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

编者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1年开始组办“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演讲文稿正在陆续结集出版。已出版演讲文稿的精华版正陆续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推出，欢迎读者跟随我们一起重温学术大家的思想精华。

我将向大家介绍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巴西在过去二、三十年所经历的农村发展之路，包括巴西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巴西农村的“三代”发展过程和相关的行动者与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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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农业现代化

 巴西有1.88亿人口，相当于中国人口总数的14%，国土面积851万平方公里，即每平方公里约22人。总体而言，巴西不穷，但极度不平等，这是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新的农业普查显示，巴西有约500万个农业单元，我认为可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资本主义农业（Capitalist Agriculture），即拥有大于10000公顷面积的大农场；第二类是企业型家庭农业（Entrepreneurial Family Farming），它们大多分布在南部；第三类是小农农业（Peasant Farming）；第四类是农村穷人从事的边缘农业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土地，生活非常困难。

巴西20世纪60~90年代的农业现代化过程引人注目。这一过程将大量人口排斥在外，是一种选择性的农业现代化过程，我们将其称为“生产主义”（productivism）的。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进程：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玉米和大豆现代化生产由南部扩展到国家中部，并推进到亚马逊边缘地区，有人认为，热带雨林正在被大豆生产所取代。近年来，巴西逐渐成为最大的大豆生产国，而中国正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一过程伴随着拖拉机等机械使用量的快速增长，但强劲的机械化却造成了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目前，巴西在农业领域就业的人口大约为1500万，仅相当于巴西经济活动人口的15%。 

图为巴西中部大豆种植机械化农场 

图为未被农业现代化包含在内的人

 我们再看一下巴西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具体效果。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巴西耕地面积基本稳定，但生产量翻了两倍，其中，大约70%的农产品瞄准的是国内市场。实际上，正是这种庞大的国内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市场的可预期性，从而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例如，从出口和内销的对比来看，生物燃料的国内消费量所占比例最大，大豆产量的60%用于国内消费。另外，从农场的分布来看，小规模农场遍布全国，但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东北部；大农场集中在中部地区，甚至在亚马逊地区。

巴西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巴西当下农业的主流发展道路。下面我要讲述的是巴西的农村发展情况，它与主流的农业发展道路相对立，二者之间有冲突，但又彼此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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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回归与巴西农村的发展

 当我们讨论巴西的农村发展时，必须讨论这个国家的民主回归过程。在农业现代化和绿色革命进程中，巴西整个国家没有呈现出抱怨和讨论之声，因为在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想与农业发展的主流霸权道路进行抗争是非常困难的。但庆幸的是，1984年之后，巴西政府获得了对军队的控制权，而我将讨论的就是这一过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过后，巴西总的态势比较平稳，中央政府采取了新的治理模式，政府在巴西的回归使实施新的农村发展政策和投资农村发展成为可能，即政府权力和国家政策在农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州和市等开始承担新的治理职能。

第二，巴西农村社会运动的诉求和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巴西农村社会变迁的进程。

第三，政府独裁专政后对既有宪法的重组，推动了巴西的民主化进程。新宪法对民众观点持开放态度，例如，新宪法在分权原则的指导下将权力赋予地方，从而加强了各州和各市的本地创新。

第四，巴西不同于其他拉美国家的地方在于，它跳过了1990~1992年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当然，巴西也有新自由主义，但其在巴西并不像在邻国阿根廷、智利或其他拉美国家那样强大，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西政府能够重新回到经济与社会生活之中正是得益于此。

巴西实施的一系列新的农村发展政策和开展的农村社会运动，使巴西的农村发展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巴西的绝对贫困率一直在下降。尽管当时各国普遍遭遇了不利于贫困率削减的国际危机，但巴西却成了世界上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简称MDGs）的国家之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巴西已经没有贫困，但巴西贫富差距的缩小非常显著，例如，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599降低到了2007年的0.552。

这些成就的取得同时还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低工资标准的持续稳定增长，这是宏观经济对人们生计的影响。此外，新的农村社会运动的兴起也对上述成就的取得起到很大作用。例如，奇科·门德斯（Chico Mendes）领导了亚马逊流域重要的环境抗争运动，但他本人于1988年被暗杀；家庭农场的社会运动、无地农民运动（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简称MST）和小型信用合作社等社会运动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正是这些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社会运动，使得谈论“新”的农村发展道路成为可能，但什么是“新”的农村发展道路？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我看来，关于“新”的农村发展的讨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家庭农业被广泛合法化，这一进程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商会力量的增强和与之相对的无地农民运动的兴起；另一方面，社会抗议之后产生了新的政府政策，这些政策经历了从社会救助到以农业和农村为重心的转变。

在我看来，巴西社会与政府的互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地区社会抗争和社会斗争的兴起，这一阶段社会与国家之间没有对话，只有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既不抗争，也不抱怨，而是试图提出建议。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尤其是卢拉·达席尔瓦总统（Lula da Silva）执政后制定了很多新政策，开启了“共同治理”的进程，即社会运动与国家相互协调并共同制定政策，例如，我们有一种地方委员会制度，通过这一制度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和来自政府部门的代表可以坐下来共同讨论政策。

图为巴西前总统卢拉做关于政府资助项目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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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的过程、行动者与国家政策

 关于巴西农村发展的道路，我将讲述“三代”发展过程以及每一过程中的行动者与国家政策。第一代是指1993~1998年“农村与农业驱动”的农村发展；第二代是指1998~2004年“社会支持驱动”的农村发展；第三代是指从2004年至今瞄准粮食安全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农村发展。

第一代农村发展以农村和农业为中心，尤其是对土地改革和家庭农场提供借贷支持的政策对农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1998~2008年，家庭农场一共获得近200亿美元的信贷，而2012年的预算是约100亿美元，这笔资金对于中国而言可能并不多，但对于巴西却已经是非常庞大的数目，并且这笔预算只针对家庭农场，不包括企业型农场。通过对比1996年和2006年农业普查的相关数据，我们发现，家庭农场占农场总数的百分比、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和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基本上稳定，但家庭农场在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却提高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成就，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家庭农场数量就曾一度呈现减少的趋势，它们在整个农业中的作用曾逐年降低。

第二代农村发展以社会政策为中心，其中最典型就是“零饥饿计划”（Zero Hunger Program），该计划是现任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总干事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José Graziano da Silva）教授发起建立的，其初衷是消除农村地区的贫困。

其中，最受欢迎的内容是“家庭补助”（Bolsa Família），即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家庭每月都能获得一定的补助，但获得补助的家庭必须承诺让自己的孩子就学。有趣的是，很多非洲国家正在考察巴西的这项政策，看是否能在自己的国家实行。仅家庭补助这一项活动的受益者最初有360万个家庭，现在已经达到1150万个家庭。有些评估报告在解释巴西减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时指出，家庭补助的直接支付对减少不平等的贡献率达到21%。目前，巴西正努力将土地改革政策、为家庭农场提供信贷和家庭补助的现金转移等政策结合在一起。

图为第一个接受巴西“家庭补助”项目资助的家庭。

第三代农村发展聚焦粮食安全、环境问题和市场建设，倡导环境的可持续性，试图将粮食问题与农村发展或新市场建设结合在一起。巴西国内有很多积极支持这些政策的社会行动者，也有很多关注不同政策效果的研究。有研究发现，家庭农场通过减少外部投入，循环使用内部资源，建立农业生态体系，同时通过在本地市场出售自己的农产品，获得了更多的附加值。

还有一项有趣的研究显示，2009年巴西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全国学校供餐计划”，这是巴西历史最悠久的食品计划，该项法律明确规定：向基础教育学校的学生提供一日三餐是每位学生应有的权利；学校供餐计划的联邦政府转移资金中至少应有30%用于向当地农户家庭购买农产品。这项涉及食品采购计划、学校供餐计划的公共政策为农民创造了新的市场。

图为巴西“全国学校供餐计划”的受益学生

巴西人口中，约四分之一是小学生，他们正处于从学校获得食物的年纪，这项政策让所有在家里得不到充足食物的儿童受益，学校也因此成了消除贫困的重要场所；同时，这项政策也将消费与生产联系起来，农民的孩子在学校需要吃饭，为什么不给农民的孩子吃农民自己生产的粮食，而要那些来自远方的食物？这个例子很好地展示了政府与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之间的联系，这样的政策对非洲等其他地区或许也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巴西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主流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另一条是农村发展道路。我们要讨论的是，面对这两条对立的发展道路，如何让治理运转起来？巴西是一个有两个农业部门的国家，一个是农业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Livestock and Food Supply，简称MAPA），负责农业的出口，控制着食品安全、检查监督、粮食供应，以及科学技术等，在议会中拥有很多强大的支持者，代表了农业企业集团的利益，并因此与其他部门经常产生分歧；另一个是农村发展部（Ministr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简称MDA），负责管理土地改革、家庭农场和农村发展等议题。对此，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只需要一个农村发展部即可，但这只是个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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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

 最后，我用以下四点作为总结。第一，巴西农村发展一直都处在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中，这些不平等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差异。第二，最近15~20年的努力为巴西带来了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新的农村发展之路。第三，新的农村发展之路源于草根，同时一些公共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四，绝大多数的农村发展创新是农民为了摆脱经济上的排斥、克服农村生活的脆弱性而采取的主动策略。

作者

简介

塞尔吉奥·施奈德：巴西南大河州联邦大学教授

塞尔吉奥·施奈德（Sergio Schneider）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食品社会学、农村发展、粮食安全、农村非农活动、家庭农业、地域开发以及农村政策等。代表性著述包括《家庭农业与工业化》《家庭农业的兼业性》《农村发展中的行动者》等。

作者寄语

全文阅读

《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

（第二卷）

      主    编：叶敬忠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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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许惠娇、蒋燕（本期讲座文稿翻译整理：徐思远、蒋燕、许惠娇、高瑞琴、强溦）。除作者照片外，正文中所用照片均来源于网络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