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记录丨在热河发现草原帝国的政治密码

从北京出发向东北方向行进，我们就进入了农耕、游牧和渔猎的交界地带，在近代历史上，这里是热河和察哈尔故地，在古代历史上，辽、元和清几个大帝国都曾把控驭草原的首都或副都设在这里。

7月14日，在施展老师与邱靖嘉老师的带领下，走廊第四站一行人从承德集结出发，途径内蒙古多伦、锡林郭勒盟、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最终在赤峰结营。

本次考察带着“二元帝国的政治智慧”的问题意识，用五天的时间考察了古代中国辽、元、清的首都圈，从历史遗迹中窥探古代帝国的兴衰。

01.

辽：草原帝国魂脉悠悠

辽代最先开始自觉地建设同时容纳草原和中原制度逻辑的二元帝国，这在其都城营建和政治中心的选择中都能看到线索。

从高空俯瞰，整个辽上京遗址呈“日”字型，整体宫城建筑方位与我们所熟知的其他古代城池（坐北朝南）不同，采坐西朝东，这与游牧者东向拜日信仰有关。日字型的城池，北边是皇城，南边是汉城。宫城内有十一个县辖司，城市规模宏大。

图 | 辽上京遗址卫星图

营建这座城池的是大辽的第一个皇帝耶律阿保机。阿保机在公元916年称帝，建立契丹王朝，又在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建立辽上京，曾用“皇都”为名，又称西楼邑，同时设立临潢府。

阿保机将因各种原因进入草原生活的汉人安顿在上京临潢府；嗣后的辽太宗又获得了燕云十六州，汉人开始占据了人口的多数，但是胡人仍然主导着帝国的政治与军事。大辽同时统治胡汉的需求由此变得更大，便开始尝试主动建构一个采取二元治理体制的帝国，“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辽国官职，分北、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这样一种二元结构甚至体现在皇家内部，辽太宗下令大辽的北面官与皇太后穿契丹服，南面官与皇帝本人则穿汉式服装。

这种安排深刻地体现了大辽皇室自身作为超越于农—牧之上的普遍性秩序的象征，它不再是契丹人的帝国，而意图成为一个草原＋中原一统的帝国。

从辽上京遗址城墙出发，走过一个马面，便可来到皇城西墙内一山丘，山丘地势较高，有三个阶次高台，一行人登上高台，瞭望全城。遥望皇城西南角，观音像一带，有许多寺庙建筑遗迹，可以直观感受到当时辽上京皇都内佛教的盛行。

图 | 辽上京遗址

辽虽然也推重儒教，但它无法基于此与宋争锋，对自己的正统性辩护不利，故而它又高度推崇佛教，其佛教教义学的发展，水准相当之高。辽代所建立的一系列巨型佛教建筑，其恢弘威严之气魄，极富唐风。大辽的高僧学识渊博，尤重华严宗和密宗，其著作的影响远届域外。大辽在当时的东亚佛教文化圈中处于中心地位。

在辽上京遗址西南方向20公里左右，就是耶律阿保机的陵寝所在——辽太祖陵。它位于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辽祖州城遗址西北两公里的环形山谷中。这里山高地阔，河谷纵横，既易守攻，又便农牧。

经考古老师带队从纪功碑处下来又走一条鲜为人知的神路，便到达了黑龙门遗址，辽陵的入口左侧山峰细高状，右侧山峰低矮，象征左青龙右白虎。两峰作为帝陵入口的门阙，两峰之间大门的残基，已发掘部分仅厚度就近16米，山峰门阙上能看到门墙的榫卯，高度能有四、五十米，门阙的顶端更是远高过门墙之上。辽祖陵的入口即带来强烈的威压感。

图 | 辽太祖纪功碑

古人尤其是帝王十分重视“帝陵风水”，讲究“背有靠、前有照”，所以统治者在建陵墓时会设计一些元素，让整个辽陵的布局充满神秘又附有磅礴的美感。辽太祖陵是沿袭唐朝帝陵的设计“以山为陵”，由巨大的门阙下进得山谷，进深近两公里的地方是辽太祖的陵寝，其后高耸的山体作为帝陵的“靠”，再回过头来出得谷口巨大的山峰门阙，对面又有个山峰作为祖陵的“照”，整体气象非凡。

02.

元：忽必烈在金莲川草原

元上都是元代两都巡幸都城之一，始建于1256年。元上都遗址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金莲川草原上，在遗址入口眺望一片片草原与盛开的金莲花交相辉映、美不胜收。忽必烈的雕像伫立在遗址内草原的一侧，这位元朝的开国皇帝、最高统治者的一生荣辱兴衰都与这片草原相关。

图 | 金莲川草原

忽必烈是蒙古草原大汗蒙哥的弟弟，蒙哥汗死后，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陷入了激烈的汗位之争，忽必烈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继承了汗位。

忽必烈因与蒙古原首都哈拉和林的王公贵族不和，在自己的领地新建了一个政治中心，叫做开平府，也就是后来的元上都。他继承汗位后，出兵大理，消灭南宋，统一全国；过程中又建立元朝，在燕京定都。他不仅是蒙古草原的大汗，也成为中原汉地的皇帝。

图 | 元上都遗址的忽必烈像

在元上都遗址博物馆的入口，悬挂着元朝时期的历史疆域版图，一展蒙古族人的金戈铁马和大拓疆土的雄心。展馆内的元朝文物的展示以及两都巡幸制的路线图，也昭示着元世祖忽必烈一统中原汉地和蒙古部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智慧。

中统三年，忽必烈在开平府登基继承蒙古汗位，中统四年开平升为都城，1264年将燕京更名为中都（1272年更名为大都），开平加号为上都，确立两都制。

开平和燕京，一个是忽必烈“潜邸”的根据地，一个是当时治理汉地的中心，在燕京定都，符合汉人上层帮助蒙古统治者建立正统王朝的愿望，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而提高开平的地位，使其作为联系蒙古本部的中心，保持蒙古游牧的旧俗，这对蒙古统治者也是至关重要的。

图 | 忽必烈在大都和上都建立了两都巡幸制

元上都与元大都两地直线距离有270公里左右，在元朝兴盛时，两都之间共有四条驿道相通，其中两条驿道是元朝皇帝两都巡幸时走的路线。忽必烈确定两都制之后，历代皇帝每年都要进行两都巡幸。

每年二三月份，皇帝就会带领宗王贵族以及文武百官和一部分军队从大都出发走辇路，除了军队从东路出发，其他随行人员从驿路出发，历经一个月到上都，在上都驻夏，狩猎，处理政事。九月草微黄时，再从上都走西路返回大都。元朝皇帝每次巡幸上都，不走回头路，最常规的路线是“东出西还”，一起前往者大概有十万人左右。

忽必烈遵循游牧冬夏营地迁徙的风俗，沿袭辽、金的四时捺钵制度，并把它与中原王朝的辅京、陪都传统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一套两都巡幸制度。这既是兼控中原汉地与蒙古宗亲的需要，也是对游牧行国风俗的继承。

03.

清：二元帝国的成熟形态

孔飞力在《叫魂》中曾描绘过承德避暑山庄，“承德避暑山庄是按照江南的风格和神韵巧妙设计而成的园林，在近八千亩的土地上，坐落着富有南方情调的豪华宫殿以及亭台楼阁，四周是柳树环绕的幽静湖泊。位于满洲的这一小小的江南胜景，由康熙皇帝于1702年开始建设，并经乾隆之手大大扩展而成。”

在避暑山庄东面和北面的山麓，分布着宏伟壮观的寺庙群，俗称外八庙，是清统治者在塞外建设的皇家寺院。其名称分别为：溥仁寺、溥善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须弥福寺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外八庙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汉、藏、满、蒙等多种样式，在外观上就表达着多元共融的生境。

图 | 普乐寺

这里的每座庙宇都是清统治者为特定的人群所修建，以达成特定的政治意图。溥仁寺、溥善寺是康熙时期蒙古王公会盟热河为康熙帝祝寿所建，普宁寺是乾隆平定准噶尔蒙古之后所敕建，安远庙是纪念准噶尔蒙古达什达瓦部归附清朝所建，须弥福寿之庙则是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的驻锡之所。普乐寺是乾隆为来自西域的哈萨克、布鲁特等穆斯林所修的寺庙。

有意思的问题是，乾隆为什么给信仰伊斯兰教的修建佛教寺庙呢？考察中我们仔细地观察寺庙的建筑细节，但并未能从中找到答案，反倒是偶遇的一位当地学者给了我们一个可能的解释，“寺”这个词在古代最初并不是指佛寺，而是指一些政府机构，比如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再比如主管接待的鸿胪寺。普乐寺当中没有多少佛事，所以它更可能是执行对哈萨克、布鲁特等人的接待功能。

承德避暑山庄号称一座山庄半部清史，它不似北京紫禁城的磅礴壮丽处处渗透出帝王之气，这里俭朴而精美，融合了多民族的建筑风格和元素，更像是清王朝帝王的家苑，有学者把这里戏称为乾隆帝的“手办”。在山庄，皇帝接受来自亚洲内陆各藩属的王公酋长的拜见，他们重申对大清帝国的依附和信赖。也是在这里，乾隆大费铺张的对于亚洲内陆的喇嘛教信仰予以赞助，大修皇家庙宇，推崇藏传佛教，借此统御蒙古高原与雪域西藏。

图 | 普陀宗乘之庙

乾隆在普陀宗乘之庙建成的时候写下《普陀宗乘之庙碑记》，在文中构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叙事，描述了佛教中心的迁移史。文中说，佛教最初起自印度，后来佛教的中心从印度转移到了西藏，再后来佛教的中心又从西藏转移到了承德；普陀宗乘与浙江舟山的普陀，遥相呼应。在这一叙事构造中，满蒙汉藏都获得了各自的地位，又都获得了深刻的精神关联，同时，又把这多元族群的精神中心统合到了大清帝国的副都承德，这里面体现着治理多元复合型帝国时极为高超的政治智慧。

须弥福寿之庙是乾隆与章嘉国师为了迎接来热河觐见的六世班禅所修建的皇家佛寺，供他休息和传教。当帝国的政教首领碰面时，如何行礼成了两方暗中博弈的关键。皇帝与活佛见面时该遵行何种礼仪，这背后隐喻着皇帝与活佛之间的关系，如何安顿此一关系，达到既能让宗教辅弼帝国统治，同时政治对宗教又有超越性地位的双重目的，也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

图 | 须弥福寿之庙的“九龙盘顶”

在张亚辉教授所著的《宫廷与寺院》这本书中，仔细还原了这段历史。章嘉呼图克图上奏乾隆，要为六世班禅在须弥福寿之庙举办熬茶诵经礼仪，这个欢迎仪式以六世班禅为主座，其他的小僧和喇嘛等一众人员和钦差诸阿哥分坐两边。有趣的是六阿哥永瑢向班禅额尔德尼敬献曼扎、哈达并接受了六世班禅的摩顶，之后众喇嘛诵读吉祥经，班禅额尔德尼离座向乾隆帝献上雪域最高礼节的哈达。乾隆皇帝作为大清的政治领袖，在全程中只是座上旁观，并未真正的参与相关宗教仪式，钦差诸阿哥的角色则是作为乾隆的替身而出现的。从而，皇帝在与班禅活佛的宗教互动中，就既在场又不在场。

而之后皇帝在册封班禅时，班禅要着蟒袍而不是僧服，此时班禅就是个藩王的身份；皇帝在避暑山庄招待各路臣工时，班禅也是作为一个高级藩王被对待，与其他蒙古王爷同类。

在这样一种多元复合的礼仪安排当中，映射着大清帝国多元复合的政治秩序。

“走廊”第四站从二元帝国治理模式的问题意识中衍生出来。二元帝国治理模式在辽朝开始萌芽，经过元朝的发展，在清朝时期达到鼎盛。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发展，是这一政治模式创新的产物。自觉地以不同制度治理不同族群，并建立超越于其上的统一政治领导，是古人极高超的政治智慧。

“走廊”第五站即将启程，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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