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人魏臻：留学、电子工程专业，与贸易摩擦

魏臻还忙于在自己的本命年完成一桩个人心愿：几个月来，他一直与自己的大学本科母校——美国德州奥斯汀大学协商，计划在自己曾经就读的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设立一个小规模奖学金，每年为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提供资助。

2019年这个不平静的春天，48岁的魏臻异常忙碌。

1月28日，中国的“小年”，美国私募基金公司华平投资（Warburg Pincus）为庆祝进入中国市场25周年，第一次在华召开全球合伙人会议。作为华平中国区联席总裁，魏臻与他的同事、另一位联席总裁程章伦，在他们的上海办公室迎接了华平全球的70多位合伙人，其中包括现任华平全球总裁、美国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

即便在中美贸易摩擦阴云之下，魏臻和他的同事们在全球合伙人面前仍旧可以拿出颇为自豪的成绩单：目前华平全球管理的近430亿美元资产中，在中国管理的资产超过100亿美元；华平进入中国25年，总盈利额也近100亿美元。而现在华平持有的60多家被投中国企业中，过半是2017年之后进入的。

此外，魏臻还忙于在自己的本命年完成一桩个人心愿： 几个月来，他一直与自己的大学本科母校——美国德州奥斯汀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协商，计划在自己曾经就读的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设立一个小规模奖学金，每年为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提供资助。

虽然已经毕业20多年，魏臻提起母校仍旧如数家珍。他说，德州大学的这个专业在全美国排名前十，也是全校最受中国留学生追捧的院系之一，目前大约有240位中国留学生就读。 “虽然中国的电子产业已经相当发达，但计算机芯片仍是公认的弱项，我也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学生在这个领域深造，做一点贡献。”

“我现在也常常想，如果当年本科毕业后一直从事本行，我现在就应该是个造芯片的，”他笑道。

我打趣地说，如果他现在是一位想去美国读电子工程的中国学生，就算拿到奖学金也不一定能拿到美国签证。他耸肩苦笑了一下。

与魏臻的访谈，近半年前就开始了。不言而喻，像他这样有留学经验并从事跨国投资的金融精英，是最近30年来中美经贸和科技、人员交流的最大受益者，也是个人成就的顶尖代表。在此大潮似将逆转的关键时刻，他究竟在想些什么？整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逐渐演化成一场科技冷战；美国对中兴、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不断加码的制裁与围堵；乃至美国开始严格管控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尖端技术领域与中国的技术和人才交流… 种种背景都让我们的访谈意味深长。

得知他当年在美国本科读的就是现在处于风口浪尖的芯片专业，我们更加有话题可谈。但这也令访谈越拉越长：我们几次见面茶叙，又通过微信补充问答，但往往跟不上中美之间事态演变的节奏，话题不断被更新、打断，新的迫切问题不断出现，直至发稿。

第一次与他见面前不久，我的《金融时报》驻美国同事刚刚报出独家新闻：白宫鹰派官员曾鼓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停发所有中国学生签证，但在美国驻华大使的强烈反对下暂时作罢。于是，我的问题就从魏臻的留学经历开始：是什么因素，让一位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高中生和他的家庭做出决定，让他远赴美国留学？

以下是几次访谈的整理节选。

王丰：我们就先聊一聊你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吧。那个时候去美国读本科的还是很少的。

魏臻：你刚才提到，你曾经在UC Berkeley（加州伯克利大学）读研究生？伯克利有过一位华人校长田长霖，他是我上海位育中学的校友。（编者注：田长霖 1935-2002，生于湖北黄陂，为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教育家，于1990-1997年担任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是该校第一位亚裔校长。他曾于1945-1049年就读上海位育中学。）大概在1986、1987年左右，田长霖作为杰出校友回到母校，做过一个演讲，那时他已经是伯克利的副校长。我当时在读大概初三或高一，觉得他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他对我留学的决定有很大的影响。

王丰：真巧，在你听他演讲之后大概10年，1996-1997年前后，我在北大也听过他的一场演讲，从此开始了解加州伯克利大学，他也是对我留学最大的影响之一。

魏臻：我当年留学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上海曾经有个“前进学校”，是全国最早的办托福、GRE等留学考试培训的学校之一，比现在的新东方要早很多。前进学校的夜校曾经借用我们学校的教室。我们每天上学都能看到他们的宣传材料，谁托福GRE考了多少分等等，还能听到不少学长们留学的例子。所以，从小就知道有留学这回事。

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他们都很支持我，而我从小也是性格比较“生猛”。那时候中科院不少研究所都在上海我们学校附近，我有很多同学的父母就是科学家。我们那一代，小时候感觉最光荣的不就是科学家吗？我从小也很喜欢数学物理这些学科。所以后来出去，本科念的就是 “double E”, 电子工程。 …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是现在，我可能都不一定能被录取，因为这个就是半导体制造。

王丰：在这两年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美国有人频繁提起de-coupling（脱钩）这个概念。在一些尖端的科技研究领域，这个趋势已经开始比较明显地出现。

魏臻：这种de-coupling短期会做到什么程度，没人知道。但如果从中长期、宏观的层面看，不会取得他们希望的效果，只会两败俱伤。我倾向认为，美国这些鹰派是非常冷战的思维方式，相信冷战时期的打法。但是我觉得今天的现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中美经济所谓“脱钩”，没有那么简单。

王丰：对于现在大家很担忧的，贸易摩擦可能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造成的破坏和外迁的压力，你看到这样的趋势了吗？

魏臻：“逼迫部分生产能力迁出中国”，与“这部分生产能力会迁回美国”，这中间有巨大的逻辑落差。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制造业会寻找一些其他的成本相对更低的替代产地。我实际上认为，以中国劳动力的规模、技术水平，以及中国的基础设施完备程度、供应链的能力，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是无可替代的。

（产业链外移）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会发生的，在中低端已经发生了。但同时，中国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进步，也会化解掉一部分影响。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大量原本给中国的出口订单转向越南或者印度，它们是没有能力短期内消化的，至少会用10年的时间来消化。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中国政府对商业的友好程度，都是对中国的有利因素。另外，以深圳为例，深圳的成功一方面来自于广东的腹地与香港资本的对接，另一方面则在于它的技术人才储备。它是在整个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础上，选取最优秀的人才，其中又有很多海外留学人才。越南的人口虽然跟广东省差不多，但这种人才规模是无法相比的。

当然，我们现在谈的都是非常宏观的话题，就跟天气一样极难预测。但我个人的观点是，当大家都很乐观的时候，我会倾向觉得其实没那么好；当大家都比较悲观的时候，我会倾向认为其实没那么差。

王丰：从你的专业来看，在金融、投资的层面，这种“脱钩”有没有发生？

魏臻：在我们看其实没有。我们是一个美元基金，虽然有中投这样的国内LP（有限合伙人），但大多数的LP都是来自国外，包括很多欧美的，香港、新加坡等亚洲的LP，还有很多中东的LP。

如果看欧美这两个大的市场，现在很多大的欧美的LP，整个对中国的配置可能连5%都不到。中国现在GDP占全世界六分之一；从PPP（购买力平价）看占比超过20%；从全球GDP增量看，中国更要占近三分之一了。所以说，以3%、4%的总体配置比例，与全世界五分之一GDP相比， 这个错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中国增加配置还是在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有一些更有先见的LP其实也已经配置很多了，但大多数LP还是在开始向中国更多配置的过程当中。

我前一阵去美国拜访了一些LP，… 从投资的角度，他们对中国中长期还是非常看好，当然他们会问很多问题，比如贸易摩擦有什么影响，中国经济放缓有什么影响等等。

王丰：这段时间围绕中兴、华为等公司的事件，让芯片、5G等尖端技术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个投资人，你怎么看中国这些领域的机会？

魏臻：我们自己投资这种尖端的技术领域还是比较谨慎的，考虑的倒不一定是政治风险，更多的是考虑技术和竞争风险。中国有些行业已经出现巨头，在已经有巨头的行业，胜算就会比较低；还没有巨头的行业，会更 open 一些。 十几年前，我们曾经投过一家企业叫港湾网络，创始人是李一男，曾是任正非手下的爱将。他们试图跟华为竞争，后来被华为打的很惨。

王丰：刚才我们聊到，中美两国之间的教育、人才、技术交流，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生赴美国留学这股大潮，堪称可以改变人类历史的智力流动。但是现在的所谓“脱钩”也体现在，美国近期出现针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各种负面声音，有一些甚至可能成为限制性的政策，你对这个大趋势怎么看？

魏臻：具体发展没人能够预测，但我觉得这个大趋势应该是reasonably resilient （具有相当的韧性）。我前一阵去母校访问，感觉校方对这种交流仍旧是非常积极的态度。从经济角度考虑，现在30多万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相当于10所州立大学的学生人数。（现在中国留学生）基本都是自付学费和生活费，这对美国的教育系统和地方经济是巨大的影响力。

现在的确是一个比较脆弱的时期，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我觉得两种因素都有。两国关系会演变成一个新冷战，还是会找到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平衡？ 这个结果还没确定。 我所能感受到的，双方社会里的主流声音还是倾向于，双方都应该更加努力地找到一个平衡，没有理由转向全面敌对。我个人也认为大有希望找到这样一个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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