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授人以鱼抑或授人以渔？

编者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

我在南非工作时曾观察到一种新的福利社会的兴起，并由此引发了我对分配的新政治学这一主题的兴趣。我们为世界生产了大量的产品，分配问题关心的是“谁得到这些产品”及其背后的原因等。

人之所以有权在分配体系中得到某些东西，是因为他在生产体系中扮演了某个角色。人们在生产体系中承担工作，以此交换货币并得到分配权，而劳动力是这一过程的关键。然而，这一观点已经不足以解释世界了。据我观察，在非洲城市中生存的新城市人群找不到工作，所以不是工人；他们不再拥有土地，也不在土地上劳作，所以也不是农民。他们忙忙碌碌地在城市打零工、做生意或者借钱度日，设法让自己活下来。以劳动力为中心的古老观点越来越难以解释他们所做的这些到底是什么。

此外，新的投资并不能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反而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前曾被大量需要的劳动力如今已处于结构性失业之中（南非诸国就是绝佳的例证）。他们想要工作，但却没人雇用他们，这就是塔妮娅·李（Tania Li）所说的剩余人口，这些人将来如何生存是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他们如何提出分配的要求？他们有权获得什么？如果不是劳动者，他们如何才能得到世界庞大的生产体系生产出的产品？

在众多新型的社会支持和直接分配的政策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现金转移支付，我将现金转移支付政策看作是一个新出现的行动领域。我认为，我们应当更为严肃和系统地去思考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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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主义的陈词滥调

世界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口号，即“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Give a man a fish, and you feed him for a day. Teach a man to fish, and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这句口号用经济的方式表达了发展理念中的一个核心信仰：发展的目标是转型而非慈善，即受援者应当获得生产性技能与工作机会，而不是仅仅领取救济品并形成依赖。这句谚语背后有着被人忽略的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授人以渔”事先已经假定了贫困问题的根源是生产的问题（抓的鱼不够多），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让更多人进入生产领域（如培训更多的渔夫）。它的潜台词是：分配（“授人以鱼”）并不重要，一个更长远的解决之道是必须将挨饿的人带入生产领域（去捕鱼，而不是吃鱼）。

塞拉利昂给穷人提供技能培训

“授人以渔”的口号来自一个对穷人劳动力仍然有需要的世界，那里的核心问题是培训出足够多的愿意工作的人，以满足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但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那样的。我们必须考察分配领域，在一个生产过剩却穷人遍野的世界里，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鱼，或更多的渔夫（渔妇），而是要找到更好的方法，以确保全球生产出来的鱼（全球各行各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被恰当地分到目前还没有得到鱼的人手中。我认为，分配主义（而不是生产主义）的分析能够修正“授人以渔”的模式，即不再给人以如何得到“一条鱼”的培训，而是给人一种有效的权利，使他（她）能够拥有全球产品的某个特定份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她）才可以说是有了“终生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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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分配方案

分配是不平等的世界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目前的经济体系内，分配甚至已经成为摆在全球社会面前的唯一的关键任务和时代挑战，而分配主义者在之前的经济时代开出的处方已无法应付这种挑战。 

（1）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

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依靠的是资本与有组织的劳工之间达成的分配合约。但是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正式部门的薪金工人只占总人口很小的比例，所以这种分配合约并不能解决最基本的分配问题，特别是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尤其如此。

另外，人们过去一般以为，不属于薪金工人的大部分非洲人都以务农为生，但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并非如此。相反，越来越庞大的人群聚集在城市地区，他们既没有土地，也没有稳定或正式的工作。在很多非洲城市，无地且无正式工作的人占了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而且根据统计结果，这一群体的人数还在增长。因此，要想实质性地解决非洲的分配问题，就必须了解这些依靠不确定的生计方式生存的人，并将他们纳入分配体系之中。 

（2）南半球的新型福利国家（福利计划2.0）

在政治经济领域，旧有的分配形式已经黔驴技穷，新的发展急需新的形式出现。让我特别震撼的是，在南半球出现了新型福利国家，这些国家制定了新的分配政策，推行向穷人转移支付现金的大型项目。这种新形式的分配政策正逐渐被那些不属于薪金工人但却有分配需求的群体所认可。《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将这些新的福利方案称为“福利计划2.0”（welfare 2.0）。

在南非，现金转移支付政策可以追溯到1928年和1944年分别针对白人和黑人的社会补贴和养老金体系。早期的种族隔离使这一体系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的印记，但之后的养老金体系进行了去种族主义化，并在1994年完成了过渡。目前，在南非还有两种政府转移支付的政策：一种是将残疾人考虑在内的津贴政策；另一种是给照料孩子的父母发放的儿童养育津贴。这两种政府开支的数量和覆盖的群体在近年来都迅速增长，主要是儿童养育津贴开始向18岁之下的所有儿童的父母发放。

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基本收入保障”运动（Basic Income Grant，简称BIG）同样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种新出现的社会支持体系为国家分配政策指出了一些可能的且有趣的新方向。在南非，十多年前，有人提议采用全面深入的新收入支持体系，其核心是向全体南非国民提供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保障。1998年，南非工会大会首次提出“基本收入保障”的概念。从2001年开始，相关提案得到了教会团体、劳工正式联盟以及基本收入保障联盟的大力推动。几乎同一时期，纳米比亚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了类似的运动。这一提案的具体内容是，南非所有国民不论年龄大小或收入多少，每人每月都可以得到100兰特（当时约合16美元）的补助款。

虽然在南非这一运动还处于胶着状态，但在我看来，这一提案让人感兴趣的原因在于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对社会支持的新思考。在数百万健康的年轻人无恒业正在成为公认事实的世界中，这些富有原创性的、贴近现实的政策研究正努力构想着社会支持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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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合法化：有权分享

政府推行的关于分配的任何新政策都需要合法性的解释，如果要分给某人一条鱼，就必须说明这种分配的依据是什么。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如果不用劳动力作为交换，在什么情况下亦有必要进行货物分配？除了以劳力交换货品和服务的市场机制外，是否只剩下饱含慈善、不平等和从属意义的“赠品”这一种选择？ 

（1）分享的概念

在交换与赠送这个二分概念体系之外，还存在另一个重要选择——分享。分享既不是交换，也不是赠送，分享的份额本来就应属于获得者。当一个人领取他（她）有权分享的份额时，这无关乎交换，也不存在亏欠。分享（股权）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股权是属于股东的。由此，我将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的批判，其关键问题是：谁真正拥有或应当拥有先进的工业社会所创造出的庞大财富？左派人士一直都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劳动者！但如果数量庞大的劳动者被排斥在劳动体系之外，从而成为马克思所认为的（也是他所摒弃的）社会结构中的“流氓无产者”时，这种回答就是空泛的。

非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一直坚持从分配公平的角度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的弊端（马克思总是从生产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的弊端）。他坚持一种共有财产的继承权，他认为分配权的基础是无条件的拥有权而非生产性劳动。按克鲁泡特金的阐释：“我值得拥有某物，并非因为我生产了它，而是因为我（作为继承人）拥有整个生产机器及其产出的一部分。”

当然，对于每个人基于分配权而合法地分享国家财富的主张，人们通常不太能接受。为什么一个人并没有对生产某种产品做出任何贡献，却能“合法”地分享产品的一部分呢？如果财富是某种奇迹般地从地底来到世间的珍稀物资，那么关于合法分享的观念就不难让人接受了。但今天制造业最普遍的形式是，少数熟练工人在高度自动化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线上如魔术般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很显然，这些产品并不是从天而降，也因此合法分享的观念很难被人们接受。早先也曾有过一些比较激进的要求，如主张工人掌握和管理工厂，而今天更为激进的要求不是从劳动者的权利出发，而是以分配为出发点，即：主张普遍分享社会生产的财富。

（2）分享概念的力量

分配主张如果要有吸引力，就必须完成两件事情。第一，分配权的观点必须合法化，即必须克服生产主义者长期以来对“分发”的鄙视，并培育“合法份额”的合法性。这涉及到将分配本身看作是非常有价值的目标，而不仅是与真正生产工作的分离。第二，建立“合法分享”的伦理框架，我称之为全球性的“人民收入”。实现第一点的一个办法是，将分配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特别要关注我所说的“分配性劳动”（distributive labor）。

在非洲城市中设法谋生的无业群体并不像“闲散人员”这种陈词滥调所暗示的那样被动无为。民族志的研究表明，这些人每天设法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既与生产有关，又与分配有关。比如：擦车玻璃的人，他们未经同意，主动在十字路口为机动车擦玻璃，希望能得点小费；乞丐，他们是无业闲散人员，在乞求他人的善心；等等。这些人具有基本的同一性，他们都从事了一种劳动，即把资源从持有者手里转移到资源缺乏者手中。擦车玻璃的行为并不是真正在出售他的服务，而是在要求分配资源。

我们习惯站在对立面去思考问题，例如以生产主义的美德对抗分配主义的恶习，把诚实的工人与乞丐、闲汉、寄生虫、吸血鬼等相对立。按照我们通常的叙述和思考方式，说某人“不事生产”（unproductive）确实是一种诋毁甚至是一种侮辱。但为什么我们不去挑剔那些“不事分配”（undistributive）的人呢？

然而，仅仅说分配是一种重要且有价值的社会行为可能还不够，因为要让“合法分享”的概念被更广泛地接受，还必须建立起伦理参照框架，从而让分享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合法的。现有的能够让人接受的框架是国籍。但当我们转而考虑非洲极端贫困的问题时，仅以国籍作为框架就不足以满足分配的需求了，因为许多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解决。那么，有没有可能构想一种全球的所有人民都至少享有某种“合法分享权”的全球法则？我们能不能构想（甚至开始倡导）全球性的“人民收入”？这样一个目标虽然看上去不切实际且无法实现，但是，在当代大多强调“排斥什么”时，这一目标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应该拥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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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非正统社会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到其后延续至今的自治论和分配公正论，我们看到了分配主义传统的复兴。这种复兴或许能够借着新出现的南半球新型福利国家的机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学。现有的分配方案被包围在于事无补的种种限制条件中，它们只能被看作是一个起点。值得探索的是，它们是否创造出分割劳动与分享之间的自动关联的新分配方式，并为新政策和新型行动带来了机会。

目前我们还无法确知，南半球新型福利国家的直接分配方案唤醒或推动了怎样的一种行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正在出现的行动，它确实蕴含了种种可能。我们应当用好奇和探索，而不是总结和审判的态度去研究它。学者们可能过于擅长“批判”现有的政策和应用研究，但除此之外，我希望我们也能从南半球新型福利国家所呈现的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吸取养分并获取灵感。这是一个充满创新和惊奇的世界，就在此时此刻，我们之前视为理所当然的行动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正在被改写。

作者

简介

詹姆斯·弗格森：斯坦福大学教授

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曾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于1999~2003年任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市）人类学系主任，现任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教授、人类学系主任，2010年受聘为南非开普敦大学荣誉教授。弗格森教授以其对国际发展项目的人类学和政治学分析著称。其研究主要关注南部非洲，涉及广泛的理论和民族志研究主题。其著作《反政治机器：莱索托的“发展”、去政治化与官僚权力》享誉世界。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将汇集为《授人以鱼：分配的新政治学》出版。

作者寄语

全文阅读

《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

（第一卷）

      主    编：叶敬忠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0月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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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许惠娇、蒋燕（本期讲座文稿翻译整理：汪淳玉、蒋燕、许惠娇、高瑞琴、王丹）。除作者照片外，正文中的照片均来源于网络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