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渊源式招生体制将影响美国未来的发展
吉莲•邰蒂：私立名校优先录取校友子女不仅会分化自身学生群体，还会导致教育界的二元分化，最终影响美国未来的发展。如果美国要想继续保持竞争力和凝聚力，就迫切需要为本国民众中范围更广的群体创造优质的高等教育环境。
作者 | 吉莲•邰蒂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今时不同往日
大约三十年前，我试着申请了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的一个本科生项目。在我面试之前，学校里的一位老师提了一条建议：“不要主动提起你的父亲曾在剑桥就读——除非他们问起！”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二十世纪80年代的英国，人们不喜欢那种认为家庭人脉可以帮助学生在精英大学获得一席之地的想法。事实上，在招生官员眼中，唯一比这更加忌讳的想法是认为既有家庭关系又有大把金钱的人可能通过慈善捐款“买”出一条通往大学的捷径。
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为不同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地理环境和社会风俗导致了人的观念发生巨大变化。2012年秋天，几位美国朋友的孩子进入了布朗、哈佛以及普林斯顿这样的美国名校。其中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凭“硬实力”得到录取的，因为他们有着优异的SAT考试成绩以及满是各种荣誉的个人简历。除此之外这些聪慧的少年们还有一项优势：人脉。他们的父母或亲属通常是这些精英大学的校友，不仅公开参与校友圈的活动，还常常为母校慷慨捐款。
家庭人脉：美国学生进入名校的“灰色纽带”
这些家长通常不愿强调孩子人生的这一侧面：讨论要花多大“价钱”（例如要捐出多少慈善款项或者要参与多少校友活动）才能确保获得一个名校名额显得非常粗鲁。然而这些事情实际做起来却也不会让人感到羞耻。正相反，当我谈到我的剑桥故事时听者都会深感震惊。因此，下面这个调查结果也许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教育研究人员估计在某些常青藤顶级名校里至少有10%（或者更多）的学生具有“家族渊源”——拥有家庭人脉可以令一名中等学生获得名校录取的几率增加约60%。
一位在华盛顿的朋友表示：“招生体系就是这样运作的”；这位颇有名望的哈佛校友今年自豪地“帮助”自己的侄子进入了哈佛大学。他说：“我的侄子非常聪明，他完全有资格进哈佛。问题是聪明的孩子太多了，所以我尽了自己的全力帮助他。”或许正如哈佛前任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说的：“录取校友子女正是私立教育机构这样的社团组织的一部分。”——其他常青藤学校以及部分私立人文学院的校长也持同样看法。
请不要误会：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可以强调英国的教育体系是效率或英才教育的典范。英国的教育制度中有着足够多的伪善。不管有没有“家族渊源”，绝大多数牛津(Oxford)或剑桥的学生通常都拥有优越的家庭背景。而且英国还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正因为像剑桥这样的学校不愿用招生名额换取慈善捐助，它们相对于哈佛等学校在资金方面面临制肘。
更具破坏力的是，这种渊源式招生体制也导致了教育界的二元分化。现如今，许多常青藤私立院校拥有数量庞大的来自校友的捐助资金。而资金募集通常被认为是这种招生体制的关键优势之一。不过虽然哈佛获得了足够多的慷慨捐助，美国依赖公共财政拨款的高等教育体系却在很大程度上面临资金压力。伯克利大学(Berkeley)执行副校长内森•布罗斯特洛姆(Nathan Brostrom)表示，在加州，以伯克利为首的公立大学体系正面临“严峻”的资金缩水。2008年至2012年，州政府对这些学校的补助减少了三分之一。
但对于伯克利大学来说，填补政府资金缺口的难度很大，因为该校从未施行过校友子女优先录取政策。正相反，布罗斯特洛姆表示有40%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在常青藤院校这一比例通常仅为10%）。
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也面临同样困境，该校运营着一个由公共社区学院以及大学组成的庞大网络。SUNY校长南希•金弗尔(Nancy Zimpher)表示，2009年至2012年，州政府对该校的拨款减少了15亿美元，降幅高达30%。目前她正试图用来自私人部门的资金填补这一缺口。但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因为SUNY既没有施行校友子女优先录取政策，也没有募集私人捐助的传统。毕竟对冲基金经理们不太可能为一所社区学院捐助数百万美元，以保证自己的孩子以后能到那里就读。通常来说，他们要么会为自己的母校慷慨解囊，要么会把钱捐给那种招收贫困、低龄而又上镜的孩子的学校。
这是一个悲剧。归根结底，在像SUNY这样的地方发生或没有发生的事情对于美国未来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如果美国要想继续保持竞争力和凝聚力，就迫切需要为本国民众中范围更广的群体创造优质的高等教育环境——而不是仅仅为了精英阶层服务，这一阶层打着捐助的旗号正变得越来越善于将特权代代相传。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全文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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