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1月20日晚，钟南山在央视采访中说出这句话后，短短数个小时之内，线上线下的口罩都卖断货了。感染人数激增、口罩脱销、超市货架被扫空、街道空无一人，之前在我国发生的种种开始在世界各地再次上演。疫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留下了一个惶惶不安的注脚。从武汉到国外，「究竟需不需要戴口罩？」这个议题已成为了这段时间以来世界瞩目的焦点。在我国，这不是个问题，不戴口罩可能连小区都出不去。但在欧美国家，普遍不鼓励健康的人戴口罩，原因是此举无用且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随着海外疫情不断升级，这个卫生文化上的差异就愈发凸显出来。有人形容说，全世界因为一个小小的口罩，已经形成「两大阵营」。2月26日, 意大利一名议员因戴口罩进入议会且表达「戴口罩是为大家安全着想」、「如果你们是聪明人，早就应该戴口罩了」这样的言论而遭到群嘲。3月3日，一瑞士女议员出席联邦委员会会议时, 因坚持戴口罩被逐出会议大厅，理由是「扰乱会议秩序」。据德国「焦点」周刊9日报道，德国机场免税店「海涅曼」因怕吓跑顾客而禁止员工在工作中佩戴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被告上法庭。意大利尽管目前已成为因疫死亡人数全球最高的国家，但在当下的罗马街头，戴口罩的仍是极少数。眼下疫情形势趋紧，很多人已经逐渐意识到了口罩作为自我防护的重要性，但在「口罩无用」的大环境下，戴口罩出门仍会被当成「异类」。为什么在确诊病例增长如此之快的情况下，西方人依旧对口罩如此排斥呢？在欧洲，从政府、卫生专家再到主流媒体，不断传递给民众的信息就是——「口罩不能有效防止病毒传播」、「健康的人并不需要戴口罩」、「已经有症状的人才需要戴口罩」、「生病了就在家休息」...因此，大部分民众认为，戴口罩不是必要的防护措施，而且在他们的认知里，新冠肺炎和普通流感差不多，并没有那么严重。在西方社会的文化语境下，口罩始终是一个「医疗层面」的象征。多数人的卫生观念中，口罩是「重病」以及「遵医嘱」时才需要用的东西，而且他们普遍缺乏「戴口罩是自保」的意识。所以，当看到一大群戴口罩的人走在路上，他们内心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天啊，怎么这么多人都得了重病？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呆在家里而要出现在公共场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口罩就成了一个不能轻易戴的东西。病毒带来的危害固然大，但社会上产生对病毒的恐惧，可能会对带来更大的危害。中世纪的欧洲，鼠疫频发爆发。
为了降低被传染的几率，「鸟嘴面罩」被发明出来，用来隔绝病毒以及环境当中的异味。
但这种面罩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死亡率高达50%的烈性传染病使欧洲人口锐减了三分之一，平均寿命下降了20岁。
正是因为经历了这样的历史创伤，人们逐渐把戴口罩的形象和「病毒」、「不祥」和「死亡」联系到了一起。
到了1897年，德国微生物学家通过实验证明，医护人员在手术中交谈的行为可能会引起伤口感染发炎，现代意义上的首款医用口罩「米库里兹氏 - Mikulicz′s mask」随即问世。而口罩从医院走出来，变成公众常备用品，是因为史上最大的瘟疫——「1918年流感大流行 - 1918 flu pandemic」。1918年的那场大流感席卷全球，导致约2000万人死亡（后来重新统计结果，将其重定上修为 5000万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人数还多。在美国，满街都是巨幅布告，警告人们避免公共集会，还有一些写着「吐痰等于死亡」等警示语。不过，即便疫情带来巨大损失，口罩在二战之后就逐渐淡出了欧洲民众的集体记忆。有历史学者表示，这与西方近几十年来注重医疗水平、民众健康以及没有发生大规模疫情有关，他们有一种「健康自信」。此外，戴口罩还牵涉到政治因素，欧洲国家因担心恐怖主义等问题，大多设有「蒙面禁令」。德国在1985年颁布的「集会法」规定，在示威等公众集会中不得以任何服饰遮盖容貌，妨碍警察辨认身份。法国于2010年颁布的「禁蒙面法」中禁止在公众场合使用面纱等遮盖面部的行为，违法者可处一年监禁。而奥地利也在2017实施了类似的法规。若是生病需要戴口罩者，必须随身携带医生开立的相关证明。在1月28日，奥地利官方还发文称，目前尚未出现新冠病毒确诊案例，民众仍不能以预防感染为由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违者将依法处置。虽然蒙面禁令的本意是为了打击犯罪、防控恐怖袭击，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民众对「戴口罩」的顾忌和抗拒。基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把口罩作为常规性防护并没有在欧洲社会中形成传统。而在「病人才戴口罩」这样的卫生观念下，西方人的「口罩恐惧」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早在我们开始讨论「西方人为什么不戴口罩」之前，他们已经对「亚洲人为什么喜欢戴口罩」好奇很久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戴口罩是过去一个多世纪对抗疫病过程中逐渐养成的卫生习惯。医学人类学家克里斯托·林特瑞斯2月13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提到，1910年鼠疫肆虐东北三省时，华人医生伍连德将当时用纱布包裹棉纱制成的外科手术口罩改造成易于佩戴的防护装置，并要求中国医护人员、患者及其直接接触者佩戴使用。日本和欧洲的医生最初对此持怀疑态度，直到一位有威望的法国医生死亡，这种口罩很快被广泛采用。民国时期，霍乱、疟疾、天花、伤寒等瘟疫频繁爆发，口罩这一最方便且成本最低的防护用品继续在遏制流行病的传播扩散。在经历了2003年SARS之疫及前几年的雾霾污染之后，口罩彻底成为了如今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据日本卫生材料工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全国生产的口罩数量达55亿个，其中78%是供家庭日常使用。至于日本民众戴口罩的习惯，也是在应对一系列公共卫生危机和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远了看，100年前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导致25万至48万日本人死亡，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引发巨大火灾，空气污染严重；近了说，还遭遇了2009年H1N1流感、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泄漏。这些重大卫生事件使日本催生出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形成了「得病时要自觉戴口罩」、「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国民性。「这在日本成为一种‘风险礼仪’，使人对不可控的状况产生一种可控感。」除了防传染之外，口罩还和防雾霾、花粉过敏及冬天保暖保湿联系在一起。日本人向来以内敛含蓄、礼貌周全著称，口罩的使用可以让他们和周遭环境产生一种礼貌的疏离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习惯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口罩甚至成了一种媒介，传达出自己不想与他人交流、不愿被别人看的信号。而在必须沟通的情境下，戴口罩也能降低特定情绪表达的必要性，不但缓解了社交焦虑，也解决了自己内心真实情感和得体公共形象之间的矛盾。对女性来说，在脸上长痘或者来不及化妆的情况下，口罩可以隐藏自己状态不好的样子，而日本男性如果没刮胡子也会选择戴口罩出门。日本有著名的「口罩姬」现象，不少人认为，戴口罩的异性更具魅力。心理学家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当戴着口罩挡住大部分脸，只露出眼睛时，人的大脑会对被遮盖部分进行「理想化」地自动补全，从而产生「这个人很漂亮」的想法。在以上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口罩文化在亚洲的流行，绝不仅仅是出于健康卫生的考量。这背后包含了民众在生活、社交、心理需求等问题上折中的最优解。对于东西方在口罩问题上的态度如此迥异的原因，英国「每日电讯报」日前的一篇报道总结得很精辟：
「为什么戴口罩没用？因为口罩只能防止飞沫飞出去而无法防止其飞进来。亚洲人为什么都戴口罩？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提供群体安全感；但在西方却并不是这样：戴口罩只会让别人产生焦虑。」针对SARS疫情的多个研究显示，当面临危难时，佩戴口罩有助于打破健康者和病患之间的屏障，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信任感。在亚洲文化中，口罩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防护，它是一种证明社会还在有序运转的仪式，表达了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为疫情防控尽一份力，是团结的一分子。戴口罩是亚洲人所注重的集体主义，而西方人却认为这有悖于对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信仰。3月3日，被采取隔离措施的意大利北部居民们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手举横幅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要求政府「归还自由」。除了民众不配合之外，欧美国家之所以不建议戴口罩，也绕不开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口罩储量严重不足。这些国家的口罩自有产量都很少，绝大部分的原材料以及加工都要依赖我国。尽管国家发展改革委在3月2日宣布，我国口罩日产能与日产量已双双突破1亿只，但尚且跟不上国内的消耗速度。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此前估计，如果疫情全面爆发，医疗系统大概需要35亿个口罩，而现有库存仅为所需量的1.2%。在资源如此紧缺的情况下，将口罩留给最需要的人（病人和医疗人员）显然是更有效率的做法。他们并不希望民众去疯抢本来就很紧俏的口罩，更不想因为要求民众戴口罩却无法足量供应而引发恐慌。
在这种困境下，「与其戴没用的口罩，还不如好好洗手」的抗疫策略也就不难理解了。但目前来看，我国的防疫经验已经开始或多或少地对地球另一边的态度起到了一些影响。或许过不了多久，外媒就该普及如何自制口罩的技能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在3月11日正式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被定性为全球大流行。其中涉及到的口罩问题，只是世界各国应对疫情不同策略当中的一个细节。是否需要戴口罩，不是一个可以一概而论的问题，在每个国家，公共卫生举措的施行都有具体的情境和出发点。应对任何公共卫生事件，科学都不能缺席，但与此同时，基于现实因素和文化观念的互相尊重，也是全球共同攻克疫情的必要前提。毕竟，人类社会已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