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分析印度人口红利
作者：张纬杰
编辑：孙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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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India
今天为大家带来人口问题的深度研究专栏，文章均精选自智堡历史文库，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根据IMF的统计，2017年，印度GDP位列世界第六，仅次于美中日德英，且近年来一直以每年6-8%的速度迅速增长着。与此同时，根据联合国2017年的估计，印度人口在2016年达13.24亿人，与我国已难分伯仲。不过，有观点认为，因为印度的人口结构更加健康，所以在未来，看似是巨大负担的众多人口反而会给印度经济的崛起带来巨大的帮助——所谓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那么，印度人口的基本面如何？其人口红利到底有多大？它真的能充分利用它的人口红利吗？印度的人口状况与问题又与我国有哪些区别？今次，我们参考了Vox，Nber，世界银行、IMF等多家重磅智库机构或国际组织的研究，撰写了一篇印度人口专题文，带你一起全方位地看待印度的人口问题。
笔者认为，理解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从两个方面切入：第一，人口基本面（人口总量与结构等）；第二，与人口相关的政策规定（社保与劳动法等）。前者决定了一国人口红利的限度，而后者则决定了一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这些人口红利。
因此，本文的论述结构也将以此为基：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印度人口状况的基本面；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与劳动力参与有关的社会政策与法律法规等。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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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总量、增长率与预期寿命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6年，印度人口达13.24亿人，增长率为1.19%。而1960年，印度人口“只有”（相对而言）4.49亿。与我国过去50余年来人口变化的情况相比，印度呈现出“基数不如我国，但增长率始终较为稳定，且在近期逐渐超越我国”的特点，参见由世界银行绘制的下图：
同时，拜营养与医疗条件改善所赐，过去40年来，印度人口的预期寿命提高了将近20岁，达到了70岁左右。联合国2017年的一份报告预测，2024年，印度或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总之，从绝对数量上看，印度的人口大国地位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不远的将来，或取代我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二）人口结构：年龄、性别、教育
然而，人口的绝对数量并不意味着一切。论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结构与素质同样重要。
根据CIA的世界手册，2016年，印度0-14岁人口占比27.34%，15-24岁人口占比17.9%，25-54岁人口占比41.08%，55-64岁人口占比7.45%，65岁以上者占比6.24%。
下图更直观地展现了印度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同时，我们还选取了我国以及几个人口结构比较具有典型特点的国家（比如，老龄化代表的日本与德国；以及因战乱而导致年轻人口居多的苏丹）之人口结构图，以期让各位读者对印度的人口结构得到一更形象的认识。
首先是印度2016年的人口结构图：
如图可见，印度人口的年龄与性别结构有两大特点：第一，年轻人口居多，这意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印度未来确实具有巨大的人口潜力；第二，男女比例严重不均，尤其是在0-19岁这个年龄段，几乎肉眼可见女性人口数量比男性“短了一截”，这可能与印度农业经济的地位以及某些文化因素有关，后文我们会详细探讨印度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问题。
下面是我国人口结构图：
与印度相比，我国若隐若现的老龄化趋势更强。此外，我国人口存在年龄阶段分布不均的现象。
而与典型的老龄化国家日本、德国比，中印两国的人口结构则显得要好很多：
而常年备受战乱困扰的非洲国家苏丹则是另一个极端，因战乱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使苏丹人口结构呈现出某种“过头的”年轻化特点。与之相比，印度的人口结构也要好得多：
在文化教育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1年，印度男性识字率为82.2%，女性识字率为65.5%，总识字率约为74%。此外，小学注册率达95%，中学为69%，高等教育约25%左右。
介绍完印度人口的基本概况后，一个自然的问题即，印度人口的基本面情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其经济增长？
汇丰的报告（James Pomeroy）认为，印度年轻而快速增长的人口乃是其经济崛起的关键。Shekhar Aiyar与Ashoka Mody则从邦一级的数据表明，印度的人口红利在1980年代以来对促进其经济增长效果明显，并将在未来20年每年提振2%的收入增长。在下表2中，他们指出，在1981-2001年间，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给单位资本收入增长提供了1-1.5%不等的贡献，换言之，在这20年的单位资本收入增长中，人口结构的变化起到了共近40%的左右的作用（此处，他们将人口红利定义为年单位资本收入增长相对于1961年人口结构水平下的增量——编者注）。
良好的人口条件在印度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这应该不存在太大争议。但是，过分夸大印度的人口红利亦是不可取的。因为只有当人口条件得以被充分运用时，他们才是“人口红利”，否则只是“人口”。
论及对人口条件的运用，那就须深入到对印度社会乃至相关法律法规的分析，这也就是本文第二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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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语有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这句话暗藏两重含义——要做上一顿可口的佳肴，首先得要有“米”，其次还需要有能把米做得香气扑鼻的“巧妇”。
一定意义上看，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与人口红利之于经济增长的关系相仿——要让人口红利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得要有“人”（足够的人口总量与良好的人口结构），其次还要有能充分“运用”人力资源的条件（合意的社会土壤与政策制度等）。
笔者认为，在最大化“运用”人力资源的条件中，有两者最为重要：人口的相对自由流动，开放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
然而，印度在这两点上的发展，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一）人口流动
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特点之一，即人口流动性的增加，这既体现为区域间人口流动，也体现为城乡人口之间的流动，而尤以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城市生产率往往高于乡村）。然而，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印度人口的流动程度之低却显得令人吃惊。下图1显示了1975-2000年间印尼、中国、印度与尼日尼亚四个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中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之比的变化情况。如图可见，四国在1975年的初始水平都很低，但到了2000年，印度的城市化率明显落后于其他三国。Deshingkar与Anderson的一篇文章指出，在相近单位资本GDP的前提下，印度的城市人口占比较其他国家低15%左右。
印度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1991-2001年间，城市人口的增加中只有1/5来自于乡村移民，而这其中又只有1/3者是为了找工作而来的城市。邦一级的数据进一步表明，1999年，离开其原住村的男性只有8.7%。
为什么印度的人口流动程度如此之低呢？
有人认为，1970-1980年代的“绿色革命”带来的农业生产率提高给乡村地区带来了更多机会，因此村民不需要外出打工，但问题在于，“绿色革命”带来的效果在印度各地是不均匀的——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地区仍然存在着工资差。而且，即便如此，城市的收入依然高于乡村。
对此，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严重削弱了印度的人口流动。
何为“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一种曾在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以血统论为基础的古老的社会阶层制度（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的印度教文献中），其特点是通过内婚制（即，必须在同一种姓内寻找伴侣——编者注）与继承的方式传承某一特定阶层的生活方式（职业、阶级、沟通交流习惯、禁忌等）。虽然拜城市化所赐，种姓制度在印度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但在目前的印度乡村地区仍然广泛存在。
从种姓制度的“内婚制”与“传承生活方式”两个特点可以发现，这种制度对人口流动限制极大，而且非常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因为特定种姓之人只能去寻找与该种姓相匹配的工作——编者注）。那么，为何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今天，种姓制度在印度仍然如此坚固地存在？
Kaivan Munshi与Mark Rosenzweig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有趣的视角：种姓制度及其衍生出的种姓网络（Caste network）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共同体组织。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共同体组织为其成员生活的各方面提供了某种“互助”与“保险”乃至金融业务——比如，在成员生大病或者婚丧嫁娶等不频繁然而对资金需求量骤增的时刻提供礼物或贷款形式的转移支付（而且这些贷款往往连利息都不要，见下表3）；帮助种姓网络内的成员介绍良好报酬的工作；遇到风险事件（比如恶劣的天气影响农业收成）时的互助（应该也是以转移支付形式）等等。
但从消极意义来说，这样的互助并非没有代价。首先，种姓内个体的消费自主权被剥离，个体必须与种姓网络的消费水平一致；其次，种姓网络内个体的迁移与婚配受到严重限制；最后，如果违背种姓礼俗，将会受到惩罚。
下图6和下图7分别显示了印度的乡村与城市（孟买）在过去几十年来跨种姓婚姻比率的变化情况。在图6中，可以发现半个世纪来印度乡村的跨种姓婚姻比率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而在过去30年间，孟买的跨种姓婚姻率则在稳步提高。这从侧面说明了种姓制度在印度农村地区的顽固——继而也间接地说明了，这种制度对印度城乡人口流动之间的阻抑作用是多么的强大。
概言之，种姓制度在印度乡村地区的延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印度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乡村居民无法从现代国家的制度建构中获得必要的福利保障，于是只能诉诸于传统的共同体联结。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获得种姓网络之帮扶的同时，难免亦要受到其限制——比如对迁徙与婚配的限制。虽然随着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缓慢推进，从长期来看，种姓制度对印度城乡人口流动的阻抑亦将逐渐消解，但“长期”究竟是多长时间，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之谜。
（二）劳动力市场
人口相对的自由迁徙决定了潜在的雇工是否能站在雇主办公室的门前，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情况，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雇工是否能走进去。
我们认为，印度劳动力市场具有两大问题：第一，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又曰灰色经济部门）就业人数占比太大，几乎超过90%；第二，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很低。
1.庞大的非正式部门就业比重
首先来谈第一点。
所谓“非正式部门”，即一国经济中”未登记的，逃税，且不计入国家GNP与GDP统计中的部分”，也包括自雇工（self-employment）和临时工（casual labor）。具体来说，这可能是那些规模较小（无论人数还是利润）的企业，也可能是街头小商贩、个体家政工等。概言之，非正式部门以牺牲某些制度性福利为代价（比如社保，比如企业向银行获得贷款的能力），换取了规避监管、逃税等“便利”。
下图7显示，2011-2016年，印度的自雇工（中蓝色）与临时工（浅蓝色）数量都远远多于合同工（深蓝色）：
下图8中，这一状况显得更加明显。非正式部门的就业人数，要远远地超过正式部门就业人数：
庞大的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会带来怎样的问题？首先，由于非正式部门基本都逃税，因此这不可避免地对印度政府的财政收入会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不利于充分发挥GST税改的效果（2017年4月印度通过的“商品与服务税”改革法案，简言之即为了简化税收流程，为印度各地参差不齐的税收标准提供统一规范，我们会在以后的印度财政专题中详述——编者注）。其次，由于非正式部门中的就业人口基本都没有社保，因此其生活水平很有可能大起大落，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Ejaz Ghani的一篇研究便指出，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作为支撑，虽然从总体上看印度经济在不断增长，但贫困人口与社会不平等反而却增加了，这显然不利于印度长期的可持续增长。所以，无论从公共部门（政府财政受影响）还是私人部门（企业规模较小因为大部分处于非正式部门，消费内需不足因为不平等程度高）来看，人口红利带来的效益都被过分庞大的非正式部门削弱了。
2.较低的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
因为种种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原因，印度女性的地位一直不容乐观（这一点，我们从先前印度人口结构图中男女比例的明显不平衡已可见一斑），在劳动力市场上亦同样如此。
下图4以历时态的视角，一方面展现了近20年来印度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下降（将近下降了10%），另一方面也不经意间展现出印度男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要远远大于女性（几乎超过40%）：
而下图中，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所利用的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对比了中国、印度、美国（典型的发达经济体）、印尼（典型的新兴经济体）四国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其中，我国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即便在近十年来有所下降，但仍然稳居第一，甚至超过美国。而印度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尚不及印尼，更是远远落后于中美：
放在全球视野下，印度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也要低于平均水平，见下图（橙色的点为印度，在平均线黑线之下）：
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的低下，一方面不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挖掘利用，影响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另一方面，对印度女性地位的提高，也很难有所帮助。
此处，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的非正式部门就业占比如此之多呢？以及，除了文化原因外，是否有一些制度或政策原因，导致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如此之低呢？
当谈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深入到对印度劳动法的考察中去。
3.严苛到“令人发指”的劳动法
笔者在查阅与印度劳动法相关的资料时，无论是IMF第四条磋商，还是学术论作或媒体小文，言及印度劳动法则必称“严苛”、“刚性”。那么，印度劳动法到底有多“不近人情”？下面我们便列举三条供各位观瞻——
（1）《1947年工业纠纷法案》（The Industral Disputes Act of 1947）：
该法案规定了工业部门的雇佣与解雇条例。其中规定，任何雇工超过100人的企业在让雇员停职或离职前都需要经过政府的许可——而这种许可几乎不会被通过。
即便企业最终成功实现了裁员，但员工仍然可以在3年内发起“不公平解雇”的申诉。
显然，该法案鼓励了公司尽量“小型化”。
（2）《1948年工厂法案》（The Factories Act of 1948）：
该法案旨在保护工厂中工人的健康与安全。如果该工厂生产中需要用到电，那么在其雇佣第10个人时，法案自动生效；如果不用到电，则在雇佣第20个人时生效。
其中的一些法规显得非常奇怪，比如“在方便的地方提供足够多的痰盂”。
而且，该法案禁止女性在晚上工作，除此之外还给她们施加了很多额外的限制。
（3）《1970年合同工法案》（The Contract Labour Act of 1970）：
该法案适用于雇佣了20及20人以上的企业。法案规定，企业在雇佣合同工时，需要首先征得政府的同意。
如此严苛的劳动法，自然让大量企业望而却步。然而，这还只是显性约束，要成为“正式部门”（formal sector）的一部分，还有很多隐性成本。比如，要想在德里开一家“正规的”餐厅，要分10个阶段，跑遍不同政府部门，完成45项手续（每一次都有一笔手续费），耗时30-120天不等……因此，即便停留在非正式部门会有许多不便，比如工作场所通常较为隐蔽（一般是在居民区）、雇员人数不能太多、商业规模不能太大，乃至很难获得外部融资，但大部分企业主仍然选择留在非正式部门（相应地，大部分雇员也就成了非正式部门雇员），两者的利弊权衡，可见一斑。
为什么印度的劳动法如此严苛呢？这还得从1947年开始说起。
二战后，英帝国实力迅速衰落，印度独立倾向进一步加剧。1947年，英国提出《蒙巴顿方案》，同年8月印巴分治。1950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成立，尼赫鲁出任第一任总理。出于对殖民主义的憎恶，实际上当时的尼赫鲁对社会主义很有好感，乃至仿照苏联制定了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因此，当时印度的政策制定也往往具有较为强烈的左翼色彩，包括上述大量沿用至今的劳动法……
不过，印度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该问题，并试图作出一些调整。2018年1月，原本只面向纺织业的“固定期限雇佣便利”（facility of fixed term employment）被扩展到了所有部门，这意味着，固定期限合同工可以获得与永久性工人（permanent workers）相同的薪资、津贴、工作时长等待遇——实际上是在鼓励非正式部门雇工向正式部门雇工转移。
但是，劳动法及劳动市场的改革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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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从人口的绝对数量与人口结构来看，印度确实具有较好的人口基本面，这给印度的“人口红利”奠定了某种意义上的“硬基础”。但是，要让这些人口基本面的优势因素充分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还需要社保与劳动力市场改革等配套措施（分别对应人口流动受阻与非正式部门就业占比太大的问题），而在这两点上，印度目前的进展仍然比较有限。未来，印度的人口将在何种程度上助推其经济增长，或许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印度在这两方面的改革进展如何。
作者：张纬杰
参考材料：
1.2018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for India，IMF，2018.08.
2.Saibal Kar，The labor market in India since the 1990s，IZA World of Labor，2018.03.
3.Kaivan Munshi and Mark Rosenzweig，WHY IS MOBILITY IN INDIA SO LOW? SOCIAL INSURANCE, INEQUALITY, AND GROWTH，NBER，2009.04.
4.A. Srija & Shrinivas V. Shirke，An Analysis of the Informal Labour Market in India，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2012.02.
5.Jyoti Vij，Anshuman Khanna，Pragati Srivastava，Informal Economy in India: Setting the framework for formalisation，Konrad Adenauer Stifung，2017.
6.Ejaz Ghani，Is growth incomplete without social progress? India’s development paradox，VOX，2011.03.11.
7.Shekhar Aiyar, Ashoka Mody,How big is India’s demographic dividend?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VOX，201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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