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延安精神的理解，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主要体现在从1938到1941年的那一段。另一种认为，延安精神覆盖了1938年到1945年。事实上，整风抢救运动之前和之后，延安的政治气氛大不相同。许多人回忆录上怀念的“延安精神”，多是指整风抢救以前的情况。那段时期的延安，在思想、生活、学术活动上活跃，政治上民主，上下级关系上平等，同志关系上亲密融洽，确实称得上生动活泼。但是整风抢救以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延安需要培养一批俄文人才，抗大成立了俄文队。抗大三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李逸民动员我去学俄文。我想上前线，不愿意去。李逸民看我那么想上前线，就说：你小小年纪，上前线能干些什么？还说学问如何如何重要，将来多么多么有用！已经上前线的人还抽回来培训呢，你本来就在后方工作，必须安心留在后方。李逸民宣布，这是组织的决定。这样一来，我不同意也不行了。1941年3月，我就进入俄文队，从干部又变成了学员，津贴也从三块五变成了一块。1941年3月到1941年11月，我所在的学校先后叫抗大三分校俄文队、俄文大队，1941年12月，抗大三分校变成延安军事学院，我们就叫军事学院俄文队了。军事学院院长是朱德，副院长是叶剑英，教育长是郭化若，政治部主任是黄志勇。1942年6月到1944年6月，学校规模扩大，改称军委俄文学校。1944年7月，增加了英文系，改称为军委外国语学校。当年俄文学校同学合影我在俄文队学习到1942年，就开始整风了。延安整风是两部分，上层整风和普遍整风。上层整风，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中央的什么事，直到我离开延安都不知道。整风开始，一般干部主要是学文件。1942年

西安事变后，我小学毕业。由于学习好，还会办个交涉，父亲同意让我上中学了。上中学，得到西安去考。我是春季毕业，中学一般是秋季招生。西安只有两所公立中学：一中、二中，春季都不招生。民间中学有几个，其中一个是车向忱办的竞存中学，春季秋季都招生，我就考这个学校。竞存中学在西安南大街，很小，但是教员比较好，教国文的老师张寒晖，《松花江上》的词、曲作者，实际是共产党。教美术的是张仃。学了几个月，我总觉得竞存不正规，想进公立中学，就和几个同学商量，去二中插班。我们让人刻了一个学校的假印章，搞了转学证。“转学证”上说，李彦贤同学有什么学历，希望转入二中学习。报名没有遇到障碍，考试差一些，考英文，字母我都不会。其他几门考得不错，人家还是录取了我，让我插班进了初二。二中是个什么地方？革命性一点也不比竞存差。共产党、民先队可以公开活动，国民党做事得偷偷摸摸。所以教员讲些什么，国民党管不了。西安事变后，二中校长是江隆基。我在二中上到1938年暑假。这半年没怎么学功课，但看书的面宽了，开始接触和阅读马列著作和各种小册子。我学习，有股倔劲，看不懂还看，一遍不懂再看二遍，总得把它大体弄懂。读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就是这样。看惯了中国小说，不习惯看外国小说,情节不连贯，跳来跳去的。有的书虽然看不懂，也有好处，它们使我接触到一些新的名词：经济学、哲学。内容深的书看不懂，就到书店找既便宜又通俗的来看，例如《朱德与毛泽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入二中时不是作了假吗？后来让人家发现。教务处头儿问：你怎么弄虚作假呢？我说：要不然我进不来呀？他说：好吧，你既然进来了，就上吧。

我从四、五岁起，就挖野菜，给牲畜割草，没完没了地劳动。劳动强度虽然不重，却没时间玩耍。所以，我的童年没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到了六、七岁，我就开始跟着大人割麦子了。我们那儿是蹲着割麦子，累得不行。大人割四垅，小孩先割一垅。他们在前后割，把我夹在中间，不断地催着快干，说割慢了，镰刀就要够着你的屁股了。大人割得飞快，把我拉下来，特难看。我人虽然小，也有自尊心，就拼命地赶。文革期间，我在干校，割麦子割稻子又快又干净，随收随捆好，这都是从小学会的。夏收时天气很热，麦地里和麦场上没有一颗树，没有地方乘凉，一晒就是整个夏收。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法子逃避劳动。有一天，我不想下地，用筛子往身上一扣，就趴在床底下睡觉了。全家人紧张极了，使劲地喊我。我迷迷糊糊地知道有人叫，装作没听见，继续睡。大家说，是不是叫狼吃了？后来还是在床底下找到我了。一年的庄稼活没有完的时候。麦子收完，松懈不了几天，又得秋种了。没庄稼活的时候，得去割草。割草也很累。父亲很厉害。割草割少了，他就问：你今天干什么去了？我就把草抖得很松，从外面看筐子高高的，里头并不瓷实。到了秋收，又紧张起来。一会儿摘棉桃，一会儿掰苞米，一会儿摘黄豆。黄豆熟了以后连根全拔，干这类活儿，经常把手扎破。冬闲时，我们家活还是多。我们家有猪，有牛，还有马。侍弄牲口相当费劲。要铡草，要喂食。马、骡这些大牲口要吃黄豆、苞米什么的。牛要吃麸子。牲口在圈里拉屎拉尿，踩得稀赃，必须及时垫上干土。先把土从地里运来，晒干，圈里脏了就撒进去。起圈也相当不易。在我们家，牲口是圈在一起的。牛吃饱了要卧，马什么时候也不卧。起圈时得把牛和马牵出来，牵的时候得防着马踢我。连粪尿带土的圈肥，每次去起，总能起出一两尺厚。起出后用车推出去沤上，就成了农家肥。干这些活都有我的份儿。我小的时候吃穿都很差。吃，只有过年好些。从初一到初五，可以连着吃包子和饺子。我很少穿新衣服新鞋，全都是捡哥哥的旧衣服。因为老是穿不合脚的鞋，我的脚趾头从小就挤得互相摞着。现在回想起童年生活，仍然感到辛酸。民国十八年，就是1929年，西北遇到大旱灾，关中地区有一两年没下雨。老百姓把能吃的树皮都扒光了。野菜也吃完了。老百姓急得向天祈雨。当年祈雨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见到过一个“神汉”，一丈多长的铁条穿过他的两边腮帮，上面挂着黄裱什么的，由两个人从两旁托着，护送到关老爷庙求雨。我生平两次挨饿。第一次就是小时候遇上的这次饥荒，我们家存有粮食，但父亲不让动，每天只拿出来一点点给大家吃。全家主要靠吃野菜。母亲成天领着姐姐和我挖野菜。我那时已经七岁，成了重要劳力。我们连牲口吃的苜蓿根也挖回来煮给全家吃。还有一种野菜，叫刺刺蓬，怎么煮也煮不烂，吃的时候喀嚓喀嚓响，难吃极了，真没法把它咽下去，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反胃。榆树叶和榆树皮黏黏糊糊的，还稍微好吃一点。那个时候真是饿得不行啊！灾荒后接着闹瘟疫。我们全家六口人，病倒了三口：母亲、我、妹妹。我们三个染上霍乱，上吐下泻，不能住在炕上，铺个席子，睡在挨近大门的地上，后来连席子都不铺了。我又吐又泻，躺着不能动，几个星期下来，人都脱了形，还能吃一点东西。父亲明知城里有名医，就是不给请。村里别的人家，也没有求医的。不看病，完全靠命了。老百姓用了个偏方：在地里挖个坑，把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倒进坑里，趁着水还没渗完，把水舀出来给我喝。那个土腥味呀！母亲和我挣扎过来了，妹妹死了。病后我又瘫痪了半年，只能勉勉强强地挪动身子。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还是给我派了活。我们家种了两亩西瓜，他就要我和外婆一块儿去地里看西瓜。父亲没给我和母亲看病，却许过一个愿，说要是全家平安躲过瘟疫，就给神献一台戏。他那么节约，由于迷信，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才把这件事情给办了。这已经是三四个月以后了。我的病好了，西瓜也卖完了，又到了冬闲时候。他请了个最便宜的戏班子，只安排唱一天两夜，这样可以省掉一些花销。戏班子的班主姓袁，由两三个人组成，白天木偶，晚上皮影，演出水平很低。老百姓嘲笑说：“马太的包子袁家的戏，不吃不看不生气”。一天演的是韩相子拜寿。屏幕上皮影表演很单调，老百姓主要是听听唱词。演员在底下唱一句，就牵动屏幕上韩相子母亲的头点一下。我到现在还能背几句戏文。本来，我是没资格上学的。父亲生我哥哥时，已经三十多岁了。生了个男孩，非常爱护，从小就供他上学。我是第二个儿子。到了我，他就不打算让我上学了。原因一是供不起，二是家里还得有人劳动。那时村子里没什么人念书。人们认为念了书也不会有出息。我的一个叔父念了好些年书，连个秀才也没中，村里人认为是白念了，种地反而变成了外行，还不如不念书呢。但我后来还是上了学，只不过上得晚，已经八九岁。一个偶然的事件促成了我一生的转折。父亲一个大字不识。他常常赶集买农具。有一次，他去买牛，就上了大当。那时候买卖牲口要纳税。从清朝到民国，买卖牲畜要纳税。一头好牛顶多值十来个大洋，一匹马就得好几十了。马税起码是牛税的两倍。父亲买了一头牛，可人家给开了马票。税务所一问，他说买的是牛，人家说，你的票是马票。我父亲回来，一直唉声叹气说，不认识字不行啊。这才让我去念两年书。他的目的是，让我念个三、五年书，认识字以后，他积一点钱，在街上开个买卖铺，叫我在那儿掌管。到时候，他赶集上街就有个落脚地，可以在铺子里的板凳上那么一坐，抽上一袋水烟，时不时地还可以买点好的吃。他这才下决心让我上学。上私塾也挺艰辛。老师鼓励小孩儿上学，教学生背诗：“天子逞英豪，文章教儿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识字的老百姓泼冷水，认为读书没什么指望，也编了一首打油诗：“天冷地冻世人闲，念书娃儿实可怜。写字冻了笔墨砚，何日才得中状元。”

邢小群采访何方，始于2004年5月22日。迄今已经20年。当时何方先生82岁。在口述基础上完成的《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由刘火雄责编，于2015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2017年10月3日，何方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5岁。一个月前，我们重新翻看采访何方的录音整理稿，感到与已经出版的《何方自述》相比，各有千秋。在细节的生动性，文字的口语化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于是在公号上选登了十几段，受到读者的欢迎。有人鼓励我们继续发表；有人希望看到全文，先睹为快；有人对人名、地名的个别笔误，提出更正意见。对此，我们十分感谢。当然，也遇到阻力。为了不拂读者的美意，我们决定从头开始，展示何方口述的录音整理稿——我原来叫李彦贤，现在的名字叫何方，出生于1922年10月18日，现在82岁。我一到延安参加革命，就把名字给改了。为什么把名字改为何方呢？一来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给家里找麻烦；二来也有点赶时髦。因为不但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许多人改名换姓，而且不少文化人也喜欢用笔名，如鲁迅、茅盾等。当时有这么一个潮流，参加革命后都想把名字改了。我学的是鲁迅和丁玲。那时候看这些人的新小说，得知鲁迅的母亲姓鲁，父亲姓周；丁玲的母亲姓丁，父亲姓蒋；两人的笔名都随母姓了。我母亲姓何，我就姓何吧，而且何家一个人也没有了。为什么名字叫‘方’呢？原来我选择的是何其芳的‘芳’。后来我在抗大当了助教，同事霍士章说，要那个草字头干嘛？叫何方还有点诗意。我一想也对，这样写起来也简单，就把那个草字头扔掉了。结果何方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我是陕西省临潼县人。早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始皇就在这里建城，设立了骊县。在县城的东西两边，有临河和潼河。北宋把县名改成临潼。到我出生时，临、潼两条河流已经干涸，只有河沟还在。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在县城北十多公里的地方，从西向东流过。所以临潼人称南依骊山，北带渭水。老百姓的说法是：“头枕白鹿观，脚蹬渭河岸”。临潼历来是西安的咽喉门户，县城离西安钟楼只有二十五公里远，现在快和西安联成一片，县也被改为西安市的一个区了。临潼早就以自己的独特文物古迹和人文景观闻名中外。在骊山，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点燃了烽火墩，引来附近诸侯率兵来救。后来等到申侯勾结犬戎来犯时，再点燃烽火墩已经不起作用了。这导致了西周的灭亡。现在骊山顶上还存有烽火墩的遗迹。在县城东边5公里处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被认为世界第八奇迹。来中国访问的外国政要愿意前往参观一下。里根总统看了之后说，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到这儿来看看。在县城东边10

1969年3月，外交部开始把人往五七干校送。被下放的有上千人哪！周恩来说，外交部可以大大减人。留五百人，其余一两千人都可以下去。外交部知识分子多，下放的人也多。所以，在湖南、黑龙江、湖北、江西、北京郊区都设有干校。我的人生有几段重要经历，一个是青少年时代，一个是延安岁月，再一个就是干校了。我在干校呆了整整九年,从四十六岁呆到五十七岁，他们把我当作强劳力使用，我简直是拼命地挣扎。一开始下干校，还搞宣誓呢！让我们下去落户，带上户口关系，从此，人就从北京消失了。到天安门宣誓，我没有资格，因为我是被群众专政的对象。这时候，有一个友人来看我。他说，我没有礼物送给你，随便买了一个收音机。我说，很好啊！还可以听广播，比起那些没有用的摆设，我更需要。外交部摆出押送我下去的架势，大家坐在外交部包的火车里，浩浩荡荡地往江西开。在我的左右，一边坐着一个人，上厕所也有人跟着。但我没说什么，也没有权利说。我是外交部最早下去的一批。那时，我们家的人还没有下去。他们是当年11月份下放到外交部的湖南干校。夫妻在一个单位，却不让去一个干校。我要是跟宋以敏和孩子在一起，情况会好一些。外交部江西干校在上高县。上高这个地方没什么名气，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毛主席曾经从那里经过。陈昌奉后来路过上高时，一定要他指认当年毛泽东住过哪栋房子。陈昌奉认了一处，说毛主席行军时在里面住过。这栋房子就挂上红绸子，保留起来。在宋以敏还没下放的时候，小儿子上小学三年级，能写信了。他前面写“爸爸”：然后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光辉的学习榜样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只写一句：“我们都挺好的”。最后呼几个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前面是“敬祝”，后面是“万岁”，中间只有一句话。大概学校教写信就这样教吧！孩子也确实想不起有什么事情和爸爸说，但他们写的那些套话，却熟练得不行。干校时期第一个阶段，从1969年3月到1971年4、5月。我们连队一百多人，有四个专政对象，我是其中之一。被专政的四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原钓鱼台的负责人李巨业。他是“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的罪名是怎么安上去的呢？钓鱼台归外交部和中央办公厅双重领导，中办有权安排领导人住。有一次，中办通知他腾出一栋楼房，说有位领导要住。他问，什么人住？中办说，不能告诉你。他不干。结果是毛主席要去住。这下子他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但他说，不能说我是“死不改悔”，我一定要改正！他在改正过程中，成了专政对象。还有一个“现行反革命”，是外交部机要局的一个小青年。他曾在梦中不知怎么地说到：“刘主席”，好几个人都听到了，这罪证还跑得了？这位小老兄在下放以前，拿刀子把自己的手指头剁掉了一个。下放后，成了专政对象。专政对象得到什么样的待遇？除了押送到干校，还要无休止地批判斗争。否则不就成了只抓生产、不抓革命了吗？中办在江西奉贤有一个干校，这边的人到那边取经。到奉贤取什么经呢？田头批判。就是在劳动休息的时候，批判专政对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劳动，一休息就批我们。一个大队一百多人，下面分三、四个排，排下面还有班。四个专政对象不在一个小队。一般的批判是以班为单位，十多个人。在我们这一堆人里面，就我一人是专政对象。他们批判，我听。这也好，听就听吧。劳动紧张得不行，中间不让我休息，要接受批判。中午，大家都午睡去了，专政对象也不能休息。他们让修理工具，为劳动做准备工作。有时候工具修整得不错，比如镰刀磨得快了，大家一用很顺手。他们就在集合的时候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也一抓就灵。”有时候说我们没有把工具修好，开会时又说：“阶级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自然是田头再批判了。一天到晚折腾人。天天挨斗。批我什么呢？什么都批。五九年的事批；“文化大革命”的事批；而且说我是从小就坏，包括我在延安时就坏。因为我的档案他们都掌握。将近两年，除了劳动，学《毛选》，挨批斗，别的我不能干。我们是最先下去的，干的活主要是烧砖。我们一百多人都在烧砖。上高正好有一个轮转型的砖窑。据说是外国人设计的。大跃进的时候，用它生产过砖。后来不用这个砖窑了，里面存放些白灰什么的。我们去了那里，收拾收拾又启用了。烧砖是这边进砖坯，那边出成砖，中间火一直在烧着；这一圈烧完了，新的一圈又来了，根本就没个完。为什么要烧砖呢？是为了给以后来的大批人马盖房子。烧了砖，盖好了房子，后面大批的人才能来。外交部在江西上高干校盖了大批房子。烧砖任务相当艰巨。我得挑很重的砖坯，走上长长的木板，把它们送到进窑口；再从出窑口把烧成的砖头运下来装车。我一次拿起四块砖往车上装，手很快就磨破了，在流血。我干烧砖的活，相当累。江西夏天很热，在砖窑干活热上加热。我快四十七岁了，他们还把我编到最强的劳动力里面。我也是真干活，根本不惜力气。因为我们是创业的队伍。要盖房子，修马路，在丛林、荒地里修出一条马路来，那真叫披荆斩棘。后来在修马路的时候，我的手受伤了，非常严重，现在还有痕迹。烧砖不到一年。我就养猪去了。为什么让我去喂猪呢？因为原来的养猪人不认真，十头猪喂得只剩下了三头。于是叫我去喂猪。我喂猪出了名，使我们大队的猪场成了全干校的模范。干活嘛，总要想想办法，干着干着，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就会涌现出来。我这人喜欢动脑子，小猪一生下来，就训练它们听我的号令，叫它们回来它们就回来，叫它们出去它们就出去。一直到现在，宋以敏提到我的训猪术就想笑。我的孩子跟着妈妈从湖南干校到江西干校来探亲。他们想让小猪听他们的话，但他们怎么喊，猪都不理他们。他们说，看来还得用陕西话喊。但他们的陕西话不灵。我用陕西话一喊，小猪就往回跑。其实我有些办法。我种了一大片空心菜，它们按时回来就给它们吃。也许是条件反射吧？我这么一喊，就有一把空心菜吃。孩子们一喊，猪以为是喊着玩呢，连看都不看他们。可它们一听我的声音，那些跑远了的小猪马上停下步子，先支棱起耳朵、抬起头来看一下；等我再一叫，它们翻过身子，两个耳朵呼扇呼扇地跑过来了，真是有意思极了。我那时仍是十一级干部，工资一直照发。猪病了，我就自费给猪治病。有的猪得了哮喘病，我就给它吃土霉素。那药相当贵。当然，猪也养得好。加上我喜欢琢磨，研究怎么搞猪饲料，使它们长得快一点儿。我还训练猪不在圈里大小便，它们有专门大小便的地方。大小便不是为了起粪吗？就让它们到远一点的地方，给它们铺上草，在草里边大小便。我把猪训练得空前好。十多头猪又下猪仔，又很上膘。后来我喂的猪，说不清楚有多少头了。猪养得好，开养猪现场会，但我不能出面，因为我是专政对象。介绍经验的时候，由队长出面讲。队长根本不知道猪是怎么养的，却在那里胡说一顿。吹了一两个钟头散会，我在后边看热闹。让我养猪，我就独立了，谁也管不了我。在猪场，一切都由我做主。饲料搞好以后，猪放出去，我就可以看书了。头两年我看的书，主要是上面允许看的《鲁迅全集》。《鲁迅全集》中的许多文章，如《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甚至《呐喊》、《彷徨》，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因为没别的书可看呀？诗词、古文当时不禁止。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提倡的。从1969年到1971年，我的日子过得相当紧张。劳动很累，除了烧砖和养猪，我还得种稻、割稻。侍弄庄稼，我也是干得最快的。我还要经常挨批斗。但是我有个长处，群众关系比较好。一直到现在，在外交部也好，在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也好，没人叫我官职的，都叫我“老何”。我喜欢开玩笑，热热闹闹的，他们觉得我没什么架子。所以在干校，有些人觉得这个老头人还可以。批判我时，他们表面上好像很凶，其实很同情我。有些人头一天就告诉我：老何，对不起啊，明天派我批判你了。我再怎么喊，你别在意啊。我说：“那请便吧。”

甄别之后，开始传达毛泽东反对“三风”：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我又从右倾错误变成“翻案风”了。他们说我在搞翻案。甄别结论没有写我翻案，但实际上留的那个处分：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撤职改为降职，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几个人，就我留的尾巴厉害。李汇川、徐达深原来的结论都被取消了，甄别后就没有事了。我要是当时只检讨、不较真，可以好一些。学习班一散，林中马上就出国了。他态度好，我的态度不好。我在全部大会上受到不点名批判：有的同志，我们党再三地挽救他，再三地苦口婆心，他就是顽固不化。

1959年下半年，问题越来越暴露，困难越来越多了，包括吃的、穿的、发各种各样的票证，全国情况很明显地不好。那么，就压缩空气，毛泽东本人也在压缩。一个郑州会议，一个武汉会议，都是压缩空气的。为什么叫“压缩空气”呢？因为大家头脑发胀，空气太膨胀，要把它收一下。但是空气一下子压缩不下来，因为一些人才吹完牛，怎么能又说不行了呢？原来说，十五年赶上英国。冶金部长说，用不着，我们两年就能赶上英国，五年就赶上美国了。我对这些情况比较熟悉，原因是发给张闻天的所有文件我能看到。张闻天给我的任务是，我先看，看完以后，哪些给他看，哪些不给他看，由我来决定。加上我又住在他家里，尽忙乎这些事了。我比搞国内问题的人还能多知道一些情况。我搞国际问题，外国的评论我能看到。国外有人说，中国的大跃进是瞎胡闹。中国人发疯了：到处挖地，到处抓麻雀、抓苍蝇。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写的访华杂记，第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到了中国以后，一下飞机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有五、六个人追一只苍蝇。艾德礼当过首相，后来是工党领袖。中国爱搞人海战术。抓麻雀也是，全民总上阵，连小孩都上去了。有人给毛主席提建议，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无蝇国，首先城市要变成无蝇城，谁先变成无蝇城呢？当然是首都。除了打药以外，打活苍蝇，苍蝇的蛆也得捞。有同事的儿子，因为捞蛆，掉到粪坑里淹死了。捞多少蛆是学校规定的，有任务。打苍蝇、抓老鼠都有任务。老鼠不好计算，就割下尾巴上交。驻坦桑尼亚大使的儿子因为打麻雀出了事。有一只麻雀藏到楼顶上去了，小孩怎么打，它都不下来。于是就搭了个梯子爬上去抓。结果，“咣当”一声，他从楼上摔下来了。脑子被摔坏了，再怎么治也治不好了。我一方面因为工作太忙，另一方面对这玩艺儿也不大以为然，后来批判我的时候，有一条罪状就是，不仅自己抓麻雀不积极，而且还干涉别人抓麻雀。我说，我晚上得睡觉，你们白天晚上都在院子里嚷嚷，我明天还干不干活了？我和宋以敏两个人都是近视眼，抓麻雀时看不见。在五九年，应该说张闻天也好，我也好，对这些群众运动比较消极。那时，好的、坏的、假的、真的，各种各样的反映很多，看多了以后，对事物真假的看法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本来我说话是相当守纪律的，有好多事情是不对宋以敏谈的。顶多提示她：现在你应该注意研究什么问题，回去注意点。宋以敏对我也有意见。有的时候外面来的熟人也对我有意见。他们想从我这儿打听一件事情，也不容易打听出来，就说我架子大。这是国家大事，我不敢随便乱说。你不高兴就不高兴，拉倒。我看到一些材料，不敢说。过去共产党员都比较自律，我奉公守法，这是张闻天的规矩，也是我自己生来的性格。我上班、开会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都是提前到。出于这样一些原因，我当然不会乱讲。七月份，张闻天上了庐山以后，我的任务就更重了。跟他去的是秘书萧扬。我不能去，我要管外交部里的事。因为我在好多事情上是代表他的。所以，他就把我留下来。张闻天去了，一开始不是开神仙会吗？我的任务是每天给他送材料。中央有机要交通，每天把送给开会的人的东西弄到一起，然后送到庐山。外交部有什么大事，张闻天得知道。我就挑他应该看到的材料，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我变成了后勤部长，给他提供材料。其他工作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大摊子事还得做。后来批判我，第一件事是说我送炮弹。其实就是送材料，因为发到他名下的机要材料都要送到我这里来，经我挑选。如果那些材料全部都看，一天也看不完。我有时候还翻一翻，他连翻都懒得翻。因此，我给他拿的，是经过挑选的很少一部分。第二件事，是说我打电话鼓励张闻天发言。张闻天上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动静。有一次，我给萧扬打电话说，你们这两天干什么呢？他说，闻天同志想在小组发言，但是现在还在犹豫。我说，小组会发个言，还有什么犹豫的？张闻天想在小组发言。他给陈毅打了个电话，汇报庐山会议的情况，说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发言。陈毅说，讲，没问题，你什么话都可以讲。陈毅是个炮筒子，积极鼓励他发言。陈毅当时是在北京坐镇的，那时候副总理就他一个在家坐镇，其余的人都去了庐山。我根本不知道发什么言，讨论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就来了这么几句。我说小组发言，还不是小菜一样？连提纲都用不着写，随便讲。谁晓得那么复杂？张闻天亲自写了提纲，最后倒了霉！突然，有一天，陈毅召集部领导开会了。我是党组秘书，参加了会议。陈毅在会上说，庐山会议出事了。正在批判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人。陈毅最后说：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谁要是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开除谁的党籍。所以，这事宋以敏也不知道，我也不敢随便乱说。对任何人也不敢说。庐山会议开完了，这事就正式传达了。说他们反党到了相当猖狂的地步。这我就蒙了头。我也不知道他们猖狂到了什么地步？但我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咱们历来是有问题一牵连一大堆人。我说，这下子可完了。我同张闻天的关系不同一般。他的秘书一般都是跟他几年，而我是跟了他十多年。

张闻天晚饭后散步的时候，经常讲大跃进中的各种洋相。他了解的情况多。刘英的弟弟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和我们很熟。他跟我们说：炼什么钢铁？好好的钢反而变成了烧结铁，质量更坏了。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烧结铁，原来是不知道的。这种话他不能在冶金部里说，只能在遇见他的亲戚朋友时讲。废钢本来可以炼成好钢，可是全国把好多废钢废铁放在土高炉里炼，变成烧结铁了，一点用处也没有。我那时候工作忙得要死。有一次，大家都去劳动，修人民大会堂去了。我想，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之一，我连一锹土都不挖不行，就劳动去了。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在那儿挖坑，中午来了一个电话，叫我马上回去。陈毅要召开党组会。他把我批了一通：这个何方，赶浪头！听说人家去劳动，他也去劳动！出了什么问题呢？尼泊尔来了一个紧急电报，文电科的一位同志压了四个钟头。周恩来发脾气了：这么重要的电报，人家紧急请示的事情，谁压的？查！一声号令，就查到了文电科这位同志了。再查，又查到我的头上。我是什么责任呢？办公厅日常工作归我管。领导中途把我叫回来，不准我劳动了，而且以后也不准我再去。陈毅批评我，你为什么不把文电管好？大跃进一开始，张闻天不是毫不动心。他也有点头脑发热，觉得中国的发展应该快一点。后来各种各样的事情出来之后，张闻天发现有点不对头，但也不敢说什么。有一些事，他是不干的。一、不在后院种庄稼。人家要求外交部在部内挖坑，在门口也挖坑。外交部门外已经把人行道挖开了，种上了小麦，一直种到了大华电影院门口。那小麦只长出这么高，简直是开玩笑。二、外交部不炼铁。张闻天说，胡闹！炼什么铁？你能炼铁？你知道钢是怎么个炼法？又没有铁矿石！他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一瓢冷水泼下去，中央机关党委就来干涉了，说，你们不响应中央号召。但他们又不敢惹张闻天，张闻天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机关党委就批评外交部机关党委。部机关党委说，部党组不让我们搞啊。三、外交部不搞外交公社。当时，教育部已经变成教育公社了。钱俊瑞当时挂了两个帅印，既是文化部党组书记，又是教育部党组书记。大跃进时，他把教育部搞成公社了。以后，大家就都成了公社社员，他就和大家一律平等了。钱俊瑞和张致祥都拿了杆枪，在文化部的门口站岗，一站四个钟头。以此表现他跟普通人一样，轮到他，他就站岗。各部委之间互相取经，外交部要不要公社化呀？于是外交部党组就讨论开了。我印象最深的是章汉夫。他说，拿一杆枪站四个钟头的岗，我可站不了。他血压高到二百多，胖乎乎的，让他在那儿立正站四个钟头，他受得了吗？外交部的干部既没在部里、也没派到外面去大炼钢铁。后来人家批评外交部搞特殊化。特殊化就特殊化吧！

张闻天是一个节约专家。他一九五三年回国述职，参加了财经会议，那时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国家庆典和外交礼宾，应该根据朴素大方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进行改革，重新做出规定。他说，每年五一、十一大游行太浪费，顶多搞一次。体育队和文工团才把这次游行准备完，又得接着准备下一次游行，他们还干活吗？空军表演也是，一年五一和十一两次检阅飞行。有些东西搞了一次，下次就全用不上了。国际和外交事件动辄百万人上街，表示庆贺、声援、夹道欢迎等等。从西郊机场到北京饭店，沿路的人群不能稀稀拉拉，要排满，得多少人啊！苏加诺来了，百万人上街；尼赫鲁来了，百万人上街。这个来了，倾巢出动，那个来了，没有倾巢出动，待遇不同，也惹麻烦。应予精简。为了这类活动，有时工厂要停工，学生要停课。这既违反国际惯例，又造成大量浪费。毛泽东重视这条意见，认为值得考虑。说：你和贺龙组成一个班子，抓一下这件事情。张闻天不想具体管这件事，意见提完了，赶快回苏联使馆去了。以后，每年的庆典活动确实从两次减成了一次，另一次改成游园活动。但是外宾游园，也干扰百姓。苏加诺来的时候，在颐和园组织了一次游园活动。他们游园，咱们得净园。那一天就把老百姓全都赶跑了。园子里十步一个桌子，放上茶点、花生等小吃，让在里面游园的人随便拿随便吃；二十步又是一个什么表演台，等等。乔冠华、陈家康、我们这些人在这儿吃几颗花生，在那儿吃几块糖。这么搞，完全是浪费。张闻天回外交部工作后，把他提过的意见精神拿到了外交部：反对铺张，反对夹道欢迎等等。周恩来喜欢铺张。毛泽东也对铺张有点兴趣，还是喜欢把规模和声势搞得大些。比如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就过分盛大，搞夹道欢迎等。周恩来办事，喜欢充大方。有一次范长江对我发牢骚说，他叫总理给训了一顿。原来，乌兰诺娃到中国来，气候不适应，感冒了。总理训范长江说：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成路旁草！现在立即以大姐的名义给她送一件貂皮大衣！后来缅甸文工团来，一人送一件皮坎肩。缅甸属于热带，一年到头热得要死，还送皮衣服。1955年张闻天把诸如此类的事情反映上去了。他按照国际通例，说明哪些东西该有，哪些东西不该有，应该去掉，写了个报告。报告说，礼宾要改革，接待规格要降低，哪些东西要取消，送礼、宴会应该怎么样。在宴会中，咱们请他们吃人参、燕窝、熊掌这些十分名贵的东西，外国人吃了还不高兴。苏加诺吃的时候挺高兴，吃完以后，一听是熊掌，大发脾气：怎么拿那个脏东西给我吃？因为他是穆斯林。

1955年1月张闻天回国了。宋以敏要生孩子，跟张闻天坐同一列火车回去了。刘晓接替张闻天当大使。刘晓无论如何不放我，说你不能走。他给外交部打电话要把我留下。我无所谓，留下就留下，回去就回去。张闻天几次打电报给刘晓，让我立即乘飞机回来，一刻也不许耽搁，行李等以后用火车运。我是1955年3月中旬回外交部的，回来后第二天就上班了。宋以敏就要生孩子了，所以我们请了个保姆。当时，我们只有一间很小的小平房，家具也很简单。我就跟外交部管行政后勤的人说，得给我找一个地方，我爱人要生孩子了。张闻天知道了这件事，对我说，自己的要求不能过分，个人的事情不要太强调。好吧！那我就不强调吧。其实，分配房子又不用张闻天管，我并没有和他直接联系。只是张闻天太自律，对他周围人的物质要求的限制简直过了头。但是外交部还是给了我两间大一点的房子。我的大儿子是三月十八号生的。

1954年4月我国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会议。这个会议分两段，一共开了三个月。我参加了前一段两个月的会。这一段讨论完了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还没讨论完。我是从使馆被临时调去的。当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从驻苏联大使馆调了几个人去。除了我，还有李汇川、周砚、施谷、李则望等。把我调去，就是要我参加起草文件，主要是起草周恩来的发言。这个会议几乎是每天开，也没什么内容，净讲空话，可是报纸上得连续登消息，那你总得写出来呀。我们经常是工作到凌晨，给周恩来写发言稿或者研究问题。就是在这次日内瓦会议开始，我同周恩来有了接触。从使馆回国后，又在他的领导下参加过一些政府报告和文件的起草工作。我们的代表团很大，有一、两百人。有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等大干部，乔冠华、陈家康、黄华、龚澎等外交部地区司和业务司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从其他单位来的。周恩来、张闻天他们住在别墅里，我、马列、陈浩等几个小干部也住在别墅里。因为别墅很小，其他人都住在外面的旅馆里。咱们那个时候技术差，请苏联人帮助查一查，结果，从电话上，椅子下，还有其他什么地方，查出二、三十个窃听器。当时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次在国外开会，大家吓了一跳，紧张得不行。日内瓦会议开会时，咱们的规矩是这样的：开会的时候，一部分人去参加会议，另一部分人还要搞对外活动。对外活动的人以王炳南为首。王炳南办法多，就去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大使及通讯社的记者们联系，然后晚上到总理这儿来汇报。每天晚上他汇报时，我当然是坐在那儿听了。但是窃听器的问题，怎么对付呢？咱们已经搜寻了一遍了，但是怕还有。一个办法是把洗澡间里的水龙头打开，拼命放水，让水哗哗地流着；另一个办法是把收音机打开。这样搞了几天，弄得连自己人说话都听不清楚了。于是总理就说，算了，洋人要听就让他听吧。这才不放澡堂里的水了，也不放收音机了，各人讲各人的。有时候人们讲着讲着就吵起来。有一次李克农就吵上了。李克农批评总理说：你这个司令员一竿子插到底，一下子管到连排长，还要我们这些团长干什么？弄得总理下不来台。总理说，克农，你喝多了吧？克农说，我没有喝多，我没醉！后来周恩来打圆场说，克农一定是喝多了。于是人们就把他拉走了。后来刘英也说过，刘伯承曾经笑话过周恩来，说周恩来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长征时白天和大家一起行军，晚上累的不行了，可他就是不睡，还要批电报。那时候用的是毛笔，他批完的电报，人家根本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因为上面是一团一团的墨。显然是太瞌睡了，手不听使唤点在纸上的。我和周恩来在一起的时候，同样发现他管的事情细极了。总理确实是事无巨细，一竿子插到底，包括打字。这本来是我负责的。我写好稿子以后，他看了，改完后说：何方你拿去给打印清楚。我就拿给打字员刘兰云和史华两个人去打。她们两个都是外交部的打字高手。打完字以后，一会儿，周恩来说，叫史华来。他又有事吩咐。他这个人的记忆力真厉害！他能把大家的名字都记下来。比如，他问宋以敏：你姓什么？哪儿的人？随便问你三、两句，过十年以后他一见了你还记得你。有个大使叫陈志方，是个老红军，是他在中央苏区见过的。他们已经有二十年没见过面了。总理一见到他，就叫出了他的名字：陈志方。周恩来的记忆力真是惊人，记地名、人名、时间等真是厉害！和总理在一起工作，大家对总理是很尊重的。总理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对大家还是很照顾的，当然有时候一块训人，也挺厉害，特别是训他自己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这个花盆应该摆在这儿，你为什么摆在那儿？但是他一般对秀才们比较客气，对我们这些人比较客气。我把稿子写成这个样子，有时候也是大家的意见，他还得考虑。这个代表团的规格比较高，我在这些人里面是小不点儿，而且比较老实。一些滑头到了后半夜瞌睡了，就偷偷摸摸地溜了。周恩来这个人真是铁打的。他晚上干一晚上，第二天又得去开会，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睡觉。有一次，他带着黄华回来了，一看，光剩下了我一个人，就问：陈家康呢？我说：他说他头有点昏。又问：乔冠华呢？我又找了个理由给他含糊过去。那时候参加写材料的人有：乔冠华、陈家康、宦乡和我。老老实实地干活的只有宦乡和我。其余的人都能摸到周恩来的脾气，有时可以偷个懒。而且他们不在别墅里和周恩来一起住。我是和周恩来住在一个楼里的，吃饭也在一起，所以他经常抓我。在日内瓦时，乔冠华、陈家康、章文晋等我们这几个人喜欢东拉西扯地聊天，曾经开玩笑说这是个“废话协会”。有一次吃饭时，陈家康对总理说：总理，下一届政协是不是给我们“废协”也搞几个名额啊？总理说，哪个“废协”呀？陈家康说，我们成立了个“废话协会”。总理说，胡闹！什么“废协”，还要名额！外交部这几个人回到部里之后，还常开玩笑地说我们“废协”如何如何。到了反右派斗争时，周恩来在外交部大会上讲：有些人有一种右倾思想，不好好工作，成立什么“废协”。“废协”竟然成了个话柄。反右派，反着反着就把陈家康批了一通，说他搞“废协”。那“废协”算个什么玩意儿呢？它又没反党，它只是开玩笑。章乃器说过，对共产党，他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顾准。还有一个就是陈家康。陈家康是个怪人，他的家里没有沙发，他在家里坐的是慈禧太后坐的那种硬木凳子。他是个懂文字学的副部长。做外交工作，一天三本《参考资料》他不看，弄了本线装书往那儿一放。有一次让总理看见了，总理说：家康，你看什么？他说：没看什么。可是线装书就放在那儿，很显眼呀。章乃器为什么佩服陈家康？我不知道。大概章乃器是说他有学问的意思。“文革”一开始，陈家康就被外交部领导抛了出来，不久就因心脏病发作，在湖南五七干校去世了。在日内瓦，会下的生活还是很热闹的。俄文高级翻译李越然是个语言天才，还挺幽默，学谁讲话像谁。他不懂法文，可是有一次学孟戴斯.弗朗斯发言，腔调竟惟妙惟肖，惹得周恩来大笑。在日内瓦，张闻天发现了一个苗头。有一天他跟我谈：看样子总理好像是很信任你的。我说，我不过是个劳动力而已。他说，危险。他怕周恩来把我调走，就和我说，你干脆别再参加这个会议了。结果会议还没开完，我就被精简了。6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解散以后，中央对张闻天的安排是，两个工作由他挑选：一个是去当苏联大使。因为原来的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干了一年多，身体支持不了，回国了。另一个是到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去当主任，做后来中联部做的那些工作。张闻天考虑的结果，选择了去当驻苏联大使。于是他决定把我带到苏联去。原因还是那两条：一个是我能帮他写点东西；另一个就是我懂俄文。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愿意去，就在1951年4月随着他到莫斯科去了。驻苏联大使馆不是一个新建的使馆，人家已经有了一套人马。政务参赞是曾涌泉，文化参赞是戈宝权，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人。曾涌泉是我们俄文学校的校长，我是他的老部下了。他后来到波兰当了大使，又当过外交部副部长。所以，张闻天去苏联只带去了不多的几个人。我是一个，还有徐达深、李汇川和他的生活秘书陈国泰。我们这几个人后来都从使馆调到了外交部。徐达深在使馆当了商务参赞。李汇川是一秘，兼张闻天的政治秘书。我没当过张闻天的秘书，但是从辽东开始，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在外交部1959年批判所谓张闻天的“反党宗派集团”时，我们三个被定为“集团”的主要成员，把我排到了第一名，徐达深排第二，李汇川排第三。1959年后，徐达深被调往宁夏，“文革”后回到北京，当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最后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当所长。李汇川后来当过外交部苏欧司代司长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我一到使馆就当研究室主任，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1955年3月离开苏联。外交官衔去的时候是二等秘书，后来是一等秘书。自从张闻天当大使之后，他就把研究工作摆到了使馆工作的主要位置上。张闻天有学问，好研究问题。他认为：外交工作主要是研究工作。使馆在外，是国家的耳目，除了处理一些国家的外交事务，像送往迎来、礼宾、或者是谁去世了代表国家去吊唁等等这些经常的业务，就得搞一些研究工作。外交系统，在外交部内和在各个大使馆成立研究室，是从张闻天开始的。我是驻苏联大使馆的第一任研究室主任。张闻天让使馆各部门的负责人，不论是管秘书的还是管领事和行政部门的，都到研究室轮训一遍，一般是呆个一年的样子，有的时间短些。像曾涌泉、戈宝权这些参赞，和在我们俄文学校当过教员的邵天任，都来我们研究室轮训过。他们有的曾经是我的老师，我怎么领导他们呀！那个时候和苏联的关系好，在苏联做研究工作有个有利条件。中苏之间除了外交关系外，还有党的关系。咱们和人家联系，首先根据党内的身份：张闻天是我党的政治局委员，请你党马林科夫与之联系，等等。存在着党的关系，使苏联对我们很优待。苏联塔斯社印发的内部参考资料，每天有好多包，这么高的一摞。除了翻译的西方通讯社消息，还有苏联驻世界各地记者写的内部分析研究报告。资料来了以后，我就过一遍，挑出一些来，请研究室摘要反映。这些反映主要给使馆的领导和其他同志看，让他们知道当前的大体情况。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路过莫斯科时，也都送给他们看。有些材料还需要向国内报。张闻天在使馆所有的机构里面特别注重研究室。

东北一解放，张秀山就找我谈话，要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张秀山说，现在鞍钢缺人，让我到鞍钢工作，做什么工作他没有说。他说，你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年轻，那时候我大概二十六、七岁吧；二是懂外文。他说，要搞好这里的建设，将来必须得请苏联专家，所以懂俄文很重要。我坚决不同意。我说，不行。搞个土改，发动个群众，或者是搞搞宣传工作，我还比较熟悉。那时候他比较客气，又说，要不行，你做青年工作怎么样？那时候人们都不愿意做青年工作。共产党里面有两件怪事：一个是人们不愿意做青年工作，一个是不愿意做妇女工作。所有做青年工作的人，都带有勉强性质，比如像韩天石、黄中、荣高棠这些人，都是上面安排非干不可，才上了青年工作这条船的。这时候已经到一九四九年。这年“五四”的时候，要在北平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这之前，三月份辽阳开了青年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各省都要去代表团。辽南也要去代表团。张秀山说，你要是不愿意去鞍钢的话，我们马上要派代表团到北平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你去吧。我一想，这个事还不错，可以，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就让我率领着一个代表团去北平，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去了。青年代表大会无非是选主席和几个副主席，选出来的有廖承志、荣高棠、蒋南翔等人，主席是廖承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有两套班子，一套是咱们自己的青年团，一套是全国青联。全国青联代表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就找郭兰英、张瑞芳、秦怡等人唱歌。这些人都是青联代表。他们都是有名气的人。开会我照例去就是了，还领了个警卫员去。都到了北平了，你还带警卫员？人家虽然也允许带，管饭，一切都是公家管，现在看来不怎么妥当。开完这个会，我又回到东北去了。这时把东北从九个省并成四个省了。辽宁分两个省：一个是辽东省，一个是辽宁省；辽南、辽西这两个省去掉了。辽东省的省会在安东，现在叫丹东；辽宁省的省会在沈阳。东北局也在沈阳。回东北要经过东北局，要汇报啊！东北局管青年工作的青委书记是韩天石。韩天石跟我谈，你现在得做青年工作了。我说，我只是去开个会，开完会，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他说，你做青年工作才能去开会。你还是做青年工作吧。我说，不行，搞青年工作我没兴趣，是不是让我搞别的工作？他说，不行。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结果还是得服从组织分配。我说，不行那就去吧。他说，东北局决定，做青年工作的人不能随便离开岗位。他分配我到辽东去。但是，

发表小群采访何方的口述片段之一后，许多读者很感兴趣。这里再展示一个片段。何方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已经进东北了，首先学俄文的就得去东北。我们俄文队是第一批宣布去东北的，共有三十多人，专门一个队。除了我，有蓝曼、马列、谢文清、罗焚，还有许文益。我们大队带队的是张秀山。除了我们学俄文的之外，去东北的人各个单位都有，有学炮兵的，有学工程的，有鲁艺的，各种各样的人。无论在行军路上还是到东北之后，这个队伍都是准备去打仗的。我们离开延安，要经过晋西北和晋察冀去东北。路上有些县还由日本人占着，铁路也由日本人管着。日本人投降还有一个过程。咱们向他们的驻地发布命令：向八路军某某部投降！日本人根本不理。当然，他们见了八路军也不打了。他们只向国民党投降，而国民党还离得老远，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去接受日本人投降，也不知道。经过日本人占领的各县之间的空间，通过封锁线，都得有人打前站。打前站有一定的危险性，到了晚上，一不留神就可能跑到敌人占据的地方去了。一次，两个打前站的人就丢了。九月二日出发，一开始步行，一天走五十里。我们经过清涧到了绥德。抗大的总校就在绥德。那时何长工当副校长。他欢迎我们，给我们讲话，说中国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咱们过去的那一套不行了，得准备议会斗争什么的。当时全国都讲这个，不是只有刘少奇一个人在讲。我们在碛口过了黄河。记得那个时候黄河的水并不大，但还是怒吼的。大家情绪很高，唱着黄河大合唱，乘着小船分批过了河。过了河就是晋西北了。这是我们的地区。有几个县城，还在日本人的手里。过封锁线很紧张，我们各队之间拉得很长，一天一夜得跑个一百四、五十里地。有的女同志跑不动，由两个力气大的男同志拖着跑。谁打前站，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是各队管各队，走过去就完了。这样，我们走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样子，过了左云，就到了张家口。那时候的张家口，我直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十三万人，已经是个了不得的大城市了。延安本来不到一万人，城里只几千人，后来那里除了干部，已经没有什么老百姓了。在我们离开延安后的这段时候，国民党方面的刘善本起义了。他驾了一架飞机落到了延安，这下子咱们也可以利用飞机了。飞机呼地一下子，就从延安飞到了张家口。我们的校长曾涌泉就是坐飞机到张家口的。我们走了一个月，他只用了一两个钟头。曾涌泉这时候一听说俄文学校的队伍过来了，就来看望大家，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公斤砂糖。可是，延安整风的矛盾也显现出来了：有的同学根本不理他，连见都不想见他。在张家口休息了一天，我们继续步行。那个时候能休息上一天就算不错了。我一直是打前站的。打前站相当辛苦，要给大家号房子，谁住到这儿、谁住到那儿，都要先搞清楚。打前站也有个好处：不用排着队走，行动比较自由。这就可以买点儿好吃的东西了。我身上不是有几块钱吗？这几块钱在路上用处大了。买点儿油饼啊，买点儿好久没有吃过的一些东西呀，买点儿香烟呀。东西就那么一点儿，等大队人马一过来，他们就买不着什么了。我一路上花得只剩下了一两块大洋，后来就给了我的警卫员。一路上还是比较轻松的。在没有遇上敌人时，我们还和鲁艺的人互相拉着唱歌。行军中的洋相也不少。比如说，我们走到了山西，在村子里睡觉。老百姓的鸡老叫，影响得我们睡不好。我们队里有几个人就起床把鸡给抱走了，抱得远远的，绑在一棵树上。这下子坏了。那个养鸡的老太太一起来，听不见她的鸡叫了，就到处叫着找她的鸡。这时还没有到早晨呢，我们更睡不着了，又不敢承认鸡是我们给弄走的。行军时也挺热闹。路过我们自己的地区时，老百姓欢迎，大姑娘拿出枣子给我们吃。我们纪律严着呢，想吃也都不能要。我们一路步行，一直走到了承德。

今天早上，读到老友王东成的新作：一曲短歌唱湖湘：一有位朋友多受难，因生二孩下讲坛。强制罚款数十万，荣升图书管理员。怀揣国家教师证，登台上课没几年。声名远播海内外，不知是佛还是仙？二湖湘学子有气象，性格倔强热心肠。好辩是非识真伪，不讲情面论短长。气蒸云梦左今亮，义壮昆仑谭浏阳。洞庭波涌青山秀，岳麓风卷苍鹰翔。王东成自知新作不合格律，注为顺口溜，打油诗。但作品的内容，却不是无病呻吟，而有大义在。前一首谈到“有位朋友”，也是我的熟人。他大名杨支柱，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新千年以来，发表了不少文章，要求纠正一胎化政策，把生育权归还公民和家庭。看到国家迟迟不肯调整人口政策，于是和妻子商定，2010年生育了第二个孩子。接着，他遭到巨额罚款和行政处分，被赶下讲台，做了图书管理员。杨支柱始终不肯低头，坚持反思计划生育失误。时至今日，中国人口已经开始下跌，势如断崖，不可逆转，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负面影响，在经济、社会、教育、家庭等领域，将继续发酵。一胎化的苦果，还会有几代人品尝。真理是掌握在杨支柱一方，还是掌握在惩罚他的掌权者一方，再清楚不过。更有深义的是第二首。当时写文章要求结束一胎化政策的国人并不少，公开发表言论的同时，以身试法，只有杨支柱一人。张艺谋“超生”，虽然罚款数额更大，但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人口政策的公开批评。王东成谈到杨支柱的行为和籍贯的关系。杨支柱是湖南人，身上有种湖南人的犟脾气，不但“好辩是非识真伪”，而且勇于付诸行动。王东成联想到左宗棠（左今亮）、谭嗣同（谭浏阳）等湖湘先贤。“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为了变法维新，不惜舍生取义，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人格楷模。杨支柱决定生二胎的时候，也做好了遭受打击的各种准备，他的行为，亦如飞蛾扑火，只不过牺牲的不是生命，而是教职。至今未见纠错。经常看到有人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缺钙。其实，不缺钙的知识分子就在我们的周围。中国社会所缺少的，不是对左宗棠的赞美和追捧，而是对谭嗣同的理解、尊重和保护。在杨支柱受到权力打压的时候，王东成曾和几位同事曾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领导：我们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普通教师。我们从非正式渠道得知法律系杨支柱老师因生育二胎受到处分。我们愿意就此事向学院领导坦诚地提出以下看法和建议：一、无论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开放二胎生育，是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呼吁，也是中国人口学界多数专家的共识。一个时期以来，杨支柱老师从法学的角度，以言论和行动推进这一公共政策的改变，其识其胆，令人敬佩。二、杨支柱老师是一位有学问、有思想、有责任感、有人格魅力的好教师，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同行的赞许。他留在学院的讲台上，将使学生受益，使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受益。如果因为他违反行将过时的计划生育规定而迫使他离开讲台，是学院的损失、学生的损失。三、我们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多年，视学院的荣誉为自己的荣誉，愿与学院甘苦同尝、荣辱同当。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社会转型都是从少数人先行一步开始的。我们建议，学院领导高瞻远瞩，以发展的目光处理此事，善待杨支柱夫妇的选择和追求。如果能够超越现行不合理的规定，对杨支柱老师免于处分，势必赢得全校大部分师生的支持，赢得社会舆论的好评，为我们学院赢得荣誉，也为国家的人口政策更加合理、更加科学做出独特的贡献。

老友陈为人近日著文，回忆办公号的酸甜苦辣，展示如下：

昨天的文章提到安子文、薄一波向刘英表示，感激张闻天承担责任，“要不是闻天，我就是叛徒了。”今天再把相关背景做一些介绍。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失势。批刘进入高潮后，中央发出《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坐实刘少奇“招降纳叛”。此前，从南开大学的学生组织，到中央的专案组，多次找张闻天调查，让张闻天交代。张闻天在1967年2月18日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写的证明中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急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人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这信的内容是同我后来记得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差不多的）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需要什么代价，一下子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在请示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刘少奇的信，我以后交给什么人看了，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告诉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在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什么人谈过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至于刘少奇以后如何具体处理此案，如何分配出狱干部，出狱干部儿做了什么工作，我都没有过问，他们的名字和职务，我一直知道的很少。最近在你们调查材料发表后，我才知道多一些，后来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上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又如何审查了这批干部？特别对他们的“假自首书”的内容是否审查过了？刘少奇当时做了什么解释？我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在中央做过干部分配和审查的工作。张闻天1967年4月18日在给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写的证明中说：又回忆到一点情况如下。我记得刘少奇出去后不久，曾派一个交通员王林到中央，那时中央还住在瓦窑堡，不在延安。一天下午，王林来到瓦窑堡，送给我一封紧急信件，要我当场拆阅，并立即在一个信件上签字后退还给他，好让他当天就回去。信件内有一封是刘少奇给我说明问题的信，一封是刘少奇代为起草，要我签字后退回给狱中同志的信。不是像我上次说的狱中同志的“请求书”，即包含有所谓三个条件的信。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是博古同志兼任（他是西北政府办事处主席），所以我就拿着信件去找博古，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照刘少奇的意见那样做，对工作有利，同时事情又那样紧急，所以我当场就在王林同志的督促下，用毛笔签了字，交给王林拿走了。王林当天没有走成，但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我记得他甚至没有要我写回信，我现在也记不清楚写了回信没有，我记得王林是知道信的内容的，因为他催我当场签字时说，如果此事不赶快办，就要来不及了。似乎一切都已具备，只差我签字的信了。当时，张闻天处境很艰难。他在1959年已经被打入“彭黄张周”集团，文革开始后遭到多次批斗，但他仍然承担了责任。对此，刘英回忆：1967年2月，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搞起抓叛徒来了，抓出了所谓“61人叛徒集团”，也就是1936年薄一波等61人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南开大学两派一次一次地找闻天。找闻天有时晚上来，他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要出来就叫孙世平开锁进门。有一次还把他和杨述一起抓到天津去了。当时我以为他不能活着回来了，是周总理通知经济所把他弄回来的，他半夜一点才回到家里。我说你怎么回来的？他说这是不幸中之万幸。南开大学红卫兵“抓叛徒组”来追查。他们说康生指示，你们可以立一个功：刘少奇交代，这件事是经张闻天批准的，情况究竟如何。他们说，是中央书记处有电报叫放人的。闻天记得，确有一年刘少奇写信来，说这些同志可以履行手续争取出狱；信大概是交通员王林送来的。但据说王林后来交代，说他没有当过交通员，没有替刘少奇带过信。其实交通员不只是王林，还有一个鲁奔，但他已经牺牲。闻天只好说，他收到刘少奇信这件事，是直接向毛主席说的还是在中央的会议上说的，已记不清，刘少奇是带信来的还是有电报来的，他也已经记不清，要请示组织。其实当时这类事情都是要向毛主席说的。他就给康生写信，康生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嘛！第一封信写得很短，只说刘少奇那里来的东西是信还是电报，希望查一下档案，以便答覆学生。我认为康生是不会回答的。过了两天不见康生回音，红卫兵又逼得很紧，闻天就给康生写了第二封信，说：刘少奇为了救这批同志有请示来，要中央批准他们履行手续，此事是否经过中央批准我已记不很清，但是我应负责。他在括号里说明：我是在中央负责的。当时闻天跟我讲，这件事是毛主席批准的，但是不能让毛主席或中央承担责任，那就由我自己来承担吧。然后就在那儿等。闻天还是每天“上班”。有一天闻天从经济所受审回来后很紧张，对我说，今天来了两个穿军服的干部，很凶，一来就叫我站起来念语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我交代问题。说：他们是康老那儿派来的；61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嘛，你说是你代表中央批准他们出狱，这是把水搅混，包庇刘少奇；你要对你的子孙后代负责；你应该很好地考虑考虑。他们威吓闻天，但他还是老样子。1936年，主持中共中央的是张闻天。他承担起61人登报出狱的领导责任，虽然不能改变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厄运，毕竟为日后昭雪留下了证据。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薄一波、安子文等人获得平反。他们想对张闻天表示感激，张闻天已经在两年多前去世了。相关阅读：刘英谈张闻天后事

我们发表《珍贵的刘英谈党史》以后，不少读者都说，史料价值很高，希望继续选登。然而，发送不易。今天再选发一段，以飨读者：闻天去世后不久，毛主席也不在了。我给汪东兴写了好多信，要求回北京，汪东兴一直不批。我得到批准回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住到了陈琮英（按：任弼时夫人）家里。她对我好，是老战友嘛！她说：你住在这儿没问题，我不怕。在她家里知道把“四人帮”抓了起来，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一直到胡耀邦批了，我到1978年才住进南沙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去看陈云，说，会开得好。陈说，到时候了，再下去我们都老了。陈云自下台后一直不说话。谁去看他，他都不谈政治，只谈病。后来要陈云出来，汪东兴反对，拿出主席录音，说陈云一贯右倾，不可信任。耀邦一当组织部长，我就给他写了封信：耀邦同志，你现在担任组织部长了，现在我们干部有了家，我非常高兴；我们已经多年没有家了；给郭玉峰打电话，郭玉峰是组织部军代表嘛，他不理，不敢找他，他手底下的也没人理；后来我去找叶帅，他批了，要宋任穷、我，还有几个人一起去找郭玉峰，这样他才见的；组织部要注意清查，清查那些整我们干部的造反派；组织部非常重要，要挑一些正直的人来组织部工作；因为要做大量的平反工作，我推荐了几个人。耀邦看到我的信，知道我住在南沙沟，就来我家了。他的秘书跑到二楼，说胡部长来了。我说什么胡部长来了？一看他就穿着一件黑大衣，站在门口。他说：大姐，我来看你了！我说：你这个部长怎么跑来了？以前见都见不到你。他说：大姐，我回来第一个就看你！你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给你解决！我说：那好哇。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把张闻天的骨灰迁到北京八宝山；现在骨灰盒在无锡，锁在一个破箱子里，放在一个破房子里边，很潮湿；我想还应该纪念他一下。我不敢提开追悼会，只说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好一点。他说：那没问题，你写个信。我后来就写了封信。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和他谈了我自己的处分问题。我对胡耀邦说，张闻天是张闻天，我是我，我不反党，但是到现在外交部还说我态度不好。住到南沙沟后，林中、杨清华、朱霖来谈我的结论，说取消处分，又说我态度不好。我不同意。胡耀邦说，我也态度不好，如果乱说，那才是真的态度不好呢。他叫我写个报告，我说已经给外交部写了。胡耀邦说，那他就去催一下。我又对胡耀邦说，我现在岁数也大了，七十多岁，不能做什么工作了，只准备把张闻天的东西搞一下。他说：那好，你就不要搞什么工作了，你就是休息，健康最重要。我说：闻天写的文章我想争取出版。他说：那以后都是可以的。其他问题我就都不讲了。那时三中全会还没开，他只是个组织部长，没有多大权。胡耀邦催了外交部之后，张海峰（按：外交部副部长）马上跑到我家来了，给我看结论，还是留了“态度不好”这个尾巴。我说，我的态度是对的。张海峰说，不留尾巴不好结案。我不签，他没有办法，只好把结论又拿回去了。后来我被选为中纪委委员，住到京西宾馆，这时他们才派人来叫我在结论上签字，当然是不留尾巴了。胡耀邦走后，我就给组织部写信，组织部批了我的信，后来又通知我，说胡部长叫我等一等，因为汪东兴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他讲骨灰盒“不必迁动了”，他们把汪东兴这封信拿给我看了。“四人帮”已经垮台了，这个人不识相呢！三中全会以后，我就提了几条意见：把闻天的骨灰移回来，给他做结论，他写的文章要出版。王震、陈云都批：应该。通过了以后，耀邦又通知我：还要开追悼会。骨灰这才迁了回来。耀邦派了老干局副局长陪我去无锡。我们是坐火车去的，虹生也去了。回来时是邓力群来车站接的，当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我把小倩也接回来了。她在无锡学无线电，学完了嘛！老干部局郑伯克来通知我，要给闻天开追悼会。没想到能开追悼会，我很高兴。他告诉我：本来中央决定，要给几个人合在一起开追悼会，由耀邦同志负责，让组织部安排；陈云表示，由他主持、要他致悼词，都行，但要给闻天单独开。这样一来，追悼会推迟了三个月，本来是5月开，结果到8月才开。写悼词的是胡乔木、邓力群。关键的地方是乔木把关的，历史决议也是他参加起草的嘛。彭德怀、陶铸是放在在一起开的，张闻天、刘少奇是单独开的。开始的时候我说：会由邓小平主持，陈云致悼词。后来陈云说：还是邓小平致悼词，规格更高一些。邓小平也同意。我说：那就好。结果那天当时的中央领导全部出席，那么多人都来了。见到了李先念、谭震林。他们两个和闻天有共同的思想，意见是一致的，在庐山会议以后来过我们家。这事我从来没有对人讲过，不说他们当时都和闻天谈了什么。他们非常怀念闻天的。见到邓小平，他说：好多年不见囉！我们28年就认识，中央苏区时在一起，长征时又在一起，59年以后就再没见过。

年前，谢湘赠我一本李明华的新著《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纪事》，我边读边想，心绪难平。1984年末，《青年论坛》横空出世，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当时，我就非常关注。因为我在山西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当编辑，和李明华算是同行。《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热心改革，很快和李明华建立了联系。我十分羡慕湖北社会科学院的同龄人，竟然干成了这样一番大事业，暗自想以他们为榜样，步其后尘。1987年初，《青年论坛》过早夭折，我又为之扼腕。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转型的起步期。新思潮喷涌而出，呼唤着本土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青年一代最有生气，要登上前台，扮演先锋角色。当时没有互联网，纸质报刊是展示思想的不二选择。最初，体制外的民办刊物、体制边缘的大学生刊物，已经试水，遭到权力重创。以更具合法性的方式，寻求体制内生长，《青年论坛》便是探索的先声。如同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有其缘由，《青年论坛》诞生于武汉，也是各种机缘凑在一起的结果。此前，刘道玉已经在武汉大学拉开改革大幕。李明华、王一鸣从武大毕业，供职于湖北社科院的《江汉论坛》。《江汉论坛》本身要寻求破局之道，王一鸣便提出青年理论刊物的创意，与李明华一拍即合。办刊设想一出，便与胡德平取得联系，得到他倾力支持。胡德平的介入，具有特殊意义，他既是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参与当地改革名正言顺，又是胡耀邦的长子，给当地官场留下诸多遐想。湖北省和湖北社科院两级领导，既有创新的真诚支持者，如院长密加凡把自己的办公室腾给“论坛”使用，也有惮于胡德平身份者，他们都开放绿灯，让《青年论坛》很快呱呱坠地。新松恨不高千尺。《青年论坛》生逢其时，甫一问世，便立于时代潮头，聚会群英，让思想之光辐射全国，惊动海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87年1月，胡耀邦无奈辞职，《青年论坛》随之停刊整顿。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权力这才现出本相。回忆录写到这里，进入最为耐人寻味的篇章。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青年论坛》跨越四个年头，实际存活不足三年，出刊14期，发表近300篇文章，有200多位作者亮相，搅动了一池春水，乃是当代改革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抹不去的事实。刊物运行时，就出现过不少反馈。刊物夭折后，有人写出长篇纪实。后来，还有不少回忆文章。钱理群治当代思想史，为《青年论坛》写出六万言。有人想把《青年论坛》写进《中国期刊史》，有人以研究《青年论坛》为学位论文。这都给当事人以欣慰。然而，来自外部的评介和反馈，不能代替内部的证词。我一向认为，曾经处在思想漩涡中心的报刊主事者，应当留下回忆。这不仅事关个人的尊严，而且事关历史的存废。90年代，钟沛璋先生创办《东方》。《东方》夭折后，我曾向钟老建议，撰写有关《东方》的回忆录。他写了，可惜篇幅较短。沈昌文先生曾经主编《读书》，退休时并不心甘。我也曾建议他写回忆录。他写了，篇幅也不长。后来和张冠生完成了口述自传《知道》。杜导正先生曾经创办《炎黄春秋》。被迫离开时93岁，写回忆录已经力不从心。但他留下了日记。李明华关于《青年论坛》的回忆录，是我早就期盼的。应当说，他的写作条件更好。相关史料丰富，查找相对便利；相关人员大多在世，寻访难度不大。李明华有年龄优势，《青年论坛》停刊时，他不满40岁，现在70多岁。杂志挨整，他本人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他在1987年夏天便考取武汉大学博士生。他的求学过程，书中有生动记载——收到录取通知后，湖北社会科院不放人事档案。在当年9月底的国庆宴会上，导师陶德麟见到省委副书记钱运录，说：“我招了一个博士生，却不能入学，请书记出面做做工作。”钱运录问：“博士生是谁？”陶德麟说：“社科院的李明华。”钱运录说：“哦，那是我的朋友。为什么？”陶德麟说：“你问问老夏。”在场的湖北社科院院长夏振坤说：“《青年论坛》还有些事没有了结，李明华不能走。”陶德麟说：“不能因为《青年论坛》的事就不让他读书。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是受法律保障的。”钱运录说：“老夏，武大离社科院有多远？不就两三公里路嘛？李明华能跑到哪里去？你放他走。”一番周折后，李明华迟到三个月，终于入学，平安转轨，保持了个人的学术空间。2020年，新冠疫情把李明华困在大洋彼岸，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宅居女儿家中写书。他终于完成了这部厚重的回忆录，主体部分约40万字，加上附录超过50万字。笔底流出的那些亲身经历、鲜为人知，于史无载的细节，极为宝贵。他最后畅开笔墨，反思了当年的盲点和局限，讨论了历史的教训，展望了当下思想市场的变幻，这些方面，他超越了其他名刊的社长主编。他尽到了一个历史当事人应尽的责任。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就是在描述80年代宏观背景时，某些史实还须核订。瑕不掩瑜，我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与更多的读者见面。

12月10日到15日，我和来自全国100多所院校的300位新三届学友，在天津港登上地中海号邮轮，共同参加了一次六天五夜的海上旅行。12月11日下午，举行新三届四十年海上论坛，我应邀发表了演讲，讲稿全文如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诗刊》很快向郭沫若约稿，郭沫若写出《毛主席永在》二首。但《诗刊》只发表了一首，全文是：革命风云蒸海岳，光芒四射永生时。工农热泪如潮涌，中外唁章逐电飞。悲痛化作新力量，继承竞作大驱驰。天安门上音容在，强劲东风日夕吹。另一首《诗刊》未发。原文是：伟哉领袖比爷亲，改天换地绝等伦。三座大山齐扫地，五星红旗高如云。反抗霸修防复辟，发扬马列育新人。旰食宵衣躬尽瘁，英雄儿女泪盈巾。《诗刊》副主编当时说明了退稿的理由：“郭老比毛主席还大一岁，这样写不合适。假若是黄帅写的，倒是可以考虑发表。”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的确比毛泽东年长一年有余，当时已经84岁。黄帅出生于1960年，70年代以小学生日记名噪一时。毛泽东比黄帅年长60多岁。假设黄帅称毛泽东为爷爷，从年龄上看，比较合乎情理。郭沫若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在诗界成名。他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虽然文联活动已经中断多年，郭沫若仍位居官方文坛之首。《诗刊》副主编能够向郭沫若说明理由，婉拒发表此诗，表现了一种担当。这样做也是对郭沫若的爱护。如果原样发表，难免引起负面的街谈巷议。后来，郭沫若将此诗转到《人民文学》发表。“伟哉领袖比爷亲”一句，改成了“伟哉领袖万民亲”。

9月24日，秋雨潇潇。来自全国的学者、作家、编辑，聚会燕园，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了传记作家高端论坛——陈为人专题研究。最初的倡议者是北京大学的赵白生教授。他是会议的主持人。陈为人、阎晶明、鲁顺民、许华伟、赵瑜、周宗奇、陈徒手、宋丽丽、郑雄、葛水平、杨遥、赵白生等先后发言。在全球传记潮流的背景下，大家围绕陈为人的传记写作，进行了真诚而严肃的探讨。我也在会上发言，主要内容如下：今天，在北京大学参加这个学术讨论会，引起我的感慨。上午，赵白生教授带与会者参观燕园，把大家引入百年历史的场景之中。今天的论坛以陈为人为研讨的对象，我认为，这个题目非常好，具有开阔的学术讨论空间。陈为人是我的老朋友，今年73岁。他进入传记写作始于20年前。我说他是出手晚，起点高。他20几岁就开始发表小说，步入文坛。但开始传记写作时，已经50岁出头。其间从过政，经过商，有过得意，也有过失意，有了丰富的阅历，才回归书斋，潜心写作。应当说，他是幸运的。回归书斋的第一个选题，就是为唐达成立传。这个题目份量很重。唐达成的命运，可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缩影。陈为人和唐达成很熟，有四十多年的深交。他认识唐达成时，唐达成是右派，发配到太钢劳动，处在人生的低谷。陈为人是青年工人，文学爱好者，唐达成是他的启蒙老师。八十年代，唐达成东山再起，一直做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陈为人仍然和他保持联系，直到晚年，唐达成的命运再度变化，陈为人都有透彻的了解和观察。陈为人写作时就和我有联系。我了解他当时的心态，怀着赤子之心，一门心思，只想把这部传记写好，没有其他杂念。传记写成了，给我看，我认为确实写得好，但不可能在国内完整地出版。他原来想请唐达成的弟弟在海外出版，也没成功。正好这时，我的朋友王笑梅，在美国业余办了一个小型出版社，问我有什么好书稿。我就推荐了陈为人这本书。她十分喜欢，很快就印出来了。虽然传播范围很小，但看过的无不给以高度评价。周围的同事朋友，也因此对陈为人刮目相看。这成为陈为人再接再厉的动力。他又一鼓作气，写了十几部山西作家传记。当时，陈为人写作状态非常好，马不停蹄，采访，整理，写作，每天早上三点中起床，一天能写三千字。这些作家传记，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方阵。他开始谋求在国内出版。海外出版，传播面极小。只有国内出版，才能和更多的读者见面。当时他和我探讨过，我也给他推荐过好几个出版社的朋友。包括今天在座的郑雄。他遇到的难题是两个，一是部分传记超出了国内出版的语境，要出就得删节。二是他当时在图书市场没有知名度。有时编辑认可，发行部门不认可。我和他分析过，觉得马烽传最有可能在国内出版社推出，因为马烽也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知名度高，这部传记又不出格。当时，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向继东愿意给陈为人出书，点题让他写一本赵树理传。这样，在2011年，陈为人终于突破了国内出版的瓶颈，在上海出了马烽传，在广东出了赵树理传。这时陈为人已经61岁。接着，他又选择十本山西作家传记的部分内容，拼成一本《山西作家的十张脸谱》，在山西出版。有这三本书，他就敲开了国内图书市场的大门，出版社不再说他没有知名度，而是把他视为热门作家。几年时间，他接连出版了十几本书。陈为人的传记，我想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称为自选动作，第二种称为规定动作。自选动作是发自内心冲动，自己想写，不吐不快。但没有任何外部经费的支持。陈为人写唐达成传，到北京、上海等地采访了70多位知情人，旅差费都是自掏腰包。他们夫妇一起到北京，住到唐达成家里。夫人严淑鹤，又当炊事员，又当录入员，帮助陈为人整理了大量录音。这些自选动作的传记，含金量最高的部分是他的独家采访。仅仅重复作家公开出版过的作品和言论，复述别人讲述过的故事，价值不高。只有提供以往历史没有的记载过的细节，才能超越平庸。陈为人选择的采访对象，不是清一色，有传主的朋友，也有传主的对头，让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说法在同一个平台上交锋，呈现出历史应有的丰富性。陈为人写作家传记，不是仰视对方，一味吹捧，而是平等对话，有褒有贬。有的印出来，激怒了传主，甚至对作者挥拳相向。有的家属不满意，印出来，要求化为纸浆。有的成稿后，至今压在手里，不能面世。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些自选动作的传记代表了陈为人成就的高度，是读者喜欢他的主要原因所在，也是他值得我们今天开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原因所在。规定动作则是出版社向他约稿。作家出版社有百部传记的项目，约他写墨子传。北岳出版社也有百部传记的项目，约他写柳宗元传。这些传记，先付启动经费，许以较为丰厚的版税。出版方约你写，是因为你在传记领域已经有了知名度，驾驭传记轻车熟路，写出来不会太差。但选题和史料毕竟不是你的独家发现。虽然写成了，也出版了，但达到的成就，不能和自选动作相提并论。赵树理传在两种情况之间。陈为人写了十几部作家传记，赵树理是他惟一没有机会采访的作家。当时，他想突破国内出版的难关，出版社说，你先写个赵树理传。他竟一口答应下来，不长时间便交稿。他住在南华门东四条，周围赵树理的熟人、亲友不少，相关信息很多，他可以形成自己的想法。所以，赵树理传虽然是出版社规定的题目，也有一定的自选成份。陈为人的传记写作持续了二十年，一直在自选动作和规定动作的两难之中纠结。他向往更高的境界，也不得不对现实做出某种妥协。所幸的是，他的大部传记成果，还是以不同方式，和不同范围的读者见了面，也得到文学界、史学界的关注和认可。当今世界，优秀的传记不断涌现，成为全球阅读的热点。相比之下，我们缺少一个包容和鼓励优秀传记作品创作、出版、阅读的宽松环境。中文世界明显落后于英文世界。中国不是没有人，中国的史学界、文学界不是没有高手。但有独特史料和见解的优秀传记，公开出版太难了。我认识一位优秀作者，用一年时间写了一部精彩的家史。送审程序已经走了三年，至今还没有开印。现在一些作者选择自印。自印本中有些是水平很高的传记。但流通面太小。和英文优秀传记最高一天发行几十万册的盛况相比，天差地别。我们只能期望环境宽松一点，让中文的传记写作和阅读进入良性互动。就传记作家而言，我更期望发扬司马迁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不能局限于资治，取悦于皇家。司马迁的境界还是比司马光的境界更高。现在处于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的历史观也在不断地拓展、更新。传记作家如何超越权力的制约、金钱的诱惑，如何在传主和家属面前保持自我，保持独立，即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都是值得探索问题。在这方面，陈为人的成败得失，给同行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相关阅读：陈为人和《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我于1990年春天来到重庆歌乐山下工作。这是一个纪念馆，它最通俗易记的名字叫“渣滓洞”。1963年建成开放时叫“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1984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2007年再次改名为隶属于“红岩联线”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文物保护专用名称叫“‘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初来时，我花了两三个月的空余时间熟悉环境，在这片2.08平方公里的文物保护区域内，到处“踩点”。沉浸在六十年代的感知氛围中，并未察觉身边笼罩着历史迷雾。三年以后，渐渐感受到了不明历史真相的压力。我的笔端每天流淌着“阴森恐怖、杀人魔窟”宣传文字，却查不到中美合作所参与杀害进步人士的细节。在气势若虹的口号之下，找不到对应的历史事实。我冒出一个想法：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为什么要派出数以千计的军事技术专家到重庆来“迫害镇压进步人士”？这不符合历史的逻辑。中美合作所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我开始焦躁不安，迈出了探寻真相蛛丝马迹的一步。首先熟读馆藏资料，从众多服刑人员交代材料中，看到了中美合作所的抗战史实。中美合作所气象及通讯组少将组长程浚于1959年所写的材料说：“中美合作所总部，在全中国建立有156个气象站，掌握着中国沿海及内陆、东南亚乃至部分太平洋地区的气象资料（是直接为太平洋战争服务的）。中美合作所总部设置了强大的电讯总台，这个电讯总台拥有十余部中程发报机，具有四个方面的业务职能：第一，它与中美合作所之外的美国海军各单位联络，包括美海军基地旧金山和珍珠港的电台、包括正在太平洋中活动的美军舰队、包括太平洋战争重大战役发生地点的关岛和菲律宾的美海军电台；第二与中美合作所所内负责与美海军合作部分的外设电台，以及配合气象情报搜集交流的电台联络；第三属于所内业务范围，包括每天的气象情报传递，而当时重庆的气象总台就是美海军舰队对日作战主要气象情报的来源；第四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属于美国陆军统辖）的有合作关系的电台联络。”中美合作所气象台旧址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少将组长王一心，1959年所写的材料说：“中美合作所在重庆设立的强大的无线电台，专门收听日军方面发出的密码电报，记录下来，分发中美双方的研究员仔细研译，借此侦察日军方面的军事情况。这一工作收获相当大，曾有好几种日军密码电报被侦译组中美双方研译出来，由此知道了日军的调动情况。”从台湾的《传记文学》中看到：“从1943年春天到1945年秋天，中美合作所举办了大大小小十多个特种技术训练班，一共训练了作战部队49,180人，工作人员1,328人，与日本军队大小战斗1,877次，配合正规军抗日作战，展开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破坏日占区的交通、仓库、矿山，并援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1993年，参加本单位与群众出版社合编《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一书，我读到公安部保存的相关资料。我还到图书馆、博物馆查阅图书资料，并和朋友互相交流信息、借阅书籍。一些七、八十岁的当地老人，曾经指点着公路边灰砖青瓦的民国时期的平房，告诉我：“听说，那里就是中美合作所的总部办公室。”他们也曾带领我爬上歌乐山东麓的一座小山头，地名叫做狮子山，告诉我：“当年这一带有很多中美合作所的游动哨，他们背的枪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武器。”他们还指点着白公馆与渣滓洞之间的某个转弯处说：“这里是中美合作所的仓库，重庆解放时从这里搬出了很多器材。”梁广老人1944年到中美合作所当炊事员，他说：“有400多美国人吃饭，梅乐斯也来吃过的。美国人在抗战胜利后就陆续走了，1946年5月全部走光，只留下十多人办移交。”我意识到，中美合作所与1949年深秋的大屠杀无关。

龚巧明像，裴庄欣绘1985年，龚巧明在西藏采访途中，因车祸遇难，时年37岁。到今天，已过去38年了。年过古稀的我，用浑浊的目光努力回望当年，把焦距拉近，记忆中的细节被放大。今天再忆及她时，涌动在心中的，一个苦苦挣扎，左冲右突，寻求一方文学净土，也寻求个人精神出路的女作家。她在拉萨的文学活动以悲剧作结。随之，活跃在西藏文坛的青年作家大多数陆续离开，标志着边陲文学的一个热闹时期的结束。我一直在想，要是她没遇上偶然事故，活到今天，古稀之年，也许会作出另一番总结……

昨天上午，受人尊敬的阎明复与世长辞，享年92岁。阎明复是辽宁海城人，1931年11月出生于北平。抗战时期，在重庆巴蜀小学、南开中学读书。1947年，在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1949年加入中共，同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他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科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定稿员；浩劫年代，系狱秦城；改革开放，重回中枢，1986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7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1年5月至1997年7月任民政部副部长；1997年8月至2002年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8年前，他撰写的《阎明复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近百万字，我读后感到价值非常高，写了书评，在《炎黄春秋》发表。阎明复1957年到中央办公厅担任翻译组长，前后长达17年。作为翻译，他直接参与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领导人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柯西金、铁托等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1989年，他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参与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他说，“经历和参与过的当事人和决策者，健在的越来越少了。这部回忆录再不全面客观交代、讲述这段历史全过程，恐怕以后不会有既亲身参与或者说经历过那段历史，又有机会接触第一手资料，能够全面记述那段历史过程的书籍问世了。”发生在60年前的中苏论战，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一幕。在此之前，我读过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伍修权回忆录》、崔奇的《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顾达寿口述，郑少峰执笔的《直译中苏高层会晤》等亲历者的著作。相比而言，《阎明复回忆录》不但内容更加详实，更重要的是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研究中苏大论战，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提出来的。由阎明复牵头，于1998年4月6日到8日，在燕郊举办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问题的讨论会”，参加者多是当年大论战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人，有资深外交官，有中央领导人的翻译，也有中央直属研究机构的学者。讨论的结果，取得的共识，先以文字上报。1999年11月4日至8日，阎明复等四人用三天时间当面向中央领导陈述。这些重要情况，公众没有机会了解。回忆录则公开了陈述的重要观点：中苏大论战形式上是意识形态论战，实际上是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中国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手段，剥夺苏共‘马克思主义正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而摧毁它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力图把对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下台。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中国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是对的。就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的全过程来看，苏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负主要责任。在意识形态争论方面，中国在大论点中坚持的观点基本上都站不住，是以极左来反“左”，因此错误更多，责任更大。从中国方面来说，大论战害人害已，以害已更重。在国内，一是发展成“文化大革命”，陷入十年浩劫；二是准备战争，搞大三线建设，把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完全打乱。在国际上导致“三斗一多”，四面树敌，处境孤立，为了同苏联争夺影响，对第三世界进行超过国力的援助。大论战使各国党陷入分裂，国际共运进入低潮，中国支持的左派党大部分都没有站住脚。大论战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国内社教逐步形成的“二十三条”。这一文件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个重要概念。与此同时，毛主席反复强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警惕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第二个因素是“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纪历史上的教训》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这十五条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国际反修一搞中苏大论战，国内防修就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者如同两个轮子，相互配合，把中国最后带入十年浩劫。关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阎明复也表达了重要见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过了四十年再回过头来看，当时批判斯大林所造成的迷惘和动荡已经过去，而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意义是深远的。”反思是历史记忆的灵魂。在此之前，阿尔希波夫对苏联方面的责任和失误进行过郑重的反思。中国人回忆中苏两党两国冲突的历史，当然会打上中国情感的印记。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指出苏方的责任和失误，而是解剖中方的责任和失误。在其他书中，这方面的内容或者没有，或者很薄弱，而较多地渲染中方的风采。相比之下，阎明复的反思就更具有历史的责任感，因而更加宝贵。熟悉国情的人，不难掂量出高层能够听取这些研究成果有多么重要。阎明复的反思，对知识界也有现实的启示。当年的“九评”等文章，是发动文革的理论利器，那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盛气凌人的文风，那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维，包括我在内的几代人都深受影响。告别这种遗风，自我排毒，其实很不容易。阎明复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是一份不可磨灭的精神遗产，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启示录。哲人其萎，精神不朽。

我喜欢交游，在沁县插队三年，在知青中结识了一些朋友。卢叔宁是北京师大一附中66届高中生，在校期间并不认识。他在漳源公社李家沟插队，距长胜村约30里。我借老乡的自行车，到李家沟拜访，和他相识，感觉他比我读书多，想得深，很愿意和他交流。1970年庐山会议后，传出一些小道消息。于是，我、文重萍、杨小平和卢叔宁，相约到漫水后泉知青点聚会。那天晚上，大家围绕陈伯达，各抒己见。有人说，陈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卢叔宁当场反驳。并预言，下一次斗争就到了军内。我没敢想，他指的是林彪。当地消息闭塞，卢叔宁不会有更多的信息来源。高层批陈整风，黄、吴、叶、李、邱作检讨，卢叔宁不可能知道。他靠对国情的直觉观察，做出自己的判断。数月后，发生“913事件”，我恍然大悟，时局变化竟被卢叔宁言中。于是，请卢叔宁到段柳杨小平住处，和赵国楠、文重萍等再次聚会。卢叔宁带来了秘不示人的日记，给我们念了几段。我们才知道他对林彪早有系统的反思。他认为，国家重蹈了斯大林晚年的覆辙。犀利的言辞，让大家振聋发聩。卢叔宁是师大附中的高才生，数学竞赛得过奖，文章登过报。文革初父亲不堪凌辱弃世，家庭悲剧推动他独立思考，质疑主流宣传。插队后，他尽可能寻找各种中外著作阅读，尤其喜欢鲁迅。他说鲁迅是他平生唯一敬重的人。我曾和他有过一次失败的南国之行。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多少鲁迅的书，他讲起鲁迅来如数家珍。印象较深的是他把鲁迅和郭沫若作了比较，对前者怀着真诚的敬意，对后者却剖析得入木三分。当时的宣传，鲁迅被抬得很高，按政治需要进行了改造。卢叔宁系统地读过鲁迅的原著，鲁迅在他心目中，鲁迅的人格是独立的，是批判性的启蒙思想家。他冒着风险，坚持撰写日记。母亲和哥哥担心文祸，恳求他烧掉。他毁掉少部，大部分保存下来。1998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组织一套丛书，向我约稿，我提交了自述《精神的流浪》，同时建议，出版卢书宁插队期间的日记。出版社以《劫灰残编》为书名，让卢叔宁的部分日记面世，引起学界关注。印红标的专著《失踪者的足迹》，辟有论述卢叔宁的专节；钱理群的专著《爝火不熄》，洋洋洒洒写了三万字，评述卢叔宁独立思考的价值。文联出版社的丛书要求每册篇幅十万字左右，没有把卢叔宁保存的思想精华全编进去。其实，他在沁县广播站工作期间，还写过不少东西，长诗《清江河的传说》，剑指闭关锁国，倡导对外开放。长诗《我们生得并不晚》，被反复转抄，在一代青年中不胫而走。卢叔宁丁东文重萍在深圳相聚1977年冬，卢叔宁参加高考，分数很高，但那年并非分数面前平等录取，66、67届高中毕业的高分考生，多被挤到师范院校，卢叔宁被录取到晋东南师专，毕业后分回沁县中学教书。这时知青大多已经离沁，周围失去了思想碰撞的氛围。至暗年代，独立的智者可能达到先知先觉，思想解放的大潮开启后，偏居一隅很难再领风骚。1980年代后期，文重萍介绍他到深圳教书。他退休以后，我建议他撰写回忆录，他写成了《苦难、不屈与求索》出版，约三十万言。我应邀作序，称他是思想史上的幸存者。魏光奇是北京外语附中66届初中毕业生，也以好学深思见长。他在漫水公社后泉插队，距长胜村50里。同村还有杨志栓、朱东力等喜欢思考问题。我和魏光奇相识后，纵论国是，诗词唱和。回北京探亲，又认识了杨志栓正在热恋的黄以平。黄以平毕业于北京101中，父亲是地理学泰斗黄秉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黄以平人缘好，各路民间精英都愿意和她来往，家里就成了北京有名的沙龙。在这个沙龙里，发生过一些产生深远影响的辩论。张木生在这里发表了改变农村体制，否定人民公社的主张。我读到摘要，大开眼界。魏光奇后来到长治东风钢铁厂当会计。1978年以同等学力报考首届研究生。我当时刚刚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和任茂棠老师比较熟，向他转达了魏光奇投考的愿望，任老师对没有读过高中和大学的自学者不怀偏见，让他写了一篇文章，看后认为思索能力不错。和他见了面，用几个小时给他梳理了中国近代史的知识体系。结果，魏光奇初试复试都是第一名，录取水到渠成，和我在山西大学历史系相聚。不过他是78级中国近代史研究生，我是77级本科生。读书期间，在沁县插队的知青赵国楠考上中文系，俞瑚考上历史系，李琨、席小红考上外语系，几个师大一附中同学，又成了山西大学同学。1972年年底，我回长胜村办调动手续。巧遇李银河。沁县是她父亲的老家。她在内蒙下乡三年，转到沁县乔村插队。李银河和我是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友，我比她高一届，在校期间并不相识。她听说文重萍收藏了不少文学名著，从乔村专程来借书，我和她由此相识。不久，我和文重萍在北京，到李银河家，欣赏她家收藏的世界名画集。李银河后来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1977年毕业，到《光明日报》当编辑，1978年又调进国务院政研室。《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向她和林春约稿，她们合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轰动一时。从此她的名字进入公众视野。她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容易使人产生使命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沾上了边。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夸大。我们所做的只是权力的喉舌，是权力之手握着的笔，我们与权力的关系跟普通百姓没有区别。”“并不是那篇文章有什么特别深奥杰出之处，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好需要民主和法制这两个东西。我们只不过是时代和政治的代言人而已。”1979年，她参加理论务虚会。后来和王小波结婚，到美国读博士。1988年，李银河留学归来，选择性社会学持续探索，成为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中国的社会转型中，性别问题很敏感。李银河进入早，著译多，不时与大众传媒互动，十分引人注目。她的言论，直面伦理层面的争议，不时发出对现行涉性法律的反思，前卫立场、理性精神、行动能力相统一。在同性恋问题、淫秽品问题、卖淫问题、聚众淫乱问题、自愿年龄线问题，她都提出独立的见解。过去很长时间，社会不分公域和私域，生理、心理问题被当成道德问题对待，道德问题被当成法律问题对待，李银河从基本人权出发，廓清界限，为性少数派的权利声辩。她的著述，产生广泛影响。某些性少数派的当事人，因而免受不必要的伤害，或者减轻了伤害。以至司法领域的某些调整，也与此相关。李银河为重庆出版社主编《知识分子丛书》。邀我自选了一本《永远的质疑》，2013年在重庆出版社面世。拿到样书，我不禁联想起1980年代的丛书热。当时，引领风骚者首推《走向未来丛书》，李银河就是编委和作者之一。知识分子通过编辑出版丛书，引领风骚，传播新的思想观念，推动文化转型，社会进步，为民族中兴添柴加薪，已成昨日记忆。在长胜村插队的同学，爱好文学，尝试创作的有好几位。我写诗，李丹妮写散文，韩旺辰写小说，王国全是多面手，小说、诗歌、剧本全面开花。他创作的叙事诗《格尔丹的传说》、抒情诗《大江三部曲》，都让我眼睛一亮。文重萍订了一个长篇小说创作计划，为此搜集了不少中外名著。我们曾经互相切磋，一度成立长胜知青文学小组，取笔名常青文。我们的文学活动，得到县里的重视。1971年冬，沁县召开文艺创作会议，邀我和白锡喜等知青参加。接着召开图书审查会，又邀我和杨志栓参加。那年中央开了一次出版工作会议，要求各地用三结合的方式，审查文革前的出版物，解放一批文革前的旧作。指定沁县审查的是两本书，一本是散文集《故乡散记》，一本是小说《地下小学》。县里干部牵头，吸收工农兵各界人士十几个人，聚在县招待所，开始审书。县图书馆找不到《故乡散记》，只好先审《地下小学》。作者段杏绵是马烽夫人。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员的故事。书只有十几万字。大家一边念，一边评议。有一位人武部的与会者，认为这段美化了日本兵，那段丑化了革命群众，我和杨志栓与他唇枪舌战，极力说明这本小说应当解放。一些来自工厂、农村的与会者，见我们振振有词，也有所附合。最后形成结论，这本书主流是好的，可以解放。后来，听说沁县审书的结果受到上级表彰，说有政策水平。而另一些县，因为大批判精神占上风，把没什么问题的书也枪毙了。我当时并不认识段杏绵老师，后来和邢小群结婚，才知道她父母和段杏锦是老同事。1992年，儿子按知青政策转回北京上中学，小群想就近照顾，但调动工作很难。1993年，中国作协创办《环球企业家》杂志，唐达成向主编冯立三推荐邢小群参加编辑工作，开始定不下来，段杏锦给张锲打了一个电话，让小群以借调的方式进京工作，改变了我们家庭的生活轨迹。文学是苦闷的的象征。随着插队的持续，一些知青开始寻找脱离农村的出路，飞鸟各投林。我当时写诗有一部分是抒发真实思想感情，私下交流，求其友声。一部分是顺应时风，争取在报刊发表。当时担任沁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的郭同德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他和《山西日报》有业务联系，把我的诗推荐给相关编辑，一首很快见报。我又写了一些，订了一本，存在郭同德处，请他继续推荐。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我结束插队的契机。原来，省委书记曹中南提议，在大学选拔工农兵学员之前，省委调研室从全省挑选十名北京知青试用。调研室主任吴象派员分三路考察。其中一路来到沁县。我当时在北京探亲，郭同德向他们介绍我的写作能力，还把我存在他处的稿子提交给调研室考虑。我不在场，最后竟然被调研室选中。调研室知青合影，后排中王川，前排左丁东当时知青想招生上学，离开农村，关系因素已经发酵。我父亲去世，母亲是北京一所中学的普通职员，可谓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依靠。1972年春节过后，我回到沁县，惊喜地收到通知，让我到省委调研室报到。这真像从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当时，沁县和我一起入选的还有王川。他在插队期间已经入党。我们到调研室试用一年后转正，成为国家干部。郭同德先生60几岁就因癌症去。我永远忘不了他的推荐，改变了我的命运。吴象领导调研室，秉公办事，量才用人，我终生难忘。1972年3月，我和杨小平乘同一辆班车，离开沁县。我到太原报到，他被北京师范学院录取。文重萍两年后被山西财经学院录取，和我又在太原相逢。小小的三人长征队，先后结束了知青生涯。相关阅读：插队往事（上）沁县行吴象千古

今年6月23日，我回到沁县长胜村，感慨颇多。县政协要编《知青岁月》，向知青征稿，不禁让我回想起50多年前的插队往事。我是北京师大一附中67届初中生。1968年，上山下乡进入高潮。12月有一批到沁县插队，我在学校报了名，1969年1月9日离开北京。出发前，我们商议，以徒步考察方式，前往沁县。开始有20几个同学响应。变数很多，最后只剩杨小平、文重萍和我，组成了一个小小的“长征队”。杨小平是66届高中生，长我4岁，是校革委副主任。他父亲杨伯箴是北平地下党领导成员，曾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当时挨整。这让他参军无望，退而求其次，只好插队。后来父亲东山再起，出掌北京外语学院，他1972年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现定居美国。文重萍是66届初中生，长我1岁。他是家中长子，有主见，敢担当，唱歌、演讲、书法都有一套。父亲是湘蜀餐厅的川菜厨师。我们插队，吃了一年没有油水的粗茶淡饭，回北京探亲，一人出两元钱，请他父亲采买食材，在家为我们做了一席川菜，舌尖上的记忆，终生难忘，以后再高档宴席的美味，都无法超越。我们三人把行李运到沁县。背着简单的背包，打着红旗上路，每天步行7、80里，饱览北国风光。沿途各地，出示介绍信，便可免费住宿。领到伙食费每天四角，一路就餐。三人一路天南海北神聊，从时政，到历史，别有一种浪漫。途中遇到一队天津知青，有男有女，20多人，一名教师带队，比我们秩序严整，他们前往山西平陆毛家山插队，一出发就是新闻关注的典型。我们三人，走了20多天。参观的重点一是河北平山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原址已被岗南水库淹没，只能看迁移复建的展览馆，当时参观者很少。从冰上穿越岗南水库，进入山西，便来到昔阳。大寨村人头攒动，陈永贵每天出来和参观者见面握手，我们也握了。在地里还见到正在干活的老支书贾进财，亦握了手。我后来以此写了一首诗——《和大寨老英雄握手》，发表于《北京新文艺》。当时对大寨十分仰慕，想到农村学习实践。到了沁县，和农民共同生活三年，才生出疑惑。

5月20日下午，突然接到缪力电话，说沁县政协邀请当年的老知青，参加端午节民俗文化节活动，她和丈夫呼中陶决定前往，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当即表示同行。从18岁到21岁，我在沁县插队，度过了难忘的三年。插队同学聚会时，常有重回沁县看看的动议，落实不易。我回过两次，最近一次也在十几年前了。当下北京酷暑，太行山区凉爽宜人，机会难得。缪力说，再问问同学，看谁愿意去？我打电话问了几位。有的说，家里有事走不开；有的感到时间太紧；有的刚从外地回来，需要休整一下。只有张惠文表示，离开沁县50多年了，还没回过。愿意参加，圆自己多年的梦。时间紧迫，我赶紧上网查询火车票。从北京到沁县，乘高铁最便捷。22日17：08发车的G681次尚有余票，立刻订了四张。22日下午，四人在丰台站相会，行驶3小时46分，20：54到达武乡。沁县方面派车接站，21：30便住进了沁州宾馆。行程安排十分紧凑。23日一早，我们来到县城边上的西湖，观看龙舟比赛。端午赛龙舟本是南国风俗。15年前，沁县引进龙舟赛，连续举办十二载，疫情三年中止，今年又恢复了。赛程共三天。我们观看的是第一天的比赛。西湖边上的二郎山，有石刻博物馆。1959年，沁县南涅水村出土北魏到北宋550多年间的石刻佛像1100多件。后在县城边上建馆展示。十年前，入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我曾看过，这次重看，仍然感到惊艳。历经千年以上的诸多佛像，均用当地石头雕塑，神态各异，表情丰富，无愧中国雕塑史上的珍品，石塔、石碑也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可惜这批文物已经出土60多年，没有赶上新一代公众关注考古的热情升高。今年春天，我参观了临漳佛造像博物馆。2012年，当地出土北魏至唐朝佛造像2900多件，国家拨巨资在当地建造专题博物馆，并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特展，轰动一时。相比之下，具有同样价值的南涅水石刻，就没有这么幸运，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小东岭在沁县城南十余里，1938年3月24日至28日，朱德、彭德怀曾在村中古庙召开国民革命军第2战区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高级将领武士敏、曾万钟、高桂滋、朱怀冰也来参加，共商对日作战。朱德在这里住过一个月，八路军总部也曾在此短期驻扎。小东岭成为沁县境内首屈一指的革命景点，重建了当年开会的庙宇。朱德旧居也在布展之中。我插队的长胜村，距此不过三里之遥，当年听说朱德在邻村住过，半个世纪后，才得到实地寻访的机会。看罢小东岭，回到长胜村。戏台、供销社、大队部都是我们熟悉的，我和缪力、张惠文当时借住的老乡的窑洞和房子，都还在，大家重新看过，感慨万千。知青集体居住的牛家祠堂，已经夷为平地，无法再见。张惠文看到一处已经破败的旧房，回想当时住在里面，中了煤气，幸而及时跑出，有惊无险。村边小河对面，我们刚下乡时参加劈山工程的旧地还在，缪力被平车撞伤了腿，张惠文施以援手，想起来不胜唏嘘。村里知道我们要来，邀请十几位“老客”和我们聚会。和知青有交往的老乡，最年轻的过了七旬，年长的已近九旬，重逢分外感慨，热泪盈眶。老村子已经破败，新村向西面发展，已经跨过了二里外的铁路、公路，甚至快要连上县城。新盖的房子都是一砖到顶，和当年的土房土窑不在一个档次。但我更关心老年农民的实际收入。当年和知青来往最多的栓柱已经73岁，他告诉我，现在养老金每月是133元。王贵文和我同岁，是我的房东，当过村委会主任。八年前查出胃癌，做了手术，人消瘦得几乎不敢相认。我问他，村干部退下来有没有补助？他告诉我，正职一年十块，副职一年五块。他干了八年正职，年终补助只有80块钱。下午三点，县政协副主席崔艳红邀请我们座谈编纂《知青岁月》。今年四月，他们启动这个旨在存史的项目，计划明年年初完成。目前已经搜集了一些史料。现任干部比较年轻，和知青并无接触。于是印了《致在沁知青的一封信》，想发到老知青们的手里。缪力在沁县生活11年，1979年离开。她曾担任公社书记、县委常委，和她共事的一些沁县干部虽已退休，还在老年学会活动。于是请缪力出面，联络当年的知青，诚邀撰稿，提供史料。呼中陶说，最近各地知青回忆录出得不少，大多由知青编写，以民间方式成书。像沁县由政协出面，组织编纂知青书籍，尚不多见。我也有同感。谈了一些想法，我说：沁县政协能够把记录知青史实立项，纳入政协工作，作为老知青十分高兴。现在启动，时不我待。同村插队知青，最年轻的今年也满70岁了。疫情以来，我们村20多位知青，凑齐一桌已经不易，今春聚会只到六人。健康状况明显下滑，不少人有病，出门困难。写作、表达、回忆能力，开始走下坡路。有的已经先走一步，成为古人。现在是最后的时机，沁县政协启动编书十分及时。编辑知青图书是有难度的工作。如何看待知青上山下乡，并无共识。回忆知青生活，有甜有苦，有喜有悲。有些人是高光岁月，有些人是至暗时刻。建议不必强求一律，尽量寻找最大公约数。最重要的是一个真字。真实的史料，真实的情感。只要出于真心，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基调，都应包容和尊重。有的知青，无意撰稿，能够提供当年的照片、书信、日记的复制品，也十分珍贵。如何寻找有效的编书路径？县里印了这么多《致在沁知青的一封信》，让我们散发，其实并非上佳选择。转交纸质信件，成本不低，效率不高。建议用互联网，更加便捷有效。建一个微信群，把尽量多的在沁知青拉进来。当年知青有400多来自北京，200多来自天津，还有来自其他地方的插队知青和本地回乡知青。北京知青，来自师大一附中、外语附中、43中、15中等不同的学校，分散在几十知青点，如今分居四面八方，国内海外，同校同村的知青联系较多。可以用微信滚雪球，越滚越大，争取联系几百人。有一些知青，写过回忆文章，我在1994年参与编辑《老插话当年》一书，邀请七位在沁知青撰写了回忆文章。还有几位，已经完成了整本回忆录。可以把已经完成的文本找来，在微信群里陆续展示。让真情呼唤真情，记忆激发记忆，形成滚雪球效应。出版社出版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籍，难度较大，建议书编出来，作为县政协文史资料印刷，早日和大家见面。主事者接受建议，当即发起群聊。我又邀请数位熟悉的知青入群。魏光奇等入群后，再邀他熟悉的知青入群，一天时间，入群朋友已达60位。24日，我们继续参观，御书楼和漳河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漳河源距县城十几公里，现在是风景区。源头清泉不断冒出，水质甚佳。近侧立有一块石碑，上书海河源头。据说，天津方面有人来此寻访。海河是中国七大水系之一，北京、天津都属海河流域。海河源头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发源于山西陵川的卫河，流经河南，海河全长1090公里；一种说法是发源于山西境内的清漳河，海河全长1032公里：一种说法沁县的浊漳河源才是海河源头，海河全长可达1329公里。河源唯远，是判定河流的常规标准。以沁县漳源的泉眼为起点，海河可拥有最长的流程。此意如经专业部门考察论证，沁县就不仅是“三晋花园水美名城”，而是“海河源头水美名城”了。那样，沁县对各地游客的吸引力，可能登上新的台阶。

1980年代，我作为中国新闻社记者曾几次采访过他。当时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理论与主张，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1980年5月在全国劳动工资座谈会上倡导并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股份制经济。

上级回复，河北文联的干部下乡四清去了，一时联系不上，问我父亲愿意不愿意到山西省文联？父亲一想，山西的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几位作家他都认识。孙谦还是他在电影局时的同事，就同意到太原。

一个月来，疫情海啸般席卷中国大地，大批院士、教授、学者、艺术家不幸谢世，讣告目不暇接，让人感叹生命的脆弱。生死只在一线之间，有人昨天还在网上畅叙，今天便阴阳永隔！这几天，我正忙于和朋友一起，整理好友赵诚的怀念文字，为他撰写悼文、诗词、挽联、留言者已有七、八十位，由此可见人心的向背。

燕东园29号楼的院子很大，树很多。靠近28号翦伯赞先生家的东面那片草地上，长着好几棵高高的树冠很大的树，叫不上名字，但没有一棵树是重样的。南面的草地上有一棵龙爪槐，一棵梨树，西南角上有一棵白皮松。院子里角角落落种满了花花草草。

1950年代，北大还有一对夫妻，分别是一级教授和二级教授，他们便是曾昭抡、俞大絪夫妇。他们也曾在燕东园居住。搬进燕东园30号的时候，俞大絪先生在北大西语系教书，曾昭抡先生则先后兼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和高教部副部长、中科院化学所所长等职，只见他每天在院子门口，从黑色的小汽车里上下。

1952年深秋的一天，14岁的张企明第一次走进燕东园桥西38号。新家的温暖和宽敞扑面而来：一进门，只见过道左边的小锅炉已经炉火熊熊地烧起了暖气。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楼下有客厅，饭厅，卧室，书房，阳光房，厨房，浴室，下房及储藏室。楼上是阁楼，有两间卧室和盥洗室。比在中老胡同的家大了不止一倍。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翦伯赞住进了燕东园。当时，翦伯赞先生身份高，住房规格也高。28号楼整栋住他一家，院里盖有汽车库，配有专车与司机。在楼的南面还加盖了一间有敞亮玻璃窗的房间，成为历史系派给他的助手杨济安等五六个人的工作间。

1966年冬天，文革中的燕东园各小楼都被要求腾房。33号小楼腾房以后，搬进来的是英语专业的周珊凤先生。据她的女儿李之清回忆，当时我们住在北大燕东园，家里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楼梯间，父亲住一间，母亲和我们挤在另一个房间里。

董伯伯的悲剧，对我们一家的冲击难以形容。我们谁也不相信董伯伯是美国特务。而董伯伯之死，在父亲心里更是成为永久的痛。晚年的父亲，每看到计算数学领域的一个进展，总会念叨一句：如果董铁宝先生还在。

李赋宁先生是长子，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清华教书，出国留学回来仍然任教于清华，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大。算下来，他在清华大学度过了13个春夏秋冬。李星

《北岛集》精装九卷，其中诗两卷、小说一卷、散文六卷，由三联书店出版。重新品读，颇为感慨。在中国大陆，作家学者的多卷本文集已数不胜数。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北岛的多卷本文集，应当说姗姗来迟了。

杨晦先生当了中文系主任，达16载。好多届的学生都听过“老主任”的课，他的门下也带出了不少研究生。杨晦先生以诲人不倦出名，燕东园桥西37号杨家院子的大门朝南开，进出的拜访者多多，其中学生们来的最勤。

洪谦何玉贞夫妇有两个儿子。老大洪元颐，1941年生于重庆。老二洪元硕，1948年生于广东，小名崽崽。1950年代，洪谦先生从武汉大学应聘至燕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一家四口人住进燕东园桥西31号。

马志学还写过一篇随笔《燕东园咏叹调》，表达了“心中永远的思念”。这是我最早读到的关于燕东园故人往事的回忆文章。这篇随笔的结尾：又一个春天到了，每逢此时，当年燕东园那浓郁芬芳的丁香总是让我格外思念。

谢希德到晚年仍然为此伤感：“回国后一直到父亲1986年在台湾去世，我没有再收到过他的信，这对我是很伤心的事，因为他非常爱我。在他的遗物中，我发现了我们的结婚照，他复印了许多。”

赵紫宸先生在燕京大学资格很老，他1926年受司徒雷登校长之聘，入职燕京大学执掌宗教学院26年，学贯中西，既教神学，又教中国古典文学。在燕东园住户中他是老资格，前后住了十八年，守着36号小楼没有动窝。

我家这间客厅、饭厅1950年代在北大数学力学系的老教授中还挺有点名气，那时丁石孙先生（1984——1989年北京大学校长）还是个年轻人，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担任系里民盟小组负责人，他后来多次说过：

前几天，应丁东兄之约，介绍家父牟宜之的自寿诗，无意中翻到了表姑父黄万里写给家父的三首诗和家父一首回赠长诗。仔细阅读，不禁为二位前辈傲岸的风骨、雄厚的底韵、刚直的品格和旷达的情怀深深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