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本 | 阿赫玛托娃：俄罗斯诗歌的月亮谱成的《安魂曲》

【 半 城 大 话 】安娜·阿赫玛托娃，当之无愧的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她经历了白银时代和漫长的斯大林时代，并以女性独有的芦苇般柔韧承受住了这一切，用对她自己的孩子和所有孩子的爱与悲怀完成了《安魂曲》——一曲旨在见证的挽歌。

俄罗斯诗歌的月亮谱成的《安魂曲》

半城编辑部

如果说普希金是俄国诗歌的太阳，那么安娜·阿赫玛托娃就是当之无愧的俄国诗歌的月亮。在风云变幻的上世纪初，她以娴雅细腻的诗风站稳于先锋丛生的诗坛，吟诵情思、感伤造物，评论界皆因这小姑娘而欣喜，甚至能以二十出头的年纪与当时的文坛泰斗勃洛克同台朗诵，但如果止于此时，即是说，在十月革命之后、流亡情绪笼罩知识界的时候，如果阿赫玛托娃随波去了巴黎——那个被她称作“绘画吞噬了诗歌”的城市，或许很快就会与那个喧嚣时代的一些新星同时黯淡下去。阿赫玛托娃留在了俄罗斯，为了她童年的海边和桦树林，但年轻的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选择，将她之后的整个人生推向了悬崖。

1924年，阿赫玛托娃被官方“消音”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她的新诗不再发表，旧诗也不予再版，在苏联公众眼里，她与千千万万其他人一起销声匿迹了。

这才是月亮升起之时。阿赫玛托娃在寂静和有规律的批斗中保持创作，像普通人呼吸、上班、写揭发材料那样，她构思、记录、见证时代的疯狂，正像黑夜中的月亮，乌云阻隔，人群入眠，但仍然紧握照亮世间的使命。

▲少女时期的安娜

早年 

出生于1889年，在“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荫庇处——彼得堡旁的皇村度过了田园式的美妙童年，14岁时与古米廖夫相遇，六年后，这对双双被命运钦定为诗人的爱侣终于结婚。

1912年第一本诗集《黄昏》出版，1914年《念珠》问世。战争爆发了，人们分批疏散。这次与彼得堡的告别成为永久的告别。她回来时它已不叫彼得堡，而叫彼得格勒了。

初学写作者一本小小的爱的抒情诗集本无意沉浸于世界性的大事之中，时间却做出另外的安排。

▲阿赫玛托娃与丈夫、儿子

“我了解这个女人：沉默， 
痛苦地厌倦了说话， 
她是活在她张大了的 
瞳孔的神秘闪烁中。 

她的心灵只会如饥似渴地 
为诗句的铿锵的音乐而开放， 
而对愉快的人世生活， 
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古米廖夫

白银时代 

20世纪初的俄国文化界正在沸腾，旧的贵族式审美遭到了挑战，年轻人们骑着摩托车冲上了舞台。光是诗歌界就涌现出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巨星，意象派、未来派、阿克梅派各占山头，派系之外的天才们诸如茨维塔耶娃也在成长。阿赫玛托娃和好友曼德尔施塔姆是“阿克梅派”的重要成员，“阿克梅“源自希腊语，意为：人的黄金时代（也可理解为”极致“）。他们摒弃了象征派诗歌中对和谐的强调、晦涩的词汇以及含糊的隐喻。阿克梅派试图表达清晰的含义、朴素的色彩和造型的价值，总之，他们更爱图像而非音律——这一点，是对异国读者的善举。

曼德尔施塔姆，这个体弱多病、神经过敏的青年对待自己的诗歌就像一位建筑师为自己的建筑挑选一砖一石，庄严而不可侵犯，这种庄严的气质同样体现在阿赫玛托娃身上。以赛亚·柏林称她为“悲剧的女王”，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也不无幽默地在回忆录中提到：“我满不在乎地没打领带就去见阿赫玛托娃，见面之后后悔不迭，她非常优雅，像一位女王，而我张口结舌，只想回去系领带。”

但是，阿克梅派绝不是简单的回到现实主义的的写生上，它的成员们认为唯一摸得着的现实就是艺术本身。

总的来说，曼德尔施塔姆是个古典主义者，并在革命的大动乱中感到末日来临，悲伤和犹豫渗透在他二十年代末时的诗歌。

“我的世纪啊，我的猛兽，谁愿窥视你的瞳孔？

谁愿用自己的鲜血，凝结脱了臼的世纪的脊椎？”

他试图游离与政治之外，但秘密警察听到了他的声音。曼德尔施塔姆逝于1938年，在押往西伯利亚集中营死于饥饿和衰竭，遗体失迹。

▲白银时代部分成员合影，阿赫玛托娃（右二）和曼德尔施塔姆（右一）

新纪元下的诗人

彼得堡的友人们和相识的各贵族、知识分子都逃往巴黎以避红祸，但阿赫玛托娃出于对祖国的爱、以及对政治的天真留在了彼得堡，这期间的《车前草》、《耶稣纪元》等诗集集中表现了她内心的矛盾与担忧。1924年出版的《耶稣纪元》触怒了当局，导致被禁，此后——几乎直至诗人去世，阿赫玛托娃的新诗几乎不再予以发表，旧作也不予再版。

大批的旧贵族逃往了巴黎以避红祸，但这位阿克梅派的修女和上层知识界文雅的女诗人在暴行和贫困下仍然精神振奋，她拒绝离开俄国侨居国外，栖身于外国人的庇护之下。她留在我“我不幸的人民被迫居住”的祖国，准备分担他们的不幸和艰难。但是，在当局眼里，她仍然是古米廖夫、一个被处决的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遗孀。

在1924-1940的十八年间，苏联没有印行过阿赫玛托娃的任何作品。仅在1940年和1943年出了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后者《诗选》记述的是列宁格勒悲剧——这个殉难者的城市有一百万人死于饥饿、传染病和德国人的炸弹下。在列宁格勒被封锁的日子里，她被疏散到塔什卡，写下许多热烈的诗篇，但战争结束后，意外的打击向她袭来。

1946年，列宁格勒一把手日丹诺夫发起了对艺术中“散漫和自由主义”的进攻，阿赫玛托娃受到了极为尖刻的指责，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和一个把艺术献给礼拜堂和闺房的女人。新作品的发表停止了，同事们视她为罪犯，在街上相遇时刻意避开。她直到五十年代后期（斯大林死后）才在苏联杂志上重新出现。

为孩子们的诗 

三十年代，阿赫玛托娃的儿子两次被捕，在十七个月的探监日子中，阿赫玛托娃依据自己的亲身遭遇，写下了她一生最重要的组诗《安魂曲》(1938-1940)。这是一部抒情组诗，说出了一位母亲当她无辜的儿子遭到不公正的残酷的监禁时所感到的绝望，以及对造成这一切的错误政策的愤懑与不平。

我不只为我自己祈祷

我的呼声是为了那儿所有和我在一起的人们

——为了所有的人

他们在寒冬腊月里，在七月的热浪中

站在那堵密不通风的深红色的墙下

《安魂曲》虽然有着诗人自身的遭遇，但她的诗是献给所有人的。全诗230余行，分为献诗、前奏、判决、致死亡等六部分，以强烈的感情和真正的诗歌力量吐露的真实心情使这些篇章成为这个国家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一曲黑暗岁月的悲歌和见证。组诗当时未能发表，直到四十余年后、诗人已化土时才问世。

在那令人担惊受怕的叶若夫年代，有十七个月我是在排队探监中度过的。一天，有人把我“认出来了”。排在我身后那个嘴唇毫无血色的女人，她虽然从未听说过我 的名字，却突然从我们大家特有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我耳边低声问道（在那个地方人人都是悄声说话的）: 

“您能把这个都写出来吗？” 

“能。”

我说。

于是，在她那曾经是一张脸的部分掠过一丝似乎是微笑的表情。

阿赫玛托娃履行了她的诺言。《安魂曲》里诗人的身份是受难者和哀悼者：失去儿子的母亲，变成寡妇的妻子。诗人是疼痛的承受者，“这是一个病体支离的女人，/这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人”。但《安魂曲》并没有因此成为诗人对个人命运叫苦连天的泄愤场所。诗人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受难者和哀悼者，不幸是时代赋予整个俄罗斯大地的，没有人可以从中逃遁。

《判决》

又是石头般的话语　跌落于
我还沉痛的心胸。
没关系，对此我早有准备，
无论如何都会把它战胜。

今天我要做许多事情：
我应该把记忆彻底杀尽，
应该，让灵魂变得石头般坚硬，
我还必须重新学会生存。

不是吗……听夏天热烈的沙沙声，
好象节日就在我的窗畔。
我对这一天早有预感
明朗的日子和空空的房间。

1939年夏

▲晚年的阿赫玛托娃 

以赛亚·柏林：“阿赫玛托娃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但如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说，她表现得非常英勇。她从未公开地，或对我私下地说过一句反对苏联政府的话。但她的一生，如赫尔岑描述俄国文学状况时曾经说过的，在不断地对俄国的现实进行控诉。”

主编：陈   佳

文编：何一轲

美编：陈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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