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学术 | 谢宇：当代中国家庭更追求个人自由，但仍以孩子为中心
【编者按】
2020年6月29日，受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邀请，美国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中心主任谢宇教授通过在线分享的形式，介绍了他与同事们对于当代中国的家庭变迁的研究。
他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第二次的人口变迁，与西方相似，中国的家庭已经出现了满足个人需要的趋势，更加追求个人自由，比如结婚年纪推迟、婚前同居增加。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家庭也有其独特的特征，那就是子女中心主义仍然存在，这导致中国婚外生育率和已婚不育率很低，离婚率的增加有限。
以下为分享全文。
讲者 | 谢 宇
中国家庭是一个热门话题，提到中国家庭研究，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里我要引用美国政治学家 Samuel Huntington 的一本书，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他指出，冷战以后，这个世界可能不是根据意识形态，而可能是不同的文化传统来划分的。
中国和美国、东方和西方、东亚和欧洲的文化的传统是不一样的。中国，或者说东方或东亚，它的传统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家庭，我认为家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从秦朝到清朝，实际上有三个支柱，我认为一个是儒家文化，一个是国家官僚制度，第三个就是传统的家庭文化。
在过去，家庭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实际上是相当于宗教的，从功能上来讲，它和宗教是相提并论的，比如说祖先崇拜，就是家庭的宗教性。假如跟西方相类比的话，传统中国的家庭就相当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家庭是人的规范、道德等民事处理的主要机制，就像以前的国家 “皇权不下县”，民间的事情不是靠政府来管的，过去也没有真正的法治。比如说婚姻、分财产、赡养父母等等，这些谁来处理？这都是靠家规家教来处理的，所以家庭在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中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家庭在中国非常重要，我举一个例子。
台湾的阳明山上有一块石头，上面醒目地写着：“不孝父母，敬神无益”。这就非常强烈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家庭的重要性：你不管信什么教，都应该孝敬父母，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家庭或家教发挥宗教性的作用，这在传统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在西方，你不可以公开地把父母和神相提并论，这是大逆不道的事。这就显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一样：在中国，家庭的作用和宗教神明是一样的。
那么，传统家庭在当今中国有没有衰落呢？在一定程度上，是的。在传统文化中，家庭掌控了一切 —— 比如说你读什么书，谁做你的老师，你娶谁嫁谁，你做什么工作、和什么人来往，都是由家庭给你安排的，个人生活在其家庭的掌控之下。在今天的中国，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不仅仅是中国发生了变化，而且是个全球的现象。我们在人口学当中把这种转变叫做第二次人口转变。
中国已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
第一次人口转变是每一个社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慢慢走向低死亡率、低生育率，这个过程就叫人口转变。而这种转变一般是死亡率先降低，生育率再降低，往往会造成人口膨胀。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当一个社会已经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在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出现。 中国如今已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
简单来说就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个人会更倾向于追求自由，和家庭产生了矛盾。因为在过去家庭决定一切，个人服从家庭；以前家庭决定你的婚姻、教育、职业等等，但现在个人逐渐从家庭的约束当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在第二次人口转变当中更为明显。
第二次人口转变中，受影响的主要社会机制就是家庭。换句话说，第二次人口转变主要影响的对象，就是家庭。这种削弱是观念上的，是观念上的根本性的改变，大家的观念想法普遍改变了，觉得家庭不应该是约束我们行为的决定性的因素，个人应该拥有自由，这是一个全世界的现象。
首先，结婚年龄会推迟，大家不愿意很早就结婚生孩子。为什么？因为大家有事业或学业上的追求，这些追求和家庭有时候就会产生矛盾，所以大家不愿意过早的结婚或生育而耽搁了自身其他方面的追求。
第二，因为结婚年龄的推迟，再加上人们成熟较早，大家慢慢的就会接受婚前性行为，这也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在中国也是很普遍的。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非婚性行为，在过去，婚前性行为是不允许的，会受到惩罚。但现在的个人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可以看到婚前性行为被接受也是挺普遍的。具体的现象就是非婚同居。非婚同居一般不仅仅有婚前性行为，也有像婚姻一样的居住方式，是比较亲密的、和婚姻相似的关系，但不是真正的婚姻。
再一个后果就是离婚率的上升。以前离婚是非常难的，古代社会中女性几乎没办法离婚，只有男性可能休妻，但是没有离婚一说。在现代化社会，离婚是很平常的事情，也是能够被接受的。离婚率上升，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标志之一。
既然有婚前性行为，就有可能未婚生子。这在西方社会的一些族群中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已经超过50%，在一定的人口当中，已经超过50%的孩子都是未婚生下来的（Eurostat）。在欧洲、拉丁美洲也很多，但是在中国非常少。
在中国未婚生子是非常稀罕的；单亲家庭子女也比较少，说明很多人哪怕要离婚，也尽量避免孩子还在家里面的时候离婚，他们可能等到孩子离家再离婚，或者离婚以后会再组建新的家庭，所以单亲家庭子女并不多。这两个在中国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国外较为普遍。
中国的社会变迁是非常迅速的。如今 “爷爷辈” 这一代，1930年左右出生的人中，女性绝大多数是不识字的，男性有部分识字的，但是有小学教育就算不错了，有小学以上教育的非常稀少。在过去的中国，初中生就算知识分子，高中生就不得了了，大学生更少。
而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当中初中学历是普遍的，实际上90后中大学生已经占到三分之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很高。不仅仅现在人口的教育程度非常高，教育方面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基本上消失了。
女性具有和男性相同的甚至超过男性的教育，男女不平等也一去不复返了。这些社会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家庭。家庭变化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妇女解放了，妇女有教育、有工作，有自己的选择，比如说选择晚婚，甚至选择不结婚。
20岁以上人口分性别、年龄组的最高教育程度。
数据来源：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变低，为什么？
接下来要讲到中国的生育率，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实行了一胎制的严格计生政策。当然这个政策对低生育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
我们用了 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 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可以看到生育意愿的变化：
当问到在理想情况下，不考虑政策限制，中国民众希望生几个孩子。可以看到，一般是不超过两个孩子的，就是说现在即使政府把计划生育马上取消，大家普遍也不愿意生超过两个孩子。想生两个，实际上做不到生两个，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想生，但可能因为生理原因生不成，或者是结不成婚，或者是其他的原因生不了。
平均生育意愿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我想要强调的是，是一个对中国的人口和家庭很重要的议题。中国可能在很久的将来都会面临低生育率，一旦进入低生育率，就很难再有显著的回升，长此以往，我国的人口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这对于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都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团队现在也开始研究低生育率问题，日本、韩国、南欧很多国家都长期处于低生育率，日本和欧洲的许多国家经济放缓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结构差，就是因为低生育率。
接下来要讨论几个主要的议题。刚才提到，第一点是结婚年龄推迟和不婚率的提高，这是我们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做出来的结果。从图表中可以看出，15岁的时候，没有人是结婚的，大家都是单身，100%的单身；随着年龄的推移，一部分人慢慢地进入婚姻状态，离开了单身状态，然后这个比例从100%慢慢的下降到将近于0，但没有到0。
这条线就是从单身到结婚的一个累积的比例，随着不同的出生世代而提高。就是说，过去所有的人，实际上到了30岁、35岁左右都结婚了。但是今天我们不能这样看了，比如说30岁还有很多人没有结婚，现在的人实际上已经开始晚婚了，而且这些人还没有到40岁、50岁，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结婚。
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从这两个线可以看出，中国解放后已经做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文化所强调的：人人结婚，普遍婚姻。这在西方社会来看的话，人人结婚实际上是一个很了不起很不寻常的现象。中国因为解放了，经济发展比较好了，大家又普遍推崇家庭文化，所以基本实现了人人婚姻的一个状态。但这种状态以后不一定会一直继续下去。
我们用历史数据看不同出生年代的初婚年龄中位数，比如说1920年出生的到1985年出生的，这条曲线总趋势是增加的，降低的时候是因为在1981年婚姻法修订以前，中国推崇的是晚稀少，结婚需要单位出证明，后来婚姻法修改，不需要单位出证明了，婚姻的年龄又下降了，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可以看到初婚的年龄是迅速上升的，而且这个趋势可能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我和於嘉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个社会现象：从普遍婚姻慢慢过渡到基于社会经济地位而建立的婚姻，不是人人都可以结婚了，而是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才能结婚。以前不管穷人也好、富人也好，都可以结婚，而这种状态慢慢改变到有了社会地位以后才可以结婚，这是一个社会的改变。所以建国初期婚姻是普遍的，今天逐渐形成了基于社会经济地位之上的婚姻。
下图展示了不同教育的人分别在什么时候结婚。过去教育高的人晚结婚，教育低的人早结婚，但是最终人人都结婚了，今天就不一样了。
今天，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将近20%到了40岁还不结婚，而且我们认为这些人可能一辈子都 “打光棍”，结不成婚，社会地位低、教育低的人，他在婚姻市场中被淘汰了，这个曲线在过去是没有的，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女性以前也是教育高了晚结婚、教育低的早结婚，现在出现的一个苗头就是，高教育的，比如读研究生或者博士的女性，可能到了很晚，比如到了40岁还不结婚，也有可能终身不婚，这也是一个新的现象，是过去没有的。过去不管你什么教育水平都会结婚，而现在具有高等教育的女性，已经开始出现不结婚的现象。
不同教育程度城镇男性进入婚姻的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不同教育程度城镇女性进入婚姻的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数据来源：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
对于男性来说，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婚姻从过去的无论教育高低、贫富，人人都结婚的普遍婚姻的现象，慢慢走向了有社会地位、有了教育才能结婚的趋势。而女性有了教育反而结不成婚，我等一下讲为什么。
有一个原因，是经济压力，比如高昂的房价。大家认为结婚，男方应该有房，没有房就结不成婚。我们看不同的城市房价和婚姻年龄的相关性，是很明显的一个正相关。
房价越贵，结婚就会越晚，为什么？因为你需要攒钱买房，所以房价高了，结婚年龄往往会增加。为什么房价会影响到婚姻呢？因为在过去人人都普遍结婚的时候，实际上大家没有自己的房子，很多都是父母的房子，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房子都是结婚以后才有的，大家结婚的时候普遍没有自己的房子。而现在的人越来越多地是在结婚之前就要拥有房子，这也是一种社会变迁。房子以前几乎不是一个结婚的先决条件，而现在拥有自己的房子变成一个先决条件。
我们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得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以前的结婚不依赖自己有房，而现在的婚姻以拥有房子为条件。2010-2016年期间进入婚姻的夫妻，80%都是先有房再结婚。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压力会很大，特别是男生压力很大。
我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穆峥做过一个研究。在以前，当妇女的教育比较低的时候，他们的丈夫相对来讲社会地位要比妻子高一些，这种现象叫向上婚姻（hypergamy），向上婚姻在很长一段时期是通过教育不平等—— 即男性教育超过女性—— 来实现的。因为平均来讲男性教育超过女性，女性要找一个比她条件好的男性的话，在同龄人当中就很容易找得到。
我前面讲过，有一个很重大的社会变迁，就是男女的教育趋向平等，而且一定程度上女性的教育超过了男性，这就使向上婚姻很难实现。因为同龄人当中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是一样的，都差不多，你怎么能体现出男性的地位更高呢？我们就提出，有一个可能是，女性在结婚的时候，她的配偶年龄要比她大，因为年龄也是一个社会地位的象征，你的工作时间长，就会有一些积累，工资、社会地位也可能更高。虽然学历一样，但男性的年龄大一些，就更可能满足女性向上婚姻的一种偏好。
下图中的曲线表示夫妻年龄相同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这个比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是增加的，为什么？因为自由婚姻取代了包办婚姻，而自由婚姻一般都是发生在年龄差不多的男性和女性中。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后期开始，这种趋势被扭转了，丈夫的年龄逐渐显著大于女性。在最近三四十年里，男性年龄大于女性的趋势在婚姻中更加严重，这是因为经济压力导致了男性需要时间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
现在我们还是会有这种偏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剩女普遍都是教育高的女性，而光棍普遍都是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还有向上婚的偏好，她们想找条件比自己好的，不愿意找条件比自己差的，这就造成了教育高的女性和教育低的男性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我们不久前做了一个网上调查，是一个实验，问受访者希望找什么样的对象。样本量很小，第一张图只有50人，第二张图37人，第三个有63人。
人们对结婚对象偏好的实验结果(n= 50；37；63)
可以看到，年轻人都喜欢帅的和漂亮的，大家都喜欢长相好一些的。大家实际上对收入还是蛮在乎的，对城市户口还是有偏好，对有房还是有偏好。总体来说，对经济还是有要求的。而且这种要求在男女性立场上是不一样的。女性对对象收入的要求更高，男性对对象长相的要求更高，更在乎女性是否漂亮。
人们对结婚对象偏好的性别差异
教育同质婚姻迅速上升
有人认为，女性 “向上婚” 是希望靠男的来有社会地位，我觉得这个看法太简单了。我等一下会讲，在中国结婚的主要目的和重要功能是什么？是生孩子。
如今在中国，女性参加工作是一个普遍现象，女性的工作和教育与男性一样，她们自身的工作收入和经济地位是完全可以独立的，她们选择结婚，很重要的原因是要生孩子。中国家庭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非常重视，在子女教育上，普遍不愿意落后，在这样的前提下，假如丈夫没有房、没有好的收入、没有城镇户口，对于女性来说，对小孩的培养就是一个弱势，就是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我觉得，选择对象不能只看女方对男方的收入要求高，还要看到背后的意义。女性对配偶的要求实际上考虑到了对下一代的培养，后者可能是择偶中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也是我们团队研究的内容之一。
教育同质婚姻，是指教育高的和教育高的结婚，教育低的人和教育低的人结婚。下图显示的是同质婚姻系数，教育和择偶没有关系的话是0，教育同质婚最高则是1。
在过去的中国，同质婚姻系数并不高，在 0.25-0.5左右。但是现在，在年轻人当中这个系数达到了0.77，就是说在当今社会，一个大学生在择偶的时候，普遍是不愿意找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的；而在过去，没有几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和一个中学生或者小学生结婚都是有可能的。现在有各种择偶的信息渠道，比如说，有些人会在婚恋网上择偶，一般会列出三个重要条件：一个是年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收入。可见教育是很重要的，大家都更希望找一个教育和自己比较匹配的人作为配偶，大量的数据都显示出，婚姻同质性在中国历史中迅速上升的。
婚前同居比例在增加
不结婚、晚婚或者找不到对象的人，又会如何呢？有一部分人会选择暂时的同居。人口普查当中没有同居的信息数据，但是我们可以把居住在一起、年龄相近的单身男性和女性近似视作同居状态。从不同的数据可以看出，同居现象是有所增加的，在以前是非常少的、几乎没有，现在增加了许多。
我们使用 CFPS 数据也看了一下已经结过婚的人结婚之前同居的可能性。最初我们设计调查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要研究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同居在未来的中国将会普遍，因为我知道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中国可能已经发生，所以当时我就坚持要收集同居的信息，我们的CFPS数据是中国最早探究同居问题的，结果这个数据真的没有让我失望，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你看最年轻的人已经有30%同居，也就是说3个人里面有1个人会先同居再结婚，由此可见，同居已经非常普遍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我们之前有提到，还是因为房子太贵，找不到配偶，或者是找到配偶但买不起房，他们要慢慢地准备结婚，经济基础还不够。 同居率也有地区差别。在沿海发达地区，同居是比较普遍的，而在内陆、西部比较贫困的地区是比较少的。
如何看待同居呢？
第一，同居是婚姻的前奏，英文叫 prelude，是一个初期阶段。
第二，同居有可能是单身的替代，有的人不想结婚，但又不愿意一个人生活，就可能会选择同居，这是单身的一种替代。
第三，同居可能是婚姻的替代，很多国外的政治家，甚至总统、总理，他们一辈子都不结婚，但有一个同居的伴侣，对他们来讲这种同居的伴侣就是配偶，他们的同居就是像婚姻一样的状态。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我们认为同居主要是第一种情况，往往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因为他们没有满足结婚的经济基础，比如说还没有买到房，或者说单位还没有分到房，所以他们会选择同居，然后再结婚。同居的人中有一部分是没有结婚的，但是大多数还是会结婚的，平均同居的时长在10个月左右，之后要么就分了，要么就结婚了。
我们认为有两个：一是因为同居，婚姻年龄推迟了。婚姻的很多功能，比如说可以节省生活成本、性生活等等，都可以通过同居来实现，而不需要结婚，基本上婚姻的功能同居都可以实现。所以同居的人，结婚年龄要晚一些。
第二点，因为同居往往伴有性生活，而且这种性生活有可能是没有避孕情况下的性生活，所以同居的人婚前怀孕的可能性更大。当然实际上我们的数据也很清楚地显示，在中国，即使是没有同居的人，也会有很多婚前性行为，一些怀孕的情况是发生在结婚之前的。但是婚前怀孕的现象在同居的人中更普遍，八零后有过同居经历的人有43%是在婚前怀孕的，而没有同居经历的八零后中婚前怀孕的比例是20%。
中国离婚率并不高
下面要讲的是离婚。这是大家很感兴趣的事，媒体上也有很多讨论，但不要过于相信一些媒体引用的数据，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是粗离婚率，粗离婚率就是指离婚人数除以总人口数。但真正想研究离婚，分母应该是一个风险的基数，应该从婚姻的数量和婚姻的起始这两方面来看。如果只看粗离婚率，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离婚从很低的水平走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甚至超过了日本、韩国、新加坡和美国。达到世界领先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这是我们从宏观的粗离婚率角度来看的结果。但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中国的离婚虽然已经达到比较高的程度，但是比其他国家还是要低的。只看粗离婚率是有误导的，因为这不是科学地从一个历史生命历程角度来看待离婚问题的。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人从结婚走向离婚。首先，不同时代的差别很大，过去离婚的人非常少，只有3%、4%的人会离婚。现在离婚的人就比较多了，但在最年轻的一代中，最多也只有不到7%、8%的人离婚，而且平均也是结婚后过了将近300个月才离婚的。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中国的离婚率并没有那么高，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
不同出生队列的男性与女性离婚风险的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在结婚20年后，将近45%的人会离婚；日本有15%左右会离婚，比美国少很多。中国就更少了，虽然我们的数据可能有误差，因为有些人不愿意说，离婚可能出现少报告的情况。但不管怎样，中国的离婚比日本、美国要低很多，过了20年，我们能看到离婚的还是很少。对于最年轻的一代，虽然结婚还没有20年，但是也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离婚率依然是很低的。
从积累的过程来看，实际上中国的离婚率还是低于发达国家的。为什么？我前面讲到，因为中国的家庭特别关注小孩的发展，他们认为离婚对小孩是不利的。我们有这样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父母认为离婚对小孩是有害的，也认为父母假如考虑小孩的话就不应该离婚，不管如何都不应该离婚。
那么，婚外生育的比例有多少？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数据，第一个数据是生孩子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比例，实际上中国有很多人生孩子的时候还没结婚，在八零后中达到6%左右，虽然生孩子的时候还没结婚，但是他们以后还是会结婚的，生了孩子一直不结婚的人只有1%左右。所以即使是婚外生育，也是暂时的，因为这并不是说生了孩子以后一直不结婚。
已婚未育的比例，也就是结婚但没有生孩子的比例，过去是非常少的。对于从45岁-49岁的在婚妇女，99%只要结婚了，都已经有了孩子。中国的家庭在很多其他国家看来是很奇特的：只要结婚就有孩子，只是时间问题。在生育年龄过去之前，几乎人人都有孩子，虽然数量也不多。
我先给大家回顾一下，我前面讲了普遍婚姻，现在人人都结婚做不到了，但是只要结婚，就依旧会生孩子，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孩子和结婚是紧密相连的。年轻人目前不一定生孩子，但等到了一定年龄还是会生，结婚的人几乎都会有孩子。中国正经历着第二次人口转变，但是中国的家庭变迁有其独到之处。
子女中心主义依然存在
前面提到，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我认为要了解中国的现状，就要了解中国的过去。因为一个社会不仅仅受到今天的经济、文化、政治、国际化的影响，还受到过去的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家庭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些变化和国外是相似的，一些变化是经济发展造成的；但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中国的家庭变迁和国外的家庭变迁有着不同之处。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可能是文化传统造成的。比如说，跟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出现了更个体化的家庭行为—— 婚姻不一定是和性生活紧密相连的，非婚同居和离婚增加了，与西方相似，中国的家庭已经出现了满足个人需要的趋势，更加追求个人自由，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变化，是一个大的趋势，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一个特征。
但是在这个特征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中国的家庭中，子女仍然是最重要的，这个没变。今天的中国家庭当中，孩子还是至上的。人们为了要孩子才去结婚，所以他们的考虑很多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的，不结婚就不生孩子，哪怕很想要也不一定生。他们找配偶也是为了孩子，他们对配偶的经济地位的考虑也是孩子，离婚不离婚也是考虑到孩子。我们认为，这就导致了在以孩子为中心的主流家庭文化影响下，婚外生育率和已婚不育率很低。大家结婚了都要孩子，离婚率的增加也是有限的，因为孩子比较重要。虽然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经历了第二次人口转变，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中国家庭变迁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孩子非常重要。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中国和西方社会很不一样。在中国，所有的家庭，包括贫困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投资都非常高。最近网络上关于顶替上大学的事情也反映出中国的文化—— 在中国，家庭再穷，也愿意扶持和资助子女上大学。这种现象在中国好像很自然，但实际上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讲是很特别的。在西方社会，在白人家庭里，父母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上大学的动力就非常低，他们觉得教育没有用；而在亚裔家庭当中，即使是家庭背景比较差、父母教育比较差的孩子，也认为教育是有用的，他们获得教育的动力很大，上大学的动力很大。
不仅仅在中国，我认为在韩国也有这样的传统，因为在儒家文化下的影响。甚至在美国的亚裔家庭当中，你也可以发现，即使是在贫困家庭，人们对小孩的教育期望和投资都非常高。
不仅仅是中国，这有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韩国的教育那么普遍，韩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基本上实现了全民大学教育的社会，也是受到这种孔孟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是需要人们有知识的，认为书读得好就会有社会地位，但这种文化对子女施加的压力很大，读不了大学就会觉得低人一等；这和欧美文化是不一样的，因为欧美文化很大程度来讲是一种贵族文化，就是靠家庭背景，家庭好的才有好的社会地位，家庭差的只能有差的地位。所以实际上欧美文化更加讲出身，我和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周翔的有一篇关于代际流动的文章中指出：相对欧美国家来讲，中国的文化更加强调代际流动，更加强调个人的奋斗；而欧美的文化相对来讲更加强调家庭的出身和家庭的传递。
有的时候，我觉得看中国要跳出中国框架，要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的结婚年龄已经蛮高了，但是实际上还没有其他一些国家高。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都很高，从这种趋势来看，中国的平均结婚年龄可能还会往上走。同居方面，美国和西班牙比中国更高。离婚方面，中国相对来讲，比起美国、日本，甚至韩国的数据来讲还是低的。
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结婚年龄、同居、离婚、不婚都会持续增加，不生孩子的情况也会增加，那么，将来的未婚生育会不会增加？我觉得也会增加，但是量不会很大。中国的家庭还在发展和变化当中，我们要重视中国家庭的这些变化。最后，让我来为今天的讲话做结论：
有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发生了第二次人口转变，我们认为，这种转变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完成。婚前同居在中国已经得到广泛地实践，特别是在高教育群体和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当中非常普遍。今天时间有限，没法仔细展开来讲，其实，流动人口对家庭的破坏是很大的，因为有些子女不在身边、有的夫妻不在一起，而且没有一个长期固定的住宅等等。流动家庭也是对中国的传统家庭文化破坏因素之一，流动人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议题。
即使中国的家庭经历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仍可以看到中国的独特之处：比如说比较低的非婚生育率，比较普遍的渴望婚姻，人们普遍都希望结婚，但是不一定能找到对象；其次，向上婚姻的传统也没有完全被抛弃，即使女性的教育和男性相当甚至超过了男性，但是一般的女性还是希望找到一个社会地位比她们更高的男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越来越和社会地位连接在一起。我们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解放初期，人人结婚，婚姻跟社会地位是没有关系的，穷的穷结婚，富的富结婚，人人都可以结婚；但是现在，婚姻越来越和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将来可能会发展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能结婚。这种现象在欧洲是一直存在的，没有地位就很难结婚，现在在中国也慢慢的开始有这样的苗头。对社会地位比较低的男而言，婚姻会比较难实现由此会出现很多不良的现象，比如说妇女买卖，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最后，我们认为即使再怎么变化，在目前的中国家庭中，子女中心主义依然存在，过去是 “重男”，现在不仅是儿子，女儿也很重要。
讲 者 | 谢 宇
谢宇，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中心主任、社会学和国际研究Bert G. Kerstetter'66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由张露尹、周扬、於嘉、聂雨琪等整
1. 於嘉、谢宇. (2013). 社会变迁与初婚影响因素的变化. 社会学研究, 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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