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制造问题抑或解决问题？

编者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将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

圭多·瑞文卡普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农村社会学系教授

研究领域：涉及生物技术与基因组学、批判理论与农村发展等方面

代表作：《发展中的生物技术》《重构生物技术》《食物链中的生物技术影响》等

“

今天，我将首先概述一下生物技术如何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后强调生物技术除了成为问题制造者之外，还可能成为解决问题和促进真正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

一. 农业生产链条中的生物技术

人类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农业生产系统。最初的系统建立在直接生产者的知识基础之上，农民在种子的选择和品种的多样化、保持土壤肥力以及组织作物生产等各个环节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随着全球食物链的日益发展，农业活动逐渐被外部化：种子的选育和多样化过程掌握在专门机构的育种专家手中，使用种子时需要注意的土壤肥力、温度状况、风力等因素，已超出了农民的知识范围，并逐渐改变或转化了当地的生产系统。农民在这些机构所开发出来的新产品面前彻底变得“愚昧无知”。

农业活动的外部化除了表现为生物农场活动被侵占之外，还体现为生产的去地方化。特定的种子不再为某一区域所特有，种子内部的先天限制也日益被科学所突破，某些产品的生产线逐渐在北移或南移，例如，水稻也可以在寒冷的地区种植。当然，这种变化之于我们，最重要的是从中去理解现象背后蕴含的实质：机构育种等农业活动的外部化将农业与自然环境原本存在的直接关联打断了。生物技术，包括种子、酶、脂肪酸、氨基酸等细小的产品，导致农业生产系统发生巨变，并已经成为新的权力系统（生物权力）的中心。

1

生物技术与三种分离

首先，信息化的种子加速了农业与自然环境的分离。科学家们将植物种子的天然属性视为问题所在，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将种子从气候条件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于是人们就可以在不同纬度、生态气候条件的地方种植同样的作物，进而导致所有的农民成了彼此的竞争对象。育种公司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正在改变劳动分工。

其次，信息化的酶使农业产品和食物产品相分离。“人造黄油”便是一个经典案例：“黄油”原本是由“牛奶”精制而成，而联合利华公司用棕榈油、豆油、椰子油等植物油生产出了一种外表类似黄油的“人造奶油”，后来更名为“人造黄油”。它不再依赖于单一的原材料，而是有着广泛的原材料来源，并且这些原材料之间都具有可互换性。于是，种植棕榈树的农民、豆农、椰农、奶农彼此之间成了竞争对手。农业产品与地方化的食物产品之间的直接关系已经消失了。

最后，独特的非食物产品和组成成分使农业产品与食品质量相分离。例如，橙汁有类似于橙子的口感，由多种化学物质混合而成，只要借助于添加剂，就可以获得橙汁的假象。这种饮料的生产断裂了橙子与橙汁的关系，并创造出了更多的附加值。

农产品不仅与食品产品失去了直接关联，还可能被用于能源领域等其他方面。例如，科学家利用各种纤维素酶，将木材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二者既可以合成食糖，还可以用于生产乙醇，作为汽车燃料。于是，农产品就成为燃料生产链条的一部分，农民不仅仅要与生产阿斯巴甜的微生物竞争，还要在全球生产系统中与能源生产者竞争。

简言之，农业与自然环境、农业产品与食物产品、农业产品与食品质量，三者之间的关联已不复存在了，所有的产品都变得非常抽象。

2

农业生物技术中的政治学

信息化的种子、信息化的酶，促进了新的全球食物生产系统的产生。种子公司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远程控制能力，也使农民对种子供应商的依附性大大增加了；同时，产品原材料的“可互换性”带来了全球食物生产系统内部的灵活性。在这个过程中，种子、酶、脂肪酸、氨基酸等细小的产品反而成了真正的政治代理和转换者。

产品的政治化还体现在，这些足以改变国际劳动分工的产品可以申请专利保护。但更具可疑性却未被讨论的是，专利所具有的排他性地制造社会变迁的权利。某些机构有权通过开发种子和酶等产品来改变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对这种改变进行充分的讨论。

二. 生物技术中的编码和围绕重新编码的斗争

种子、氨基酸、脂肪酸等在形态上可能微小，但却是政治化的产品，携带着特定的编码。在食物生产中，它们在被社会关系创造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

技术哲学领域的先锋人物兰登·温纳在其一篇论文中提到了关于纽约长岛海滨大道上的部分天桥的经典案例：这些天桥建于20世纪60年代，安全漂亮，但由于桥面非常低，只有白人乘坐的小汽车可以畅通无阻，而黑人和穷人通常乘坐的公交车则无法通行。因此，这些天桥的设计让那个年代的黑人和穷人无法享受周末去海滩度假的时光。无论该天桥的设计是否是建筑师摩西有意为之，它作为一种人工制品，蕴含着与种族歧视的主流文化紧密相关的特殊编码，使其对一些人来说可及而将另外一些人拒之门外。

绿色革命中的高产品种也可以很好地诠释编码的概念：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后来由福特基金会）和印度的研究机构合作研发出来的种子，只要辅以化肥和农药等化学投入，就会实现高产的预期。但问题是，只有富裕的农民才买得起化肥和农药，真正贫困的农民是买不起的。因此，所谓的高产品种也如同长岛海滨大道上的天桥一样，将一部分底层大众排除在外。

1

从机器、桥梁和植物中学到的经验

人工制品中的编码不是不可改变的。以安德鲁·芬伯格对19世纪英国纺织机的论述为例：纺织机原本是针对童工设计的，但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反对方认为，儿童应该进入学校学习而不是过早地到工厂工作；另一方认为，如果不让童工上岗，纺织机就需要重新设计，那么纺织厂甚至整个纺织行业可能因此走向崩溃。争论的结果是，这种原本带有童工编码的机器被重新设计为供成人使用，但同样能取得经济利润。这个例子表明，人工制品中不仅存在编码，而且编码是可以被改变的。同样，我们可以建造另一种天桥，让种族平等的规范行为整合进新的天桥建筑中；我们还可以研发出另一种作物；等等。

2

超越对生物技术的“支持-反对”之争

然而，现有的围绕生物技术的讨论，呈现的是“支持—反对”的二元之争，对改变编码的可能性是没有预期的。生物技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力图阐明的是同一种思维范式。二者都将生物技术从社会中分离了出来，而不是整合进去。相反，研究科学与技术的社会科学家则强调科技与社会的整合，认为二者是相互交织，不可偏废的。

3

挑战编码中社会关系的战略行动

在技术中包含着的权力和政治因素，会在人工制品中发挥着某种中介作用。我认为，这种中介作用是可以被干预和重构的，我将其称为“量身定制生物技术”。

首先，对生物技术进行重新编码，重新连接因农业产业生物技术造成的脱钩。例如，我们可否为小规模农民开发出一种酶，将其发展为一种具有真正独特风味的地方食品，使其能够与来自荷兰和法国的奶酪相竞争？意大利著名的帕马森乳酪就是典型的例子，它认可并强化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生产系统中的种种关系。

其次，重新考虑知识及其生产问题。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如果自然科学家因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而被看作是重要的政治代理人，那么这种科学是否应被分享和开放给各种公民社会群体，而不是被专利保护起来？

最后，应该强化地方独特资源、食物产品及其文化等多元属性，实现内源发展。

4

改写编码的策略行动

首先，选择具体的“亚政治科学信息”。以印度育种专家培育的早熟、双用途高粱种子为例：这种高粱可以提前收割，可间作一些其他作物，因而无需施用化肥，就可以增加土壤肥力并节约成本；它可以同时作为动物饲料和人类食物，并在市场上直接出售以获得额外收入，进而实现了对地方生产系统的赋权。

其次，发展能够提供社会活力的产品。以加纳的高蛋白玉米研发为例：加纳某国家级研究所专门立项研究，尝试引入锌、铁等成分以改良和强化当地广泛种植的玉米品种，以改善新生儿贫血或其他缺失性症状。不同于杂交路径的是：当地的玉米可开放授粉，农民仍可对其进行控制，即便是改良后的品种也仍然保有自由异花授粉的开放特点。

最后，开发作为地方发展手段的产品。同样在加纳，地方豇豆品种得到了改良，并被用作当地特色米饭和豆食品“沃琪”（Waachi）的原料。因此，产品的特性可以被科学和育种机构恰当地改变，用以加强当地的食物主权和粮食安全。科学与技术可以灵活运用于产品之中，并超越支持和反对之争，重新联结起农业与自然环境、农业产品与食物产品、农业产品与食品质量之间的桥梁。

三. 结语

从小农（peasants）到工业化农民（farmers）的大转型已经发生，他们被强迫整合进全球食物生产系统中，且无路可退。当我们回顾这种转型过程时不妨追问：在这些社会巨变中隐含的社会代价是什么？这种转型是否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唯一道路？或者，我们现在是否拥有足够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够重构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这种并不传统但却后现代的发展，不是基于工业化农民的发展范式，而是基于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所谓的细心呵护作物和土壤的“后现代小农”。意大利帕马森乳酪的生产是后现代小农生产系统的典型例子，当地的小农不仅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还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彰显了区域文化智慧。

我们应重新连接农业与社会网络，而不是使其脱钩，并充分利用农民的文化知识，以此摆脱对具有全球食物链特征的农业生产系统的臣服。“农业”（agriculture）这个词，分开来看，是“田地——文化”（agri-culture）的意思，这意味着农业涉及到多样的文化元素。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不一定只能走工业化的道路，还可以将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农业的文化元素相关联。

我们还应该改写种子和食物产品中所嵌入的政治内容：过去，农民会悉心照料自然环境，在生产系统中存在“关怀”的概念。但随着农业工业化的发展，农民日益成为外部机构所谓技术创新的被动接收者，甚至被指责用“农药和化肥以及高密度养殖方式”毁坏了环境。我们要将“关怀”重新引入，关键就在于将其与特定的科技发展相关联。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物质生产的材料构成主导着国际劳动分工，产品意味着创造各种新的社会关系。但种子、酶、脂肪酸、氨基酸等细小产品的现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可以干预和改变它们，以服务于其区域的内源性发展。

作者寄语

全文阅读

《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

（第一卷）

      主    编：叶敬忠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0月

 

发展或指现代化社会转型，或指工具性干预行动，或指特定的话语建构；发展研究则从多学科视角对这些方面进行学术性分析。本公众号旨在推送发展研究领域的经典和前沿学术成果。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发展研究”公众号！

本期编辑：蒋燕、许惠娇（本期讲座文稿翻译整理：刘娟、许惠娇、高瑞琴）。除作者照片外，正文中所用图片均来源于网络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