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都市化对乡村的忽视

编者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

坦率地说，我对中国农村的关注是不够的，这并不是说农村不重要，而是受制于我所从事的研究的知识资源。但我曾经对中国法律都市化的性质做过非常认真而严肃的思考，所以可以从这个视角与大家分享中国人在制定法律时是如何把中国的农村忽略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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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西方化的制度安排——法律都市化

如果谈论法律都市化的问题，就必须关注一个背景——如何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如果我们不知道身处其间的社会发展状况及其发展脉络，是很难对它进行发言的，即使发言也没有什么意义，就像许多西方学者跟中国学者讨论中国模式一样，基本上是不着边际的。但凡按照西方的知识——我称之为逻辑性的知识——来认识中国，无论是赞成中国模式还是反对中国模式都不靠谱。西方的逻辑知识在解释西方的问题、取得的成就及其发展路径方面有很强的说服力，或者说非常行之有效，但用来解释中国时就不一样。

例如，西方一讲到做买卖，马上就会想到交易成本问题，只要双方接受彼此的条款，买卖就算成功了，这是所谓的非人格化的市场、陌生人的交易市场，它是没有情感交流的。而中国人是怎样做买卖的呢？喝酒、拍胸脯！把肋骨都要拍断！你说这个成本多高？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尽管也会考虑交易成本的问题，但更讲究的是从骨子里做买卖，同时就是在做感情。这是根基性的东西，我把它称为“生存性智慧”。在做价值判断时，你可以说它有很多问题，但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和发展的，西方人永远都不会懂。中国在这三十多年里，每个地方发展出来的模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用西方的概念根本没有办法解释中国人自己的、真正的发展进程。

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法学乃至我们的社会科学最要命的一点就是“唯西方化”，但请大家注意，我讲的是“唯西方化”，而不是“西方化”。实际上，我们的确要学习西方的经典文献和理论模式，它们作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很多东西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但我反对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把西方的理论、西方的问题、乃至西方的范式和分析工具统统作为我们思想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不是作为我们思想的参照物。在这个过程中，更要命的问题出现了——拿西方的东西作为我们审查中国人思想的判准，例如你会说英语吗？你会用英语讲课吗？你是不是去过美国？等等。在我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方式和套路来做研究，更不能以之为判准。

再举一个“唯西方化”在都市化法律方面的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后，中国法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的人士主要关心的都是都市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但真正的假冒伪劣产品主要在农村。例如，有人在农村小学门口摆摊卖矿泉水，实际上是把井水装在瓶里以假乱真；可口可乐就更糟了，有良心的摊主弄点红糖，放点糖精，没良心的摊主就放色素。除了孩子的零食，酒也很容易在农村地区出大事，但很少在都市里出问题。

然而，当农村老百姓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根本没有办法诉诸法律程序。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只是都市人，却没法兑现对农民的保护。我们正是用这样一种抽象的、形式化的权利掩盖了中国真正的消费者的问题。有了这个法律，反而把真问题都遮蔽了，因为它似乎保障了包括农民和都市人在内的每一个人的权利，但实质上，它只是便利于都市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因为一部法律的出台就为它欢呼，而要去看这部法律是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法律。在这种西学的法学家眼光下构设出来的法律也许适用于其他国家，但这样的法律置中国的农民于何地？我们不能在制定法律时，遮蔽了中国人自身问题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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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学科化的学术研究——问题分裂化

我们谈论法律都市化的另一个背景与中国渐进的发展特征有关。中国人的发展有两个最基本的特性：一个是整体性，另一个是共时性。然而，在认识中国问题时，我们的“唯学科化”却把问题分裂化了。我不反对“学科化”，但我认为“唯学科化”本身是个问题。如果大家对知识社会学有所涉猎，就会知道“唯学科化”这个东西有多么糟糕。如果你去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著作，就会知道“学科化”是怎么来的，它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胜利的结果？

然而，“唯学科化”也并非一无是处，它的好处之一就是知识的传承。知识有很多分类，但在我看来，知识可以分为最基本的两大类：一类是传承性的知识，例如教科书、必读的书目或杂志将某一类知识系统地进行梳理，就形成了所谓的学科；还有一类是认识、解释乃至改造世界的知识，这类知识与传承性的知识有关，但不等于教科书上的知识。现在很多老师上课，一本教案可以原封不动地讲十多年；这样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毕业之后到工作岗位上都埋怨他们学的那些东西根本没用。

我特别反对与生命不相干的学问，如果你读过黑格尔所著《法哲学原理》的导言，你就会知道任何一种再高深的知识，都一定是产生于特定的时空之下，即所研究的问题的渊源就是当下的时空。当你做的学问与你的生命不相干时，你以为那仅仅就是些概念吗？吉尔·德勒兹说，哲学就是个概念工厂，但他所谓的概念不是与生命不相干的概念，而是说“概念工厂”本身就是生命的结合。

“唯学科化”导致了什么结果？它与我们中国转型时期的“整体性”和“共时性”这两个特征是截然相反的。例如农民的权利，现在农民工的数量依据不同的统计版本约有1.6~2亿，他们在都市里游荡，每年最担忧的就是过年的时候拿不到工资，因为他们需要这笔钱回家炫耀一下，过一下好日子，互相比一比，来年再出来工作。后来，国家开始出台法律规定，引入司法援助制度以保护他们的权利。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兑现农民工的权利，但我们还得想一想这些农民工是谁？

众所周知，他们都是15~50岁左右的劳动力。他们是传承中国文化的最中坚力量。但如果他们都到都市里去游荡，就意味着中国的农村被抽空了，中国农村文化的传承主体被抽离了；原来在农村磕头的人，到都市里晃荡两年回去后就不再磕头了，他可能觉得自己现在糟糕的处境正是当年父辈没有提供好的教育才导致的结果，他甚至可能因此不愿承担为上一代养老的责任和义务。所以，这不是简单地兑现农民工权利的问题，实际上他们来年还会出来，并且会拉上更多的人出来，而这绝不是单凭法学、凭一个法律条例就能解决的问题。

所谓的整体性是指，在中国，任何一个法律问题都可能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而这些问题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通过某一个学科就可以解决的。现在很多人一开会就说，“我是学经济的，我就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人们的学科知识使人们根本看不到全景，反而把所有复杂的面向全部都遮蔽掉了。

在共时性上，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最朴素、最自然的环保观。在中国，环保问题和生存问题是在同一个农民的身上表现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共时性。西方人的幸运在于，他们的发展是在一种自然的时间中展开的，在他们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没人跟他们说，“还要环保啊！”于是，蒸汽机啊，煤啊，都乱开发，乱折腾。等到他们发达了，也没人告诉他们，“你不能乱消费，乱消费要出大问题的”。而他们现在发达了，于是说我们正迈向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所讲的风险社会。我们中国人很不幸，在这三十多年中，原始积累、环保、消费通通一块儿发生，但正是这样的问题才是真问题。西方人的生存问题解决以后，他们可以在谈论环保的时候不谈生存了。但中国谈论环保的时候不谈生存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意味着你要通过“学科化”的方式把整体的中国切割开，同时还要把一个活生生的农民一劈两半，你研究他的一半——生存，我研究他的另一半——环保。

面对中国这么广大的农民群体，我们凭什么用一个环保概念压垮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我们又凭什么用一个生存概念压垮环保问题？我们的法律考虑过这些问题吗？我们知道，环保问题涉及到多代人的正义，而生存权问题一定涉及到一代人的正义。这两种正义问题都体现正义观，各有各的道理，但它们在中国广大的农民身上却是高度紧张的。然而，我们的研究也好，法律也好，都是把这些问题全部概念化，但这些抽象概念不是真正的问题，如何将我们的制度安排与中国现在的发展问题更好地关联起来，这才是我们今后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要看清由学者设计的很多制度安排，其次一定要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克服“唯西方化”和“唯学科化”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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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每一位学人，每一位读书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要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当我们讲农村问题时，它一定躲不开都市的问题，躲不开社会的问题，躲不开国家的问题。所以，在思考的时候我特别主张问题导向的研究方式，而不管它属于哪个学科，只要你觉得它对你认识这个问题有帮助，你就去认真地研习、做准备。当然这很辛苦，但哪有思想是不辛苦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学术研究的“唯西方化”和“唯学科化”取向，在克服了这两种取向之后，无论是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还是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都能够有更符合中国本身的、让自己还相信的、对中国问题能进行解释的一种理论的出现。

作者

简介

邓正来：复旦大学教授

1956年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1985年开始独立治学。2003年受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2008年至今担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他长期致力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经典著作的汉译工作，组织、策划并独立翻译出版了大量学术名著，尤其是哈耶克著作翻译和研究的国内权威。本世纪初以来，他致力于中国法律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工作。其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研究与反思》等20余部；主要译著有《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等近20部。

作者寄语

全文阅读

《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

（第二卷）

      主    编：叶敬忠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0月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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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蒋燕、许惠娇（本期讲座文稿翻译整理：付会洋、刘丹、许惠娇、高瑞琴、王丹）。除作者照片，正文中所用图片均来源于网络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