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一个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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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一个人的战争

本文转自公众号：有种乐土

作者：谢远东

1979年，罗马。

一位个子娇小，相貌美丽的女士来到了伊朗住意大利大使馆。垂顺的中分直发，灰蓝色的大眼睛充满忧郁，看上去有一种让男人产生保护欲的感觉。

她是法拉奇。她是记者。

此时的伊朗，霍梅尼刚刚成为最高领袖。让人兴奋的是，这位女士，拿到了采访邀请。此次她是为办理签证而来。

最高领袖都恩准了，一切都该顺风顺水。然而，在一个小小的环节上却横生枝节。这位女士的红指甲，成了致命的颜色：“要么抹掉妓女一样的红色，要么撕了邀请函。”

签证官的眼神看不到一点怜香惜玉的温情，倒像是燃烧着熊熊烈焰，差不多要把这个弱小的女士给焚烧了。

没有办法，她只能接受他们的强令。当面涂掉这个不道德的标志，哪怕心里恨不能要把他们都给宰了。

坐在那儿使劲去除指甲的法拉奇，要是那会就知道，若干天后来到伊朗，还有更大的屈辱在等着她，不知道她还会顺从签证官的命令吗？

必须要穿伊斯兰服装，她才能见最高领袖。已在采访的路上，没有多少时间。那就在车里，换掉她的牛仔裤。

这可把当地雇用的男翻译吓坏了：“你疯了？按照伊斯兰沙利亚法，这样做，是死罪，要挨枪子的。”

好在当地废弃的宫殿不少。翻译把她领了进去，门房也没多说什么。正在换衣服时，一个毛拉（伊斯兰教学者）走了进来，他吓坏了，厉声喝道：“可耻。可耻。罪过！罪过！”

在关上门的房间里男女独处，或结婚，或处死。

法拉奇面临生死抉择。刻不容缓。

法拉奇痛苦地回忆，那位男翻译有妻子。虽说，伊斯兰教允许穆斯林男子可以有四个老婆，但这位翻译的西班牙妻子绝不会接受。当然，法拉奇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一个刚见面的翻译，还有老婆的穆斯林男人结婚，去做他的小老婆。

她写道，“我的朋友，我不会告诉你这个事情的结局了。我很肯定，你一定会笑我，对你们来说，这好像是个笑话。”

这实在太难了。

不过，从她后来成功地采访霍梅尼这一点来推测，她那时一定是接受了毛拉的安排，她定是再次屈服了。

这种羞辱，这种愤怒，终生难忘。

见到霍梅尼，终于如愿。

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工作，甚至去海滩不能穿浴衣时，像伊斯兰妇女一样裹上长袍头巾的法拉奇问：“如果你也穿着长袍，你怎么游泳？”

霍梅尼回答：“我们的风俗不关你的事。如果你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没人强迫你。因为这是给那些正当的年轻女士们穿的。”

“你真是太好了！”法拉奇叫了起来，“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衣服脱下来。”

说完，她一把扯下长袍来，掷在他脚下。

霍梅尼能怒怼苏联，能扣押美国使馆人员。但一个摘下面纱的女记者，他无法招架。暴怒之中，惊慌离座。

 “您这是要去哪儿？您这是要方便么？”法拉奇紧跟在后面追问。

然后，她静坐不走，谁求也不走，直到霍姆尼以古兰经的名义发誓，会再次接见她，她才离去。

采访完霍梅尼，法拉奇被伊朗人包围了。他们想靠近她，是因为她见过了他们的精神领袖。

“我的袖子被撕破了，裤子也是。胳膊和手都擦伤了。“

“都怪霍梅尼。没有他我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没有选择堕胎，真是遗憾。”

霍梅尼在法拉奇采访后曾召集会议，研究是否干掉法拉奇。

性格与外貌反差如此之大，一旦接受她的采访，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头狮子，那是无法抗拒的力量。

1961年记者扎特琳采访法拉奇：“很多人说你卑鄙、凶狠。“

睁大画着厚厚眼影的眼睛，法拉奇抚了一下头发后，一副无辜的样子：“凶狠是什么意思?说出实情？我觉得我很和蔼。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

扎特琳说，也许她有时画了一幅不够公正的、负面的画像。

她回道：“那不是我的错，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你就象一个愤怒的公牛”，西班牙最著名的斗牛士对她说“你的问题就像那些牛角一样对着我”。

她是带着刺的，毫无疑问地带着尖锐和疼痛。

法拉奇那种挑战性提问，刺激得独裁者想杀掉她。

法拉奇离开伊朗后，采访之前，与她谈过话的人都被逮捕了。

全国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有关她的电视节目，为的是让国人记住这张脸。只要她再次出现在伊朗的机场，就马上逮捕她。

而下一次伊朗再次要追杀法拉奇要到20多年后。

“陛下，谁在约旦说话算数？在关卡，站着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边界上，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进攻；在村庄里，巴勒斯坦游击队决定一切。” 1972年4月，约旦国王侯赛因被法拉奇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惊呆了。

几个月后，侯赛因国王对巴勒斯坦游击队展开大屠杀。

接受法拉奇采访真的要勇气。

她的问题总是充满挑战性。《纽约客》杂志说，“有计划的攻击性”。

相比约旦国王侯赛因，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这个老狐狸要倒霉得多。

1972年，这位美国二号实权人物还没有在媒体出过风头。面对法拉奇的精心提问，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得意，自己之所以成为风云人物，似乎比尼克松总统还要有名，是因为“我总是像西部牛仔，独自骑马，英雄打天下”。言下之意，自己才是白宫当家人。

问到越南战争，基辛格知道这个是关键，所以就是不吐真字，法拉奇紧追不舍，“博士，你有没有发现，那是一场无益的战争？”基辛格接腔道:“对此，我可以赞同。”

美国舆论大哗，尼克松总统对基辛格人不见，电话不接。

基辛格慌了，又是赔不是，又是指控法拉奇歪曲。

法拉奇坦然以对，晃了晃手中的录音带。基辛格还能有什么话说呢。

这次采访，基辛格称之为“一生中做的最蠢的事”。

“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聪明，有远见，有韧性，他们只不过更能钻营，更有野心而已。”法拉奇在采访时，提问尖锐泼辣，抓住要害不放，批评尖刻，将权势者的阴暗丑陋的一面展现出来。

 “第一眼看上去，他并不像一个掌权者或是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人……”

“他身材矮小……小手小脚，长着一双肥腿；鼻子粗笨，臀部巨大，肚皮肿胀。在这五短身材之上是一个戴着头巾的小脑袋。”

还是在1972年。她采访阿拉法特时，两人当场吵了起来。

会面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的，当时在场的有一位身材高挑、风度潇洒的保镖，法拉奇写道：“也许是因为阿拉法特无比自豪地把这个人带在身边，我更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美男子不仅仅是一名卫兵，拿我们的话说，是他的一位非常亲热的朋友。”

法拉奇痛斥道，“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家伙从沙特阿拉伯的王子们那里拿钱，做墨索里尼那样的宣传，却梦想着进入历史成为巴勒斯坦人的华盛顿。这个语法很差的可鄙家伙，在接受我采访时，结结巴巴说不成完整的句子，无法进行准确的对话；还把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嚎叫说，我们的文化比你们西方高级，我们发明了阿拉伯数字。”

保镖在场不含糊，即使枪炮加身，也不示弱。法拉奇讥讽卡扎菲的政治宣言“太小，无足轻重，简直可以放进我的粉扑里。”

来看一段实录：

法拉奇︰你是怎样理解革命的？

卡扎菲︰如果革命是由群众进行的，那么，它就是人民的革命。甚至，革命是以群众的名义由别人主使的，这仍然是革命。

法︰1969年9月，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不是革命，而是一次政变。

卡︰对！可是以后它转变成革命了……今天，在利比亚实际上只有人民当家作主。

法︰是吗？为什么到处都能而且也只能看到你的照片？全国上下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贴满了你穿军装的巨幅照片？

卡︰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能阻止或者禁止他们吗？

法︰可以！事实上你禁止过许多事情，严格地说除了禁止，你没有做过别的事。因为你愿意按受别人的赞美、歌功颂德，所以你就不去阻止。你见过那些举着拳头尖叫或狂吼“卡扎菲！”“卡扎菲！”的群众吗？

卡︰我能做什么呢？人民爱戴我。

法︰既然人民这么爱戴你，为什么你还要那么多护卫呢？我足足被武装士兵从头到脚仔细搜查了三遍才来到这里的。而您住所的门口甚至还有一门大炮对准街面。

卡︰因为这里是军营。

法︰既然人民那样爱戴你，你为什么还要住在军营呢？

卡︰我大部分时间不是在这里的。在你看来，这些防御措施是为什么？

法︰你害怕被谋杀。因为有些人曾经多次企图谋杀你。

……

传奇般的记者法拉奇。

法拉奇能够采访到那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家伙，她的叫法是“那些决定我们生活的混蛋”。

就是这样，法拉奇成为了让人尊敬的记者，也不仅是因为她的胆量。

她那本《采访历史》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 现在仍是美国主要新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之一。可以说是一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关系的风云录，是一部上世纪的冷战史。

《花花公子》杂志对这本书的评介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因为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她写道： “人类尊严的最美丽的纪念碑，不是雕像，不是旗帜，而是希腊伯罗奔尼撒岛山坡树上刻印着的三个希腊字母“oxi”（英文No）。在纳粹占领期间，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把它刻印在那里。纳粹上校们用石灰涂盖了一次又一次，但经过雨水和阳光，那三个字母倔强地、不可磨灭地、奇迹般地又闪耀在那里。30多年了，它仍在那里。”

法拉奇希望读者在翻开《采访历史》时，“应该在脑海中记住那三个涂盖不住、倔强地、不可阻止、无法磨灭的希腊山坡树上的字母。”

法拉奇的提问有时极富挑衅，全世界为之叫好，却令“大人物”心惊肉跳。

法拉奇犀利得犹如讨伐的战斗檄文和闪着寒光的匕首。这样的法拉奇，活在危险之中，自是当然。

好几次险些丧命，最险的一次在墨西哥。中了三枪，她被士兵拽着头发扔进了死人堆。

她回忆说：“他们把我们推到墙边，要在那里杀掉我们。如果你往外跑，警察会杀了你，如果你呆着不动，士兵会杀了你。此后我做过很多次噩梦，梦到一个被火墙死死围着的蝎子。”

人们从死人堆里发现了他，她看上去“像孩子一样脆弱”，他们围起来保护她。一个男孩脱下汗衫盖在她脸上，免得她被滴水管的水淋湿。她后来被送进医院，医生知道了她的身份，凑在她耳边说：“把你看到的都写下来。写下来！”

她确实这么做了。

作为中国人对于法拉奇，则别有观感：

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44-353页中，可以看到法拉奇那个著名的采访。

采访原计划一个小时左右。

1980年，改革开放伊始，这位全球最著名的政治新闻记者来到北京，亲访当时的最高领导人。

两次申请碰壁。法拉奇得知，意大利总统当年9月访华。法拉奇的父亲跟这位总统是朋友，她本人和总统私交也不错。于是借由为总统访华“做舆论准备”，采访的事办成了。

法拉奇有备而来。在那次棋逢对手的采访中，她抛出了一系列敏感尖锐的问题。

法拉奇问﹕“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答﹕“零分以下。”

当法拉奇将他比作中国的赫鲁晓夫时，小平哈哈大笑。她问了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邓先生，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总是处于二把手的地位？为什么您总是当副手？

采访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小平请她再谈一次，这可是其他记者从未有过的待遇。

两次采访，前后四小时。

法拉奇相当满意，认为此次采访是她记者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章。

法拉奇先后来访中国三次。1993年法拉奇在中国社科院演讲，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把演讲大厅及走廊挤得水泄不通。

法拉奇在演讲中说：“无论是战争时期，或是和平时期，我都忠于自己的原则，为了自由，为了反抗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而奋斗不已。我的生活就像我的作品，我从未放弃过斗争。”

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 一位学意大利语的学生抢到了提问机会：“我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一直读你的书，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感谢你，你教给我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勇气和自由……请你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你。”

而彼时的法拉奇，早已癌症在身。

就在此次中国演讲的一年前，1992年，法拉奇接受一次手术。

手术中，她坚持要看一眼摘除的肿瘤，那个在身体20年的东西。

大夫说：“没谁会看自己充满了癌细胞的血块。”

她说：“那是我的肌体，我要看一眼。”

于是，医生们拿进来一块又长又白的东西。

法拉奇开始了：“你这个可恶的王八蛋！“

她发誓：“你不敢再回来了。你在我身体里留下孩子了吗？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赢不了的！”

病房中的医生喃喃地说：“哦，上帝……”

晚年法拉奇，战士作风不改。

烟，法拉奇，还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穿着时尚，保持对皮具、珠宝和宽边帽子欣赏。

近20年里，法拉奇在曼哈顿过着退隐生活，这个无数次惊吓世界的女人开始不接电话，甚至没有一部留言机。与她联系，不得不先留下电话号码，法拉奇核实后再打过来。

不再发表任何文章，保持沉默。

是病情开始消沉？还是思想巨变？没人知道。

911后，家乡意大利的一家报纸请求她“打破沉默，至少写几个字”。

亲眼目睹世贸大厦倒塌的法拉奇，激情澎湃，怒火万丈，一气写出８万字长文《愤怒和自豪》，严厉谴责凶徒和欧洲左翼知识分子。

 “复出”的这篇文章，“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之一”。《华尔街日报》把法拉奇列为遭霍梅尼下令追杀的英国小说家拉什迪之后，第二个因文章观点而生命受到威胁的西方作家；并对这种勇敢地站出来谴责自杀炸弹和恐怖主义的行为赞誉说，“欧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

而欧洲穆斯林以诽谤罪把她告上法庭，直至去世，官司还没打完。

还有伊斯兰份子要杀她。她的回答是，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吓住的人，我都七十多了，用自杀炸弹杀我，是不是“太浪费了”？

左派开始对法拉奇一致攻击，指责她散布“种族歧视”，是“病态的”，还说法拉奇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有相当的民意和历史基础。

911事件发生之后，从政界到学界，绝大多数人都强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代表伊斯兰教，更不可能体现《可兰经》的真谛，穆斯林是爱好和平的，和原教旨主义完全是两回事。

“切！“，法拉奇并不买账。

法拉奇的文章开篇写道：

“这次你让我说几句话，让我至少打破一次沉默。我自己许多年来选择这种沉默是为了避免和那些饶舌的虫子们打交道。我这次要打破沉默，是因为我听到在意大利也有人和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一起欢呼：‘胜利！胜利！’男人、女人和孩子，假如你可以把那些欢呼的人称做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话。……我非常、非常、非常愤怒。我的愤怒是冷静的、清醒的、理性的。这种愤怒促使我回应，同时唾弃他们。非裔美国诗人玛雅-安杰洛曾说：‘愤怒吧，做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标志。’你的要求触发了早就等待爆炸的弹药。”

“我生长于战火中，我比你们更了解战争，我比你们更有种……”。法拉奇写道。

早在多年前，法拉奇在穆斯林世界实地采访和考察。她知道，狂暴、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将成为文明社会的主要威胁；如果人类掉以轻心，它将会毁掉整个世界。

法拉奇曾访问过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小孩，后来发现这些孩子长大后个个走向圣战，身绑自杀炸弹。这是盲目的宗教狂热，她觉得过去同情巴勒斯坦人委实不值得。

在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时，她在那里采访，当地的那些毛拉的儿子们把苏军战俘砍断腿，或剁了胳膊，司空见惯。

在孟加拉国国首都达卡，她亲眼看到 “ 12个不良少年在体育场被处死。他们用刺刀捅他们的躯干和腹部。在场的两万人大喊：‘真主保佑！’接着，他们又杀死了一个小男孩，因为他冲进刑场想去救他的兄弟。在杀戮结束后，两万人走到场地上再次以神的名义欢呼，雷鸣般的’真主保佑，真主保佑’的呼声响彻在体育场上方。”

阿富汗三个妇女仅仅因为去理发店描眉涂红而被公开处死。

……

法拉奇毫不客气地说，伊斯兰恐怖分子是现代的纳粹和法西斯，是新的盖世太保和褐衫党，他们是正在进行 “历史倒转”的十字军。

而左派媒体和知识分子，却在偏袒这些穆斯林。这无疑是文明世界的“自杀”。

她认为伊斯兰教本身有严重问题，“伊斯兰教这座大山，在过去一千四百年来都没有移动过，从来没有从它蒙昧的深渊中挣扎出来，没有向文明世界打开它的大门；它迄今都没有意愿和自由、法制、民主和进步发生任何关系。”

 “仅仅由于你喝酒，仅仅由于你不想蓄胡须，拒绝穿长袍或披披风，仅仅由于你去剧院和电影院，仅仅由于你热爱音乐或唱一支歌，仅仅由于你跳舞或看电视，仅仅由于你穿超短裙或穿得太少，仅仅由于你在海滩和游泳池半裸或全裸晒日光浴，仅仅由于你想在何时、想和谁做爱，或仅仅由于你不信上帝，这就是所有那些本-拉登们认为有权利杀死你和你孩子的理由吗？”

这些谴责，不只是出于女性立场，而是基于广阔的人道和正义立场，将一切残酷、残忍的荒唐和荒谬暴露无遗：

“我们如何解释那些强加在人们身上的长袍、披风和面纱呢？在这些长袍之下，穆斯林妇女成了没有身体形状的包裹，只能通过一个狭小的网孔来观看世界。我们如何解释以下的事实？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人们不能去学校读书，不能去医院看病，他们没有任何基本的权利，甚至还不如一只骆驼。……我始终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在《古兰经》中也有这种表述，难道不是这样吗？对我来说，它并非显得那么公正，也没有那么友善与和平。对我来说，它也并没有那么理智。”

她当然懂得宗教自由、信仰自由、个人行为自由：

“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可以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在穆斯林国家妇女们是如此愚蠢要去穿长袍或披披风，是如此木呐要去接受身价不如骆驼的事实，是如此痴呆要去与一个想拥有四个妻子的放荡家伙结婚，那纯粹是她们自己的事情，可以说是自作自受。如果她们的男人是如此愚蠢要去拒绝一杯红酒或啤酒，情况也是一样。我绝不会去干涉他们的选择。”

但，现在的问题是：

“仿佛他们要把这些东西强加给我，强加给我的生活，强加给我的国家，仿佛他们想用他们的文化，或他们设想的那种文化来取代我的文化……他们确实在这么做。本-拉登就说过，整个星球必须变成穆斯林的世界……。而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屠杀我们，并将继续这么干的原因。”

欧洲对阿拉伯几乎不加限制的移民政策令人担心：

“完全超过了体面与容忍的限度……一旦登上了我们的海岸，发现这儿是如此好客、如此舒适，他们就不愿意再走了……他们的生育力太旺盛了。……在西方，他们的出生率一直都，现在也仍然处于最低的水平。……你能看见，在我们的街道上，至少有一半的穆斯林妇女是怀着孩子的，或者，总有一大帮孩子跟随在她们的身边。”

 “我们没有空间来容纳那些穆安津、伊斯兰寺院的尖塔、虚伪的绝对戒酒主义者，没有空间来容纳他们该死的中世纪、该死的长袍。”

她预警：“……伊斯兰宣礼员会取代教堂钟声，穆斯林披风会取代迷你裙，骆驼奶会取代白兰地。”

这些思想，这么多年来一直封存在她的心灵和头脑中，她经常对自己说：“为什么这样令人烦恼？为什么人们又聋又哑？他们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想去听……”现在，这些思想像瀑布一样从我心中喷涌出来。恰如一种不可遏制的哭喊，掉落在稿纸上。

她的目的就是，去打开那些不想去看的人的眼睛，去疏通那些不想去听的人的耳朵，去激发那些不想去思考的人的思想。

她毫不保留地写出心中的憎恶，认为“伊斯兰信仰是大爱世界里的憎恨种子”。

她坚持对无法容忍的事件做最严厉的批评，是因为她认为“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候，沉默将成为罪过，而发言则变成责任。这不仅是一种国民义务、一项道德挑战，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强制归类。”

在之后的一本书《理性的力量》中，法拉奇写道，伊斯兰教教义在充满爱的地方散播仇恨，在自由的土地上宣扬奴役。

 “欧洲不再是欧洲，已成了‘欧拉伯’，伊斯兰教的一个殖民地。” 2005年她对美国《华尔街日报》说。

法拉奇在肯定正义战争的合法性之后，尖锐地指出︰"当和平的前提是驯服、恐惧、失去尊严和自由，这就不再是和平，而是自杀。"

这是孤独者的战斗，这注定是一场无法致胜战争。

一人敌一世，以病弱衰老之躯，迎战信徒最众的伊斯兰教义，横逆世界政学堂堂之阵，这是何等的豪迈？

只是，眼见文明渐毁，野蛮肆虐，有心而力不及。只是，任由自己被心中的怒火吞没。

正道好还，她的热血和赤诚，在其身后必将成就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

只是，战场空空如也。

只是，时光已远，斯人已逝。

一种叶落归根的预感，饱受癌症困扰的法拉奇，从常驻20多年的美国回到家乡意大利佛罗伦萨。

几天后，2006年9月14日午夜， 77岁的法拉奇长眠不醒。

最锋锐的一张嘴沉默了，最明亮的眼睛闭上了。永远。

意大利总统说， “我们失去了一个世界著名的记者，一个成就卓越的作家，一个充满热情的文化先锋。”

再次想起，北京西八间房那个学生的请求：

“……请你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你。”

”我们还是失去了一个最清醒的声音。

好在，她给世界上留下勇气和自由，尚在。

参考资料：

《采访风云》

《愤怒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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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MISS半城 美编|林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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