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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医院

丁邢 丁东小群 今天


     北京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的悲剧起各界强烈关注。舆论除了谴责杀人者,也反思了当令中国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如果因此让中国医疗体制有所改进,也算让杨文医生得到安慰。

中国现行医疗体制的弊端无可回避。国家财政支出应当优先保障教育、医疗、养老。中国财政收入总量不小,让普通百姓为看病而焦虑并不正常。国家应当保证医护人员获得体面而有尊严的收入,而不应当让公立医院因经营压力使医疗成为逐利行为。制度的改善,可以使某些恶性事件釜底抽薪。

在世界上一些文明国家,并不赞成对高龄病人过度治疗,制度也不允许。对高龄老人过度投入稀缺的医疗资源,不惜代价延长寿命,对全社会是一种不公平,对全体纳税人是一种不公平。中国有一个平民不熟悉的医疗世界。在高干病房里,对高龄患者的医疗投入可谓天文数字。高干一天的医疗费,可能超过平民百姓一生的医疗费。有的患者已是植物人,却要用昂贵的手段维持存活。巴金最后几年活得十分痛苦,早想结束生命。但国家仍然投入重金让他心脏跳动。这和他一生的人道主义追求南辕北辙。如果把这类巨额医疗投入节省一部分,可以大大缓解中国一般医疗经费不足的矛盾。有人也把高于平民百姓的医疗待遇当作享受。有的家属则要求不吝惜医疗投入,以示尊重。特权安排和医院的逐利动机,往往成为过度医疗泛滥的合力。让全体公民享受一视同仁的医疗保障,才是文明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孙文斌因95岁的母亲不能住院,便恼怒杀死医生,背后有一个误区,就是高龄老人患有不治之症,必须以医院为最后归宿。这需要从上到下,移风易俗。

我母亲是一个晚年不进医院的个案。她1920年9月3日出生,2015年6月18日逝世,活了近95周岁。她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没有机会享受特殊医疗待遇,住进医院的单间,但有条件享受自己家里的单间。去世后,我去她的单位办理抚恤事宜,工作人员对我说:胡老师走之前,在我们学校几百名教职员工中年纪最大。

母亲单位离北京市第二医院很近,原来身体一有不适,就去医院。70岁那年,她左腿出了毛病,几经求医问疹,也不能恢复正常行走,没人帮助,就去不了医院。她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子女。我和妹妹达成共识,尽量少让母亲去医院。母亲70岁以后的25年里,没有住过一次医院,门诊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三、五次。不曾输液,也没打过针。母亲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身体有什么不适,包括感冒发烧,我们都凭经验让她服些中成药。她是随着身体器官逐渐衰竭自然去世的。先是吃饭越来越少,最后每顿只喝一两口奶。一天晚上睡觉中,停止了呼吸。我们打了120,急救中心派医生做心电图,作了死亡诊断。

母亲大大节省了公共医疗支出,同时也节省了个人出资的医药费用。她原是公费医疗,后改为社会医疗保险。最初找合同医院的熟人,领点常用药,拿单据到单位报销。后来医院的熟人退休了,她不看医生,便领不出药。最后十几年用药,索性自费购买。好在她常用的药不贵,每个月支出约几十元。加在一起,也不如一次住院的自费部分。老人如果住院,儿女不陪侍,也得探视。就是门诊,也得推着轮椅,楼上楼下一通跑。不去医院,让我和妹妹免除了许多烦恼。其实,我家的选择,不但没有减少母亲的寿命,反而延长了她的寿命。如果她早早进医院,某些指标必然偏离常值,很容易诊断出几种病,各种医疗手段一上,老人多半活不到95岁。

重新反思高龄老人争相住院的现象,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生命伦理问题。如果高龄老人顺其自然,尊重生老病死的规律,只追求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而不是不计成本地寻求高端医疗服务,有些冲突和矛盾或许可以避免。

转变理念,人间可能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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