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赞米亚与“逃避”作物

编者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

标准的文明阶段理论认为，人类先由狩猎和采集社会进化到游牧社会，再进化到定居农业社会，最终形成城邦和文明。而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自己与国家关系的远近，而来回游走在不同的生存方式之间。

1

山地王国：赞米亚

赞米亚（Zomia）是由荷兰人类学家威廉·范申德尔创造的一个新词，该词与印度语“Mizoram”（米佐拉姆邦）是同一个词根：“Mi”的意思是人民，“Zo”是指远离中心的边陲或内陆地区。所以，用来指代分布在东南亚大陆和中国、印度、孟加拉等国边疆的山地区域延展出的近250万平方公里的巨大高地。这片区域远离它所穿过国家的主要人口中心及经济活动中心，横跨在8个民族国家与诸多宗教传统和宇宙观的结合带上。粗略地计算，赞米亚仅少数民族人口就有约800~1000万人。

谷地国家将这些人当成是我们活的祖先，是发现水稻、创立佛教和建立文明之前的我们；相反，我却认为这些山地居民是由逃民和逃奴组成的。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为了躲避谷地国家的奴役和诸如税赋、徭役、疾病和战争等种种压迫和风险而逃亡在外。所以，这些人几乎全部的生计都是精心选择的策略，其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没有文字的状态都无一例外是为了远离国家的统治。

他们分散在崎岖起伏的地带，他们的流动性、耕作习惯、血缘结构、易变的族群归属、对预言中千年领袖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避免被国家收编，以及防止在其内部产生国家。他们中大多数人想要逃离的国家就是已经成形的汉族王朝。很多山地的传说中都影射了这段逃亡的历史，1500年之前的材料还有些推测成分，但之后的记录则可清晰地看到明朝和清朝对山地居民的频繁围剿，以及19世纪中期中国西南地区规模空前的起义高潮——这些战火使上百万人成为难民。

我的观点也许会扭转关于“原始主义”（primitivism）已被广为接受的认识。我认为，游牧、采集、轮耕以及神圣的血缘关系都属于二次调整，是人们主动的、刻意而为的“自我野蛮化”行动。如果大家接受这个观点，那么对生番（raw barbarians）和熟番（cooked barbarians）的区分就会被彻底颠覆。我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西南地区的生番和熟番之间在文化上并无差异，只是在政治上有所区别，即他们所从属的统治结构相异，因为生番还没有被并入国家的版图，不在皇帝的辖制之内。所以，那些住在山上的克钦族人（Kachin）与英属地区的克钦族一样，只是因为他们所属的管理结构不同而被当作了野蛮人。可以说，野蛮开始于主权和税收结束的地方，它是一个政治边界的概念。当然，我必须承认，我的论断不适用于1900年以后的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1945年之后，它在东南亚就完全不适用了，稍后我会解释为什么。

2

早期国家的形成

我将赞米亚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性的保留地，那里聚集了大量的、正在快速消失的无国家性人群。但如果我们用一个长视角来回溯过往，就会发现农耕国家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有多么晚。2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晚期智人，大约5万年前，他们才离开非洲。所以，我们的种族有20万年的历史，而离开非洲并开始定居农业的历史只有5万年。第一个记录谷物和固定田块农业的历史文献可以追溯到1.1万年前，但第一批国家是3000~5000年之后才出现的。换言之，农业的发明并没有立刻促使城邦国家出现，而是在不同的地区或长或短地滞后了很长时间。所以，有定居农业而无国家的状态是有可能的。

在此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人类在大部分历史阶段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最初只控制了地球上很小一部分地区，而其余的区域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由于蛮荒之地的人口过于分散，没有多少可掠夺的资源，也没有便捷的交通将资源运出来，因此，控制这些地区对国家而言并不划算。

这些早期的国家与野蛮人之间有两种关系。第一种是贸易关系。早期国家不能完全实现自给自足，从而需要来自野蛮人占据的不同生态区位的产品，如稀有木材、宝石、建筑材料（如藤条）、药材等。所以，早期王国与边远地区的野蛮民族一直都有贸易往来。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建立在彼此依赖和自愿基础上的互补区域，即山地人或野蛮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是否与谷地国家进行交易。因此，这种贸易关系与山地的独立和自治状态是相容的。第二种关系是奴隶关系。早期的王国尽管形式各异，但它们都是奴隶王国，如果没有奴隶，就没有国家。我认为贸易关系和奴隶关系是早期王国与野蛮边陲之间最重要的关系。

后来发生了两个变化，这两个变化在亚洲的一些地区发生于19世纪中期，在另外一些地区直到20世纪才出现，它们的发生也使得我的论述在1900年或1945年之后就不再成立。变化之一是，在19世纪中期，民族主权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强大的民族国家，这意味着国家将首次动用庞大的力量在疆域内行使权力。在此之前，边陲地区不受皇权的辖制；但对现代国家而言，不论疆界如何划定，国家的统治都会覆盖全部国土。

另一个变化是，在20世纪，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们发现边陲不再是毫无用处的僻壤，而是极富价值的宝藏。有的边疆山区蕴藏着大量的煤、铁矿石、石油、原木、铜、矾土以及所有对航空电子工业至关重要的稀有金属；有的边疆地区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是水力发电的理想场所或重要的水利枢纽。因此，这些原本一钱不值的蛮荒之地突然成为民族国家获取外汇的重要经济来源，需要最大限度地开发出其价值，国家权力也因此投射到了这片广阔的、未被统治的土地。另外，现代交通技术或我所说的“突破距离的技术”——如铁路、全天候的道路、电话、电报、手机、直升机等——的发展帮助国家战胜了六七十年前无法克服的地理障碍，为国家权力的扩散打开了方便之门。

3

山地国家与谷地国家

在此，我想简单勾勒出山地（hills）和谷地（valleys）的主要区别。在东南亚，总体来看，“山地—谷地”的二分法吻合了国家与非国家所在的地理空间，即所有的王国都建立在谷地，而无国家的人群大部分居住在山地。一言以蔽之，东南亚地区的谷地是国家所在地，其社会等级呈现平民、精英、王族等种种形态，结构井然有序，社会层层向地主、国王上贡。最重要的是，谷地是水稻的种植地；而山地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刀耕火种。后者几乎就是赞米亚了，这里不存在能延续统治的国家。相比于谷地居民，山地居民更具平等性，妇女的地位也更高。另外，山地和谷地居民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是，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人们在山地居民和谷地居民之间来回切换身份。山地居民可能从山上下来，到了谷地，被文明所同化，开始种植水稻，成为佛教徒，慢慢变成了谷地居民——这显然是关于野蛮人如何文明化的叙事；同时，也会有谷地居民离开谷地，来到山上，以躲避赋税、战争或是一个正在毁灭的国家等。而且，即便没有被卷入战争，谷地居民也可能离开，因为他们种植的单一作物很容易歉收；另外，因为谷地是谷物和家畜的聚集地，容易招致传染病，常有瘟疫和虫害，所以谷地一般不见得宜居，但这种从谷地到山地的迁移很少有人注意和了解。

尽管在谷地和山地之间存在双向迁移，但大多数东南亚人民只会注意到山地居民和谷地居民的差异，从而认为他们是彼此截然不同的群体。很多历史文献认为，山地、荒漠等非国家聚居地存在的意义就是构成国家功能性的对立面或对应点。

我认为最有可能说服大家的一个模式就是哥萨克人的形成。哥萨克可能是今天人们公认的俄国最具有延续性的人群，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他们其实是逃离俄罗斯和欧洲统治而远赴边疆的农奴，并自称为哥萨克人。也就是说，一开始他们就不是同一个民族，只不过都是逃奴而已。当他们来到盆地时，就称自己是下哥萨克人；当他们到了亚速海，就说自己是亚速哥萨克人；当他们最终来到边疆并转变了生存方式之后，已经有了16个哥萨克人的分支。他们采用了马背上的鞑靼人的习惯，例如他们有向族人开放的共同财产，他们也大量放牧，等等。就这样，哥萨克人成了一个群体。所以，如果大家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种族融合的漫长过程，将能相对较好地了解很多东南亚地区山地民族的形成。

4

“逃避”的农业

山地农业主要种植根茎类作物，如芋头、山药、红薯、土豆等。以及很多地方种植的木薯，它能生长在任何土壤，并且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最关键的是，木薯在地里存放两年后依然可以食用。所以，如果国家想要拿走你的木薯，就得和你一样一个个挖，最后获得一堆不值钱的木薯，还运不了多远。因此，木薯是一种完美的“逃避”作物，堪称是“逃避”作物之王。

游耕农业，或者说刀耕火种，是指砍伐一小片森林用于耕种，烧掉灌木以获得肥料，耕种2~5年后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此循环。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可持续性农业模式，只要人口不是过多且土地丰富，那么三四十年后，你还可以回来在最初的土地上耕种。游耕农业是抵抗国家剥削的最有力的农耕方式，在焚烧森林开垦出来的土地上，可以种植20~30种不同类型的作物，这些作物在一年的不同时期成熟。如果国家派人来了，也许当时只有1~2种作物是成熟的。而且国家也无法为土地造册，因为地块每3~4年就会转移，哪怕你有全球定位系统也无法知道地块的具体位置，因为地变了，人也搬走了。所以，这种流动的地块、流动的人口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它让你很难找到这些地、这些人。

当然，抵抗统治最有效的生存方式还是狩猎和采集，而不是游耕农业。我们在泰国高地发现了这样一群人，特别是傈僳族人（Lisu），在过去100年里，如果他们觉得安全稳定，也想要交换些东西，他们就种植水稻；如果感受到了一点点威胁，他们就从事游耕农业，这样他们的地块就能够移动；如果面临真正的威胁，他们就回到森林里，从事狩猎和采集。就像皮埃尔·克拉斯特描述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根据自己想要跟国家保持距离的远近来回变换着生存策略。这些山地居民还有一个“逃避的社会结构”，即他们觉得受到威胁时，就会化整为零，分散成最小的家族或单个家庭。中东也有过这样的居民，他们被称为“水母族人”（jellyfish tribes），意即当你要去抓他们时，他们就不见了。很显然，这种“逃避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受到威胁时能够变形又实用的社会结构。

作者

简介

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

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

生于1936年。1958年获得美国威廉姆斯学院学士学位，其后获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硕士及博士（1967）学位，现任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其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农业社会比较、东南亚研究、阶级关系等。斯科特教授尤其以关于东南亚农民反抗和底层政治的研究而声名远播，其主要著作有《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弱者的武器》《统治与反抗的艺术》《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以及新近出版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作者寄语

全文阅读

《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

（第二卷）

      主    编：叶敬忠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0月

往期回顾

发展或指现代化社会转型，或指工具性干预行动，或指特定的话语建构；发展研究则从多学科视角对这些方面进行学术性分析。本公众号旨在推送发展研究领域的经典和前沿学术成果。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发展研究”公众号！

本期编辑：蒋燕、许惠娇（本期讲座文稿翻译整理：汪淳玉、王维、许惠娇、高瑞琴、豆书龙）。除作者照片外，正文中所用图片均来源于网络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