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忽闻傅国涌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他生于1966年11月，还不满59岁啊！我和傅国涌相识于20世纪末。当时，他刚刚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和他一起承受厄运的陈平，和我是朋友。陈平告诉我，有一个年青朋友，名傅国涌。失去了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准备撰稿谋生。陈平给我看了他的一些手稿，我感到才华思想俱佳。受陈平之托，我在与国涌谋面之前，便将他的文章推荐给相识的报刊编辑。有的编辑比较识货，登了几篇。有的报刊不敢署傅国涌的名字，便署他的儿子傅阳。傅国涌写作速度很快。发表了几篇文章以后，便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觉得刊物对路，就广泛投稿，两三年的功夫，他的文章已经在国内有影响报刊遍地开花。2001年，我应夏中义之邀，参加《大学人文读本》编选工作。这个读本选文三分之一来自世界哲人，三分之一来自中国现代先贤，三分之一来自国内时贤。我将傅国涌的半篇随笔命名为《华盛顿的选择》，向编委会推荐，大家同意收入其中，让国涌也进入时贤行列。读本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风行一时。傅国涌很高兴。接着他找来朱锦东投资，约我和谢泳、王丽等朋友选编《中学人文读本》，拿到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在自己的著作《脊梁》一书中对我有所评述。由此成为朋友。我妹妹丁宁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该社有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已经出了二十余种。在策划《胡适传》和《金庸传》时，我妹妹问我有什么合适的作者，我说，那些功成名就的老专家太忙，很难按时交稿，不如请一些正在崛起的学界新锐。于是向她推荐了南京的邵建和杭州的傅国涌。邵建研究胡适很有心得，却不愿意按别人规定的节奏写作，推掉了《胡适传》的约稿。傅国涌承担了《金庸传》。他只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就写成了这部书，而且那五个月的写作时间只有每周的周末，因为星期一到五他还得去一家公司打工。在撰写此书之前，傅国涌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出版史下了很大的功夫，完成了一部专著但没有机会出版。所以，当他进入金庸的报人生涯时，就显示出自己的优势。金庸以武侠小说出名，但他的武侠小说只是办报的副产品，本来是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而写。金庸首先是一个报人。创办《明报》，付出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明报》创办于1950年代末，发展于1960年代中。当时正是中国大跃进到文革的那一段。金庸主持《明报》笔政，定位于以“公正与善良”为宗旨的中立立场，由小到大，成为香港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大报。尤其是文革时期的社评，以善于预见事态的发展见长。历史已经证明，在大多数问题上，《明报》的见解是对的，而一味紧跟大陆的报刊，时过境迁，便站不住脚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旁观者清的金庸成了大陆的座上客。金庸虽然早已告别报界，但他当年的报人生涯，仍然不失现实意义。傅国涌这方面的发掘，可谓独具只眼。《金庸传》在市场上畅销之后，我又将傅国涌的书稿《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推荐给出版家刘硕良，出版后又在市场上畅销，出版社和书商纷纷找上门，从2004年到2006年，他多年积攒的书稿纷纷付梓。接着，他又不断拓荒，从现代报业、出版业的历史，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从现代民族企业家的历史，到现代律师的历史，从现代中学的历史，到现代小学的历史，他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筚路蓝缕，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新天地。二十几年的时间，他在国内和海外，先后出版著作数十种，真正实现了著作等身。有一段时间，地北天南，不少机构请他演讲，他一度甚至成为电视台追捧的对象。在纸质媒体兴旺的年代，他还成为时事评论高手。一些风格新锐的日报和新闻周刊，遇到突发新闻事件，争相约稿，希望以他的时评为媒体增色。他面对国内发生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热烈地是其所是，鲜明地非其所非，他从百年中国言论史的研究者，又变成以言报国的实践者。他以一介布衣之身，完全凭自己的正气、热情和才华，在公共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后来，报纸杂志媒体式微，出版空间日益逼仄。傅国涌再次转型，潜心于教育，特别是儿童作文。他招收了一些十岁上下的孩子，传道授业解惑，还开门办学，带着孩子们，远赴俄罗斯的皇村讲普希金，波良那的庄园讲托尔斯泰，到英国的哈什福德讲莎士比亚，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讲文艺复兴，甚至把国语书塾开到东京，桃李遍天下。

1945年中共七大之前，周恩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说：“两次王明路线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我负有重要责任。是毛泽东同志把我从错误中拉出来了，帮助了我，救了我，也只有毛主席才能救我。以前，我对不起毛主席，但毛主席十分对得起我。我怎样报答他呢？我决心永远服从毛主席的领导、永远做毛主席的学生。”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新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指着名单上排第四位的陈伯达对周恩来说，“老夫子”能干具体事吗？你要有个帮手才行，否则不把你累死才怪呢！毛泽东把陶铸的名字划到了陈伯达前面，推成第四号人物。1967年５月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会议讨论香港冲突的对策。港澳工委建议说，香港防暴警察打人凶狠，群众恨之入骨，要求中央批准他们在香港袭击几个警察站，杀他几个最坏的警官，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周恩来说：“什么杀一儆百，简直是荒唐，共产党是搞政治斗争，不是搞暗杀。”1971年10月12日，周恩来陪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访问南方。以往他问候专机组人员一声就上飞机了，可这次他反复问：“飞机检查了吗？”“没发现问题？”“你们都是党员吗？”当专机飞越长江时，周恩来狐疑地朝下望个不止，不安地问机长张瑞霭：“这是长江吗？”“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1971年12月的一天，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卧室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先到，周恩来随后赶到，向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泽东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一段时间，眼睛慢慢睁开。周恩来扑到床边，握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同时写信给张玉凤，请她将此信“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时，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周恩来临终前最不放心两件事，一是伍豪启事，二是1973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把这次会议加给他的罪名告诉邓颖超，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找叶剑英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为1973年批周平反。经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出面查到这次批周会议的原始记录，全部销毁。

老友陈平，位卑未敢忘忧国，慷慨从容作楚囚。他笔下的囹圄经历，让我们管窥到非常社会之一角：锁爷陈平锁爷，是太原市拘留所东5室被拘留人员，给同号子的蔺贵锁起的绰号。蔺贵锁，男，64岁，江湖称清徐小贵锁，赌博生涯48年，毕业于太原五中，是太原资深老赌徒之一，最辉煌战绩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迎泽宾馆，一周时间赢了两千多万；最倒霉时，一夜输掉一百七十万。三马虎、小四毛、曹三胖都曾经是他的赌友。赌坛有名言：十赌九输。锁爷则是那一个赢家。几十年征战下来，绝大多数赌友不是穷困潦倒，就是身败名裂，而他在太原星河湾、北京六里桥等地置办了价值数千万元的房产多套。他不会开车，却购置了奥迪、本田等三辆轿车，还雇佣了专职女司机。锁爷的基本资料，都是他人在好奇心驱使下问答出来的。有人曾当面不屑地调侃他：不嫌牛屄骚臭，你就吹吧，老家伙。锁爷眨巴一下不规则的三角眼：老子用得着对着你妈的嘴吹吗？小兔崽子！说完眯起眼，晃着脑袋哼起了小调：“清徐的葡萄太谷的饼……”拘留所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基础单位，最短1天，最长15天，人员流动性非常大，通常还没有熟识，就分手了。我是2019年12月10日被拘10天，蔺贵锁比我晚一天，期限15天。在短短的3天左右，除我之外，其他“熊孩子”都开始叫蔺贵锁锁爷，而且由衷地觉得他当得起“爷”这个称谓。拘留所这种地方，无论什么原因进来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拉不出屎是初期常态。因酒驾进来的榆次小老板高嘉伟，就创下五天五夜不拉屎记录。锁爷完全不同：玉米面汤、芥疙瘩咸菜丝、早晚各两个馒头，中午白菜、豆腐、粉条、肉星烩菜也是两个馒头，吃的津津有味；别人大都长吁短叹、辗转反侧睡不着觉，锁爷则倒头就睡，坐着能睡，站着也能睡，不知是不是平时赌博熬场子欠了觉。总之，给人的感觉就是心态好，没有任何负担，仿佛他不是在拘留所囚禁，而是习以为常，平蹚拘留所。一天到晚，他眯着眼时间较多，总是睡眼惺忪，见谁都爱答不理，凡事好像都与他无关，周边的一切他从来没有感觉，兴许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兴许你们这些草民根本不入他的法眼，兴许他根本上就是麻木；我更认为，那迷离中的恍惚，是他的一种态度，就是蔑视：“你们那些小聪明、小心眼、小伎俩，都是小儿科，不值得本大爷瞅一眼”。当然，也有例外：听到与美女有关的话题时，他会突然竖起耳朵、凝起神来；如果听到“天地人鹅，三长四短”等赌坛术语，他会快速凑到跟前听端详。他见多识广，见的赌徒多，上至80岁老赌神，下至20岁出头小赌棍；见的赌场多，澳门、香港、缅甸豪华大赌场，山村乡野、街坊邻里小赌场；他赌遍山西九州八十一县，认识各地市著名赌友，我随便“抽查”了五寨县和长治市，他随口道出一大堆人名，尽管一个没有听说过，从神态、语速、从容自若程度方面观察，他讲得不假。星期一是被拘留人员“法定”可向家人打电话日，通常会了解近几天发生了与自己有关的什么事，或者要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诸如衣服，卫生纸等，熟肉、鸡蛋、香烟等等均属违禁品。大家都打完电话后，他问我：刚才的电话是打给你家“领导”的？我答：是。他漫不经心地说：哦，号码是……？原来他有意无意中记住了我刚才拨出的电话号，我稍带愠怒地怼了他一句：你这家伙怎么还会听墙角啊？！他呲了下牙回怼：毬的墙角，看一下你拨号而已。我指了指旁边那个：他拨号看了吗？他答：看了，号码为……；我又指指另一个，他答：也看了，号码为……，在场人全体惊呆……，他却慢条斯理的显摆：这只是职业病的初级表现方式，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我们这些职业选手，记忆力是基本功，从所有参赌人下场后，便开始默记每个人、每局牌赢了多少，输了多少，他可能会带多少钱来参赌，打到七荤八素的关键时刻，一注就下到对手的“痛点”，从而一举击溃对手心理防线，接下来就是吹响冲锋号，一鼓作气拿下他的钱袋……能够在波谲云诡、你死我活的赌场混迹48年而不衰，应该说是个异数，里面一定有无法企及的秘诀！我试探着问锁爷，他非常认真地思考之后回答：一是赌品，不赌奸，不耍滑，就是不出千。对待高手，你的伎俩他全明白，如果出千被识破，后果不堪设想；对待低手，你会不好意思出千，不江湖、不义气、显得小家子气，令朋友不耻；二是赌德，要拿得起放得下，愿赌服输，不可输几个钱就着急上火，敲桌子打板凳、骂娘，要镇静舒缓像泰山像男人一般；三是以赌会友，不得将钱看得太重，为了这些花花绿绿的身外之物伤了交情；四是诚信，诚信不是拿来说、拿来让别人听的，而是自己的立世之本，你到太原赌界打听打听，我小贵锁可欠别人一文钱？没有！别人欠我的钱海了去了，有就还，没有继续挂着，这是诚信，这是德行！第五最最重要：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他用食指指着眉宇正中一颗小黑痣，我一生的赌运都是它、都是我爹妈带来的！男人堆里，休闲时间的永恒话题就是美女。拘留所里更是如此，大家萍水相逢，短暂接触，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叫上名字，就要拜拜，所以，大家可以毫无顾忌地大谈、特谈美女，不用矜持，无需隐晦，谁也不可能向谁的上级领导、向谁的老婆、女友揭发、检举，尽情聊吧，不仅仅是情绪宣泄，更是本能。尤其是因为嫖娼进来的，更是绘声绘色。每当这个时候，锁爷就背起手，哼着小调，在床与墙一米寬的夹道中间，晃过来晃过去似听非听地踱步。一天，大家在讨论谁的艳遇最多，有的说30，有的说80，还有的说200来个，“金昌盛”的张老板简单盘算一下说：“五、六百吧”。大家噤声，没有人挑战！这时，因打架进来的电视台记者，敏锐地发现正在踱步的人中龙凤：锁爷，您老人家临幸过多少美女？锁爷脱口而出：金发碧眼的洋妞就比他多！低沉有力、耐人寻味，没有人质疑，全体向锁爷致注目礼！正当锁爷的“爷”位日见巩固时，一个绰号滚刀肉的家伙，突然发飙，单挑锁爷。他们两个紧挨着坐，不知锁爷说了他一句什么话，滚刀肉突然厉声喝到：不行！你以为你真是爷？狗屁！老子不尿你，信不信老子让你出不去？号子里的人都被惊住，这口气是立即要动手的前兆，稍有差池便会血溅当场。如果打起来，可就严重违规，后果不得而知，至少不能如期出去。而且论个头，锁爷年轻时也就1米68，现在年龄大了，腰也弯、背也驼，充其量一个瘦干巴老头，应该打不过正值壮年的滚刀肉。我瞄了一眼锁爷，发现除了眼睛里溢出的寒光外，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战斗准备，寒光当然不能制服滚刀肉！正当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化解剑拔弩张局面时，锁爷开口了：好小子，这性格我喜欢，记住我的电话，出去跟我混。这几句话像是圣母玛利亚传来的福音，滚刀肉的一脸戾气，瞬间化为和善甚至慈祥……接下来的几天，俩人的关系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变化：锁爷居然成了主人，滚刀肉则沦为奴才，一会儿给锁爷端茶递水，一会儿洗衣洗袜，要不就是捶肩捣背，这不，连一星期发给每个人唯一的一颗熟鸡蛋，也孝敬了锁爷。锁爷象征性地客套两句后，便眯着眼、歪着头，面无表情地笑纳了。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滚刀肉边给锁爷捏脚边勾勒着美好愿景：我比你早出去几天，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请一尊关二爷回来供起，等你12月25号出来那天早上，我骑着三轮车、带着关二爷，4点钟准时到达拘留所大门外……说到这儿，他突然压低声线：“老公家”最怕关二爷。就这样，锁爷兵不血刃，降服了滚刀肉。当然，我从来没有称过他锁爷，而是直呼其名小贵锁；他称呼我“陈平老大”。而且，在同被窝9天里，我睡“头铺”8天，锁爷这等身段，怎么可能屈尊降范儿呢？原因也很简单：他知道我是为什么进来的！贵锁给我留下三大悬疑：第一.滚刀肉有没有去接他？他是如何应对的？第二.以贵锁的老道、机警，为什么连续两个月被拘留？第三.他们两次赌博的赌资均被没收，这些钱是不是入了国库？分手时，这家伙给我出了个难题：邀请我现场观摩他们赌博，很是纠结，去呢？还是不去？

听说，腾讯元宝是整合了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腾讯生态内容源的deepseek，数据更新比较及时，我便想尝试和它讨论一些公共问题。先让它评论了几位中国人口学者。先讨论宋健。它说，宋健的人口研究在中国乃至全球人口学领域都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宋健开创了人口控制论这一新学科，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为人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宋健的研究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他提出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建议，被中国政府采纳，并在1980年代开始实施，对控制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人口预测模型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性，其预测的准确性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例如，他和其他学者在1980年代进行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中的预测与后来的实际人口数据存在较大差距。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宋健的研究也面临新的挑战和反思。接着讨论梁中堂。它说，梁中堂的人口研究在中国人口政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梁中堂在1979年就提出了对“一胎化”政策的质疑，指出该政策可能导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严重社会问题。他的研究在当时具有高度的前瞻性，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梁中堂认为，通过延长生育间隔和允许二胎生育，可以在不增加人口总量的情况下，缓解老龄化压力。这一方案既符合人口发展规律，又易于被群众接受。1985年，梁中堂的建议在山西翼城县得到了实践，成为全国唯一的“晚婚晚育加间隔”试点。翼城的实践证明，宽松的生育政策并不会导致人口激增，反而有助于稳定人口结构和改善干群关系。尽管梁中堂的建议在当时未能全面推广，但他的研究和实践为后来的政策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2015年，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梁中堂的观点。梁中堂不仅参与了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对人口政策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著作《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详细记录了政策变迁的过程和影响，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通过媒体和学术交流，梁中堂积极宣传自己的人口理念，提高了公众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促进了社会对人口政策的反思和讨论。我又和腾讯元宝讨论了新世纪之初大力主张停止计划生育的三位学者。关于易富贤，它说，易富贤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研究，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反思。他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的呼吁，推动了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深入讨论和政策调整。他的著作《大国空巢》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和未来预测，揭示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提出了停止计划生育、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建议。易富贤的研究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观点和建议被广泛引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制定者的决策。例如，他在2000年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开始负增长，而官方和联合国的预测则是2034年和2033年，这一预测在2022年得到了验证。他的研究强调了人口结构对经济和社会的深远影响，指出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将对中国的发展构成重大挑战，呼吁政策制定者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易富贤的研究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他的观点被多家权威媒体报道，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次发表。但他的观点在政策层面也引发了一些争议，特别是在鼓励生育的政策建议上，部分学者认为需要更全面和细致的研究来支持这些政策。关于叶廷芳，它说，这是一位在德语文学和人口研究领域均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他的人口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的人口政策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叶廷芳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观察到欧洲国家因低生育率而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使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类似的社会挑战。叶廷芳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新生儿性别比失衡，男性远高于女性，给未来的婚姻家庭带来巨大隐患。他认为独生子女由于缺乏兄弟姐妹的陪伴，性格上容易出现合作能力差、心理脆弱等问题。叶廷芳预测，到21世纪中叶，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4亿，比现在欧洲的总人口还多，这将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叶廷芳曾联合28位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建议停止独生子女政策，允许生育二胎。尽管这些提案在当时未被采纳，但他的呼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即使在政协任期满后，叶廷芳仍继续通过撰写文章和参与公共讨论，推动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叶廷芳的研究和呼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促进了社会对人口政策的反思。关于杨支柱，它说，这是一位以行动和言论推动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杨支柱最初是一位法学家，后来因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强烈质疑，逐渐成为人口政策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他认为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合理，尤其是对公职人员的处罚过重。他指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至世界最低水平之一，性别比例失衡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呼吁政策制定者重新考虑人口政策。他反对仅仅放开二胎的政策，认为应该彻底废除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以应对未来的人口危机。杨支柱不仅通过文章和演讲推动人口政策的改变，还以身作则，生育了二胎，直接挑战现行法规。这一行动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使他成为公众人物。他曾被所在单位解聘，但他并未因此放弃，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发声，呼吁社会和政策层面的变革。杨支柱的行动和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激发了对现行人口政策的反思。他的坚持和勇气也得到了部分学者和公众的支持。我和腾讯元宝对话后，产生如下思考：学术活动是有记忆的。像人口研究这种经世济用之学，得失很快就会得到实践的检验。某些主张，得到权力青睐，大行其道，但它未必正确。另一些主张，暂时受到打压，时间的推移，却可以放出先知的光彩。梁中堂、易富贤、叶廷芳、杨支柱四位学者我都认识。叶廷芳先生在2021年逝世，其他三位健在。梁中堂和宋健在80年代初的争论，其实历史已经证明，梁中堂的主张更为高明。易富贤、叶廷芳、杨支柱在新千年之初挑战主流的人口政策，走在了时代的前边。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但人工智能的记忆库里，为他们的悲壮努力，留下凝重的一笔，可算历史的安慰。人工智能本身不能独立地产生思想，它只能把已经公开的信息当作原料，进行加工，提炼答案。它的深度是有局限的。深入地探讨历史背后的经验教训，更需要人们的独立思考。李强舌尖良品：原装进口乌克兰啤酒，每瓶500ml，24瓶168元。品质很不错，还有其他产品，有需要者可扫下方二维码，添加购买：

邢小群2025年3月11日链接阅读李豫散文两篇：傻叔五计追忆流年

阿根廷经济学家米萊是奥地利学派原教旨主义者。他于2023年12月10日就任总统以來，以“电锯行动”的手腕在国内施行“休克疗法”，不仅震撼了拉丁美洲，而且令全世界多国领导人百感交集，刮目相看。他和2025年初重新登上美国总统大位的川普，一南一北，惺惺相惜，几乎把全世界搅得沧海横流，鸡犬不宁。有时评家把这两个美洲人怒斥为“政治恶人”、“疯子”。川普上台才几十天，旁若无人，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当下已是贬多褒少，下台时必将人言啧啧，可能被喻为朽木不雕之材。但米莱上台一年多，褒多贬少，因此，“米莱主义”的积极意义与历史作用，正在逐渐显现出来，与搞对俄绥靖、孤立主义的川普主义不可等量齐观。我以为，米莱是阿根廷庇隆主义的掘墓人，是本世纪阿根廷重新走上现代化进程正道的引路人，即便他被国内反对派轰下台，“米萊主义”也终将战胜庇隆主义。无疑，他是阿根廷当代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勇士。了解米萊，必须从观察阿根廷近百年史入手。1930一2025的95年中，阿发生6次军事政变，分别由14位将军进行独裁统治，长达28年，直至1983年终止。与军人专权相间隔、相交叉的文官掌权则有67年，其中激进党担任五次总统，长达16年；庇隆党（正义党）担任总统十三次，长达40年；第三方（两位保守党人、马克里和米莱）共执政11年。米莱代表2021年成立的自由前进党参加2023年11月的总统竞选上台执政，但在议会中排名第三位，远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第二位的“祖国联盟”和“共同改革联盟”（两者的成员基本上是原庇隆党和激进党分子）。米萊随时有可能被上述两大传统政治势力赶下台。但在执政一周年的时候，他依然保持了48%的支持率。通胀率显著下降，财政实现盈余，宏观经济相对稳定，经济自由度上升（在176国家中从第145位上升到84位）。阿根廷终于走出了自1983年以来文官执政时期反复陷于经济危机的困境。阿根廷从1870/1880年代起，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及其源源不断的出口收入、滚滚而来移民和外资的涌入，加之政局稳定，稳步进入了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前后长达半个世纪。阿根廷当时成为世界第五大出口国，全球第七大经济强国，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略高于芬兰、挪威，接近意大利和瑞典。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于城市建筑华丽、交通发达、文化高雅，从19世纪末开始以来，一直被誉为“南美洲的巴黎”。但1930年代起，阿根迋经济发展开始由兴盛转入衰败，如果从建国开始，共爆发了16次经济危机。到2023年米莱上台之前，几乎濒临全面崩溃。分析阿根廷衰败的原因可以从不同角度來分析，但总根源离不开庇隆主义的祸害。从1930年代以后，军人独裁时期尽管执政长达28年，他们从来不把社会经济发展放在心上，其头等大事是如何维护传统土地寡头集团及出口大商人、军官集团、高级教士的特殊利益，一旦时局危及他们的统治秩序，就不惜动用军警进行血腥镇压。尤其是1976——1983年，由于经济危机频仍和左翼游击运动空前活跃，反动军人大开杀戒，在一场被称为“肮脏战争”的内乱中被屠杀的死者和“失踪者”约有3万人。由于社会动荡危及军人独裁，1982年4月，总统加尔铁里将军决定与英国开战，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以转移民众视线，结果惨败而归。阿根延人民终于觉醒了，全国掀起了反对军人政府的怒潮。军方不得不答应1984年将政权交还文人。1983年底，激进党人阿方辛就任总统。1985年阿方辛经过法庭审理，判决两名军队首脑终身监禁。由此开始，阿历史上的军人政府就偃旗息鼓了。阿根廷的功败垂成不妨以1984-2024年它进入了长达40年的文官掌权时期说起。这期间两大传统政党——激进党和庇隆党交相轮换执政。尽管激進党成立远早于庇隆党，但在位的时间庇隆党长于激进党。2022年激进党党员185万，庇隆党党员320万。尽管两党互相争夺统治权，但这两个党从根源上说，都是以追随民粹主义为立国基础的政治集团，具有相似性，大体上说前者是民粹主义的中右翼，后者是民粹主义的左翼。尽管如此，这两个党存在着共同的局限性和劣根性。一是对阿根迋的现代化目标，没有国家制度建设上的宏图大计，上台掌权时缺乏对政治、经济、社会、法制、文化、环境资源等各个领域的总体筹划，基本上没有长远的坚定理念。因此，在民主/专制、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如何做大蛋糕/如何切好蛋糕、国有化/私有化、打开国门/关闭国门、自力更生/借债过日子、监督财政/控制通货膨胀等重大关键问题上，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前后飘忽不停，走走停停，走到哪里算哪里，直到下台转换角色，由反对党上台。另一个党干几年，又由于出现同样的局面，不得不让位让原来的执政党重新上台，如此周而复始，阿根廷从此就走上了下坡路。二是固守几十年不变的经济结构，严重依赖农产品（牛肉和小麦）和矿产品的单一制出口制模式，出口收入的多寡取决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再则，国内没有强劲的、自主的工业企业，难以融入全球高附加值的产业链（这方面明显落后于巴西和墨西哥）。单一经济模式使国家的财政收支长期处于亏空，于是债台高筑，通货膨胀频仍，下层民众贫困不堪。两党的结局都摆脱不了陷入庞大的财政赤字（超发货币）——大借外债（拖欠外债）——高通货膨胀率（本币贬值）——失业率高涨、民怨鼎沸——政府下台的起伏轮回的怪圈。“你方唱罢我登场”。两大传统政党都没有真正弄懂市场规则和价值规律，因此，要对阿根廷的失败失落承担历史责任。但相对而言，庇隆主义对阿根廷的败落应负更大的政治责任。庇隆党前后掌权40年。上个世纪80年代后，它当了27年的执政党，一党独大，却依然故我，挣脱不了庇隆的精袖束缚。我把庇隆主义掌权分为四个时段：①正统的庇隆主义政府，1946-1955，1973-1976，共13年。②庇隆主义的修正主义政府，梅内姆总统。1989-1999年，共10年。③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政府，基什内尔总统夫妇，2003-2007-2015，共12年。

最近，老友田同生送我一本他在中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百岁活法》。我认识田同生已经四十多年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都是那一届大学生。我读的是山西大学，他读的是山西财经学院。毕业后，在山西省委调研室成了同事。他思想活跃，进取心很强，很快在北京发表经济学文章。他不甘于循规蹈矩的机关生活，八十年代便下海经商，后来南下深圳，我们失去联系。十多年前，我看到他在天津卫视“非你莫属”出镜，担任嘉宾，才知道他正在推广马拉松运动。2022年，我们在公号上忽然收到他的留言，重新恢复了联系。当时，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人过七旬开公号》，介绍了九位朋友开微信公号的情况，田同生很感兴趣。这九位朋友，除了智效民的公号不幸夭折，其他八位的公号都还活着。周宗奇今年82岁，他的公号是王端阳今年78岁，他的公号是雷伟今年77岁，他的公号是张立华今年77岁，她的公号是毕星星今年77岁，他的公号是马斗全今年76岁，他的公号是陈为人今年75岁，他的公号是虽然公号久未更新，但他仍在勤奋笔耕。贺阳今年75岁，他的旧号夭折，新开了公号名叫：勤于思考的男人，可惜未能链接名片。田同生当时也开了公号，名叫不久，田同生来我家做客，交流做自媒体的心得。四十年不见，重逢有许多话可聊。三个小时，意犹未尽。他对我说，人过70岁，才是同龄人拉开差距的最大的时期。同是耄耋之年，有人能跑马拉松，有人无法行走，有人能思考、能写作，有人生活无法自理。人一生差距最大的不是童年，不是少年，也不是青年，更不是中年，而是老年。他55岁开始练习长跑，在五大洲跑了全程马拉松130场，高强度的训练，塑造了强健的身材，六块腹肌十分明显。他还告诉我，目前在微信公号上坚持每天发表新作，刚刚出了一本书《让孩子们跑起来》，还要出一本书《让爸妈跑起来》。我和小群办公号，发文算比较勤的了，一个月也就十篇左右，他竟然天天发文，让我惊讶！三年来，田同生不时和我联系。我知道，他在不断地追逐着时代的变化，侧重点从推广马拉松，转向推广扛衰老。他在《百岁活法》的后记里说：2021年元旦，我因为检查前列腺住进了一家医院。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住院，我把每天住院的体验用手机写成日记，每天会写1000字，几天下来写了数千字，发布在公众号上，医生看了说我的文笔好。2023年4月，我和王煜全老师、贺志刚老师一起创办了“长寿科技社群”。社群采用“专业辅导、共同分享，相互激励”的学习方法，每天都会有学员提出问题，每天都有人答疑解惑，每天都能看到学员的分享和进步。我每天都会在社群里打卡，根据社群的反馈和自己的体会写600——800字发到群里分享，日积月累，积累了十几万的素材。在运营“长寿科技社群”的期间，刚好遇到彼得·阿提亚新书《超越百岁》在全球发布，我借助翻译软件阅读了这本书，并且写了数万字的读书笔记。2023年10月，我开始整理这些笔记和素材，并采访了很多朋友，经过6个月的努力，我用非虚构的手法写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百岁活法》。田同生认为，人生有三个年龄，自然年龄、生理年龄和健康年龄。自然年龄就是我们常说的年龄，从出生到现在，活了多少年就是多少岁。生理年龄则因人而异，有人活到七八十岁，身体状况还像五六十岁那样有活力。有人未老先衰，五六十岁，如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健康年龄是一个更加触动人心的理念。人一但失去了健康，失能或失智，就失去了尊严，成为亲人的负担。如何让健康生命更长，不健康的生命更短，也是我无法回避的问题。田同生介绍的跑步、增肌、轻断食等方法，我是外行，没有资格评说。但我觉得，他本人的生活，也是一种扛衰老的有益尝试。且不说马拉松等极限运动，他不断尝试新的自媒体功能，也是对年龄的一种挑战。去年，他开始主攻视频号，今年，他又主攻直播，现在关注者已经达到30万。虽然，我有一些七十多岁的朋友，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比出版家李昕，媒体人周志兴，都在直播推广图书，但那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延续。田同生原来并不从事图书编辑出版，为什么也要直播推广图书呢？他告诉我，现在图书发行的主渠道已经不是书店，而是直播。要想写书出书，出版社要求作者以这种方式合作。这一点，我还真没意识到。田同生今年72岁，和我都是50后。我们这一代人，步入老年门槛时，赶上了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从计算机通讯，到人工智能，各种新事物扑面而来，迅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形态。我眼见一些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几乎等于有眼看不到世界，有耳听不到声音，有嘴不能表达，人生残缺，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能。所以，学习尝试新的交流方式和表达方式，也是抗拒衰老，延长健康生命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我会记得每一个促使我尝试新事物的朋友，智效民催促我们开设了微信公众号，马国川夫妇教我开启了视频号，田同生又教我尝试直播。我对他们心存感激，

好友于向真近日完成一篇力作《我的父母双亲》，现选载其中的一个片断，以飨读者。我的父母与周恩来的交往于向真

北京大学是反右运动的重灾区，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初，发生了很多或主动或被动的揭发与诬陷之举，突显出道德集体沦陷环境下人性的复杂。刘时衡：老黎的揭发数学系助教刘时衡，家庭出身不好，在肃反中，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过冲击。1956年，在科学大进军的宽松气氛中，刘时衡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1957年，鸣放开始，心有余悸的刘时衡不敢再涉足运动，只是有时路过大字报区，驻足看一看。一天，刘时衡下课回家，路上遇到一位数学系学生，学生说：听说老师在肃反中吃过不少苦头，是否可以写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以帮助党防止在今后的政治运动中出现执行者偏离政策的情况。刘时衡觉得这是好事，但他没有毛笔和大纸，无法写出来。学生说，老师只需写个底稿，说好时间我来取，我们可代抄。刘时衡将住址告诉学生，约好第二天来取。刘时衡很快写好了底稿，大约四百来字，讲到以往的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未能严格防止过左的偏差，今后应有对策来防止类似情况发生。第二天午饭时，正好在楼上食堂与毕业留校的经济系助教老黎同桌吃饭，饭后，刘时衡邀老黎到房间小坐，房间很小，桌上的东西一览无遗。老黎拿起刘时衡写的大字报底稿看了看，说：你应该加上一句，在我国所进行的运动中，党中央的政策都是正确的，然后再给出自己的意见，这样会主动得多。刘时衡立即按照他的意见改了。不久学生来拿走了那份底稿。反右开始后，刘时衡暗自庆幸自己在鸣放中的谨慎。不料在6月底的一次全系教职工大会上，刘时衡突然被一位党员点了名，说他在运动中不老实，想蒙混过关。会后他被通知，去找同年留校的党员助教杨慈孝。见到杨慈孝，杨让他坦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刘时衡表示，除了参加一次座谈会，提了一点意见帮党整风，没有什么需要交待的。杨慈孝站起来从文件夹里掏出一张纸拍在桌上，便推开门向卫生间方向走了出去。刘时衡赶紧看了那张写满了字的纸，这是经济系老黎的一封检举信，揭发了刘时衡将大字报底稿交给学生的过程。但未提及自己给刘时衡提建议的细节。刘时衡判断，或许老黎是担心他会告发自己，采取了先下手为强方式的。刘时衡决定，他不能反噬老黎，不能助长这种滚雪球效应。杨慈孝回来后，刘时衡假装没有看到那张纸，僵持了一会，才装着回忆起给学生提供底稿的事实。他只字未提老黎，而他也并不知道学生姓甚名谁，因此也说不出是哪个学生。老黎的揭发成为刘时衡被打成右派的重要证据。刘时衡被撤职、停薪、劳动考察，潘兆明：A君的诬陷中文系助教潘兆明，留校任教后担任系工会文娱干事，经常为大家组织文体活动，那时会议多，教师家一般没有电话，他还经常充任义务通讯员，东家西家跑着送通知。在大家眼里，他是一个热心为公的小弟弟，人缘甚好。在反右开始时并没有被触及。但他觉得反右太荒唐，1957年年底学校安排干部下放劳动，他第一个报了名，觉得换个环境干体力劳动也不错。于是潘兆明作为第一批下放干部于1958年元月7日到了门头沟斋堂。在斋堂劳动三个月之后，四月中旬的一天，潘兆明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让他回学校开会，他跟随一个党员教师匆匆回到学校。到了中文系总支办公室，一位领导告诉他，明天下午到文史楼108开重要会议，一定要准时参加。第二天下午，潘兆明来到教室，进门时，两旁有人在发材料，他拿到两份材料，先看了右手的，只见油印的材料上写着“彻底批判沈玉成的右派言行“，下面罗列着一条条罪行，他不禁大吃一惊，”反右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怎么又来了？“再拿起左手的材料一看，只觉五雷轰顶，同样的油印纸上写着“彻底批判潘兆明的右派言行”，顿时，他眼前一片模糊，心想一定是搞错了！他蹭到后排，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来，慢慢定下神，细看纸上所列罪行，真是触目惊心：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伟大领袖，反对肃反运动，反对教学改革，简直是十恶不赦。再细看那些具体的右派言行，无不是些捕风捉影、掐头去尾、任意焊接、无限上纲的东西。他越看越吃惊，直打冷战，他明白了，这是千方百计罗织罪名，欲置他于死地。潘兆明听着同事们的批判，觉得非常奇怪，这些批判基本上是一个模式，都是说之前对潘兆明印象如何好，今天看了材料，才知道他是一个两面派、野心家、反革命，然后挑出材料中的一条进行批判。潘兆明听着，不禁心生反感，觉得这些批判，根本是无的放矢，这个人，根本不是自己，自己也不是什么两面派，过去不是那么好，现在也不是那么坏。他想到去年反右时，他也曾经按照提供的材料，批判好友倪其心、施于力，骂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他们也是被冤枉的，都是好人，而自己却是被当枪使了。批判会结束，他回到宿舍，感觉恍若隔世。不知过了多久，他拿起那份材料，仔细看自己的罪状。第一条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社会主义制度会产生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能够发展生产力。自己不可能说这样的话，那这捕风捉影的罪状是从哪儿来的呢？他想了很久，终于想起“两年前，日本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日本工业展览会’，学校号召教师党团员去参观，并发了票。我们五、六个教师一起去了。参观回来的路上，议论着展览会的观感，大家都对日本的日用商品印象深刻，像暖壶，日本有五种容积的，外壳有竹、木、铁、塑料，颜色多样，还有各种各样把手和壶嘴的，包括先进的压水暖壶。有人说：咱们这么多年只有五磅暖壶，外壳只有竹的、铁的，什么时候才能改呀！当时学校正号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我正痴迷于辩证法的奥妙，于是感慨说：看来辩证唯物主义说得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比如我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好的，避免了恶性竞争和大量广告开支，但是因为生产的东西都能销出去，生产部门容易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给官僚主义滋长提供了温床，这么多年我们只有两种热水瓶就是例证。而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当然不好，血淋淋的残酷竞争，弄得不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家破人亡；但其中也有积极的因素，正因为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就迫使他们千方百计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不断开发新产品。日本有几十种暖水瓶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我的这番议论，博得大家点头称是。谁能料到，我的这番辩证法学习心得，两年后，竟变成了反对社会主义、歌颂资本主义的反动言论，成为打成右派的一大罪状！”“第二条罪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更是掐头去尾、移花接木了。1957年2月，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3月，中央又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助党整风，要大家消除一切顾虑，踊跃向党提意见。于是北大大会、中会、小会不断，有时一天几个会。都是叫大家提意见，可是大家哪里来那么多意见？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意见，很快就提完了，于是，几天后，会场气氛冷落下来。上面就开始施压，说是过去党组织跟大家交心不够，党群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条沟，但这次中央是真心诚意整党，希望大家积极行动，拆掉心中的墙，挖掉心中的沟，和党一家人，共同除三害。于是事态变得严重起来，平时你提不出意见就罢了，现在却成了心中与党有墙有沟，分明是怀有二心!“那段时间，我每晚临睡前躺在床上的最后功课就是千方百计想出几条意见来对付明天的会议。如果想出一条意见来，就松了一口气，想出两条来，则大喜，也许这第二条还得珍藏起来，供后天会议上用。“一次中文系教师团支部开助党整风会议，我是主持人。有人提出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一时议论很热烈，我想岔开这敏感话题，便说：苏联的事，跟我们关系不大，还是说我们自己的事吧！有人说：不，有关系呀！要不，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上说：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对我国也是有实际意义的，这话怎么理解呢？我就打圆场说：毛主席本人是很谦虚的，刘少奇说的实际意义，可能是指下面有些宣传没有掌握分寸，今后要注意吧！有人就问：有什么具体例子吗？我当时脑中灵光一闪，懵懵懂懂说了下面一段话，以致酿成大祸。因为我在大学毕业前后的两年里，听了不少西方古典音乐，从而对当时某些空喊口号而毫无乐感的所谓‘革命歌曲’不大恭维。当时学校喇叭里经常播放一首新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金光闪闪万里明。我觉得，老和尚念经都比他好听十倍。现在有人叫我举例，我脑中就蹦出这首歌，就说，比如当下流行的一首歌，叫‘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金光闪闪万里明’，这歌词有点毛病：领袖和人民之间，应该是一种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而这歌词描绘的却是一幅神像，领袖高高在上，身后金光闪闪，人民群众只好在天安门下仰视膜拜，这种宣传，不是有点个人崇拜的味道么？我说完，当时会场上也没有什么反应，现在却成了我的第二大罪状，一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污蔑伟大领袖，就这两条，定你个右派分子就足足有余了！“再细看下面的条条罪行：攻击肃反运动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反对教学改革，说学校只学俄语是走大弯路；污蔑人事分配制度是乱点鸳鸯谱(这篇作为我污蔑人事分配制度罪证的文章竟然是别人的文章)……，看着看着，只觉胸中冒出一股凉气，渐渐弥漫全身，浑身发冷，而头脑却分外清醒起来：这绝不是工作上出了什么差错，这是在精心地、刻意地罗织我的罪名，但，这是为什么？”潘兆明回忆：当时的材料都是油印手刻的，我从油印材料上熟悉的笔迹和行文习惯，就马上知道陷害我的人是谁了！我就称他为A君吧！A君和我都是语言专业的助教，同属一个团支部，还都是支委。应该算是关系很密切的同事了，我也没有得罪过他，为什么他要这样陷害我，致我于死地？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慢慢看清，他因出身不好，郁郁不得志，而想借政治运动，用他人鲜血染红自己顶戴花翎，于是就和他彻底疏远了。罗公群无辜遭厄运物理系56级校友陈运鸿回忆：与他住在同宿舍的两个同学黄德源和吴某某在反右中特别积极，处心积虑把同学打成右派。因陈运鸿跟几个划为右派的同学关系好，因此他们认定陈运鸿也应该是右派，但没有任何证据，于是在宿舍里经常谩骂陈运鸿，还拍桌子恐吓，令其交待右派罪行。陈运鸿回忆：为了对付我这个假想敌真是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包括扣压我的助学金，我反映到校党委，才发给我，但已经扣的硬是不补，新发的助学金还要少发一元。后来陈运鸿遇到当时已划为右派的同学，被告知当时曾动员他们揭发陈运鸿以立功赎罪，而几个右派同学实在想不出陈运鸿有什么言行。陈运鸿才逃过一劫。陈运鸿回忆：班里有一个同学罗公群，其父亲是国民党战犯，关在功德林监狱。1956年赶上向科学进军的宽松气氛，罗公群和孪生兄弟罗公超分别考入北京大学和北京医学院。1957年鸣放中，罗公群和罗公超什么话都不敢说。但极左的黄德源和吴某某认定像罗公群这样的出身，肯定会有思想问题，于是撬开罗公群的课桌抽屉，拆看了罗公群和罗公超的来往信件，将兄弟俩惦念母亲的交谈曲意解读，罗织罪名，把罗公群打成右派。陈运鸿说：在批斗罗公群的会上当众念了两兄弟的私人通信，内容是兄弟俩在为自己在南京做教师的母亲的命运担心，罗公群发现有人撬他的课桌后，担心如果兄弟俩遭厄运，他们的母亲怎么办？我在底下听来听去，没听出他们说了什么错话，有什么罪行，如果他们是同情父亲也许有问题，但他们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儿子担心母亲独自生活怎么办，这是普通的人之常情，以此定罪实在是违背人伦，这样反而让人被他们的孝心感动。兄弟俩通信的材料被转到罗公超的学校北京医学院，北医领导或许是对兄弟俩心生怜悯，对罗公超高抬贵手，他虽然被打成右派，但毕业后被分配到皮肤病研究所，后来成为著名的皮肤病专家。罗公群却由此交了厄运，他受到劳动考察的处分，被遣送北京光华木材厂劳动，在工厂期间，与其他几位右派难友被诬陷为“企图外逃”，被遣送劳教，劳教期满后回南京，打零工为生。直至文革后改正，到南京三十六中教书。罗公群从未与同学联系，也未再回过母校。黄北斗被诬蒙难黄北斗是西语系法语专业党员调干生，他曾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年级支部宣传委员。黄北斗有社会经验，为人比较稳重，与人为善，与同学关系很好。他是班级各项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在鸣放时很注意保持冷静，仅在党内整风会议上提出党内的一些特权、脱离群众的问题，应在整风中改进。他并没有公开发表任何言论，而且嘱咐同学们不要去参加串联、捐款等活动，因为他与年级党支部书记关树强平时不合，结果在反右时被关树强报复，罗织罪名，打成右派。黄北斗的同学回忆：黄北斗划右派，跟班里的党员和同学没有任何关系，是关树强宣布黄北斗为右派，并组织批判。班里同学都对黄北斗抱有同情，而且班里并没有很左的人，黄北斗平时营造的氛围一直还在，同学们对黄北斗和其他右派都没有歧视。黄北斗说，他跟同学一直一起上课一起活动，他不需要经常去汇报思想。唯一特殊的地方是每周六下午的政治学习他不能与同学一起，他是年级右派小组长，需要组织全年级右派学习，之后汇报情况。但是，黄北斗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师范学院，这个学校的领导极左，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下，黄北斗度过了二十年苦难生涯。李宏焘离奇冤案李宏焘是从华东师大附中保送到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的，他品学兼优，是班长。1957年鸣放时，他们班没有同学积极参与。当时上级批评他们，说他们不关心政治。于是，李宏焘和团支部书记刘文昭商量怎样活跃班里的气氛，他们决定搞一个模拟辩论会，由刘文昭代表正方，发表左派观点，而李宏焘代表反方，发表右派观点，李宏焘为此做准备，去抄了一些当时比较激进的大字报。模拟辩论会按照事先安排开完了，没有引起什么风波，李宏焘和同学们也没有再关注此事。然而，1958年2月的一天，李宏焘被叫到宿舍，宿舍里摆了一个长条桌，后面坐了三个同学，同学对他宣布他因为有大量反党言论，被划为右派。李宏焘顿觉五雷轰顶，不知为何自己突然成了右派，从同学宣布的罪名里，李宏焘才发现自己在模拟辩论会上代表反方发表的很多观点被安到了他头上。莫名遭受如此荒诞离奇的构陷，李宏焘完全懵了，他觉得百口莫辩，从宿舍里出来，走到未名湖边，想跳河自杀。后来李宏焘得知，对他的构陷由刘文昭主使，出面宣布的几个同学只是受命而为。当时正值反右补课阶段，无辜的李宏焘被构陷成了右派。李宏焘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出版社，尽管身处另类，领导仍让他搞业务，并勉励他好好工作。李宏焘与家人、朋友断绝往来，埋头跟外国专家学习了五年专业，奠定了坚实的阿语基础。1960年代，李宏焘曾多次参加国际会议，担任翻译。更幸运的是，他与单位同事，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丁涤和相恋结婚，携手一生。丁涤和看中李宏焘的才华和人品，对他无辜蒙冤极其愤慨不平。文革后，李宏焘右派改正，才华和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他第一批被聘为译审，并被提拔为出版社业务领导。当时了解他冤案的几位同学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歉意，宽厚的李宏焘对往事也已看淡。但妻子丁涤和认为应搞清真相，她向李宏焘的几位同学了解情况，方知整个冤案的始末。她曾找到当事人刘文昭，没想到刘文昭拒不认错，坚持说李宏焘就是有错误言论。刘文昭的做法不仅令李宏焘夫妇气愤，也令同学们不齿。政治运动中的揭发和诬陷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创巨痛深，很多终身难以平复。数学系助教刘时衡在改正后去北师大任教，而没有回到伤心之地北大。罗公群切断了与北大所有同学的联系，显然是被伤透了心。在2021年笔者去贵州采访时，年已九旬的黄北斗学长本来答应与作者面聊，最终因担心谈起往事过于激动，身体无法承受，未能见面。黄北斗在微信中与作者长聊多次，直至2022年9月在疫情中去世。笔者感到，历史的伤口在他心中从未愈合。揭发与诬陷行为，无疑是人格上的劣迹。但就具体情况而言，没有捏造和诛心的揭发，有其可宽宥之处。在一个不论是非、只论立场，鼓励揭发告密的环境里，对一个敏感事件知情或有所参与，是很危险的，抢先揭发举报可能将功折罪，而被举报则可能万劫不复。刘时衡和老黎都曾在肃反中挨整，对政治运动的残酷深有感触。因此，老黎抢先揭发刘时衡，也有害怕被刘揭发，急于自保的因素。而刘时衡坚守道德底线，没有反噬老黎，将这种互害模式终止于此，而刘时衡则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诬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卑劣行为。中文系的助教A君出身不好，利用政治运动的机会，不惜以诬陷他人作为投名状，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令人齿冷。A君在文革中再次积极造反，未能成功，而成为审查对象，审查者试图诱导潘兆明做伪证，证明A君参与了某个事件，潘兆明没有以牙还牙，坚持事实求是，有一说一。潘兆明与刘时衡同样是互害模式的终结者。如果有道德法庭，A君这样的诬陷者理应作为被告，受到应有的惩罚。老黎、A君和吴某某后来都成为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著名教授，都在本专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但是，他们在那个特殊环境里，违背良知，加害于他人的行为，也是无法掩盖的污点。值得一提的是，在拨乱反正的年代，老黎、吴某某都曾向受害者道歉。老黎在得知刘时衡知晓他的揭发后，两次登门向刘时衡道歉，性情倔强的刘时衡虽然没有接受道歉，但选择保持沉默。陈运鸿在2016年返校聚会时问吴某某，当年为何如此凶狠地企图加害于他，吴某某连忙表示道歉，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当年我哥哥打成了右派。陈运鸿恍然明白，当年吴某某试图将他推向深渊，是为了保全自己。在政治运动中，揭发和诬陷比比皆是。揭示这些阴暗是为了反思：人性会在怎样的环境下堕落？良知怎样泯灭？人性和良知如何才能回归？相关阅读：郭力：北大反右中的批斗会郭力：道歉、反思与和解——北大反右研究郭力：北大反右运动中的株连

《571工程纪要》是913事件以后几天在空军学院发现的。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吴德都看了。纪登奎认为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毛主席看了《571工程纪要》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1973年，周恩来与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谈话，提议谢静宜任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周恩来说，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谢静宜在1975年农业学大赛会议前与吴德合作较好，甚至告诉他，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有野心。批林批孔期间，江青去棉纺厂参观，提出要给每个女工做一套她设计的“国服”。陪同参观的丁国钰向吴德汇报，吴德说，那怎么行？谁来拿这个钱？李先念向毛主席反映。毛主席说，做“国服”，让她拿钱。1974年筹备四届人大，江青提名吴德任文化部长，倪志福说，北京市工作吴德同志还管不过来，不能兼那么多事情，张春桥批评倪志福本位主义，提议让吴德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周恩来让吴德去人大做常务副委员长。吴德说，我不能胜任，很多民主人士我没有接触过。周恩来说，你怎么糊涂啊？李先念说，只有这个办法，你才能脱离文化组，不去文化部。毛主席晚年很少见江青。江青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忘乎所以地议论政治局成员，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回来向汪东兴汇报，请示是否将江青的谈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1976年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第16号文件，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纪登奎说，文件是否应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剑英说：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

进入2025年，我将74岁了。到了这个岁数，能不能学习新的知识，我想做一些尝试。第一个尝试，就是建立自己的视频号。我知道，这是一种当前比较流行的自媒体。手机上的视频号，我也不时游览。其中的内容，可谓鱼龙混杂。手机短剧，我喜欢的很少，大多是文化垃圾，传播着拜金主义、弱肉强食的价值观，人物脸谱化，败坏着国人的审美品味。但也有一些内容，给我以知识和思想的启迪。比如陈浩武、周大伟、马国川，就是我心目中高端视频号的三剑客。我在公号中表达了这个看法，马国川很高兴，和我语音通话，建议我也开通视频号。我说，不会操作。他说，我可以教你。1月6日下午，他和夫人方虹来到我家，手把手教我开通了视频号。并说，视频节目不要长，一分钟左右最好。他知道我第二天要和几位朋友结伴到越南旅游，说，你可以一边旅游，一边尝试。1月7日，我们乘飞机来到岘港，第二天开始参观越南的世界文化遗产。进入景区，我就拿起手机，拍摄视频，先后发送了40几条视频号。同行的朋友吴玉仑，原是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制片人，他看了我拍的视频，说镜头比较稳，提升了我的信心。最初，我不会剪辑，只会一次发送一条视频。后来，同行的焦玉莲教我下载“剪映”，学习把几条视频连在一起。我看别人的视频号都有封面，我不会做封面。回到北京后，选了谷雨在还剑湖边给我们夫妇拍的合影，又请儿子加上丁东小群四个字，做成封面。后来，我发现，封面有时不能在开头出现。于是再找别人请教。外甥女婿武建东的视频号“亦文亦武”很有影响，以推广马拉松和越野跑为特色。正月初二，他们一家来做客，我连忙向他请教。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经他指点，我才知道剪映中的一个操作我没有掌握。同时，他还教我怎么删除多余的画面。春节前后，我们给一些熟悉的长者拜年。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张森根先生，今年87岁。他是周有光先生儿子周晓平的同学，因这层关系，成为周有光的忘年交。周有光晚年几种最重的著作，都是他帮助出版，轰动了知识界。我建议张先生尝试一下视频号，为他录了一条1分40秒的视频，谈谈周有光，很快发表出来。视频号的制作和传播如此便捷，他感到很有意思。他说，正在思考阿根廷的米莱现象，下次还请你帮助传播。除夕那天，我和小群制作了一条视频，向朋友拜年的，发到朋友圈。朋友向我们贺年，我们用这条视频回复。有声音，有形象，朋友们觉得不错。正月初三，我们给严家炎、卢晓蓉夫妇拜年。说到视频号，当下录制了一条，主要介绍卢晓蓉在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我的祖父卢作孚》。没想到，这条视频很快有四万人阅读。这时，老朋友施亚非建议我们尝试一下deepseek。她早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对人工智能方面的新事物有更深的理解。我在网上查到deepseek，登记了自己的手机号，开始尝试。有人说，deepseek对中国旧体诗词的掌握，优于其他人工智能项目。于是，我先提一个问题：卢作孚的情况，它迅速答复，我一看比较靠谱，于是说，我昨天见到卢晓蓉，她赠我新书《我的祖父卢作孚》，请以此为题，写一首七律，它很快发来：获赠卢晓蓉女士新书《我的祖父卢作孚》感怀昨晤卢门贤孙女，慨然赠我至情书。千钧国运纤夫力，半壁河山血汗储。百劫终存家国义，九原犹记斧斤初。今看峡浪兼天涌，尽是斯人浩气余。我一看内容尚可，于是回复，请以缅怀卢作孚先生为题，再写一首，谁知第二首写得更流畅，更好地体现了卢作孚的人生价值：再怀卢作孚先生江声浩荡说峥嵘，铁骨曾擎半壁倾。万里舟通沉社稷，三巴血沃铸平生。未酬大业身先殒，敢向寒潮夜独行。我过西陵明月下，犹闻汽笛带风鸣。我把这两首诗发给卢晓蓉，她看了也很欣喜。关于deepseek,目前网上争议很多。以我们的知识储备，没有能力评说其中的是非高下。但这并不妨碍尝试使用。小群也向deepseek,询问了几个健康问题，她感觉比百度回答得更周全。对于我们这些七旬老人来说，尝试新媒体，新科技，很有好处，既有利于心理健康，也有利于身体健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怕会更早地被社会淘汰。相关阅读：越南十日记

三天前，我在视频号上介绍了《马懋如文集》，一些读者问询如何能够读到此书？还有读者谈及和马老的交往。现选发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以飨读者。借此祝福95岁高龄的马老新春快乐！我的公公刘顺元马懋如我公公刘顺元，山东博兴县人，1903年生，1996年九十三岁去世。他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国文学系，1931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十二大当选中顾委委员。他原名王学博，号溥泉，曾化名赵正国等。提起“刘顺元”这个名字有一段故事。1934年他第三次被捕，审讯时自报假名李春远，被记录成“刘顺元”。从此，敌人喊他刘顺元，他将错就错自报姓名“刘顺元”，狱中难友称他刘大哥，他的真实姓名敌人不知。他被定“罪”：“坚不自首，恶性甚深，”判徒刑十年。1937年8月被党营救出狱，他拿着写有“刘顺元”名字的定罪判决书向党汇报，得到了党的信任，委以重任，负责审查出狱的党员。从此，“刘顺元”这个名字被沿用到最后。他晚年谈及此事时说：这是“一个遗憾”，“弄假成真”！我公公一生坎坷，传奇，有“山东怪杰”之称。丁群所写《刘顺元传》概括他的一生：国民党三次将他投入监狱；斯大林指责他“反苏”；毛泽东批评他“右倾”；提审林彪、“四人帮”集团主犯须经他批准。我补充几句：他是家乡国共两党的创始人；周恩来亲自批准他入党；刘少奇深知他的为人；毛泽东还说他是“党内的大知识分子”；陈毅称赞他是“中国党内敢于公开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夏衍说他是“骨头最硬的人”；李锐说他“具有大德、大智、大勇，不应被后人忘记的历史人物”；他说自己“危险时决不贪生怕死，安乐时决不贪污腐败”，“在真理面前一定能低头，同时决不在思想政治上盲从”。1952年刘顺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我和他的次子王汉民早在部里工作，后来我们结婚。这位领导每日来机关很早，在院内散步，哼哼京剧，然后到办公室看书、办公。我做秘书工作，部里重要会议由我记录，会上刘部长发言不多，很有分量，被与会者重视。后来得知，他在旅大任职时，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苏军的专横霸道，得罪了苏方，被斯大林点名，被苏军驱逐出我国国土旅大。当时，除苏联外，各大国与我国为敌，为顾全大局，刘顺元被罢官，连降三级，不得公开露面。1953年斯大林去世，刘少奇到处打听他的下落，1954年他被任命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江苏省委副书记。此时我和我爱人调北京工作，他们父子南北相隔，难得见面。

19年前，我们曾跟团到越南的河内、下龙湾及胡志明市观光。今年隆冬之际，我们想从越南中部起步，去看几处国人知之不多的世界文化遗产。2025年1月7日我们和王东成、林淑芳、吴玉仑、谷雨、姚毅军、丁宁、张红萍、焦玉莲结伴同行，乘国泰公司的航班，前往岘港。出关时已近午夜。导游阮小绒在关外等候。她自我介绍，本名阮氏锦绒，25岁，未婚，毕业于顺化外语学院，学了四年中文。没有来过中国，想在明年去一趟云南，去北京还没有经济条件。她说，从来没有带过教授团，心理有压力。我们说，不要有压力。她带我们到了一家名为马克西姆的酒店，给我们换了一些越南盾。我们对客房情况比较满意。

杨洪波和我相识的时间不长。他1978年考入东北师大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读硕士，后到清华大学教书，再后来从事外贸工作，直到退休。我和他相遇，是因为编印大学同窗文集。2022年，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同学自印了文集名《我的大学我的班》，张世满主编。几乎同时，东北师大历史系78级自印了文集《我们》，主编便是杨洪波。受张世满委托，我与杨洪波在北京见面，互相赠书，由此相识。我深知，主编不好当。同学之间，分散各地，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众口难调。主编同学回忆文集，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必须不图名，不图利，任劳任怨。见了杨洪波，感到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我们》上下两卷，印得十分精美。同时，他还送我两卷自著的旅游纪实，记录了他单枪匹马开车到西藏新疆自驾游的经历。我读后感到，行程艰险，令人称奇，文笔上乘，一看就是出自史家之手。他爱好摄影，图片拍得十分精美。我虽然也和朋友尝试过自驾游，与他相比，深度上大为逊色。他告诉我，正在计划欧洲游，准备用五年时间，把欧洲游遍。于是，我开始关注他的行踪。2023年的春天，他写了一首诗，表达心愿：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出去看世界。以往走过30来个国家，远不能满足我对世界的好奇。人生也进入垃圾时间，无所作为，不如去追梦，仅仅是我的梦，和大国梦一点儿都不沾边。轻轻地我走了，去看看这个世界。很久以前我和世界有个约会，却被繁杂琐事耽搁。心一直是放浪无羁的自由，双脚却被铁链紧锁。一个长梦做了半个世纪，身影却在虚幻飘忽的梦境中摇摆穿梭。理想和现实隔着山海，路上断不了坎坎坷坷，为了圆那个梦，攒足了勇气纵身一跃。哥们儿说我疯，姐们儿说我作，我坦承是个异类，不想四平八稳地过活。骨子里注满叛逆的精髓，怎么可以追随他人的足迹车辙。轻轻地我走了，紧紧拥抱这个世界。在地球上流浪，得到会比失去更多。管他这个那个，趟过人生最后一段河。废柴犹可生火，老马岂肯趴窝，晚霞也可以红极一时，夜里的流星有最美的闪烁。忘了少年岁月是否蹉跎，风烛残年也要唱响青春的歌。那年，他64岁。办下申根签证，他到西班牙海滨小城阿利坎特租了一间房，住下来，一边学语言，一边考驾照。中国没有加入《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中国驾照在国际上不通用，尽管一些国家允许使用中国驾照公证件开车六个月，但杨洪波的旅行计划不止六个月，而是五年，于是决定在西班牙重新考驾照。他不懂西班牙语，通过当地的交规考试就成了难题。为了突破语言障碍，他用4个月时间，终于考取西班牙驾照。他驱车上路，已经65岁。通过他的自媒体可以看到他的行踪。起初是短视频，他发了几百条。这些碎片，与其他人的旅游印象，区别不大。接着，他开始在公号上发表游记，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特色。他游得特别细。从西班牙东部，到法国南部，他就走了三个月。他是独行者，自己设计路线，自己开车，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既看了别人常去的热门景点，也看了别人不去的冷门景点。史家的眼光，使得他对文化古迹格外珍视。比如来到西班牙安里普斯考古遗址，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守门人对他网开一面，给他几十分钟，让他进去参观了大片的希腊社区、罗马社区，让他兴奋不已。他来到天体浴场，也入乡随俗，纵身入海，畅游一番。他的图文，看过的朋友，无不称道。丁东和张志鸿张志鸿是我一年多以前参加新三届海上论坛结识的朋友。1978年，他15岁，便考上华中师范院中文系。毕业后教过书，做过企业的中层管理。退休后，热衷于自驾游。他的微信公号名已经发表180多篇文章，其中游记比重最大。他旅游的态度就像考古一样认真。一些历史景点，他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反复观看，并查阅大量相关书籍，挖掘其中的历史底蕴。去年11月，我们随他参观湘潭乌石彭德怀故居，他就给我们详细指点，哪里是彭德怀撰写调研报告的地方，哪里是彭梅魁秘藏伯父手稿的地方，可谓如数家珍。这些细节，在他的文章都有体现。吴玉仑今年71岁，北大荒老知青，1979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央视工作，多年担任《读书时间》制片人。前年我们和他到恩施自驾游，气味相投，成为朋友。他的微信公号名瞎聊是自谦的说法，其实内容一点也不瞎。近百篇文章，内容多为在美国、法国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遗产的感受。吴玉仑从事电视编导，处理图像与文字关系驾轻就熟，与多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外文学艺术家相识，炼就了火眼金睛，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如何取法乎上，他心里非常清楚，这种眼光，自然体现于游记之中。三个公号的共同点，是图片好。特别是杨洪波，带着单反相机，一边旅游，一边拍照，选择的图片很讲究。同时，行文流畅，内容扎实，从容地讲述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他们都怀着求知的诚意，着意吸收文明的精华，而不是坐井观天，盲目自大。表达的思考，也有相当深度。可惜，这几个公号目前关注者还不多，处于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这不奇怪，自媒体粉丝的多少，往往与质量的高低并不成正比。一个优秀的公号，在海量的同类中脱颖而出，需要机缘，需要时间。我喜欢看一些有深度的游记，比如郭学明的《旅途上的建筑：漫步美洲》《旅途上的建筑：漫步欧洲》（机械工业出版社），郭建龙的《三千佛塔烟云下》《穿越蒙古国》《印度：漂浮的次大陆》（当代世界出版社)，都是精心写作的文化盛宴。和这些纸质书相比，几位朋友认真创作的自媒体，也不逊色，可以在网上免费浏览，我想，有心的读者不会错过。

我们即将进入2025年。辞旧迎新之际，丁东邢小群对新朋老友，道一声衷心的祝福！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还算勤勉，在公号里先后发表了170多篇文章，大致平均两天发文一次。目前可阅读的文章有158篇。其中30多篇出自朋友之手；18篇展示十多年前的微博，是别人回忆录或传记的摘录缩写；新写的文章约有百篇，内容集中在读书感受、旅游记事、追忆往昔、悼念逝者和口述历史几方面。临近岁末，公号六年来首次获得了留言功能，得到许多读者的回应，让我们十分感动，将鞭策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前行。回首五千年，放眼八万里，我们关心的事，想说的话，当然比公号内容更宽。然而，看到周围朋友自媒体的生生死死，我们想表达，却颇费踌躇。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绝非正常。季羡林先生名望不可谓不高，他也只能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道尽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无奈。好在线下交往，可以和熟悉的朋友敞开心扉，倾心交流。这让我们的感觉不至于迟钝，思维不至于阻塞。回想虎年春节，我们曾在公号上发文，提出三个珍惜：珍惜相遇，珍惜共识，珍惜和平。现实严酷，话音刚落，俄罗斯便对乌克兰发动了战争。强人点燃战火，百姓生灵涂炭，至今三年了，仍然看不到尽头。只能祈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无论如何不要突破和平底线，卷入战火。战争只会让百姓沦为炮灰，创伤几代人不能平复。我们祈愿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已经70多岁，尝过酸甜苦辣，走过崎岖坎坷，经历过理想的幻灭，深知常识常态的可贵。无辜的同胞被戾气伤害，文明的底线屡被击穿，我们不甘无动于衷。然而，人微言轻，渐入老境，我们只能默默地期盼，愿在明天的地平线上，看到黎明的霞光。相关阅读：虎年吉祥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给周小舟写信：“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告诉他只要揭发彭德怀，仍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么能批彭总呢？”毛挥手说：“你走吧！”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调广东工作。杨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没有把工作做好，心情很沉重，如果主席有空，很希望见见。第二天毛泽东接见杨说：“你办公厅的工作做得不错嘛！下去工作一个时期锻炼锻炼好嘛。”杨尚昆如实告田家英，田家英说，糟糕，如果狠狠地骂你一顿，就没有问题了。这样敷衍你，问题就大了。张爱萍1975年在七机部大抓整顿，有人称他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张爱萍说：“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1982年，李昭的存折找不着了，只好拿着北京市纺织局开的单位证明去银行挂失。家里唯一的存折里只有400块钱。办理挂失的银行工作人员不相信她是总书记夫人。李昭说，胡耀邦爱买书，爱招待朋友，家里存不下钱。田纪云说，在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时，我从未听到过诸如洞察一切、了如指掌呀，运筹帷幄、高屋建瓴呀，高超的领导艺术、驾驭全局的能力呀等肉麻地颂扬中央领导的语言。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他厌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胡耀邦辞职后，有一天翻看《张闻天文集》，看到一句话：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他用红笔划下，用赞赏的语气对儿子说：“德平，你看看这句话怎么样？”张闻天坐冷板凳时写出的这句话，引起胡耀邦的共鸣。有意游学者，请扫王可可二维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们晚年生活的理想。读书的感想，在公号上展示了不少。行路的体验，有的在公号上说了，有的没说。现在对龙年游踪作一回顾。今年三月，东北早春未到，大连是今年的第一次出行。小群没去过大连，说走就走。得于聪、李雅萱、王玉民等朋友帮助，我们用五天时间，密集参观了金石滩、金石园、地质公园、唐朝一条街、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万忠墓纪念馆、白玉山、旅顺博物馆、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景区、潜水艇博物馆、付家庄海滨景区、棒锤岛景区、东港景区、世界音乐博物馆、日本风情街、俄罗斯风情街、大连美术馆、中东路住宅区、中山广场、星海广场等几十处景点，还欣赏了于聪的相声表演，虽然，他们说没有赶上大连的好季节，但我们还是感到收获满满，留下美好的印象。巴基斯坦罗赫达斯要塞四月份，我们十几个老朋友组了一个小团，游巴基斯坦。我写了三篇游记。《走进哈拉帕：巴基斯坦纪行之一》《感受犍陀罗：巴基斯坦纪行之二》《又见莫卧儿：巴基斯坦纪行之三》。除了游记中提到的景点，我们还参观了费萨尔清真寺、国家纪念碑、国际友谊林、拉瓦尔湖，观看了印巴边境的降旗仪式。五月，朋友老村邀请我们到陕西澄城、韩城一游

十二天前，岳母以96岁高龄与世长辞，我参加后事料理，引发了对生死的许多感悟。写了《她在家中告别了世界》一文，引起不少读者共鸣。客观地讲，岳母最后一年多，虽然没进医院折腾，但躺在床上不能下地，走向失忆，作为一个生命，也陷入精神的低谷。儿女也好，保姆也好，爱莫能助。正巧，老同事田同生送我一本刚刚出版的《百岁活法》（中译出版社）。我想，结合他讨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田同生说，人生有三个年龄，自然年龄、生理年龄和健康年龄。自然年龄就是我们常说的年龄，从出生到现在，活了多少年就是多少岁。生理年龄则因人而异，有人活到七、八十岁，身体状况还像五、六十岁那样有活力。有人未老先衰，五、六十岁，如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健康年龄是一个更加触动人心的理念。人一但失去了健康，失能或失智，活着就失去了尊严，成为家庭的负担。如何让健康生命更长，不健康的生命更短，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目睹岳母晚年精神寂寞，同龄人大多走了，没人可以交流的痛苦，我甚至想到，人或许并不需要奢望百岁。我今年73岁，已步入老人行列。到哪儿参观旅游，都不用买门票。和我有相似经历的同代人，老三届也好，知青也好，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也好，都成了老人。同学聚会，话题往往离不开怎么养老。不久前参加一个活动，名曰知青康养考察。无庸讳言，战争结束后诞生的一代中国人，进入了老龄阶段。因为强推一胎化30多年，中国提前进入了老龄社会。如何延长健康年龄，让晚年过得有质量，有尊严？我想到很多。周有光先生的晚年人生最精彩。他不但自然年龄在全球名列前茅，而且活得质量高，百岁以后还能不断写出新著作，提出新思想，推动新思潮，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巴金的晚年是另一种情况。全身失能，痛苦万分。但国家意志要维持他心脏跳动，他想辞世而不能如愿。邵燕祥的人生也很精彩，健康年龄和自然年龄几乎一般长。活到87岁，头一天还能思考、能写作。在睡梦中，安祥辞世。琼瑶的选择不同寻常。她也活到87岁，感到自己行将失能失智，毅然自我了断。前几年，学者王富仁教授沉疴在身，感到生不如死，也选择自我了断。他们的勇气，令我敬佩。我们的公号里发表过曹培写陈司寇、张立华写林鸿英的文章，陈、林二位九旬女士，拒绝采用医学手段，拉长寿命。她们的最后一程，值得借鉴，仿效。人到七旬、八旬、九旬，身体机能衰退，是自然趋势。田同生提出的对策主要是以体育科技手段，延长健康生命。他71岁了，还在跑马拉松，已经跑过一百多场。他坚持增肌训练，练出六块腹肌。他又开了视频号，传播健身运动的相关知识，赢得大量粉丝。这些我都自愧不如。我认为，大运动量的体育锻炼，不具有普遍意义，效果因人而异。周有光老人生前与我有交往。我知道他并不从事体育锻炼，别说大运动量，就是小运动量的体育活动，也没见他参加。他就是不倦地阅读，不倦地思考，不倦地写作，也登上了当今人类健康年龄之巅。我的选择是不躺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脑子不能闲，脚步不能停，还在写公号，还想尝试自驾游，自由行。不知这种选择，对于延长健康生命，避免阿尔兹海默症，是否有效。不少和我们年龄相仿的老朋友也想旅游，但走不了，要接送孙辈上学。我总和他们说，不要为后代牺牲自己。现在不旅游，孙辈毕业了，你也老了，走不动了，后悔就来不及了。当然，这不仅仅是家庭的困境，也是中国社会的困境。小学生乃至中学生，每天上学放学必须由家长接送，是当今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国家有同样的做法。几十年前，我读小学中学的年代，中国也没有这种特色。记得我小时上幼儿园，有人力三轮儿童车，每天早上到家门口接，下午送孩子回家，一个月收五元钱。上了小学，买一张学生月票，一个月两元钱，自己乘公交车上学。有同学的父亲是国家领导人，住在中南海里，这些同学也乘公交车上学，绝不能用父亲的轿车接送。到了中学，大家就骑自行车上学了。中小学生由长辈接送的特色，也是新世纪形成的，直接的后果，就是把千百万爷爷姥爷奶奶姥姥拴死，让他们想出门旅游而不能。哪个教育部长能够中止这个特色，或可名垂青史。相关阅读：张立华：林鸿英大姐的选择曹培：陈司寇老师往事

时下流行视频号。在我心目中，周大伟、陈浩武、马国川，是当今高端视频号“三剑客”。“三剑客”内容都很精彩，陈浩武带湖北腔，马国川带河北腔，周大伟是京腔，在三人中普通话说得最好。周大伟和我母亲还有一层师生关系。母亲在北京31中上班时，周大伟在那里读中学。所以我们相识以后，说到这层前缘，更觉亲切。右二为周大伟，左二为笔者周大伟是具有公共关怀的法学家，思想犀利，文章一流。我们多次在朋友聚会中相遇。昨天，收到他送我的新书《陈立家口述风云往事》，我连忙拜读，原来，他和我们夫妇，成了口述史学的同行。我一向认为，做口述史，选择访谈对象至关重要。选对了，事半功倍，选不对，事倍功半。作为史学工作者，如果遇到重要的历史当事人，愿意对你敞开心扉，无疑是一桩幸事。周大伟成功采访陈立家，就是这样一桩幸事。陈立家（1939——2022），是美籍华人，父亲陈克非是国军抗日名将。陈立家在IBM公司担任工程师期间，正遇到一桩中国改变国际战略的大事，也是美国调整地缘政治，影响全球格局的大事。这就是19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春节期间访美。陈立家是这件大事的现场目击者和参与者。当时，美国政府接受一年前卡特总统访问波兰，译员使用不当造成误会的教训，为接待邓小平来访，精心选择中文翻译。陈立家10岁前生活在中国大陆，中学和大学在台湾读书，后到美国读硕读博，在美国大公司工作多年，能够贯通中西文化，还有理工科背景，几轮筛选后，他从上百人中脱颖而出，成为美方的首席翻译。接待邓小平旋风九日访美之后，陈立家又出任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副总裁，参与了平朔露天煤矿等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项目，见证了哈默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见、会谈。无疑，陈立家是一个难得的采访对象。采访陈立家，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策划的选题。当时陈立家80岁，他和夫人孟继鸿，在北京与北大出版社蒋浩商定了采访意向，请陈立家再次来北京时访谈。但陈立家返美后，感到身体不适，不能长途旅行，于是北大出版社委托在旧金山的周大伟到洛杉矶采访陈先生。2019年12月中旬，周大伟飞赴洛杉矶，登门与陈立家连续采访四天，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谈三个半小时，以后两年间，又和他通过语音叙谈多次，讨论历史细节，并参阅相关著作，终于完成书稿。遗憾的是，由于送审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没有机会在陈立家生前将本书印出。陈立家逝世后，只好拿到没有送审制度的对岸，由元照出版公司于近日出版。一本精彩的口述史，就这样走过了北京策划，洛杉矶采访，台北问世的曲折历程。陈立家对故国一往情深，身体力行，推动祖国的改革开放。他的讲述，弥足珍贵，不少细节可以填补国史空白。比如，邓小平在德州与50名石油公司老板共进晚宴，原来美方并未安排曾与苏联交好的哈默参加。哈默主动赶来，以分公司的代表受邀为由，混进了宴会厅。邓小平到达后，握着哈默的手说：“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以来中国帮助我们。”哈默说，“我非常愿意，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准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年纪大了，不能乘坐商业航班。”邓小平说，“这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我可以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接着，章文晋把哈默安排在邓小平身边就座。坐在同一桌的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脸色很不好看，也无可奈何。由此开启了哈默对中国的投资——建设举世瞩目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现在想来，邓小平选择哈默率先来华投资大型项目，自有他的考虑。外国资本家来中国做生意，在当时，意识形态阻力很大，而哈默20年代在苏联投资，列宁欣然接受，这就可以让国内那些口口声声膜拜列宁的人，没法说三道四。陈逸飞的油画在市场拍出了高价，水乡周庄的旅游火了多年，人们知道这和他的作品《双桥》挂在邓小平家中有关。谁知背后的故事？1985年哈默来京，给邓小平、赵紫阳各准备了一个美国造的水晶球做礼品。不料，前一天临时增加了胡耀邦会见，哈默把给邓小平准备的水晶球送给了胡耀邦。第二天拿什么礼物送邓小平呢？正好陈逸飞感谢哈默在美国对他的提携，送来一幅风景油画《双桥》，哈默并未在意此画，同意下属建议，顺手将此画当作礼物送给邓小平。此事被媒体披露，周庄一夜走红，旅游收入井喷式增长。这部口述史，即使放在国内审查机构面前，也很难挑出哪一条有违史实，哪一条政治不正确。然而，有规定在，谁也绕不过去。面对遥遥无期的审查，北大出版社只好望而却步，放弃一手策划的大好书稿，拱手送给对岸出版。幸乎？不幸乎？

从11月上旬到12月上旬，我们到湖南、广东、云南旅行了二十多天。《雨中游郑观应故居》和《寻觅旧时光》两篇小文，记述了在广东中山和云南建水、石屏旅游的点滴感受。此行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的景点远不止这几处。在湖南长沙，好友张志鸿带我们参观了黄兴故居。在浏阳，又和张志鸿参观了谭嗣同故居。到双峰，参观了富厚堂,走近曾国藩和他的后代曾纪泽、曾昭抡、曾昭燏……在广东中山市，我们参观了石歧镇总商会旧址上建立的中山市商业文化博物馆，了解郑观应的商业实践，还有当地四个归侨企业家，到上海滩创立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家现代百货公司。接着又走进翠亨村，参观孙中山故居。在珠海市唐家湾古镇，我们参观了唐绍仪故居望慈山房。这位民国第一任总理，回到家乡中山担任县长，成为地方自治的典范。还有留学文化馆，唐家湾走出的留美幼童之多，令人惊叹。这些景点之所以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一是建筑本身就是历史文物，二是展示了较多的相关实物。只要用心体会，就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动。曾国藩、谭嗣同、郑观应、孙中山、黄兴、容闳、唐绍仪，一个个应对三千年未有大变局的风云人物，在我们面前鲜活起来。睹物思人，不禁联想到中华民族现代化转型的艰辛与不易。当然，要想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仅仅参观几个景点，观察几个风云人物的行踪，远远不够。只有阅读一些宏观整体性研究的史著，方能由点到面，俯瞰整个中华民族的来路与去向。正好，刚刚回到北京，便收到了老友魏光奇的两部专著《无法与有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这两部书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刚刚推出的修订版。讨论的内容，正好是中国历史大转型中的地方政治制度。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早期是周制——分封制，后来是秦制——中央集权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百代都行秦政法，与皇权专制配套的郡县制，持续了两千多年年，成为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晚清，与西方文明迎面相撞，呈现出全面的败象。一个自成体系的古老文明，从根本上革故鼎新，何其难也！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跌跌撞撞，至今也没有走出历史的三峡。魏光奇教授的前一本书，梳理的是帝制崩解以前的基层政治体制，以“有法”与“无法”这一对概念统领，剖析郡县制沿续两千年的内在矛盾。后一本书，梳理的是帝国转向民国后，一段自治尝试的成败得失。民国终结了，神州又从苏联引进了一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秦制。思今抚昔，唏嘘不已。读史学专著，当然不如浏览名人故居、参观博物馆那样有趣。有意深入历史堂奥者，何妨一阅？相关阅读：雨中游郑观应故居寻觅旧时光——从建水到石屏

近日，小群完成了一幅张恒素描。张恒先生比小群年长十岁，是她的双重学长：太原五中和山西大学。小群入读太原五中是1965年，其时张恒早已毕业。入读山西大学中文系是1972年，又比张恒学兄晚了十年。所以，只是同校，而非同学。真正相遇，已经到了1978年。当时，张恒先生调回山西大学中文系教书，前一年小群也从明姜中学调回母校任教。二人成了一个系的同事。张恒老师在写作教研室，小群在当代文学教研室。在小群心目中，张恒先生既是同事，也是老师。写作课是枯燥的，张恒老师却讲得非常生动。他把写作要义，形象地比喻说明，用诗性的口诀，让学生记住，在有限的时空里轻松运笔。小群和张恒老师在校园相遇，不时交流阅读心得与文化议题。他对小群的教学也多有鼓励，让小群十分感念。较多的交往，已经是二人分别退休之后的北京重逢。二十多年前，张恒的女儿张之薇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研，导师是我们极为敬重的一位挚友。张之薇毕业后，留在艺术研究院工作，在戏曲评论领域相当活跃。张恒夫妇也从山西来到北京，在女儿身边安度晚年。让我们格外关注的，是张恒先生编了一本自己的诗集，书名《魅色诗踪》，共选作品一百首。上编64首“迷蒙的臆语”，代表诗人的艺术追求；中编24首“倾覆的嘶喊”，是诗人青年时代的应时之作；下编12首“晚岁的捧颂”，多为诗人晚年的遵命之作。中下两集每首诗前都附有短文，说明写作本末，兼作解析和反思。这种自编诗集的方式，在当今中国，实不多见。现在，自编诗文集的人很多。常见的方式，是按照今天的眼光筛选旧作，对明显不合时宜的篇章加以回避。当然，我也读过邵燕祥先生公开出版的《人生败笔》等书，有意把过时的旧作编辑成书，原样展示，立此存照，自我解剖。这样展示过时的旧作，意在反思，彰显历史档案的特殊意义。我们虽比张恒先生年轻，也是荒谬年代的过来人，也曾写过令人汗颜的作品，知今是而昨非，所以把旧作压在箱底。张恒先生追随邵燕祥的做法，在诗集中专辟一编，集中荒谬时代的标本，给后代留下警示，可谓用心良苦。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诗集下编的自我定位，张先生命名为“捧颂”。“颂”源自《诗经》。文学史家大多认为，“颂”不如“雅”，“雅”不如“风”。风雅颂相比，“颂”的艺术价值最低。“捧颂”仍是遵命文学，但非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类似的作品，时下大量产生，大行其道，人们习以为常。文字技巧娴熟的个人，领受组织意图，奉命操刀，有人感到荣幸，有人无奈接受。很少有人像张恒先生这样，坦言其中的尴尬。张先生说：2002年，是山西大学建校100周年，学校准备大庆，专门组织起多路临时部门分头筹办，并拟放弃90年校庆时的校训、校歌而重新厘定。随即张贴公告，挂出信箱，广征校歌歌词，入选人士厚奖。我作为原歌词作者，也觉得当时比较仓促，缺憾不少。因此，自己又认真琢磨，反复推敲，新写了两篇歌词投出。此后，数十篇应征稿件一律匿名打印，经过部分师生与中层干部等几轮投票选定一篇，复请校友、歌词作家张枚同审阅，开封后恰恰就是我的歌词。全文为：五千年黄土雄风，鼓我翱翔的翅膀；八万顷太行松涛，壮我刚健的脊梁。仰唐虞圣泽，播文明曙光；怀国之所望，冀登崇俊良。厚德博识，自胜自强；励学躬行，无怠无荒。让智慧飘香！让美誉流芳！让我们如花的生命，绽放永久的辉煌永久的辉煌辉煌煌……张先生解释：我的校歌中，“唐虞”指帝尧、帝舜，史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二位民族先祖皆出山西，显系一大荣耀；“国之所望”源出《诗经》；“登崇俊良”为1902年山西大学初建时，校门口的牌坊题词，出自唐人韩愈的《进学解》，有擢拔、培育英才之意，也是我校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厚德博识”、“励学躬行”、“自胜自强”、“无怠无荒”，包含了德才并举、知行合一的内容，也均从我国古代典籍中提炼而来。世纪之交，西南联大等民国大学的传统被重新挖掘，再度发光。张先生的创作，显然受此影响。这首校歌文辞简约，有古典传承。张先生说：负责此事者约请卸任校长程仁乾、李旦初，教授兼诗人马作楫先生等人再次征求意见，我遵照所提进行了修改。李旦初文化造诣很深，他认为，张恒此作，数易其稿，渐趋胜境，虽非尽善，亦可取矣，并提了三处修改建议。接着，学校从北京请来了一位音乐家，开始准备谱曲。孰料，我一人得中不免引来飞短流长，不能让你顺利过关。于是，谱曲搁浅，音乐家礼送回京，最终学校决定集体创作，就是如今所唱的校歌。时过境迁，转眼20有年。程、李二校长与马先生俱已仙逝，我则垂垂老矣。张先生将那首集体创作的歌词同时展示：长夜星光，文瀛激荡，飞雪迎春绽丁香；勤耕四野，勇拓八荒，育桃李天下芬芳；我们肩负希望，我们奋发自强；豪饮一路风雨，托起明日朝阳。渊智翰墨，德秀书香，世纪钟声催远航；传承文明，追寻梦想，创伟业科教兴邦；我们肩负希望，我们奋发自强，豪饮一路风雨，托起明日朝阳。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如果张先生不讲述这段掌故，谁又知道曾经发生过此等内耗，酿成了苦果？当然，让缪斯充当权力的婢女，任何时代，都不免孕育苦果。对于中编和下编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张恒先生心知肚明，固将下编内容单独列出，而非混入上编。因为上编才是他心目中的“风”。小群和张老师同事十余年，原先并不知道他的诗人生涯。直到今天读到他的诗集，见了他的成名作，也看到他不同层面的诗歌创作，才窥见一个诗人心灵深处的酸甜苦辣。后来，张恒先生将《弦歌三晋》《雅颂山西》等大著赠我们阅读，让我们受益颇多。

昨天开始连载母亲的回忆录《夕照回眸》，许多读者留言给予好评，期待后续。但遇到某种原因，连载只得暂时作罢。现选登母亲回忆录以外的一篇旧作，以飨读者。《莲池》与莫言张今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担任保定市文化局副局长。1979年，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说，市文联在文革中解散了，现在要恢复，需要一位领导人，我们一时想不出合适的人选，大家说你合适，你一直在文化艺术部门工作。有几位在省、市文联工作过的同志也几次要求让你去。我推辞不过，就调到保定市文联当了负责人。当时一个新单位白手起家，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我找莲池公园管理处主任借了一间房、一张桌子、几个凳子。又向财政局打报告，要了一千多元办公费，买了些办公用品。原来市文联的四个工作人员韩放、苑纪久、毛兆晃、夏昊归队，我和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商量怎么开展工作。他们提了不少建议。我见他四个人有三位当过编辑，另一位擅长戏剧和书画，于是提出，咱们可以先办个刊物，让喜欢文艺的人有个园地，也可以培养新作者，再说你们几位都是内行。大家一致同意。当即商量，叫什么名字？最后夏昊提议叫《莲池》。保定莲池始建于元代，是北方名园，我们又借房在此办公，大家都同意了。有的组稿，有的设计封面，很快印出第一期，社会反映不错，编辑们拿到车站、广场，一销而空。《莲池》创刊号当时申请正式刊号不难，很快办成了文学双月刊。《莲池》同仁合影莫言当时在离保定不远的狼牙山下当兵，开始给《莲池》投稿。他最初的稿子毛兆晃不满意，写了些鼓励的话，提了些修改意见，退了回去。没过多久，莫言又把修改稿寄来，毛兆晃看了还是不满意，提了修改意见，再次退回。就这么来回反复三次，毛兆晃被莫言的顽强精神所感动，加上作品本身也达到期望的要求，于是在1981年第五期上发了出来。这就是短篇小说《春夜雨菲菲》。紧接着，莫言又在《莲池》发表了《售棉大道》和《民间音乐》。我的女儿研究当代文学，我还让她给《民间音乐》写了一篇评论，也在《莲池》上发表了。当时，在《莲池》上连发三篇的作者并不多。记不得是第二篇还是第三篇，编辑们认为写得不错，但有几处需要修改，最好让莫言来一趟，面谈一下，迅速修改，赶上本期发表。于是和莫言本人联系。他说，身在部队，没法清假。我们又以市文联名义和部队联系。部队回答，该同志是即将退役人员，不能外出。我们再给部队发去公函，说莫言的小说写得不错，是很有前途的作者，有责任为他创造条件，成全他的发展。希望贵部领导准他几天假，让他来编辑部修改稿件。莫言请假获准，来到保定市文联。当时他穿一身军装，见人就敬礼，样子很腼腆，谈话很有礼貌。他进了编辑部，我们给他安排了吃住的地方，让他安心改稿子。不料他改稿时突然生病。我们送他住进医院。编辑钟恪民的女朋友是医院护士，也是我们的业余作者。我们请她对莫言给予关照。莫言病愈，对我们的安排很感激，对那位护士也很感谢。莫言在《莲池》上发表的小说得到了孙犁的好评。他后来怎么从即将退役的战士，成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员，我就不太清楚了。当时文学在社会上很受关注，部队也以培养青年作家为荣。莫言到北京后，名声越来越大。后来不知谁传来一种说法，说莫言在一次会上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在不出名的小刊物上发表的。”编辑部有人对我说，莫言成了大作家，看不起咱们啦。连《莲池》的名字都不愿意提。我说：他说的也对，咱们就是小刊物，和国家级的刊物差距很大。但小刊物上发稿的知名作家也不少，孙犁、李英儒、刘绍棠，都在这里发过稿，也不觉得掉价。作家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发表在什么刊物上，而在于是不是得到读者的喜爱。顺便说一句，铁凝当时刚刚出道，《莲池》也是她初试身手的地方。现在看来，关于莫言看不起《莲池》的传闻不真实，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还把自己收藏的《莲池》拿出来展示，把封面贴在网上。后来，《莲池》更名《小说创作》。随着文学热降温，杂志销路下降，经营亏损。我提议，办一个通俗性的文摘小报《大千世界》，以报养刊。《大千世界》挣了钱，也养了刊。但很快《大千世界》被上级部门叫停。保定市文联的刊物也无疾而终。这时，我已经离休了。相关阅读：母亲安息她在家中告别了世界张今慧：《夕照回眸》（一）

母亲去世已经七天了。民间风俗，“头七”要祭拜。我们考虑，燃烛点香，不如展示她的文章。于是决定，从今天开始，连载她的回忆录《夕照回眸》。这部回忆录，有多位读者留言，希望阅读。我们昨天终于找到了完整的电子文本，可以让读者分享了。第一章

我们的公众号登出《母亲安息》《她在家中告别了世界》两文后，数百位朋友和读者在文末和微信群留言，向我们表示慰问，我们深受感动！谨向朋友和读者表示由衷的感谢！一个朋友留言说：“你母亲一生够精彩，寿终可正寝。”其实，母亲在勤奋工作的同时，也尝尽了生活的甜酸苦辣。母亲退出工作岗位后，很想把自己一生经历写下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深知，写作是一种精神释放，是对自己一生的交代，也是对社会和历史的回应。最初，母亲一气呵成，写了五万多字，让我帮助她录入电脑。我与她交谈，建议某些事情可进一步深化、细化，她又增加了三万多字，形成《夕照回眸》一书。得好友王笑梅帮助，由溪流出版社付梓。女性主义学者张红萍、沈睿为之作序。今天，张红萍又在公众号发表文章，悼念我母亲。特转发如下：一个中国女性的世纪追求——缅怀张今慧张红萍张今慧女士于2024年12月11日9时30分在保定市家中辞世，享年96周岁。惊闻噩耗，不胜悲痛。张今慧是我大学老师邢小群的母亲。2010年夏天，我和好友沈睿，有幸在邢老师家中与她相识。那年，老人82岁，刚刚写完一部自传《夕照回眸》。我从邢老师手中看到这部书稿，读后十分震惊。她的人生，竟然是中国女性一个世纪追求自由的曲折历程的缩影。在我心目中，张今慧女士不但是一位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女战士，是一位追求女性解放的职业妇女，也是一位当代女性主义的先驱。她的性别意识特别强。这部自传，是一个觉醒的新女性的人生反省，是批判男权社会的檄文，也是一部中国女性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奋斗史。1928年3月8日张今慧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旧式农民家庭。家中已有两个姐姐，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希望生一个男孩，但生出的却是女孩。秋瑾出生时，望子心切的父亲听到女孩的啼哭，立即转身而去，数日不来看望一眼。张今慧也因为是女孩，被父母、爷爷当“土坷垃”对待。三年后，母亲生下一个男孩，被全家视为“金疙瘩”。奇巧的是弟弟和她的生日是同一天。过生日时，母亲到奶奶庙、观音庙为弟弟祈福，将锁儿戴到弟弟的脖子上，希望观音菩萨保佑弟弟平安长命，所有人围着弟弟祝福，却没有一个人理睬年长三岁的姐姐，更没有人送她礼物。男人生下是璋，将来要光宗耀祖；女人生下是瓦，只配放在床下。女孩子的命就像草，在冷漠、冷眼和不公中长大。之后，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竟然在四个月时就停了妹妹的奶水，让给弟弟吃。结果妹妹一生体弱，23岁得了肺病，早早离开人世。张今慧6岁前生了眼病，疼得要命；每年冬天咳嗽，甚至咳血，但家里不给请医生。张今慧不像两个姐姐逆来顺受，她有一颗不屈的灵魂，7岁就立志，长大了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家。在小伙伴中，她纺线是冠军，跑步是冠军，割草、收树叶是能手。她想上学，父亲反对，爷爷阻拦，他们只需要她做家庭中的劳动力，她非常伤心，就偷偷地跟着表哥学习。后来，抗日根据地的村委会要求所有孩子必须上学，她才圆了上学梦，上到高小。当她读书比弟弟好时，爷爷才说，三闺女心灵，可惜是个女孩！她胆大、有勇有谋，1941年，她当上了儿童团团长。17岁那年，她和村里11个同伴一起投奔八路军，5个半道回家，只有6个人到了部队。她成了文工团员。投身革命队伍，她想象自由的燕子一样展翅高飞。但18岁那年，队伍却给她安排了另一个角色。28岁的文工团团长尚未结婚，看上了她。组长来说媒，她说结婚是未来的事，现在不想结婚。副团长夫人又来说合，她再次拒绝。后来团长亲自出马说服她，她说，没有结婚的愿望。然而，团长的结婚申请报告被组织批准了。因为他符合“二五八团”条件——二十五岁以上，参加革命八年以上，团级以上。副团长和指导员开始操办婚礼，张今慧却蒙在鼓里。知道大家操办的婚礼，原来主角之一是自己，她立刻去质问团长：“八字还没一撇呢，怎么能说结婚？”团长说：“你没有拒绝就是同意呗。”她说：“你们向上级写结婚报告，为什么既不经我同意，也不告诉我？”团长说：“这纯属同志们和组织上的关怀。”她说：“关怀，关怀，当然是关怀你了！”张今慧悲从中来。在革命队伍中，总是宣传妇女已从野蛮落后的婚姻制度中解放出来，正是这种宣传让许多女学生来到革命队伍中。怎么她来到部队刚一年，就“被结婚”了？！《夕照回眸》中写到，战争年代，革命队伍里的领导干部，当他们够结婚条件，“年龄偏大，只要他们选中某个人，女方如果不同意，组织上就千方百计撮合成婚，使一些女性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像我这样始终拒不同意，单位领导利用职权寻找时机突然举行婚礼的事，却实属罕见”。正如戴锦华说：“解放的到来，并不意味着、至少是不意味着她们将作为新生的女性充分享有自由、幸福，而意味着她们应无保留地将这自由之心、自由之身贡献给她们的拯救者、解放者。”在革命队伍中，一切要服从组织，张今慧没有料到，自己的婚姻也要服从组织。《夕照回眸》中说：“那些以组织名义出面的人，他们为了讨好领导，对党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置若罔闻，背道而驰。这种滥用职权、无视女性人格，践踏女性尊严，剥夺女性自主权的恶劣行为，是很不道德的，莫不有损党的威信。”张今慧回忆：“（婚后）在一块时，他也没有多少话说，既不关心我的生活，也不关心我的学习，也不谈他自己的事。我心里总是不痛快。虽然是新婚，没有亲热的感觉。”不管有没有感情，孩子却是一个接一个出生。从19岁到31岁，她生育了7个孩子。丈夫一辈子不干家务，也不管孩子。第一个女儿的手指头坏死，必须切除，又得了百口咳，住院几个月，张今慧忙前忙后，累得昏过去，丈夫没有替换过一次，也没有打过饭，洗过尿布。这让我想起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说的话：“同是革命队伍中的人，女人却必须尽生育和养育孩子的义务，男人们实现着他们的抱负，同时实现着他们地位的不断上升。女人们却必须为孩子付出许多。你不生孩子吧，人家说你没尽女人的义务，你生孩子而且热衷于孩子养育吧，男人们说你落后，总之当他们要甩你的时候，总是有充足的理由。”进入北京以后，她有机会作为调干生，进入大学深造。文工团指导员的妻子和她是好友，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后来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她也想上大学，丈夫说，你上学，孩子谁管？张今慧一面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一面上班工作。她热爱工作，因为工作能体现她的社会价值。在工作中，她比在家庭中更快乐。她善良、正直，有能力，有主见，有巨大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她做过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图书管理员，创办了中国作家协会幼儿园，担任园长。她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和一群外国文学专家相处得十分融洽。1965年丈夫要调离北京，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为了留她，提出可以把丈夫调来。丈夫却不愿意沾妻子的光，硬是让全家一起离开北京。她随丈夫到湖南、山西，颠沛流离，最后落户河北保定，担任保定市文化局副局长，筹办市文联，担任文联主任，期间纠正了单位积攒的多起冤假错案。她主持创办的文学期刊《莲池》，成为铁凝、莫言等文坛新秀破土而出的平台。她主持创办的文摘周报《大千世界》，发行量达数百万份，挣下的钱解决了单位职工的住房困难。她为人正直、热情、助人为乐，走到那个单位都受到同事们的尊敬，称赞她是一位厚道、周到、公道的好领导。张今慧女士以将近百岁的高龄远行，可谓仁者寿。我愿把月桂的枝条织成花冠，献给这位追求解放、自由、自主的女性主义先行者。愿她一路走好！

岳母张今慧走了。她在世上，走过了95个春夏秋冬，又在家中床上躺了14个月。12月11日上午9时30分，她停止呼吸。保姆为她穿上了寿衣。中午12点，我们打电话联系保定市殡仪馆。下午1点，灵车到，我们抬棺登车，护送她进入殡仪馆太平间。13日上午10时10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完成了遗体火化。岳母以近97岁的高龄，辞别了这个世界，她走得很安祥。她最后一次进医院，是六年前，呕吐。那两年，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呕吐一次，常常是吃的不合适造成的。这次妹妹决定送她到医院检查，医生看了化验单，说她血色素太低，保姆又说大便偏黑，其实是她饭前吃护胃药造成的，保姆和妹妹都不知道。医生怀疑她胃出血，决定给她输血，但血库里没有合适的配型，建议她转到北京。妹妹叫了救护车，一路陪同，上了高速公路。弟弟联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同意接收。经重新检验，在ICU病房输了血。但等不上普通病床，我们只好把她拉回保定有病床的医院。是不是胃出血？医生仍然不能确诊，但不让她进食进水，说最少要输液15天，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岳母说，特别想喝小米粥。我说，舟车劳顿，她已经够难受的了。再不让吃饭喝水，不会增寿，只会折寿，别在医院折腾了。岳母输了几天液，决心回了家，慢慢恢复了正常饮食，身体也没有不良感觉。以后，再也没有查过血色素。一场疑似胃出血的风波，就这样不了了之。从此，家人达成共识，老人尽量不住医院，虽然她是离休干部，可以全额报销。她住在家中，靠保姆一对一地照顾。我们姐妹兄弟，按月排班，轮流回家看望。接着就遭遇三年疫情。看望成了奢望。有一次，我们事前与保定社区联系，可否回去看望老人？答：可以。我们乘火车到保定，刚进家门，居委会便打来电话，说本市区发现一名疑似，要求我们到酒店自费隔离14天，或赶快离开保定。我们只好匆匆告辞，提心吊胆地返回北京。回家还是被安了电子门禁，隔离了好几天。回想起来，岳母幸亏选择居家养老，如果住养老院或医院，成年累月不准亲属探视，真是不堪想象。我们有朋友，长辈住院两年间，都不许探视，直到去世。还有朋友从国外万里迢迢回来探望母亲，养老院也不让见面。疫情结束时，岳母和保姆难免染上新冠，但不严重，发了两天低烧，就过去了。大家都说，老太太命真大。2023年9月，她在床边坐了一个屁股蹲，腿一碰就疼得受不了。请大夫到家里诊断。大夫说，是不是骨折，在家诊断不了，得送医院，拍片子。我们商量，不送医院了。就算诊断为骨折，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愈合手段。伤筋动骨100天，只能靠自愈。送到医院检查，抬上抬下，不知得让她遭受多少次剧烈的痛疼。我儿子马上给姥姥订购了可升降、可翻身的自动护理床。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但从此以后，再没有力气下床。保姆王同芬把她照顾得很好，直到最后，干干净净，身上也没有生褥疮。她饭量不错，早上能吃两个鸡蛋，一碗奶；中午能吃十来个饺子。她的困扰主要是精神寂寞，盼着儿女们去看她。不能行走，身体便日趋衰弱，肌肉逐渐流失，就这样，她慢慢地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力。在家中离世，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她停止呼吸以后，妹妹拨打120，请急救车上门。对方问老人情况，妹妹实话实说，刚刚咽气。对方说，人死了，就不属于我们的服务范围了。只能选择另一个途径，通过社区开具死亡证明。社区知道老人的情况，每月发放高龄补贴，他们都要通过视频了解老人的身体状态。他们在证明信上盖了章；社区卫生站也盖了章，他们原来可以开具死亡证明，最近这一权限被收到乡卫生院。我们拿着两份盖章证明，找到乡卫生院，医生让我们看贴在墙上的规定，出具死亡证明，要提交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和办理人的身份证，还要提交一张所有直系亲属对死亡无异议的文书。这可让我们作了难。岳母有五个儿女，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太原，最远的在广州，正在赶来的路上。如果等大家都签字，再开死亡证明，殡仪馆那边的后事安排就很难确定日期。好在乡卫生院医生通情达理，允许我们先拿死亡证办理丧事，后补亲属无异议文书，总算没有影响丧事的顺利进行。如果不是这位医生的人性化处理，我们在开具死亡证明环节就卡了壳。回想七年前，我母亲95岁时，凌晨两点多呼吸渐弱，我们打120，急救车大夫半夜上门做了心电图，确定老人家已经离世。第二天，让我们到急救中心取回死亡证明。我们当时就思考，岳母也可以这样选择。母亲和岳母我觉得，高龄老人在家辞世，是一种合乎人性的安排，起码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生命垂危的老人送进医院，医生明知回天乏术，也不可能不检查，不抢救。化验，插管，用药，打强心针，心脏按摩，占用病床，进ICU，都是常规操作。人在医院过鬼门关，支出几千到几万元，司空见惯。有些高干，在医院用人工手段延长寿命，医疗支出更是天价。这样做，于个人，于家庭，于社会，是必要的选择吗？值得反思。如果高龄老人尽量选择在家中辞世，成为社会风气，节省的医疗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相关阅读：母亲安息提供绝版书电子版，有偿服务，需要者可以搜索微信号sjyxkj02或扫以下二维码：

2024年12月11日9时30分，家母张今慧在保定市家中安详地辞世，享年96周岁。家母张今慧1928年3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晓林乡中佐村,在抗日烽火中参加八路军，成为文工团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国作家协会、《世界文学》编辑部、山西省群众艺术馆等单位工作，离休前为保定市文联主任。曾主持创办文学期刊《莲池》，文摘周报《大千世界》，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有《夕照回眸》等著作存世。尊重家母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不惊动亲戚朋友。遗体今天上午已经在保定市殡仪馆火化。母亲安息！邢红英、邢红霞、邢小群、邢晓明、邢跃泣告2024年12月13日附：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夕照回眸》片断张今慧1959年底，又调我到作家协会《世界文学》编辑部担任党支部书记、秘书组长，我一听，大吃一惊，那是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那些人都喝过洋墨水，洋味很浓，被称之为“资产阶级大本营”，听说和他们很难相处，曾去过两任支部书记都没有呆多久就调离了。我这个来自山沟的小土八路，文化又低，怎么好和大知识分子们打交道呢？我找到作协秘书长张僖同志亮明了我的观点。他笑笑说，恐怕你是多虑了，让你去是经过领导会议研究决定的，你在几个单位干得都不错，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能团结大家一道工作，这是个很大的优点，你进取心强，有朝气，遇到问题难不住你。我说：行了秘书长，别给我戴高帽子了，对这个工作我实在怵头，恳请领导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吧。“好吧，我们再商量商量。”过了几天答复我说：“经领导会议再次研究，认为你能胜任这一工作，原决定不变。”我只好壮着胆子进了所谓“资产阶级大本营”《世界文学》编辑部。这个编辑部，人员编制20多名。其任务是把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登在刊物上，以便于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了解世界，便于文化交流。编辑部的主要领导人是外国文学专家陈冰夷和作家、诗人邹荻帆，加上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组成领导小组，重要事情由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编辑成员大部分是解放前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优点，各有特长，工作严肃认真，互相尊重相处融洽，拥护党的方针政策，愿将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奉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头上还戴着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认为自己是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有的家庭成分偏高，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或有什么历史问题，难免有些思想压力。他们言行谨慎，唯恐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招灾惹祸，对有关政治性问题很敏感，不轻易表态。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这个20多名知识分子都未受到冲击，看来还真是沾了“少说”的光。据了解，有的党员干部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革命的，是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过来的，认为解放前的知识分子思想落后，对他们不够尊重，表示冷淡，使他们存有戒心，敬而远之。我主动接近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工作及家庭情况以便及时帮他们排忧解难。朱海观同志，年龄较大，身体不好，一到冬天常犯哮喘病。见她犯病时，我就和他的组织商量让他休息一段时间，或是在家里工作，以免来回乘车加重病情。对情绪不好的同志，我就主动找他谈心，如陈敬容谈心后才知道她和丈夫离了婚，带着一个七岁的女孩，很让她操心。并说出了一些人解放前和她一起工作过，现在都比她工资高，她心里感到很不平衡。我肯定了她的工作，鼓励她精神振作起来，级别、工资问题，以后有机会组织上会考虑的。她说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感到好受多了。又如罗婉华，夫妇俩都在编辑部工作，如有个柱着双拐上小学的残疾儿子，被同学撞倒造成骨折，需要治疗，经济拮据，思想压力很大。经领导小组研究，给予了适当补助，并向她的组长打了招呼、照顾她给孩子看病。夫妇二人非常感激。和年轻人更容易接近，从苏联留学回国不久的沈宁同志（她是夏衍的女儿），性格活泼、对人热情，她见我穿戴古板，就主动提出要帮我改变一下装束，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带我到百货商场买了一块她认为很好看的花条人造棉，给我裁了一件布拉几。她的手艺使我感到吃惊：“你这洋学生怎么还会裁衣服？”她说在莫斯科学习时学会的，那里的姑娘们都是自己做衣服，让我快点做好穿上。我和大家相处非常融洽。既消除了我接近知识分子的畏难情绪，也消除了他们对党员干部敬而远之的戒心，彼此坦诚相见。他们有意见都能当面谈，或是找我个别谈。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想叫我去品尝。1960年底，我被评为工作跃进二等奖。1963年评级时，不少单位竞争激烈评不下去，我单位进展顺利，评得大家心服口服，这主要是大家对中央文件精神能正确理解，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也和我主动把评给我的一级让给了级别较低的人有关。作协领导曾在大会上对我单位和我个人进行口头表扬。在那段工作中，我被作协的同志们戏称为“穆桂英”。虽然做出些成绩，但总觉得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我身边都是些大知识分子，又都是外文专业人员，感到很不适应，就下决心学一门外文，以便更好的工作，于是就向我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学起英语。利用大家做工间操的时间请她教我，学完字母后，就学些生活用语：“你早”“你到哪去呀”“她的布拉机真漂亮”等等，我很感兴趣，早、晚抓紧学，上下班坐在电车上还默默背诵。编辑部每年年终对全年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进行一次检查，根据文艺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看哪些作品产生了好的效果，哪些作品存在问题，什么性质的？各组检查本组翻译发表的作品，我们领导小组成员各分一部分，逐篇过一遍，然后写出书面总结。我对这项工作特别认真，出于自尊和虚荣心，不愿让别人说我是外行，不懂文学艺术，自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更不能露掉有关政治性的问题。在总结会上谈作品时，我摆出的问题还得到大家的赞同，主编陈冰夷说：“你看问题还挺敏锐。”1963年，上级决定将《世界文学》交给外文所，直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领导，很快要搬过去。开会传达后，我立即找了作协秘书长张僖，要求把我留在作协，因为我对外文一窍不通，不想去一个上下都是搞外文的单位。张僖说：“我们原打算把你留下，那边不同意，说他们缺少你这样的干部。外文所的所长何其芳说了上级定的是一锅端，你们要把张今慧留在作协，整个编辑部就不要过来了。你看，作协还敢留你吗？”就这样，我随《世界文学》编辑部一锅端到了外国文学研究所。一天，何其芳同志在办公室主任陈卫同志的陪同下来看我们，陈冰夷同志指着大家一一向他作介绍，当介绍到我时，“噢，你就是张今慧！你为什么不想到外文所来呢？”我说我水平低，又不懂外文，怕进这个大庙儿。他笑笑说：“庙儿再大，你也是在这个编辑部嘛！不要怕，工作上不会让你为难的！”大家都笑了。本来大家不知道我不想过来的事，叫他这么一说，我很不好意思。他又问长问短说了一阵，指着陈卫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咱们这位办公室主任，他还是咱这里的党总支书记。”我真没有想到，这个大名鼎鼎的专家，是如此和蔼、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干部架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还常在公交车上碰上他，互相问候。我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整整5年，当我调离北京时，编辑部的全体人员都来到火车站送行，没有上班的病号也拄着拐杖来了。大家都表示希望我再回编辑部来。当我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时，他们那热情诚恳的目光使我热泪盈眶。火车开动了，大家都高高地扬起手喊：再见！“一路顺风……”陈冰夷和邹荻帆两位领导大声地喊着：“编辑部的大门永远给你开着！……”我被感动的说不出话来，泪水难禁。孩子们对这个场面感到惊奇，爱说话的三女儿说：“妈妈的人缘真好，我长大了像妈妈这样就好了。”相关阅读：《莲池》往事

近日收到李昕所赠新书《翻书忆往正思君》（上海三联书店），我和小群都读得津津有味。本书是27篇随笔的结集，作者回忆了出版生涯中和周有光、杨绛、杨振宁、傅高义、沈昌文、吴敬琏等各界名流的交往，生动细节很多。其中，对几位曾经共事的出版家的记述，印象尤深。1982年，李昕从武汉大学毕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供职14年，曾在韦君宜、屠岸、陈早春麾下做编辑。《本色韦君宜》《君子屠岸》《倔强而沉静的书生——出版家陈早春侧影》三篇文章记录了当年往事。对这些已故的著名出版家，他不是一味赞美，而是以细节呈现他们的性格。以陈早春为例：李昕说：在参加《鲁迅全集》的定稿时，他凭着自己对于多方史料的搜集，言之凿凿地考证出20世纪30年代化名“杜荃”攻击鲁迅先生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的人是郭沫若，解密了一桩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疑案，引起学界轰动。对这件事，郭沫若本人是不承认的。而陈早春要将这一考证写到《鲁迅全集》注释中，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为郭沫若的形象需要维护。初稿送上去，这一条注释被定稿组删去，第二稿他仍然这样写，又被划掉。于是陈早春犯了倔劲儿，他非要把这个疑案坐实不可。第三稿、第四稿都被删去此条以后，他决定向党中央上书。写了一篇4000字的报告送上去，经胡乔木亲自批示，同意将这条注释加在《鲁迅全集》第4卷中。郭沫若即杜荃，遂成历史定论。1986年他刚当总编辑时，中国作协书记鲍昌来电话指责“人文社”几位老同志支持丁玲创办《中国》杂志，是在搞宗派主义。陈早春二话不说就硬顶回去，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是中国作协的下属单位，不搞圈子，不立山头，不拉帮结派。他告诫这位领导不要指手画脚，两家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某位从社里调离的领导，因为支持极左而丢掉了官职，部里准备安排他回人文社重操旧业，因陈社长和前任社长韦君宜一起抵制而最终无果。某机构负责人在退休前夕，自己活动要到人文社任职，局里几乎要下批文，这时陈社长向熟悉情况的编辑们了解，知此人在文坛上口碑非常不好，便找到局里，直言人文社不是垃圾场！从而严拒此人。对于自己信任的业务干部，他也是不惜以“抗上”来保护。风波发生后，上级有人坚持要给两位中层干部以党纪政纪处分。陈社长据理力争，又是致函，又是电话，又是面谈，坚持用批评教育的方法解决两人的问题。李昕便是两人之一。1988年，国家出版局将《金瓶梅》节本的出版权授予山东的一家出版社，而不准人文社的版本重印。陈早春为此到局里去和一位领导辩论一场，指出人文社的《金瓶梅》（词话本）较之山东的《金瓶梅》（张竹坡评点本）的若干优胜之处，使得局里最后只好同意“人文社”继续出版此书。1990年代，《当代》发表邓贤写淞沪会战的文章，因涉及对冯玉祥的负面评价，被冯的女儿告了一状，领导做了批示，说是要严查。陈社长面不改色，在社里开座谈会，他把相关的编辑都找来，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不会处理你们。长篇小说《白鹿原》刚刚出版时。有人认为这本书“不仅是黄色的，而且是反动的”。陈早春认为这种事情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于是立即筹办专家座谈会，请学者们提供专业意见。同时他把样书送给陈涌。陈涌表达了支持此书出版的看法。专家和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几十年来十分难得的一部小说，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贡献。陈早春把这些意见反映上去以后，上级机关有所松动，但是仍然不准重印此书。此时正值第二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开评，应多数评委的要求，陈早春毅然支持将《白鹿原》列为第一名。《新文学史料》杂志主编牛汉是一条硬汉，坚持求真务实的办刊方针，发表文章，要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本来面目，因而引起文坛强烈反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几十年来以冯雪峰和胡风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受到不公正待遇，所以该刊组织过一些文章，细述当年旧案原委，目的在于澄清史实。然而有些人对此看不惯，说《新文学史料》被牛汉办成了雪峰派和胡风派的同仁刊物。韦君宜当政时就有此议论，以至韦老太曾商请牛汉，“咱们是不是可以停刊？”牛汉自然是不愿，顶住了。到了陈早春主政的1987年，同样的议论又传来，意思是这个杂志应该换主编。正好此时，牛汉也到了该离休的时候。但陈早春认为，牛汉不能走，不过可以变通一下，用加强管理的方法解决问题。所谓加强管理，就是由他和牛汉两人担任双主编。他对牛汉说，你照样编你的刊，我只挂名不参与编务，出了问题我负责。“如有来自外面的压力，由我去扛。我光棍一条，没有什么羽毛需要特别珍惜的”。这样，牛汉又继续放手主持《新文学史料》编辑工作10年，直到1997年他年满74周岁为止。陈早春一而再再而三地抗上，当时的上级领导仍然让陈早春担任总编辑、社长超过10年，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历史上任职最久的一把手。放在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李昕不但记述了陈早春的风骨，对于有同样追求文化界人士，他也敏锐地把握。比如，邵燕祥去世时，他了解到邵燕祥1988年3月29日曾给杜高写了一封信——今读《人民日报》上尊文，我完全同意你的议论。我是从《文艺报》上得知对严剧结尾有争议，才看了十二、十三和十四、十五两次四集的。为了此剧尊重了历史的真实，我对编剧顾尔镡等同志的胆识表示敬佩；为了你对此剧的支持，和对结尾两集的悲剧意义的深刻分析，向你致敬。于是，李昕主动联系杜高，前往造访，了解背景，急就一篇《为了对得起曾经的苦难》。1988年，江苏电视台和南京电影制片厂合拍了电视剧《严凤英》，

最近，本公号陆续发表柯庆施片断、陈伯达片断、汪东兴片断、康生片断、王洪文片断、高岗片断、姚文元片断、张国焘片断、王海容片断、吴法宪片断、邱会作片断、纪登奎片断、江青片断、林彪片断和外事花絮、文艺花絮、1975年花絮。这些片断和花絮，都是十多年前所写。当时，新浪微博风靡一时。网易不甘寂寞，也创立网易微博，参与竞争。他们约我开设读史专栏，取名“红墙深处”，希望我以高层细节为主题，每个月发二十条微博。因智能手机还未流行，所以对微博有字数限制，新浪微博限制为140字。网易微博稍微放宽，限制为160字。栏目标题#红墙深处#占6个字，实际只能写154个字，含标点符号在内。如此短的篇幅谈史，实为削足适履，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篇幅交待史料的出处。我觉得，每天发一条，无需耗费大块时间，于是操作起来。好在读者把微博当作文化快餐，并不计较学界行文规范。进行了一年多，网易统计读者已达1600万。我觉得数字可能有水份。又想，真实的读者如能有十分之一，也算不错。我先后发了数百条，内容大抵是摘抄回忆录，将有意味的细节缩写到154字以内。回忆录的作者有邱会作、吴法宪等，还有吴德等人的口述史，以及一些传记，年谱，也包括我认为可信的网上忆文。一年多以后，网易突然通知我，这个项目停止了。专栏瞬间在互联网上消失。可惜，我事先不知会有变故，没有很好保存数据。几乎同时，我的电脑出了问题，怎么也打不开了。想查往日的数据也不行了。后来，我就死了心。渐渐把这段开微博的经历忘却了。最近，我打开一个多年不用的U盘，发现里边有一个文件，题为“红墙深处”，大约有400条，虽然不是所发网易微博的全部，也是其中大部。我打开重读，觉得有些意味。于是决定在微信公众号上重新展示。一些读者，表示很感兴趣，甚至说这是当代的“世说新语”。也有读者提出，应当作些补充，说明一些人的职务、背景和相互关系。我考虑，如果扩充内容，就失去微博的特色。还有读者提出，应当注明出处。几年前，我住的村庄遭遇强拆，我家虽然幸免，但藏书在转移中打乱。况且我微博并非原文全部，而是缩写版，所以决定不再注释，还希读者见谅。再选几则，以飨读者：50年代搞民族识别，认定中国有50多个民族，还有100多个群落要求成为单独的民族。龙云一开始就不赞成。他说：“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没有那么复杂，大家都是一个祖先。大家同系一族，因地名而异。就像云南的洋芋，河北叫土豆，山西叫山药蛋一样。从行政的观点来看，少数民族分多了不好，增加工作和安排的困难。”1957年，龙云向中央领导建言：“我们援外预算太大，应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被当成右派言论，彝族抗日名将龙云当时位列少数民族六大右派之首。1957年华罗庚、童第周批评科学管理体制，反右开始后岌岌可危。张劲夫找到毛泽东说：“我们中国有句话：‘物以稀为贵’呀！向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中国现在没有多少科学家呀，现有的老科学家是宝贝，是‘国宝’啊！因此，我的意见采取保护政策。不然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就很难实现。”毛说：“你张劲夫竟敢讲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汪曾祺曾被划为右派分子，江青赏识他的才华，让他当京剧样板戏编剧。虽“控制使用”，还让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在江青面前可以翘二郎腿抽烟。汪认为，江青对京剧比较内行，唱词好坏有鉴别力。《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人的戏，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改动很成功。抗战结束后，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设计金圆券，让宋子文采纳，使国民政府金融崩溃，信用扫地，尽失民心。1963年8月，冀朝鼎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任上病逝。周恩来力主高规格治丧，有人不解，周恩来说：“你们打仗的讲一次战役就歼灭了多少多少国民党，但你们加起来未必顶得上一个冀朝鼎的贡献。”1970年，中国和朝鲜比赛乒乓球，中央广播事业局规定解说时彼此相差不超过2分时，可以报比分，快接近比赛结果了，不再报比分，每一局的结果不报，最后的总成绩不报，转播员不使用目前谁领先、谁落后的话语，现场裁判宣布比分的声音不要从转播中传出来，这样体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60年代初，林彪提醒自己，对毛一不干扰人之决心，二不批评，三不报坏消息；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1962年3月的一天，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写个报告，说身体实在不行，请求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秘书拟了稿子，念给林彪听，林彪说可以了。誊清后封好，要送中南海。叶群问什么事。秘书把写信的事讲了。叶群紧张地问：发走了没有？秘书说，还没有发。叶群松了口气，吩咐：压下，压下！等我的消息。她和林彪讲了些什么，秘书不得而知。最后此信未发。文革初，周恩来派毛远新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介入延边问题。毛远新觉得应当与林彪通个气，于是到林彪家拜访。林彪不知何事，先不出面，让叶群接待。叶群向毛远新问清缘由，再向林彪汇报。林彪知道是周恩来的安排，于是拿出战争年代缴获的勃朗宁手枪，当面送给毛远新，对他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工作表示支持。九大以后，毛泽东曾带张春桥到苏州看林彪。毛泽东说，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林彪不吭声，毛泽东又追问，你看小张怎么样？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借着谈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1971年5月23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军区一、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此信未发出，底稿找到。1971年6月3日，毛泽东让林彪陪同他接见罗马尼亚元首齐奥塞斯库，林彪先想推辞不去，叶群求他，他才答应前往。但是只见了几分钟，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后，林彪说：“一个大好的外交形势，被耽搁了二十年。”林豆豆问：“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赢了，中国说中国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答：“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和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头号敌人。”

1967年２月20日，林彪听说，在中央文革鼓动下，抄了萧华的家，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到毛家湾来一趟。林彪对江青大发脾气：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工作，想搞掉总政。江青把责任推给陈伯达。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江青说，中央军委对文革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林彪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叶群看见此景，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又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都肩负着重担，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又劝江青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江青对林彪说：你是中央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江青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陪她坐车回钓鱼台。九大闭幕式结束退场时，江青靠到毛泽东旁边，事先安排在二楼的摄影师用望远镜头拍了一张毛、江在主席台上的合影。当晚开会时，江青要求发表此照，周恩来把清样送毛泽东，毛泽东用铅笔在照片上打了一个叉。江青对姚文元说：“你们真是小题大做，发表一张我和主席的合影也要他审批，真是多余。”许世友说：“报纸发表政治照片，当然要审批。”江青火了：“难道你们还要骑到我头上拉屎不成！”九大以后，江青进了政治局，却不分管具体工作，于是找林彪谈：请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说：政治局委员就是重要的工作。江青说：一点权力也没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说：在集体领导中，你赞成或是反对就是权力。江青急了：现在我在政治局里是个多余的人。林彪冷冷地说：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多余的人！说罢闭目养神，再不开口。1971年成立国务院文化组，中央让吴德兼任组长，吴德觉得这个职务不好当，想推。周恩来说：“毛主席有批示，不能不去。”江青质问：“你这组长为什么不到任？”万里给吴德出主意，要有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进文化组才好。王曼恬和毛主席是亲戚，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吴德说服王曼恬在文化组兼职，后来她确实曾帮吴德解过围。1975年，江青让毛远新把保险柜里的文件登记一下。毛远新按文件的标题登记了目录。江青说，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毛远新没答应。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上划了圈，没批字。毛远新不解其义，当面问毛泽东。毛泽东答：“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在国内旅游，兴趣之一是寻觅旧时光。近些年，各地都在打造文旅产业，怀旧成为主题之一。但许多仿古的景点一眼假，游人失望。我们愿意看真正的古迹，至少是围绕真正的古迹，营建仿古氛围。旅友文中秋知道我们的爱好，向我们推荐了云南建水。文友张志鸿喜欢自驾游，也去过建水，说印象很好。他们的眼光值得信赖。据说，建水和大理、丽江，在云南是并列的古城。11月下旬，我们要从西双版纳回北方，于是决定先乘火车去建水。云南朋友尹雯也是旅游达人。小群和她语音交流。她说，你们既然去建水，一定要去石屏。石屏不通高铁，更有古意。于是，我们开始了建水石屏之行。出了建水火车站，一个中年女司机，问我们是否愿意拼车去古城，每人10元。我们原计划想住在古城。女司机说，出租车进不了步行街，里面石头地面坑坑洼洼，拉行李箱费劲，住宿也贵，建议入住古城边上的民宿一条街，出入古城很方便，价格比城内便宜很多。询问第一家客栈的标间，一天100元，房间宽敞，干净，卫生洁具齐全，我们没犹豫，决定入住。后来，在这条民宿街上走来走去，感觉家家建筑新颖、陈设讲究。不远处便是小火车的起点临安站。听说小火车票比较紧张，我们赶快购买了第二天上午的车票。普通车票每人一百元，年过70，享受半价。翌日9时前，登上小火车，果然客满。这里原是中国最早的民营铁路，始建于1915年，当时为个旧锡矿开采而建，轨宽0.6米。现在的小火车是旅游观光列车，轨宽一米，木质车厢，共七节。从临安站出发，经双龙桥、乡桥到团山村，全长13公里。每天往返两次。双龙桥站停车30分。此桥又称十七孔桥，清代乾隆年间先建三孔，道光年间增建十四孔，中有高大阁楼，造型优美，水中倒影更美。游客争相在此留影。乡会桥停车20分。车站建于1932年的车站，站里还摆放着留声机等老物件。团山村停车两小时20分。这个村的古建有15处之多。印象最深的是张家花园。张家原是江西人，光绪年间在个旧开矿致富，也是铁路的投资者，所以在团山村设一站。张家花园雕梁画栋，门窗之间、屋檐各处尽展白底墨线的书法或图画；张家书房也宽敞，前有很大的荷花池。在村里休息，品尝了炭烤包浆豆腐块，外焦里嫩，是建水一带有名的小吃。现在，高铁已经成为国人日常的出行选择，速度可超过每小时300公里。相比而言，建水小火车的速度有如爬行。然而，人就是很怪。慢车时代向往火车提速，进入高铁时代再乘米轨火车慢行又觉得新鲜。如今，小火车成了建水吸引游客的第一元素。车上游客，来自四面八方。有的年轻父母，专门带孩子来乘小火车。光是小火车，还不足以让建水成为旅游热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建水的确人文汇萃。它位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在昆明以南220公里，古称步头、巴甸、惠历、临安。始建于唐代，面积一平方公里稍多。东南西北有迎晖、阜安、清远、永贞四座城门。迎晖门造型与天安门相似，却比天安门早建成20多年。进了迎晖门，才进入真正的老城。建水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多达七处，双龙桥和团山古建筑只是其中之二。我们进入的第三处“国保”是文庙。还没有进大门，一眼望去，是一处巨大的水池，以为走错进了一座公园。这处椭园形泮池，面积45亩，居全国泮池之冠！它始建于1285年，现存的建筑主要是清代的，占地114亩，规模之大，仅次于曲阜，为南方文庙之首。前后六进，格局亦仿曲阜文庙。没想到在此遇到了这么大的古代建筑群。再看另一处“国保”朱家花园，人称“滇南大观园”。此园为清末乡绅朱渭郷兄弟所建，占地两万多平米，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内有大小天井42个，房舍214间，紧密联在一起，旁边有巨大的花园。东拐西绕，走得腿发软。朱家也是靠投资矿山铁路致富，并参加辛亥革命。后在战乱中败落。此园先后成为学校、医院，得以整体保留。学政考棚，是古城里的又一处“国保”。它创建于明洪武22年，清光绪年间重建。保存甚好。棚内展览回顾千年科举制度，用雕塑模拟科考场景。有完整的状元考卷，还有各式犯规的夹带形状，历史感很强。同时展示了大量各种造型的清代墨和砚台，乃是当地的特色收藏。临安府衙也在古城干道边，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现为近年重建。里边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分别介绍明清地方政权职能，中轴线上有审判庭，议事室，两侧还有师爷、幕僚居室，是一个了解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好去处。天色已晚，霓灯初上。看到城内有敞蓬车，我们决定体验一一下，街道比之前看过的古城都宽，大石头路面，两边的铺面鳞次栉比，除了卖陶艺品外，多是品牌专卖店。最后出清远门，去大板井，又名溥博泉，井口很大，水很清，很浅，井口周边是古色古香的建筑。城里还有十二眼井，也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28日，天空飘着小雨。早上8点，还是那位女司机，如约来接我们去石屏。在石屏老城，我们参观了当地的文庙，它比建水文庙小得多，正殿里的孔子和十二贤人的雕塑，水准却比建水文庙更高一筹。古城主要街巷的石板路，和路边商铺，更多地保存了旧时风貌。接着参观县衙门。里边展示石屏历史上的文人和著作。这里在科举时代出过77位进士，15位翰林，相当显赫。文人留下的著作，也可列出百种以上。然后参观袁嘉谷故居。这是一座二层楼的院子。展览全面介绍了主人的生平。1903年，清政府进行了历史上惟一一次经济特科考试。与一般科举考试不同，它不考八股文，而考治理国家的方策为主。全国306人应试，有的是往届状元，有的是三四品官员。袁嘉谷得一等第一名。他1904年赴日本考察学务、政务。1909年任浙江提学使。民国后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顾问、国会议员。他是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最先提出“星期”、“乐歌”等名词。他在滇池南岸发现了《马哈只碑》，鉴定是郑和为其父在故乡树立的墓碑。1922年，云南建东陆大学，袁嘉谷担任国文教授。他对保护敦煌文物亦有贡献。1936年逝世。再参观县博物馆。也是中式风格院落。又去城边的异龙湖，湖面浩瀚，水天一色。此湖50年代围湖造田，曾大幅缩小。文革中曾干涸。近年重新整修，从红河水系恢复为珠江水系，面积扩大，得到保护。距县城10公里有一村名郑营，女司机建议我们前去寻访。路很窄，有些路段对面来车都不易通过。到了郑营，突然开阔。郑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有600年历史，明洪武年间在此驻军，原傣族人迁走，汉族人在此定居。这座货真价实的古村，目前不收门票。村里竟有两处“国保”——陈氏宗祠和郑氏宗祠，建筑都很精美。陈氏宗祠规模尤大，建于1923年，器宇轩昂。还有一处陈氏民居，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无人值守，却让我们惊艳。此宅始建于1925年，历时十年建成，三进四合院，走马转角楼，层层间间互相串通，木雕格外精美，保存十分完好。主人陈鹤亭是清末进士。我和小群登上二楼拍照，流连忘返。这么精美的古宅，只有我们一行参观品味，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女司机说，几次载游客来郑营，他们仅在村口吃大闸蟹便折返，并未进入这些古代建筑。建水、石屏之行，一共三日，时间短促，走得很累，却让我们喜出望外。古建筑、古民居，近些年我们游过不少。有的地方言过其实，有的地方真假参半，有的地方商业味过浓，处处埋藏着购物陷阱，有的地方圈地过大，游人不乘景交车便无法接近，这些都会影响旅游者的兴致。相比之下，我们从建水，到石屏，到郑营，景物原汁原味，消费实实在在，感觉越走越古朴，仿佛时光倒流，走进了历史的现场。真是不虚此行！

五十年代初，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被毛泽东召上专列汇报工作，谈了五个小时。谈完以后，毛泽东说，好了，你回去吧。纪登奎离开专列才发现，火车已经开到武汉。纪登奎身上一分钱也没带，吃不上饭，住不了店，火车票也买不上，又不好意思回专列求助。在大街上瞎转悠，最后通过公用电话，找到武汉市委的老战友，借钱买了火车票，才回到许昌。九大后，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住进东城区一座独院，管理部门要收房租每月150元。纪的夫人说，我一月工资才160元，交了房租还怎么吃饭？遂改成30元。1974年，李先念、纪登奎等人为筹备四届人大忙半夜，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四毛，李先念交了12块钱。纪登奎说，李先念工资四百多。我要请大家喝咖啡，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913事件后，纪登奎和李先念到周恩来办公室汇报，见周恩来发呆，心事重重，便好言劝慰。纪登奎说：“林彪一伙已经摔死，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周恩来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最后，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十大前，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一道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纪登奎向毛泽东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吴、李、邱四位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毛泽东说：“纪登奎啊，你这个人呀，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还有总理、叶帅，老奸巨滑。”仍决定开除李雪峰的党籍。批林批孔时，毛泽东说：江青，我看你这个人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我看纪登奎还是有点马克思主义的，江青你跟纪登奎去农村蹲点去吧。当时选择了天津市小靳庄。政治局委员有排名顺序，江青在前，就成为纪登奎跟着江青去小靳庄。在天津，纪登奎对随行的周一良说：你父亲离这儿不远，你回家看看吧。周叔弢私下对周一良说，吕后是历史公认的坏人。1974年底，纪登奎和李先念找李德生谈话，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李德生听了很诧异。纪登奎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李德生听了这个话，便不再说什么了。

江青1975年1月7日给张玉凤写信，要求用毛泽东稿费。信中说：玉凤同志：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买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江青每月工资是243元。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控制金边。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波尔布特，说“我们赞成你们，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8月27日又接见西哈努克和乔森潘，让乔森潘转告波尔布特，西哈努克回国后，不要强迫莫尼克公主和王子从事体力劳动。还对西哈努克说：“如他们对你不好，你们再来中国。”没想到，西哈努克一家刚回国，就被软禁起来。切断了对外联系。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提到不要搞“四人帮”，吴桂贤不知道何意，只好会后悄悄地向倪志福请教。毛泽东在会上还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5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1975年，江青否定电影《创业》，贺捷生动员编剧张天民写信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告状。她说，这件事搞不好可能坐牢，问张天民敢不敢冒这一风险。张天民说，甘愿冒险。妻子支持，说万一你坐牢，一定去牢房送饭。毛泽东收到信，7月25日批示此片无大错，要调整文艺政策。贺捷生、张天民才松了一口气。1975年夏邓小平主持整顿期间，周恩来已经病重，他找纪登奎谈话，提醒他要注意毛的态度，说主席还在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形势可能还会起变化

昨天，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旅游，忽闻张石山逝世。开始不相信，不久前有一家杂志要发表他和我悼念乐黛云的文章，要他的联系方式，我还和他通过微信语音联系，怎么突然间便阴阳两隔？忙与老友陈为人核实，方知张石山今年8月查出晚期肺癌，9月开始化疗，医治无效，昨天中午走了，享年77周岁。我们和张石山相识于八十年代。当时，他两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出任《山西文学》主编。小群应邀为他的诗写了评论。但我们只是一般性的文友。以后，张石山在2003年声明“不当泥塑木雕的人桩子”，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我们交往仍然很少。真正有较深的交往，则是张石山遇到出版瓶颈，我当了一次推手。

红军时期，周恩来救过邱会作一命。文革中周恩来向邱会作要干部。邱会作说，总后干部水平不高，调不出来。周恩来揪着邱会作的耳朵说：“你给不给？”1940年，毛泽东派邱会作到山东筹款，临行前请他吃饭，让他到洛阳给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传话：“在电报上我与‘那两个在南方的人’的事说不清，有些话在电报上没有绝密密码不能说。见了少奇就把我的意思告诉他。”邱会作走了将近一个月，到洛阳由秘密交通员带他见了刘少奇，毛泽东的意思刘少奇一听就明白了。1960年５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会作发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会作去秘密调查。邱会作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作揖流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已经饿死一千多人，每天还在死人。邱会作遂决定用军粮救急。邱会作说，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办公费每年约30万元，包括办公人员的伙食补贴、各地来京办事人员的招待，与地方来往的交际费用，要处处节约才够。政治局委员来军委办事组开会，夜宵为稀饭、馒头、咸菜或面条，增加香肠、花生米算改善。九大以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了政治局。周恩来给他们讲：“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听后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他起先理解不深，被打倒以后，才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1970年５月，江青找七位新任政治局委员谈周恩来历史上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黄、吴、李、邱觉得不正常，向林彪汇报，林彪让黄、吴当面向毛泽东报。毛泽东说了三句话：“一，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二，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三，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过了。”1971年9月17日，邱会作在家里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激动地对家人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然后上西山见黄永胜。黄永胜提到“九一三”这件事，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地图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邱会作对黄永胜说：“总理保我们了。”黄永胜当时很冷静，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大连休养未出席。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6日，命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接林彪回京，取代刘少奇的位置。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见毛泽东就作揖，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说：“你想当明世宗！”。全会重新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林彪从此成为唯一的副主席。文革初期，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都要通过毛、林、周和中央文革。所有的人画了圈，才能实施。

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让钓鱼台国宾馆18楼挂几幅清朝的古画。周恩来让王冶秋选了13幅。1974年10月间，江青把自己的摄影作品放大后取而代之。周思来对王海容、唐闻生讲，请她们方便的时候报告毛主席。毛泽东质问江青：“你有什么权利摘下国画，挂上你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你回去立即统统给我摘下来！”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提出：如果苏联打你们，中国需要美国帮什么忙？毛泽东说：现在不谈，打起来再说。基辛格回国前突然要求再次会谈，周恩来请示毛泽东，答复毛泽东已休息。周只好自己跟基辛格谈。基辛格又提我们军事上怎么合作？周说，双方各指定一人商谈，现在不要做结论。王海容、唐闻生报告毛，毛说，美国人要借给我们一把核保护伞，我们不能要。

在广东旅游，入住中山市三乡镇一家酒店，发现郑观应故居就在附近，当然要前去一游。不巧遇雨，打了一辆出租车，很快穿过一条窄窄的街道，进入雍陌村，郑观应的故居和生平陈列馆就在此地。游人极少，可以从容观看。我们一边参观，一边沉思，不禁浮想联翩。郑观应生于1842年，卒于1922年。他是一位实业家，从招商局，到汉冶萍，都留下他的印迹。他又是教育家、慈善家和诗人。更重要的，他是一位不寻常的思想家。他在1894年完成的《盛世危言》，当时就惊动朝野，启蒙了无数国人，以后几度充实再版，成为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郑观应是中国开议院，行宪政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说：“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这些真知灼见，至今仍然触及国人心中之痛。我又觉得，郑观应比后世的思想家幸运。甲午战败，大清盛世神话破灭，国家危亡，成了不可回避的现实。郑观应直议朝政，独立提出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国际对策，不但在澳门顺利出版，而且迅速传向内地，传进京城，传到国外。光绪皇帝印了两千部，要求官员阅读。《盛世危言》启发影响了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在内的几代人。再逢盛世，思想者发出危言已经很难。好友赵诚，是郑观应的晚辈知音。26年前，他曾著文，论述郑观应和《盛世危言》的现实意义，我想，来此一游也是他的期盼。可惜的是，两年前，他已经在新冠疫情中与世长辞，不可能来此拜谒了。只能把赵诚的旧作展示如下，与读者诸君分享：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赵诚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逐渐纳入到一个世界体系中来。中国近代以来，被卷入到这个世界体系中。当时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对外界一无所知，以传统的概念来对付这个外来文明。随着东西文明的撞击，中国出现了一批要求向先进的工业文明学习，主张变法改制的杰出思想家，在学界只知四书五经的封闭状态下，他们是当时中国头脑清楚眼界开阔思维活跃的一批人。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可谓其中影响颇大的一个代表。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广泛深远，无论是变法维新者，还是革命者，都受其熏染。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当时对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指出中国的法律和运用，体现了黑暗与残暴，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郑观应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制度，矛头直指数千年来高度专制的皇权。《盛世危言》中说，“窃谓中国之病根在于上下不通，症成关格，所以发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有议院落则捐苛禁，破障界，敦睦守，公黜陟；且借以收民心，筹捐款，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自疆吏以至州、县，但知仰承意旨，虽明知其冤，不敢代白。甚至藏弓烹狗，诛戮功臣，酷吏权奸，残害忠荩，数千年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若设议院，则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矣。”针对当时的中国，他提出建立君主立宪的代议制民主政体。郑氏指出“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国：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郑观应主张官员应像西方国家一样知识化和专业化，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而且对于中国数千年自上而下，以当权者好恶为准的的任用官吏的方法，提出根本改革，这就是民主选举议员。他说“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针对当时一些守旧人士以国情不同，不能建立代议制政体，他坚定反驳说“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未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针对一些人以国民教育程度低，不宜立即建立代议制政体的说法，他指出国家急需政治改革，不能等待办好学校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和大办教育应当同时并举。他说：“尝闻事有经权，兵有奇正。先议广开学校，十余年有人材，而后立议院者，谓之经，即兵出于正。先设议院，并开学校，庶官绅知议绅之贵，勇于维新，急于扶持国势者，谓之权，即兵出于奇。今时急矣！而苦于势力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经而不达权，何异因噎废食乎？”郑观应不但批判了专制政体，而批判了愚民政策，他非常重视新闻自由，认为新闻媒体是人民表达意见的最重要的场所，同时也是人民终身受教育的地方。他认为，不让人民办报议政，国家的政治就不可能有弊即除。他说：“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之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 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郑观应非常重视教育，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他注意到了西方国家的义务教育制，指出西方各国教育体制大同小异，基本上是“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六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他提出“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针对先进国家义务教育制，提出了提出县县办小学办中学，旨在国民中普及教育。主张妇女应与男子一样受教育，并反对妇女缠足。对当时中国教育中重词章书法，提出了重格物致知，穷究天下物理的重自然科学的思想。同时在基础教育中提出了职业技能的培训。不但使一般国民要粗通文墨和计算，而且应培训一定的社会需要的生产技能。郑观应不但提出了学校教育，而且提出了社会教育的思想，他认为西方国家的报纸让国民了解天下事，就各种问题在报纸公开讨论，也是对国民的教育。他特别欣赏西方国家鼓励国民游历探险，去探究未知世界的精神。郑观应对中国的司法制度也进行了认真反思。他指出“中国三代以上立法尚宽，所设不过五刑。读《吕刑》一篇，虽在哀世，犹有哀矜恻怛之意。自后一坏于暴秦，再坏于炎汉。有罪动至夷三族。严酷之吏相继而起，大失古人清问之意。”他认为很多社会犯罪是因为这些犯罪者没有受到教育，他认为这些犯罪者“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时见于通都大邑，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对于犯罪，郑观应不像迷信暴力的统治者，一味只知严刑峻法，而一本中国古代先哲的仁爱之心，一方面探究其社会原因，一方面充满了人道关怀谴责了中国司法制度的黑暗。在《盛世危言》“狱囚篇”中他说：“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务喜。’哀痛恻怛，诚仁人之用心也。盖人生不幸，父母失教，既无恒产以资历事畜，复无技艺以给饔飧。贫困无聊，流于匪类；致罹法网，横被官刑；土室棘垣，暗无天日；赭衣黑索，惨受拘挛。禁卒毒若虎狼，秽气积成疠疫。自斩、绞以下诸罪人本无死法，而久系瘐毙者往往有之，其冤惨可胜言哉？”郑观应还特别谴责了中国司法过程中的刑讯逼供，他说：“夫天地生人，原无厚薄也。何以案情讯鞫而酷打成招，独见于中国？夫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抑岂各国之人皆纯良，而我中国之人独凶恶，必须施以毒刑，而后可得其情欤？”他还从传统经典中寻找变革的理论依据。他说“《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其何裨乎！”在提到建立民选的代议制政体，设议院时，则引用《书经》说：“所以《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都咨于有众。盖上下相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在郑观应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只有墨守成规的信条，也有适应不断变化的开放社会的一面。从郑观应1873年出版《救时揭要》以一布衣倡言救国，到1880年出版《易言》呼吁学习西方，到呼吁变法的三个版本《盛时危言》的问世，郑观应一方面参加中外的近代的工商业活动，一方面不停的思考关心着中国的命运。其对中国社会的关怀和积极参与的精神令人敬重。曾几何时，买办几乎等于卖国。郑观应这些曾以买办身份与西方文明接触的中国人，几乎都有卖国之嫌。在改革不如革命的观念指导下，类似郑观应、冯桂芬等这些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评价不高，过去的教科书中介绍他们时一笔带过。时下，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并未见减，在某些场所有放量的迹象。在对近代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冷静客观地看待中外两种文明和它派生的军事力量优劣者，往往被斥为胆小卖国，空言众志成城者，被誉之为爱国，对真正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至今不能客观对待，其余害所及，至今使相当数量的国人不能正确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郑观应这些思想家，从传统思维模式中冲出来的弥天勇气，可歌可叹！《盛世危言》经郑观应亲定的版本共三个，1894年的五卷本，1895年的十四卷本和1900年的八卷本。时值戊戌变法一百年，回顾《盛世危言》，也算是对先贤的一种纪念。（1998年6月1日)相关阅读：别赵诚

近日，收到孙涛先生的自印书《百人百姓》，副题是“《虔诚的疯狂》一书的副产品”。孙涛曾任太原市作协主席，公开出版文学书籍有二十多部，还有影视剧本多种，有的曾获奖，有的曾畅销。他却说，退休以前，大部分作品是为稻粱谋。付出心血最多的，是退休以后完成的文革风云人物刘灏传记——《虔诚与疯狂》，这部书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地方文革史。为此，他投入十年时光，八易其稿，成书后只能在一个极小的朋友圈中流传，至今没有机会进入国内的图书市场。读过此书的朋友，多有佳评。我亦刮目相看，把这本书视为孙涛的代表作。写完《虔诚与疯狂》以后，孙涛没有停笔。他将写书过程中了解到的百余位人物，一一为之立传，总题为《百人百姓》。2017年，他办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名“昨夜涛声”以“百人百姓”开篇。当时我在手机上阅读，感到很有意味。这次拿到纸质书，又重新读过，更能掂量出独特的价值。一般读者不易得到孙涛的纸质自印书，打开这个公号检索，却很方便。八十年代，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一度流行。冯骥才发表了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题目很好，写得也有水平，可惜只发了二十四篇，便无下文。不知作者是否完成了最初的计划？孙涛的《百人百姓》，实实在在地写出了一百一十多位中国人的文革经历，应当说，这才是足额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这一百多人当中，性别有男有女，身份有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军人。从省委书记等各级官员，到乡下的农民，从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到被关被杀的地、富、反、坏、右等专政对象，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军宣队、大批判组成员，都有专题刻画，各色人物跃然纸上，构成了一幅文革年代中国人的群象。文革是一场空前的大运动，里面又包含多场名目不一的运动，翻来覆去，绞肉机不停地转动，有人成为刀片，有人沦为肉片，有人先当刀片后当肉片，有人先当肉片后当刀片。其中的荒诞诡异、世态炎凉，一言难尽。如实地描述文革中各类人物的行为和遭遇，还原他们的心理状态，绝非易事。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一度流行伤痕文学。伤痕文学的作者都是文革亲历者，当时容许文革题材发表传播，但留下的作品，有深度者并不多。一些走红的作品，迎合了舆论，却囿于官方结论，滤去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回头再看，没有跳出简单化、脸谱化的窠臼。好景不长。伤痕文学只流行了数年，写文革便成为忌讳，涉及文革内容的作品，也失去了传播空间，余下的便是淡化。最后，干脆走向虚无。写文革，吃力不讨好，成了自找麻烦。坚持写文革，竟然需要拿出一点司马迁的精神了。如今，亲历过文革的几代人，远行的远行，活着的也已经老去。文革发生那年，孙涛先生21岁，在大学读一年级，如今已经是77岁的耄耋老人。孙涛写文革中的各色人物，有自己的视角。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只以人性观善恶。一个农村支书，娶了两个女性，一个不育，一个盲人，为此受了处分，作者以同情的笔调，讲了他的故事。冤死的省委书记，保险柜里查出不少钱，竟是准备给本省籍中央领导人的“生活困难”补助！这些细节，让人震惊。由此感到修辞立其诚的可贵。经历过文革的人言说文革，和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写文革，有明显的不同。我接触过一些中青年，从70后到00后，他们有兴趣了解文革，评判文革，不缺少正义感和批判精神，在鞭辟入里方面，不免感到隔膜。我意识到，二十多年的简化和虚化，已经起了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阻塞了传承真相的管道。这就让我愈发感到《百人百姓》这样的书的珍稀性，它对于后人理解文革，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说，此书有什么不足，就是以“赵钱孙李”百家姓为序，把一部分人的真实姓氏隐去，代之以虚构的姓氏，未免削足适履。有的人物，本来史上很有名，我也能读出是谁，换以假名，就显得别扭。毕竟不如以真名讲述为好。

最近，上海沙白女士因不堪疾病困扰，赴瑞士自我终结，在网上引起很多争议。我认为，每个人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都可做出自己的选择，关键是必须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既有长度，也有质量。有的人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有的人则更看重生命的质量，他们希望自己生而有光彩，活要有尊严，否则毋宁死。这种人生态度，支配着对疾病治疗。如果没有质量，宁愿缩短生命的长度。林鸿英大姐是我的好友，是一起排演京剧的票友。三年前，她确诊罹患了肺癌。我很着急，催她就医。我说，现在医学发达了，不用开胸，微创就可以去除病灶。她很冷静，跟我说：已经想好了，和儿子、医生也达成了共识：保守治疗。她说：住了医院，我就成了病人，躺在病床上忍受手术、放化疗，身上插满管子，折腾一顿，还不定能活几天。我已经80多岁，本来也没几年了，何必去受那个罪！就这样，她该吃药吃药，该休息休息，唱戏活动没停止，还和我们经常互动。左二林鸿英，左三张立华今年初，她告诉我，肺部有了积液，饭吃不下了。吃了几服中药，有些效果，但吃药也费劲。索性不吃了，顺其自然吧！我知道，人的肺部有了积液，一定很难受，至少呼吸不畅。我对她说，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吧。她说，没用，还会涨的。不怕，人这一辈子总要有一段难受的。我听完，哽咽无语。佩服她的坚强和理智。后来，儿子给她雇了保姆，照顾她的生活。我想去看她，她不让。我跟她视频，她说这就很好了！见上了！她很瘦，模样都变了。她说，自己很少活动，一动就喘，最喜欢的就是躺在床上。前些日子，她给我发了一段语音，说：最近微信都没有回你。都在休息、睡觉。今天精神好一点，跟你多说几句。昨天睡了一天，做梦。梦见在公园，和戏友们唱戏、聚餐，玩儿了一天。穿的还是那时的衣服，吃的还是老菜，玩得很高兴。我还想再做一次梦，和咱们京剧队戏友聚会，不知道能不能梦见。这些梦，我希望多做一些。我走到今天，也该接近最后了吧？我这次生病很幸运，没有痛苦，不疼，也不咳，不气急。真是非常幸运。走到最后，也没出现重症，痛苦都没有。就是昏睡，感觉非常好。人生到最后，并不可怕。我踏踏实实走过来了。若不是在家住，就不好说了。请转告大家，谢谢对我的关心，爱护。不要来看我，能通话很满足了。这两天事多，一会要拉屎，一会要撒尿，你们来了很不方便。我把林大姐语音，转换成文字，发到了戏友群里，大家纷纷发视频，对她表示慰问。重阳节那天，林大姐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90岁。我觉得，林大姐的人生很精彩。不仅是她为事业的拼搏，为家庭和孩子的温馨付出，也不仅是她退休后浓妆淡抹的舞台展示，更在于她生命最后一程的选择，理智、镇静，看透生死，坦然面对，保持了尊严。在我心目中，林大姐永远那么优雅。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劝博古：别看洛甫现在高兴，但他不会领兵，不掌军权，用不了多久难题就来了。我们迟早要和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是视军权至上的人，对既没有资历，又没有实力的洛甫，是不会买他的账的。现在能和张国焘相比的只有老毛。他们都是一大代表，在三大二人交过手。现在又都是领兵主帅。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自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扬言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并在会场张贴一幅大啄木鸟口含毛、周、张、博的漫画。张国焘说：“川康省理番县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啄木鸟嘛！我们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要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在延安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人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他又指着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刘少奇拔地而起，对张国焘厉声道：“你住嘴！”张国焘脱离中共以后，到戴笠手下供职。戴笠请客，经常邀请张国焘参加。宴会之前，戴会用神秘的口吻介绍：“吃饭时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张国焘却不同意戴笠把他排在毛泽东、王明之后。他说：“在长征途上，要是我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是第三、第二了。”1948年冬，毛人凤在上海请张国焘吃饭，希望张国焘留在大陆，说明这是蒋介石决定。张国焘表示：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毛人凤说，经过多方面分析，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张国焘沉思后说：他们来了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我实在受不了。毛人凤与张国焘不欢而散。张国焘去了香港。1968年，张国焘在香港预测，军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让其参与稳定局面的意图。毛泽东将削弱军队的力量，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将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毛泽东将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与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保持友好贸易关系。一旦毛去世，林彪将与周恩来很好地合作，实干家将陆续掌握权力推动国家前进。

1967年11月，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杨德中趁他还没反应过来，让警卫战士一下把他上了手铐。戚本禹对江青存在幻想，在被带上汽车前，连叫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中共九大，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江青在京西宾馆开会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绝不是一个人。姚文元说，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姚把这些讲话整理出来送康生。康生边看边冒大汗，扣下记录稿再没转手。九大闭幕式结束退场时，江青靠到毛泽东旁边，事先安排在二楼的摄影师用望远镜拍了一张毛、江在主席台上的合影。当晚开会时，江青要求发表此照，周恩来把清样送毛泽东，毛用铅笔在照片上打了一个叉。江青对姚文元说：“你们真是小题大做，发表一张我和主席的合影也要他审批，真是多余。”许世友说：“报纸发表政治照片，当然要审批。”江青火了：“难道你们还要骑到我头上拉屎不成！”1973年，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中看到陈景润处境恶劣，哭着对秘书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陈景润的贡献是中国人的骄傲。并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泽东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派迟群去改善陈景润的处境。文革后期，毛泽东说，不要搞“四人帮”，姚文元为避嫌，搬出了钓鱼台，住进东城区的一处中式宅院。院子很破旧，灯光也很昏暗。来访的《朝霞》陈冀德问王洪文秘书肖木，房子这么破旧，办公厅的人怎么也不帮忙收拾收拾？肖木说，他们哪里会把姚文元放在眼里。姚文元穿的军大衣，都磨破了，没有人管，还是张春桥说了话，他们才给换了一件。毛泽东逝世后，姚文元提出将孩子送回上海，妻子金英反对。张春桥说：“这件事情上怎么能听老婆孩子的呢？本来他就不该将他们接到北京来，留在上海总要放心一些，遇事也好有个照应。在这里，搞不好就会被一窝给端了。”1976年10月6日下午，姚文元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问张：你在这一段时候和国锋同志相处，你觉得怎么样?张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并劝华要和江青搞好关系。姚劝张春桥：“对华还是要帮，这是大局。”张说：尽量帮吧。当晚，四人帮被捕。

今年9月16日，宋彬彬去世，引起了一波关于文革暴力以及相关道歉与反思的争论。笔者近年做北大反右运动研究，对北大文革史亦有关注。北大文革中的死难者甚众，至今却没有见到任何施害者出面担责、道歉。相较于文革参与者，北大五七反右参与者对历史的态度，有较大不同。北大反右的道歉亲历北大五七反右的学长，有相当一些人，对当年给同学造成的伤害，表示了道歉。依笔者的观察，道歉有不同的形式。

2000年夏天，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丛书的编辑冯克力、张杰来北京组稿。我是《老照片》的特邀编辑，三人一起商量选题。我说从网上看到戴晴写了一篇介绍黄万里的文章，感触很深。1957年，中国请苏联专家设计了三门峡水库，开工前中央曾召集国内专家70人讨论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当时能够对苏联专家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见的有温善章等数人，而完全反对在此修坝的只有黄万里一人。他力陈建坝拦河之害，说：“一定要修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说的观点。”并说，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当时高层听不进黄万里的诤言，不但坚持按苏联专家的设计堵死了排水洞，而且把黄万里打成了右派。1959年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三门峡水库1960年开始运转，第二年泥沙就淤积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没，土地盐碱化，威胁逼近古都西安。于是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拆除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这一折腾，前后“缴学费”不下百亿。渭河平原29万农民被迫向宁夏、陕北等缺水地区移民，其中惨剧无数，后遗症至今未能解消。冯克力也听说过黄万里其人，他提议，如果能和黄万里联系上，我们不妨在《老照片》上介绍一下他的故事。

1966年3月，中共和日共代表团在北京会谈，磋商两党联合公报，日共要求在批评苏联共产党时不要点名。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日共的要求。毛泽东听取康生汇报后，否决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3月28日，毛泽东会见日共宫本显治时说：“北京的同志和你们搞了个不痛不痒的文件，我看了就不舒服。”从此和日共分道扬镳。1966年８月31日，毛泽东乘吉普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安排贺龙守护毛泽东乘第一辆车，林彪乘第二辆。发新闻照片时陈伯达、康生有异议。周恩来考虑了半天，才想出办法：照片说明第一辆车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贺龙，第二辆车上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中央文革才同意。从此，亲密战友的提法流行开来。1967年8月22日，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造反派为抗议港英当局迫害中驻港新闻工作者，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事发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关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康生帮助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手迹。毛泽东收信后没有对康生怎么样，不几天关锋和王力成了阶下囚。1970年初，康生给陈垣写信：您对历史研究有素，著作等身，今意欲将多年收存的书籍文献，交与党和政府收存，中央同志闻之甚为称赞。但现各图书馆正在斗私批修，工作尚未就绪，我意不如暂存你处为宜，如需要人帮助整理，亦可派去。至于稿费交党，此意甚好，但因您年迈体弱，应多加保养，希望你自己存留，以改善生活。我们过去对你的生活照顾不够，请原谅。1972年初，康生体检发现癌症。医护人员很难与他接近，他对医疗组人员表现出不信任，输液与服药断断续续，有时拒绝吃饭吃药，搞得医疗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周恩来约请张春桥、纪登奎一起听取医疗组汇报，并亲自劝康生进食吃药。其实康生懂中医。有一次他和江青的秘书杨银禄握手，马上断定他心脏有问题，因为杨银禄手心发凉。康生临终前给汪东兴留下遗嘱：要把身边工作人员安排好。去世后秘书黄宗汉当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当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齐景和到中央组织部当正厅级干部。黄宗汉家挂着好几幅名人送的条幅，他说，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组织宣传大权都归康生，因为康生有病，所以许多文件是黄宗汉起草，康生签字生效。这些名人安排了工作。

焦菊隐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执导的作品有《龙须沟》、《茶馆》等。1957年，人艺为是否划焦菊隐为右派请示领导，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菊隐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1962年，安徽第一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冯希仁到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听说北京大栅栏大观楼电影院放立体电影，很想一看。之前周恩来说电影院太小，只能坐100多人，想去看的自己去看吧。他和几位与会者风要排队买票，一个便衣就过来说，他们6个人是开会的，把他们带进影院，每人发个眼镜，没让买票。文革初期，军装非常时髦，军队研制的三合一布料军装十分紧俏。江青为样板戏剧团向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要一批军装，邱会作不买账，没给。粉碎四人帮后，盛传江青爱看黄色电影，其实江青相当保守。放映法国电影《广岛之恋》，看见男女主角裸体拥抱，她大吼：“怎么让我看这种片子！”放映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出现女兵洗澡镜头，她也说“很下流”。江青看电影经常请康生陪着。有时候康生陪着陪着就睡着了，江青说，别打扰他，睡觉是最幸福的。等电影完了，康生还在那儿睡呢。文革中公开的电视节目很单调，毛泽东需要调剂。他住在长沙时，让演员为他专场演出传统剧目。演员并不知道为谁演，毛泽东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毛泽东回北京后，长沙方面继续录制节目，用专机送往北京。当时录制的有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花鼓戏《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等。江青月薪243元，不够摄影开支，75年1月7日给张玉凤写信：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买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慨。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张春桥、姚文元外表给人印象很排外，其实张春桥喜欢西洋音乐，经常听施特劳斯的乐曲，在房间地毯上边漫步，边哼着调子。姚文元到中央后还学英语，从广播事业局借来录音磁带听发音，晚上自学，达到能看杂志的程度。

和魏兴荣相识，是2017年6月。那次，她来北京，请阎纲先生和我们餐叙，同时还请了律师李肖霖。李肖霖特别能聊，聚会话题几乎由他一人包场，所以阎纲、魏兴荣和我们没插上几句话。唯一的印象，魏兴荣是《炎黄春秋》的作者，在该刊发表文章达八篇之多。丁东曾在《炎黄春秋》编辑部工作，深知京外作者发文之不易，除了尹曙生那样有特殊阅历的文章高手，其他作者很难在《炎黄春秋》发表这么多文章。这让我们不能不刮目相看。接着就陷入了三年疫情。忽然，读到一篇署名荣夫人的长文《一分二分再分的手》，极为精彩。经好友冯克力相告，我们才把荣夫人和魏兴荣对上号。这时，魏兴荣已经从机关退休，有了更充裕的创作时间，满腹才情，不得不发，一时间文章呈现井喷之势。她发表文章的主渠道，从纸质报刊，转向了自媒体。她最早开设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名叫“无垠的天空”，接着是“自由的飞吧”，再后来是“明月清辉”、“明月清辉1”，直到现在的屡封屡建，锲而不舍。她的文章，既讲友情、亲情、爱情，也说国际、政治、社会，比时下的政论，更有文采；比时下的文学，更具风骨。“荣夫人”很快赢得大量粉丝。笔名的影响力，已经远超真名。因为我们曾推荐过她的公号“自由的飞吧”，后来多次遇到失联读者，向我们打听荣夫人的新公号。他们重新关注到她的新号，倍觉兴奋。荣夫人多次撰文，记述与我们的交住。她对友谊的珍视，让我们感动。她撰写了一本新书《我与儿女》，讲述她自己抚养双胞胎儿女跌宕起伏的故事。蒙她信任，把初稿发来，让我们先睹为快。我们想，可惜错过了时机，如果早些年，这样既无风险又有卖点的书稿，岂不是面向市场的出版机构的疯抢对象？今年9月18日，魏兴荣邀请我们到青岛一聚。四天里，我们天南海北，畅谈共同感兴趣的各种话题，弥补了七年前饭局留下的遗憾。还参加聚会，结识了张增勇、张健民、岳岩、宋文华、张祚臣、王海波、谭泽、祝杰、李硕、张白波、陶忠、臧杰、于学周、徐健一众新朋友。22日，我们又一起乘高铁前往临淄，在韩伟东先生引领下，参观了东周时期的考古遗址和齐文化博物馆，又结识了邹星枢、于受万、李钟琴、刘忠进等新朋友，直到下午在车站作别。此行的缘起和经过，魏兴荣已有专文记述，我们就不赘述了。

陈伯达之子陈小达5岁到苏联，17岁才回国，后又到苏联学了5年高能物理。李敏曾经和陈小达谈恋爱。后李敏约陈小达到中南海湖边谈话，中断恋爱关系，只保留一般朋友关系。陈小达一听脑袋都炸了。不久在工作中又和核工业部苏联专家发生冲突，寻了短见。陈伯达1963年提出发展现代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1965年把发展电子工业等新技术的想法写进了“工业问题”文件，引起毛泽东的兴趣。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时，邓小平说，“搞电子等新技术，大家都没有经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术恐怕不合适，还是稳当一点好。”1965年1月，毛泽东让陈伯达起草“二十三条”，表示对刘少奇有很大意见，陈伯达感到很不安，认为毛、刘团结很重要，要想办法避免事态发展，于是跟王力商量，找陶铸、彭真一起去和刘少奇谈，让他向毛泽东做检讨，缓和一下关系。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让陈伯达当组长。陈伯达说，我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康生原来是文革五人小组成员，有经验，让他当吧。周恩来说，康生不合适，在中央里面你的文化高。陈伯达再推辞。周恩来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陈伯达只好同意，并提名康生为顾问，江青为副组长。陈伯达回忆：“十一中全会调整领导班子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拟的常委名单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找到毛主席，说：‘我能力不行，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样靠前’。毛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名单最后面的陶铸同志的名字钩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颖超给刘叔宴打电话，说要来拜访。原来周恩来受到毛泽东批评，心中忐忑，回家告诉邓颖超，邓颖超通过刘叔宴向陈伯达求援，希望从中调和。陈伯达在毛泽东面前为周恩来说了好话，帮周恩来摆脱困境。已与陈伯达离婚的刘叔宴，曾被开除党籍。1981年陈致信中央，要求为刘叔宴解脱。邓颖超指示中纪委为刘叔宴平反，安排在中办离休。文革中，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张条子，说请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批判相对论。陈伯达知道自己不是内行，奉旨向一些科学家请教。周培源说：“广义相对论可以讨论。狭义相对论搞不动。”陈伯达在913事件以前就被监禁。后来以为林彪也关在秦城监狱。到受审判时看到对他的起诉书，才知道林彪在1971年乘飞机逃跑摔死了，非常吃惊，问：这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倒就倒了，再怎么也不应该这样做嘛。

9月16日，宋彬彬去世。次日，我急就一篇《一面之缘宋彬彬》，引起不少读者关注。有人认为澄清了真相。也有读者质疑，你只见过宋彬彬一面，就为宋彬彬辩白，是否轻率？其实，我不仅读过有关师大女附中85事件的三卷本文集，还认识好些相关当事人。只是一篇短文，不能尽述而已。比如，不接受宋彬彬道歉的王晶垚先生，我就有交往，且不止一面之缘，而是三面之缘。认识王晶垚先生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了他的儿子王行。那是1965年，我和王行成为北京师大一附中初二二班的同学。一年以后，王行同学的母亲卞仲耘不幸遇难，我听说了。同学们和王行见面，不敢提及这件伤心事。后来上山下乡，各自西东，再见面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2003年春天，李慎之先生去世，我和几个朋友编辑《怀念李慎之》文集，收入一百多篇怀念文章，手手相传。此书很快传到王晶垚先生手里。他和李慎之既是燕京大学校友，又是社科院同事。他虽然没写怀念文章，却是名副其实的生前友好。某日，我接到一个电话，自称王晶垚，约我到他家一叙。于是，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昌运宫社科院宿舍，进入王宅。我和王先生初次见面，他已82岁，精神很好。我说，我和王行是同学，早就应该来看您。他对我说，《怀念李慎之》我看了，编得很好。请你来见一面，是因为我也有一本书，想请你编一下。我问什么书？他说，卞仲耘留下很多工作笔记，我计划编一本书。他怕我不了解卞仲耘的意义。告诉我，北京师大女附中不是一般的中学，而是一所“皇家女校”。卞仲耘之死也不是一般的事件，而是国家暴力。他当下点了师大女附中学生中几个国家领导人女儿的名字。我说，愿意帮您编书，这些资料我要拿回家阅读整理。他说，东西你不能拿走，你要来我这里编。我说，我手里还有几件事正在做，不可能天天到您家里来，婉言谢绝了他的邀请。听说，后来他又请徐晓帮他编书，没编成。还有师大女附中的老三届学生，来到他家，帮助编书，付出了很多劳动，未能修成正果。我恍然大悟，王先生心里有一张既定的蓝图，如果别人的操作不能适应他的预想，很难把事做成。后来，中学同学聚会，我见到王行，提起此事，他对我说，你退出太对了！大约过了一年，冯克力来北京，为《老照片》组稿，问我有什么好选题。我告诉他，认识了王晶垚先生，他手里有一些照片，意义非同寻常。卞仲耘1966年8月5日死于非命，王先生8月6日便买了一台照相机，拍摄了一些照片，有卞仲耘伤痕累累的尸体，有血衣，还有四个子女在母亲遗体前的合影。冯克力马上决定向王先生约稿。我们一起打的来到昌运宫，再次拜访王先生。我开门见山，向王先生表明了约稿意向，并向他介绍了《老照片》的定位和影响。王先生拿出当年拍摄的照片，冯克力感到非常震撼，表示愿意发表，想请王先生写一篇相关文章，介绍照片的拍摄经过。冯克力说，您只要把文章寄来，我马上安排发表。王先生答应写。我们便告辞了。谁知，等了很久，王先生并未写出文章。这个选题，只好不了了之。又过了一些时间，我突然接到胡杰电话，说他到了北京，让我马上来王晶垚先生家见面。我立即起身，赶到昌运宫王宅。原来，胡杰想给王先生拍纪录片。王先生与胡杰素昧平生，心存警觉，未能应允。我向王先生介绍了胡杰的情况，特别说明他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社会影响。王先生立即同意接受胡杰采访，并打开箱子，向胡杰展示了文革遗物，那些血衣、那些贴到家门口的大字报，已经保存了几十年，让我们看得触目惊心。胡杰是个果断的行动派，当下用摄像机拍下看到的一切，接着采访了王先生，很快剪辑出来，完成纪录片《我虽死去》，赢得盛誉。王晶垚先生的不凡形象，由此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后来，我读到李慎之的口述史和杨天石的回忆文章，了解到王晶垚先生的更多往事。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共，发动学潮，李慎之先生有生动回忆。王晶垚后来到近代史所工作，1965年邀请在师大一附中教书的杨天石参加协作研究，在杨天石的学术轨迹上留下特殊的印记。从1966年8月5日悲剧发生，到2021年8月29日以100周岁高龄辞世，王晶垚先生55年如一日，为亡妻追讨公平正义，其态度之执着，性格之坚韧，世上罕有其匹。我尊敬王晶垚先生，不等于认同他的所有观点。比如，他认定1966年8月5日向卞仲耘施暴的有几位党和国家领导的女儿。我通过向多位师大女附中的老三届同学了解，这一判断与事实有距离。她们能够忆起的8月5日施暴女生，都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儿。我主张，历史研究宜细不宜粗。我当时是师大一附中学生。师大一附中的书记兼校长刘超和卞仲耘是很熟悉的同事，在1966年8月，他们有相似的遭遇。卞仲耘死于非命，刘超被打得奄奄一息。对师大一附中校领导施暴的组织者、实施者是刘平平。她和宋彬彬同为中央领导人的女儿，同为文革初期的中学临时机构负责人，80年代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我没听说刘平平生前有过道歉。相比之下，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只是劝阻不力，事后公开做出道歉，难道不应肯定吗？8月18日，宋彬彬上了天安门，举国瞩目。但是，“要武嘛”不是出自宋彬彬之口，署名“宋要武”文章不是出自宋彬彬之手。后果的确非常严重，难道应由宋彬彬承担吗？宋彬彬去世后，有人在网上发文，说1947年卞仲耘曾在武安县土改中打死多名地主，1966年的悲剧是历史的“回旋镖”打到自己身上。如果王先生活着，对此会作何感想？我更赞同的是王明远、钱江等认真还原历史细节的学者。卞仲耘参加土改，是1948年。当时她做了些什么，没做什么，应以求实的态度认真还原，而不能捕风捉影，移花接木。反思历史，只有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之上，才是可靠的。相关阅读：一面之缘宋彬彬校史上的今天卞仲耘曾经在土改中滥杀无辜？钱江：我来谈谈卞仲耘有没有在土改中害人杀人——由宋彬彬去世引起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