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成为新的特权：政治正确的尺度
距离「弗洛伊德之死」已经20多天了。
由此引发的争议不仅没有平息，还愈演愈烈。其中最激烈的一个争论，是在种族主义上关于「政治正确」的尺度。
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不仅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且跨越传统「言论自由」的范围，对以往文艺作品、大学教授的言论、媒体言论，也做了非常犀利的「清算」。
列举近期的一些事件：
6月3日，因拒绝在期末考试中为非裔学生提供特殊便利，「开除克莱因教授」的请愿贴出现在网络上，随后UCLA宣布停课克莱因教授三周；
6月7日，《纽约时报》刊文，宣布于6月3日刊登「支持军队介入游行」言论的编辑詹姆斯·本内特引咎辞职.；
6月9日，因涉及种族问题，HBO下架《乱世佳人》；
6月9日，因涉及种族问题，BBC声明下架英国系列喜剧《小不列颠》及《伴我双飞》；
6月9日，多家媒体报道，美国经典喜剧《老友记》制片人日前就种族问题含泪致歉.....。
而在反对者眼中，这些都是政治正确的「恶果」，为了一项人权，侵犯了另一项人权：言论自由。
6月3日出现在美国Change.or网站的一份要求开除克莱因教授的帖子，目前已得到2万余人的支持；6月8日，一份针锋相对要求公正对待克莱因教授的帖子出现，目前已得到6万余人的支持（数据统计截止至6月18日）
图片来源：Change.org
而且，范围广泛的游行示威中又出现了一些打砸抢等侵犯财产权的事情，这更加引发了反对者的反感。
一些反对者甚至非常极端的认为，黑人群体因为犯罪率高，所以该受到一些加码对待。
比如，以2016年的数据为例，美国全部人口的犯罪率为2-3%，但各个种族的犯罪率分布中，犯罪的白人占白人全部人口的比例也在2-3%，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而全部黑人人口中犯罪的占比5%，是白人数据的2倍。亚裔中犯罪人口占比0.5%，全美最低，是黑人的1/10，白人的1/5。
若从这个数据看，黑人犯罪率是白人的2倍，亚裔的10倍，差距确实很大。但能以此就推断黑人人种就是素质差吗？
张千帆教授最近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解析美国种族平等的文章，他在文内有段话，很值得引用在此：
“我们如何看待统计？统计和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黑人在统计上表现明显低于平均水平，但黑人是否真的那么差？是不是就是很多中国人说的犯罪率高、好吃懒做？统计好比一杯水，有空和满两个视角：看犯罪率，黑人是白人的2倍，是亚裔10倍。但这是不是表明黑人是罪犯的概率也是亚裔10倍？这是一个视觉错误，我们不能看空的那一头，也要看看满的那一头：不同族裔「正常人」的比例是多少？95%的黑人、97%的白人、99.5%的亚裔都不是罪犯，近95%的黑人、98%的白人、97.7%的亚裔都不领救济，都是自食其力的纳税人。
黑人犯罪率确实比亚裔高，但是一个黑人和一个亚裔站在一起，我会说这个黑人有95%的概率是安分、守法、自立的好人，亚裔则有99%的概率是这样的人。95%对99%，黑人的整体表现是差那么一点，但是真的差那么多吗？我们要理解，电视报道的都是社会阴暗面——这是媒体的看点，黑人确实频繁出镜。但是看看日常生活，绝大多数黑人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统计上表现不如白人或亚裔，但至少不是罪犯，用不着恐惧或鄙视。总之，不能用5%的人给95%的人下定论；否则，我们就成了种族主义者。
这顶帽子好像挺大，但是一点不冤枉。什么是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本质上，就是用统计替代个体：因为你这个族群的某个指标或特征，就认定你不行。这是一个简单的认知错误，由此产生了不公平的价值判断。连中国古人都知道，人不可貌相。一个人的才能、素质、价值要从他自己的表现来判断，而不是从他自己不能决定的肤色、性别、国籍等外在因素来判断，否则肯定会犯错。譬如亚裔身高低于平均水平，但显然不能据此认定每个亚洲人都矮；姚明比绝大多数美国篮球运动员都高，而且还来自平均身高不占优势的上海。要判断一个人，必须面对他本身，而不能用他的类别去贴标签、污名化(stigmatization)。另外一面是，自己不行，也不要用外在因素做挡箭牌，吹嘘自己的种族或「文明」如何了不起；你的肤色或你身在的国家是先天遗传决定，和你自己并没有什么关系。
”
很简单，95%的黑人，99%的亚裔，97%的白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好人。以5%的黑人犯罪，来给95%的黑人下一个「人种不行」的结论，那就是种族主义。
再举一个例子。黑人另外一个易受歧视的因素是贫困，若从领取社会福利的数据看，「黑人领取社会福利的人数比例是白人和亚裔的两倍多」。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美国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AEI）所发布的报告《非裔美国人的经济成功》显示了白人与黑人在美国的经济境况。图片来源：AEI
美国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AEI）2018年发布了一份报告《非裔美国人的经济成功》（Black men maring it in America : The engines of Economic success for black men in America ），其中指出：自1960年以来，黑人人口中进入中产者的比例，从38%提升到了57%，也就是说，今天一半以上的黑人属于中产阶级。
而且，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60年的41%下降到了2016年的18%。
所以，与人们从新闻里得到的印象不同，黑人的经济成就并不差。
那么，反过来，反对「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人又会问了，既然如此，为何还要继续给予黑人补偿性的「特权」（affirmative action，张千帆教授建议翻译成「纠偏行动」）？
纠偏是为了黑人历史上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但自1960年代以来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纠偏还应该持续多久？有没有一个界限？
还可以再多问一句，历史上受不公平待遇的，不仅仅是黑人，还有印第安人，亚裔尤其中国人，还有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甚至包括犹太人，在一个种族之多、文化最多元化的社会，纠偏的重心与热点，基本长时间集中在黑人身上，在多种族之间的平等，又该如何体现。
这些，种种都涉及到政治正确的尺度问题。
复杂无比，因此也没有一个简单答案。
只能试着论说一二。
争论之一：种族新特权
在人们熟悉的舆论场中，政治正确是一个贬义词。
毕竟这个词汇，本身就是美国右翼创造出来用来嘲讽左翼的。
现今的政治正确一词，最早使用于美国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是美国右翼对左翼的一种反击用语。但这一词汇的源头，还能追溯到苏共时期，比如美共内部，就使用政治正确一词来形容那些紧跟斯大林路线不愿改变的美国党员，当时这些人觉得，偏离了斯大林的路线，好像就是一种错误。
90年代初，苏联解体，人们还怀揣着对苏联的恐惧，政治正确一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流行起来的，美国右翼逐渐将这一词汇扩大到对整个左翼自由主义阵营的使用上。
美国左翼关于政治正确的诉求，本身有正当的一面。
左翼的主张，是为弱势群体争取更平等的权利。包括种族、女性、儿童、贫困人口、性少数群体等等。
在具体问题上，他们主张禁止对弱势群体使用歧视性语言，如不能称呼黑人为「nigger」（黑鬼），而要称「African American」（非裔美国人）；此外，还要在公共政策上对弱势群体给予一定的扶持，比如在大学录取上，非裔美国人的录取标准相对就要低一些。
这些都是很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帮助，是每一个现代公民应有的政治素养。
但是这种扶持的力度究竟该多大？人们普遍能接受的政策范围是多少？过多的帮助是否会造成新的不平等？
以2009年普林斯顿的一项研究为例，研究指出，在进入美国顶尖名校的标准中，假设非裔美国人的SAT分数为n，则西班牙裔（即拉美裔）的分数需要n＋180分，白人需要n＋310分，亚裔需要n＋410分。
这种差距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接受范围，2016年，亚裔美国教育联盟（Asian American Coalition for Education）针对这种录取不平等，便投诉了耶鲁大学。
亚裔美国教育联盟反对美国高校「种族配额」的录取制度，牌子上写着「亚裔美国人反歧视」。图片来源：Reuters
同样，在其他政策中也存在着很多这样的现象，美国右翼反击称，这是左翼制造出的「新特权」。
「新特权」，是人们批评「政治正确」的重要一点。
在所谓的「新特权」问题中，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在左翼的话语中，数百年的种族不平等导致了黑人群体很难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也很难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都造成了黑人群体当下的贫穷，甚至是性情懒惰、素质偏低与犯罪率偏高。
在教育不平等方面，哈佛大学政治学者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其著作《金钱不能买什么》中列举过一个案例，他说美国顶尖大学的录取名额，一部分是留给有钱人的：
学校录取了一些并不十分优秀的学生，其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很富有，并有可能给学校捐赠一笔可观的收入。
其实，这种做法并不是全无道理的，一笔可观的收入更利于学校的学术研究，这在整体上或许更符合学校与教育的发展。但桑德尔也指出了一桩事实，在教育资源上，大家并不平等，一个穷人出身的孩子，很难获得优秀的教育资源，而教育是一种公共事业，是人群在社会竞争中的一个基础，在公共事业上，我们理应更加平等。
非裔群体的教育不平等问题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公共政策的支持，他们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要抹去这些先天带来的不平等境遇，就需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这是政治正确中的合理部分。
不合理的地方自然是「是否给予了他们过多、甚至是完全无理的帮助」。所以，尺度，还是尺度的把握。
争论之二：政治正确与事实正确
政治正确的泛滥，导致了其正当诉求中夹杂着越来多的不合理成分，这种不合理导致了越来越多人的反感，从而也使很多人否定了政治正确中的合理部分。
右翼最常拿来与「政治正确」相抗的概念是「事实正确」。
比如，一些极端保守派会说，黑人就是穷，就是懒惰，就是犯罪率高，他们被优待录取后，成绩就是不如其他学生。
甚至导出黑人就是智商低的结论。
这种言论很明显的带有歧视性。按照左翼的观点，这些所谓的事实，本身就是虚假的事实，因为非裔的贫穷正是历史罪恶的结果，这才是真正的事实正确。
是的，我们当下的很多不平等现象，并不是因为人群的天然差异，而是被社会构建出来的。
但是，不同人群之间，难道一丁点的差异都没有吗？
有些人认为，严谨地说，在生物学上，不同人种之间应该是有差异的。
美国有一位种族专家，叫杰瑞德·泰勒（Jared Taylor），他便是一位极度反对政治正确的学者，在美国极端保守派中也是位明星人物。他在各种演讲、采访中，都会讲到不同人种之间的生物性差异，比如非洲人的身体就是在短跑赛事上更具优势。
杰瑞德·泰勒被美国民权组织视为一名「种族主义者」，他创办了一份白人至上主义的杂志《美国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该杂志与泰勒本人的Twitter账号曾于2017年被推特官方永久封禁。图片来源：TPM
说某个地区的人在生物学上更擅长于短跑，这点相对容易让人接受。
但泰勒还相信一个非常敏感的命题：不同人种之间的智商是有差别的。
在一次演讲中，杰瑞德·泰勒引用了2015年《智商》（Intelligence）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数据，这项数据是一位叫做大卫·皮弗（Davide piffer）的学者通过基因研究得出的。
在皮弗得出的研究数据中，东亚人的智商数值最高，而非裔美国人及非洲人的智商数值处于较低的位置，他在论文中给出的数据图表是这样的：
大卫·皮弗通过对不同人种之间9个等位基因的研究，得出这样一张图表，在图表中，居于右侧的人种智商较高，居于左侧的人种智商偏低。图片来源：A review of intelligence GWAS hits: Their relationship to country IQ and the issue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Davide piffer，2015。
智商测试一直饱受争议与批评，皮弗的研究也不例外。
首先，智商测试到底有多少严谨的科学依据？得出的数据可不可信？
即使可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数据？
在左翼看来，这些数据本身就是种族歧视。
在泰勒看来，这些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涉及到我们复杂的社会。
我们现在假定皮弗的研究是完全科学的，那么此时有一个人说：黑人就是智商低下。
此时，他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还是在表达对黑人的歧视？
在现实中，两者皆可。这就让这一问题的边界，或者说是这一言论的尺度很难把握，我们既可以以「陈述事实」的理由来掩盖「歧视」的意图，也可以以「歧视」的理由来攻击他人「陈述事实」的立场。
目下，这些略显敏感的话题并不为大众所接受，泰勒推特账号的被封就是一个证例。
但在反对者眼中，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政治正确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争论之三：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也是反对者批评「政治正确」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老师，在前一段时间就此次种族问题发表了一篇随笔《平等：龟兔怎样赛跑才公平》，他在文章中说道：
在涉及种族问题上，美国的政治正确已经几乎禁锢了所有的异议——异议者、反抗者代价巨大。
批评者认为在种族问题上，政治正确已经完全占据了这个舆论场。
如果说泰勒的观点过于偏激而遭到封禁，那UCLA的克莱因教授仅仅是拒绝了为非裔考生提供便利就遭到了停课的处罚，该怎么解释？
《乱世佳人》的下架，克莱因教授的停课，都是政治正确对言论自由权利侵害的表现，也是异议者与反抗者的代价。
但是，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比如「nigger」一词，属不属于言论自由应该保护的范围？
青年政治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林垚老师曾在《「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一文中有过这样一句发问：
言论自由是不是一种绝对、高于一切的价值呢？
人们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触碰到了自由的边界。平等与自由都是绝对的真理，但二者却未必均是能够时时刻刻高于一切的真理。
二者之间的平衡，仍关系到尺度的问题。
有一个叫Remi Adekoya的非裔男子曾在在线杂志Quillette上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对白人统治的恐惧》（The Fear of White Power，2018年），他在文章中讲了一个关于政治正确的小故事：
一名非裔朋友在伦敦街头开车，违章了，警察拦下了他，这位非裔朋友说：你是不是看到一个黑人开了一辆豪车，你就要查我？
警察害怕了，害怕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
Remi Adekoya在Quillette上刊文「The Fear of White Power」。图片来源：Quillette
这位非裔驾驶者很好地利用了政治正确，在这里，种族问题反而成了一种被滥用的工具，警察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别的话，变得有点哑口无言。
这是一个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碰撞的常见场景，因为大家都认同种族歧视是完全错误的，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大家只好谨慎地避而不谈。在这种情况下，异议的声音变得很难存在，人们不敢向有色人种妄加评议，不敢向女性妄加评议，不敢向各种弱势群体妄加评议，每个人都要谨慎做出「正确」的姿态。
这些妄加的评议也许本身就是不对的。但人们现在不去评议，是因为不敢，而不是因为他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评议是极其错误的。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个悲剧。
政治正确的反思
在反对者看来，政治正确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一个人的日常观念。
科尔曼·休斯（Coleman Hughes）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也是非裔美国人，他在Quillette上写了一篇被广泛传播的文章，题为《不能遗忘历史仇恨的高昂代价》（The High Price of Stale Grievances，2018）。
科尔曼·休斯在Quillette上刊文「The High Price of Stale Grievances」，图中人物为休斯。图片来源：Quillette
这篇文章开头便讲了休斯自己经历过的一个小故事：
2016年，科尔曼·休斯被选为歌手蕾哈娜（Rihanna ）的一名演出成员，将与蕾哈娜一起参与一场节目的演出录制。同时，休斯的另一位朋友也被选上了。
但是没多久，休斯的这位朋友就被解雇了，原因是他是白人。
蕾哈娜的团队想展示一次黑人美学（all-black aesthetic），所以就把这位白人朋友换掉了。
大家觉得都没什么，很正常。
但是事后，休斯仔细想了想，如果不是做「all-black aesthetic」，而是做「all-white aesthetic」，然后把招来的一批非裔乐手给辞退了，结果会怎样？
肯定就不一样了。
休斯把这种现象称作是对待不同种族间的「双重标准」。
而且休斯还提出了一种针对历史的思考，他说：
我们这些非裔年轻人都是在结束『压迫』后的几十年后出生的......我们没有经历过奴隶制与种族隔离制度......难道今天的我们都有种族主义创伤后遗症？难道祖先的苦难遗传给了我们？
人们经常拿历史的苦难来诉说今日的不平等，在休斯看来，这也是对待过去与现在的「双重标准」。
美国著名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也在6月11日的Twitter中写道：
我们已经荒谬到这种地步了吗？有些人要为他们出生前发生的事情负责，而另一些人，却不为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负责？
托马斯·索维尔的推文
休斯与托马斯·索维尔为如今的种族问题提供了一种反思，今天的白人必须为历史道歉？今天的非裔必须拿历史来要求更多的平等权利？
不可否认，人类无法和历史完全割裂，而且历史的罪恶还没有完全消散，历史罪恶造成的黑人社区整体贫穷的现实依旧存在，这些历史都有责任。
但如果我们始终以历史仇恨来与今天绑定，也不合适。人类曾经的罪恶太大，任何一个群体都无法弥补，我们没有理由将历史的罪恶绑架到任何一个人身上。
隐藏的司法种族主义
历史上的罪恶是铁定的，历史对于今天的某些不良影响也是铁定的，这些影响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彻底改变，这些都没问题。
但是，除了这些类似于先天性的悲惨境遇，在当今，美国存不存在实质性的，尤其制度性的种族歧视？
或者问，白人是否还像以前那样，真的拥有着一些制度性的特权？
如果白人没有制度性的特权，那种族歧视这个问题还成立吗？如果还有种族歧视，它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首先，从表面上来看，至少在法律层面上，大家都是拥有平等权利的，我们没有看到白人拥有什么被规定的特权。
但现实中，又确实存在着歧视的现象，比如认为黑人贫困、热衷犯罪等等。
这些歧视，其实大多仍然是来自历史的遗留问题，虽然是对现实的描述，但确实造成了对一个群体侮辱性的攻击，就如某些地域歧视一样。
反之，这些歧视的观念会对现有的制度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一些对黑人群体拥有刻板印象的人，就会刻意提防黑人，甚至一些警察在执法时，也会无意识地针对黑人，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过度执法，这就构成了制度操作上的一些不平等，黑人的高被捕率又导致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被破坏，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歧视只是观念上的一种错误，那隐藏在美国现代社会下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就可怕多了。
在联合国的网站上，有这样一篇文章：《不解决监禁制度中的种族不平等问题，我们将无法获得安宁》，文中讲到了美国警察系统中的种族主义问题：
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5%，囚犯数量却占全球的25%；有色族裔仅占美国人口的37%，却占美国囚犯人数的67%。总的来说，非裔美国人比美国白人更易被逮捕，一旦被逮捕，判刑的几率也更大，且他们的刑罚也很可能会更为严厉。黑人男性被捕入狱的几率是白人男性的六倍，拉美裔男性被监禁的几率是非拉美裔白人男性的两倍。
文章指出：一，警察在执法时更容易逮捕黑人；二，在被逮捕的人中，黑人更容易被判刑。
这种潜在的「司法种族主义」，不易被发现。
但为什么是黑人？
美国的Prison Policy Initiative（监狱政策倡议）组织在今年的一份报告《大规模监禁：2020整体报告》（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0）中，给出了一些答案，也揭示了美国警察与司法系统中种族主义问题。
众所周知，美国警察系统是一个权力极大的机关，暴力及枪杀执法问题非常严重，一直以来难以改革，其监禁系统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
在Prison Policy Initiative的这份报告中给出了一组数据图表，表明全世界每5个被监禁的人中，就有1个在美国，比例之高令人胆战心惊。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给出的美国监禁数量。图片来源：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报告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发动了所谓的「毒品战争」，在这场运动之后，美国囚禁的人数每年都在激增，产生了所谓的「大规模囚禁」现象。
而这些被监禁的人群中，穷人与黑人占多数，除了贫困者本身就存在着较大的违法概率外（如普通的盗窃案），还有警察对黑人更具有执法倾向的原因。
「大规模囚禁」也被认为是近几十年来黑人犯罪率飙升的原因之一。
报告指出，这些被监禁的人，有大量是在正式司法审判之前的临时监禁，但是监禁时长很可能达到数年之久，因为监禁人数的众多很难让监禁人等到被审判定罪的机会。
这些临时被监禁的人中，有很多又是轻罪犯罪，甚至包括民事纠纷与驾驶违规等。而在监禁过程中，有一项「被监禁人可缴纳保释金获得释放」的规定，而贫困者——比如大多数非裔群体根本无法缴纳这些保释金，他们只能继续蹲在监狱里。
这就造成了非裔群体在监禁人口占比中的持续增长。
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监禁使这批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出狱后顶着犯罪记录，也不容易再找到工作，这又导致了非裔群体持续违法的恶性循环。
不仅是非裔，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妇女和少年也受到了美国司法系统的严重不公正待遇，报告中说：
贫困率颇高的有色人种在美国监狱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这不足为奇。这些种族差异对美国黑人尤为明显，尽管他们仅占美国居民的13％，但仍占被囚禁人口的40％。妇女的监禁率在这几十年中也较男子上升了很多，这同样是由于经济上的障碍（例如无法保释）而造成的被捕入狱。作为政策制定者应该继续推动减少监禁的改革，应该避免将扩大这些差距，因为现在已经发生了『少年监禁』和『妇女监禁』的变化。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于2020年3月发布的「Mass Incarceration: The Whole Pie 2020」，其他在美国司法系统中涉及到的种族问题细节还有很多有兴趣的可以仔细阅读下这篇报告的原文：
https://www.prisonpolicy.org/reports/pie2020.html
图片来源：prisonpolicy.org
另外，在公民投票权上，很多州的法律规定罪犯是没有投票权的。这就造成了大批量的底层黑人失去了投票权，这仍是制度上的一种不平等。
此外，就当下的社会结构来说，白人仍占据着经济、社会、政治的上层。拿美国政府官员来说，白人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种族，警察系统中也是白人警察占据着大多数的上层职位，这不是因为某种现行特权的规定，而仍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这种现实也导致了现行制度上的一些不平等。
这些不平等现象是一种「隐蔽的恶性权力结构」。
在前面提到的，美国著名智库AEI的报告《非裔美国人的经济成功》中指出，白人仍占据着这个社会的上层。
1960-2016年美国不同族裔在中高等收入人群中的占比图片来源：Black Men Making It In America
数据来源：Decennial censuses 1960-2000 and American
1960-2016年美国不同族裔在贫困人口中的占比。
图片来源：Black Men Making It In America数据来源：Decennial censuses 1960-2000 and American
从数据来看，非裔和拉丁裔平均处于社会的中底层水平，在数十年的历史中白人则始终占据着上层位置，过去数百年的历史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这组图表数据还有一个更直观的表达：非裔的社会境遇一直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中高收入的非裔占比从1960年的38%上升到了2016年的57%，非裔贫困占比从1960年的41%下降到2016年的18%。
1960年代，美国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之中，这次运动之后，美国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从法律上消除了一切种族不平等。
这些都是追求历史进步的结果。
但是新的种族问题还在持续产生，我们不能忽视。
种族的争战仍在继续
针对仍然存在的种族问题，左翼提出的方案，是为非裔提供特殊政策支持，以弥补与矫正历史的罪恶与现实仍存在的不平等差异。
这种方案是得到大数人认可的，几乎世界各地都有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政策，但是在这个共识之上，大家又吵得不可开交。
这种方案需要持续多久？非裔取得了什么样的生存境遇后才算完全地消除不平等？
如果说非裔因遭受过奴隶制而得到补偿，那么亚裔呢？他们曾在美国受过的苦难该怎么算？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活境遇要远远高于非裔，就以另一种标准对待？
这些不同标准造成的新特权该怎么办？这些标准对于言论自由等其他权利的侵害该怎么反思？
上述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但在左翼进步派看来，相较之下，种族问题显得更为紧迫。
在6月8日刊文要求下架《乱世佳人》的美国导演约翰·里德利（John Ridley）眼中就是如此，他在文中说：
暂时删掉一部经典的好莱坞影片，这听起来是一件很骇人听闻的事情，但是与种族问题相比，它就不那么重要了。
I know taking down a film — particularly a classic Hollywood film — seems like a big request. But it’s not nearly as big a demand as when your children ask whether they can join protests in the streets against racial intolerance, or when they come to you wanting to know what you did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这段文字出自约翰·里德利6月8日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发表的那篇文章，标题是《＜乱世佳人＞美化了奴隶制，呼吁HBO下架此片》（Op-Ed: Hey, HBO, ‘Gone With the Wind’ romanticizes the horrors of slavery. Take it off your platform for now.）
约翰·里德利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的文章（部分截图）。图片来源：Los Angeles Times
由于这篇文章的呼吁，HBO第二天晚上（6月9日）就从平台上删除了《乱世佳人》。
约翰·里德利为非裔美国人，在2013年英国导演史蒂夫·麦奎因执导的影片《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中，约翰·里德利获得了第86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该片讲述了美国内战前夕一位黑人奴隶的故事。
图片来源：Los Angeles Times
《乱世佳人》确实有涉及到种族问题。电影本身就是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况且影片与原著所创作的年代（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还在实行着极不平等的种族隔离制度。
且原著《飘》中所涉及的种族描述，要远比电影来得更加强烈。
但是这值不值得我们动用舆论、甚至动用权力去暂时下架《乱世佳人》？尽管在约翰·里德利与HBO的声明中，在为电影加上一定的注释说明后——如在影片开头加上一段话，告诉大家这部电影存在着某些关于种族问题的不当描述，影片就可以重新上架了。
很多人根本接受不了影片的下架，他们既愤怒又厌恶。
但左翼认为，这很有必要。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林垚将这场争论称作是一场「文化战」「历史战」，他曾在2017年弗吉尼亚州游行后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从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小说《飘》（以及由其改编的《乱世佳人》）等影响力巨大的文艺作品，到如今遍布美国的邦联雕像和邦联纪念碑，无不是这一『文化战』、『历史战』的产物。
——《问答两则：移除罗伯特·李雕像对美国是利是弊？要移除李雕像，就得一并移除华盛顿雕像吗？》
图片来源：Wikipedia
这篇文章的背景是，2017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发生了一场「白人至上主义」游行。
这次游行再次将种族冲突拉向恶化的边缘，引起了全社会的反对。
在这次冲突中，美国的一家影院也下架了《乱世佳人》，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但当时更大的争议是「是否拆除南方将领的雕像」，比如建成于1920年代的李将军像。
罗伯特·爱德华·李（Robert Edward Lee）是南北战争中南方军队的总司令，反对者认为，如今的历史解释已将李将军美化为一个为「南方文化」而战的悲剧人物，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篡改历史的行为。
也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潜在的种族主义。
双方争夺历史与文化解释权的战争仍在继续。
6月14日晚，美国又发生了一起推倒雕像的事件。
这次被推倒的，不是南方邦联的雕像，而是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是起草《独立宣言》的那位。
游行者在雕像的底座上写上两个大字：「Slave Owner」——奴隶主。
西方政治史上的风云变幻，比《权力的游戏》精彩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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