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剩余人口：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编者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

“使其生，任其死”（make live, let die）和“剩余人口”这一系列概念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有利于推动我们认真严肃地去思考背后隐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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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还是死亡？

 “任其生，使其死”（let live, make die）或“使其生，任其死”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区别现代欧洲的某些观点时所使用的。他认为，现代欧洲始于18世纪左右，而在17~19世纪之间，统治者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

旧有的统治方式是“任其生，使其死”：“任其生”是指，整个臣民作为一个整体按照自然规律出生，君主不用操心他们生活可好、幸福与否、富不富裕；“使其死”是指某人如果与君主为敌，就将会被关进监狱或者判处死刑。

到了现代社会，这种状况变成了一种“使其生”的统治，或者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即积极干预并使人们很好地生活。这样的政府具有完全不同的理念和目的，并扮演了全新的角色，操心人民的生命和生活，其工作囊括了一切与家户生计和人口福利有关的事情。在现代社会，这种现代治理方式意味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活动成了评判统治者好坏的基础，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试图通过国家的繁荣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来证明其角色的正当性和作为政府的合法性。

在现代社会，政府除了“使其生”的积极干预之外，还有“任其死”的消极抛弃：即便我们现在有技术、有机制、有能力使人们很好地生活，但有时候我们并不这样做或者只选择一部分人口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同时无情地抛弃其他人口，从而让有些人自生自灭而另一些人却蒸蒸日上。选择的标准可以有所不同，例如按照城市标准，我们只关心城市人口而放弃农村人口；或者按照年龄标准，我们只关心那些处于工作年龄的、健康的、有工作能力的人口，而放弃羸弱的、没有工作能力的老人。

“任其死”看起来很极端，但这样的情况不只是体现在理论层面，而是普遍存在。即便是在富裕的美国，仍然有部分人口没有住房保障和基本的生活条件。某报道显示，生活在芝加哥的黑人贫民的预期寿命只有60岁，而很多同样生活在芝加哥的富裕白人的预期寿命则达到77岁。但这些现象并非是一个事件或一种紧急状况，因此并不能像地震、饥荒或者旱灾那样能够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并得到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尽管它们不会进入现代媒体的视野，但却以缓慢而不剧烈的方式存在和发生着。

“使其生”的干预，表面上是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享受更好的生活待遇，但实际上它并非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往往是真正的斗争的结果。

以我本人的经历为例，我成长于英格兰，在20世纪70年代，我的父亲失业了，但我们并非无家可归，也没有忍饥挨饿，我仍在同一个学校上学，去看同样的医生，也就是说，福利系统在特定的视野下保护了我们。但这些福利的提供并非君主的恩赐，而是工会、政党、社会活动家等英国社会的很多群体积极争取和斗争的结果。同时，英国富裕阶层并非是出于善良而促成了这些事情，而是基于对社会风险的考量且害怕为后果买单才不得不做出了妥协，即：他们担心，这些人口可能会被激怒并变成反叛的危险阶层，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问题。

另一个例子来自印度的喀拉拉邦（Kerala）。当印度人的平均寿命是63岁时，喀拉拉邦人口的预期寿命是73岁。喀拉拉邦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在过去的20-30年里，喀拉拉邦在公共住房、基础设施、教育等许多社会支出方面进行了很大的投入；第二，喀拉拉邦农业工人的工资是其两个邻邦的两倍；第三，喀拉拉邦工人的权利得到了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保护。另外，喀拉拉邦的政治系统和民间的积极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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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人口”来自何方？

 相关研究显示，自1990年始的20余年间，印度、东南亚和非洲农村地区的结构正在急速发生变迁，大量的人口或者被驱逐出土地，或者因为土地极低的生产率而无法养活自己。

那么，促成剥夺发生的机制是什么呢？其一，通过政府干预将土地派作它用，例如将土地分配给采矿业、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等等；其二，过低的生产力和过低的投资导致农民无法依靠土地维持生存。但这些模式是否真实存在？这些问题使我们引入了“剩余人口”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饱受争议且受到一些学者的排斥，但我认为这个概念还是有其价值的。我所使用的“剩余人口”概念不是取自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所涉及的数量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沿用马克思论及的“相对剩余人口”的概念。

马克思所谓的“相对”一词是指，这些人口相对于资本来说是剩余的或不被需要的，即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产业的竞争力要求和资本的逐利性意味着使用尽量少的工人来实现最大化的利润，当资本主义生产线上已经拥有足够甚至过多的工人时，其他劳动力就都是剩余的。当然，这种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运作的逻辑并不意味着资本就是坏的。资本不是一部能照顾好人们的机器，而是一部能打理好其利润的机器。如果利润生产需要这些人，那么他们可能生活得很好；如果利润生产不再需要这些人，他们就会处境艰难并成为社会问题。

对此，一些以转型叙事为基础的论述认为，剩余人口并不会成为长期的社会问题，因为每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迟早都将完成从农业向工业、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只是有些国家进展得快，有些国家进展得慢。这种转型的话语假设存在着一个终点和一条路径，然后断然地假定所有国家终将遵循同样的路径，唯一的问题只是到达那个终点的速度是快还是慢，是早还是迟。

然而，尽管这种转变正在发生，但并不是在所有国家发生。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并没有竞争力，远远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如果农民被驱逐出土地，就将无法从还未发展起来的制造业领域获得一份工作，陷入无路可退也无事可做的境地。

实际上，在21世纪，资本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自由地流动，我们凭什么期待每个国家都发生相同的转型呢？我们看到，资本在全球流动的过程中通常会寻觅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一旦能在别处找到比这里更廉价的替代品，它将轻松地逃逸，这就是资本的本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少，并迅速席卷工业和农业等诸多部门。因此，我们应该仔细审视并批判这种关于现代化或者转型的叙事。在某种意义上，生产力的提高是一件好事，但它所带来的剩余人口问题该如何解决？他们将如何生存？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资本而言，大量的失业人口并非一无是处，因为他们的存在发挥了劳动力储备的功能，同时也是保持对工人的规训和低工资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失业人口尽管没有工作，也仍然在帮助资本。这种论述司空见惯，但我们需要多少人作为劳动力储备，一千万够不够？一亿够不够？

事实上，这么多人作为劳动力储备是没有必要的。另外，一些真正剩余的人口在经济领域中已经没有任何生产功能，就算是作为劳动力储备的功能也已丧失，此时，我们不能指望市场去解决这一问题，也不能寄希望于投资者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更不能轻松地说一句“没关系”，并简单地认为每个人迟早都会找到工作。

然而，前面提及的转型叙事和转型思维已非常普遍，并且以非常危险的方式主导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假定这种现代化转型过程将在每个国家发生，小农与其在低效的小农场劳作还不如在高效的现代农业企业中工作。但实地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大规模的大豆或小麦种植中，每100公顷的土地上可能只需要一个工人。

因此，现代农业所扬言的能增加就业的相关数字是非常荒诞的。这也是我所说的“要你的土地，不要你的人（劳动力）”的窘境。此外，关于GDP的高增长能够解决剩余人口就业的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在1990~2010的20年中，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伴随着无数失业的增长，不足以满足新一代劳动力和那些被驱逐出土地的人口的就业需求。因此，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在为高GDP增长而激动欢呼时，我们无疑需要去研究那些数字，思考这种增长是否使人们生活得很好？人们是从增长中受益，还是被这样的增长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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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人口”去向何处？

 应如何恰当地解决剩余人口的问题呢？第一个方案是：将一切交由市场裁夺，只要让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市场就会处理好一切。但从我的所见所闻来看，这种解决方式意味着对大量人口的遗弃。

第二个方案是：将“使其生”的思维带入到社会发展规划中，即在规划一个产业时，同时全盘考虑人们将向何处去、将从事什么以及如何生存的问题，除非能给人们提供工作，否则就不能剥夺人们的土地并将他们从土地上驱离。第三个方案是扩大福利供给和提供基本收入保障，采取不与工作相关联的分配方式来照顾那些无法通过工作维持其自身生存的人们。总体而言，在国际场域内出现了两种互相矛盾的思维方式：一种认为无论人们是否工作，都应拥有未必与工作挂钩的体面生活的权利；另一种则认为，市场是主要的机制，政府不应干预太多，每个个体都必须出卖劳动力才能获得分配。

第三个方案在不同国家掀起了很多讨论，即每个人民（无论男性、女性或者孩子）是否应该每个月获得一定的基本生活费用的问题。例如，一位丹麦教授认为，政府针对年轻人以及失业人口开展了名目繁多的培训，但实际上人们仍然找不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给他们提供这么多培训，还不如直接给他们一些现金，从而让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想过的生活。在南非，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凸显了这种基本收入保障的重要性：在19世纪，南非的黑人曾经被白人驱逐出土地而成为矿工和农场工人；现在，这些拥有高科技的农场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导致这部分黑人在现代化的南非经济中失去了任何生产功能。数据显示，在黑人中出现了40%的失业率。

从各个国家的实践层面看，围绕第三个方案的实验和经验非常多。例如，巴西和墨西哥将有条件的转移支付制度作为管理其人口的一种支持手段。例如，如果人们每天送孩子去学校并让他们及时接种疫苗，政府将按月发给这些人一笔钱。这样的转移支付给贫困家庭带来了一定的安全感，使他们的基本生活支出得到了保障。在纳米比亚，人们采取了“基本收入保障”的形式对采矿带来的财富进行了再分配，使很多无法继续从事采矿工作的工人也得到了基本的收入并有机会过上体面的生活。

印度最近10年来在民间兴起的“食物权运动”是另一个有趣的案例。经过一些法学家的努力，颁布于殖民时期的关于饥荒的法令最终被纳入宪法，这意味着如果印度民众由于不能耕种或者没有工作而无法获得适当的食物时，他们可以依据宪法向政府提出诉求。当然，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不同政党的法学家、社会活动者、政治家等不同群体为人民的食物权进行斗争的结果。他们还推动了全国乡村就业保障计划等辅助性的项目，例如，每一个申请在当地政府辖区内的农村地区项目中工作的男性或女性都可以获得100个工作日的工作机会，并得到最低工资保障。尽管这种分配机制尚不完美，但它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积极的信号：即只要有决心将分配作为优先项，贫穷的国家也可以做好对剩余人口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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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面对农村人口因大规模的土地剥夺等原因而成为剩余人口的现实，我们需要慎重地考虑如何让人们很好地生活，是“使其生”，还是“任其死”？在有些地方实践着非常积极而有创新性的“使其生”之道，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却盛行着非常懒惰的“任其死”之策。当然，“使其生”的干预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另外，我想强调“使其生”的干预并不是仁慈的政府扔下来或者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亦不是来自某个人的礼物，而是有关分配的政治产物。人们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认识到问题所在并积极地争取，否则一切都不会发生。任何具体的“使其生”的干预，都是有历史的，这一历史通常是一些人或者一些社会群体一起奋斗的结果，而这也是唯一能够使其成为现实的途径。

作者

简介

塔妮娅·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塔妮娅·李（Tania Li）生于1959年。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加拿大亚太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国家首席教授。分别于1981年和1987年获得剑桥大学学士与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任教14年，期间先后就职于该大学的资源与环境学院以及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等部门。其早期的东南亚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加坡的城市文化政治领域，自1990年以来研究兴趣开始转向印度尼西亚高原地区的文化、经济、环境和发展问题。

作者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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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

（第一卷）

      主    编：叶敬忠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0月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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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许惠娇、蒋燕（本期讲座文稿翻译整理：刘娟、刘丹、许惠娇、高瑞琴）。除作者照片外，正文中所用图片均来源于网络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