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卡曾斯：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完全失败了吗？17.塞尔吉奥·绍尔：土地斗争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我们现在缺乏两种公共性的知识，这两种知识是各学科的交汇点：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但可能没有比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评论得多而又阅读得少的国家了；第二种是中国历史，我们有五千年漫长且记录详细的历史。今天，我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这两方面来展开演讲。1马克思主义方法（1）社会是马克思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人们简单地认为辩证唯物主义颠覆了黑格尔的理论，即黑格尔认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严重误解，因为马克思说过，他分析问题的基础不是经济基础而是社会。马克思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马克思一下子就把社会、经济和政治放在一起思考，并用如此简洁精辟的话概括出来了。马克思又用这种方法分析了现代社会，指出现代社会是商品极端扩张的社会（法学界称之为“陌生人社会”），其最大特点是“中间人社会”，即商品依靠交换价值作为中介，社会依靠价值中立的中间人作为人们交往的中介。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现代社会，我们要避免两个问题：一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把马克思变成庸俗的经济学家；二是过于简单地理解经济与社会，从而不加分析便盲目追随国家与社会对立、国家压抑社会的主流观点。（2）信用与虚拟资本马克思运用“信用”和“虚拟资本”的概念，对资本主义和现代经济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一，在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之间、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之间、企业主与经销商之间架起桥梁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简单地说就是票据。这样就把买卖关系转变为债务关系，把货币关系转变为信用关系。第二，任何票据在到期之前都可以作为货币来流通，进行再买卖。第三，支配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的不是货币，不是商品，而是信用，是票据。而信用和票据都是虚拟的，所以真正支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是货币，不是商品，而是虚拟资本。简而言之，在资本循环的总过程中，是票据在支配着生产与交换，更形象地说是所谓“用木脑袋支配着躯干，在倒立行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没写《商品论》《货币论》，而是写了一部《资本论》。马克思还讲到，随着生产和交换的不断扩大、信用和债务的发行日益变得没有节制，票据也被日益炒高，而一旦人们发现信用和票据的兑现变得不再可能，债务的偿付变得渺茫，对信用和票据的抛售就开始了。一旦信用崩溃，生产和交换就停止了，所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绝非是由生产过剩造成的，它从来就是从因信用危机引发的票据抛售开始，也就是由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我们一旦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实质不是商品和货币经济，不是生产和交换，而是信用和票据的无节制发售，就会意识到，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马克思曾经说过，给现代经济插上翅膀的是信用，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扩大就是信用的体现，但资本主义危机频发也恰恰在于信用问题，因此，“信用”是一柄双刃剑。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我今天将对“宗教”的范畴进行学术追问，这是过去10余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人类学领域的传统主题之一。我所用的方式就是回到将“宗教”作为一个范畴概念的历史中。我想从埃文思-普理查德（E.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东南亚的庙宇网络，先简要介绍一下在福建莆田做的一些研究：在莆田的调查做了15年，我和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也合作出版了不少书，其中最重要的是最近关于莆田平原仪式联盟（ritual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我今天将与大家一起探讨“日常政治”（everyday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我的研究是关于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的生存境遇和外出务工对留守群体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目前，对留守群体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例如，外出务工的方式以及留守群体对外出务工的应对实际上镶嵌于“家计过程”（Householding）中，而现有的研究并没有触及这一点。我此次演讲的题目也许有些夸张，其实只是想提醒大家关注现有研究的缺陷，并提出看待事物的另一种方式。1“家计过程”的概念迈克·道格拉斯（Mike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1政治经济学与家庭制度的作用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1发展研究与发展实践中“家户”概念的悖论发展研究与发展实践中“家户”（household）概念的悖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使用“家户”概念。“家户”作为一种通用的调查工具被用于国家内部与国际的广泛领域，但问题在于，地域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家户”概念本身在不同的地域背景下也是有差异的，所以这种用法也存在问题。悖论的另一面是，性别分析和实践同样是发展理论及发展政策的一部分，例如在发展领域，人们始终在谈论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我的讲座希望为大家简要介绍并勾勒“行动者导向”（actor-oriented）的视角和方法。我在英国的大学所接受的学术训练，被称为“曼彻斯特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强调“情境化行动”（situated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在当前及过去20年的讨论中，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方式是对世界资本主义边缘发展进程的最好展示，即经济学家所说的“再初级化”（re-primarization）。“初级化”是指不经过加工和工业化，仅以自然资源的原材料形式进行出口，这是拉丁美洲在19世纪时的发展策略。然而，在过去10年，拉丁美洲又重新回到这种早期的初级化发展策略——以采掘自然资源并出口初级产品进行发展——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再初级化”的原因。另一方面是“采掘主义”（extractivism）的盛行，即经济发展以对自然资源的采掘为基础，或以大规模获取土地资源为基础，即农政研究领域所谓的“土地攫取”（land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我的演讲将更多地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和土地政治，更多地关注当前全球范围内最为敏感同时也极富争议的土地攫取（land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农村发展研究大多关注农业（尤其是养殖业和种植业），却很少关注渔业，部分原因在于，渔业在国家出口总量中所占份额较小，而农业却日益被整合进产业化链条之中，并集中体现了全球垄断集团的利益。我研究的东非地区就是如此，但我认为，我们不应忘却渔业的重要性——特别是不应忘却本地手工捕鱼业或小船渔业的重要性。1传统渔业的衰微肯尼亚及其他大湖地区（Great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我的演讲将与大家分享巴西土地斗争及土地改革的历史经验，也会涉及农村无地农民的斗争及其运动，同时给大家介绍一下现有的一些生产模式是如何在20世纪60~80年代建立起来的，以及这些生产模式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对南部非洲两个毗邻国家——津巴布韦和南非——土地改革的对比分析。我的演讲内容大部分是描述性的，但很多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都会讨论到，例如，什么是土地改革？何谓小农？何谓家庭农场主？土地改革的意义何在？21世纪的土地改革应以何种方式进行？1南部非洲的历史背景南部非洲国家和非洲其他国家略有不同，南部非洲有大规模的欧洲白人迁入，虽然比例较小，但绝对数量较大，而绝大多数的土著居民被赶出土地。在当地殖民地政府的支持下，这些白人移民很早开始从事商业化农业种植活动，成为商业农场主。他们不仅掠夺当地人的土地，还建立了“土著保留地”（native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我将向大家介绍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巴西在过去二、三十年所经历的农村发展之路，包括巴西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巴西农村的“三代”发展过程和相关的行动者与国家政策。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现有的很多研究均假设全球化是一种早已存在的现实或至少是正在形成的现实，从而认为对全球化的现实进行准确描述和分析非常紧要。然而，这些研究缺失了对全球化作为一种诠释或表征框架的审视，使这种表征框架形塑了我们看问题的方式，消弭了我们对全球化所假定的现实所应进行的讨论和争辩。尚待证实的全球化表征俨然已成为决定全球化研究基调的建构性现实。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逻辑问题：这些研究先将全球化的现实预设为一个既定的事实，然后再试图说服我们接受这种现实。我将提出的是：全球化并不等同于世界的现实，因为全球化是对世界的一种框构，它划出了一个选择性的感知领域，彰显和刻画了世界的某些特定方面，却遗漏或遮蔽了其他方面。它清除了对世界的其他看法并引入了被宣称为世界真实表征的图景。也就是说，全球化对世界的框构有选择地清除了某些现实并有选择地将另一种现实呈现给我们，它试图说服我们远离真正的现实。1托马斯·弗里德曼框构的世界我将以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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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标准的文明阶段理论认为，人类先由狩猎和采集社会进化到游牧社会，再进化到定居农业社会，最终形成城邦和文明。而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自己与国家关系的远近，而来回游走在不同的生存方式之间。1山地王国：赞米亚赞米亚（Zomia）是由荷兰人类学家威廉·范申德尔创造的一个新词，该词与印度语“Mizoram”（米佐拉姆邦）是同一个词根：“Mi”的意思是人民，“Zo”是指远离中心的边陲或内陆地区。所以，用来指代分布在东南亚大陆和中国、印度、孟加拉等国边疆的山地区域延展出的近250万平方公里的巨大高地。这片区域远离它所穿过国家的主要人口中心及经济活动中心，横跨在8个民族国家与诸多宗教传统和宇宙观的结合带上。粗略地计算，赞米亚仅少数民族人口就有约800~1000万人。谷地国家将这些人当成是我们活的祖先，是发现水稻、创立佛教和建立文明之前的我们；相反，我却认为这些山地居民是由逃民和逃奴组成的。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为了躲避谷地国家的奴役和诸如税赋、徭役、疾病和战争等种种压迫和风险而逃亡在外。所以，这些人几乎全部的生计都是精心选择的策略，其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没有文字的状态都无一例外是为了远离国家的统治。他们分散在崎岖起伏的地带，他们的流动性、耕作习惯、血缘结构、易变的族群归属、对预言中千年领袖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避免被国家收编，以及防止在其内部产生国家。他们中大多数人想要逃离的国家就是已经成形的汉族王朝。很多山地的传说中都影射了这段逃亡的历史，1500年之前的材料还有些推测成分，但之后的记录则可清晰地看到明朝和清朝对山地居民的频繁围剿，以及19世纪中期中国西南地区规模空前的起义高潮——这些战火使上百万人成为难民。我的观点也许会扭转关于“原始主义”（primitivism）已被广为接受的认识。我认为，游牧、采集、轮耕以及神圣的血缘关系都属于二次调整，是人们主动的、刻意而为的“自我野蛮化”行动。如果大家接受这个观点，那么对生番（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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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坦率地说，我对中国农村的关注是不够的，这并不是说农村不重要，而是受制于我所从事的研究的知识资源。但我曾经对中国法律都市化的性质做过非常认真而严肃的思考，所以可以从这个视角与大家分享中国人在制定法律时是如何把中国的农村忽略掉的。1唯西方化的制度安排——法律都市化如果谈论法律都市化的问题，就必须关注一个背景——如何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如果我们不知道身处其间的社会发展状况及其发展脉络，是很难对它进行发言的，即使发言也没有什么意义，就像许多西方学者跟中国学者讨论中国模式一样，基本上是不着边际的。但凡按照西方的知识——我称之为逻辑性的知识——来认识中国，无论是赞成中国模式还是反对中国模式都不靠谱。西方的逻辑知识在解释西方的问题、取得的成就及其发展路径方面有很强的说服力，或者说非常行之有效，但用来解释中国时就不一样。例如，西方一讲到做买卖，马上就会想到交易成本问题，只要双方接受彼此的条款，买卖就算成功了，这是所谓的非人格化的市场、陌生人的交易市场，它是没有情感交流的。而中国人是怎样做买卖的呢？喝酒、拍胸脯！把肋骨都要拍断！你说这个成本多高？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尽管也会考虑交易成本的问题，但更讲究的是从骨子里做买卖，同时就是在做感情。这是根基性的东西，我把它称为“生存性智慧”。在做价值判断时，你可以说它有很多问题，但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和发展的，西方人永远都不会懂。中国在这三十多年里，每个地方发展出来的模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用西方的概念根本没有办法解释中国人自己的、真正的发展进程。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法学乃至我们的社会科学最要命的一点就是“唯西方化”，但请大家注意，我讲的是“唯西方化”，而不是“西方化”。实际上，我们的确要学习西方的经典文献和理论模式，它们作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很多东西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但我反对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把西方的理论、西方的问题、乃至西方的范式和分析工具统统作为我们思想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不是作为我们思想的参照物。在这个过程中，更要命的问题出现了——拿西方的东西作为我们审查中国人思想的判准，例如你会说英语吗？你会用英语讲课吗？你是不是去过美国？等等。在我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方式和套路来做研究，更不能以之为判准。再举一个“唯西方化”在都市化法律方面的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后，中国法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的人士主要关心的都是都市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但真正的假冒伪劣产品主要在农村。例如，有人在农村小学门口摆摊卖矿泉水，实际上是把井水装在瓶里以假乱真；可口可乐就更糟了，有良心的摊主弄点红糖，放点糖精，没良心的摊主就放色素。除了孩子的零食，酒也很容易在农村地区出大事，但很少在都市里出问题。然而，当农村老百姓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根本没有办法诉诸法律程序。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只是都市人，却没法兑现对农民的保护。我们正是用这样一种抽象的、形式化的权利掩盖了中国真正的消费者的问题。有了这个法律，反而把真问题都遮蔽了，因为它似乎保障了包括农民和都市人在内的每一个人的权利，但实质上，它只是便利于都市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因为一部法律的出台就为它欢呼，而要去看这部法律是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法律。在这种西学的法学家眼光下构设出来的法律也许适用于其他国家，但这样的法律置中国的农民于何地？我们不能在制定法律时，遮蔽了中国人自身问题的特殊性。2唯学科化的学术研究——问题分裂化我们谈论法律都市化的另一个背景与中国渐进的发展特征有关。中国人的发展有两个最基本的特性：一个是整体性，另一个是共时性。然而，在认识中国问题时，我们的“唯学科化”却把问题分裂化了。我不反对“学科化”，但我认为“唯学科化”本身是个问题。如果大家对知识社会学有所涉猎，就会知道“唯学科化”这个东西有多么糟糕。如果你去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著作，就会知道“学科化”是怎么来的，它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胜利的结果？然而，“唯学科化”也并非一无是处，它的好处之一就是知识的传承。知识有很多分类，但在我看来，知识可以分为最基本的两大类：一类是传承性的知识，例如教科书、必读的书目或杂志将某一类知识系统地进行梳理，就形成了所谓的学科；还有一类是认识、解释乃至改造世界的知识，这类知识与传承性的知识有关，但不等于教科书上的知识。现在很多老师上课，一本教案可以原封不动地讲十多年；这样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毕业之后到工作岗位上都埋怨他们学的那些东西根本没用。我特别反对与生命不相干的学问，如果你读过黑格尔所著《法哲学原理》的导言，你就会知道任何一种再高深的知识，都一定是产生于特定的时空之下，即所研究的问题的渊源就是当下的时空。当你做的学问与你的生命不相干时，你以为那仅仅就是些概念吗？吉尔·德勒兹说，哲学就是个概念工厂，但他所谓的概念不是与生命不相干的概念，而是说“概念工厂”本身就是生命的结合。“唯学科化”导致了什么结果？它与我们中国转型时期的“整体性”和“共时性”这两个特征是截然相反的。例如农民的权利，现在农民工的数量依据不同的统计版本约有1.6~2亿，他们在都市里游荡，每年最担忧的就是过年的时候拿不到工资，因为他们需要这笔钱回家炫耀一下，过一下好日子，互相比一比，来年再出来工作。后来，国家开始出台法律规定，引入司法援助制度以保护他们的权利。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兑现农民工的权利，但我们还得想一想这些农民工是谁？众所周知，他们都是15~50岁左右的劳动力。他们是传承中国文化的最中坚力量。但如果他们都到都市里去游荡，就意味着中国的农村被抽空了，中国农村文化的传承主体被抽离了；原来在农村磕头的人，到都市里晃荡两年回去后就不再磕头了，他可能觉得自己现在糟糕的处境正是当年父辈没有提供好的教育才导致的结果，他甚至可能因此不愿承担为上一代养老的责任和义务。所以，这不是简单地兑现农民工权利的问题，实际上他们来年还会出来，并且会拉上更多的人出来，而这绝不是单凭法学、凭一个法律条例就能解决的问题。所谓的整体性是指，在中国，任何一个法律问题都可能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而这些问题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通过某一个学科就可以解决的。现在很多人一开会就说，“我是学经济的，我就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人们的学科知识使人们根本看不到全景，反而把所有复杂的面向全部都遮蔽掉了。在共时性上，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最朴素、最自然的环保观。在中国，环保问题和生存问题是在同一个农民的身上表现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共时性。西方人的幸运在于，他们的发展是在一种自然的时间中展开的，在他们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没人跟他们说，“还要环保啊！”于是，蒸汽机啊，煤啊，都乱开发，乱折腾。等到他们发达了，也没人告诉他们，“你不能乱消费，乱消费要出大问题的”。而他们现在发达了，于是说我们正迈向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所讲的风险社会。我们中国人很不幸，在这三十多年中，原始积累、环保、消费通通一块儿发生，但正是这样的问题才是真问题。西方人的生存问题解决以后，他们可以在谈论环保的时候不谈生存了。但中国谈论环保的时候不谈生存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意味着你要通过“学科化”的方式把整体的中国切割开，同时还要把一个活生生的农民一劈两半，你研究他的一半——生存，我研究他的另一半——环保。面对中国这么广大的农民群体，我们凭什么用一个环保概念压垮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我们又凭什么用一个生存概念压垮环保问题？我们的法律考虑过这些问题吗？我们知道，环保问题涉及到多代人的正义，而生存权问题一定涉及到一代人的正义。这两种正义问题都体现正义观，各有各的道理，但它们在中国广大的农民身上却是高度紧张的。然而，我们的研究也好，法律也好，都是把这些问题全部概念化，但这些抽象概念不是真正的问题，如何将我们的制度安排与中国现在的发展问题更好地关联起来，这才是我们今后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要看清由学者设计的很多制度安排，其次一定要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克服“唯西方化”和“唯学科化”的取向。3结论我们每一位学人，每一位读书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要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当我们讲农村问题时，它一定躲不开都市的问题，躲不开社会的问题，躲不开国家的问题。所以，在思考的时候我特别主张问题导向的研究方式，而不管它属于哪个学科，只要你觉得它对你认识这个问题有帮助，你就去认真地研习、做准备。当然这很辛苦，但哪有思想是不辛苦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学术研究的“唯西方化”和“唯学科化”取向，在克服了这两种取向之后，无论是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还是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都能够有更符合中国本身的、让自己还相信的、对中国问题能进行解释的一种理论的出现。作者简介邓正来：复旦大学教授1956年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1985年开始独立治学。2003年受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2008年至今担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他长期致力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经典著作的汉译工作，组织、策划并独立翻译出版了大量学术名著，尤其是哈耶克著作翻译和研究的国内权威。本世纪初以来，他致力于中国法律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工作。其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研究与反思》等20余部；主要译著有《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等近20部。作者寄语全文阅读《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第二卷）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我在南非工作时曾观察到一种新的福利社会的兴起，并由此引发了我对分配的新政治学这一主题的兴趣。我们为世界生产了大量的产品，分配问题关心的是“谁得到这些产品”及其背后的原因等。人之所以有权在分配体系中得到某些东西，是因为他在生产体系中扮演了某个角色。人们在生产体系中承担工作，以此交换货币并得到分配权，而劳动力是这一过程的关键。然而，这一观点已经不足以解释世界了。据我观察，在非洲城市中生存的新城市人群找不到工作，所以不是工人；他们不再拥有土地，也不在土地上劳作，所以也不是农民。他们忙忙碌碌地在城市打零工、做生意或者借钱度日，设法让自己活下来。以劳动力为中心的古老观点越来越难以解释他们所做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此外，新的投资并不能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反而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前曾被大量需要的劳动力如今已处于结构性失业之中（南非诸国就是绝佳的例证）。他们想要工作，但却没人雇用他们，这就是塔妮娅·李（Tania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我之所以提出“作为一种实践、科学与社会运动的农业生态学”，是因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即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在应对危机时能与农民进行准确互动的新科学。1来自饥饿的挑战：两种叙事第一种叙事是，战胜饥饿要靠增加作物产量。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爆发时，英国《金融时报》称，“粮食危机是进行全球农业改革的绝佳时机。改革如何进行？答案有三大类：人道主义、贸易及政策干预。”面对世界粮食危机，美国一直在强化这样一种主流叙事：“生物科技是粮食危机的解决之道”。据法新社2008年6月报道，“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敦促各国拆除对生物技术和其他创新技术的壁垒，以增加粮食生产。可见，这些相同的办法总是被拿来应付老问题，而危机的肇事者却可以从容地举杯，“为下一次危机干杯”！在我看来，这些危机既是改造农业的好机会，也是展现两种叙事之间矛盾的好机会。有一些相互冲突的数据让这种矛盾得以显现。第一，世界上的饥饿人口总数从2000年的8.2亿增加到2008年的10亿，而同期生产水平也提高了。第二，从1950~1990年，世界粮食生产量每年增长2.1%，而过去10年，每年的增长速度只有1.2%。这意味着，我们发展了新技术（如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但我们提高产量水平的能力却降低了。第二种叙事，正是不可持续的农产品体系导致了全球接连发生且不断加剧的多重危机。全球农业面临着三个相互关联的危机：经济与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我们经常讨论如何解决农业金融危机，但须知金融危机正是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后果之一，当前的金融危机只是农业危机的另一面。如果我们从危机的三个主要根源入手，就能很容易地认清这个复杂的问题。第一，农业工业化，即“绿色革命”的技术（使得农业生产过程与自然过分脱离）。第二，全球市场的放开，即经济自由化和国际贸易协定。第三，跨国公司经济与政治权力的集中，即如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所言的“食品帝国”（food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将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我将介绍欧洲多功能农场（multifunctional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将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谈到全球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城市”，却不曾想到“全球乡村”。目前公众要么认为全球化并未触及乡村；要么认为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对乡村带来负面影响，会摧毁乡村文化并使之成为同质性的单一文化，还会破坏以地方为基础的小农农业，即认为乡村地区总是全球化进程的受害者。在这里，我要对这两种认知提出质疑。1全球化之下的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关于农村经济与农村社会如何进行全球化并被全球化过程所影响的证据材料。（1）全球农产品。在世界很多地区，人们的日常消费与食品的产地之间的距离在逐渐拉长。2003年，英国《卫报》以伦敦一家典型超市的购物篮为对象，调查发现鸡肉、土豆、胡萝卜、对虾、苹果等英国大众日常食物的来源地遍布全球，既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南非等亚非地区，也包括西班牙、美国等欧美地区。（2）全球农产品公司。嘉吉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公司之一，其贸易范围（包括种子、果树、超市零售、零售店销售等）涵盖了全世界各个农产品产区的多种作物。像嘉吉这样的全球大型跨国农产品公司还有五六家，如孟山都、杜邦、先正达等。这意味着农业经济中越来越大的比重是由几个主要的跨国公司在掌控。（3）全球土地投资。在过去的15年里，土地投资变得愈加复杂，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进行国际土地投资。这些国际土地投资行为导致了2008年以来全球“土地攫取”现象的出现。（4）国际采矿业。随着2000年以后资源繁荣时期的到来，采矿业中由少数跨国公司运作的国际投资也有了大幅增长。以澳大利亚的矿业公司必和必拓为例，它的采矿业运作从澳大利亚延伸至南非、南美、加拿大和美国等地，它的矿石销售则涵盖了欧洲、北美、新加坡、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5）国际加工制造业。一方面，外来资本直接进入乡村、乡镇建立分厂。爱尔兰一家叫作《康诺特电讯报》的地方报纸对美国一家公司在爱尔兰乡村的投资进行的报道称，这种投资促进了爱尔兰乡村的转型，使它走出了萧条，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繁荣，使原本从乡村流失的人口开始回流。但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的生产转向了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传统的乡村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6）全球人口迁移。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大多数国际迁移者集中在城市，而现在我们却看到了一种流入农村地区的国际移民趋势。一种类型是舒适型移民，人们出于对乡村景观和农业的向往而迁移。另一种类型是，乡村既是全球劳动力迁移的输出地，也是迁移劳动力的输入地。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如中国），人们通常从偏远的农村迁往富裕的乡村从事肉类加工、乡村旅游之类的工作，或是作为农业雇佣劳动力。（7）国际旅游业。我们只要看一下长城脚下的那些村庄，就能发现全球旅游业是如何融入乡村社区、如何拉动地方经济以及如何改变乡村景观的。（8）环境和价值的全球化。在国际条约的要求下，大量自然保护区得以兴建，但这些保护区往往以美国的国家公园为蓝本，保护区中不能有人类出现。为此，一些国家的人们必须为保护区的建立让路，从而成了自然保护区的牺牲品。据估计，全世界由于兴建保护区而被转移的难民数量比由于战争和地区冲突产生的难民还要多。所有这些证据表明，不同的全球化进程对乡村有不同的影响，并且，全球化给不同的农村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表现为对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侵害，乡村运动和农民运动正在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加以抵抗。很多经济学家也总是持一种消极的观点：“农村地区真是可惜，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进步和变化。”乡村是否总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我想用一种“关系化视角”对此提出质疑。2“关系化视角”的分析首先，关系化视角认为，全球化不是一股横扫一切、将所有事物同质化的浪潮，相反，全球化是复杂的、多维的、矛盾的一系列过程；全球化涉及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纽带的繁衍、延展和加强；全球化通过改变各地区的现有连接关系来改变当地。在关系化视角下，地方之间是具有关联性的，每个地方是根据它与其他地方的关系而被建构的，乡村也是如此。农村地区的独特性由土地与经济、自然与社会、农村与城市等关系构成。而全球化一方面在解除其中一些关系的同时拉长了另一些关系，如在经济过程中，农场不再仅仅只在地方市场上销售食物，它也许会将产品卖给一个国际公司，从而可能销往地球的另一端，或者它会更多地购买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某些关联被闭锁并代之以不同的关联，例如全球化移除或改变了构成和支撑一个地方的某些关联，再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其次，关系化视角认为，全球行动者的力量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将当地的行动者和能动性或招至麾下、或与之协商、或加以操控，但同时也被当地的行动者和能动性所左右。因此，全球化的结果不是预先确定的，对乡村行动者来说，这是他们发挥能动性的机会。也就是说，通过对乡村的纠缠、切入和诱惑，全球化改变了乡村地区，但未能抹杀乡村特性。相反，全球化所带来的网络、资源和行动者融入乡村，形成了新的杂合形式。如此形成的‘全球乡村’保持了地方特性，但也与之前有所不同了。所以，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乡村地区变得千篇一律，而是给乡村行动者、乡村组织和个体创造了新的机会，从而使乡村地区呈现出不同的转变和形貌。3乡村能动性与乡村转型的案例（1）新西兰昆斯敦新西兰的昆斯敦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山区小镇，一直是新西兰人的旅游胜地。冬天，人们来这里滑雪；夏天，人们在此散步和冲浪。但过去几年，昆斯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以2007年为例，宿于昆斯敦小镇的国外游客达到了97.5万，而镇上居民仅有2万人。国际旅游业的发展使昆斯敦成了一个高度全球化的地方，也成为“全球四大领先山区度假胜地”联盟成员之一。国际旅游业对小镇的经济贡献非常巨大，仅2004年外国游客在小镇的消费就达3.45亿美元，小镇过半的劳动力都从事旅游业工作。小镇的本地公司也利用全球化的理念从中获利。例如，镇上的一家本地服装店的橱窗里有这样一句标语：“不论是在新西兰户外，还是在纽约或米兰的市中心，我们独特的风格都能让您优雅自如。”另外，为追求舒适生活而移民到此的现象也在增加。过去10年里，这一地区10%~25%的地产被国际投资者购买，外国人拥有的资产比例从2001年的4.5%上升到了2004年的20%。全球性地产投资使这一地区开始修建大量的新房屋。这引发了很多争议，因为房屋建筑会影响自然景观。不过，房屋建筑虽然由国际投资推动，但许多地产开发是由当地投资者和企业家促成的，也得到了极具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当地政府的支持，建筑条例的限制也因此被解除。在当地人看来，这是对农业衰落的一种回应，所以试图利用全球化来重建他们的农业经济。而一些为了舒适环境已经迁来的富有移民成了反对发展的领军人物，他们想要捍卫自己对乡村“田园诗”景观的投资。在昆斯敦这个例子中，全球旅游业与外来移民改变了村镇，全球范围内人口与资本流动推动了乡村转型，给社区注入了大量资本，并带来了高度的发展。同时，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将房地产视为从全球化中获利的好机会，认为不能为了少数富翁移民而让小镇关上发展的大门。因此，围绕着“全球化”这一议题出现了很多地方性的谈判。（2）澳大利亚农民澳大利亚的农业一直是出口导向型的，其农业传统是将农产品出口到英国。但随着1972年英国加入欧共体，这条路径被逐渐关闭。20世纪80~90年代，为了让农业更有效地适应全球市场，澳大利亚在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了农业重组，即国家对农业的管制被解除，针对农民的农业补贴被取消，帮助农民进行农产品销售的营销委员会也被解散。这些改革虽然有助于农业企业的发展，但成千上万的小农户却因此而破产。然而，也有少数家庭农场主在此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国际业务。A.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将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1

今天，我将首先概述一下生物技术如何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后强调生物技术除了成为问题制造者之外，还可能成为解决问题和促进真正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一.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将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全文见：《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多卷本），叶敬忠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土地攫取（land

我将和大家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的未来在哪里？或者我们把这个问题稍作修改——现代社会还需要农民吗？农民阶级对于社会未来愿景的构建还有重要意义吗？”1.

编者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将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全文见：《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多卷本），叶敬忠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