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博闻集，基于一年一度文创盛会暨博鳌文创周嘉宾演讲，梳理总结其核心观点与认知，为行业同仁提供更多参考，帮助更多机构实现发展升级。关注“博闻集”栏目，我们将定期分享名人观点、行业经验给你。 本期嘉宾：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任黄友义。 一 黄友义在2020博鳌文创周职业经理人大讲堂演讲视频回顾 习主席曾经说，西方人跟我介绍他们的基督教文化，阿拉伯国家介绍伊斯兰文化，有一些很小的国家也跟我推销他们的文化。其实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我们最有资格向外介绍我们中国的文化，但是我们做的不够。我们看到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里面着重体现了习近平主席这种要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的精神。 今年的疫情发生以后，中国十几亿人，把自己隔离在家里，牺牲自己的方便，为的是尽快控制住疫情。国内疫情基本控制住以后，我们很快开始帮助其他国家，大量的医疗保护物资运到国外。但是，却得到了很多批评、质疑和污化。二、三月份时很多外国领导人给我国领导人打电话或致信，对中国的抗击疫情情况表示慰问。美国、英国主流媒体却说，中国驻外大使不干别的，就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让所在国的总统、总理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表示支持和慰问。他们说中国人太孤立了，特别渴望外国人支持一下。为什么中国对世界经济和安全贡献这么大，却老受人家质疑和欺负呢？我觉得文化元素是一个重要的缺失。因此我们在经济强大以后，文化建设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推动文化传播 欧盟把中国定位于全面制度性的对手，对中国经常发表质疑、抵制、污化和制裁的言论，特别喜欢说我们推广治理模式。中国只是分享一下经验，给予一些国家帮助，特别是强调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商共建共享，我们没有像西方那样强加于人。但西方媒体说中国是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西方媒体说我们的“一带一路”是制造债务陷阱。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十几家的中国新闻机构在美国被定位于外国代理人，包括外文局的杂志在美国的记着站，美方要我们提交各种各样的信息，随时要接受他的检查。我们对外国媒体是非常客气的，但是他们对我们却是越来越严厉。西方对我们在文化上采取的一系列的严厉措施，体现了一种他们的焦虑与担心，怕中国文化的强大和传播，其根本原因是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差别。中国说要构建和谐世界，但他们认为是零和游戏，有你没有我，有我没有你。当中国说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说怎么可能呢，我们的利益是冲突的。当中国说要包容发展，特别是增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世界经济上有发言权时，他们说中国是破坏世界的格局。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后，西方的学者和媒体一直在质疑，并最后统一成BBC给的分析：中国要统治天下。他们太歪曲我们的想法与倡议了。我们必须着力推进文化的传播，因为中国在世界各个地方经济利益很大，硬实力必须靠软实力配合来打开局面。过去我们觉得把工作做好，给人家援助，支持人家，跟人家合作，实干就行。习主席说，我们失语就要挨骂。 讲述中国故事 现在，中国在国外有各种传播渠道，但是经常不会说，说出来以后效果不好甚至可能产生反效果，也就是说我们要提高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面对不同的国际受众，我们要讲述他们能够听懂，愿意听的中国故事，做到第一敢说，第二会说，这是需要我们在文化方面弥补上的本领。理想的局面是企业讲企业的故事，大学讲大学的故事，个人讲个人的故事，汇集成讲述中国故事的大合唱。 首先，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要迅速地讲出去。中国疫情发生后，很多西方人说疫情是因为中国人吃野生动物导致的。甚至有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外国人给我打电话，说你们中国有太多wetmarkets（湿货市场），你们把这些关掉就好了。Wetmarkets这个词是有一定贬义的，我们绝对不接受这个词。当时我们自己也有一点儿心虚，以为是蝙蝠传染给中国人，中国人传染给其他人。其实，习主席在一月份就有一个讲话，说禁止滥杀野生动物我们讲了很久了，一直解决不了，这一次必须要解决。这个讲话我们翻译了。根据习主席讲话精神，2月24日，全国人大迅速通过了一个全面禁止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决定，中国从法律上解决了滥杀野生动物的行为。这个决定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公共政策翻译研究院迅速翻成外文发给外国人，看过这个决定的一个美国人跟我说，有点儿冤枉你们了，你们一直在禁止滥杀野生动物，这一次又强化了措施。他说应该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你们禁止野生动物贸易。但是我们做的这种工作，西方主流媒体和政客从来不会替我们说。如果我们自己不主动讲出来，他们会继续说我们滥杀野生动物，导致全世界疫情发生。过去我们觉得多做少说，或者说只做不说，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但这个时代过去了，谁先说谁就占有先机，我们不仅必须说，还要学会怎么说。有外国人说过，听中国人说话有一个毛病。国家领导人讲的话，到省里、市里、企业，所有人都在说一摸一样的话。中国人难道没有自己的话吗？看来，面对国际受众，我们要学会说话，特别要学会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感动不了自己的话跟外国人说，他也听不进去。我们需要考虑，我们跟人家说什么，对着谁说，通过什么办法来传播。对不同的人我们应该有哪些不同的侧重点。我们强调中国独一无二的五千年文明史。除此之外，更需要讲的是当今的中国，特别是从文旅角度让人家了解现在的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我们以前对外传播主要面对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这是少数的社会精英，但是现在要面对大量不同的外国人。比如，中国每年接收几十万外国留学生，他们的父母朋友都会因此而对中国感兴趣，关心中国的现状，而这些人与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不同，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如何向他们介绍中国就是个新课题。当我们的企业到海外经营时，当地的百姓也会因此而关注中国。我们往年有大量的旅游者出国，走街串巷买他们的东西，住他们的地方，给他们带来生意，当然有时也给他们带来讨厌的东西，比如说话声音过大，不注意卫生等，这些都引起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如今，总的趋势是关注中国的外国人多了，这是好现象，但随之而来的一个巨大挑战，是他们对中国不了解，甚至还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针对他们讲述中国故事，是当今非常现实的任务。我们传播中国文化时，需要考虑受众的多元化。 正面表述未必得到正面理解 中外文化语言的差异是巨大的，中文是五千年的历史，英文才有一千年多年历史，更不要说其他一些语言。两种语言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两者之间存在有巨大的差异性。 首先，文化传统上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写的文章、话稿、年度总结、单位介绍，有着浓郁的报告文学色彩。外国英文的企业宣传很少是这样的，除非是文化创意和文学作品。举一个企业的宣传案例，下图红的部分对中国人非常有用。它说明了公司的根红苗壮和强大的实力。 但是如果直接翻成外文，老外会产生疑惑。他会怀疑你是否是独立法人，为什么有这么多机构批准和管理这家公司。他们看到这个企业需要经过许多批准、监管与管理，会产生怀疑：“你到底是独立法人吗？你到底是老几呀？你怎么那么多婆婆？”这些对中国人来说有用的话如果按照原文翻译过去，老外只会因此而降低对公司的态度。所以我们经常要帮企业改写，而不只是机械地翻译他们的对外介绍材料。我们企业很多的宣传文字是完全对内的。比如下面两个图片的内容： 对于这些描述老外是接受不了的，看不懂，摸不着头脑，他们会哈哈一笑，会问Whatare you talking about?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对外传播不是简单地字面上的文字传播，而是文字背后文化元素的传播。很多中文产生的美，在外文里面基本是没有用的，甚至起消极作用。很多企业介绍和董事长致辞，都是网络上互相参考，重复性表述非常多。我们在对外传播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些问题。另外我们的军事化语言也特别多。我们说中国坚持和平外交，可我们讲话的时候，听起来可能非常军事化。比如，吃饭要快一点儿吃，就说“速战速决”；完成任何工作都要“打一场人民战争”；制定计划就是“排兵布阵”；谈“一带一路”建设必然要有“桥头堡”；改革肯定是“攻坚战”；干事情一定要“打好组合拳”；到一定程度就是“决战时刻”。在外国人听起来像是打仗，只有将军可能这样说话。这种表达方式我们自己可以理解，中国的朝代就是打出来的，但是在进行民间话题的对外传播时需要避免使用过多这样的用词。除此之外，我们的公司或者城市介绍经常有一大堆数字，很难记住。一连串数字直接翻出来以后，外国受众往往不能完全理解。不是所有外国人都是经济学家，脑子里面一听数字就明白怎么回事。当前是读图时代，可以考虑多采用图片图表让大家了解自己，至于哪个外国人真需要深度研究，他会有办法找具体数字。面对一般的外国人，没有必要用一大堆的数字把他们变成经济学家。中文有很多美文，特别是排比句，比如大建设、大开放、大调整、大提高、大经济，但是这样的美文对外翻译的时候产生不了美的效果。还有一些我们脱口而出但外国人不明白的语汇，比如“建国以来”、“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三个阶段”。外国人听不懂这些。跟他们讲，需要做一定的变通。很多介绍专业化术语太多，没有明确阅读人群。如果给专家看，不用解释，许多专业术语他全都懂。如果给普通受众看，他不需要那些过于专业的术语。比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所有常住单位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增加值”。如果面对懂经济的人还用这样受众解释吗？如果不懂或对此不感兴趣，你这么长的话对他有什么意义？美国人研究过，在互联网时代，七秒钟你抓不住对方眼睛和注意力，下面什么话都不要说了，他的兴趣已经转移。 选好翻译，精准传播 我做了一辈子翻译，所以谈一谈翻译在对外传播当中的重要性。英文是非常具象的语言，很多中文一个字或者一个词，英文可能需要非常具体的描述。很多语言都有这种特点。比如中文可以直接说农场养了三只孔雀，但翻译成缅甸文，需要区分是几只公孔雀、几只母孔雀。因为公孔雀是一个词，母孔雀是另外一个词。疫情这个词也一样，中文可以用“疫情”这个词高度概括目前的状况，不用具体说什么病引发的疫情，但英文就得说清楚，到底是什么疫情。 我们在翻译习主席2月23日讲话时，“疫情”这个词用的是Covid-19，但是涉及到习主席1月7日的讲话内容时，“疫情”就绝对不能翻译成Covid-19，因为Covid-19是2月11日世卫组织才研究确定的。1月7日，中国人不可能先知先觉地知道Covid-19。如果是不合格的翻译，用Covid-19翻译1月7日的讲话，西方人会说中国终于承认1月初就知道这个病毒了。本来他们就在污蔑说病毒是武汉实验室里搞出来的。如果看到我们1月7日就知道这个病毒名称，他们因此会说，你们那么早就知道叫Covid-19，更说明病毒是你们自己制造的。所以1月初必须翻译成新冠病毒病，即novelcoronavirus disease。各位企业领导，当你们有翻译任务需要找翻译时，请一定要找职业翻译，经理人是职业的，翻译必须也是职业的。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我们翻译的资料里面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南经济有很大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南教育有很大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南的文化事业有很大发展。历史上，人们一般都把新中国翻译成New China。但我找了在中国工作的五个老外，问他们对于New China的理解。我得到了三个答案，一个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国（XiJinping’s China）”，第二个答案是“邓小平的中国（DengXiaoping’s China）”，还有第三个答案是 “21世纪的中国（China in the 21 century）”。三个答案都是错误的。可这几个外国人居然还是生活在中国的。答案不对，不能怪他们。他们没有在中国过上学，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新中国是指70年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建国才200多年，70年还是新的，他怎们能理解呢？所以，我们提供更加便于他们明白的翻译,比如: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这样，他就明白什么是“新中国”。除去法律文件之外，英文使用大量的代词，不能老重复一个词。因此“新中国”的英文就有很多变化，我们还会翻译成“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Since 1949,” “Since the early 1950s,”这样外国人就能更好的理解“新中国”的确切含义和时间段。再举一个文化翻译的例子，下面这句话里，我用红色标出来的数字都是外国人难以理解的地方。比如，他不明白明永乐十八年到底是哪一年。 但如果给美国人看现在我展示的这段翻译，他参观故宫，一看是1420年落成的，会马上产生联想：“Wow,that is great, 300 year before the U.S. was founded.” （在我们建国前300多年就建成这么好的宫殿，太了不起了！）这样的翻译才能让他产生尊重。朝代在他们脑袋里就是一大堆汉语拼音。我们从事对外传播，必须要换位思考，说外国受众能够听的明白的话。 一位企业老总介绍公司宗旨说就四个字，“合作共赢”。翻译成英文肯定不是四个字，如果没有经验的翻译很有可能会说“The purpose of our corporation can be described with four words: cooperation andwin-win for all.”。很明显“合作共赢”的英文不止四个字，而是六个字。外国人先听说公司宗旨是四个字，但是实际听到的是六个字，会产生疑惑。所以在翻这种短语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一句话告诉外国人是中文的四个汉字，这样他听到的不是四个字时也能够理解。（The purpose of our corporation can be described with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mean in English: cooperation andwin-win for all.”）中文语言里面很多形象逼真的东西是无法完全翻过去的。比如说改革要有勇气，需要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干劲来。那么，“人虎相遇”，是人把老虎打死还是老虎把人吃掉？都不对，人死，等于改革失败，老虎不能打死，那是受保护的珍稀动物。如果直接翻译这句很形象的话，外国受众会对此产生各种联想和疑问。实际上说拿出“最大的”或“从来没有的勇气”就可以了。还有我们说改革一开始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进入深水区。英国人说你们理解的深水区和我们理解的深水区不一样，当我们说深水区时，我们的意思是进去就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他们这种理解同我们的比喻差别太大了。所以我们翻译关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内容，没有用deepwater这个表述，因为deep water是掉到水里出不来的意思，外国人会认为我们承认自己的改革失败了。现在，我们把改革进入深水区翻译成改革进入了最艰巨的阶段。 5月份有一个人大代表说为什么外国领导人新闻发布会不翻成中文，中国总理新闻发布会，外长新闻发布会都要翻成外文呢？这没有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他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世界上会中文的人，能讲中文的，能够理解中文奥妙的人基本在我们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懂英文的人遍布全世界，那些地方主人讲英文不需要翻，几乎谁都懂，而讲中文必须要翻，否则外国人听不懂。外国人在不能完全听懂中国话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会误解我们的意思，少数外国翻译更是把我们正面的话翻译成反面的意思。这种案例层出不穷。鉴于这种现状，中国人的重要讲话和文献，必须翻译成外文，才能保证准确地传达中国的信息。那需要等到什么时候，中国人才可以像英法国家那样，自己讲自己的语言，不用翻译成外文，外国人也都能准确理解我们的意思呢？只能说，这个日子距离我们很远，很远。因此，对外翻译，准确的对外翻译就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刚才讲了很多跟翻译有关的事情，翻译跟医学可以做一定的类比。医学分中医西医，翻译分外翻中、中翻外。有没有中西医结合好的医生？有，但这样的医生属于少数。翻译界有没有中翻外、外翻中结合好的翻译？有，也是少数。再深一步我们就要看西医，分内科、外科、胸科、心脏科等等。，翻译也是一样，有的人善于翻译文学，有的善于翻译法律，有的善于翻译时政。一个病人需要做手术，肯定是看西医，还要根据病灶，确定看西医的哪一个科。如果想慢慢调理身体，就找中医。同样，当你有事情需要找翻译时，你得看看要的是中翻外，还是外翻中，还要看是哪个门类的任务，这些搞清楚了，才能知道找什么样的翻译，才能胜任你的任务。比如，让我翻戏剧我不会，但翻新闻类别的材料我可以。也许，某个翻译你让他翻文学他不会，但翻科技材料他可以。如果做到像看医生一样精准地选择翻译，你就会得到高质量的服务。否则，翻译人员自己难受，而你可能花了钱还对翻译结果不满意。 努力跨越中外文化鸿沟 去年不大的一件事情却惊动了发改委的领导，就是这一本书（下图）。雄安地名的翻译有明显的错误，网民中有很多人转发这本书的封面，嘲笑这个事情。发改委觉得翻译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专门拿出一百多条中国各个大的经济项目的关键术语让翻译界翻译，翻译界各个部门都动员了起来。几番商量，最后到中宣部集体定稿。 比如，雄安到底怎么翻？雄安如果按照汉语拼音，就是Xiongan,但是外国人绝对不可能正确发出这两个音。如果我们加一撇，外国人发音就容易准确了。有学家可能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加上一撇破坏了汉语拼音的规定。我们说这不是中国人看，给中国人看汉字就可以了。汉语拼音主要是给外国人，让他认识雄安，让他能够脱口而出说出雄安这个地名，那样这一撇就十分重要。我建议大家读一读《一九八四》这本书。作者叫乔治·奥威尔，那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EricBlair，是一个上个世纪40年代在BBC工作的思想进步的记者，因为他讨厌BBC造谣、编造假消息和领导不听基层的意见，所以想写一本小说讽刺一下BBC，但如果让别人看出来是在讽刺BBC，他将失去他的职业。因此他换了一种语言，把这个场景描绘成他心里向往的一个国家，苏联。在这本文学作品里面，主人翁所在的国家整天打仗，穷困潦倒，买什么东西都得排队。国家领导人外号叫做“老大哥”，这老大哥什么时候都盯着你。在大家学过英文的都知道有一句话，就是“Big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代指领导，领导盯着你的一言一行。书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语言，如“党、党的领导核心，党领导人民掀起建设新高潮，我们的产量又提高了，人民拥护党的领导，敲锣打鼓到街上游行庆祝生产取得新成就”等等。这种语言是苏联的，也是我们从苏联那里学来的。但是，在这本书里都变成贬义的语言。当我们翻译时,如果介绍中国情况用这些语言，外国受众一看就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本书写于1948年，当时作者同出版社的编辑反复商量确定了书名叫《一九四八》。1948年，当时热战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大家都希望用一些文化作品来揭露对方，抬高自己。西方捡了一个大便宜，用这本本意是要挖苦西方的书来诋毁社会主义国家，立即翻译成20多个语种，发行数百万册，还拍了电影。如果你看了电影就会觉得社会主义国家一分钟都不能待，没法住。悲哀的是这本书的语言实际上构成冷战以后西方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体系。如果我们跟外国人沟通时，不了解这个话语体系的背景，滔滔不绝讲我们常讲的一些话，外国人一下子跟这个书对等上了。这本书里面很多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词汇都有着特定的含义，因此要跟外国人打交道，需要把这本书看透。看懂这本书，就了解了什么是西方话语体系，就能在话语体系上做到知己知彼。顺便说一下，这本书国内市场上英文中文都有，中文有四个版本。建议看董乐山先生翻译的那个版本，译者有个译后感，把这本书的来龙去脉都介绍了。在国外，很多人把这本书作为一个反共读物。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部长王蒙到伦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做完报告后英国主流媒体在一个小房间里集体采访他。泰晤士报记者首先发问，说王蒙先生，你是作家，同时你又是中共中央委员，又是文化部长，又担负管理功能。我问你一句话，中国有出版自由吗？王蒙智慧极高，如果他按照简单的表态肯定说有。那记着紧接着会问早已准备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张三的书为什么不能出版，李四的书为什么不能出版。当年西方出版《一九八四》的时候就是将计就计，借进步人士揭露西方社会的书来诬蔑社会主义。王蒙采取了同样的策略，简单回答了一句，说：“我们已经把《一九八四》用中文出版了。”当时泰晤士报记者一下子就楞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九八四》可以在中国出版。在他眼里，这么反共的书籍是是绝对不能出版的。王蒙的机智回答让记者无以言对。所以他马上说：“Nomore questions.”这一本书在西方影响如此之大，我们做文化传播时，必然要读，并通过这本书了解他们的话语体系。减少文化上的鸿沟有利于提高中国文化在海外扩大影响。这些年领导经常提到公共外交，这个概念是美国人上个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共外交过去是以政府为主，现在变成以企业为主。比如美国人提出来，所有旅行社在把客户派到国外旅游之前，应该给他们分发一个小册子或者就是一张纸，提醒他们所去国家的文化特色。这样美国游客到国外就知道，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哪些该做哪些不能做，以此树立自己国家的良好形象。世界上从事旅游业的很多人都觉得日本游客在国外形象比较好，韩国游客名声不好，中国人游客也不如日本人游客给人的印象好我们国家往海外派人，办公司，应该增加多种形式的培训，哪怕不是面对面的培训，就是通过一张纸或者一个手机短信，让公民知道所去国家的文化和法律环境，知道该怎么样尊重对方，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公共外交谁来做？每一个普通百姓都要做。如，外国人到了北京机场，给他开车的出租司机就代表着中国给他的第一印象。司机的形象是什么，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什么。同样，在海外中国企业和中国游客的所作所为都在不知不觉地讲述着中国故事。很多地方政府做形象片，我们中国人看照片觉得非常美，但是做外宣不能光中国人说好就算好，要拉着外国专家一起看。比如西湖细雨濛濛，古诗说浓妆淡抹总相宜。中国人看了觉得有一种特殊的美感，看了肯定想去，但是老外却说不想去，因为没有阳光。我们很多地方拍的形象宣传片都是淑女从月亮门里款款出来，缓缓动作是中国文化之美，西方的游客需要的是什么？阳光充足，动作利落。我们给外国人做记录片和宣传片，要看当地受众喜欢哪一种生活方式，不能总是想当然，以为我们眼里的美，他们一定也会喜欢，事实往往不是这样。日本人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日本在国外搞一个公益活动，举办一个论坛，即使只花费一万美元，也要在当地报纸媒体上有文章介绍。传统上，我们更习惯只做不说，即使说，也未必能说到当地人的心里去。一个有效的做法是，我们要让当地智库人士替我们发言，我们经常把当地智库对中国的赞扬发回来给中国老百姓鼓劲，这应该做。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让海外智库在海外媒体上替我们说话。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多，在周边国家我们有很多企业帮开展“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但是这些企业踏踏实实干事儿，流血流汗，却没有几个当地的媒体朋友和智库友人替企业发声，替国家发声。我们在当地做的很多好事，当地主流报纸没有刊登，当地智库没有人替我们说话，这样不能说明我们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是成功的。当然，从历史上看，我们不善于表达也很自然，因为我们国际化时间比别人短。 礼貌外交，相互尊重 要学会尊重他人，讲礼节，守时间，提升自己的形象。 有人反映，现在有一些中国老板越来越摆架子，对当地人不够尊重。建议大家看一本书，吴建民的《交流学十四讲》。其中提到，他在法国当大使时，有一个外国老板跟他说，如果某某中国公司代表再到法国来，不要介绍她们来参观了，我不太愿意跟她打交道。吴建民问：“为什么？你们合作的很好呀。”中国是女老板，法国是男老板。法国男老板说中国女老板对他一点儿也不尊重，每次握手只伸出3个手指。其实，这是因为文化不同造成的一个误会。中国女士讲究矜持，但在西方，握手如果只是象征性地伸一下手，不是实实在在跟对方把手握住，他们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到西方访问跟对方握手时，中国的女经理人一定把整个手伸给人家，让人家握住，这是对当地主人的尊重。如果某一个外国人，握手只给你一个手指头尖，他不是矜持而是一种侮辱，下次你也不要理他。还有少数人在海外教外国人中文时，教人家脏话，影响很不好。非洲的记者跟我说，中国人派到非洲的人都是监狱里面放出来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说中国人教他们的中文都是骂人的脏话，让他们在其他中国人面前丢人。的确我们的一些公司，把工人派出去时，没有对工人进行相应的培训，但是这种培训是国际化中必须要做的。语言界有一个统计，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40%不是靠语言，而是靠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平时在会议室、机场或者火车站抖腿的一定是中国人。受到过良好教育的经理人是不会抖腿的。英国人跟我们讲，在英国只有妓女才抖腿向你暗示。有人可能会质疑，这是中国人的习惯，为什么这么强调按外国人的习惯来？道理很简单，入乡随俗。因为在人家的国家里，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必须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否则，他们会小看你，他不拿你当回事儿，不拿你当杰出经理人来看待，他们觉得你是痞子，没有教养的人。这样的话，如果去谈合作，我们就失去了印象分。最后讲里根总统的一个案例。里根总统1984年到中国访问，李先念主席举办国宴，宴会上有一道菜是螃蟹，但单独给里根总统上了一盘炒鸡蛋。他看看有动手，并且注意到旁边的翻译施燕华大使没有吃面前的螃蟹。里根总统问她，你为什不吃呀？施大使说我不太爱吃螃蟹。我自己理解当翻译的不碰带皮、带刺、带壳的食物，如果吃一半卡在喉咙里发不了音就尴尬了。里根说要不然你的螃蟹给我，我的鸡蛋给你。施大使问他，你爱吃螃蟹，为什么给你上鸡蛋？里根说我不吃带壳的海鲜，但螃蟹除外。他说为了双方礼宾官员打交道容易一些，美国方面告诉中方，我不吃带壳的海鲜，其实我爱吃螃蟹。美国这么霸道的国家有时候也有温馨的一面，为中国的主人考虑比较周到，直接说不吃带壳的海鲜。所以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从经理人到工作人员都要进行适当的外事交往的培训。我们还应该雇佣更多国际化人才帮我们树立国际形象。前些年我们在文化上创新，为了显示领导人的亲切，喜欢用漫画来画习主席。但是这种做法不适合用到对外传播上，因为在国际上，凡是领导人以漫画形象出现的，都是讽刺性的。他们看了我们的漫画会误以为，我们也在嘲笑自己的领导人。后来，我们及时向上级反映了这种情况，最近没有看到再用漫画形式展示习近平主席。这个例子说明，对外传播要考虑到外国受众的文化习惯。外国人说，要想改善中国形象，需要一百个英语非常流畅又懂专业的中国人，在外国媒体上回复国际关切。实际上我们不光要有一百个这样的人，甚至要有一千个这样的人，也需要成千上万这样的涉外职业经理人站在舞台上替中国大声疾呼。谢谢大家！ 图片由演讲嘉宾提供 -END- 点击图片，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