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医院

     北京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的悲剧起各界强烈关注。舆论除了谴责杀人者，也反思了当令中国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如果因此让中国医疗体制有所改进，也算让杨文医生得到安慰。

中国现行医疗体制的弊端无可回避。国家财政支出应当优先保障教育、医疗、养老。中国财政收入总量不小，让普通百姓为看病而焦虑并不正常。国家应当保证医护人员获得体面而有尊严的收入，而不应当让公立医院因经营压力使医疗成为逐利行为。制度的改善，可以使某些恶性事件釜底抽薪。

在世界上一些文明国家，并不赞成对高龄病人过度治疗，制度也不允许。对高龄老人过度投入稀缺的医疗资源，不惜代价延长寿命，对全社会是一种不公平，对全体纳税人是一种不公平。中国有一个平民不熟悉的医疗世界。在高干病房里，对高龄患者的医疗投入可谓天文数字。高干一天的医疗费，可能超过平民百姓一生的医疗费。有的患者已是植物人，却要用昂贵的手段维持存活。巴金最后几年活得十分痛苦，早想结束生命。但国家仍然投入重金让他心脏跳动。这和他一生的人道主义追求南辕北辙。如果把这类巨额医疗投入节省一部分，可以大大缓解中国一般医疗经费不足的矛盾。有人也把高于平民百姓的医疗待遇当作享受。有的家属则要求不吝惜医疗投入，以示尊重。特权安排和医院的逐利动机，往往成为过度医疗泛滥的合力。让全体公民享受一视同仁的医疗保障，才是文明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孙文斌因95岁的母亲不能住院，便恼怒杀死医生，背后有一个误区，就是高龄老人患有不治之症，必须以医院为最后归宿。这需要从上到下，移风易俗。

我母亲是一个晚年不进医院的个案。她1920年9月3日出生，2015年6月18日逝世，活了近95周岁。她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没有机会享受特殊医疗待遇，住进医院的单间，但有条件享受自己家里的单间。去世后，我去她的单位办理抚恤事宜，工作人员对我说：胡老师走之前，在我们学校几百名教职员工中年纪最大。

母亲单位离北京市第二医院很近，原来身体一有不适，就去医院。70岁那年，她左腿出了毛病，几经求医问疹，也不能恢复正常行走，没人帮助，就去不了医院。她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子女。我和妹妹达成共识，尽量少让母亲去医院。母亲70岁以后的25年里，没有住过一次医院，门诊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三、五次。不曾输液，也没打过针。母亲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身体有什么不适，包括感冒发烧，我们都凭经验让她服些中成药。她是随着身体器官逐渐衰竭自然去世的。先是吃饭越来越少，最后每顿只喝一两口奶。一天晚上睡觉中，停止了呼吸。我们打了120，急救中心派医生做心电图，作了死亡诊断。

母亲大大节省了公共医疗支出，同时也节省了个人出资的医药费用。她原是公费医疗，后改为社会医疗保险。最初找合同医院的熟人，领点常用药，拿单据到单位报销。后来医院的熟人退休了，她不看医生，便领不出药。最后十几年用药，索性自费购买。好在她常用的药不贵，每个月支出约几十元。加在一起，也不如一次住院的自费部分。老人如果住院，儿女不陪侍，也得探视。就是门诊，也得推着轮椅，楼上楼下一通跑。不去医院，让我和妹妹免除了许多烦恼。其实，我家的选择，不但没有减少母亲的寿命，反而延长了她的寿命。如果她早早进医院，某些指标必然偏离常值，很容易诊断出几种病，各种医疗手段一上，老人多半活不到95岁。

重新反思高龄老人争相住院的现象，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生命伦理问题。如果高龄老人顺其自然，尊重生老病死的规律，只追求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而不是不计成本地寻求高端医疗服务，有些冲突和矛盾或许可以避免。

转变理念，人间可能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