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的渔业——乡土的过往与不定的未来

编者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

农村发展研究大多关注农业（尤其是养殖业和种植业），却很少关注渔业，部分原因在于，渔业在国家出口总量中所占份额较小，而农业却日益被整合进产业化链条之中，并集中体现了全球垄断集团的利益。我研究的东非地区就是如此，但我认为，我们不应忘却渔业的重要性——特别是不应忘却本地手工捕鱼业或小船渔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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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渔业的衰微

肯尼亚及其他大湖地区（Great Lakes Region）的国家更关注内陆的湖区渔业，从而忽视了海滨渔业，造成渔业开发厚此薄彼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政府认为内湖渔业更容易开发与控制；另一方面，热带沿海地区旅游业的兴起，使得东非成为当今许多来自欧美国家和东亚的旅游者的钟爱之地。学术界对小规模劳动密集型手工捕鱼业的研究比较少，部分原因是很多技艺方面的词汇是手工生产的专门用语，研究者必须具有人类学的视角，并通晓当地语言，才能融入当地社区以理解其运作方式。由于其种种特殊之处，手工捕鱼业一般不会引起政府和发展专家的关注，甚至连非政府组织也更倾向于关注以土地耕种为基础的农业，从而导致了劳动密集型手工捕鱼业研究的边缘化。

在肯尼亚，不仅劳动密集型手工捕鱼业岌岌可危，而且传统农业也逐渐臣属于偏爱大规模单一化种植的大型粮食生产商。尽管很多研究表明，非洲传统作物种植体系比单一种植体系更为高效和稳定（无论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还是生态的角度），然而，对于试图引进单一种植体系的西方农业专家来说，本土农作体系是一个过于混杂的系统，如芭蕉类植物与其他矮小作物套种的方式，就被他们斥责为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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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勃兴

肯尼亚旅游业的兴起和发展，使得海滨旅馆和度假别墅的数量迅速增长。例如，在蒙巴萨、迪亚尼海滩、马林迪和拉穆，这四个新兴的旅游胜地，共兴建了50家国际标准的旅馆，房费从每天100美元到400美元不等，而肯尼亚大部分人的生活费每天尚不足1美元。这些数字之间的巨大差异，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旅游业对政府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而在旅游业兴起之前，渔民常常沿着海岸搜索鱼群和入海捕鱼，其装备和渔船常常在海滨存放。然而，海滨旅馆和别墅为了吸引游客，通常会将海滩开发出来，这种开发行为侵占了渔船的停泊地，也切断了渔民便利入海的通道。

在实地调查中，我了解到肯尼亚渔民在渔业方面的丰富知识和技术，例如如何造船，如何制作和使用捕鱼工具，如何捕捞、分拣、装载鱼类以及举行何种仪式以祈求出海平安和丰收。然而，由于中央政府更看重旅游业所创造的大量外汇，所以对海洋捕鱼业的潜力漠不关心。我并不否认旅游业对创造外汇的潜在贡献，但我认为，旅游业毁掉了非正式部门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虽然不会带来可与旅游业相媲美的巨额财政收入，但却能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并为渔民带来一定的收入。因此，发展渔业还是旅游业，其实是一个关于如何创造收入才有效而合理的问题。

此外，这些地区的渔民被分散安置到离捕鱼地点很远的地方，政府在决策时并没有考虑到渔民在新的安置点是否还能继续捕鱼，而只是给他们一个地方居住罢了。这些渔民社区的成员往往是穆斯林，对他们而言，捕鱼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很多时候是他们唯一的生计来源），也是社区、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存在的基础。这些穆斯林渔民之间存在着世代传承的等级关系，他们相互通婚并形成连续的社区，这种社会的连续性甚至遍及东非海岸。因此，社区的解体不仅意味着传统手工捕鱼技艺的失传，也意味着他们将失去依托穆斯林传统而集聚起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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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的损失

我将旅游业和工业发展所造成的已有和可能的损失归纳为两种。第一种损失是，曾为当地居民供应鱼类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捕鱼业消失了，随之而去的还有代代相传的知识。以捕鱼器具为例，渔民建造了令人惊叹的弯曲或螺旋式的渔栅，涨潮时鱼儿跟着潮水进入渔栅，当潮水退去时，鱼儿便陷落其中无法脱逃，从而被捕获。对于不同的鱼类，设计也有所不同，所以，渔栅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形态各异。除渔栅之外，撒网捕鱼也需要关于渔船大小和撒网方式的特定知识。此外，由于地处热带，捕获的鱼在船舱里无法存放太久，因此渔民必须在一定时间内把鱼运送出去，并且运输过程中还要设法让鱼存活下来。这些知识需要多年的学习才能知悉，而要熟练地运用它们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第二种损失是社会网络、伊斯兰宗教网络与宗教知识的消失，三者彼此关联，不可割裂。这种损失从很多方面来看都不明显，如我所说，有一些事物是发展之未见，也是科学或宗教之未见。事实上，在东非沿岸，每一个小渔村就是一个固定的捕鱼基地，也是渔民的落脚点。他们周期性地出海捕鱼，有时只隔一天，有时是一周，但他们总会回到小渔村。这些小小的村落构成了整个穆斯林社区，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及其四大教法学派之一哈乃斐学派都是围绕村落而建立的。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清真寺、伊斯兰教学校和墓地。社区的形成对于决定谁有权使用土地、谁能成为渔民而言十分重要，当然，人们还可以通过婚嫁进入社区。

在某些情况下，穆斯林渔民村落会策略性地联姻，并将其视作与大城市精英阶层的穆斯林保持往来的一种方式，例如女孩常常会嫁给地位稍高的穆斯林，对方可能一般说阿拉伯语。通过这种方式，渔民村落与蒙巴萨以及阿曼（位于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首都马斯喀特等主要城市保持着联系。渔民村落借助联姻所建立的网络关系，是由伊斯兰教的知识和人们对它的信奉构建而成，象征着一种具有较强适应性的宗教团结。

有趣的是，渔民村落会自我命名，并自认独一无二。村落之间有时彼此对立，有时会集合起来，并合称为斯瓦希里“镇”（towns）。在斯瓦希里语里，城镇具有“文明、高尚”的含义，而实际上他们居住在人口密度不大的农村，并靠打渔或种地为生，所以“镇”的叫法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偏颇，但却似乎表明这些村落与中东地区存在某些关联，他们亦宣称其起源地是中东阿拉伯地区，并由此赋予其村落的集合以“镇”的特殊地位。穆罕默德的年度生日庆典就足以说明这些村落之间的联系：庆典延续一个月，在此期间，沿岸的渔民社区都要按照一定的顺序为先知庆贺。其中，地位最高的社区最先举行庆典，随后地位稍低的社区才能举行庆典。这些渔民村落所处的社会是有等级的，其联系和互动有着极为精致而复杂的体系。

然而，沿海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工业的扩张，不仅使手工捕鱼业的生产和技艺消失，而且相关的社会网络也烟消云散了。虽然肯尼亚是基督教国家，但伊斯兰教在海滨地区却享有特殊地位，所以当肯尼亚政府一心想在海滨地区推动工业化和旅游业时，可想而知当地将会爆发何等严重的地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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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后果与新的选择

旅游业和工业的发展还带来了两种后果。

第一种后果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捕鱼行业流向海滨旅馆或度假别墅等服务业，于是，当地人的生计也从相对自给自足转变为依赖旅游业。这种从自给自足到外部依赖的转型是一种巨大的转变，我们需要关注这种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二种后果是社会宗教网络的消失。这种网络并非某个社区内部或几个社区之间的联系，而是绵延东非海岸数千公里的渔民社区之间的联系。渔民社区之间彼此通婚，相互交流捕鱼技艺，甚至会在某地人口过密时协商迁居。当宗教联系和社区传承日渐式微之时，从农村迁往城市便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然而，尽管他们心怀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梦想，但现实却是机会渺茫和了无希望。于是，非洲出现了我所说的“无根的年轻人”，他们“无工作、无住所、易犯罪”，最终要么成为罪犯，要么加入激进的伊斯兰组织。

这一现象的重要根源正是旅游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渔村湮灭，以及社会宗教网络的消失。海滨地区的伊斯兰教被解构，但同时却有相当数量的极端伊斯兰教派兴起，尤其是年轻人的组织层出不穷，这一非同寻常的转变令人震惊。这些年轻人并非散乱无章的匪徒，相反，他们拥有严密的组织、办公场所、打印设施和网络装置，并渗入世界各地的伊斯兰组织中。在我所在的区域，不少穆斯林正是我所认识的渔民的儿孙，这种代际传承不再以村庄为基础，而是一种基于被剥夺的年轻穆斯林的另类代际延续。

这种地区性变化在全球其他地方也在发生，并且其推动力量十分类似。在新自由主义发展专家和肯尼亚政府眼中，这些可能只是不值得担忧的地区性状况，但实际上，地方正是全球的具体体现。

目前，很多地方性的生计方式正在被大规模的商业性企业所取代，取代者可能是旅游业、工业或农企，也可能是我们在肯尼亚海滨所看到的大型工业中心。在我看来，这种取代破坏了当地“生计和生活的双重体系”——二者相互联系并构成彼此促进的混合体系。我并不想无视各种冲突而描绘出一个无比和谐的画面，也不想仅持单纯理想化的态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混合双重体系的确运行良好；而替代它的经济形式只是一味强调生存与繁华，却并不重视复杂的深层社会联系。可以说，两种不同的体系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和侧重方面。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简单的答案是：让我们恢复手工捕鱼业吧！然而，说易行难。一方面，政府承认劳动密集型捕鱼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包括全职捕鱼工作和运输及种地等兼职工作；但另一方面，报表的数据显示，旅游业和工业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尽管报表的数据未必全面。

那么，对这种“边缘化”应该听之任之吗？在概念层面，“边缘化”意味着事物在某个时间点上将随风消逝。如果我们仅仅秉持放任心态，很快便会看到“边缘化事物”的消失。例如，曼布鲁伊划定了捕鱼区以保留当地渔业，那些只看到海滨地产价值的人可能对此愤怒万分，他们认为这片土地应该得到更好的投资；但在我看来，本地捕鱼业为整个地区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人们可以毫无争议地永久划定捕鱼区。即便如此，划定捕鱼区也只是解决了部分问题，因为渔民仍需要沿海岸线逡巡捕鱼，也需要从海滨地区进入海面捕鱼的通道。当然，划定捕鱼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渔民的社会地位，并有助于渔民社区融入更大的经济体中。

在开发海滨地区的过程中，渔业、旅游业和发展项目的共存，使得多种利益彼此渗透。渔业应该是这三个部分中的重要一环，而不应该是被边缘化的部分。众所周知，旅游业极易受到需求波动的影响，尤其在出现政治问题时，更是如此。

尽管我的建议主要针对肯尼亚，但我相信它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亦有借鉴意义。世界各地的沿海地区均有地方渔业和本土捕鱼手艺，但很多地区已被过度开发成旅游区，或为新兴中产阶级建起了别墅。这些开发项目在多大程度上能与渔民社区共存，或者说渔业在多大程度上被边缘化，都十分值得探究。此外，我们已经习惯于对以土地耕种为基础的农业进行发展研究和发展批判，但我们也不应忘记海洋这块“液体大陆”。

这些液体大陆是绵延数千年的上千种海洋活动的家园，我们现在需要抉择：是将它延续下去——至少再延续一千年——还是坐看其在短短的数十载就消散殆尽？

作者

简介

戴维·帕金：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戴维·帕金（David Parkin）生于1940年，国际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1959~1964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后留院担任教职。1996年后任职于牛津大学，担任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及万灵学院教授。其研究专长为非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跨文化语义学、社会文化演变等，代表性著作包括《棕榈、美酒与目击者》《政治回应的文化界定》等，编著有《语义人类学》《文化现象的政治学》《整体人类学：浮现与聚合》等。于1993年入选英国科学院院士。

作者寄语

全文阅读

《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

（第二卷）

      主    编：叶敬忠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0月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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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蒋燕、许惠娇（本期讲座文稿翻译整理：汪淳玉、蒋燕、许惠娇、高瑞琴、姚会美）。除作者照片外，正文中所用照片均来源于网络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