦的呻吟，就这样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安徽潜山老家有一句谚语：“今天穿的鞋子，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穿上。”爷爷走了，在人心惶惶的喧闹中他撒手人寰，别无长物！
贾俊学问我：“你爷爷可留下大量？”我答：“很少见了，他写作是从不留意手稿的，每天三四千字，给报刊连载，要出版书就在报纸上剪。有时也用复写纸写，交给出版商。
”他又问：“砖塔胡同的房子可还在？很多读者希望看看你爷爷的故居。”我说：“砖塔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我家所住的43号院子已经荡然无存。不过我爷爷在北京还有过几个住处，能否保留一处，不得而知。”贾俊学脸上写满了遗憾。
爷爷初到北京时，曾写过一首《念奴娇》，其中一句“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尤得同乡成舍我赞赏，他全力举荐我爷爷步入北京新闻界，从此有了成名的张恨水。如果问爷爷给我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他的风，他的月，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财富。
爷爷写作《金粉世家》时是以报人的冷静眼光看世界，对人生的体验增加了一层“浮生如梦”的佛学色彩。他在序言中写道：“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至乐也。然而今日饮食团聚，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未可卜也。”爷爷自己验证了他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