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还有纯粹的小农吗？——农政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编者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将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全文见：《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多卷本），叶敬忠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篇

       我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一门政治经济学。首先提出农政变迁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其次说明如何把这些概念应用于我所说的生存型社会和农业阶级社会之中；最后介绍如何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解释现代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中的一些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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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

政治经济学的四个关键问题是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缘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总括了上百年来成千上万本典籍。

这四个问题指什么？

谁拥有什么？	指财产的社会关系
谁从事什么？	指劳动分工
谁得到什么？	指劳动产品分配的社会关系
他们用所得物做什么？	指消费与积累的社会关系

总体来看，这些问题反映了对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社会关系的考量。政治经济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之处在于：它以历史为视角，对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关系和过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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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型社会简义

如何将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和思想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中呢？我将从生存型社会（subsistence societies）开始讲起。

我将生存型社会定义为：在恒定的消费水平上——特别是恒定的代际再生产过程中——能够再生产出自身的社会，因而人口的规模也是恒定的。在表1中的最后一列，我定义了社会分化，因为哪怕是生存型社会也不是全然平等的，也有因性别关系和代际关系引起的社会分化，但这里的关键之处是，生存型社会中不存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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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阶级社会简史

耕作土地的人（我们常称为农民）和依靠农民的劳动成果与产品为生的人（我们简单地称为地主），构成了农业阶级社会中的基本阶级结构。

这张表中增添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租用储备（fund of rent），因为当生产者需要为自己生产消费储备、重置储备或仪式储备时，他们还必须生产出一部分剩余储备，这部分将被统治阶级（即地主和其他与地主有关的阶级和群体）剥夺。之所以产生租用储备，是因为统治阶级控制了土地，能够通过地租、税收和商业利润等手段剥夺生产者（农民）的剩余产品。

从根本上说，农民是农业阶级社会中的劳动阶级，他们勤勤恳恳种地就是为了能够再生产出自身，再生产出劳动对象与工具，再生产出下一代。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他们追求的是财富与消费的扩大再生产，所采用的手段不只是购买军事装备和控制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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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家与农业阶级社会地主的主要区别在于，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并非仅仅用于奢华的生活（尽管其中一部分人确实挥霍无度），而是更多地用来投资以获取更多利润。资本家的彼此竞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工人需要通过工作获得薪金，用来购买基本的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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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政问题

接下来，我将简单地谈一谈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农政问题：资本主义的农政起源，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从农耕到农业的转向，以及现代社会农民的不同命运。

（1）资本主义的农政起源

存在两种基本的立场或观点：

第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起源于英国。它有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在16世纪达到了发展的某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劳动力被三个新兴阶级（资本主义地主阶级、农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雇佣工人）取代了。

第二，资本主义并非起源于某个国家，而是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或世界体系的形成之中。

农业阶级社会的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出现了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与市场、城市制造业，等等。在16世纪初期，欧洲达到了农业阶级社会发展的某个关键点。当欧洲国际贸易与市场的主要地域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之后，欧洲国家推行的海外扩张、殖民主义、殖民帝国主义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关键资源。

（2）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从农耕到农业的世界历史变迁

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从农耕到农业的世界历史转向，有时很难被人们理解，这主要是因为语言和词汇的转换困难所致。例如，农耕（farming）和农业（agriculture）的翻译便一直是个难题。我想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一下，对二者做出区分的重要性。

农耕是指农民的活动，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甚至直到非常晚近以来，农耕都是一种相当本土化的活动和生活方式。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土地的肥力是通过农场积攒的绿肥和厩肥，并通过休耕和轮作来保持的，这是一个循环的农业生态体系。

其二，在农忙季节，相邻的农户可以集中劳动力相互帮工。

其三，农民自己不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由当地手工艺人来提供，这是简单的、本地的劳动分工。在农业阶级社会，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联系几乎不会影响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方式。另外，大部分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在非常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供本地人消费或交换的。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改变这一切的呢？一方面，农业部门只有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才会出现，它的建立有赖于农耕的上游和下游中关键的经济利益集团和代理商。另一方面，农业部门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公共政策的对象，因而也成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对象，例如与粮食价格相关的政策、与外贸和进出口相关的政策，等等。

（3）农民群体的不同命运

1750年时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在表3中，我没有提到农民，那他们哪儿去了呢？总体而言，我的回答是：今天的“小规模农民”（small farmer）——我不太愿意用“小农”（peasant）这个词——已经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之中，不得不依靠这种关系来维持自身的再生产。

这是一段漫长的、极其痛苦的历史过程，其中不乏种种变体、种种不同的道路、种种不同的方法。印度政治经济学家克里希纳·巴拉德瓦杰（Krishna Bharadwaj）称这些方法为“强制商品化”（forced commercialization），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所说的“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这意味着商品关系嵌入了农民耕作的循环系统之中，虽然最初是外界的强迫和压力所致，但商品关系后来却被内化了。小农或农民成为小商品生产者（petty commodity producer），他们被迫通过再生产自身来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这种再生产包括再生产为资本和再生产为劳动力。这一过程可以发生在单一的农户内部，也可以发生在更大的规模内，即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出于各种结构性或偶然性的因素，并不是所有小农或农民都能够成功地再生产为资本和劳动力。因此，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有可能分化为富农、中农和贫农，这是列宁的分类。简单来说，家庭农业（family farming）的阶级动力促成了农民分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阶级。

富农：一些农民能够积累生产性资产，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为资本，即从事扩大再生产，这些人是新兴资本主义农民，对应列宁所说的富农。

中农：有些人能够在同等生产规模上再生产为资本，在同等消费规模和代际规模上再生产为劳动力，这就是简单的再生产。他们相对而言是稳健而固定的小商品生产者，对应列宁所说的中农。

贫农：还有一些人努力挣扎，通过耕作再生产为资本，也再生产为劳动力；他们经历了简单再生产的挤压，在通过耕作实现再生产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哪怕是很小规模的再生产也同样如此，这对应了列宁所说的贫农。

劳工阶级：如果他们无力进行再生产，就很有可能沦为我所说的劳工阶级，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日常的再生产。

实际上，很多我们称之为“小农”、“家庭农民”或“农民”的人，已经分化为新兴资本主义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和劳工阶级等不同的阶级类型。这些人大部分生活在南半球，数量可能在10-30亿。

以上关于农民阶级的不同命运，只是非常宽泛的概括。这些理论工具可以用来得出具体的分析结果，但不能取代分析过程。

任何适当的、具体的分析都需要思量此前提到的那些问题：什么变了或正在发生变化，何时、何地、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同时联系具体的历史背景来考虑这种变化的矛盾和不均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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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认为有两个命题，有助于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调查。第一，今天所有的农民都与非农业生产及非农村活动有重要的关联，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一点，以便充分理解他们的行为及其生产和再生产的动力。换言之，哪怕世界上曾经有过纯粹的小农或者农民，我认为他们现在也已不复存在了。

第二，农村劳动力市场对所有阶级的农民的再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人发现，所谓的中农也雇用劳动力并剥削劳动力，以保证农场能够作为小商品生产企业而维持和运作下去。

作者简介

亨利·伯恩斯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发展研究系主任

1945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系著名教授，曾任发展研究系主任16年，拥有剑桥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硕士学位。曾在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美国、中国、南非的多所著名大学任教。曾长期主编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农民研究》和《农政变迁》，其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理论、发展理论、政治经济学、农政变迁、土地改革等。

作者寄语

 

发展或指现代化社会转型，或指工具性干预行动，或指特定的话语建构；发展研究则从多学科视角对这些方面进行学术性分析。本公众号旨在推送发展研究领域的经典和前沿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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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许惠娇、蒋燕（本期讲座文稿翻译整理：汪淳玉、蒋燕、许惠娇、高瑞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