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凯恩斯的Ban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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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意义上讲，金融危机至少会有一项积极的副作用，即大幅减少业已超出承受范围的债务负担。作为对其造成损害的部分补偿，金融危机通常会降低杠杆，并允许在更稳固的基础上重启经济活动。相比之下，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采取的应对措施，不仅没有缩小企业、银行、家庭乃至各个国家的整体债务敞口，在有些情况下甚至造成债务的进一步增加。因此，正如近期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在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影响面前经济体系变得更加脆弱，而政府和央行已经将资产负债表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进一步干预的空间也严重缩小。与此同时，持续存在的金融失衡——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似乎既是上一场危机的遗留问题，也是下一场危机的理想温床。
在本文中，我将重点关注货币体系在助长或消减金融失衡累积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认为，当今事态的种子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就已播下——会上美元正式被确立为全球记账单位，为其成为国际支付和储备手段，乃至最终废除金本位、令资本流动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扩张铺平了道路。随后我分析了凯恩斯提出的备选方案：建立国际清算联盟。我认为该方案旨在极力避免失衡的累积，并仰仗设计上的三大显著特点：一个不同于所有国家货币的国际记账单位Bancor；一套不同于法币体系，而是通过透支工具和多边补偿运作的货币创生和毁灭系统；和一种将负担在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对称分配的调整机制。在文末我建议采纳凯恩斯提案的基本原则，在全球层面和欧元区内部解决持续存在的失衡问题。
自以物易物的交易让位于货币和票据的使用开始，国与国之间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就从来没有得到解决......未能解决这一问题是造成贫穷和社会不满，甚至是战争和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
——J. M. Keynes, Post‐war currency policy
在阴翳的1941年9月，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下这些句子时，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距离上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过一代人的时间，世界又一次陷入战火之中。而国家间待处理的失衡问题，在第二次全球冲突的爆发中扮演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早在风险最终化为现实之前，凯恩斯就对此发出过警告。1919年，在《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一书中，他坚持以公平有序的方式重新吸收全球失衡的必要性，以避免国际紧张局势的不断累积甚至爆发：
战争结束了，每个人都欠别人一大笔钱。德国欠协约国一大笔钱，协约国欠英国一大笔钱，而英国又欠美国一大笔钱......极端的人祸、误导和无理取闹导致了今天的局面。除非我们能从这些“纸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否则将永远无法动弹了。一个普通篝火的必要性是如此急迫，除非我们能保证没有任何一方受到严重的不公，并竭力将其保持在一个有序、温和的状态下，否则它最终将变成一场摧枯拉朽的大火。
——J. M.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不幸的是，凯恩斯的奔走呼吁始终无人理会。欧洲的协约国们认为，对德国提出战争赔款的要求，不仅是为了羞辱战败的敌人，也是为了偿还对美国的战争债务。《凡尔赛条约》这种带有报复性的逻辑，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角度看，都是一种充满短视的误判。德国的支付能力被大大高估了。最终的结果是，欧洲的债务无法偿还，而国际资本市场则因“陷入困境的债权人”（为了偿还旧债而抽离市场当中的资金）而枯竭。这进而导致利率维持在高位，挤出了生产性投资，而生产性投资本应扮演促进战后复苏、缓解“社会不满”的重要角色。因此，不仅全球失衡持续存在，而且根据实际投资的预期回报，这些失衡也正反映出资本配置之低效。换句话说，国际失衡并未转化为振兴产业的新鲜资金，而是逐渐变成凯恩斯笔下“和死马一样死透，和腐肉一样令人厌恶”的不良贷款。
摆脱这些“纸质的枷锁”的途径，最终并没有通过减免需要偿还的债务总量，而是通过增加债务再融资所需的货币总量来完成——换句话说，就是印更多的“纸”。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建立的金本位兑换制，让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国际货币基础将不仅由黄金构成，通过纳入所有可兑换为黄金的外汇，国际货基得以陡增。突如其来的大量信贷最终支撑了经济增长，甚至超出了预期。这种对国际货基的“复制”，为大西洋两岸的投资提供了资金，同时催化了美国“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和德国“金色的20年代”（Goldene Zwanziger）。然而，这是以产生更大失衡为代价的，这种失衡反映在外汇储备和其他债务（主要是短期）的累积上。
由1929年股市崩盘所导致的突然去杠杆，在这些失衡中找到了一条恶性传染的渠道。用Jacques Rueff的话来说：“正是建立在欧洲金本位之上的纸牌屋的崩塌，将1929年的衰退变成了大萧条”。各国纷纷将投资于海外的资金撤回国内，使得全球信贷紧缩，并最终导致各国普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贸易报复和竞争性贬值。贸易战争、军事开支和经济民族主义共同加剧了政治局势的紧张，并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因此，在1941年，凯恩斯有充分的理由敦促他的国家及其盟国提前规划战后的经济秩序，以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
《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者们错误地忽视了欧洲的经济重建，而只顾着政治领域和安全保障。这种忽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许多不幸。英国政府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J. M. Keynes, Proposals to counter the German “New Order”
的确，英国财政部委托凯恩斯起草了一份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计划书，以与美国人开展讨论。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国际清算联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这是一个明确旨在促进国际贸易、避免出现系统性国际收支失衡的货币体系。凯恩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共起草了七份不同版本的计划，以回应国内的批评和赢得海外的支持。1944年4月联合声明中与美方达成的共识，标志着于同年7月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出发点，而该会议将奠定了战后经济秩序的基础。
近7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声称已经解决了被凯恩斯视之甚重的问题。虽然时下危机仍在继续（译者按：本文著于2012年1月），但全球失衡依然巨大，国际借贷净头寸继续增加，外交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无论是在全球层面（G20峰会的首要议题），还是在欧元区内部（欧债危机的根源），这个问题都重新成为焦点。
在本文中，我打算重新审视凯恩斯的提议，着重关注清算联盟中旨在解决全球失衡的设计。在这方面我将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基于的原则和精神，与凯恩斯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的。此外我还认为，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对扩大国际收支失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凯恩斯计划在避免全球失衡加剧方面要合适得多。最后我提出，清算联盟的原则对于今天的金融机构改革可能非常重要，以应对当前全球性、欧元区内部和地方层面上的失衡。
本文分为七章，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 全球失衡与当前危机有何关联？(2) 全球失衡何时是好的，何时是坏的？(3) 全球失衡从何而来？(4) 凯恩斯的计划是如何应对全球失衡的？(5) 为什么凯恩斯的计划没有被采纳？(6)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后果是什么？(6) 今天能做什么？
1. 全球失衡与当前危机有何关联?
全球失衡与当前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这一点值得首先讨论。我的主张是，这两种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却不能归结为单一的因果关系：全球失衡更具有结构性的特点，它并没有直接引发金融危机，但它让全球危机的爆发成为可能。因此，它应该得到比目前而言更多的关注，因为如果不能重新吸收全球失衡，即使克服了本次危机，也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的危机。
全球失衡具有更强的结构性特征，这一点从其持久性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在危机爆发之前很久就开始积累，且一直未受干扰——这也许是在不确定的时代中唯一的确定。到目前为止，人们普遍认为，美国资产市场（从衍生品到房地产）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是由巨额贸易逆差和相应的大规模资本流入助长的。但不那么明显的是，导致泡沫膨胀的失衡仍然持续存在，只是规模略小一些，甚至在泡沫破裂之后也是如此。
传统意义上讲，危机至少有降低整体负债水平的好处，因为大多数不良贷款通常被减计、解约或被印钱偿还。因此，危机被视为一种必要的罪恶，或者是金融市场正常运转“不可避免的附随”。它就像是一种大赦：无论多么不情愿和偶然，它似乎都减轻了已超出承受范围的债务负担，并恢复了某种均衡。它就像发烧一样，有时是必要的，因为可以消除病毒和恢复身体的健康。不幸的是，面对上次危机遗留下来的债务，你很难再坚持这种观点。自2007年夏季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取消或重组不良贷款，不如说是用新的无法偿还的债务替代旧的无法偿还的债务（包括私人债务、公共债务和外债）。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观察一下这种转变，因为它可以逐步揭示让全球经济摇摇欲坠的债务本质。
危机始于私人债务：证券化的抵押贷款、银行贷款、和各种形式的企业债务。政府被迫通过救助、纾困计划和彻底的国有化来进行干预，这些措施得到了中央银行特殊便利工具和大规模流动性注入的支持。因此，私人债务被公共债务所取代（图1）。
但政府被迫干预的原因是，这些表面上的私人债务从一开始就具有公共性质。这在从政府隐性担保中获益的证券化抵押贷款案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对于那些被认为太大或金融联系太多而不能倒的机构的债务来说，这一点虽不那么明显，但并不妨碍其实质。正是由于它们的系统性关联，才需要当局干预，以维护国家利益。信贷市场的流动性本身就具有一种公共利益的性质，对于这种公共利益，任何私人机构都无法承担责任，所以最终都需要货币当局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私人债务之所以成为公共债务，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公共债务。
当前的问题似乎是一些国家可能无力偿还其主权债务。然而，从根本上看，这一点是相当含糊的。自公共债务出现伊始，它就不是用来被偿付的，而是作为在二级市场上流通的短期和长期国债。因此，问题不在于偿付能力，而在于可持续性。与偿付能力不同，可持续性不是会计问题，而是预期问题。只要有投资者愿意在市场上购买，任何水平的公共债务都是可持续的。现在，一国可以用稳定或固定汇率在高流动性的国际市场上融资，与在国内融资所形成的债务相比，这些国家可以累积多到难以想象的债务。美国和希腊都是如此。因此，这些债务的可持续性已不再是国内的公共债务问题（包括从缓解社会紧张角度对代际平等的思考），而是国际外债问题（涉及为避免潜在冲突而进行的国际谈判和协调）。
2. 全球失衡何时是好的，何时是坏的？
在这一点上，需要澄清一下。迄今为止，我一直将全球失衡视为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根源。这与公认的国际经济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即全球失衡是一种确保全球储蓄有效分配的方式。
的确，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将一个国家看作一个整体，就像个人一样，这种公认的理论是说得通的。例如，从经济和人口统计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是“老”还是“年轻”？如果一个国家有成熟的经济和老龄化的人口，它可能倾向于储蓄，即赚的比花的多，并将正的余额投资于收益率更高的海外。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有年轻的人口和发展中的经济，它可能希望当前的投资超过其储蓄能力，然后寄希望于追赶效应、科技创新以及提高生产力和产能，并最终可以偿还资本和利息。
现在，正如这些例子所示，只有暂时性的全球失衡才有意义。因为，如果失衡真的是为了预防性措施和经济的自我完善，信贷和债务的时间跨度必然是有限的。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就像个人一样，只要一个国家迟早打算花掉这些信贷，那么积累信贷就是有道理的；同样，只要一个国家到期能够偿还债务，债务谈判就是有意义的。
然而，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全球失衡往往具有永久性特征：债权和债务是累积的，与实际投资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也无法偿还。国际储备被贮存起来而从来没有被花掉，国际债务被发放而没有任何可能用实际投资收益来偿还。
中国的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储备，超过了任何基于经济动机的合理货币需求：它们不是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因为美国对华贸易差额已经连续几十年为负值；它们也不是为了预防性措施而持有的，因为它们的数量大于它们应该提供保护的任何可想象的资本外流；它们甚至不是为了投机而持有的，因为很难想象如此多的美元头寸就是为了预期未来的美元升值而准备的。因此，我们只能假设，中国的美元积累只是为了应对潜在的美元贬值。这意味着因为过去中国购买了美元，它就得继续购买美元。这相当循环重复……
另一方面，想以在美国投资有更高盈利，来解释大量流向美国的储蓄也是很难的。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外国资产在美国的收益率系统性低于美国资产在海外的收益率（图2）。但这并没有阻止大量资本寻求在美国投资（图3）。吸引他们的显然不是美国资产的回报率，而是它们的流动性。不过这一点也很有些循环自证的意味……
3. 持续的全球失衡从何而来？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永久性失衡呢？为什么国际资本市场不能像我们预期的那样运转，虽然从长远来看它应该如此？有三个主要的原因可以解释当前和过去的失衡：三个原因中只有第一个与妨碍市场力量顺利运作的障碍有关，第二个则取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殊结构，而第三个则源于资本市场本身。让我们依次回顾一下。
一种流行（尤其在美国） 的解释是，全球失衡（特别是美国的贸易赤字）的原因是汇率失调（譬如美元和人民币之间），而失调的原因在于汇率的自由浮动受到了阻碍（譬如中国货币当局的干预） 。根据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的国际贸易理论，任何失衡都注定要被自动调整机制重新吸收。在汇率自由浮动的体系中，贸易顺差会使顺差国家的货币升值，从而降低其竞争力，最终有助于实现对外贸易的再平衡。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一机制中掺了沙子，比如为了维持低汇率而开始累积外汇储备，这显然会阻碍这种调整，使失衡长期存在。
造成汇率失调的另一个原因，倒不是由于违反了浮动汇率制内的游戏规则，而是由于采用了固定汇率制内的游戏规则。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固定汇率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受欢迎程度都在下降。然而，有两种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情形恰好与稳定汇率相关——事实上，其程度甚至比固定汇率制都更强烈。这两种情形是，当国际货币被用作国家货币（正如欧元区或那些选择美元化、欧元化或者货币局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当国家货币被用作国际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美元）。实际上，当名义汇率固定，或者当两个地区使用同一种货币时，唯一可能调整的就是实际汇率（通过不同的物价动态）。这可能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对那些被迫紧缩的赤字国家来说。因此，同时具有国家和国际货币双重身份是造成结构性全球失衡的另一个、甚至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正如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就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角色做出的范式化描述那样。这一观点得到了数据的有力支撑，其显示了自美元成为国际本位币以来，全球失衡是如何爆发的（图3）；以及自欧元问世以来，欧洲国家间的失衡又是如何爆发的（图4）。
持续失衡的第三个原因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与国际资本市场作为市场所具有的功能有关。事实上，失衡是由盈余国家以有成本的信贷形式提供融资从而形成的，并将调整的全部负担推到可赤字国家的肩上；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赤字国家往往是最弱的一方，也最无力承担这一重担。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关系极不对称：债务国为其债务支付利息，债权国从其投资获得回报；债务国可能被迫借款，债权国永远不会被迫出借；债务国面临债务可持续性的限制，债权国可以无限期地积累储备和资产；而调整对于被迫执行限制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债务国来说，比被要求采取扩张性政策的债权国更痛苦。显然，所有这些非对称都不利于国际头寸的转变，并助长了失衡的持续存在。
4. 凯恩斯的计划如何应对全球失衡？
凯恩斯为战后货币体系制定的计划，旨在明确针对国与国之间永久性国际收支失衡的形成。可以肯定的是，它与Harry Dexter White所代表的美国财政部的计划，以及最终在布雷顿森林成立的机构有着相同的目标。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签署的协定条款明确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缩减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时间和程度”。但布雷顿森林体系未能完成这一任务，这一点从其成立65年来持续扩大的失衡局势就可以明显看出。我的观点是，凯恩斯所提出的清算联盟在实现预期目标方面会更合适、更有效。这种说法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同，凯恩斯所设想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从根本上颠覆上一章中所述的结构性失衡原因。这从清算联盟的与众不同的特点中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种不同于所有国家货币的国际记账单位；它可以在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对称地分配调整负担；它还是一种检测长期失衡并据此修正汇率的标准。下面，让我们看看凯恩斯试图在这三大支柱上构建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体系。
清算联盟被设想为一家银行，其任务是为国家贸易中的临时性失衡提供资金。在这方面，它与IMF的宗旨相同。然而，与IMF或任何一家普通商业银行不同的是，它并不基于成员国之前托管的（entrusted）存款或资本来发放信贷。成员国不需要以任何形式向清算联盟预先承诺或注入任何数额的资金。他们将简单地被分配一个以新国际记账单位“Bancor”计价的经常账户。由于没有存入任何款项，每个国家的初始余额都将为零。每个成员国货币的票面价值将用Bancor表示。
清算联盟将以透支（overdraft）的形式发放信贷。换句话说，每个成员国都有可能通过在自己账户上输入负数余额来为贸易逆差融资。同样地，一个拥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将会有一个正的余额记入贷方。因此，例如在清算联盟资助下，A国向B国的出口将导致同时登记两个数额相等的分录：A国帐户记入贷方，B国帐户记入借方。然而，由于清算联盟集中了所有国家的账户，所以借贷方不会只是双边的，而是多边的，即每个国家对全体其他成员的多边立场。换句话说，盈余国A不仅可以将其贷方的Bancor用于B国，还可以用于任何其他成员国；同时B国也可以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口来减少借方数。这样，清算联盟原则上就能够为国际贸易及其扩张提供融资，而不需要任何特定数额的资金。
出于这个原因，凯恩斯的提议被指责为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然而，这种批评是由于对其逻辑和功能的误解所导致的。因为，Bancor不是法币。诚然，它如法币一样是无中生有。但是，它的创生并不取决于一个中心化当局的决定。请注意，各国Bancor余额的数量并不是由清算联盟所决定的。只有在将实际商品从盈余国家转移到赤字国家的同时，才能创造Bancor。此外——这是与法币的第二个不同之处——Bancor不仅从虚无中创生，也将湮灭于虚无之中；它不仅被创造，而且被毁灭——这发生在每一次相反方向的货物转移，即从一个赤字国家到一个盈余国家。因此，Bancor实际上是按照凯恩斯在20年前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中对货币的定义来设计的：
[货币]只是从一只手流向另一只手的纯粹中介，其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仅被接受和被分发。当它的工作完成时，就从一个国家的财富总和中消失不见了。
——J. M.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Bancor的毁灭过程反映了对失衡的重新吸收和调整。理想的情况是，所有Bancor的结余都恢复为零，因为这意味着每个国家向其他国家提供的货物数量与收到的货物数量完全相等。当然，并不能保证这个结果。因此，凯恩斯在他的方案中引入了一系列的纠正机制。这就引出了该计划的第二个显著特征：调整的负担是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对称分配的。事实上，清算联盟中正余额国和负余额国都受到同样规则的制约。首先，这两个国家都将受到一个失衡最大值（或“配额”）的限制，因此不可能无限地增加一国的债务，也不可能无限地累积债权。其次，更重要的是，债务国和债权国都将按照其失衡的比例缴纳费用。这就是说，在凯恩斯设计的这种国际银行中，债务人不仅要为他们的债务支付利息，债权人同样也要为他们的债权支付利息！
对债权人来说，这可能显得令人吃惊和无理取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把他们视为道德的储蓄者，从而理应得到回报。然而，基于完全的经济层面，而非道德层面，这与凯恩斯计划的逻辑完全相悖。首先，清算联盟内的债权人并没有存入任何资金，因此不必因它们没有支出而补偿它们。事实上，他们的贷方额仍保持着完美的流动性，他们可以自由地在任何方向、任何时候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贷方额。因此，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只是因为他们不愿花钱的自由决定。这或许足以解释为什么债权人什么利息也赚不到。但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花钱呢？因为，实际上，它们从与清算联盟的合作中获益，因为它们有获得贷方额度的可能性，而这值得为此付款。正如清算联盟允许赤字国家购买它们本来无法负担的商品一样，它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和同样的衡量标准，允许盈余国家出售它们本来无法出售的商品。因此，债权人可能乐于为获得进入更广泛市场的机会而支付一笔费用，特别是对于长期受到生产过剩影响的经济体系，对它们来说需求往往才是最难找的。
这种对称的收费模式将进一步有助于所有成员恢复平衡的地位。只要债权人有动机花掉他们的正余额，赤字国家就更容易减少他们的负余额。这将有利于偿还债务和减少全球失衡，从而实现清算联盟的首要宗旨。用Dennis Robertson的话来说：
可以说，清算联盟经理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将是如此：在这一天里，由于计划中的纠正措施顺利运作，没有任何人持有任何国际货币。
——D. H. Robertson, The Post‐War Monetary Plans
尽管各国都希望统一地清算所有的收支余额（联盟名字的来源），但一国仍有可能经历持续的失衡。因此，凯恩斯计划的第三个显著特征就发挥了作用：汇率失调的修正。如果一个国家出现系统性的赤字或盈余，它的货币将相应地贬值或重估，以提高或降低其竞争力，从而恢复其对外贸易的平衡。限制对赤字国家进行货币贬值的可能性，充分排除了“竞争性贬值”的发生——即滥用这种手段来刺激出口。
5. 为什么凯恩斯的计划没有被采纳？
从这一分析来看，无论凯恩斯的计划有多么粗略，它似乎包含了一些措施，可能会更有效地实现遏制全球失衡的目标，而人们也普遍同意这一目标。因此，我们很自然地会问，为什么这项提案最终会被搁置一旁，而转向支持美国的提案。
最直接的答案似乎是，它未能反映现有的权力关系。毕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工业强国，它向欧洲盟国积累了大量债权，且几乎拥有全世界所有的官方黄金储备。为什么他们要与其他所有国家达成对等的协议呢？很明显，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诱使美国加入清算联盟。但是，经过仔细思考会发现，其实确实有很好的理由。首先，凯恩斯并不天真地认为，战后世界经济可以从零开始。他设想，之前以黄金形式积累的财富可以支付给清算联盟，并记入所有者的账户。但是，凯恩斯认为这是单向可兑换的：黄金可以兑换成Bancor，但Bancor不能兑换回黄金。按照凯恩斯提议的逻辑，这一条款的基本原理是显而易见的：从清算联盟中抽出正余额的可能性，会让债权国得以逃脱缴费，并避免降低自己的地位。凯恩斯相信，这种行为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是为了债权国自身的利益，因为它会对世界贸易施加收缩主义的压力，并最终损害它们自己。当然，有人可能会说，美国并不赞同这一观点。然而，美国的援助规模（尤其是马歇尔计划）证明，美国人确实相信财富的大规模再分配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
然后，可能更准确的答案是，美国政府的真正目的不仅是要保留现有权力和货币的分配权，还要通过建立以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体系，来控制的货币和权力的来源。实际上，这就是美国“无痛赤字的秘密”所在，正如Jacques Rueff所展示的那样，“当允许一国拥有一种具有国际声望的货币时，它就可以给予而不用先获得，借出而不用先借入，获取而不用先支付”。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黄金美元本位制使美国获得了潜在的无限购买力，从而为美国的政治和金融实力提供了无价的推动。然而，美元也明显地从美国流入世界其他地区。更广泛地说，其目的是在与苏联集团的对抗中捍卫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利益，并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稳步扩大，它被证明在赢得这场对抗中比公开军事冲突更具有战略意义。因此，你不能说这种制度作为维持权力的手段是美国单方面强加于人的。相反，它被所有西方大国欣然接受，被认为是追求权力无限增长的最有效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和破坏力是不可分割的，经济增长和军事升级只是调动资源这枚硬币上同等重要和相互加强的两面。
6.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后果是什么？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力量和韧性，要归功于其明显有能力同时为所有目标和所有国家寻求增长和授权服务。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这显然是一场双赢的游戏。然而，我们可能会问：在这个过程中真的什么都没有损失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际后果是什么？它的成本又是多少？在所有后果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球失衡的长期累积，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经济和政治不稳定。而且，如果我们将IMF与清算联盟进行比较，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原因：IMF的规约未能采纳凯恩斯计划中所有三个独一无二的特征，它们才是该计划的中流砥柱和防止持续失衡形成的堡垒。
首先，IMF对债权国和债务国的待遇极不对称。赤字国家面临着对IMF债务的严格限制、收费和利息支付。相反，盈余国家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且可以无限期地积累盈余。事实上，一个国家系统性的盈余将意味着：由于其他国家将从IMF购买该国货币，以便为其赤字提供融资，盈余国家的货币最终将被IMF宣布为稀缺货币。这种情况下，“稀缺货币”条款将生效。经常有人说，盈余国家没有分担布雷顿森林体系内调整负担的原因是，该条款没有得到执行。但考虑到条款的实质内容，它还不如不写。实际上，面对持续的盈余，该条款所声明的只是，IMF可以从盈余国借入或购买这种稀缺货币。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远没有被放在平等的基础上，因此，1944年的协定实际上给盈余国家带来了好处。不仅赤字国家存在劣势，而且就IMF本身而言也是如此，因为后者可能被迫付息借入盈余国家的货币。
第二，IMF规约并没有提出适当的措施来纠正汇率失调。原则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一种可调整的锚定制度，正如凯恩斯计划所设想的那样。然而，调整汇率的条件并不清晰无疑。协议条款规定，“除非为了纠正一种根本性失衡，否则成员国不得提议改变其货币平价”。然而，在整个文件中，找不到任何一个有关“根本性失衡”的定义。在没有既定标准来调整汇率的情况下，任何调整都不会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被视为是一个固定汇率制度，随之而来的失衡也将持续存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布雷顿森林体系采用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际货币国家的系统性国际收支赤字是这种安排的必然结果。这些赤字成为世界其他地区货币供应的重要来源，并成为为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资金的手段。正如特里芬在阐述以他名字命名的难题时所指出的那样，为了经济增长而出现赤字只会危及稳定。
7. 今天能做什么？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论文中引用了特里芬难题作为主要担忧的原因。如果从字里行间看，这似乎也暗示了为什么中国可能不那么急于取代美国发行全球货币的特权。这篇论文指出，以本国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是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而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外汇储备的重压下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于是，周行长着手提出了一种克服困境的方法。该倡议包括“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提议，建立一个国际货币单位”。
将凯恩斯的计划作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典范而明确提及，其意义甚为重大，也更令人鼓舞。因为这种倡议并非像1944年的英国那样来自一个大型债务国，而是来自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然而，不幸的是，中国的提议只保留了清算联盟三个显著特征中的一个：即国际货币。并且它还把国际货币误解为一种储备货币，事实上Bancor只是一种纯粹的记账单位。因此，清算联盟的其他支柱也随之倒下。中国的提议包括扩大使用IMF发行的特别提款权（SDR），将其作为国际结算手段和储备资产。这肯定会减轻用美国国际收支提供国际流动性的压力，但这将把整个负担转移到IMF脆弱的肩上。此外，SDR是由IMF以法币的形式创造的，他们以利息出借，因此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产生了明显的不对称。与美元不同，使用SDR代替美元作为全球货币，或许不需要全球失衡作为先决条件，但它肯定也不会重新吸收已有的失衡。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一个备选办法是将SDR（或者建立另一个货币单位）改为纯记账单位，由IMF（或者由另一家专设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个特别部门使用，以便向各国提供透支便利工具，并根据凯恩斯为清算联盟制定的多边和跨时间补偿原则，来解决其经常账上的国际收支结算。
欧洲可能会建立类似的清算系统，以应对当前的主权债务问题。正如我已经观察到的，关于所谓“主权债务”的整个讨论都过分偏重于公共债务，而问题的实质是部分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是由海外提供融资的。换句话说，今天欧元的真正问题是参与国国际收支的持续失衡。而且，欧洲货币一体化对这种失衡的累积本身就负有责任，因为它鼓励国际资本流动的扩张远离汇率风险，这实际上抑制了汇率失调的纠正。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又因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而不断加剧，这种想法认为贸易顺差是一种美德，而贸易逆差是一种恶习，但实际上它们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欧元区内部的失衡可以通过清算体系融资，并在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更平衡地分配调整负担，那么这些失衡问题将得到更适当和有效的解决。相应机构可以按照欧洲支付联盟（European Payments Union）的思路建立起来。上世纪50年代，该联盟实现了75%的贸易清算，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凯恩斯建立国际清算联盟计划的启发。
参考资料：
Luca Fantacci, "Why not Bancor? Keynes’s currency plan as a solution to global imbalances", Luxembourg School of Finance, January 2012
译者：钟政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