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龙：发展研究的行动者方法

编者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

我的讲座希望为大家简要介绍并勾勒“行动者导向”（actor-oriented）的视角和方法。我在英国的大学所接受的学术训练，被称为“曼彻斯特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强调“情境化行动”（situated action），既包括宗教仪式，也包括一些经济活动。其核心思想在于，研究者应将对所有行动的理解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不像涂尔干等社会学家那样，从宏大抽象的概念入手来理解人类行动。我的研究始于行动者分析，即以行动者为导向的视角。在人类行动者之外显然还有其他因素，但是行动者导向的分析更关注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谈判与其他活动。

我曾在非洲参与评估了一个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设计的瞄准贫困问题的干预项目，亲身体验到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也正是这个经历促使我去探讨一个能更好地阐述这个问题的框架，关注和思考社会行动者如何组织自身。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不同于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去重新思考发展政策干预。今天，我将简要介绍一下行动者导向方法中的一些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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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个方法论框架

 我的研究核心在于：用社会学的方法，考察社会行动者在理解政策叙事和计划干预中的重要性；考察“社会界面”（social interface）在诠释政策叙事和计划干预时的重要性；强调“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及自我组织过程的重要意义；强调“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这二者并不是隔离的，而是互锁（interlocking）和相关的。

行动者导向分析方法，旨在分析行动者影响和改变社会、物质世界、生计和身份的诸多能力，这些能力不会轻易被日常生活的琐事所湮没。这一方法始于一个简单的理念：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中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形式。因此，一个主要任务便是了解并总结，不同行动者的策略和行为逻辑的特点、这些策略与逻辑发生的条件、它们之间如何彼此勾连、它们在解决问题时的适用性或有效性，以及它们带来的更为宽泛的社会结果。“社会界面”的概念就是一个有益的解释工具，它可以用于界定和分析社会组织不同场域或层级之间彼此交错的关键点，考察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

在观察“社会界面”的诸多维度中，我们需要运用“能动性”理论来解释这个过程，即：每一个普通人——即使是穷人或者处于边缘境地的人——都能够对自身经验进行加工和处理，并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加以规划。然而，我们生活的情境往往是由国家或者其他组织和机构为我们规划的，社会行动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自我行为，而是与其他行动者共同发生、互相转化的过程。

因此，我的研究不会采取理性选择理论，而是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对制度进行表征的方式。情境化的社会网络和谈判过程，往往包含着不同个体的共同创造与相互转变，所以社会与制度不能被简化为一般的社会范畴，以及诸如阶级、性别、民族等属性。社会行动均有其具体情境，它们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所以我们需要开展民族志研究，这意味着要深入民俗并真正进入到人们的活动当中，而不是作为旁观者泛泛谈论一般性的结构和制度。此外，在当今世界，我们也通过电脑网络进入到了所谓的社会网络当中，而这种延伸和技术是我们以往不曾拥有的，所以我们也必须去研究人们如何使用这些新的工具和技术与其他人进行关联。

在对社会界面的考察中，“边界记号”必须具体到特定领域、社会舞台和行动场域，不能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度进行分析。我们应该思考自己谈论领域、权威和控制的方式，关注人们发生冲突和斗争的竞技场。文化建构了意义、价值和理解，又将它们进行不同的应用和解释，导致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兴趣不同，因此，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有时会与他人意见相左、讨价还价或者进行谈判。“场域”这个概念呈现出了人们为争取资源而在特定时空进行互动的场景，所以如何界定“场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有一个先验的界定模版，而应该与现实问题和遭遇相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地方”这个概念不应被用来简单地回应“全球”，“全球”也并非“地方”的集合，我们应该分析那些互锁关系、行动者的“项目”以及社会实践，它们已经渗入到了各种社会的、符号的和地理的空间。“社会界面”的概念有助于探讨社会利益、文化解释、知识、权力之间的矛盾是如何被调解、保持或转化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概念和方法论的框架，来理解那些特定的社会形态是如何发生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改变的，但它并不提供有关社会和社会变化的一般性、普遍性理论框架。我需要重申一下，我缺少对宏大理论的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去理解我们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表现我们的兴趣。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从人们的日常互动过程中进行大量探索和思考，而不是研究那些一般化的类型和宏大的结构。

2

 解构计划干预

 干预过程不能被局限于由政策、计划所界定的特定的空间和功能内。我们必须打破对干预的传统理解，即：不能仅仅通过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去看干预计划及其想要实现的目标。发展的困境在于：我们到底应该进行多大程度的外部干预？不同的行动者对于干预项目的功能有不同理解，受益者并没有将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和问题，局限于干预机构所定义的项目内容，而是有自己的计划或“项目”。人们对来自外部的项目有着自身的理解并对其干预过程进行再加工，即人们通过加工自身经验，形成自己与干预项目的记忆。

此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习得他人的不同反应、策略和经验。干预的开始没有正式的界定标志，其结尾也没有明确的终止日期。干预者所谓“诊断和规范”的话语强化了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亦即对于策略和选择的界定），而他们的这些话语将现实割裂成了不同的专业领域。在我看来，干预的本质是不断进行着的社会建构过程，是一个谈判过程，而不是对已经预知结果的计划和行动的简单执行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与计划干预的理想概念保持距离，同时应将计划干预理解为一种不断发生的社会际遇，以及对意义和资源进行不断斗争的复杂体系。

接下来介绍一下有关“界面”概念的要素。界面是互锁关系和意图的有组织的存在；界面也是矛盾、对立和谈判的场所，是一个产生冲突的地方，在这里会存在不连续性，有时会存在大量的不相容性，但有时由于谈判过程的影响，那些看似不相容的事物也可以共存；界面还是文化范式相冲突和碰撞的地方，这就引出了知识过程（knowledge processes）的核心作用，即我们应该思考文化理解与事件的差异性，理解人们如何针对他人的文化导向进行自身知识的加工。而知识的问题又引出了权力问题，权力是对于意义和策略关系的斗争结果。最后，界面是由多重话语组成的，我们不能假定存在着能够对人们的生活横加指令的权威行动者或权威机构，实际上普通个体同样能够对生活全景加以改变。

下面我就和大家分享两个我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例子。

我最初的实践经历是在赞比亚，但那时候我头脑中还没有“界面”这个概念，也不知道如何与当地人进行互动。我对赞比亚一个农村地区的变迁很感兴趣，这个地区靠近矿区，也是很多移民流入的地方。我对其中的一项干预活动非常感兴趣：土耳其烟草作为一种外来作物进入当地的烟草市场后，给一些当地人带来了机遇。除了大多数在矿区工作的男性基督徒外，其他一些非洲基督徒（如商人和农民）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大量种植包括土耳其烟草在内的经济作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进行观察之后，我发现它与人口流动有一定关系。认识事物的最佳方式就是尽量参与到周围的活动和事件中，我最终运用了行动者导向这一方法，接触到了至今仍被全球广泛讨论的议题。

此后，我去了坦桑尼亚，那里有一个自上而下推动的政府项目——乌贾玛村庄化运动，旨在创建社会主义村庄并让人们从目前的居住地搬迁到合作社去。按照项目的设计，村民们应该离开他们原来的家和农场，搬迁到新的集中居住区，并作为合作社集体成员进行劳动。但令大多数政府官员不解的是，这些村民的确搬到了集中居住区，但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农场，仍然延续以前的农作方式种植粮食作物。也就是说，由于不同行动者在认知、理解与实践等方面的差异，项目最终没有实现它所预设的向社会主义合作社转变的目标。

后来，我去了拉丁美洲参与土地改革项目研究。这个土改项目是20世纪70年代秘鲁的左翼政府设计提出的，他们认为土地改革的正确方向，是把土地从大型种植园主手中拿走，将人们重新组合成生产合作社，但他们并不知道如何让人们接受这种做法。在这个项目中，当地人的意愿是被政府代表的，而人们之所以不喜欢这个项目，主要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及其背后的控制性。世界各地进行的土地改革项目几乎都遵循同一套规划和思路，即假定小农生活在小村庄中，农业工人则在种植园中工作。但事实上，一些小农也通过在种植园中放羊来获得部分经济收入。可见，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的理解是错误的，在国家的大问题和农民的小问题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相反，这些问题是互相糅合在一起的。同样地，不同地区在农业生产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的主体和界面。

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个为期两年的德国减贫援助项目，该项目共涉及四个村庄，其中两个是“好村”——村庄管理组织较好，另外两个是“问题村”。德国援助方想提供资金，建立农户周转金小组，但很多地方群体都希望用这笔钱来改善用水设施。按照项目计划，“用水设施建设”和“周转金”两项项目活动的投资总额是分别确定了的，但需要在四个村庄之间进行分配。在就如何分配德国资金（尤其是子项目活动的资金在村庄之间的分配）进行了数次讨论后，项目主要负责人对参与会议的村支书等人直白地说：“你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条件，试着自己拿主意。例如，A村和B村可以在用水设施建设上少投点钱，而在周转金上多投点钱；C村和D村可以在用水设施建设上多投点钱，而在周转金上少投点钱。这样，每个村庄获得的项目资金也是一样的。”A村村支书马上站了起来，激动地说：“我们村也需要修建用水设施。我们村的人苦于每天从大老远的地方挑水吃，我们想多要点钱来修建用水设施。”其他村的领导一个接一个地表达了他们对用水设施建设的强烈兴趣。C村村支书最后说：“好吧，依我来看，我们自己没法做决定，没人想放弃用水设施建设。”他的话马上得到了其他人的响应：“是的，我们做不了决定，这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你（指项目负责人）可以帮我们做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县里的领导站起来，以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会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这次会上继续讨论怎样分配项目资金，因为这样没法解决问题，还是由乡政府和项目负责人做最后的决定吧。”这一案例表明了领导和权威在参与式项目过程中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研究的结论是，无论“参与”能够走多远，最后都是再次强化了现有的社会权力场域。

3

结语

 行动者导向的方法总是探寻并关注社会界面。要想进行界面分析，你必须贴近社会行动本身进行民族志研究，必须了解事物的发生过程并与当地人进行互动，倾听他们的理解，并分析这些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的功能。村民都喜欢分享，喜欢讲故事，如果你仔细聆听他们的故事，让他们去验证你自己的分析，与当地人的认知形成对话，或许就能找到农村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答案。

作者

简介

诺曼·龙：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

诺曼·龙（Norman Long）生于1936年，国际知名的发展社会学家。于1967年获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赞比亚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英国杜伦大学、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等多所大学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讲授社会人类学、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等课程。其中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研究工作最为突出，他在该校工作长达18年，并长期担任发展社会学系主任。其研究领域主要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变迁。他开创了“行动者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发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代表性著作包括《发展社会学：行动者视角》《知识的战场：社会研究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之互锁》等。

作者寄语

全文阅读

《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

（第二卷）

      主    编：叶敬忠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0月

往期回顾

发展或指现代化社会转型，或指工具性干预行动，或指特定的话语建构；发展研究则从多学科视角对这些方面进行学术性分析。本公众号旨在推送发展研究领域的经典和前沿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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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许惠娇、蒋燕（本期讲座文稿翻译整理：潘璐、刘丹、许惠娇、高瑞琴、豆书龙）。除作者照片外，正文中所用照片均来源于网络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