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中的农业与工业 ——孰先孰后？

编者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将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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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主义”与“工业主义”的论争

“农业主义”与“工业主义”的论战由来已久，直至今天，经济史学家围绕农业和工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关联、资源从农业向工业的流动以及流动的时机和规模的争论仍在持续。支持“农业为先”的农业主义者主张优先考虑农业的发展，认为这种增长会通过“涓流效应”惠及穷人；而强调“工业为先”的工业主义者认为，工业发展会通过“涓流效应”惠及大众，最终使城市贫民和农村贫民受益。

（1）苏联的“工业化论争”

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工业化论争”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论争。这场论争的背景是，1917年的革命以及随后的内战，导致苏联的农业生产难以满足城市和乡村的食物需求，苏联当局开始讨论如何重新激活农业，并在1921~1929年间引入了“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是一位农业主义者，他主张建立一整套自由主义政策，通过自由市场来发展农业生产，让市场为农民提供商品生产的动力。价格刺激和获得现金收入的需求，激励农民加大投资，生产用于市场销售的农产品并销往城市。在布哈林看来，工业化的推进速度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农业部门能够实现增长，以及农民愿意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业剩余。基于此，农业主义的立场是，农业和农民处于关键地位，工业必须与农村地区的现实以及农民的需求相适应。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一个工业主义者。工业主义者一般认为，工业在快速发展，而小农农业发展太慢，无论从发展速度还是效率上都无法满足工业化的需求，故而会阻碍国家的工业发展。俄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家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后，为了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现工业化，需要通过采取对工业有利的贸易条件来实现原始积累，同时吸引小农加入合作社，这样工业部门就可以向合作社提供机械设备、拖拉机和化肥等工业产品，帮助合作社实现规模经济。与小农农业相比，大规模农业可以更快地增加农业产出，从而使更多的农业剩余通过不平等交易和贸易条件的操纵，从农业部门进入工业部门。 

（2）“工业主义”发展战略

二战后，工业主义思想成为主导思潮，不仅在拉丁美洲，在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国家已经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也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而工业化是实现经济独立的最佳途径。工业化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现代性，而小农和农业则意味着落后和传统，这些国家想要像美国和欧洲一样享受城市的、现代化的生活，所以他们非常支持和偏爱工业化，摒弃和忽视小农和农业。工业主义者大力推崇工业化政策，认为农业应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农业应该为工业化服务，即农业的作用是为工业提供食物、原材料、资本、劳动力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为工业部门的发展而转移农业剩余。

拉丁美洲的发展学派是工业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们致力于从自己的视角认识和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南北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易现状必须要改变，因为不平等交易正在迫使南方国家将自己的资源转移给北方国家。这有点类似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北方发达国家可以顺利从南方发展中国家攫取剩余，因为作为生产国的南方国家需要获取国际贸易的外汇以便进行工业化。

（3）“农业主义”发展战略

到20世纪60~70年代，恰亚诺夫的一些研究和思想被人们重新拾起，于是有了农业主义者对工业主义者的驳斥和反击。一个关键代表人物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的教授迈克尔·利普顿，他指出“当今世界的贫穷国家中，最重要的阶级冲突不是在劳动力与资本之间，也不是在外国利益与民族利益之间，而是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政府则要对发展政策中的“城市偏向”负责。

具体而言，其一，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将农产品的价格固定在低价位，而工业品的价格则很高，同时，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本国工业通常设置很高的关税壁垒，使国内工业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很多，农民则面临着由关税壁垒带来的很高的工业品价格和政府制定的非常低廉的农产品价格的双重挤压。其二还体现在政府财政支出的分配上，政府将大部分资源投向城市，而农村则被完全忽视了。这种城市偏向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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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发展战略

我先以拉美国家的发展历史为例来阐释拉美发展政策的局限性。我的观点是：拉美没有形成协同的发展战略，而是遵从工业为先的工业主义政策，但该政策并未给拉美国家带来预期的发展成果，拉美地区仍被贫困和不平等所困扰。

 （1）拉美国家的发展历史

20世纪50~70年代，拉美奉行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途径的工业主义发展战略。80年代，拉美国家遭遇了严重债务危机，只好向世界银行借贷外汇来偿还债务，这一时期被称为“失落的十年”。此后，世界银行向哥伦比亚派出代表团，要求拉美国家必须进行自由化改革、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调整并融入全球市场之中——这拉开了拉美地区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序幕。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又开始遵循采掘主义和农业主义的发展战略，它们希望通过出口农产品、林产品和矿产品等来换取外汇。从某种角度说，这种做法又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殖民地时期，回到了拉美尚未开始工业化时的初级产品出口阶段，而且这种战略对拉美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特别是采矿业对水资源的污染等。但无论是工业主义政策还是农业主义政策都没有解决拉美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另一种替代发展战略的原因。

 （2）协同发展战略的五个条件

在制定发展计划和发展战略时，在攫取农业剩余并转移到工业部门时，如果攫取得过多，就会有损农业，如果攫取得过少，就不足以实现工业的发展和起飞。如何解决这种困境呢？我们需要设计并实施一种发展战略，对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同时加以刺激，使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能使整个经济行业的总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大化，同时也能顾及到公平问题，这种增长政策不能只偏重于某个特殊阶层，而要使经济增长的成果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在全社会进行分配，这就是我所说的“协同发展战略”。

这需要具备五个条件：

一是国家能力与阶级关系，实现协同发展战略需要一个开明的、心系全社会利益的领导层，它能够克服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并从民众中获得合法性，且具有行政能力；

二是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再分配式的农政改革以及对小农群体持续的国家支持，这关系到土地制度和土地分配；

三是农业—工业的关联，即这两个部门之间应该有怎样的联系。一方面在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建立相互强化的动态连结，以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来为工业提供更大的国内市场，用一个更加平衡的工业结构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还需要更加公平地分配土地，为工业性的生产投入创造更广泛的需求；

四是农业剩余，为了更好地利用农业剩余，我们需要制定主要瞄准小农的、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国家政策，因为这样的政策取向将会降低贫困水平、拓宽国内工业市场，同时国家应该只获取农业剩余中的一部分，从而使小农能有足够的农业剩余进行投资和再投资，还应促进经济部门间的协同作用；

五是工业化，即我们怎样进行工业化以及工业部门应如何变革。一些亚洲国家经历了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后，通过向世界开放国内市场而获得了国际竞争力，而拉美国家从未完全实现通过工业化融入世界市场的这一转变。拉美国家要向工业化的更高附加值阶段迈进，需要满足的条件包括：一项有利于提高工业竞争力的工业政策，支持进口替代工业化向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早期过渡，加大国家对研发活动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并通过技术创新转向更高附加值的工业商品生产，推动有助于农业发展的工业和服务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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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片面的农业主义

 下面以协同发展战略的观点来阐述和解读世界银行的《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2008年的世行发展报告将关注点对准了农业。这项报告的发表广受欢迎，因为这是自1982年以来世行年度报告首次关注农业问题。报告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农业能为发展做什么？利用农业促进发展的有效措施是什么？以农业促发展的议程如何能够得到最好地贯彻？这三个问题揭示了2008年世行报告中片面的农业主义立场：所谓的发展农业并不是为了农业本身的发展，而是通过农业的发展来支持工业。它以一种间接、含蓄的方式来支持工业发展，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农业主义。

这份报告并未提到一个问题，即工业和服务业能为农业的发展做什么，也没有提出协同的发展战略，相反，其核心导向是发展市场。报告主张，要通过“使价格回归正确轨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保障私有产权”来发展市场，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所使用的典型话语。另一方面，因为报告的不同部分是由不同人来撰写的，所以有时会出现对某些人群和某种立场有利的观点，有时又会提出对另外一些人群和另外一种立场有利的观点，这使得这份报告常常自相矛盾，例如在倡导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同时，又承认新自由主义政策未能为农业注入新的动力、未能从根本上减少农村贫困。在我看来，2008年的世行报告充斥着利普顿所指出的“城市偏向”论，引用了利普顿在几十年前解释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和贫困问题的观点和论述。

目前，“农业主义”、“工业主义”这种二元化的愿景愈加无益于我们思考发展问题，尤其不利于我们认识当下的发展，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协同的愿景。在最近几十年中，城乡部门间的互动日渐增多。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城市的乡村化，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却按照与乡村同样的布局风格对城市的某个地区加以设计，他们保留着同样的市场、同样的服饰、同样的食物、同样的传统，只不过他们生活在城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迁移使城市变成了乡村。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随着道路交通、大众传媒、乡村旅游的发展而出现的农村的城镇化，城市的观念、信息通过大众传媒和电视节目传播到了农村。

此外，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投入对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的依赖日益增加，并且，越来越多的食品加工业和农业工业的扩散、农民在全球商品链中的融入以及城市和全球性超市向农村地区的侵入也让农村的图景与以往大不相同。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农村家庭的收入愈加依赖于外出务工成员的汇款和非农业、非农村的活动，而不再是主要依赖生产和销售食物产品，由此可见，当前的农民正日渐经历“去农业化”的过程，农业活动在农村居民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

最后，城乡间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口的流动增多，城乡活动的相互交叉日益增加，这些都削弱了城乡部门间的分隔和严格划分，城乡部门日益相互连接在了一起。简言之，发展战略应该摆脱城乡二元化的思维，而代之以推动农业—工业、农村—城市间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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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关于农业与工业孰先孰后，我的结论是：既不是农业为先，也不是工业为先，而是“协同为先”。在我看来，对农业和工业的有机协同性是可以加以发掘和利用的，在此基础上设计和实施的发展战略具有潜在的优势，只优先发展农业或是只优先发展工业的发展计划将无法取得理想的和可能的生产率，也无法实现稳定的增长。我非常偏爱国家主导下的发展战略，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发展需要市场的调节。但国家不能将一切都抛给自由调节的市场，而要对市场进行适当的指导和干预，否则就会像欧洲和美国一样发生金融危机。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国家主导的、市场调节下的发展战略，并且这种发展战略必须以公平为基础，要确保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整个经济部门，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

当然，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绝非易事，因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才能跨越障碍并创造出这样的协同作用，也会有很多部门和利益集团抵制这一战略的实施。但我们也明白，一直以来在拉美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未能为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提供一个可行方案，所以我们必须就此做出改变，而改变的重点就是使国家有能力来设计和实施协同性的发展战略。

作者

简介

克里斯托瓦尔·凯：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教授

克里斯托瓦尔·凯（Cristóbal Kay）一直潜心探究第三世界尤其是拉美农村发展问题，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农政变迁、农村生计、农耕体系、土地改革、发展理论以及欧洲与拉美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历史比较，近期的研究兴趣还涉及农村贫困。主要著作包括《农民与全球化》《以市场为主导的农政改革》《全球化时代的土地、贫困和生计》等。

作者寄语

全文阅读

《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

（第一卷）

      主    编：叶敬忠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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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许惠娇、蒋燕（本期讲座文稿翻译整理：潘璐、王维、强溦、许惠娇、高瑞琴）。除作者照片外，正文中所用图片均来源于网络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