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任务，而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有一个前提和基础，就是教育者能够知道正确理想信念是什么，即能够说出这一理想信念的内容。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开展起来的理想信念教育中，我们是能够大体上知道或说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或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要内容的。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还应该能够从系统性上全面地把握正确理想信念的内容及其结构，换句话说是把握正确理想信念或信仰的体系。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半期的理想信念教育中这一点还不是那么迫切，那么在改革开放的后半程也就是当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当理想信念教育呈现出常态化、体系化、制度化趋势的时候，就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了。因此，构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或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是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凸显不是偶然的，它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演化的必然性结果。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或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陆续构建一系列社会规范体系进程的自然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和基本制度没有改变，但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以及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着重大的转变。一些旧的社会规范体系在解体，一些新的社会规范体系在形成。当改革开放进入下半程，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我们看到一系列基本规范体系都已逐步建立起来，其中既有指导思想层面的体系，又有体制机制层面的体系，还有法律规范方面的体系，以及思想道德方面的体系。从指导思想层面看，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经济建设和经济运行层面看，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政治建设和制度设计层面看，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特别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从法治法律层面看，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思想文化层面看，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本身也是一个体系。特别是十九大以来，我国的规范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各方面“体系”走向成熟，“体系”建构的导向更加明确。不仅基本规范体系的构建进入梳理和总结阶段，同时一些更加具体的体系也在加快建立。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进行了全面总结。而经过防控新冠疫情的斗争，党中央又提出建立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所有这一些体系的形成，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不仅使构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提上日程，而且为此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不论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都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如果理想信念说不清楚，那么这些体系本身也不可能完全讲清楚。而要想把我们的理想信念本身讲清楚，就不能仅限于提出这一理想信念的某些内容甚至基本内容，还要讲清楚理想信念体系本身。我们的理想信念并不只是一个点，而是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自身是一个有机的体系。研究、揭示和构建这个理想信念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走向深入的必然要求。如果说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中核心价值体系是核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核心价值观是核心，那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理想信念是核心。现在建构信仰体系的时期到来了。其次，构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或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课题的提出，是当代中国人信仰重建或坚定理想信念的必然要求，是理想信念教育走向深入的表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人们心灵世界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使社会上出现了信仰危机等相关现象。反思和重建中国人的信仰，成为重大时代课题。如果不能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就可能迷失方向。因此，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一直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党和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重视理想信念，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理想信念及其教育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内容极为丰富，为我们今天探索和构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作了充分准备。理想信念教育不仅在于向人们提供有关信仰或理想信念的知识，更在于向人们提供正确的理想信念和科学的信仰。那么，什么是科学的理想信念或信仰呢？我们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究竟是怎样一种信仰？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的完整体系是什么呢？这是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也是经常得不到清楚解答的问题。也许人们对于这个信仰的某些基本之点有所了解，但不能从学理上形成完整而系统的理解和把握。这显然对于理想信念教育是很不利的。最后，改革开放以来的理想信念教育过程，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重要的相关提法，已经为我们构建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作了充分的准备。一方面是概念上的准备。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理想信念教育的任务，在强调要有“理想”的同时，明确使用“信念”一词，使之成为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正是在将“理想”和“信念”并提的过程中，它们逐渐固定表达“理想和信念”，并最终融合为“理想信念”这样一个新概念。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高端理论概念的形成，特别是它在中央重要文献中得到使用并成为核心性概念，为我们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改造和转换了传统的“信仰”概念，使之从一个历来表达宗教信仰的概念，脱胎换骨，成为一个中性的学术概念，并进一步成为一个褒义的理论概念。它虽然在某些场合仍旧表达宗教信仰，但在我国主流话语中主要用来表达我们信奉的科学信仰。当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时，显然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而“马克思主义信仰”概念的出现，并得到人们的承认和目前的流行，都为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做了基本的概念准备。另一方面是内容概括和表述上的准备。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总会提到教育的内容。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特别是在领导人的重要论述中，先后出现过许多关于正确理想信念的内容构成的论述。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概括性表述，体现了不同的内容组合方式，体现了理想信念内容的系统性。比如，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主要是从实践角度讲的，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理想信念体系，因为它是四个基本信念的组合；江泽民在理想信念教育中不仅提出了“三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且提出了“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也是一个信念体系，只是以观念形式呈现出来罢了。而且其中强调了“价值观”，从而为后续的价值体系建构作了准备。更重要的是，江泽民还提出了“四信”，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提供了基本轮廓；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了“四信”，并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都是着眼于对正确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进行整合和体系建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有更多论述，提出了许多意蕴深厚的提法。他曾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1]特别是还提出了“三信”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这些不同的表述，都体现了在表述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容上不断向着体系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之前，需要进行相关概念的辨析。因为人们在表述相近问题时，使用着很不相同的概念，而且大多也都是正确的。这既是一个好事，表明了概念的多样性和信仰内容的丰富性，同时也是一个缺点，表明我们在概念处理和相应研究上的不足。
从本文的核心概念来看，就同时存在着两个等值的概念表达，即“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和“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这两个概念都是对我们所称为“正确理想信念”或“科学信仰”的表达，因而使用其中任何一个都是正确的。只是在不同的具体语境中有所侧重罢了。如果从问题提出的角度看，特别是从我们党已有的系列概念表达方式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概念的出现是很自然。只要沿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向前迈出一步，我们会得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系列概念虽然表面上是一种不分国别的一般性“社会主义”表述，但其实是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固然可以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做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但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一样的。而从核心内容和实质来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这里的“社会主义”指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这里的“理想信念”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是与“信仰”同等的概念。正因为如此，我们既可以说“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也可以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从我们当下所从事的事业来说，就是“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而从我们的指导思想来说，就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也是性质相同的概念。邓小平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是共产主义。我们既可以使用前者，也可以使用后者。过去较多地用“共产主义理想”或“共产主义信仰”的说法，而后来特别是近年来，更多地使用“马克思主义信仰”概念。这都是可以的，因为意思一样。但从学理上说，特别是从历史上去考察二者的关系时，也可以发现一些复杂的情况，导致“共产主义信仰”概念模糊。大体说来，“共产主义信仰”一词可以有大中小三种含义。从广义来看，它大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和之外也有共产主义信仰，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只是其中的科学共产主义信仰；从中义来看，“共产主义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二者是完全相同的；从狭义来看，“共产主义信仰”只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部分，即社会政治部分，相当于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想信念。当然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我们在宣传教育语境中，采用的是中等范围的“共产主义信仰”概念。因此，“共产主义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共产主义信仰体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
那么，“马克思主义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有何不同呢？从性质来说应该是一样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身是一个体系，不论加不加“体系”二字，都是如此。而加上“体系”二字之后，也没有变成另外的信仰。实质没有改变，只有观察角度的改变。当我们使用“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个概念时，通常不是在强调这个信仰的体系属性，而是从一般性质上去掌握这个信仰。大多数理论研究和宣传情况下都是如此，也没有必要刻意强调它的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它的体系性，而只是意味着我们没有强调这一点而已。而当我们需要突出这个信仰的体系特征的时候，在我们需要全面地把握这个信仰的内容构成的时候，或掌握其内在结构的时候，则可以而且应该加上“体系”二字，以示提醒。现在我们使用“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概念，就是要着力从它的内容全面性上，从它的结构整体上去把握这个信仰。研究和提炼“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不仅涉及概念问题，而且涉及视角或视域问题。概括和提炼“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可以有双重视角：一个是中国视角，一个是世界视角。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出发去界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或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放在中国和世界两个不同的视域中，就有不同的概括要求，并会得出不同的概括表述。
从问题的提出来看，主要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因而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当然要从中国当下的实际出发。这是我们完成这个研究任务的起点语境，也是始终要坚持而不能离开的基地。但是，如果我们放大视野就会发现，概括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可不只是中国的需要和只具有中国当下的意义，而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需要并具有世界性意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追求，并不只是中国人的事情，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当今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许多国家都有一些共产党人在信奉马克思主义，遵循科学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可以说，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特别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研究和提炼“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本来，这一任务本身应该很早就被提出并得到某种解决的，而不应该等到现在。既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有着共同的思想指导，也就是说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或马克思主义信仰，那么从一开始就应提出信仰体系的构建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仅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共同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人也没有明确提出和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需要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并不意味着各国共产党人不信奉马克思主义，而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人们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当作一个“信仰”问题。由于“信仰”问题在历史上总是特指“宗教信仰”，非宗教的科学的信仰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经典作家也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反对把它变成一种宗教教条。再加上其他原因，使人们都不愿谈论“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甚至有人觉得，使用这样的概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但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空前挫折而发生信仰危机之后，信仰的问题就突出起来了。各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情况下，都有一个坚定信仰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明确提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从理论上去建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就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在当前“东升西降”的世界形势下，在世界社会主义从低谷中苏醒过来并积聚力量重新走向复兴的形势下，明确“马克思主义信仰”及其体系，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了。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发展得最成功和具有最大实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在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包括思想文化成果在内的积极成果，必定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因此，当中国基于自身捍卫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而提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并着力概括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的时候，就不仅具有国内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性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的时候，就不仅要基于中国人坚定理想信念的需要，而且要兼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基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需要而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与基于中国当下需要而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在范围上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但与人们的直觉印象相反，并不是世界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就是广义的，而中国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就是狭义的。恰恰相反，世界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是狭义体系或小体系，而中国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则是广义体系或大体系。后者包括前者在内，或者说前者构成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适应于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应该是相对简单的，它可以说是各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系统中共同的部分，是共同的核心性内容。而除了这部分共同内容外，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还会根据自己的社会文化需要和特点，围绕这个核心内容而增添另外的具体性内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小体系扩展为大体系。当我们立足于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基地而构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的时候，同样如此。除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容之外，还会增添中国特有的内容。在狭义上，“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是由以下四个基本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包括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人民至上的根本信念、自由全面的人生追求。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中所蕴含的理想信念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和价值信念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
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这是指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世界观基础，即唯物主义世界观。任何一种完整的信仰或信仰体系，都有其自身的世界观。不包含世界观的信仰，或不以一定世界观为基础的信仰是不存在的。世界观并不在信仰体系之外，它是信仰的基础，是信仰体系的坚实基地。而且，世界观本身是一种信念或信仰，因为任何真正的世界观都是被信奉的世界观，是人们信以为真的世界观，它本身是一种基础性背景性的信念，构成了诸多有关社会和人生的理想信念的基础和场所。正因为对此，它通常是哲学所关注的对象，并表现为哲学信念或信仰。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对世界有过各种各样的描绘，形成过诸多不同的世界观。但不论人们对世界的具体看法和描绘有多么不同，人们的世界观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心主义世界观。人们自发的社会生活信念，大多是建立在自发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而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则将这种世界观加以概括和深化，形成理论的完整哲学建构。相比之下，唯心主义世界观虽然不像唯物主义那样具有直接的依据，但它在历史上则更为活跃，因为它借助于宗教并以神话世界观的形式展现出来。在这样的世界观中，人类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由鬼神精灵等神秘力量和形象所形成的图景。这是一种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不论其中的鬼神精灵多么活灵活现，都不是世界的真实图景，而是主观想象的产物，是人们头脑中对于客观世界图景的扭曲颠倒的反映。有人认为“信仰”只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相联系，而与唯物主义世界观无关，这是不正确的。历史上曾有些类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自发信念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宗教世界观基础上的，并曾借助于宗教的思想和语言来寻找自身的理论支撑并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为自发的共产主义信念提供了坚实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或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性信念是一种无神论的世界观。它认为世界不是来自于某种神秘的精神实体，比如来自神灵的创造，而是自身就存在的并有其规律的。这种世界观所展现出来的是世界本身在人们感官中所呈现出来的样子，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不论是浩渺的宇观世界，多姿多彩的大自然，还是丰富多彩人类社会，都是真实存在的和运动变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现代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系统中的最高理想。任何一种信仰特别是信仰体系，都必定包含有理想的成分。正是这种理想成分及其系统性表达的存在，才使信仰不仅有当下的维度，更有一种面向未来的维度。它不仅使信仰者有当下的感知，而且抱有对未来更美好生活的希望。如果说人天然地对未来有着希望，那么信仰体系中的理想系统则将这种自发的希望变成一种自觉的追求。在这种理想系统中，包含有不同层次和不同程度的理想，其中既有个人理想也有社会理想，既有短期理想也有长远理想等等。但所有这样理想都被整合成为一种自洽的系统。其中最具有典型性意义和象征性意义的，是最高理想或终极性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理想图景，并成为这个信仰体系中的核心内容。这个理想所呈现出的是一种社会性理想，描绘的是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其中包括这个社会发展的理想状况，这个社会制度的理想状态，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以及人们生活的理想状态等。从社会发展程度来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经济社会文化高度进步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在个人消费品上实现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而真正解决了物质性生存问题，同时社会文化生活也高度繁荣。从社会制度特征来说，共产主义社会具有完善的社会制度，它扬弃了历史上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维护私有制为目的的制度设计，而以全体人民的共有共享为原则来进行制度建构并在实现形式上达到更为完善的程度。从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看，则是消除了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根本区隔与对立，消除了阶级、阶层间的冲突，消除了战争，而实现了社会和谐。从社会生活状态看，人们的生活富足、多样、自由，并洋溢着创造的精神和幸福。显然，在这样的社会理想中，就已经包含了每一个人的理想在内。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中既具有物质价值又具有精神价值。从物质价值来说，共产主义理想是广大人民群众真实的物质解放的最高体现。它不是虚幻莫及的，而是能够而且必定实现的状态。人类作为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它的解放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其中物质的解放是基础，而精神的解放是升华。尽管对特定的个人来说，他们可以看淡物质解放，而着力追求精神解放，但对于绝大多数群众来说，对于整个人类来说，物质解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上的宗教之所以放弃物质解放而寻求精神解放，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物质解放不可得，而迫不得已转向精神解放。恩格斯在谈到原始基督教时说过：“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2]共产主义理想不仅提供了物质上解放，而且也同时提供了精神上的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之作为理想，本身就具有精神的寄托、抚慰和引领价值，而且当共产主义理想的物质价值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它的精神价值已经在不断地实现着。人民至上的根本信念。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中，不仅包含着理想的成分，而且包含着信念的成分。仅仅靠理想一根支柱，是支撑不起庞大的信仰体系的。因而，除了理想支柱，还有信念支柱。在信仰体系中，信念也是一系列的，尽管程度不同，层次不同，以及具体内容不同，但都形成一个信念的系统。其实，任何一个信仰体系，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各种信念组成的体系。在这个信念系统中，最高的信念或根本性信念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的意义。在宗教信仰中，根本信念是神灵至上。可以说，神灵是宗教信仰的核心和象征，宗教信仰中的各种信念都是围绕着对神的信奉和崇拜来形成的。如果没有神灵，就不会有宗教信仰。而在神灵系统中，则有最高神起着统领作用。不论是上帝、真主、佛都是如此。但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建立在唯物主义无神论基础上的信仰，它不承认神的存在，并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没有神灵的位置。当然，没有神灵信念并不意味着没有信念系统，没有最高神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没有最高对象及其信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中不仅有自己的最高理想，而且有最高信念根本信念。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中的根本信念是人民至上。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中具有最崇高的位置，是一种最神圣的存在，是我们最高的信奉对象和服务对象。当然，人民是人不是神，因而这种信奉不是有神论的宗教信仰，而是无神论的社会信奉。人民是多数人而不是个别人，因而对人民的信奉也不是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人民之所以具有至上的地位，并成为最高的信仰对象，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的原因，而只是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毛泽东也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人民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因为它是人类的绝大多数，是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进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自由全面的人生追求。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中属于人生观和人生信仰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关注社会和集体，同时也关注个人和人性。因为社会和集体正是由个人所组成的。只是马克思主义不主张孤立地看待人，而是把个人放到社会和集体中去把握。马克思主义把人的生活分为生存、享受、发展三个层次，并为争取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权利而斗争。生存是基础，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在此基础上还要有更高的追求。有人把幸福或更高的幸福定位于人的需要的满足，特别是生活享受需要的满足，认为只要能得到更多的享受，就是更多的幸福。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承认享受的价值，但并不认为这是最高的价值和幸福，而是主张前进一步，从享受进到人的发展，并把人的发展作为更高的追求和更高的价值。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包括身体、心理、精神、社会等方面综合的充实和提升。而在身心健康、性格健全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追求才能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性。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讲的人的发展主要是指才能的发展，即在社会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认识到自己的才能并能够在社会中去发展和实现它，这是一种极为美好的感受，包含着对自我存在感和价值感的认定。同时，社会关系的丰富性也是人的发展的重要方面，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发展自己。因而，有着更为丰富的社会联系，也是人的发展的重要追求。衡量人的发展主要有两个尺度，一是自由，二是全面。因而人的发展更确切地说，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 自由发展是与全面发展相联系的，正是自由的发展使人的性格和才能变得更加全面。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更高的信仰境界。它体现的不仅是一种对于人的更高的认识，而且是一种对人格理想和人生信仰的崇奉和追求。上述四个基本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有机体系。其中，唯物主义世界图景是哲学立场和信仰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最紧实的基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人民至上根本信念是这个信仰体系的两个焦点或核心，它们并存共生，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最基本的“理想信念”；而自由全面的人生追求则是这个信仰体系的人生落脚点和人生实现。
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最基本内容构成的一种概括和表述，体现的是这个信仰体系中最稳定的内容。这个信仰体系是普世性的，适应于各个国家，应该成为各个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信仰。同时，至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单位的，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根本上改变这一事实。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会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本国实际，使之具体化并与本国情况相结合，并进而结合自己民族、国家和社会的特定情况，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加一些更为具体的内容，从而形成一个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也不例外，而且事实上更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特别是经过长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已在中国生根开花，并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成为一个庞大的信仰体系或理想信念体系。对于这个信仰体系及其内容构成，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党的重要文件有过一些相应提法和表述，为我们的概括提炼提供了基本依据。这些提法大体分为两个系列：一是以“理想”为核心的表述，二是以“信念”为核心的表述。从前者来说，主要表述为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结合。比如，习近平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6]从后者来看，则表述更加丰富。比较简单的表述是“两信”，即信仰和信念的组合。习近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7]还说：“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8]再进一步的提法是“三信”。江泽民曾提到信念、信心和信任，指出：“坚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9]习近平也论述过信仰、信念、信心的“三信”，指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10]更全面的还是“四信”，即信仰、信念、信心、信任。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11]后来，胡锦涛在2000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再次重申了这“四信”，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我们都要坚持不懈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坚持不懈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教育，坚持不懈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和科学精神教育，引导人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12]在上述提法中，“远大理想”+“共同理想”的模式有其价值，它比较简明易懂，但对于表述一个庞大信仰体系来说，显得偏于简单。而且只讲“理想”，不讲“信念”，也不全面。因此，更好的做法是从以“信念”为核心的表述中寻找一种更全面的表述。一般来说，信仰、信念、信心的“三信”就可以了，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而从广义信仰体系的角度来说，选用“四信”的说法就更加全面。同时，对“四信”的表述，还可以根据现在的需要加以推敲。大体说来，这个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对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信任。这个信仰体系是相对稳定的，同时也是开放的，它会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的进步，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它是广义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信念，坚持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正是这一信仰，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也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虽然适用于各个国家，体现的是属于全人类信仰的共性内容，但既然为中国人所信仰，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中国的某种特点，比如中国式话语表述，以及中国式概括。比如，“唯物主义世界图景”也可以用“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式话语来代替；“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常用的话语。“人民至上”也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概括。从内容上说，“人民至上”还可以表述为“为人民服务”，这就更具有中国话语特色了。而这些话语特色，以及理论概括上的中国式特点，并不改变信仰体系的内容和性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想信念上的表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和普世信仰，那么它在自身的传播和实现过程中，必然会与各个具体国家和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并生成更为具体化的具有各国特色的理想信念。因此，这里就有了信仰体系中的两个层次：一是基本原理或一般原理的层次，这就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二是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信念层次。这第二个层次的出现，不仅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信仰更加具体化，而且更加现实化了。因此，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可以看作是第一个层次内容在实践逻辑上的展开，是社会主义原理的具体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信仰才不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信仰，而且也是一种具体的社会政治信仰。中国共产党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在革命年代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不仅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在“指导思想”这一说法中就包含着对指导思想的正确性的相信，并在实践中加以遵循。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而这个信念就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这样的信念是十分重要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十分强调“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些自信合在一起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在信仰中总是包含着信心在内，这种信心通常与未来有关，是对于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未来发展的信心。这种信心非常重要，关系到信仰者对前途命运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讲，信心是一种必胜的信念，它是一切信仰或信仰体系中都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无疑包含有对未来的必然信念或信心。从高层次上来说，就是对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的必胜信心；从低一层次上来说，就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信念在未来前途上的体现，也是这种信念在人们心理上的主观表达。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心，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的重点和不同的表达。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对于中国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取得伟大胜利的信心；在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就是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获成功的信心；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应表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所有这些表述尽管有些具体的不同，但在性质上都是一致的，而且在阶段性上也彼此衔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中国人的百年来的梦想，在当今的中国具有最大的现实性和迫切性。虽然它是中国人百年来一直不懈追求的梦想，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实现这一梦想这么近，对实现这一梦想如此充满信心。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我们有两个百年目标具有标志意义：一是在建党百年时候即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在新中国成立百年的时候即2049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在我们正处在两个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既要决胜第一个百年目标，同时又开启为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的历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中国梦的信心是极为重要的。对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信任，是一种社会心理，也是一种社会政治信念，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组成部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是自发的，它可以独立存在而无关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只是一种普通的社会心理和心态。但是，从理论上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信任与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性质的认定和认同有着密切关系，是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是自发运行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的过程和结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有信念和信心，也必定对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有信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用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经过长期历史考验，被证明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具有强大的预见性、决策力和执行力，是全国各族人民最可依赖的主心骨和精神支柱。虽然凡人都会犯错误，政党也是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各种失误和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回避错误，而能够发现、承认和自我纠正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变成更加成熟。对党的领导的信任是值得的，也得到了历史的回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不仅与党的正确领导有关，也与人民群众对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政府工作的充分信任有关。在当今中国，不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还是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都不是抽象的，而是与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息息相关，因而与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工作的信任分不开。同时，在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中，又包含着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任，特别是对党的领导核心的信任。在现在，就是对党的领袖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的信任。这一点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它代表着信仰对象中的人格因素，是人民群众对党中央领导集体信任的集中表现。正是这种信任，使当今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和信心才是那样鲜活，充满着信仰的生命力。展望未来，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仰、信念、信心和信任，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困难，实现我们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
[6]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单行本，第63页。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13页。
[9]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10]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8-39页。
[11]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
[12] 《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3页。
作者简介
刘建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求索》
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