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已经七天了。民间风俗，“头七”要祭拜。我们考虑，燃烛点香，不如展示她的文章。于是决定，从今天开始，连载她的回忆录《夕照回眸》。这部回忆录，有多位读者留言，希望阅读。我们昨天终于找到了完整的电子文本，可以让读者分享了。第一章

我们的公众号登出《母亲安息》《她在家中告别了世界》两文后，数百位朋友和读者在文末和微信群留言，向我们表示慰问，我们深受感动！谨向朋友和读者表示由衷的感谢！一个朋友留言说：“你母亲一生够精彩，寿终可正寝。”其实，母亲在勤奋工作的同时，也尝尽了生活的甜酸苦辣。母亲退出工作岗位后，很想把自己一生经历写下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深知，写作是一种精神释放，是对自己一生的交代，也是对社会和历史的回应。最初，母亲一气呵成，写了五万多字，让我帮助她录入电脑。我与她交谈，建议某些事情可进一步深化、细化，她又增加了三万多字，形成《夕照回眸》一书。得好友王笑梅帮助，由溪流出版社付梓。女性主义学者张红萍、沈睿为之作序。今天，张红萍又在公众号发表文章，悼念我母亲。特转发如下：一个中国女性的世纪追求——缅怀张今慧张红萍张今慧女士于2024年12月11日9时30分在保定市家中辞世，享年96周岁。惊闻噩耗，不胜悲痛。张今慧是我大学老师邢小群的母亲。2010年夏天，我和好友沈睿，有幸在邢老师家中与她相识。那年，老人82岁，刚刚写完一部自传《夕照回眸》。我从邢老师手中看到这部书稿，读后十分震惊。她的人生，竟然是中国女性一个世纪追求自由的曲折历程的缩影。在我心目中，张今慧女士不但是一位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女战士，是一位追求女性解放的职业妇女，也是一位当代女性主义的先驱。她的性别意识特别强。这部自传，是一个觉醒的新女性的人生反省，是批判男权社会的檄文，也是一部中国女性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奋斗史。1928年3月8日张今慧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旧式农民家庭。家中已有两个姐姐，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希望生一个男孩，但生出的却是女孩。秋瑾出生时，望子心切的父亲听到女孩的啼哭，立即转身而去，数日不来看望一眼。张今慧也因为是女孩，被父母、爷爷当“土坷垃”对待。三年后，母亲生下一个男孩，被全家视为“金疙瘩”。奇巧的是弟弟和她的生日是同一天。过生日时，母亲到奶奶庙、观音庙为弟弟祈福，将锁儿戴到弟弟的脖子上，希望观音菩萨保佑弟弟平安长命，所有人围着弟弟祝福，却没有一个人理睬年长三岁的姐姐，更没有人送她礼物。男人生下是璋，将来要光宗耀祖；女人生下是瓦，只配放在床下。女孩子的命就像草，在冷漠、冷眼和不公中长大。之后，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竟然在四个月时就停了妹妹的奶水，让给弟弟吃。结果妹妹一生体弱，23岁得了肺病，早早离开人世。张今慧6岁前生了眼病，疼得要命；每年冬天咳嗽，甚至咳血，但家里不给请医生。张今慧不像两个姐姐逆来顺受，她有一颗不屈的灵魂，7岁就立志，长大了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家。在小伙伴中，她纺线是冠军，跑步是冠军，割草、收树叶是能手。她想上学，父亲反对，爷爷阻拦，他们只需要她做家庭中的劳动力，她非常伤心，就偷偷地跟着表哥学习。后来，抗日根据地的村委会要求所有孩子必须上学，她才圆了上学梦，上到高小。当她读书比弟弟好时，爷爷才说，三闺女心灵，可惜是个女孩！她胆大、有勇有谋，1941年，她当上了儿童团团长。17岁那年，她和村里11个同伴一起投奔八路军，5个半道回家，只有6个人到了部队。她成了文工团员。投身革命队伍，她想象自由的燕子一样展翅高飞。但18岁那年，队伍却给她安排了另一个角色。28岁的文工团团长尚未结婚，看上了她。组长来说媒，她说结婚是未来的事，现在不想结婚。副团长夫人又来说合，她再次拒绝。后来团长亲自出马说服她，她说，没有结婚的愿望。然而，团长的结婚申请报告被组织批准了。因为他符合“二五八团”条件——二十五岁以上，参加革命八年以上，团级以上。副团长和指导员开始操办婚礼，张今慧却蒙在鼓里。知道大家操办的婚礼，原来主角之一是自己，她立刻去质问团长：“八字还没一撇呢，怎么能说结婚？”团长说：“你没有拒绝就是同意呗。”她说：“你们向上级写结婚报告，为什么既不经我同意，也不告诉我？”团长说：“这纯属同志们和组织上的关怀。”她说：“关怀，关怀，当然是关怀你了！”张今慧悲从中来。在革命队伍中，总是宣传妇女已从野蛮落后的婚姻制度中解放出来，正是这种宣传让许多女学生来到革命队伍中。怎么她来到部队刚一年，就“被结婚”了？！《夕照回眸》中写到，战争年代，革命队伍里的领导干部，当他们够结婚条件，“年龄偏大，只要他们选中某个人，女方如果不同意，组织上就千方百计撮合成婚，使一些女性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像我这样始终拒不同意，单位领导利用职权寻找时机突然举行婚礼的事，却实属罕见”。正如戴锦华说：“解放的到来，并不意味着、至少是不意味着她们将作为新生的女性充分享有自由、幸福，而意味着她们应无保留地将这自由之心、自由之身贡献给她们的拯救者、解放者。”在革命队伍中，一切要服从组织，张今慧没有料到，自己的婚姻也要服从组织。《夕照回眸》中说：“那些以组织名义出面的人，他们为了讨好领导，对党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置若罔闻，背道而驰。这种滥用职权、无视女性人格，践踏女性尊严，剥夺女性自主权的恶劣行为，是很不道德的，莫不有损党的威信。”张今慧回忆：“（婚后）在一块时，他也没有多少话说，既不关心我的生活，也不关心我的学习，也不谈他自己的事。我心里总是不痛快。虽然是新婚，没有亲热的感觉。”不管有没有感情，孩子却是一个接一个出生。从19岁到31岁，她生育了7个孩子。丈夫一辈子不干家务，也不管孩子。第一个女儿的手指头坏死，必须切除，又得了百口咳，住院几个月，张今慧忙前忙后，累得昏过去，丈夫没有替换过一次，也没有打过饭，洗过尿布。这让我想起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说的话：“同是革命队伍中的人，女人却必须尽生育和养育孩子的义务，男人们实现着他们的抱负，同时实现着他们地位的不断上升。女人们却必须为孩子付出许多。你不生孩子吧，人家说你没尽女人的义务，你生孩子而且热衷于孩子养育吧，男人们说你落后，总之当他们要甩你的时候，总是有充足的理由。”进入北京以后，她有机会作为调干生，进入大学深造。文工团指导员的妻子和她是好友，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后来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她也想上大学，丈夫说，你上学，孩子谁管？张今慧一面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一面上班工作。她热爱工作，因为工作能体现她的社会价值。在工作中，她比在家庭中更快乐。她善良、正直，有能力，有主见，有巨大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她做过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图书管理员，创办了中国作家协会幼儿园，担任园长。她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和一群外国文学专家相处得十分融洽。1965年丈夫要调离北京，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为了留她，提出可以把丈夫调来。丈夫却不愿意沾妻子的光，硬是让全家一起离开北京。她随丈夫到湖南、山西，颠沛流离，最后落户河北保定，担任保定市文化局副局长，筹办市文联，担任文联主任，期间纠正了单位积攒的多起冤假错案。她主持创办的文学期刊《莲池》，成为铁凝、莫言等文坛新秀破土而出的平台。她主持创办的文摘周报《大千世界》，发行量达数百万份，挣下的钱解决了单位职工的住房困难。她为人正直、热情、助人为乐，走到那个单位都受到同事们的尊敬，称赞她是一位厚道、周到、公道的好领导。张今慧女士以将近百岁的高龄远行，可谓仁者寿。我愿把月桂的枝条织成花冠，献给这位追求解放、自由、自主的女性主义先行者。愿她一路走好！

岳母张今慧走了。她在世上，走过了95个春夏秋冬，又在家中床上躺了14个月。12月11日上午9时30分，她停止呼吸。保姆为她穿上了寿衣。中午12点，我们打电话联系保定市殡仪馆。下午1点，灵车到，我们抬棺登车，护送她进入殡仪馆太平间。13日上午10时10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完成了遗体火化。岳母以近97岁的高龄，辞别了这个世界，她走得很安祥。她最后一次进医院，是六年前，呕吐。那两年，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呕吐一次，常常是吃的不合适造成的。这次妹妹决定送她到医院检查，医生看了化验单，说她血色素太低，保姆又说大便偏黑，其实是她饭前吃护胃药造成的，保姆和妹妹都不知道。医生怀疑她胃出血，决定给她输血，但血库里没有合适的配型，建议她转到北京。妹妹叫了救护车，一路陪同，上了高速公路。弟弟联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同意接收。经重新检验，在ICU病房输了血。但等不上普通病床，我们只好把她拉回保定有病床的医院。是不是胃出血？医生仍然不能确诊，但不让她进食进水，说最少要输液15天，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岳母说，特别想喝小米粥。我说，舟车劳顿，她已经够难受的了。再不让吃饭喝水，不会增寿，只会折寿，别在医院折腾了。岳母输了几天液，决心回了家，慢慢恢复了正常饮食，身体也没有不良感觉。以后，再也没有查过血色素。一场疑似胃出血的风波，就这样不了了之。从此，家人达成共识，老人尽量不住医院，虽然她是离休干部，可以全额报销。她住在家中，靠保姆一对一地照顾。我们姐妹兄弟，按月排班，轮流回家看望。接着就遭遇三年疫情。看望成了奢望。有一次，我们事前与保定社区联系，可否回去看望老人？答：可以。我们乘火车到保定，刚进家门，居委会便打来电话，说本市区发现一名疑似，要求我们到酒店自费隔离14天，或赶快离开保定。我们只好匆匆告辞，提心吊胆地返回北京。回家还是被安了电子门禁，隔离了好几天。回想起来，岳母幸亏选择居家养老，如果住养老院或医院，成年累月不准亲属探视，真是不堪想象。我们有朋友，长辈住院两年间，都不许探视，直到去世。还有朋友从国外万里迢迢回来探望母亲，养老院也不让见面。疫情结束时，岳母和保姆难免染上新冠，但不严重，发了两天低烧，就过去了。大家都说，老太太命真大。2023年9月，她在床边坐了一个屁股蹲，腿一碰就疼得受不了。请大夫到家里诊断。大夫说，是不是骨折，在家诊断不了，得送医院，拍片子。我们商量，不送医院了。就算诊断为骨折，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愈合手段。伤筋动骨100天，只能靠自愈。送到医院检查，抬上抬下，不知得让她遭受多少次剧烈的痛疼。我儿子马上给姥姥订购了可升降、可翻身的自动护理床。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但从此以后，再没有力气下床。保姆王同芬把她照顾得很好，直到最后，干干净净，身上也没有生褥疮。她饭量不错，早上能吃两个鸡蛋，一碗奶；中午能吃十来个饺子。她的困扰主要是精神寂寞，盼着儿女们去看她。不能行走，身体便日趋衰弱，肌肉逐渐流失，就这样，她慢慢地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力。在家中离世，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她停止呼吸以后，妹妹拨打120，请急救车上门。对方问老人情况，妹妹实话实说，刚刚咽气。对方说，人死了，就不属于我们的服务范围了。只能选择另一个途径，通过社区开具死亡证明。社区知道老人的情况，每月发放高龄补贴，他们都要通过视频了解老人的身体状态。他们在证明信上盖了章；社区卫生站也盖了章，他们原来可以开具死亡证明，最近这一权限被收到乡卫生院。我们拿着两份盖章证明，找到乡卫生院，医生让我们看贴在墙上的规定，出具死亡证明，要提交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和办理人的身份证，还要提交一张所有直系亲属对死亡无异议的文书。这可让我们作了难。岳母有五个儿女，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太原，最远的在广州，正在赶来的路上。如果等大家都签字，再开死亡证明，殡仪馆那边的后事安排就很难确定日期。好在乡卫生院医生通情达理，允许我们先拿死亡证办理丧事，后补亲属无异议文书，总算没有影响丧事的顺利进行。如果不是这位医生的人性化处理，我们在开具死亡证明环节就卡了壳。回想七年前，我母亲95岁时，凌晨两点多呼吸渐弱，我们打120，急救车大夫半夜上门做了心电图，确定老人家已经离世。第二天，让我们到急救中心取回死亡证明。我们当时就思考，岳母也可以这样选择。母亲和岳母我觉得，高龄老人在家辞世，是一种合乎人性的安排，起码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生命垂危的老人送进医院，医生明知回天乏术，也不可能不检查，不抢救。化验，插管，用药，打强心针，心脏按摩，占用病床，进ICU，都是常规操作。人在医院过鬼门关，支出几千到几万元，司空见惯。有些高干，在医院用人工手段延长寿命，医疗支出更是天价。这样做，于个人，于家庭，于社会，是必要的选择吗？值得反思。如果高龄老人尽量选择在家中辞世，成为社会风气，节省的医疗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相关阅读：母亲安息提供绝版书电子版，有偿服务，需要者可以搜索微信号sjyxkj02或扫以下二维码：

2024年12月11日9时30分，家母张今慧在保定市家中安详地辞世，享年96周岁。家母张今慧1928年3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晓林乡中佐村,在抗日烽火中参加八路军，成为文工团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国作家协会、《世界文学》编辑部、山西省群众艺术馆等单位工作，离休前为保定市文联主任。曾主持创办文学期刊《莲池》，文摘周报《大千世界》，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有《夕照回眸》等著作存世。尊重家母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不惊动亲戚朋友。遗体今天上午已经在保定市殡仪馆火化。母亲安息！邢红英、邢红霞、邢小群、邢晓明、邢跃泣告2024年12月13日附：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夕照回眸》片断张今慧1959年底，又调我到作家协会《世界文学》编辑部担任党支部书记、秘书组长，我一听，大吃一惊，那是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那些人都喝过洋墨水，洋味很浓，被称之为“资产阶级大本营”，听说和他们很难相处，曾去过两任支部书记都没有呆多久就调离了。我这个来自山沟的小土八路，文化又低，怎么好和大知识分子们打交道呢？我找到作协秘书长张僖同志亮明了我的观点。他笑笑说，恐怕你是多虑了，让你去是经过领导会议研究决定的，你在几个单位干得都不错，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能团结大家一道工作，这是个很大的优点，你进取心强，有朝气，遇到问题难不住你。我说：行了秘书长，别给我戴高帽子了，对这个工作我实在怵头，恳请领导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吧。“好吧，我们再商量商量。”过了几天答复我说：“经领导会议再次研究，认为你能胜任这一工作，原决定不变。”我只好壮着胆子进了所谓“资产阶级大本营”《世界文学》编辑部。这个编辑部，人员编制20多名。其任务是把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登在刊物上，以便于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了解世界，便于文化交流。编辑部的主要领导人是外国文学专家陈冰夷和作家、诗人邹荻帆，加上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组成领导小组，重要事情由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编辑成员大部分是解放前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优点，各有特长，工作严肃认真，互相尊重相处融洽，拥护党的方针政策，愿将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奉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头上还戴着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认为自己是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有的家庭成分偏高，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或有什么历史问题，难免有些思想压力。他们言行谨慎，唯恐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招灾惹祸，对有关政治性问题很敏感，不轻易表态。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这个20多名知识分子都未受到冲击，看来还真是沾了“少说”的光。据了解，有的党员干部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革命的，是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过来的，认为解放前的知识分子思想落后，对他们不够尊重，表示冷淡，使他们存有戒心，敬而远之。我主动接近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工作及家庭情况以便及时帮他们排忧解难。朱海观同志，年龄较大，身体不好，一到冬天常犯哮喘病。见她犯病时，我就和他的组织商量让他休息一段时间，或是在家里工作，以免来回乘车加重病情。对情绪不好的同志，我就主动找他谈心，如陈敬容谈心后才知道她和丈夫离了婚，带着一个七岁的女孩，很让她操心。并说出了一些人解放前和她一起工作过，现在都比她工资高，她心里感到很不平衡。我肯定了她的工作，鼓励她精神振作起来，级别、工资问题，以后有机会组织上会考虑的。她说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感到好受多了。又如罗婉华，夫妇俩都在编辑部工作，如有个柱着双拐上小学的残疾儿子，被同学撞倒造成骨折，需要治疗，经济拮据，思想压力很大。经领导小组研究，给予了适当补助，并向她的组长打了招呼、照顾她给孩子看病。夫妇二人非常感激。和年轻人更容易接近，从苏联留学回国不久的沈宁同志（她是夏衍的女儿），性格活泼、对人热情，她见我穿戴古板，就主动提出要帮我改变一下装束，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带我到百货商场买了一块她认为很好看的花条人造棉，给我裁了一件布拉几。她的手艺使我感到吃惊：“你这洋学生怎么还会裁衣服？”她说在莫斯科学习时学会的，那里的姑娘们都是自己做衣服，让我快点做好穿上。我和大家相处非常融洽。既消除了我接近知识分子的畏难情绪，也消除了他们对党员干部敬而远之的戒心，彼此坦诚相见。他们有意见都能当面谈，或是找我个别谈。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想叫我去品尝。1960年底，我被评为工作跃进二等奖。1963年评级时，不少单位竞争激烈评不下去，我单位进展顺利，评得大家心服口服，这主要是大家对中央文件精神能正确理解，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也和我主动把评给我的一级让给了级别较低的人有关。作协领导曾在大会上对我单位和我个人进行口头表扬。在那段工作中，我被作协的同志们戏称为“穆桂英”。虽然做出些成绩，但总觉得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我身边都是些大知识分子，又都是外文专业人员，感到很不适应，就下决心学一门外文，以便更好的工作，于是就向我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学起英语。利用大家做工间操的时间请她教我，学完字母后，就学些生活用语：“你早”“你到哪去呀”“她的布拉机真漂亮”等等，我很感兴趣，早、晚抓紧学，上下班坐在电车上还默默背诵。编辑部每年年终对全年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进行一次检查，根据文艺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看哪些作品产生了好的效果，哪些作品存在问题，什么性质的？各组检查本组翻译发表的作品，我们领导小组成员各分一部分，逐篇过一遍，然后写出书面总结。我对这项工作特别认真，出于自尊和虚荣心，不愿让别人说我是外行，不懂文学艺术，自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更不能露掉有关政治性的问题。在总结会上谈作品时，我摆出的问题还得到大家的赞同，主编陈冰夷说：“你看问题还挺敏锐。”1963年，上级决定将《世界文学》交给外文所，直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领导，很快要搬过去。开会传达后，我立即找了作协秘书长张僖，要求把我留在作协，因为我对外文一窍不通，不想去一个上下都是搞外文的单位。张僖说：“我们原打算把你留下，那边不同意，说他们缺少你这样的干部。外文所的所长何其芳说了上级定的是一锅端，你们要把张今慧留在作协，整个编辑部就不要过来了。你看，作协还敢留你吗？”就这样，我随《世界文学》编辑部一锅端到了外国文学研究所。一天，何其芳同志在办公室主任陈卫同志的陪同下来看我们，陈冰夷同志指着大家一一向他作介绍，当介绍到我时，“噢，你就是张今慧！你为什么不想到外文所来呢？”我说我水平低，又不懂外文，怕进这个大庙儿。他笑笑说：“庙儿再大，你也是在这个编辑部嘛！不要怕，工作上不会让你为难的！”大家都笑了。本来大家不知道我不想过来的事，叫他这么一说，我很不好意思。他又问长问短说了一阵，指着陈卫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咱们这位办公室主任，他还是咱这里的党总支书记。”我真没有想到，这个大名鼎鼎的专家，是如此和蔼、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干部架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还常在公交车上碰上他，互相问候。我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整整5年，当我调离北京时，编辑部的全体人员都来到火车站送行，没有上班的病号也拄着拐杖来了。大家都表示希望我再回编辑部来。当我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时，他们那热情诚恳的目光使我热泪盈眶。火车开动了，大家都高高地扬起手喊：再见！“一路顺风……”陈冰夷和邹荻帆两位领导大声地喊着：“编辑部的大门永远给你开着！……”我被感动的说不出话来，泪水难禁。孩子们对这个场面感到惊奇，爱说话的三女儿说：“妈妈的人缘真好，我长大了像妈妈这样就好了。”相关阅读：《莲池》往事

近日收到李昕所赠新书《翻书忆往正思君》（上海三联书店），我和小群都读得津津有味。本书是27篇随笔的结集，作者回忆了出版生涯中和周有光、杨绛、杨振宁、傅高义、沈昌文、吴敬琏等各界名流的交往，生动细节很多。其中，对几位曾经共事的出版家的记述，印象尤深。1982年，李昕从武汉大学毕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供职14年，曾在韦君宜、屠岸、陈早春麾下做编辑。《本色韦君宜》《君子屠岸》《倔强而沉静的书生——出版家陈早春侧影》三篇文章记录了当年往事。对这些已故的著名出版家，他不是一味赞美，而是以细节呈现他们的性格。以陈早春为例：李昕说：在参加《鲁迅全集》的定稿时，他凭着自己对于多方史料的搜集，言之凿凿地考证出20世纪30年代化名“杜荃”攻击鲁迅先生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的人是郭沫若，解密了一桩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疑案，引起学界轰动。对这件事，郭沫若本人是不承认的。而陈早春要将这一考证写到《鲁迅全集》注释中，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为郭沫若的形象需要维护。初稿送上去，这一条注释被定稿组删去，第二稿他仍然这样写，又被划掉。于是陈早春犯了倔劲儿，他非要把这个疑案坐实不可。第三稿、第四稿都被删去此条以后，他决定向党中央上书。写了一篇4000字的报告送上去，经胡乔木亲自批示，同意将这条注释加在《鲁迅全集》第4卷中。郭沫若即杜荃，遂成历史定论。1986年他刚当总编辑时，中国作协书记鲍昌来电话指责“人文社”几位老同志支持丁玲创办《中国》杂志，是在搞宗派主义。陈早春二话不说就硬顶回去，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是中国作协的下属单位，不搞圈子，不立山头，不拉帮结派。他告诫这位领导不要指手画脚，两家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某位从社里调离的领导，因为支持极左而丢掉了官职，部里准备安排他回人文社重操旧业，因陈社长和前任社长韦君宜一起抵制而最终无果。某机构负责人在退休前夕，自己活动要到人文社任职，局里几乎要下批文，这时陈社长向熟悉情况的编辑们了解，知此人在文坛上口碑非常不好，便找到局里，直言人文社不是垃圾场！从而严拒此人。对于自己信任的业务干部，他也是不惜以“抗上”来保护。风波发生后，上级有人坚持要给两位中层干部以党纪政纪处分。陈社长据理力争，又是致函，又是电话，又是面谈，坚持用批评教育的方法解决两人的问题。李昕便是两人之一。1988年，国家出版局将《金瓶梅》节本的出版权授予山东的一家出版社，而不准人文社的版本重印。陈早春为此到局里去和一位领导辩论一场，指出人文社的《金瓶梅》（词话本）较之山东的《金瓶梅》（张竹坡评点本）的若干优胜之处，使得局里最后只好同意“人文社”继续出版此书。1990年代，《当代》发表邓贤写淞沪会战的文章，因涉及对冯玉祥的负面评价，被冯的女儿告了一状，领导做了批示，说是要严查。陈社长面不改色，在社里开座谈会，他把相关的编辑都找来，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不会处理你们。长篇小说《白鹿原》刚刚出版时。有人认为这本书“不仅是黄色的，而且是反动的”。陈早春认为这种事情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于是立即筹办专家座谈会，请学者们提供专业意见。同时他把样书送给陈涌。陈涌表达了支持此书出版的看法。专家和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几十年来十分难得的一部小说，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贡献。陈早春把这些意见反映上去以后，上级机关有所松动，但是仍然不准重印此书。此时正值第二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开评，应多数评委的要求，陈早春毅然支持将《白鹿原》列为第一名。《新文学史料》杂志主编牛汉是一条硬汉，坚持求真务实的办刊方针，发表文章，要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本来面目，因而引起文坛强烈反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几十年来以冯雪峰和胡风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受到不公正待遇，所以该刊组织过一些文章，细述当年旧案原委，目的在于澄清史实。然而有些人对此看不惯，说《新文学史料》被牛汉办成了雪峰派和胡风派的同仁刊物。韦君宜当政时就有此议论，以至韦老太曾商请牛汉，“咱们是不是可以停刊？”牛汉自然是不愿，顶住了。到了陈早春主政的1987年，同样的议论又传来，意思是这个杂志应该换主编。正好此时，牛汉也到了该离休的时候。但陈早春认为，牛汉不能走，不过可以变通一下，用加强管理的方法解决问题。所谓加强管理，就是由他和牛汉两人担任双主编。他对牛汉说，你照样编你的刊，我只挂名不参与编务，出了问题我负责。“如有来自外面的压力，由我去扛。我光棍一条，没有什么羽毛需要特别珍惜的”。这样，牛汉又继续放手主持《新文学史料》编辑工作10年，直到1997年他年满74周岁为止。陈早春一而再再而三地抗上，当时的上级领导仍然让陈早春担任总编辑、社长超过10年，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历史上任职最久的一把手。放在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李昕不但记述了陈早春的风骨，对于有同样追求文化界人士，他也敏锐地把握。比如，邵燕祥去世时，他了解到邵燕祥1988年3月29日曾给杜高写了一封信——今读《人民日报》上尊文，我完全同意你的议论。我是从《文艺报》上得知对严剧结尾有争议，才看了十二、十三和十四、十五两次四集的。为了此剧尊重了历史的真实，我对编剧顾尔镡等同志的胆识表示敬佩；为了你对此剧的支持，和对结尾两集的悲剧意义的深刻分析，向你致敬。于是，李昕主动联系杜高，前往造访，了解背景，急就一篇《为了对得起曾经的苦难》。1988年，江苏电视台和南京电影制片厂合拍了电视剧《严凤英》，

最近，本公号陆续发表柯庆施片断、陈伯达片断、汪东兴片断、康生片断、王洪文片断、高岗片断、姚文元片断、张国焘片断、王海容片断、吴法宪片断、邱会作片断、纪登奎片断、江青片断、林彪片断和外事花絮、文艺花絮、1975年花絮。这些片断和花絮，都是十多年前所写。当时，新浪微博风靡一时。网易不甘寂寞，也创立网易微博，参与竞争。他们约我开设读史专栏，取名“红墙深处”，希望我以高层细节为主题，每个月发二十条微博。因智能手机还未流行，所以对微博有字数限制，新浪微博限制为140字。网易微博稍微放宽，限制为160字。栏目标题#红墙深处#占6个字，实际只能写154个字，含标点符号在内。如此短的篇幅谈史，实为削足适履，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篇幅交待史料的出处。我觉得，每天发一条，无需耗费大块时间，于是操作起来。好在读者把微博当作文化快餐，并不计较学界行文规范。进行了一年多，网易统计读者已达1600万。我觉得数字可能有水份。又想，真实的读者如能有十分之一，也算不错。我先后发了数百条，内容大抵是摘抄回忆录，将有意味的细节缩写到154字以内。回忆录的作者有邱会作、吴法宪等，还有吴德等人的口述史，以及一些传记，年谱，也包括我认为可信的网上忆文。一年多以后，网易突然通知我，这个项目停止了。专栏瞬间在互联网上消失。可惜，我事先不知会有变故，没有很好保存数据。几乎同时，我的电脑出了问题，怎么也打不开了。想查往日的数据也不行了。后来，我就死了心。渐渐把这段开微博的经历忘却了。最近，我打开一个多年不用的U盘，发现里边有一个文件，题为“红墙深处”，大约有400条，虽然不是所发网易微博的全部，也是其中大部。我打开重读，觉得有些意味。于是决定在微信公众号上重新展示。一些读者，表示很感兴趣，甚至说这是当代的“世说新语”。也有读者提出，应当作些补充，说明一些人的职务、背景和相互关系。我考虑，如果扩充内容，就失去微博的特色。还有读者提出，应当注明出处。几年前，我住的村庄遭遇强拆，我家虽然幸免，但藏书在转移中打乱。况且我微博并非原文全部，而是缩写版，所以决定不再注释，还希读者见谅。再选几则，以飨读者：50年代搞民族识别，认定中国有50多个民族，还有100多个群落要求成为单独的民族。龙云一开始就不赞成。他说：“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没有那么复杂，大家都是一个祖先。大家同系一族，因地名而异。就像云南的洋芋，河北叫土豆，山西叫山药蛋一样。从行政的观点来看，少数民族分多了不好，增加工作和安排的困难。”1957年，龙云向中央领导建言：“我们援外预算太大，应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被当成右派言论，彝族抗日名将龙云当时位列少数民族六大右派之首。1957年华罗庚、童第周批评科学管理体制，反右开始后岌岌可危。张劲夫找到毛泽东说：“我们中国有句话：‘物以稀为贵’呀！向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中国现在没有多少科学家呀，现有的老科学家是宝贝，是‘国宝’啊！因此，我的意见采取保护政策。不然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就很难实现。”毛说：“你张劲夫竟敢讲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汪曾祺曾被划为右派分子，江青赏识他的才华，让他当京剧样板戏编剧。虽“控制使用”，还让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在江青面前可以翘二郎腿抽烟。汪认为，江青对京剧比较内行，唱词好坏有鉴别力。《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人的戏，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改动很成功。抗战结束后，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设计金圆券，让宋子文采纳，使国民政府金融崩溃，信用扫地，尽失民心。1963年8月，冀朝鼎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任上病逝。周恩来力主高规格治丧，有人不解，周恩来说：“你们打仗的讲一次战役就歼灭了多少多少国民党，但你们加起来未必顶得上一个冀朝鼎的贡献。”1970年，中国和朝鲜比赛乒乓球，中央广播事业局规定解说时彼此相差不超过2分时，可以报比分，快接近比赛结果了，不再报比分，每一局的结果不报，最后的总成绩不报，转播员不使用目前谁领先、谁落后的话语，现场裁判宣布比分的声音不要从转播中传出来，这样体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60年代初，林彪提醒自己，对毛一不干扰人之决心，二不批评，三不报坏消息；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1962年3月的一天，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写个报告，说身体实在不行，请求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秘书拟了稿子，念给林彪听，林彪说可以了。誊清后封好，要送中南海。叶群问什么事。秘书把写信的事讲了。叶群紧张地问：发走了没有？秘书说，还没有发。叶群松了口气，吩咐：压下，压下！等我的消息。她和林彪讲了些什么，秘书不得而知。最后此信未发。文革初，周恩来派毛远新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介入延边问题。毛远新觉得应当与林彪通个气，于是到林彪家拜访。林彪不知何事，先不出面，让叶群接待。叶群向毛远新问清缘由，再向林彪汇报。林彪知道是周恩来的安排，于是拿出战争年代缴获的勃朗宁手枪，当面送给毛远新，对他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工作表示支持。九大以后，毛泽东曾带张春桥到苏州看林彪。毛泽东说，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林彪不吭声，毛泽东又追问，你看小张怎么样？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借着谈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1971年5月23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军区一、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此信未发出，底稿找到。1971年6月3日，毛泽东让林彪陪同他接见罗马尼亚元首齐奥塞斯库，林彪先想推辞不去，叶群求他，他才答应前往。但是只见了几分钟，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后，林彪说：“一个大好的外交形势，被耽搁了二十年。”林豆豆问：“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赢了，中国说中国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答：“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和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头号敌人。”

1967年２月20日，林彪听说，在中央文革鼓动下，抄了萧华的家，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到毛家湾来一趟。林彪对江青大发脾气：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工作，想搞掉总政。江青把责任推给陈伯达。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江青说，中央军委对文革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林彪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叶群看见此景，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又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都肩负着重担，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又劝江青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江青对林彪说：你是中央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江青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陪她坐车回钓鱼台。九大闭幕式结束退场时，江青靠到毛泽东旁边，事先安排在二楼的摄影师用望远镜头拍了一张毛、江在主席台上的合影。当晚开会时，江青要求发表此照，周恩来把清样送毛泽东，毛泽东用铅笔在照片上打了一个叉。江青对姚文元说：“你们真是小题大做，发表一张我和主席的合影也要他审批，真是多余。”许世友说：“报纸发表政治照片，当然要审批。”江青火了：“难道你们还要骑到我头上拉屎不成！”九大以后，江青进了政治局，却不分管具体工作，于是找林彪谈：请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说：政治局委员就是重要的工作。江青说：一点权力也没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说：在集体领导中，你赞成或是反对就是权力。江青急了：现在我在政治局里是个多余的人。林彪冷冷地说：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多余的人！说罢闭目养神，再不开口。1971年成立国务院文化组，中央让吴德兼任组长，吴德觉得这个职务不好当，想推。周恩来说：“毛主席有批示，不能不去。”江青质问：“你这组长为什么不到任？”万里给吴德出主意，要有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进文化组才好。王曼恬和毛主席是亲戚，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吴德说服王曼恬在文化组兼职，后来她确实曾帮吴德解过围。1975年，江青让毛远新把保险柜里的文件登记一下。毛远新按文件的标题登记了目录。江青说，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毛远新没答应。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上划了圈，没批字。毛远新不解其义，当面问毛泽东。毛泽东答：“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在国内旅游，兴趣之一是寻觅旧时光。近些年，各地都在打造文旅产业，怀旧成为主题之一。但许多仿古的景点一眼假，游人失望。我们愿意看真正的古迹，至少是围绕真正的古迹，营建仿古氛围。旅友文中秋知道我们的爱好，向我们推荐了云南建水。文友张志鸿喜欢自驾游，也去过建水，说印象很好。他们的眼光值得信赖。据说，建水和大理、丽江，在云南是并列的古城。11月下旬，我们要从西双版纳回北方，于是决定先乘火车去建水。云南朋友尹雯也是旅游达人。小群和她语音交流。她说，你们既然去建水，一定要去石屏。石屏不通高铁，更有古意。于是，我们开始了建水石屏之行。出了建水火车站，一个中年女司机，问我们是否愿意拼车去古城，每人10元。我们原计划想住在古城。女司机说，出租车进不了步行街，里面石头地面坑坑洼洼，拉行李箱费劲，住宿也贵，建议入住古城边上的民宿一条街，出入古城很方便，价格比城内便宜很多。询问第一家客栈的标间，一天100元，房间宽敞，干净，卫生洁具齐全，我们没犹豫，决定入住。后来，在这条民宿街上走来走去，感觉家家建筑新颖、陈设讲究。不远处便是小火车的起点临安站。听说小火车票比较紧张，我们赶快购买了第二天上午的车票。普通车票每人一百元，年过70，享受半价。翌日9时前，登上小火车，果然客满。这里原是中国最早的民营铁路，始建于1915年，当时为个旧锡矿开采而建，轨宽0.6米。现在的小火车是旅游观光列车，轨宽一米，木质车厢，共七节。从临安站出发，经双龙桥、乡桥到团山村，全长13公里。每天往返两次。双龙桥站停车30分。此桥又称十七孔桥，清代乾隆年间先建三孔，道光年间增建十四孔，中有高大阁楼，造型优美，水中倒影更美。游客争相在此留影。乡会桥停车20分。车站建于1932年的车站，站里还摆放着留声机等老物件。团山村停车两小时20分。这个村的古建有15处之多。印象最深的是张家花园。张家原是江西人，光绪年间在个旧开矿致富，也是铁路的投资者，所以在团山村设一站。张家花园雕梁画栋，门窗之间、屋檐各处尽展白底墨线的书法或图画；张家书房也宽敞，前有很大的荷花池。在村里休息，品尝了炭烤包浆豆腐块，外焦里嫩，是建水一带有名的小吃。现在，高铁已经成为国人日常的出行选择，速度可超过每小时300公里。相比而言，建水小火车的速度有如爬行。然而，人就是很怪。慢车时代向往火车提速，进入高铁时代再乘米轨火车慢行又觉得新鲜。如今，小火车成了建水吸引游客的第一元素。车上游客，来自四面八方。有的年轻父母，专门带孩子来乘小火车。光是小火车，还不足以让建水成为旅游热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建水的确人文汇萃。它位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在昆明以南220公里，古称步头、巴甸、惠历、临安。始建于唐代，面积一平方公里稍多。东南西北有迎晖、阜安、清远、永贞四座城门。迎晖门造型与天安门相似，却比天安门早建成20多年。进了迎晖门，才进入真正的老城。建水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多达七处，双龙桥和团山古建筑只是其中之二。我们进入的第三处“国保”是文庙。还没有进大门，一眼望去，是一处巨大的水池，以为走错进了一座公园。这处椭园形泮池，面积45亩，居全国泮池之冠！它始建于1285年，现存的建筑主要是清代的，占地114亩，规模之大，仅次于曲阜，为南方文庙之首。前后六进，格局亦仿曲阜文庙。没想到在此遇到了这么大的古代建筑群。再看另一处“国保”朱家花园，人称“滇南大观园”。此园为清末乡绅朱渭郷兄弟所建，占地两万多平米，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内有大小天井42个，房舍214间，紧密联在一起，旁边有巨大的花园。东拐西绕，走得腿发软。朱家也是靠投资矿山铁路致富，并参加辛亥革命。后在战乱中败落。此园先后成为学校、医院，得以整体保留。学政考棚，是古城里的又一处“国保”。它创建于明洪武22年，清光绪年间重建。保存甚好。棚内展览回顾千年科举制度，用雕塑模拟科考场景。有完整的状元考卷，还有各式犯规的夹带形状，历史感很强。同时展示了大量各种造型的清代墨和砚台，乃是当地的特色收藏。临安府衙也在古城干道边，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现为近年重建。里边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分别介绍明清地方政权职能，中轴线上有审判庭，议事室，两侧还有师爷、幕僚居室，是一个了解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好去处。天色已晚，霓灯初上。看到城内有敞蓬车，我们决定体验一一下，街道比之前看过的古城都宽，大石头路面，两边的铺面鳞次栉比，除了卖陶艺品外，多是品牌专卖店。最后出清远门，去大板井，又名溥博泉，井口很大，水很清，很浅，井口周边是古色古香的建筑。城里还有十二眼井，也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28日，天空飘着小雨。早上8点，还是那位女司机，如约来接我们去石屏。在石屏老城，我们参观了当地的文庙，它比建水文庙小得多，正殿里的孔子和十二贤人的雕塑，水准却比建水文庙更高一筹。古城主要街巷的石板路，和路边商铺，更多地保存了旧时风貌。接着参观县衙门。里边展示石屏历史上的文人和著作。这里在科举时代出过77位进士，15位翰林，相当显赫。文人留下的著作，也可列出百种以上。然后参观袁嘉谷故居。这是一座二层楼的院子。展览全面介绍了主人的生平。1903年，清政府进行了历史上惟一一次经济特科考试。与一般科举考试不同，它不考八股文，而考治理国家的方策为主。全国306人应试，有的是往届状元，有的是三四品官员。袁嘉谷得一等第一名。他1904年赴日本考察学务、政务。1909年任浙江提学使。民国后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顾问、国会议员。他是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最先提出“星期”、“乐歌”等名词。他在滇池南岸发现了《马哈只碑》，鉴定是郑和为其父在故乡树立的墓碑。1922年，云南建东陆大学，袁嘉谷担任国文教授。他对保护敦煌文物亦有贡献。1936年逝世。再参观县博物馆。也是中式风格院落。又去城边的异龙湖，湖面浩瀚，水天一色。此湖50年代围湖造田，曾大幅缩小。文革中曾干涸。近年重新整修，从红河水系恢复为珠江水系，面积扩大，得到保护。距县城10公里有一村名郑营，女司机建议我们前去寻访。路很窄，有些路段对面来车都不易通过。到了郑营，突然开阔。郑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有600年历史，明洪武年间在此驻军，原傣族人迁走，汉族人在此定居。这座货真价实的古村，目前不收门票。村里竟有两处“国保”——陈氏宗祠和郑氏宗祠，建筑都很精美。陈氏宗祠规模尤大，建于1923年，器宇轩昂。还有一处陈氏民居，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无人值守，却让我们惊艳。此宅始建于1925年，历时十年建成，三进四合院，走马转角楼，层层间间互相串通，木雕格外精美，保存十分完好。主人陈鹤亭是清末进士。我和小群登上二楼拍照，流连忘返。这么精美的古宅，只有我们一行参观品味，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女司机说，几次载游客来郑营，他们仅在村口吃大闸蟹便折返，并未进入这些古代建筑。建水、石屏之行，一共三日，时间短促，走得很累，却让我们喜出望外。古建筑、古民居，近些年我们游过不少。有的地方言过其实，有的地方真假参半，有的地方商业味过浓，处处埋藏着购物陷阱，有的地方圈地过大，游人不乘景交车便无法接近，这些都会影响旅游者的兴致。相比之下，我们从建水，到石屏，到郑营，景物原汁原味，消费实实在在，感觉越走越古朴，仿佛时光倒流，走进了历史的现场。真是不虚此行！

五十年代初，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被毛泽东召上专列汇报工作，谈了五个小时。谈完以后，毛泽东说，好了，你回去吧。纪登奎离开专列才发现，火车已经开到武汉。纪登奎身上一分钱也没带，吃不上饭，住不了店，火车票也买不上，又不好意思回专列求助。在大街上瞎转悠，最后通过公用电话，找到武汉市委的老战友，借钱买了火车票，才回到许昌。九大后，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住进东城区一座独院，管理部门要收房租每月150元。纪的夫人说，我一月工资才160元，交了房租还怎么吃饭？遂改成30元。1974年，李先念、纪登奎等人为筹备四届人大忙半夜，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四毛，李先念交了12块钱。纪登奎说，李先念工资四百多。我要请大家喝咖啡，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913事件后，纪登奎和李先念到周恩来办公室汇报，见周恩来发呆，心事重重，便好言劝慰。纪登奎说：“林彪一伙已经摔死，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周恩来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最后，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十大前，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一道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纪登奎向毛泽东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吴、李、邱四位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毛泽东说：“纪登奎啊，你这个人呀，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还有总理、叶帅，老奸巨滑。”仍决定开除李雪峰的党籍。批林批孔时，毛泽东说：江青，我看你这个人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我看纪登奎还是有点马克思主义的，江青你跟纪登奎去农村蹲点去吧。当时选择了天津市小靳庄。政治局委员有排名顺序，江青在前，就成为纪登奎跟着江青去小靳庄。在天津，纪登奎对随行的周一良说：你父亲离这儿不远，你回家看看吧。周叔弢私下对周一良说，吕后是历史公认的坏人。1974年底，纪登奎和李先念找李德生谈话，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李德生听了很诧异。纪登奎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李德生听了这个话，便不再说什么了。

江青1975年1月7日给张玉凤写信，要求用毛泽东稿费。信中说：玉凤同志：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买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江青每月工资是243元。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控制金边。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波尔布特，说“我们赞成你们，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8月27日又接见西哈努克和乔森潘，让乔森潘转告波尔布特，西哈努克回国后，不要强迫莫尼克公主和王子从事体力劳动。还对西哈努克说：“如他们对你不好，你们再来中国。”没想到，西哈努克一家刚回国，就被软禁起来。切断了对外联系。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提到不要搞“四人帮”，吴桂贤不知道何意，只好会后悄悄地向倪志福请教。毛泽东在会上还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5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1975年，江青否定电影《创业》，贺捷生动员编剧张天民写信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告状。她说，这件事搞不好可能坐牢，问张天民敢不敢冒这一风险。张天民说，甘愿冒险。妻子支持，说万一你坐牢，一定去牢房送饭。毛泽东收到信，7月25日批示此片无大错，要调整文艺政策。贺捷生、张天民才松了一口气。1975年夏邓小平主持整顿期间，周恩来已经病重，他找纪登奎谈话，提醒他要注意毛的态度，说主席还在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形势可能还会起变化

昨天，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旅游，忽闻张石山逝世。开始不相信，不久前有一家杂志要发表他和我悼念乐黛云的文章，要他的联系方式，我还和他通过微信语音联系，怎么突然间便阴阳两隔？忙与老友陈为人核实，方知张石山今年8月查出晚期肺癌，9月开始化疗，医治无效，昨天中午走了，享年77周岁。我们和张石山相识于八十年代。当时，他两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出任《山西文学》主编。小群应邀为他的诗写了评论。但我们只是一般性的文友。以后，张石山在2003年声明“不当泥塑木雕的人桩子”，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我们交往仍然很少。真正有较深的交往，则是张石山遇到出版瓶颈，我当了一次推手。

红军时期，周恩来救过邱会作一命。文革中周恩来向邱会作要干部。邱会作说，总后干部水平不高，调不出来。周恩来揪着邱会作的耳朵说：“你给不给？”1940年，毛泽东派邱会作到山东筹款，临行前请他吃饭，让他到洛阳给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传话：“在电报上我与‘那两个在南方的人’的事说不清，有些话在电报上没有绝密密码不能说。见了少奇就把我的意思告诉他。”邱会作走了将近一个月，到洛阳由秘密交通员带他见了刘少奇，毛泽东的意思刘少奇一听就明白了。1960年５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会作发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会作去秘密调查。邱会作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作揖流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已经饿死一千多人，每天还在死人。邱会作遂决定用军粮救急。邱会作说，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办公费每年约30万元，包括办公人员的伙食补贴、各地来京办事人员的招待，与地方来往的交际费用，要处处节约才够。政治局委员来军委办事组开会，夜宵为稀饭、馒头、咸菜或面条，增加香肠、花生米算改善。九大以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了政治局。周恩来给他们讲：“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听后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他起先理解不深，被打倒以后，才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1970年５月，江青找七位新任政治局委员谈周恩来历史上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黄、吴、李、邱觉得不正常，向林彪汇报，林彪让黄、吴当面向毛泽东报。毛泽东说了三句话：“一，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二，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三，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过了。”1971年9月17日，邱会作在家里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激动地对家人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然后上西山见黄永胜。黄永胜提到“九一三”这件事，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地图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邱会作对黄永胜说：“总理保我们了。”黄永胜当时很冷静，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大连休养未出席。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6日，命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接林彪回京，取代刘少奇的位置。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见毛泽东就作揖，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说：“你想当明世宗！”。全会重新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林彪从此成为唯一的副主席。文革初期，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都要通过毛、林、周和中央文革。所有的人画了圈，才能实施。

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让钓鱼台国宾馆18楼挂几幅清朝的古画。周恩来让王冶秋选了13幅。1974年10月间，江青把自己的摄影作品放大后取而代之。周思来对王海容、唐闻生讲，请她们方便的时候报告毛主席。毛泽东质问江青：“你有什么权利摘下国画，挂上你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你回去立即统统给我摘下来！”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提出：如果苏联打你们，中国需要美国帮什么忙？毛泽东说：现在不谈，打起来再说。基辛格回国前突然要求再次会谈，周恩来请示毛泽东，答复毛泽东已休息。周只好自己跟基辛格谈。基辛格又提我们军事上怎么合作？周说，双方各指定一人商谈，现在不要做结论。王海容、唐闻生报告毛，毛说，美国人要借给我们一把核保护伞，我们不能要。

在广东旅游，入住中山市三乡镇一家酒店，发现郑观应故居就在附近，当然要前去一游。不巧遇雨，打了一辆出租车，很快穿过一条窄窄的街道，进入雍陌村，郑观应的故居和生平陈列馆就在此地。游人极少，可以从容观看。我们一边参观，一边沉思，不禁浮想联翩。郑观应生于1842年，卒于1922年。他是一位实业家，从招商局，到汉冶萍，都留下他的印迹。他又是教育家、慈善家和诗人。更重要的，他是一位不寻常的思想家。他在1894年完成的《盛世危言》，当时就惊动朝野，启蒙了无数国人，以后几度充实再版，成为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郑观应是中国开议院，行宪政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说：“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这些真知灼见，至今仍然触及国人心中之痛。我又觉得，郑观应比后世的思想家幸运。甲午战败，大清盛世神话破灭，国家危亡，成了不可回避的现实。郑观应直议朝政，独立提出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国际对策，不但在澳门顺利出版，而且迅速传向内地，传进京城，传到国外。光绪皇帝印了两千部，要求官员阅读。《盛世危言》启发影响了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在内的几代人。再逢盛世，思想者发出危言已经很难。好友赵诚，是郑观应的晚辈知音。26年前，他曾著文，论述郑观应和《盛世危言》的现实意义，我想，来此一游也是他的期盼。可惜的是，两年前，他已经在新冠疫情中与世长辞，不可能来此拜谒了。只能把赵诚的旧作展示如下，与读者诸君分享：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赵诚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逐渐纳入到一个世界体系中来。中国近代以来，被卷入到这个世界体系中。当时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对外界一无所知，以传统的概念来对付这个外来文明。随着东西文明的撞击，中国出现了一批要求向先进的工业文明学习，主张变法改制的杰出思想家，在学界只知四书五经的封闭状态下，他们是当时中国头脑清楚眼界开阔思维活跃的一批人。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可谓其中影响颇大的一个代表。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广泛深远，无论是变法维新者，还是革命者，都受其熏染。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当时对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指出中国的法律和运用，体现了黑暗与残暴，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郑观应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制度，矛头直指数千年来高度专制的皇权。《盛世危言》中说，“窃谓中国之病根在于上下不通，症成关格，所以发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有议院落则捐苛禁，破障界，敦睦守，公黜陟；且借以收民心，筹捐款，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自疆吏以至州、县，但知仰承意旨，虽明知其冤，不敢代白。甚至藏弓烹狗，诛戮功臣，酷吏权奸，残害忠荩，数千年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若设议院，则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矣。”针对当时的中国，他提出建立君主立宪的代议制民主政体。郑氏指出“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国：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郑观应主张官员应像西方国家一样知识化和专业化，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而且对于中国数千年自上而下，以当权者好恶为准的的任用官吏的方法，提出根本改革，这就是民主选举议员。他说“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针对当时一些守旧人士以国情不同，不能建立代议制政体，他坚定反驳说“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未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针对一些人以国民教育程度低，不宜立即建立代议制政体的说法，他指出国家急需政治改革，不能等待办好学校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和大办教育应当同时并举。他说：“尝闻事有经权，兵有奇正。先议广开学校，十余年有人材，而后立议院者，谓之经，即兵出于正。先设议院，并开学校，庶官绅知议绅之贵，勇于维新，急于扶持国势者，谓之权，即兵出于奇。今时急矣！而苦于势力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经而不达权，何异因噎废食乎？”郑观应不但批判了专制政体，而批判了愚民政策，他非常重视新闻自由，认为新闻媒体是人民表达意见的最重要的场所，同时也是人民终身受教育的地方。他认为，不让人民办报议政，国家的政治就不可能有弊即除。他说：“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之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 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郑观应非常重视教育，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他注意到了西方国家的义务教育制，指出西方各国教育体制大同小异，基本上是“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六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他提出“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针对先进国家义务教育制，提出了提出县县办小学办中学，旨在国民中普及教育。主张妇女应与男子一样受教育，并反对妇女缠足。对当时中国教育中重词章书法，提出了重格物致知，穷究天下物理的重自然科学的思想。同时在基础教育中提出了职业技能的培训。不但使一般国民要粗通文墨和计算，而且应培训一定的社会需要的生产技能。郑观应不但提出了学校教育，而且提出了社会教育的思想，他认为西方国家的报纸让国民了解天下事，就各种问题在报纸公开讨论，也是对国民的教育。他特别欣赏西方国家鼓励国民游历探险，去探究未知世界的精神。郑观应对中国的司法制度也进行了认真反思。他指出“中国三代以上立法尚宽，所设不过五刑。读《吕刑》一篇，虽在哀世，犹有哀矜恻怛之意。自后一坏于暴秦，再坏于炎汉。有罪动至夷三族。严酷之吏相继而起，大失古人清问之意。”他认为很多社会犯罪是因为这些犯罪者没有受到教育，他认为这些犯罪者“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时见于通都大邑，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对于犯罪，郑观应不像迷信暴力的统治者，一味只知严刑峻法，而一本中国古代先哲的仁爱之心，一方面探究其社会原因，一方面充满了人道关怀谴责了中国司法制度的黑暗。在《盛世危言》“狱囚篇”中他说：“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务喜。’哀痛恻怛，诚仁人之用心也。盖人生不幸，父母失教，既无恒产以资历事畜，复无技艺以给饔飧。贫困无聊，流于匪类；致罹法网，横被官刑；土室棘垣，暗无天日；赭衣黑索，惨受拘挛。禁卒毒若虎狼，秽气积成疠疫。自斩、绞以下诸罪人本无死法，而久系瘐毙者往往有之，其冤惨可胜言哉？”郑观应还特别谴责了中国司法过程中的刑讯逼供，他说：“夫天地生人，原无厚薄也。何以案情讯鞫而酷打成招，独见于中国？夫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抑岂各国之人皆纯良，而我中国之人独凶恶，必须施以毒刑，而后可得其情欤？”他还从传统经典中寻找变革的理论依据。他说“《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其何裨乎！”在提到建立民选的代议制政体，设议院时，则引用《书经》说：“所以《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都咨于有众。盖上下相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在郑观应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只有墨守成规的信条，也有适应不断变化的开放社会的一面。从郑观应1873年出版《救时揭要》以一布衣倡言救国，到1880年出版《易言》呼吁学习西方，到呼吁变法的三个版本《盛时危言》的问世，郑观应一方面参加中外的近代的工商业活动，一方面不停的思考关心着中国的命运。其对中国社会的关怀和积极参与的精神令人敬重。曾几何时，买办几乎等于卖国。郑观应这些曾以买办身份与西方文明接触的中国人，几乎都有卖国之嫌。在改革不如革命的观念指导下，类似郑观应、冯桂芬等这些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评价不高，过去的教科书中介绍他们时一笔带过。时下，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并未见减，在某些场所有放量的迹象。在对近代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冷静客观地看待中外两种文明和它派生的军事力量优劣者，往往被斥为胆小卖国，空言众志成城者，被誉之为爱国，对真正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至今不能客观对待，其余害所及，至今使相当数量的国人不能正确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郑观应这些思想家，从传统思维模式中冲出来的弥天勇气，可歌可叹！《盛世危言》经郑观应亲定的版本共三个，1894年的五卷本，1895年的十四卷本和1900年的八卷本。时值戊戌变法一百年，回顾《盛世危言》，也算是对先贤的一种纪念。（1998年6月1日)相关阅读：别赵诚

近日，收到孙涛先生的自印书《百人百姓》，副题是“《虔诚的疯狂》一书的副产品”。孙涛曾任太原市作协主席，公开出版文学书籍有二十多部，还有影视剧本多种，有的曾获奖，有的曾畅销。他却说，退休以前，大部分作品是为稻粱谋。付出心血最多的，是退休以后完成的文革风云人物刘灏传记——《虔诚与疯狂》，这部书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地方文革史。为此，他投入十年时光，八易其稿，成书后只能在一个极小的朋友圈中流传，至今没有机会进入国内的图书市场。读过此书的朋友，多有佳评。我亦刮目相看，把这本书视为孙涛的代表作。写完《虔诚与疯狂》以后，孙涛没有停笔。他将写书过程中了解到的百余位人物，一一为之立传，总题为《百人百姓》。2017年，他办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名“昨夜涛声”以“百人百姓”开篇。当时我在手机上阅读，感到很有意味。这次拿到纸质书，又重新读过，更能掂量出独特的价值。一般读者不易得到孙涛的纸质自印书，打开这个公号检索，却很方便。八十年代，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一度流行。冯骥才发表了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题目很好，写得也有水平，可惜只发了二十四篇，便无下文。不知作者是否完成了最初的计划？孙涛的《百人百姓》，实实在在地写出了一百一十多位中国人的文革经历，应当说，这才是足额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这一百多人当中，性别有男有女，身份有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军人。从省委书记等各级官员，到乡下的农民，从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到被关被杀的地、富、反、坏、右等专政对象，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军宣队、大批判组成员，都有专题刻画，各色人物跃然纸上，构成了一幅文革年代中国人的群象。文革是一场空前的大运动，里面又包含多场名目不一的运动，翻来覆去，绞肉机不停地转动，有人成为刀片，有人沦为肉片，有人先当刀片后当肉片，有人先当肉片后当刀片。其中的荒诞诡异、世态炎凉，一言难尽。如实地描述文革中各类人物的行为和遭遇，还原他们的心理状态，绝非易事。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一度流行伤痕文学。伤痕文学的作者都是文革亲历者，当时容许文革题材发表传播，但留下的作品，有深度者并不多。一些走红的作品，迎合了舆论，却囿于官方结论，滤去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回头再看，没有跳出简单化、脸谱化的窠臼。好景不长。伤痕文学只流行了数年，写文革便成为忌讳，涉及文革内容的作品，也失去了传播空间，余下的便是淡化。最后，干脆走向虚无。写文革，吃力不讨好，成了自找麻烦。坚持写文革，竟然需要拿出一点司马迁的精神了。如今，亲历过文革的几代人，远行的远行，活着的也已经老去。文革发生那年，孙涛先生21岁，在大学读一年级，如今已经是77岁的耄耋老人。孙涛写文革中的各色人物，有自己的视角。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只以人性观善恶。一个农村支书，娶了两个女性，一个不育，一个盲人，为此受了处分，作者以同情的笔调，讲了他的故事。冤死的省委书记，保险柜里查出不少钱，竟是准备给本省籍中央领导人的“生活困难”补助！这些细节，让人震惊。由此感到修辞立其诚的可贵。经历过文革的人言说文革，和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写文革，有明显的不同。我接触过一些中青年，从70后到00后，他们有兴趣了解文革，评判文革，不缺少正义感和批判精神，在鞭辟入里方面，不免感到隔膜。我意识到，二十多年的简化和虚化，已经起了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阻塞了传承真相的管道。这就让我愈发感到《百人百姓》这样的书的珍稀性，它对于后人理解文革，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说，此书有什么不足，就是以“赵钱孙李”百家姓为序，把一部分人的真实姓氏隐去，代之以虚构的姓氏，未免削足适履。有的人物，本来史上很有名，我也能读出是谁，换以假名，就显得别扭。毕竟不如以真名讲述为好。

最近，上海沙白女士因不堪疾病困扰，赴瑞士自我终结，在网上引起很多争议。我认为，每个人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都可做出自己的选择，关键是必须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既有长度，也有质量。有的人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有的人则更看重生命的质量，他们希望自己生而有光彩，活要有尊严，否则毋宁死。这种人生态度，支配着对疾病治疗。如果没有质量，宁愿缩短生命的长度。林鸿英大姐是我的好友，是一起排演京剧的票友。三年前，她确诊罹患了肺癌。我很着急，催她就医。我说，现在医学发达了，不用开胸，微创就可以去除病灶。她很冷静，跟我说：已经想好了，和儿子、医生也达成了共识：保守治疗。她说：住了医院，我就成了病人，躺在病床上忍受手术、放化疗，身上插满管子，折腾一顿，还不定能活几天。我已经80多岁，本来也没几年了，何必去受那个罪！就这样，她该吃药吃药，该休息休息，唱戏活动没停止，还和我们经常互动。左二林鸿英，左三张立华今年初，她告诉我，肺部有了积液，饭吃不下了。吃了几服中药，有些效果，但吃药也费劲。索性不吃了，顺其自然吧！我知道，人的肺部有了积液，一定很难受，至少呼吸不畅。我对她说，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吧。她说，没用，还会涨的。不怕，人这一辈子总要有一段难受的。我听完，哽咽无语。佩服她的坚强和理智。后来，儿子给她雇了保姆，照顾她的生活。我想去看她，她不让。我跟她视频，她说这就很好了！见上了！她很瘦，模样都变了。她说，自己很少活动，一动就喘，最喜欢的就是躺在床上。前些日子，她给我发了一段语音，说：最近微信都没有回你。都在休息、睡觉。今天精神好一点，跟你多说几句。昨天睡了一天，做梦。梦见在公园，和戏友们唱戏、聚餐，玩儿了一天。穿的还是那时的衣服，吃的还是老菜，玩得很高兴。我还想再做一次梦，和咱们京剧队戏友聚会，不知道能不能梦见。这些梦，我希望多做一些。我走到今天，也该接近最后了吧？我这次生病很幸运，没有痛苦，不疼，也不咳，不气急。真是非常幸运。走到最后，也没出现重症，痛苦都没有。就是昏睡，感觉非常好。人生到最后，并不可怕。我踏踏实实走过来了。若不是在家住，就不好说了。请转告大家，谢谢对我的关心，爱护。不要来看我，能通话很满足了。这两天事多，一会要拉屎，一会要撒尿，你们来了很不方便。我把林大姐语音，转换成文字，发到了戏友群里，大家纷纷发视频，对她表示慰问。重阳节那天，林大姐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90岁。我觉得，林大姐的人生很精彩。不仅是她为事业的拼搏，为家庭和孩子的温馨付出，也不仅是她退休后浓妆淡抹的舞台展示，更在于她生命最后一程的选择，理智、镇静，看透生死，坦然面对，保持了尊严。在我心目中，林大姐永远那么优雅。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劝博古：别看洛甫现在高兴，但他不会领兵，不掌军权，用不了多久难题就来了。我们迟早要和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是视军权至上的人，对既没有资历，又没有实力的洛甫，是不会买他的账的。现在能和张国焘相比的只有老毛。他们都是一大代表，在三大二人交过手。现在又都是领兵主帅。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自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扬言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并在会场张贴一幅大啄木鸟口含毛、周、张、博的漫画。张国焘说：“川康省理番县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啄木鸟嘛！我们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要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在延安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人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他又指着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刘少奇拔地而起，对张国焘厉声道：“你住嘴！”张国焘脱离中共以后，到戴笠手下供职。戴笠请客，经常邀请张国焘参加。宴会之前，戴会用神秘的口吻介绍：“吃饭时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张国焘却不同意戴笠把他排在毛泽东、王明之后。他说：“在长征途上，要是我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是第三、第二了。”1948年冬，毛人凤在上海请张国焘吃饭，希望张国焘留在大陆，说明这是蒋介石决定。张国焘表示：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毛人凤说，经过多方面分析，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张国焘沉思后说：他们来了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我实在受不了。毛人凤与张国焘不欢而散。张国焘去了香港。1968年，张国焘在香港预测，军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让其参与稳定局面的意图。毛泽东将削弱军队的力量，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将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毛泽东将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与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保持友好贸易关系。一旦毛去世，林彪将与周恩来很好地合作，实干家将陆续掌握权力推动国家前进。

1967年11月，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杨德中趁他还没反应过来，让警卫战士一下把他上了手铐。戚本禹对江青存在幻想，在被带上汽车前，连叫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中共九大，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江青在京西宾馆开会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绝不是一个人。姚文元说，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姚把这些讲话整理出来送康生。康生边看边冒大汗，扣下记录稿再没转手。九大闭幕式结束退场时，江青靠到毛泽东旁边，事先安排在二楼的摄影师用望远镜拍了一张毛、江在主席台上的合影。当晚开会时，江青要求发表此照，周恩来把清样送毛泽东，毛用铅笔在照片上打了一个叉。江青对姚文元说：“你们真是小题大做，发表一张我和主席的合影也要他审批，真是多余。”许世友说：“报纸发表政治照片，当然要审批。”江青火了：“难道你们还要骑到我头上拉屎不成！”1973年，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中看到陈景润处境恶劣，哭着对秘书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陈景润的贡献是中国人的骄傲。并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泽东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派迟群去改善陈景润的处境。文革后期，毛泽东说，不要搞“四人帮”，姚文元为避嫌，搬出了钓鱼台，住进东城区的一处中式宅院。院子很破旧，灯光也很昏暗。来访的《朝霞》陈冀德问王洪文秘书肖木，房子这么破旧，办公厅的人怎么也不帮忙收拾收拾？肖木说，他们哪里会把姚文元放在眼里。姚文元穿的军大衣，都磨破了，没有人管，还是张春桥说了话，他们才给换了一件。毛泽东逝世后，姚文元提出将孩子送回上海，妻子金英反对。张春桥说：“这件事情上怎么能听老婆孩子的呢？本来他就不该将他们接到北京来，留在上海总要放心一些，遇事也好有个照应。在这里，搞不好就会被一窝给端了。”1976年10月6日下午，姚文元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问张：你在这一段时候和国锋同志相处，你觉得怎么样?张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并劝华要和江青搞好关系。姚劝张春桥：“对华还是要帮，这是大局。”张说：尽量帮吧。当晚，四人帮被捕。

今年9月16日，宋彬彬去世，引起了一波关于文革暴力以及相关道歉与反思的争论。笔者近年做北大反右运动研究，对北大文革史亦有关注。北大文革中的死难者甚众，至今却没有见到任何施害者出面担责、道歉。相较于文革参与者，北大五七反右参与者对历史的态度，有较大不同。北大反右的道歉亲历北大五七反右的学长，有相当一些人，对当年给同学造成的伤害，表示了道歉。依笔者的观察，道歉有不同的形式。

2000年夏天，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丛书的编辑冯克力、张杰来北京组稿。我是《老照片》的特邀编辑，三人一起商量选题。我说从网上看到戴晴写了一篇介绍黄万里的文章，感触很深。1957年，中国请苏联专家设计了三门峡水库，开工前中央曾召集国内专家70人讨论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当时能够对苏联专家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见的有温善章等数人，而完全反对在此修坝的只有黄万里一人。他力陈建坝拦河之害，说：“一定要修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说的观点。”并说，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当时高层听不进黄万里的诤言，不但坚持按苏联专家的设计堵死了排水洞，而且把黄万里打成了右派。1959年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三门峡水库1960年开始运转，第二年泥沙就淤积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没，土地盐碱化，威胁逼近古都西安。于是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拆除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这一折腾，前后“缴学费”不下百亿。渭河平原29万农民被迫向宁夏、陕北等缺水地区移民，其中惨剧无数，后遗症至今未能解消。冯克力也听说过黄万里其人，他提议，如果能和黄万里联系上，我们不妨在《老照片》上介绍一下他的故事。

1966年3月，中共和日共代表团在北京会谈，磋商两党联合公报，日共要求在批评苏联共产党时不要点名。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日共的要求。毛泽东听取康生汇报后，否决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3月28日，毛泽东会见日共宫本显治时说：“北京的同志和你们搞了个不痛不痒的文件，我看了就不舒服。”从此和日共分道扬镳。1966年８月31日，毛泽东乘吉普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安排贺龙守护毛泽东乘第一辆车，林彪乘第二辆。发新闻照片时陈伯达、康生有异议。周恩来考虑了半天，才想出办法：照片说明第一辆车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贺龙，第二辆车上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中央文革才同意。从此，亲密战友的提法流行开来。1967年8月22日，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造反派为抗议港英当局迫害中驻港新闻工作者，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事发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关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康生帮助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手迹。毛泽东收信后没有对康生怎么样，不几天关锋和王力成了阶下囚。1970年初，康生给陈垣写信：您对历史研究有素，著作等身，今意欲将多年收存的书籍文献，交与党和政府收存，中央同志闻之甚为称赞。但现各图书馆正在斗私批修，工作尚未就绪，我意不如暂存你处为宜，如需要人帮助整理，亦可派去。至于稿费交党，此意甚好，但因您年迈体弱，应多加保养，希望你自己存留，以改善生活。我们过去对你的生活照顾不够，请原谅。1972年初，康生体检发现癌症。医护人员很难与他接近，他对医疗组人员表现出不信任，输液与服药断断续续，有时拒绝吃饭吃药，搞得医疗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周恩来约请张春桥、纪登奎一起听取医疗组汇报，并亲自劝康生进食吃药。其实康生懂中医。有一次他和江青的秘书杨银禄握手，马上断定他心脏有问题，因为杨银禄手心发凉。康生临终前给汪东兴留下遗嘱：要把身边工作人员安排好。去世后秘书黄宗汉当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当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齐景和到中央组织部当正厅级干部。黄宗汉家挂着好几幅名人送的条幅，他说，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组织宣传大权都归康生，因为康生有病，所以许多文件是黄宗汉起草，康生签字生效。这些名人安排了工作。

焦菊隐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执导的作品有《龙须沟》、《茶馆》等。1957年，人艺为是否划焦菊隐为右派请示领导，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菊隐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1962年，安徽第一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冯希仁到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听说北京大栅栏大观楼电影院放立体电影，很想一看。之前周恩来说电影院太小，只能坐100多人，想去看的自己去看吧。他和几位与会者风要排队买票，一个便衣就过来说，他们6个人是开会的，把他们带进影院，每人发个眼镜，没让买票。文革初期，军装非常时髦，军队研制的三合一布料军装十分紧俏。江青为样板戏剧团向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要一批军装，邱会作不买账，没给。粉碎四人帮后，盛传江青爱看黄色电影，其实江青相当保守。放映法国电影《广岛之恋》，看见男女主角裸体拥抱，她大吼：“怎么让我看这种片子！”放映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出现女兵洗澡镜头，她也说“很下流”。江青看电影经常请康生陪着。有时候康生陪着陪着就睡着了，江青说，别打扰他，睡觉是最幸福的。等电影完了，康生还在那儿睡呢。文革中公开的电视节目很单调，毛泽东需要调剂。他住在长沙时，让演员为他专场演出传统剧目。演员并不知道为谁演，毛泽东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毛泽东回北京后，长沙方面继续录制节目，用专机送往北京。当时录制的有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花鼓戏《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等。江青月薪243元，不够摄影开支，75年1月7日给张玉凤写信：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买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慨。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张春桥、姚文元外表给人印象很排外，其实张春桥喜欢西洋音乐，经常听施特劳斯的乐曲，在房间地毯上边漫步，边哼着调子。姚文元到中央后还学英语，从广播事业局借来录音磁带听发音，晚上自学，达到能看杂志的程度。

和魏兴荣相识，是2017年6月。那次，她来北京，请阎纲先生和我们餐叙，同时还请了律师李肖霖。李肖霖特别能聊，聚会话题几乎由他一人包场，所以阎纲、魏兴荣和我们没插上几句话。唯一的印象，魏兴荣是《炎黄春秋》的作者，在该刊发表文章达八篇之多。丁东曾在《炎黄春秋》编辑部工作，深知京外作者发文之不易，除了尹曙生那样有特殊阅历的文章高手，其他作者很难在《炎黄春秋》发表这么多文章。这让我们不能不刮目相看。接着就陷入了三年疫情。忽然，读到一篇署名荣夫人的长文《一分二分再分的手》，极为精彩。经好友冯克力相告，我们才把荣夫人和魏兴荣对上号。这时，魏兴荣已经从机关退休，有了更充裕的创作时间，满腹才情，不得不发，一时间文章呈现井喷之势。她发表文章的主渠道，从纸质报刊，转向了自媒体。她最早开设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名叫“无垠的天空”，接着是“自由的飞吧”，再后来是“明月清辉”、“明月清辉1”，直到现在的屡封屡建，锲而不舍。她的文章，既讲友情、亲情、爱情，也说国际、政治、社会，比时下的政论，更有文采；比时下的文学，更具风骨。“荣夫人”很快赢得大量粉丝。笔名的影响力，已经远超真名。因为我们曾推荐过她的公号“自由的飞吧”，后来多次遇到失联读者，向我们打听荣夫人的新公号。他们重新关注到她的新号，倍觉兴奋。荣夫人多次撰文，记述与我们的交住。她对友谊的珍视，让我们感动。她撰写了一本新书《我与儿女》，讲述她自己抚养双胞胎儿女跌宕起伏的故事。蒙她信任，把初稿发来，让我们先睹为快。我们想，可惜错过了时机，如果早些年，这样既无风险又有卖点的书稿，岂不是面向市场的出版机构的疯抢对象？今年9月18日，魏兴荣邀请我们到青岛一聚。四天里，我们天南海北，畅谈共同感兴趣的各种话题，弥补了七年前饭局留下的遗憾。还参加聚会，结识了张增勇、张健民、岳岩、宋文华、张祚臣、王海波、谭泽、祝杰、李硕、张白波、陶忠、臧杰、于学周、徐健一众新朋友。22日，我们又一起乘高铁前往临淄，在韩伟东先生引领下，参观了东周时期的考古遗址和齐文化博物馆，又结识了邹星枢、于受万、李钟琴、刘忠进等新朋友，直到下午在车站作别。此行的缘起和经过，魏兴荣已有专文记述，我们就不赘述了。

陈伯达之子陈小达5岁到苏联，17岁才回国，后又到苏联学了5年高能物理。李敏曾经和陈小达谈恋爱。后李敏约陈小达到中南海湖边谈话，中断恋爱关系，只保留一般朋友关系。陈小达一听脑袋都炸了。不久在工作中又和核工业部苏联专家发生冲突，寻了短见。陈伯达1963年提出发展现代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1965年把发展电子工业等新技术的想法写进了“工业问题”文件，引起毛泽东的兴趣。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时，邓小平说，“搞电子等新技术，大家都没有经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术恐怕不合适，还是稳当一点好。”1965年1月，毛泽东让陈伯达起草“二十三条”，表示对刘少奇有很大意见，陈伯达感到很不安，认为毛、刘团结很重要，要想办法避免事态发展，于是跟王力商量，找陶铸、彭真一起去和刘少奇谈，让他向毛泽东做检讨，缓和一下关系。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让陈伯达当组长。陈伯达说，我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康生原来是文革五人小组成员，有经验，让他当吧。周恩来说，康生不合适，在中央里面你的文化高。陈伯达再推辞。周恩来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陈伯达只好同意，并提名康生为顾问，江青为副组长。陈伯达回忆：“十一中全会调整领导班子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拟的常委名单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找到毛主席，说：‘我能力不行，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样靠前’。毛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名单最后面的陶铸同志的名字钩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颖超给刘叔宴打电话，说要来拜访。原来周恩来受到毛泽东批评，心中忐忑，回家告诉邓颖超，邓颖超通过刘叔宴向陈伯达求援，希望从中调和。陈伯达在毛泽东面前为周恩来说了好话，帮周恩来摆脱困境。已与陈伯达离婚的刘叔宴，曾被开除党籍。1981年陈致信中央，要求为刘叔宴解脱。邓颖超指示中纪委为刘叔宴平反，安排在中办离休。文革中，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张条子，说请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批判相对论。陈伯达知道自己不是内行，奉旨向一些科学家请教。周培源说：“广义相对论可以讨论。狭义相对论搞不动。”陈伯达在913事件以前就被监禁。后来以为林彪也关在秦城监狱。到受审判时看到对他的起诉书，才知道林彪在1971年乘飞机逃跑摔死了，非常吃惊，问：这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倒就倒了，再怎么也不应该这样做嘛。

9月16日，宋彬彬去世。次日，我急就一篇《一面之缘宋彬彬》，引起不少读者关注。有人认为澄清了真相。也有读者质疑，你只见过宋彬彬一面，就为宋彬彬辩白，是否轻率？其实，我不仅读过有关师大女附中85事件的三卷本文集，还认识好些相关当事人。只是一篇短文，不能尽述而已。比如，不接受宋彬彬道歉的王晶垚先生，我就有交往，且不止一面之缘，而是三面之缘。认识王晶垚先生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了他的儿子王行。那是1965年，我和王行成为北京师大一附中初二二班的同学。一年以后，王行同学的母亲卞仲耘不幸遇难，我听说了。同学们和王行见面，不敢提及这件伤心事。后来上山下乡，各自西东，再见面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2003年春天，李慎之先生去世，我和几个朋友编辑《怀念李慎之》文集，收入一百多篇怀念文章，手手相传。此书很快传到王晶垚先生手里。他和李慎之既是燕京大学校友，又是社科院同事。他虽然没写怀念文章，却是名副其实的生前友好。某日，我接到一个电话，自称王晶垚，约我到他家一叙。于是，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昌运宫社科院宿舍，进入王宅。我和王先生初次见面，他已82岁，精神很好。我说，我和王行是同学，早就应该来看您。他对我说，《怀念李慎之》我看了，编得很好。请你来见一面，是因为我也有一本书，想请你编一下。我问什么书？他说，卞仲耘留下很多工作笔记，我计划编一本书。他怕我不了解卞仲耘的意义。告诉我，北京师大女附中不是一般的中学，而是一所“皇家女校”。卞仲耘之死也不是一般的事件，而是国家暴力。他当下点了师大女附中学生中几个国家领导人女儿的名字。我说，愿意帮您编书，这些资料我要拿回家阅读整理。他说，东西你不能拿走，你要来我这里编。我说，我手里还有几件事正在做，不可能天天到您家里来，婉言谢绝了他的邀请。听说，后来他又请徐晓帮他编书，没编成。还有师大女附中的老三届学生，来到他家，帮助编书，付出了很多劳动，未能修成正果。我恍然大悟，王先生心里有一张既定的蓝图，如果别人的操作不能适应他的预想，很难把事做成。后来，中学同学聚会，我见到王行，提起此事，他对我说，你退出太对了！大约过了一年，冯克力来北京，为《老照片》组稿，问我有什么好选题。我告诉他，认识了王晶垚先生，他手里有一些照片，意义非同寻常。卞仲耘1966年8月5日死于非命，王先生8月6日便买了一台照相机，拍摄了一些照片，有卞仲耘伤痕累累的尸体，有血衣，还有四个子女在母亲遗体前的合影。冯克力马上决定向王先生约稿。我们一起打的来到昌运宫，再次拜访王先生。我开门见山，向王先生表明了约稿意向，并向他介绍了《老照片》的定位和影响。王先生拿出当年拍摄的照片，冯克力感到非常震撼，表示愿意发表，想请王先生写一篇相关文章，介绍照片的拍摄经过。冯克力说，您只要把文章寄来，我马上安排发表。王先生答应写。我们便告辞了。谁知，等了很久，王先生并未写出文章。这个选题，只好不了了之。又过了一些时间，我突然接到胡杰电话，说他到了北京，让我马上来王晶垚先生家见面。我立即起身，赶到昌运宫王宅。原来，胡杰想给王先生拍纪录片。王先生与胡杰素昧平生，心存警觉，未能应允。我向王先生介绍了胡杰的情况，特别说明他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社会影响。王先生立即同意接受胡杰采访，并打开箱子，向胡杰展示了文革遗物，那些血衣、那些贴到家门口的大字报，已经保存了几十年，让我们看得触目惊心。胡杰是个果断的行动派，当下用摄像机拍下看到的一切，接着采访了王先生，很快剪辑出来，完成纪录片《我虽死去》，赢得盛誉。王晶垚先生的不凡形象，由此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后来，我读到李慎之的口述史和杨天石的回忆文章，了解到王晶垚先生的更多往事。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共，发动学潮，李慎之先生有生动回忆。王晶垚后来到近代史所工作，1965年邀请在师大一附中教书的杨天石参加协作研究，在杨天石的学术轨迹上留下特殊的印记。从1966年8月5日悲剧发生，到2021年8月29日以100周岁高龄辞世，王晶垚先生55年如一日，为亡妻追讨公平正义，其态度之执着，性格之坚韧，世上罕有其匹。我尊敬王晶垚先生，不等于认同他的所有观点。比如，他认定1966年8月5日向卞仲耘施暴的有几位党和国家领导的女儿。我通过向多位师大女附中的老三届同学了解，这一判断与事实有距离。她们能够忆起的8月5日施暴女生，都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儿。我主张，历史研究宜细不宜粗。我当时是师大一附中学生。师大一附中的书记兼校长刘超和卞仲耘是很熟悉的同事，在1966年8月，他们有相似的遭遇。卞仲耘死于非命，刘超被打得奄奄一息。对师大一附中校领导施暴的组织者、实施者是刘平平。她和宋彬彬同为中央领导人的女儿，同为文革初期的中学临时机构负责人，80年代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我没听说刘平平生前有过道歉。相比之下，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只是劝阻不力，事后公开做出道歉，难道不应肯定吗？8月18日，宋彬彬上了天安门，举国瞩目。但是，“要武嘛”不是出自宋彬彬之口，署名“宋要武”文章不是出自宋彬彬之手。后果的确非常严重，难道应由宋彬彬承担吗？宋彬彬去世后，有人在网上发文，说1947年卞仲耘曾在武安县土改中打死多名地主，1966年的悲剧是历史的“回旋镖”打到自己身上。如果王先生活着，对此会作何感想？我更赞同的是王明远、钱江等认真还原历史细节的学者。卞仲耘参加土改，是1948年。当时她做了些什么，没做什么，应以求实的态度认真还原，而不能捕风捉影，移花接木。反思历史，只有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之上，才是可靠的。相关阅读：一面之缘宋彬彬校史上的今天卞仲耘曾经在土改中滥杀无辜？钱江：我来谈谈卞仲耘有没有在土改中害人杀人——由宋彬彬去世引起的话题

2024年9月16日，宋彬彬与世长辞，享年77岁。宋彬彬生前，我和她只有一面之缘。那是十年前的2014年1月4日，我们夫妇应好友罗治之邀，去北京大学法学院参加师大女附中85事件讨论会。会议由原师大女附中的九位校友刘进、宋彬彬、叶维丽、冯敬兰、于羚、罗治、李红云、顾湲、郝新平和原四中的吴迪发起，参加者有陈小鲁、计三猛、印红标、米鹤都、卜伟华、郭小林、林衍、刘小磊、袁凌和戴为伟。与会者多数都是老三届。大家讨论了整整一天。我就是在这个会上认识了宋彬彬，并和她建立通讯联系。以后通过几次电子邮件和微信，但再未有机会谋面。会议的缘起是不久前陈小鲁公开向八中老师道歉，得到社会舆论好评。师大女附中的情况更为复杂。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之后，说了“要武嘛”，一时间闻名全国。就在此前的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几位同学经过多年调查，基本弄清了暴力事件的起因和过程。宋彬彬的确没有参与殴打卞仲耘，也不是指使者、策划者，这样的调查结果未被王晶垚先生接受。与会的师大女附中校友从2007年到2012年，发起500位校友为卞校长捐款塑像，也没有实现化干戈为玉帛的初衷。开这个会，实际上是请陈小鲁出主意。陈小鲁介绍了他公开道歉的由来，建议师大女附中校友趁当年的老师还有人在世，举行一次公开道歉。我当时在会上发言说，陈小鲁、刘进、宋彬彬作为当时学校临时机构负责人，为当年没有保护好校长、老师而道歉，我赞成这种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精神。但是，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实际上他们掌控局面的能力相当有限。不能超越历史，苛求他们完成当时不可能完成的事。我们应当从严律己，拷问自己的灵魂。但不能要求别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比他们地位高得多的领导人在文革初对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公民的伤害，尚未反思。现在更需要的是，澄清事实的真相。几天后在师大女附中举行了道歉活动。但宋彬彬并没有因此走出舆论的困境。卞仲耘文革前担任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上是学校的一把手。她在文革前一年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改变学生的阶级成份，招生时曾向一些出身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女生倾斜，使她们在1965年进入了这所北京考分最高的中学。但1966年8月5日下午，就是这样一些女生斗“黑帮”，使她致死。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决定向全国广播聂元梓七人大字报，点了宋硕、陆平、彭珮云的名，和他们职务相似的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纷纷陷入没顶之灾。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接管了各所学校的权力。卞仲耘在工作组进校不久就被当作四类干部。从1966年6月中旬起，遭到多次批斗。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下令撤销了工作组。学校进入失控状态。当时舆论强调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中央文革小组在讨论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刘志坚曾建议删掉这几句，免得人们用湖南农民运动的办法斗干部，未被接受。当时也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暴力倾向已经升温。面对人身安全的威胁，同为批斗对象的副校长胡志涛到西城区委求救，遭到冷遇。8月5日发生的群殴五位校领导的暴力惨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高三学生宋彬彬是师大女附中学生里仅有的数名中共党员之一。6月初和刘进等三名学生党员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校领导提意见，说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催促学校运动跟上形势。当天受到学校党支部的批评，很快得到进驻学校的工作组的支持。工作组撤走以后，宋彬彬不怀疑校领导是运动对象，但不赞成武斗，对同学打人的行为有所劝阻，没有收效。卞仲耘处于垂危状态，送到附近医院抢救，被院方拒绝，她参与了交涉，并随在场的李松文老师签名作证，让医院施救，但已经不能挽回卞仲耘的生命。宋彬彬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并非事前布置。北京师大女附中派40名代表上天安门，是临时决定。因为谢富治认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和张爱萍的女儿张小艾，便允许她们来到毛泽东身边。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张小艾给毛泽东戴了红领巾。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其实是报社记者而并非宋彬彬所写。宋彬彬成名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应湖北省委的邀请去保驾。从1966年秋到1967年的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党政领导机构先后受到冲击。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人趋利避害，设法利用红卫兵保自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想利用宋彬彬的名声，保湖北省委。宋彬彬回忆：8月底，王任重把我和刘进叫到钓鱼台，动员我们去武汉保湖北省委。刘进不去，她说不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吗?为什么湖北的事让我们去?我答应去了，因为抗战时期王任重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发生大灾荒时，他俩还同拉一个犁杖一起耕过地，我信任他，对他有感情，同时也觉得反省委不对。9月初，我和高一2班的4位同学一起去了武汉，我们都是女附中的红卫兵。到武汉后，湖北省委安排我们住在省委招待所，在我们之后来的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也住在这里。当时，有好多保省委的大学生来找我们，让我们支持他们。我说我们得先了解情况，然后再做结论。于是我们去了武钢和好几所大学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跑了几天后，大家一起讨论，看该不该炮打省委。最后的结论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应该三七开。当时我们是边讨论边写草稿，都是分析说理的，没有带一个脏字。文章写好后就交到了省委。记不清楚是第二天早上还是第三天的早上，我们看到当地报纸中夹带着署名宋要武等人支持湖北省委的公开信，一看，我们5个人全都傻了。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原稿，对湖北省委，公开信说的不是三七开或者二八开，都成了一百一十开了，不但措辞激烈，还夹带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我非常气愤、不解，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负责同志询问。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呢?”说老实话，我很同情他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我说，我们可以声明支持省委，但你们也要实事求是，那个公开信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能以我的名义发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交给省委印发。当晚我就写好了一份简单的声明，说原来发出去的公开信不是我们5个人写的，我也不叫宋要武，但我们觉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省委，也不愿意看到两派群众的对立。这时有人突然通知我，说我父亲病重，火车票已经给我们5人买好了，我心里着急就把写好的声明交给他们了，请他们一定帮助尽快印发。回到家里，见到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爸得了什么病，我妈说你爸没病啊，我这才明白，实际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妈妈讲了经过，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妈妈说他们那样做的确不对，但他们是在危难关头，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处于那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利用“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听了妈妈的话，我理解老干部们真的很无奈，以后也没提过武汉之行，但那种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用的感觉我无法忘记。不久，宋彬彬便淡出运动。文革中，她成为工农兵学员，改革开放以后，考上研究生，又在1980年代到美国留学，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她退休后，本想回避舆论的关注，但2007年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90年校庆活动，又把她推上风口浪尖。当时校方有两个举措，引起舆论大哗：一是把宋彬彬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女儿一起列入90位知名校友名单，二是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照片制成一米多高的展版放到人民大会堂炫耀，并和卞仲耘的遗像印在纪念画册相邻的位置上。这就牵动了如何评价文革的大是大非。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当即公开提出抗议。其实，宋彬彬没有参加校庆活动的筹划，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却陷入尴尬的境地。宋彬彬本是一个顾虑重重的人，犹豫再三，最后决定面对媒体发声，回到学校公开道歉，一是反省自己参与写大字报冲击学校秩序，二是检讨自己对校领导的人身安全保护不力。有人怀疑，宋彬彬的道歉活动，背后有官方操纵。这与真相南辕北辙。据我所知，官方没有介入这次道歉活动。首先报道道歉活动的《新京报》反而承受了压力。民间为了恢复真相，保持记忆，穿越遮蔽，点滴努力都非常艰辛，从未得到任何部门的鼓励。我和宋彬彬的接触和交流十分有限。但我的朋友罗治对宋彬彬了解更深。她对我说：“同为女附中的老三届，我深知她的为人，她朴实、善良、正直、单纯，她为弱势人群大声呼吁，乐善好施，为基层学校捐款、筹款。我和周围的同学爱她，同情她，想努力以正视听，虽然给了她一点安慰，但是最终还是混沌一片。”我相信罗治的判断。然而，在当下的言论环境里，想为一个处在漩涡中的焦点人物澄清真相，谈何容易？宋彬彬已经远行。我只能说出我所知道的点点滴滴，愿逝者安息。

2005年，我们夫妇曾飞抵乌鲁木齐，踏上神往已久的新疆大地。由朋友驾车，在北疆游了一周。五月初，喀纳斯湖没有完全开冻，虽已四处翠绿，难以想象，湖水中会跃出传说中的“水怪”。同事七月左右来到此地，真的见到了那个硕大无比的“水怪”，录像还上了中央电视台。伊犁那拉提草原，白云、雪山、松林、草地，在起伏的天地中各有自己的位置，神话般景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这里，听当地朋友说，那首优美深情的歌曲《草原之夜》就诞生于天山北麓、伊犁河谷。我很意外，许久以来，一提到草原，总是和内蒙古联系在一起。传说哈萨克族的一支，东归时，在这里看到了一片绿色原野，留了下来。“可克”是哈萨克语“绿色”，“达拉”是蒙古语“原野”。以后，可克达拉，演义为地名，就是指这里。《草原之夜》是50年代为一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录片写的歌曲。我们来时，高速公路主干道还没有开通，一路很颠簸。交河古城，第一次看到环绕、交叉的木质栈道。听说这是外资赞助修建的。当时我们保护古代文明的意识还很不够。坎儿井的渊源，吐鲁番葡萄干的晒制，只有亲眼所见，感受才格外鲜明。疆游后，一直惦记再走一次南疆，工作与人生的蹉跎，直到前几年提到日程。可惜，疫情又延宕了三年。2023年8月底，酝酿已久的南彊之行，终于启程。我们六位旅友飞到喀什，在机场自取租好的车，开始自驾行。攻略由朋友做，驾驶也由比我们年轻的朋友们上手。喀什老街来过喀什的朋友说，只有到了喀什老街，才能体味异域情调。游客太拥挤了，匆匆走过。正街主要是卖服饰的，同类东西多，专卖、独特的店铺少。民居为中亚风格。过于喧闹。我更喜欢小巷小门，但已经过刻意打造，还起了一些形形色色的打卡名称。我们专门买票参观了一处买买提的老房子，300多年历史，俗称巴依老爷家。其内，地下有一层，地上有两层，各种功能的房间齐全。主要还是想了解比较完整的维族民居的格局。到喀什，自然要去香妃墓。香妃墓与其名称不太相称，这里其实是伊斯兰风格的家族墓园，有点泰姬陵的味道。当然，精致与规模不能比。建于1640年，从墓群看，香妃家先人是当地旺族。香妃本人的尸骨没有埋在这里，墓群中仅有她的小小衣冠冢。这座墓宫建筑很有特色，完全用砖，以拱形砌成，高26米，宽29米，长31米，中空无柱，在中国是难得的历史建筑。1988年列入国务院重点保护文物。午休至4点左右，日照依然强烈。参观喀什博物馆。它被定为三级博物馆，文物并不太多。有一个当地出土的汉代陶罐，浮雕上细节较多，留下中西交流的印迹。便知，这里曾是祆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宗教交汇之地。又去找已弃用的高台民居。一眼望去，一片土黄色调，原始朴拙，高低错落。在其街巷中走走，很喜欢。我在宾馆的墙上看到一幅取自高台的油画，视觉感受很强烈。听说又在招商，要重新打造。但愿还是真正的民居本色，修旧如旧。阿图什天门阿图什天门，距喀什几十公里。在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进入景区，步行全是石滩路。有两处人工铁梯，越往高处，石头越巨大，我的膝盖不好，放弃了最后的攀登。先生丁东拍回照片，一座门洞高耸，看去，离天很近。旅友说，比张家界的天门规模大。

近日，老同学曹培赠我们自印本著作《老三届师生与一零一中学》，读后颇有感慨。她还曾撰文记述陈司寇老师的“最后一课”，影响很大。现将她讲述和采访陈老师的相关内容展示如下：陈司寇老师往事曹培2014年，我和一零一中学的一些老同学开始编写纪念文集《老三届师生与一零一中学》，采访了当时93岁的陈司寇老师。

本公号前天发表了何蜀先生的大作《“双枪老太婆”的命运》，受到读者欢迎。何蜀先生是当代史家，资深编辑，现居重庆，著作颇丰。他完成了一部研究小说《红岩》及相关作者史实的力作，让我先睹为快。蒙他同意，我选择其中的片段，以飨读者。《“双枪老太婆”的命运》是其中之一，现再展示一段：“集中营”有了新名称何蜀1950年12月5日至16日，重庆《国民公报》副刊连载了《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作者署名杨祖之。这篇文章写道：“这里就是戴笠亲自主持与美国合作的‘中美合作所’，抗日时期政治犯集中得最多时，曾达二万人以上；政协释放政治犯令下后，据说此地曾解决了一批政治犯。”虽然当时有关渣滓洞、白公馆狱中生活的回忆，还有任可风发表于1949年12月6日《大公报》的《血底实录——记一一·二七磁器口大屠杀》，钟林连载于1949年12月29、30日和1950年1月1日《国民公报》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但杨祖之这篇却有特别意义，因这是第一次把国民党当局设立的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看守所，同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大反法西斯盟国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已于抗战胜利后撤销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混为一谈，无中生有地说“抗日时期政治犯集中得最多时，曾达二万人以上”。这篇文章为以后长时期的政治宣传定下了一个基调：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说成了“法西斯集中营”，把1949年国民党当局屠杀政治犯的罪行，说成了中美合作所“美蒋特务”的罪行。历史的真相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建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3年。据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鲍志鸿回忆，协定的第一条即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在《中美合作所志》中则具体列举了中美所开展的训练项目：训练气象人员，建立气象站；训练情报人员，布置情报网；训练侦译人员，建立侦译单位；训练装备游击部队；训练秘密行动工作人员，设立行动区；训练电讯人员，建立通信网；心战工作的部署；研究分析工作的部署；建立运输系统，训练保管人员；训练医务人员，成立野战医院；训练外语人员，加强工作联系；训练特警人员。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建立起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日本海军的行动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中美合作所还在各地陆续开办了一系列训练班。在重庆开办了特种警察训练班、助教人员训练班、军事情报训练班和气象情报训练班，在湖南东安开办了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在浙江淳安港口开办了爆破训练班……此外，为在短期内给中国训练一支5至10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对日作战，中美合作所还陆续在四川重庆、湖南南岳、河南临汝、安徽雄村、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主要从军统局所掌握的武装游击部队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以及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的对日爆破队等单位分批调训。除去军事行动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收听日伪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在瓦解日伪军士气、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的宣传战中，著名画家叶浅予、丁聪等人都参加了工作，绘制了大量的漫画。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鲜为人知。据鲍志鸿回忆，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中美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则发给三个月薪金资遣。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因未毕业，移交军统局接办）。重庆中美合作所四一医院移交中央医院接收，上海中美医院移交同济大学接收……到1946年7、8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那么，后来被笼统称之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又是怎么回事呢？1938年冬，因抗日战争局势的恶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随大批军政首脑机关从武汉撤到重庆。次年5月3日和4日，重庆城内连续遭到日本飞机大轰炸，许多街道成为瓦砾、废墟。驻城内的各机关纷纷迁往郊外乡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迁到了当时尚属郊外的化龙桥红岩嘴。军统局迁到了郊外磁器口歌乐山下的缫丝厂地区。此地原有一所民间用作缫丝厂的厂房，因此这一带被老百姓叫做缫丝厂，军统局迁到这里后也叫缫丝厂办事处或乡下办事处。缫丝厂这个地名，被改称“造时场”，以示“英雄造时势”之意，激励人们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同年11月，在离缫丝厂办事处西南方二三华里处的一幢被称作白公馆的楼房院落，原是四川军阀杨森部下一个师长白驹的乡下避暑别墅，也被租用过来，作了看守所。次年春，军统局又在距缫丝厂西北方四五华里处名叫渣滓洞的地方找到一片破烂平房——原是当地小煤窑工人的住处，也半租半占地接收过来，作为白公馆看守所的分所。当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了，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因抗战胜利后军事委员会撤销，军统局更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因此白公馆亦改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政治犯及一些保密局的违纪犯。渣滓洞看守所在1946年底将在押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因内战形势致使政治犯骤增，又重新开张，称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主要关押在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文化、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川东三次农民武装暴动被俘、被捕人员，《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从事反蒋军事活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东、川康分会成员等。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其大办公室和梅乐斯住所梅园、美方人员宿舍等，都位于白公馆和渣滓洞之间。以后，这一地区逐渐扩大，称为特别区。但是在这一地区的住宅和房屋，多半属军统局直辖机关占用，中美合作所在这里除所本部外，只有一个特警训练班。在这一地区内还有美军陈纳德航空队的气象台等几个单位，还有四一医院、四一图书馆、立人小学等。作为看守所的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与中美合作所不是一回事，也没有从属关系。将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处看守所及周边地区含混地称之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是违背历史真相的。《我从集中营出来》的作者杨祖之，是杨益言的化名。杨益言是四川武胜县人，抗日战争后期在内迁四川的同济大学读书，抗战胜利后学校复员上海后，因参与学潮而被开除。1948年经朋友介绍，到重庆菜园坝中国铅笔厂工人夜校任教，于8月4日被捕。不过，他当时并非中共地下党员，也不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只因他寄发同学通信录，引起了特务在邮检时的注意，被作为嫌疑犯逮捕，关进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就任代总统。4月，国、共在北平进行和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推动和谈，缓和政治局势，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关押的一部分政治犯获得了释放。其中，许多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由中国民主同盟出面，以民盟盟员名义保释出狱的。杨益言的家人也趁此机会，变卖了老家的部分田产，通过杨益言在国民党警察局当局员的一位亲戚，以金条疏通关系，将无辜当了几个月政治犯的杨益言于1949年4月7日保释出来。帮助杨益言修改、发表《我从集中营出来》的，是他的哥哥杨本泉，时任《国民公报》副刊编辑。杨本泉在抗战时期是重庆民间文学社团“突兀文艺社”的社长，这个文艺社是由刘德彬等兼善中学学生发起的，以后随着一些学生考进战时内迁到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而影响扩大，发展到社会上，还得到当时在重庆的作家茅盾的指导。杨本泉是文艺社中的骨干成员，不仅在诗歌、杂文的写作上有相当水平，思想也比杨益言更敏锐。杨益言发表那篇文章时的大背景是，毛泽东已经定下了向苏联“一边倒”，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的大政方针，中共在全国已经展开了大张旗鼓清除美国影响，反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宣传。1950年1月16日，重庆市召开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罗广斌与刘德彬在西南军区和《人民战士报》的干部领导下，把有关材料集中汇编为大会特刊，在《国民公报》印刷厂印刷，最终将特刊定名为紧扣当时反美宣传需要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书名中的“蒋美特务”，说明当时还把执行大屠杀任务的特务认定主要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特务，但后来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反美宣传的声浪不断高涨，这个提法就变成了“美蒋特务”，一直影响到了歌乐山烈士展览馆的名称，一度被定为“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这本特刊印行3000册，分送有关单位和烈士亲属。其中，罗广斌写了《血染白公馆》，刘德彬写了《火烧渣滓洞》，罗、刘二人还与钟林、傅伯雍等分头撰写了《被难烈士事略》即烈士小传。排印特刊期间的1950年2月，刘德彬在重庆街头偶遇杨益言，得知他打算回岳池老家谋职，刘德彬劝他先别回乡，现在排印大会特刊，正愁人手不够，希望他来参加校对工作。虽然都在渣滓洞看守所关过，但罗广斌以前同杨益言并不相识。而刘德彬则与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是兼善中学同学，同杨益言早就相识。经他介绍，罗广斌认识了杨益言这个后来的合作伙伴。于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从此开始了有关渣滓洞、白公馆及所谓“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合作宣传与写作。相关阅读：孙丹年：还原中美合作所真相

1959年3月5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召开《在烈火中永生》座谈会以后，编辑张羽去西南、西北地区组稿，到了重庆。他回忆说：我去重庆的目的，除了组织革命回忆录和传记稿以外，主要是向《在烈火中永生》的作者汇报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以及读者的要求，同作者进一步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同时，受二编室委托，顺便向他们了解一下关于小说《禁》（指罗广斌等三位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即《红岩》初稿）的写作进度。另外就是向陈联诗同志催要她的回忆录。我于1959年4月11日晚抵达重庆，住在重庆团市委。听说罗广斌、杨益言已从2月起，由重庆市委批准，得到三个月的创作假，现在正在埋头创作。次日清晨，我到他们的住处去访问，看到罗、杨二人正关在楼房尽头的一间狭长房间里紧张地工作。他们把已写好的章节给我看。……下午，我到重庆文联访问了陈联诗同志。这位饱经风霜、面容憔悴的传奇人物在会客室里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她把她写的20万字的回忆录交给了我。晚上，我和罗广斌谈起陈联诗的回忆录，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他要我迟半天寄往北京，让他当晚先翻阅一下。罗广斌后来在信中告诉我，陈联诗就是他在小说中创造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回想起来，这位面庞清癯，看上去质朴、文弱的老人，原来竟是当年华蓥山地区神出鬼没、威震敌胆的中华英杰。张羽不知道，罗广斌此前已经认识陈联诗。罗广斌从白公馆脱险后到介中公寓登记时，陈联诗全家都在那里张罗着接待脱险同志。不过罗广斌当时未及与陈联诗深谈。1954年，刘德彬已经调到重庆市总工会的教育工会任副主席。一天，刘德彬去找住在青年路体育馆的罗广斌，约他一起去看望陈联诗，刘德彬兴致勃勃地对罗广斌讲，陈联诗会打双枪，十年内战时期当过华蓥山游击队的负责人。罗广斌听了很感兴趣，跟刘德彬去到附近的新民街3号西南文联机关。他们去时，陈联诗正在作画，满屋都挂着她画的工笔重彩中国画。罗广斌问起其中一幅《姜太公稳坐钓鱼台》的意思，陈联诗便给他们讲了当年在华蓥山游击队中的一些惊险经历。她讲的有些细节，有些语言，如“剩下孤儿寡母也要闹革命”，后来被用到了小说《红岩》中。当张羽见到陈联诗的时候，这位“面容憔悴”的老地下党员早已在1952年6月16日就被强迫“退党”了。陈联诗，四川岳池县人。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1935年，她的丈夫、华蓥山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廖玉璧牺牲，她带着两个孩子闹革命，直至中共夺取政权。在参加中共领导下长期艰苦的暴力革命中，她的家族中出了八位中共地下党员，死了四个亲人，其中有两位革命烈士。中共执政后，陈联诗先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收容脱险人员，随后她将一些烈士家属组织起来，借了几台缝纫机，办了个缝纫社，让烈士家属们能够自食其力，生产自救，不给政府增加负担。以后，这个缝纫社逐渐扩大，为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的部队组织生产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成为重庆市妇联生产部的主要生产企业，妇联以它为样板，在失业人口聚集的重庆城组织了好几万妇女，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陈联诗因此被任命为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副部长。然而，从解放区来的军队干部与原在国民党统治区苦斗的“地下党”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了。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杨世元在一篇回忆党史专家胡康民的文章里写道：1949年解放大军入川之后，各地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会师，即原在本地奋斗的地下党和解放大军（公开的共产党）会师。而尤为激动人心的，是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中，还有些长年在敌垒中战斗，时已须发斑白的老同志，如德高望重的李筱亭、张秀熟、刘孟伉、邓劼刚、李嘉仲等老人，以及陈联诗、雷晓晖等老大姐。当会师后的热浪涌过，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些老同志，就使负责构建新政权的领导同志和组织部门的干部挠头了。首先，这些老同志的资历深，多数人在大革命时代就引领风云，是和刘伯承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等同辈并先后入党的老革命家，但他们长期没有条件过组织生活，几十年来一直是以社会活动方式影响群众，推进革命。虽然在解放后脱了长衫，穿上了新发的干部服，所表现出来的言谈举止，思想作派，仍然像社会上的名流贤达，与党政领导机关正在构建中的上下关系、请示报告等程式氛围，不免枘凿。因此在对他们的安排上，也就低不成，高也似乎不成。其次，他们都是因信念而矢志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人在前清时就是秀才，普遍受过儒学熏陶，讲求士气。辛亥革命中，信奉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四运动中，无不是“德先生”、“赛先生”的信徒。在各种社会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向国门涌进之后，他们读华盛顿传，读克鲁泡特金的书，崇奉过欧美的民主共和制度，也信奉过安那其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经过比较，经过实践，经过多次受挫后的总结、反思，最后才接受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当坚定了政治信念，他们就百折不挠，既是马列主义的播火者，也是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始终不变其节操的忠贞革命者。然而在进入新生革命政权之后，他们却显得有些思想芜杂，不仅缺乏那时革命队伍中所要求的政治词汇，还时不时地流露出自由民主观念和狷介气，这也不能不使强调组织纪律的首长暗皱眉头。再其次，他们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有广泛的社会联系，门生故旧遍蜀中。这是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特别是为统一战线工作，能得到顺利推演的基础，也是在形势逆转时，能得到成功隐蔽的必要条件。但在政权更迭之后，他们原有的那些社会关系，有不少就成了革命对象。特别是从清匪反霸到土地改革期间，各级部门都要向新参加革命的人打招呼，要他们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过好土地革命关。从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工作来说，那时更侧重于斗争一面。可这些老同志却转弯不快。他们像那些长期坚持“三勤”原则已成积习的地下党员一样，待人温厚，很重友谊。也就难免使得那时的政治部门、组织部门认为他们社会关系复杂，立场不鲜明，甚至是敌情观念薄弱……如此等等。于是一个带贬义的看法就出来了：“党内的高级民主人士”。再通俗化地翻译一下，就是“长衫子党员”。这可不是新参加革命者的幼稚之见，持这样看法的还有一辈子戎马倥偬、这时正总揽着新区军政要务的首长。军管期中，强调办事效率，令行禁止，这不无偏见的看法传下来，就成了不无偏向的政策性意见：对这些老同志作“高级民主人士”来安排。可他们并非民主人士而是中共党员，而且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下面贯彻的人自有“消化”之法：抹——抹短，抹淡，抹煞。抹短，就是党龄从有确证的时段作承认，而这些老同志在国统区的斗争是一二十年，随着形势起伏，组织破坏，联系中断的事也就多有，但要找不到文书档案和直接当事人，党内经历就要虚化，党籍也就得不到如实承认了。抹淡，则与抹短异曲而同工。这些老同志都有很深的学术修养，单从“不食周粟”——也就是在革命低潮期，他们不去国民党的机关任职，而是靠自己教书行医，卖画鬻字，自维生计。同时还帮助身旁难友，这已很是难得。如果历史地看，他们各个时段上都有立功、立德、立言的表现，他们杖及履及之处，都像围棋之局产生“气场”一样，会影响到一大批人。他们出生入死的特殊战斗，不仅经得住检验，甚至还称得起是地方党组织各个历史时期的见证。但要一加淡化，他们的丹心就记载不入档册，他们的殊功也就难以得到相应评价，只能传奇故事般地在民间流传了。再至于抹煞，就是在作了荣誉性的挂靠性安排后，迳予“劝退”，让这些老同志“自动放弃”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党籍。于是，对陈联诗先是进行“批评帮助”，然后升级为“批判斗争”，由专案组给她炮制的材料，把“问题”说得越来越严重，甚至让人看了会以为她是个“反革命”。组织上动员安排了各色人等来向她做工作，要她“自愿”退党。陈联诗坚决不答应。最后，组织部门向她发出最后通牒：“这是组织决定，你同意也得退，不同意也得退。退党后以后还可以争取重新入党，否则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今后一切生活和工作党都不管。”亲戚朋友们得知后，都吓坏了，走马灯似地来劝说她：不妨先退一步，再图后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写道：陈联诗被停职反省，“组织上”动员她身边所有的人去做工作。陈联诗拒绝所有的“工作”，还对前来“说服”自己的儿女大为光火。可是最后，她不得不屈服在“党组织的决定”之下。在陈联诗遗存的那些底稿中，有一份三百来字的“退党申请书”。在这份底稿和以后写的许多“入党申请书”中，陈联诗很明确地表明她对于要自己退党的问题一直想不通。她认为自己为了党，一生倾家荡产，出生入死，不但献出了亲人的生命，连亲戚朋友都受到牵连。现在革命胜利了，自己又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党却把我一脚踢开，对于那些不实之辞，不听我的任何辩解……她很明确地认为这是妇联主任和生产部长在有计划地“整人”。现在，只是因为上面派来的某某某和某某同志解释“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是“为了维持党的尊严和纯洁”，所以自己同意退党，并且根据党组织“以后可以重新入党”的承诺，希望能在自己改正之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陈联诗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含泪写了份不满两百字的“退党申请书”，说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只有服从组织决定。经办的干部看出了其中的情绪，瞒着她前后改了三次才算过关。这个所谓的“申请书”，1958年才被陈联诗在偶然的情况下看到，她立即又向上级写了说明，对于其中的说法坚决否认。当时认定陈联诗必须退党的重庆市委书记张霖之，后来却在煤炭工业部部长任上，被点名指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张霖之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批斗、毒打，含冤惨死。陈联诗几经辗转，病体缠身，因得到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的关照，才被调到西南文联美术家协会。这以后，她才得以静下心来，写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1960年，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癌住进了医院。文联组织班子，对她的回忆录进行了最后的抢救。1960年7月21日，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的一份“入党申请书”——第四十二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即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人世。1982年，中共重庆市委召开抗日战争时期党史座谈会，在许多原地下党老同志的要求和督促下，经过陈联诗女婿林向北申请，组织上正式做出结论：取消一切不实之词，恢复陈联诗的党籍，党龄从1928年算起。陈联诗有关当年从事武装斗争的回忆稿，给罗广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启发他在小说《红岩》中塑造了一个“双枪老太婆”，成为这部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亮点。文革结束之后，小说《红岩》再版，八十年代再度掀起宣传热潮，出现了将另外的女性烈士或川东地下党人物附会为“双枪老太婆”原型的情况。为人忠厚的刘德彬十分气愤，给时任歌乐山烈士陵园编研室主任的孙丹年打去电话。他说：“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只有陈联诗一个！

继续展示孙沛东2015年1月对丁东的采访：孙：您在家里面排行第几？丁：老大。母亲生了四个孩子，前两个夭折，就剩我和妹妹。我妹妹文革时是小学四年级。因为我家离四中近，1970年中学恢复招生，就近分配，妹妹就成了北京四中的第一批女生。77级她也参加考大学，没考上，挺灰心的。我说你查查分，后来一查，差11分。到了78年，我建议她再考。第一批没录取上。不久，林乎加调到北京当市委书记，北京市民要求林乎加像在天津一样，搞大学扩招。那年北京计划录取1.1万，扩招了1.6万。凡是成绩在及格线以上的，都能上大学。我妹妹就上了北大一分校中文系，授课的老师几乎都是北大名师。我妹妹在上学以前是东安市场鞋帽部售货员，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孙：您家有两位编辑？丁：对，她抓住了机会，改变了命运。孙：读书使您思考不同的问题。丁：因为我的经历，早早地就卷入问题，卷入政治，卷入思考，所以我就成了问题中人。如果我插队三年后没有进入省委调研室，直接上了大学，分配到一个什么单位，也可能走另一条出路。进了省委调研室，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不可能不思考现实，政坛“今天座上宾，明天阶下囚”，酸甜苦辣都经历了，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看客，想逍遥也不可能了。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得愿意思考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命运、国家的治理，这与我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我进了政坛，知青同学看我是鲤鱼跃龙门，但是里面是不平静的。政坛里斗来斗去，不可能自保，喜怒哀乐，恩怨沉浮，都在其中。孙：其实金光耀老师研究的写作班子跟您这个有点像。丁：山西省委也有写作组，虽然没有上海市委写作组那么重要，也是一个省级写作组。调研室的领导管两个单位，既管省委调研室，也管省委写作组。我和写作组的一些人很熟，他们要写什么文章，怎么干，我都知道。我住单身宿舍，他们中有一位跟我住一个屋。领导派他写什么东西，怎么写，往哪儿送，这些情况我也见了。孙：您跟写作组成员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丁：我是一个老三届中学生，他是一个老五届大学生，比我大不了几岁，彼此没有上下级关系，他不领导我，我也不领导他，无非就是我一个月挣三十多块钱。他一个月挣五十多块钱。孙：您的这种经历和我们之前访谈过的人很不一样，他们可能这种工作的经历尤其从政的经历非常少，所以了解的东西可能就是比较外围，比较底层的。能不能请您多讲讲比如山西的写作班子是怎么运作的。丁：山西的写作班子和上海的写作班子不同，上海的班子直通张、姚，从那里领受意图。山西这边就是揣摩。这种写作组为本省媒体服务是次要的，最高目标是在《红旗》杂志登文章。但是怎样才能揣摩着让人家登呢？他们为这事挺费脑筋，一直都没登上。给《红旗》杂志写稿，我到在80年代也体验过一次，和他们打交道，有一点感性认识。孙：您跟北岛是邻居？丁：对，我家住三不老胡同一号院，有八个门。北岛的父亲在民进，住四门，我父亲在民建，住六门。我们从小很熟，北岛比我大两岁，他弟弟和我同岁，他父亲跟我父亲也挺熟，同一年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是同一期的学员。孙：那您对当时他们读的书，讨论的问题有了解吗？丁：北岛接触存在主义和现代派文学比较早，他在70年代，或者更早一点，就想尝试按照这个路子来写东西。我和他弟弟赵振先接触多，和他接触少，但是他从小生活的氛围，我还是比较熟悉的。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象征主义的诗歌，北京的文学爱好者是有机会接触的。北京的文化条件在全国算是最好的。所以北岛开窍比较早。孙：那您从北京到山西农村的时候，对当地有非常惊讶的发现吗？丁：首先是生活水平差距太大。当地农民全年的平均收入是40元。我们家在北京算中等收入，五口人平均每人每月30块钱。到了农村那儿全年才40块钱，每月生活费才3块多钱，落差太大了。我到农村第二年，父亲去世，家庭收入陡降。我已经成年，不好意思向母亲要钱。有几个月，兜里没有一分钱。虽然在生产队的账上有钱，但是农民有欠款户，他们没有钱给生产队，所以我账上有钱也拿不到。孙：当时年纪还比较小吧？丁：现在想起来我们也不算特别小。我下乡时17岁。同学中最大的21岁，老高三。都来自师大一附中，有的是干部家庭，有的是知识家庭，有的是工人家庭，校风很纯洁。孙：那您是怎么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丁：当时宣传一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是接受贫下中民再教育。我们这些人有抱负，所以倾向于第一点。下乡时箱子里带的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还是想下去干一番的。还没进村就先去了大寨，想到农村改天换地。面对农村现实，立场有了变化，成了农民的同情者。举一个例子。秋收以后分粮食，明明有磅称，但是队里不用，而是两个人抬一根杠子，挂一个木杆秤分粮食，让知青来监督。他们把那个木杆称挑的高高的，至少可以多称百分之十。这实际上是农民和国家的博弈。国家要多征粮食，农民希望多分一点口粮，让知青司秤。因为我们的口粮528斤是国家规定的。我已经对农民产生了同情，所以对于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孙：这个称的选择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丁：就是为了多分，国家要向农民多征粮。农民不能等交完公粮再分，因为粮食接不上，所以粮食一打下就要分。上级要防止农民多分，农民就在称杆上做文章。称杆翘高了，名义上100斤，就可能分到110斤，甚至115斤。孙：这个主意是当地农民出的还是干部出的？丁：生产大队以下的农村干部也是农民身份。孙：所以这是农民和当地村镇干部合谋的？丁：镇一级，当时叫公社，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身份不一样。公社干部是代表国家的，吃的是商品粮，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农民，也是吃农民粮，他们本身就是利益的一方，就是想多分点，多吃点。虽然我们知青分粮食的标准是国家规定的，一年528斤。但是我们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心中的天平倾斜到农民一边了。孙：那当地的农民对你们这些从北京来的知青有什么反应？丁：我们师大一附中同学劳动比较努力，不偷鸡摸狗，在村里有人当赤脚医生，有人当民办教师，做的都不错，所以老乡对我们村的知青评价比较好。孙：您们村里当时有多少知青？丁：26个。我们村是一个有1000多人的生产大队，分了六个小队，当时每个生产队四、五个知青。孙：您们那批知青最后都回城了？丁：陆陆续续都回北京了。有几种情况：我的情况很特殊。有一些知青因为表现好，比如张惠文出席了山西省首届知青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李丹妮被推荐到北大，她本人表现不错，父亲李清泉曾被打成右派，好在母亲还是革命干部。她上北大也费了一番周折。文重萍上了山西财经学院。韩旺辰是我们村赤脚医生，看病看得不错，他们家里有好几位医务工作者，帮助他找药。他搞文学创作在当地也受重视。但是因为家庭出身，几次推荐上大学，都被打下来。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才考上了北师大中文系。孙：也就是说你们当时的命运除了个人努力、平时表现和机遇外，也和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丁：有一部分同学的父母在当地使不上劲，就把他们调回老家。师大一附中同学学习都不差，要是参加高考，差不多都能考上。可是高考恢复前，只好飞鸟各投林，车走车道，马走马道。父亲有关系的就用父亲的关系，母亲有关系的用母亲的关系，靠本人的本事和努力也有，占一定比例。在当地招工，知青机会比较多。家里没有太大问题，大部分知青都有招工机会。孙：那个时候有人参军吗？丁：参军有一个，其他的同学年龄太大了。比我小两岁的关雨铭参军了，当了几年兵，退伍又回了沁县。90年代，山西的北京知青只剩几千人了，知青要求回北京，他成了当地知青争取回京的维权代表。回到北京，他已经四十多岁，当公交车司机。他在同学中经济比较困难。在北京买解困房，他有机会买一套，要交30万，他一时凑不齐。同学们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如果钱不够，大家帮着凑。他说差六万。我们六个同学一人给他凑一万。其实不到一年，他周转开，很快还给了我们。孙：这种插队的友谊也是很深厚。丁：应当说，这种友谊比读书时候的友谊还要深。大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通铺睡觉。孙：那您们当时的劳动强度大吗？丁：头一年很大，别的村不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村是县里的典型，领导要求大家加夜班，搞农田基本建设，现在看，都白费功夫了。挑灯夜战，知青还要加倍努力，第一年真累呀，一个月四十四斤原粮，磨成米面，一天不到一斤三两了，没有副食，又累又饿。头一年真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孙：女生多吗？丁：我们村女生比男生稍微多一点。孙：是因为北师大一附中的原因吗？丁：不是。谁跟谁在一个村，是自由结合。当时我们村知青男女生比例大概是2:3，女生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吧。孙：这些女生在农村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丁：师大一附中的学生，学习是不错的。恢复高考时，只要去考，基本都能考上。77级录取的比例虽然不到5%，但师大附中老初一的也能考上。孙：当地的风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丁：那里比较开放。我当工作队员的时候，队长是公社资格最老的干部，工资比较多。有的妇女在场院里干活时说话也不避讳：老王给我五块钱。孙：这个还是挺颠覆我的认识的，我原来以为北方是比较保守的。丁：不一样，一个地方一个样。孙：怎么会在这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性关系如此开放呢？丁：当地不在意这种婚外性关系，不觉得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事。孙：那个村子有斗破鞋的场景吗？丁：没有。这应该是一个民俗学问题，我也没有专门研究。郑义小说《远村》里面有“拉边套”，他也在山西插队。孙：那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丁：太行山区。孙：我以后留意一下，它与我的想象是有差异的。丁：发生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物质匮乏有关系。当地的风俗对女性伦理上没有太大的压力，不认为这是多么屈辱的事。孙：这就掺杂了当地人的评价，另一个就是女性的自我认同，另外一个与她的丈夫也有关系，这个事情如此地畅通无阻，而且她还可以讲他给了我五块钱。丁：我现在的阅历，可以用研究的态度对待这件事，但当时作为一个北京的中学生，觉得不可思议。农民笑话知青什么都不懂，他们在地里说那些男男女女的事，让知青很吃惊。当地的一些方言，知青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问人家，人家哈哈大笑。孙：社会学所有一个谭深，我跟她比较熟。她研究的就是山西的知青。她去那里插队比您晚吗？丁：我不认识她，只认识他的先生。李银河也研究过相关问题。李银河后来和我到了一个县插队。孙：我觉得这一块的研究和口述对我们理解那个时代非常有帮助，那些档案是一些冰冷的数据，只有这些鲜活的例子会把我们更加迅速地带入一个时代。丁：这些对于知青来讲，产生了惊异感，最早反映在文学创作方面，比如张承志写《黑骏马》，郑义写《远村》。知青成为学者，把它当成社会学或者民俗学问题来研究，是更晚的事。孙：它需要个人理解，同时自我认知清楚，然后用文学表达出来，最后才能上升到一个学术的角度来。丁：学术研究比小说创作需要更多的文化积累。相关阅读：青年时代的阅读生活（上）

2015年1月10日，丁东接受了孙沛东的采访，回忆知青经历和文革时期的读书生活。以下是交谈的主要内容：丁：我初中考的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北京师大一附中。文革前读书，我挺规矩的，读的课外书是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文学作品。父亲从单位图书馆借回来《欧阳海之歌》、《红岩》，是我最早读的课外书。父亲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工作，单位的图书管理员是一个老太太，叫杨美真，原来是章乃器夫人。1957年章乃器被打成右派。当时组织动员杨与章乃器离婚，给章施加心理压力，杨就要求跟章乃器离婚。然而离婚之后。杨还是被打成右派。她想跟章乃器复婚，章没有接受，而是找了其他伴侣。杨美真在四十年代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和章乃器在政治舞台上共过患难，也曾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她的经历，但我知道打成“右派”后，她就成了图书管理员。到了七十年代，我们两家成了邻居。我跟邢小群是1977年结婚，给她送了一袋喜糖，她送我们两个玻璃杯，对我们着重其事地说：祝你们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奋勇前进。文革一开始，大字报披露了高层很多内情。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想多了解一些内情，开始看一些政治性的书籍。《赫鲁晓夫主义》这本书，是我父亲借来的，我当时也看了。书的作者古纳瓦达纳是锡兰共产党的领导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讲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关系，说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赫鲁晓夫在怎么恭维斯大林，歌功颂德，在斯大林死后怎么样否定斯大林，介绍了苏共的两次权力斗争，一次是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怎么战胜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还有一次是赫鲁晓夫怎么被勃列日涅夫干倒。读这本书，让我第一次知道共产党国家上层的权力斗争。我有一个同学卢叔宁比较早地怀疑林彪，他也看过这本书。他一点破这件事，我看这本书得到的知识马上就全部被激活了。这本书是我最早读的外国人写的政治读物。孙：您记不记得具体是那一年读这本书？丁：应该是在插队以前。我是在1968年底插队的。我在中学时代，看这种政治读物比较晚，但是这本书我看过。文革开始以后，一个是爱看大字报，了解点上情；文革中群众组织可以油印各种动态，如中央首长讲话之类，我父亲是一个老实人，文革中没事干，就搜集毛泽东未发表的讲话，《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各种版本能买的尽量买，买不到的就抄写。我父亲身体很不好，六十年代初，下放山东一年就得了肝炎，以后就是肝硬化。腹水，做手术不成功，在家养病没事干，因此就编校毛主席没有发表的讲话，他整天就干这个事。因此我也就看了很多《毛泽东选集》四卷里没有的讲话，实际上使我潜移默化地也了解了一些上情。文革中1966年6月初停课，以后1967年复课闹革命也没复成，67、68两年，我就到学校革委会的小报当了编辑，整天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内容应当说是完全跟着主流宣传走的，但是我在那里学了编辑业务，怎么改稿子、怎么划版，怎么写评论等等，等于我学了编辑的第一课，应当说我在十六七岁就是一个熟练的编辑，但是我的知识储备不行。接触的全部都是两报一刊社论之类的东西，写文章也是学戚本禹、姚文元的口气。1968年底我就下乡插队了，当时我挺主动的，满怀豪情。别的同学都是坐火车去的，我和杨小平、文重萍三个同学组成一个小“长征队”，行李随着火车走了，我们从北京走到山西，走了20多天。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聊。杨小平是老高三，他父亲杨伯箴是驻瑞典大使，文革中杨小平也是一个风云人物，反对工作组。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得到刘少奇直接支持，杨小平也受到迫害。翻过身来，就做了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他对中国高层政治知道得比较多，自己也进入了政治漩涡。我们“长征”一路上就聊中国高层政治怎么回事。学校的氛围和下乡插队的氛围，使我对国家大事、对高层政治关注度比较高。到了农村下乡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箱子里带着我父亲送我的一套《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我们下乡真是想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了山西，我们先参观大寨，还跟陈永贵握了手。后来到了村里，真想按照《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那样大干一番。实际上即使看了那些书，到农村也使不上劲。我们大队的掌权人是县武装部重点扶植的典型，对权力很在意，怕知青夺了他的权，始终保持着警惕性。后来他看我们这些知青也很受县里重视，就赶快给我们一些小职务，什么民兵连副连长、副排长之类。孙：就是把知青纳入他的统治之下？丁：也给我封了一个副排长。第一年劳动强度特别大，因为他好大喜功嘛，老要加夜班，搞农田基本建设，所以第一年也没什么看书时间。第二年看书的时间就多了，为什么呢？到了1970年，县里组织“整党建党、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把我们这些知青抽出来，到另一个村里去当工作队。工作队一般由公社干部、知青、转业军人和教师组成，去整顿另一个村子的领导班子。到那儿，劳动就成了象征性的，因为你在本村劳动，得和农民一样受苦。你要是不出力，人家给你评工分评得很低，你也没面子。但是到了另一个村，你就成了管人的人，一天三出勤，我坚持一出勤就是好干部，因为你不挣它的工分，又下地干活，这样我就有了读书的时间，很愿意读一点书。光读《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也不过瘾，就想再读点别的书。知青之间就互相借书看。我们那个县的三个知青点，都有爱读书的学生，互相串，互相借书看，一个相隔四十里。一个相隔二十里。借的书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比较深的是两本苏联小说：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和《叶尔绍夫兄弟》，这两本书是文革前，我们翻译过来作为反修用的，柯切托夫是苏联的作家协会领导，是苏共中央委员，是属于坚持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派。但是他的小说我们看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学作品，在50年代刘宾雁和王蒙写官场的矛盾冲突被打成右派之后，谁也不敢写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柯切托夫写了这些，官场里有一些奸猾小人，权术上搞一些阴谋，搞“假大空”的东西。他虽然在苏联文坛上是一个保守作家，但是小说拿到中国，里面很多东西却让人感到具有批判性，影射性。我们现实生活中各种“假、大、空”，还有部队干部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了，从他的小说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参照。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后来柯切托夫的几本小说我国都翻译了，文革中上海翻译了《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文革前还出版过《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曾经由邵燕祥执笔改编成话剧，文革前在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当时演出意在反修。你提到沙龙的问题，1970年到1971年，我回北京也接触过沙龙，这个沙龙在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和杨健的《文革中的地下文学》里有记载，当时在北京市很有名。主人叫黄以平，是北京101中高中的一名女生，她父亲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黄秉维，1955年的学部委员，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她家比较宽敞，搞沙龙有地方。我在她家见过伊林、涤西、柯云路。张木生也是她们家的客人，不过我当时没见过。那个时候就知道张木生在内蒙古插队，提出反思人民公社，被一些和他观点不同的中学生告密。毕竟张木生父母认识周恩来，所以他没有遭受牢狱之灾。黄以平家的沙龙在北京算层次比较高的，在她家进进出出的人，在后来史上有名的能举出好些。我当时喜欢文学，所以我手抄的东西都是一些诗、剧本之类。我在1971年底还经历过一件与读书有关的事。1971年国务院开了一次出版座谈会，要把文革前的出版物清理一下，能够重印的就重印，要求各地成立“三结合”的审读小组，讨论哪些书可以再版，哪些书不能再版。我插队的沁县分到两本书，一本叫《故乡散记》，是一个沁县人回故乡写的散文，但是那本书没找到，没有样书。还有一本是段杏绵写的抗战时期的儿童文学叫《地下小学》。这本书找到了，我们就讨论这本书。我们这些知青思想比较开放，认为这本书没问题，县武装部的干部横挑鼻子竖挑眼，说是美化了日本兵，他用“三突出”的逻辑来批判。县武装部的干部发表了意见，当地的人不敢提不同意见，审读组里有两个知青，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杨志栓，敢和武装部的干部唱反调。后来这两种意见报上去，上面说这个县的审读水平比较高，因为毕竟有人赞成无条件解放。就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偷过书。要审查两本书，我们不能只读一本就算了，那本书我们也要求找一找，县里有中学，有师范，图书馆里或许有这本书，我们就去图书馆里找书，穿着大衣进去，顺了几本书出来。我顺了两本诗集，杨志栓顺的是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说明他当时读书层次比我高，他知道史学经典是什么。我们村知青有文学社团，五、六个人喜欢文学，我们村叫长胜村，组成的文学小组就叫“常青文”，长胜知青文学小组的意思。的爱写诗，有的爱写小说。韩旺辰专门学浩然，《艳阳天》都快背下来了。我那时候读小说也是这么一个水平，什么《创业史》、《青春之歌》，读柯切托夫就是层次高一点的了。当时喜欢写点诗，学郭小川、贺敬之。我学这个得到了实际的收益，我当时写的诗在《山西日报》登出来了。当时媒体特别少，全省公开媒体就那么一两个，除了《山西日报》，还有内部通讯员业务培训的一个刊物，我也登了一次。我的诗在这两个媒体上各登一首，在县里就不得了了，为这个县作了大贡献。因为那时是军队干部掌权，军队很在意宣传。是评比的一个要素，所以要求通讯组在省和地区的报纸上露脸，我在报上发表东西也算是政绩的一部分。县通讯组长郭同德对我特别好。我就把自己的作品抄了一份放在他那里，这无意间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当时大学要恢复招生了，招工农兵学员，大家都想当工农兵学员。第一年还算相对正规，有一些表现好的、各行业的标兵的可以得到推荐。当然也有不少是领导干部的亲戚。我什么都不是，过完春节也想回到县里争取上学，他们说不用争取了，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要借调你了。当时山西省委书记曹中南让省委政策研究室从知青中挑人，他们兵分三路到各地去选人，到我们县，县委通讯组长郭同德就把我推荐上去了。当时我不在沁县，也没有面谈，就决定要我了。我们县一共选了两个北京知青，王川在村里已经入了党，他有行政能力，后来做到金融界高管。我没有求人，送礼，就靠笔杆子从插队的地方跳了出来，真是天上掉馅饼。进了研究室，就开始了读书生活。文革前省委、省人委、省中苏友协等几个单位的书全收集在研究室，省委大院里就这个单位书最多。我们刚去不久，单位就要搬家，因此需要把那些书籍归类、打包、整理。我本来就有读书的爱好，所以在整理的时候，这些书心里就有了数。什么书找不到，我就可以找到。到了1973年，我试用一年合格，就回去转关系，正式调动。调进去以后，他们又让我到绛县中阳公社挂职锻炼一年，吃“百家饭”。农村卫生条件不好，我被传染了甲型肝炎，回北京养了三个月，我各项指标正常了，就让我管理图书。我在中国人没有书读的时代，得到了一个最好的读书环境，想看什么书随便挑，灰皮书、黄皮书都有，就看你想不想读。当时内部图书恢复出版，包括《摘译》什么的，内部图书分为省军级、县团级，政策研究室可以买省军级的书。那些内部出版物我都看了。文革前的灰皮书、黄皮书不全了，经历过文革，失散了一些。《人·岁月·生活》原有三卷，当时只剩一卷，《解冻》我看了，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我看了一卷，不全。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当时特别想看，但是没找见。《新阶级》在政策研究室没有，但是省委办公厅有，王川调到省委秘办，他从省委办公厅借出来，让我看了。那段时间我读了几种书：一类是毛泽东要求干部读的六本马列的著作。我也跟着去省委读书班当工作人员，学习《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我也看了；灰皮书、黄皮书虽然看得不全，但是也看了一些。《带星星的火车票》《愤怒的回顾》等等。文革前翻译出版的苏联、法国的一些小说，如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看过一些；那时候出版的内部书，我都能看到，印象深的有几本：一本叫《人世间》，作者巴巴耶夫斯基，它讲述了一个落魄的老干部看到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开头引了涅克拉索夫的诗，很苍凉，“人世间为什么不在我们这一代告终......”。它在中国的效果和在苏联是相反的。它在那边是保守的，但是在我们这里有启蒙意义。还有像《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传》、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也是那个时候看的。1973年，我到山西绛县挂职当了一年公社干部，下基层工作，锻炼锻炼。正好碰到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信，下发了中央文件，让解决知青工作当中的问题。公社领导说，既然你是知青出身，这个公社的知青工作就归你管。全公社里有三个知青点，我就去转悠。他们有什么问题，我尽量解决，能呼吁就呼吁，能办就办。知青梅天的父亲梅益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文革前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文革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书记。他跟我那时候认识，后来我挂职一年回来了，他也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外语系，学英语。他和我成了朋友。他和《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作者卡玛是101中的同学，卡玛已经回美国，给他寄来了原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我跟他说，《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本省军级限购，缺第十八章，讲的是赫鲁晓夫与中国的交往，我们最想看这一章。他说：“我有卡玛寄过来的原版书。”我说：“你能不能给翻译一下。”他很快就翻译过来了，翻译的文本给了我。政策研究室我和一块调回来的知青有9个，我们就悄悄传着看。主任吴象的儿子和女儿年龄和我们差不多，经常和我们走动，他们也想看，就把十八章的翻译稿借走了，结果让吴象看到了。他很紧张。有一次，他和副主任张恩慈一块儿找我们谈话。他们说，这件事有点出格了，一旦出事就是政治问题，这件事到此为止。以后再不能干这样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对我们真不错。他们也是名人。吴象在后来是万里的左膀右臂，参与起草中央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农村改革有独特贡献。张恩慈原来在北大哲学系教书，聂元梓写大字报与他有关系。他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他对我不错，不光是这件事保护了我们。平常在业务上对我也有帮助，我在当编辑，如何写稿子、改稿子，都得到过他的指导，他改几个字，我还是很受启发。他的口才好，到县里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到毛泽东，把历史脉络讲得简明扼要、通俗清晰。看书和听人讲一遍是不一样的。当时张恩慈是研究室副主任兼山西省委写作组负责人。全国“批林批孔”，各省都要成立写作组，张恩慈毕竟在中央机构里干过，见过大世面，所以山西写作组让他负责。调来一些老五届毕业生中的笔杆子。虽然当时舆论是一个调子，但是写作水平有高下之分。他们选拔的，笔杆子都很好。一些人后来也留在政策研究室，我们曾在一块儿工作。现在有一些是国内的学界名家，如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刘树成，都是写作组从基层抽调上来的大学生。我在研究室的氛围里熏陶了几年，觉得比我后来到山西大学念书时知识层次高。有人见过大世面，参加过国家队。我1977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历史系在在地方院校中水平是比较高的，江地、乔志强、程人乾在全国史学界都有一席之地，但比起我在政策研究室接触的领导，境界上还是逊色一些。我这段读书生活从1972年抽调到研究室，到1977年考大学结束。山西的两派斗争、政坛角逐相当惨烈，粉碎四人帮以后，政策研究室就被王谦、陈永贵打成了“裴多菲俱乐部”。此前有一个“三上桃峰事件”，把原来的一把手谢振华打下去了，陈永贵就提名前省长王谦当了一把手，政坛两派翻了一次烙饼，军队支持的这一派就不吃香了，陈永贵支持的那一派就上去了，而政策研究室原来是军队干部用起来的，所以谢振华下台后，就受到陈永贵的猜疑。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就被当做“四人帮”的帮派进行清洗。省委派工作组整吴象等人，我当时发了几句牢骚，对工作组表示了一些不满，所以他们把我划进了“裴多菲俱乐部”，要解散这个单位。王谦批示，11个人不能留在省委工作，第一名是吴象，第十一名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参加高考。他们说，你参加高考可以，但是，必须到交城参加农村工作队。我要是在太原复习，还能找同学请教一下。我文革前上到初二，数学里没学过解析几何和三角函数，临到高考前五天才让我回来，所以解析几何和三角函数我只学了四天。我考大学，其他三门都考得挺好，数学我只考了44分，只能上地方院校，就选择了山西大学。孙：这是1977年还是1978年？丁：77级是78年春季入学。上学之后，感到多数老师在旧教条的禁锢之下跳不出来，学生思想活跃，老师讲的东西学生不爱听。我大学上了四年，只有程人乾教授的头三堂课留下较深印象。他教世界现代史，就是二战以后的世界史。前三节课，他就讲这个领域有哪些重要的学术问题，每个问题有哪些不同的观点，这使我受到启发，这是一种学术方法的训练。你进入一个领域，首先要知道别人在讨论什么问题，每个问题有哪几种不同的观点，从这儿入手，就可以进入学术领域。程人乾是有水平的，他毕竟北大毕业，又到波兰留学。他说，波兰培养研究生，就是这样讲课，我就给你们这么讲课。除此之外，那四年没有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江地知道我能写两笔，对我说，你是我的学生。告诉我，我治学是黄花鱼溜边儿，捻军当时没人搞，我就成了。作为一个地方院校的教授，靠这种方法，占住一块自留地，也算是有成就的人。但黄花鱼溜边儿毕竟不是学术的最高境界。我上学这四年，从课堂上学到的不多。我是北京知青，一放假就回北京，那时候北京有民主墙，有民办刊物，信息比较多。北岛与我住一个院子，他那里有一些新的信息。

我提出的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是对时代的判断。一九八六年，在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提出，我们已经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之前，我曾参与过李一氓主持的几个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研究，对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些看法。在这次会上，我谈到《帝国主义论》。第一，《帝国主义论》有的观点已经过时；第二，有的观点当时就站不住脚。因此不足为训。现在我们之所以吃亏，就是因为一直守着《帝国主义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经变了，我们还是死抱着不放，耽误了好几十年。应该说，世界早已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当时，不少人觉得惊奇。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见了我说，你老兄真厉害，胆子真大！一直到最近，一些人还坚持，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李慎之支持我的看法，他说，这是讽刺。我说，《帝国主义论》一是过时了，二是它本来就是错的。时代老早就变了，我们还守着旧的理论不放，这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家在和平发展，我们在准备打仗；人家在互相合作，充分发展，我们在支援世界革命，而且支援到荒唐的程度。在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上，好多事情我经历过。我们向金门打炮，是为了支援黎巴嫩，支援中东，并不是为了打台湾。支援完了黎巴嫩，又要支持叙利亚。叙利亚当时的经济明明比我们好得多，人均产值比我们高得多，我们一定要援助叙利亚。徐以新在叙利亚当大使，国内打电报过去，要支援叙利亚三千万美元。徐以新就启发叙利亚人，让人家向我们要钱，人家就是不提这方面的要求。人家不提要求，你也不能给呀？他打电报回来说，他启发不了，人家不提。上面说，你想办法让他们提。坦赞铁路花了几亿美元。这是美国、英国都不干的事。扎伊尔的蒙博托就是杀了卢蒙巴的那个人，可是我们还是白送扎伊尔一亿美元。这一切，都是为了实践世界革命的理论。中非共和国的那个皇帝，他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来过中国，咱们也是给了他几千万美元。他不久就当了皇帝，光是办婚礼就用去好几千万，用金子做了皇座。那是个吃小孩儿的国王，非洲的四大怪人之一，和卢旺达的阿明、利比亚的卡扎菲齐名。咱们援助阿尔巴尼亚，一九七二年，他们一百多万人，咱们给他们的援助是每一个人平均五千元人民币，而当时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不到一百元。和平与发展问题，引起全国范围讨论。很多人写文章，各处开会也都在讨论。《世界知识》在北京开了个讨论会，把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召集到一起。上海也开了讨论会。讨论的结果，不少人对《帝国主义论》产生了动摇。但一九八九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反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意见多了起来。有个老同志说：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没有过时，不要被一时的现象所迷惑。1990年，邓力群召开会议，把吴冷西、何东昌、熊复、徐达深、浦山、王怀宁等召集来了，有二、三十人。给我也来了通知：兹定于什么时候，在中南海什么地方，开会讨论什么问题。还附了一篇浦山和王怀宁写的一篇批判文章。浦山是世界政治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王怀宁是副所长，他们先后当过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会长。我事先读到这篇文章，就给邓力群写了一封信。我说，我看了附件以后，临时想到几个问题。写这个稿子的人不懂什么叫时代，讲来讲去，讲的根本不是时代问题。我又讲了文章中一些别的毛病，说这些地方的讲法也不大对头。总而言之，他们根本批不倒我的观点。现在已经无论如何不能再搞战争与革命。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腐杇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我说，当时的估计就是错误的，现在又过了都快一百年了！哪儿是什么前夜？什么垂死？它根本就没有死。垂死是什么意思？“垂死”是正在死的意思，他的原文就是“正在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哪个正在死？是美国正在死吗？它活得欢实着呢！总而言之，开会批判我。一开始念老同志的讲话，当然，他也没有点我的名字。讲话念完以后，邓力群就指定我发言。他说，何方，你先讲一讲。我说，我是来接受批判的，我怎么能讲啊。他说，没有什么批判不批判的问题，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嘛，大家都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于是我就把给邓力群的信念了一遍。我说，那个理论根本站不住。列宁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两次讲：“在座的各位同志可以看到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实现。”能看到吗？他们看到了吗？列宁五十二岁就死了。连咱们这些晚好些时候出生的人都看不到。这明明是一个估计不准的问题。革命导师急于看到革命成功，又没有成功。你的主观愿望，不能代替客观形势啊。在那个会上，和我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人基本上没有。不少人在那儿摇头晃脑。我说完了，浦山一笑，让王怀宁先讲。他们根本批不到点子上。他们一直研究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马列主义太少。我好多年被逼得没事干，整天在那儿学习马列主义，又干了几十年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当然没办法比。这个会一共开了四次，浦山和王怀宁的稿子还换了两次，就是根据大家的意见把原来的稿子改动改动。大家都认为实际上是在批评我。最后吴冷西发表了意见。他说，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小平同志提的，咱们公开批判“和平与发展”，合适不合适？他投鼠忌器，就把我救了。这个会就开不下去了。浦山和王怀宁问，他们写的文章怎么办？邓力群说：你们看着办吧，咱们这个会开到这里为止。散会

就在我从日本所所长位置上快要退下来的时候，宦乡得了肝癌。他1982年组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后，曾想创办一份《中国外交》，就像美国的《外交事务》那样的权威刊物。当时他就要我去主持办刊。这件事后来没弄成。最后，他让我去帮他主持中心工作，当副总干事。我考虑，我到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去合适，因为我研究的是国际问题，不只是日本问题。基本上定了以后，手续还没办，我就到“中心”上班了。宦乡一直在上海治肝癌，后来他病得越来越重，人已经不行了。“中心”那个摊子我就管了起来。从1988年到1995年，我的工作岗位一直在这个“中心”。当时有好几个“中心”：宦乡主持的“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杜润生主持的“国务院农村工作研究中心”，吴敬琏主持的“国务院经济和技术发展研究中心”，薛暮桥主持的“物价研究中心”，因为那时候把物价和农村问题看得非常重。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筹备了好长时间。当时成立这些中心的目的，是给国务院总理做智囊。我和吴敬琏、童大林、安志文在一个楼上办公。成立四大中心以后，又说国务院管得太多了，要精简机构，于是就把“农村发展中心”合并到农业部去了。物价中心也消失了。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呢？宦乡找赵紫阳谈，他说，别给我们取消，划给外交部，中心就成了一个行政机构，不是学术性质的了，没意思。于是赵紫阳同意留了下来。但是叫我们换个名字，改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把“国务院”换成了“中国”，实际上还归国务院管。具体来说，我们归国务院外办管。外办后来取消了，我们就没有人管了。到了20世纪末，“中心”取消，并入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我从1979年开始就一直和宦乡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1982年帮宦乡写的《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递上去以后，李一氓叫吴学谦找我谈一下。那时候吴学谦刚就任外交部长。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详细谈外交政策应该怎么调整。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他没提出什么问题。吴学谦是李一氓带出来的，在李一氓的影响下，思想比较开放。《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算是大政方针性的建议，综合性、概括性比较强，其中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想法。到了“中心”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是提政策建议，想使“中心”的智囊作用真正发挥出来。我们写东西基本上是提意见，还提过一些具体建议。我到“中心”后不久，就提出应该和韩国建交。和韩国建交已经是一个趋势，苏联及东欧国家全都和韩国建交了。我们和韩国建交了。现在中韩之间的关系有些方面已经超过了中朝关系。不仅经济贸易，连电影都是大量放映韩国的。我原来还不知道“韩流”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指韩国电影、音乐等等。随后我们又提出：应该进一步发展和中东各国的外交关系。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与中东建立关系，谋求合作。中国缺乏石油资源，石油对于咱们是大问题，和他们搞好关系大有益处。我们应该投资租买一批油田，由我们来开发。在此之前已经有先例。放走方励之，我们也提了具体意见。当时，方励之已经留在美国使馆好久了。我们从国际形势分析说起，说这样对我们没好处，是个包袱。政策建议基本上是由我写。我说，匈牙利纳吉上了台。红衣大主教明曾蒂支持纳吉，反对卡达尔。卡达尔一上台，明曾蒂就跑到美国使馆要求避难，在美国使馆一住就是十多年，最后匈牙利还是把他放了。我说，方励之在美国使馆住三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最后还是得放。背着这个包袱，和美国的关系一直紧张下去，有什么好处呢？上边要求，凡是针对当前重要问题提政策性建议，要采取短平快的办法，文章要短，就写几百个字，不到一千字，因为领导没时间看。当时外办主任告诉我，只印七份，我们这儿留两份，其余的五份给政治局常委，有时给外交部部长留一份。我们在“中心”提的政策建议，重点还是从全局的、战略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从研究国际形势变化入手，考虑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应不应该有所改变，对外政策应不应该做些调整，如果应该，那么怎样调整？我还写了一篇《不可动摇对国际形势的根本观点》。一九九九年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不少人动摇了，主张以后和平与发展少讲一点。我说，国策和基本估计是不能随便乱动的！那时候好像谁也不敢讲和平与发展了，好像整个形势都紧张了起来，马上要打仗的样子。我说，不搞和平与发展，那就搞战争与革命了？咱们革谁的命？战争和谁打？当然还是得搞和平与发展。一直到现在我都主张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就是实事求是。一九九一年苏联发生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八一九政变，咱们原来打算发表一篇社论，准备庆祝政变成功。多亏政变很快失败，得以及时改版，撤下社论。苏联解体后，听说有人主张扛起红旗来，表示你们不搞社会主义，我们搞，就是准备当头了。邓小平就是针对如何对待苏联剧变问题，提出韬光养晦这十六字方针的。他讲，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天塌不下来。意思就是，苏联的事，先别表态，先看看，沉着一点。因为一表态，就被动了。咱们当不起这个头儿，坚决不能当。汪道涵对我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也是同意的。汪道涵是比较开明、开放的人。他比我大五、六岁。但是他身体不太好，老婆也有病。全球化问题，我提出得比较早。因此，有一些人与我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童大林搞了一个世界变化研究所，找了一些老同志，有王殊、李慎之、吴象、朱厚泽等，我也是一个。景山学校是童大林搞起来的，他是景山学校董事。景山学校给童大林拨了房子，还给他点资助，他就搞了这个研究所。他在，所也在，他生病了，这个所就不活动了。我写的全球化文章，先在这个所里印出来，小范围里内部传阅。他们看了都很赏识。朱厚泽就是由于我的全球化的文章，与我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童大林说，我们是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全球化问题，我先写内部报告，再公开发表。提出的时间和李慎之差不多。李慎之第一次讲全球化问题，是一九九一年纪念哥伦布。我也是那一年的年底，写了一篇《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研究报告。全球化问题，一开始我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在这个方面我讲得多一点。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我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组织大家写作。那时也没什么严格的规定。积极一点的人经常写，消极一点的人有时候一年也没有一篇文章，比较自由。我也主张自由放任一点，没有太多管。

2002年9月10日，邢小群在北京医院第二次采访郑惠，交谈的前一半内容如下：邢：今天您是不是谈谈胡乔木到社科院以后的情况？郑：好，现在我们来谈胡乔木到社科院上任后的情况。乔木刚到社科院上任，就让我和几个同志组成一个调查小组，我是组长，一个一个所召集会议，听意见。我们跑了好几十个所，开了座谈会，并将大家的意见向乔木做了详细的汇报。乔木立刻做出两条决定，一是：所有的军宣队、工宣队立刻撤出，一个人不留；二是：立刻恢复业务，专做研究，一切派仗再不能打了。这两条决定不错，恢复了社科院的学术研究工作，面貌大变，气氛大变。乔木同志提倡搞学术研究的时候，还让我去发现社科院有成绩的研究人才。通过了解，我知道李泽厚在别人打派仗时，一直埋头搞学术研究，写出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我收集了他的文章，给乔木看。乔木感到这个人的研究成果的确不错。有一次，开全院大会，乔木让李泽厚到主席台上就坐，下面的人都很吃惊。李泽厚曾因私生活问题受过处分，当时很多人看不起他。他与同事们的交往又不合流，所以下面的人很奇怪，这个人怎么突然这么受重视？显然，乔木是想通过这件事，提倡一种搞业务、搞研究的空气。他一直对李泽厚很爱护。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看了，很欣赏。一直到六四时，乔木还把他找去，劝他别陷进去。从乔木的角度看，他是爱护李泽厚的，说明乔木爱才，想保护人。当时像李泽厚这样的学者还是不多的。乔木刚一去，也敢于启用一些人，比如温济泽。温济泽在《百年潮》登的文章中提到了他被打成右派的经过。温济泽当年是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对外广播方面的负责人。1957年由于温济泽领导反右斗争比较谨慎，对外广播部门划的右派没有达到5％，结果1958年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广播局补课，把他补成了“右派”。乔木听到这个消息，还与廖承志一同到中宣部去询问，想为他说情。他们在延安时就熟悉。但他也没有办法保护温济泽。所以，“文革”后社科院一成立，他马上就把温济泽从广播事业局调来。一边调他，一边写报告，帮助他“改正”右派问题。所以，温济泽成了中国几十万“右派”中，第一个被平反的人。乔木还把周扬请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周扬在“文革”中已经被批得一塌糊涂，但他马上就启用。邢：记得您和我说过，在周扬和丁玲的矛盾上，胡乔木是同情丁玲的，他对周扬有看法。郑：以前的事，是以前的事；后来的事，是后来的事（指他领导批判周扬的有关异化问题的文章），他调周扬到社科院，在当时，是爱护周扬，关心周扬的。但是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在1978年5月份，大家都在议论《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时，乔木在社科院的大会上讲：有人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有分歧，这是造谣！造谣！他说得很严重，还扣了很大的帽子。事实上，中央内部明明是有分歧的，很多人都知道，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他这么一说，搞得大家很不理解。干嘛要这么说呢？还这么凶，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这次他给大家的印象很不好。我前面讲到党校有个同志叫沈宝祥，写了一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的书。材料很丰富。书中讲到，胡乔木有一天到胡耀邦家里去，对胡耀邦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要再搞下去了，否则会造成党的分裂。事情说得这么严重，给胡耀邦压力很大，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那时，管思想宣传工作的汪东兴等人都反对，批评得很重。邓小平还没有表态。过了不久，小平同志表态了，支持讨论。这时胡耀邦胆子也壮了。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有待核实。从逻辑上推是可能的。因为乔木在社科院的讲话态度就是不想把这个讨论搞下去的。这件事也反映了他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上的摇摇摆摆。他不能像耀邦那样，是非非常清楚，看准了，就很坚定。乔木有的讲话，交给我作整理工作。上面说的关于造谣等扣帽子的一段讲话，我觉得不对头，就给他删去了。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快邓小平表了态，支持讨论，反对“两个凡是”，乔木态度也变了。据当时解放军报总编华楠说，小平明确表态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是乔木起草的。这时，他是跟着小平转了。而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少有的、发扬民主的会，指名姓批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等人，一点情面都不讲。当然，这是由于小平、陈云同志在做后台。当时活跃的是华楠（解放军报总编）、于光远〔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曾涛（新华社社长）、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胡绩伟（人民日报总编），这几个人互相串联，煽风点火。于光远有一本书专门谈了这次会议情况。原来，这个会议没有准备批判“两个凡是”的问题，而是要谈经济问题，搞个农业方面的文件。但是会议的大势所趋，下面各组都在集中批“两个凡是”。要想阻止，也阻止不住，但是农业文件还得搞呀！乔木当时的主要精力，是搞一个农业方面的文件。农业方面，各地省委书记和农业部门意见很多，认为多年来的农业学大寨，搞得很糟，希望这次写的农业文件，在政策上放宽一些，对农业不要干涉太多，应该让农民有些自主权。但乔木在写这篇文章中控制得还很严，特别写了两句话：不许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事实上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搞了包产到户，他这么一写，就成了不合法。这些于光远他们都有回忆。当然这也不能怪乔木，因为当时整个党内思想都不怎么开放。但他作为起草文件的人，在这些地方虽然没有定论的权力，至少可以把话说得灵活一些，他这样一来，搞得下面不好做工作了。这些地方反映乔木思想是不够开放的。那些懂农业的人都认为要想改变农业状况，应该让农民多一些自主权。所以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两个凡是”，乔木虽然也发了言，但他不如于光远他们思想解放。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把汪东兴手里的权拿过来了。当时汪的权力比较大，8341部队归他管，几个大的专案组归他管，老干部的冤假错案，平反不平反归他管；意识归他管，比如毛办也归他管。他是中央副主席。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邓小平讲话，是谁起草的，也有很大的争论。有人说是胡乔木起草的；于光远说根本没有他。于光远说，最早是邓小平把胡耀邦、于光远找去，交给他们一个提纲，还作了详细的讲解，让他们去起草。这个提纲，于光远一直保存着。后来他还找出来，我们在《百年潮》上发表了。

四年前，和丁东邢小群夫妇在线上相识于一枚园地作者群。去年十月，他们到澳大利亚旅游，在南京转机，停留六个小时，我们在禄口机场初次见面畅叙，感到一见如故。今年七月，我和先生到北京会友，到他们家拜访。邢小群老师赠我一本最近出版的新书《回首来时路》，我读后触动很多。邢老师告诉我，这本书是她六十岁完成的自传。本是一家出版社编辑约稿，出版过程颇为曲折。十二年后，才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印出。其间几经删削，我见到的，其实不足全稿的三分之二。邢老师这本书，讲述了自己家庭、阅读、教学、创作方面的往事。她从原生家庭说起，举例说明打骂与娇惯对孩子人格的影响。我好奇的是，家庭不但让她喜欢看书，还让她学做针线活，在上大学时，她一天就能拆洗并缝好自己的棉衣棉裤。有了孩子，又给孩子缝制棉衣裤。14岁时，她就经作家赵树理指点，学会了搪火炉。她性格泼辣，什么都敢干。关于父母，书中占了不小的篇幅。邢老师的父亲邢野是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老作家，他以电影《平原游击队》编剧名世。我小时候，有几年，国内只允许放映《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和《平原游击队》几部故事影片，我都观看过多次，郭振清扮演的李向阳，至今记忆犹新。原以为作者很风光，读了邢老师这本书，才知道也有一番酸甜苦辣。生于文学艺术之家，邢老师青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相对丰富。小学、中学、插队时代，读了不少文学名著。插队三年后，进了山西大学中文系，又读到更多的书。反智主义盛行的年代，她没有虚度时光。《简.爱》让她懂得了女人人格独立的意义；杰克.伦敦的作品坚定了她的信念，既然有人曾经受过那么多的饥饿，冻虐，欺诈，背叛和孤独，还有什么人间的痛苦不可承受；托尔斯泰崇尙做人的真实；雨果寄希望于人的善良和宽容；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把人看得更复杂，更难堪；马克.吐温认为对待虚伪的最好办法，就是戳穿它。好书铸就了她的品味。邢老师待人真诚，恪守信用。和她聊天，有如春风化雨，润入内心。邢老师和我有一个共同点，教书是人生的主业。从1977年到2012年，除了几年编辑工作，邢老师一直在高校任教。她是幸运的，赶上了中国大学的一段金色岁月。80年代，中国大学出现了回春气象。师生之间争相追求新知，教学相长。学生在给她的信中写到:“一边读你的文字，一边回想起你上课时充满的激情和击穿书本的信息量，能体察到你为我们架构一种学术气质的雄心。”她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他的学生对邢老师这样评价：“您的课激发了我们空前绝后的学术热情，我们一班的学生集体占了南边报纸杂志阅览室，‘三个崛起’等热文被我们争相传阅。朦胧诗抄了一本又一本，以至许多人到现在对诗歌的欣赏接受只到朦胧诗便戛然而止。”我是大学英语教师，非常清楚教师的辛苦。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教英语，大多课文来自国外的作品，手头参考书不够用，要搞明白文中的意思和内涵，就要查阅好多资料，去图书馆借阅。要做一名被学生认可的老师，背后的劳作其实很多。邢老师讲课，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力图将这种追求传递给学生。然而，大学的风气似乎偏离了轨道，离心中的理想渐行渐远，这让邢老师倍觉苦闷。时下讲坛言路受扼，师生关系紧张，互害现象普遍。让人庆幸的是，我和邢老师先后抽身而退，退休后平安着陆。邢老师著作不少，其中口述历史方面的著作影响较大。最近，她把二十年前采访何方先生的录音整理稿，在公号上连载二十几次，仍受到读者欢迎。何方先生是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专家，在七年前去世。何方在邢小群口述采访稿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长篇自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受到好评。主要部分，以《从延安一路走来》为书名，曾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然而，丁东小群公众号连载的口述片段，仍然让广大读者倍感兴趣，一点也不觉得过时。邢老师的口述史为什么受到读者的喜爱？我想，一方面是，她选择的采访对象含金量高，讲得好，她追问也可称深入。同时，不能回避邢老师整理的文本有自身的魅力。采访对象中有不少是国士级别的人物。比如何方、李慎之、郑惠，他们都是文章高手，他们参与起草宪法、准则、党代会政治报告等政治文献，用文字概括国家和政党意志，可谓最高级别的笔杆子。一般水平的文章，他们是看不上眼的。但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政论，却不像邢老师笔下的口述史那样切近口语，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有那么多鲜活的细节，凸显人的个性。听说，一些读者是何方的老朋友，老部下，他们对何方的文字很熟悉，读了何方口述片段，仍觉耳目一新。邢老师说，整理一篇口述史，往往比自己写一篇文章难。这种甘苦，不在其中，无从体会。邢老师的另一个生活亮点，是人物素描。五年前，她偶然拿起画笔，开始画人物肖像。她大约画了二百幅，多是熟识的知识界朋友。有人以为她有童子功，其实没有。连速写的基本训练，她也没受过。她只是根据照片，用铅笔画头像。她先是在网上自学，后来才得到几位名家指点。与其说她有绘画天赋，不如说她在理解知识分子精神追求，洞悉知识分子内心世界方面，发挥了优势。她笔下的人物，多为沉思的神情，绝无憨态媚态。这就吻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受专业训练的一般美术师生的人物素描，和邢老师大异其趣。这些素描让公号“丁东小群”锦上添花。文中有画，画中有文，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岂不妙哉！邢老师向往的生活，是在这个焦灼浮躁的时代，能在夜阑人静的灯下，或在暖阳斜照的窗前，拂去心中尘埃，沏上一杯茶，读书，写作。这让我想到刘禹锡的诗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此书在当当网有售）

60年前，我考取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只知道这是一所名校，并不了解师大一附中的历史。人到中年以后，才知道母校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中学之一。1901年

郑惠先生原名刘观恩，1928年生于湖南武冈县，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参加过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的起草。1997年创办《百年潮》，任社长。2000年辞职。2002年夏季发现肝癌，已到晚期，2003年2月23日逝世于北京。在郑惠先生住院期间，邢小群曾对他进行了三次采访，请他回忆与胡乔木的交往。本来还想进行多次采访，但计划未及完成，郑公仙逝。当时，曾与友人合送挽联——半生俯首做嫁衣，文牍等身书生累；晚年捐躯新启蒙，青史流芳百年潮，以示对郑惠先生的悼念。现将2002年8月23日对郑惠先生的第一次采访展示如下：邢：您同意搞口述史，太好了。咱们就先谈您所了解的胡乔木吧。郑：我对他很尊敬，但我还是服从真理！他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还是要说的。邢：他是历史人物，是共产党内重要人物，不是一般的人物，您谈他是对历史负责。郑：是的。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

我当日本研究所所长大概九年，正式开展工作是1980年。我去日本研究所，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日本问题我没搞过，日本话我也不懂。一开始，宦乡准备让我去搞苏联东欧所。他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社科院搞一个国际片，包括好多国别所、地区所，最后有八个所。苏联和美国是必须研究的。美国研究所所长，一开始他想自己兼，我建议叫李慎之当所长。苏联东欧所他让我去搞。在筹办这两个所的过程中，发生了新的问题。中联部原来有三个研究所，一个是苏联东欧所，一个是拉丁美洲所，一个是西亚北非所，后来叫西亚非洲所。它们在文革前就建立了，人马相当多。当时中联部部长是姬鹏飞，这三个所他不想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愿意要。宦乡提议我作为社科院代表去接收。中联部领导姬鹏飞、李一氓、刘新权，都是从外交部去的，我都熟悉。让我谈判，也很简单，中联部把人马、资料一切转给我们，由我们这儿发工资就行了。李一氓当时是中联部常务副部长，跟我很熟，把底子也亮了出来。他说，那几个所就在东四十条段祺瑞执政府，准备将来拆掉盖干部宿舍，我们要这里的地皮。因此，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时候把这个地方给我们退出来？为此，宦乡很发愁，我则慨然允诺。我说，这好办，就和他们签了协定：三个所的人马、资料、图书等我们都带过去，等到社科院大楼盖好以后，就把地方给他们腾出来。社科院这边也在发愁，我说没问题，咱们完全可以先把一切担当下来。我有个什么底呢？段祺瑞执政府是文物保护单位，是清朝的陆军部和海军部，是“三一八”惨案所在地，是岗村宁次的华北驻军司令部。这么个地方，会让李一氓拆掉吗？哪怕是一砖一瓦，根本不能动。签了字后，我就到了苏联东欧所。但我不能做所长。人家全班人马齐备，我才来怎么能当所长，把人家的所长换了呢？有人听说我要去搞苏联东欧所，到处说我的坏话。说何方怎么能搞苏联东欧所？他如何如何不行。不行就不行吧。宦乡还要搞一个欧洲所、一个日本所。欧洲所原来有一个现成的摊子——叫西欧研究所，原来是施谷当所长。他病逝后，我推荐徐达深去。徐达深原来是外交部西欧司的，当过半年司长，跟张闻天一起下了台。因为他给张闻天当过秘书，他是我之后的第二名“反党宗派成员”。他来了以后，宦乡就让我去日本所。我当时非常不愿意。宦乡说，那怎么办呢？日本所总得有人筹备啊？日本所就日本所吧，筹备嘛，把这个摊子先建立起来再说。所以，我去日本所是颇为偶然的。走马上任以后，我还是个光杆司令。后来三搞两搞，我和李慎之每人有了一部车。他是美国所，我是日本所。虽然都是光杆司令，但代表的是一个所呀！公家给每个所配了一辆车，还有司机。可我们两个人都不爱用车，步行上下班。司机也非常满意。我们两个人多数时间还是在毛家湾住。我们早上出来到北海转一圈，自由自在。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招了一个秘书。她就坐在毛家湾我那个套间的外间。在毛家湾开始筹备日本研究所。找不到房子，办公地点一年之内搬了有四、五次。社科院比较支持我们，让我们住到西苑宾馆，在那里办公。一个所占用四、五个客房，连住带吃，四菜一汤。钱是社科院掏，因为没办法解决房子。后来，社科院觉得不合算，我们也觉得过意不去，又找到装甲兵招待所，倒是便宜，但地点太远。研究机构平常不上班，大家集合就是开个会，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后来，那里不行了，我们又搬到了张自忠路3号东院。我们和美国所在一起，总是共进退。李慎之搞过新闻工作，没搞过行政领导工作，他说，一切都归你管。所以，连美国所我都管着。开会，我就把两个所的人一起召集来。后来董乐山等人开玩笑说，我们当年都听你训话。筹备日本研究所，招兵买马最困难。想要来的人不一定合适，有一些相当不错的人，本单位不放。我很费劲，就招了几个当时的硕士研究生。骨干也招了一些，但是不太理想。这些骨干懂日文，或者在日本留过学，或者是伪满洲国的建国大学毕业。建大实际上是培养满洲国官僚的地方，学生一半是日本人，一半是中国人，用日本话讲课。建大毕业生，我们调来三个。三个人都想当副所长。我就不好安排了。不管怎么样，到了我们所最兴盛的时期，招到了七十多个人。其实编制比这还稍微多一点。我们把科目一分，最后发现需要的人很多。我们只有研究日本哲学、日本文学、日本历史的人，我提出研究日本文化的问题。为了搞日本文化研究，成立了日本文化研究室。有些人不愿意搞日本文化，因为这是个新的科目，他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没有基础。比如叶渭渠，他搞日本文学很出名，翻译了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他送了我一大摞子书。让他搞日本文化，他不大愿意。他说，我搞了一辈子日本文学，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再搞日本文化？我说，你再把文学稍微扩大一点，不就成了文化吗？目前咱们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只得由你干。最后总结工作中的缺点，应该说在招人上有问题。当时我想，既然干日本研究所，就好好干一下。我还曾积极准备学日文。弄了点书，找了个老师。李一氓的儿媳妇曲靖华是老熟人，在二外工作，她帮我找了个人，做我的老师。老师非常热心，从字母开始教我。学了一个月。我发现，学日文比学英文、俄文都难。我已经六十岁了，学日语肯定影响干别的，何必呢？还是研究问题算了。这时候，开始了对外交流，我去了一趟美国，发现他们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根本不会说中国话，也看不懂中国书。当年美国和中国建交时，斯卡拉皮诺是卡特征求意见的四大名人之一。他说：我的中文程度和你的英文程度一样，就会说个“谢谢”。不一定要懂中文，现在的信息很多，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材料都看不过来。我想也是。于是，我就不学日文，而搞学术问题了。当然，只搞日本问题研究，我不甘心。尽管一直到我退下来，日本学者对我的评价颇高。但是我还得说，我对日本问题是外行。我对李慎之说，我对日本经济的了解，不如对美国经济的了解。当时美国经济中的很多数字，一年生产多少汽车？多少钢铁？我是可以背下来的。对日本问题，我原来没有注意过，光注意苏联和美国了。因此我想，完全搞日本问题不合算，这弯子转得太急，我还是得搞整个国际问题。所以，我当的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的基本是国际问题。日本问题也得研究啊，它是国际问题的一部分。身在其位，我得领导。我在那儿摆脱不了啊。对于这个研究机构，我当时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出成绩、出产品；一个是要出人才。培养人才要看你写了多少有独到见解、可以成为学派的东西，而不是抄抄写写。要想出东西，就得有人才；而有了人才，才能出来好东西。两方面相辅相成。所以我们的任务一个是培养人才，一个是组织写作。从人才的培养结果看，倒是有了一些。但是，刚把人培养得好一点，他要求去日本学习，然后自己再拉一点关系，就不回来了。那时候中国人对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兴趣特别大。我培养了一些相当不错的人，都跑了。一开始我还动员他们回来。后来，我想，算了吧，人各有志。有的人回来不敢见我，怕我骂他；有的人回到中国时说，我就怕见到老何，老何一定要骂我。我说，我骂你干嘛？你已经是洋人了，现在是中国人怕洋人嘛！尽管我招人很费劲，终归还是招了一些。研究日本文学的，后来都编到日本文化室里去了。日本文化包括研究日本社会、哲学、文学、习惯等。还有日本政治研究室，日本自民党是怎么回事？社会党是怎么回事？还有日本经济研究室。我们当时重点研究的是日本经济。社科院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是研究世界经济。比如说，全世界经济是进入高潮了还是向低潮发展？要有更宏观一些的研究。但是也得有国别经济研究，从一般到国别。对于日本经济，我在干校时就开始考虑：中国经济为什么比日本落后那么多？我们的产值，从比日本高出几乎一倍，到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这太惨痛了。那么，就得研究日本的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编了一套日本问题丛书。其中《战后的日本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投入的力量最大。我们这套丛书有日本政治、日本经济、日本文化、日本对外关系等。对外关系包括中日关系、日美关系、日本的国际地位等。我们把研究室分得多了一点，连室主任都找不到。所下面还有另外一些机构：办公室、图书馆、资料室等，五脏俱全。还得有会计；有开车的、采购的。办公室主任是借调吉林社科院的吴玉琪。他工作认真负责，也能干。我把一切管理工作都交给他了。吴玉琪原来是黄永胜秘书班子里的一个小秘书。他连黄永胜的事还弄不清楚呢，就和黄永胜一起倒台了。他本来是军委的，一下子发送到吉林。老婆、孩子都在北京，他情绪很低落，还住着军委的房子，无论如何也想回北京。我就把他借来了。吉林社科院院长佟冬是我在延安和东北工作时的熟人，我在辽东省委当宣传科长，他当组织科长。后来他当了吉林社科院的院长。他跟范文澜一起搞过《中国通史简编》，是个名人。他说，去吧。我就把吴玉琪弄来了。人是弄来了，但人事关系却不容易转，进北京不容易呀！那时在外地发现一批人才，可进京不容易。有好多规定，解决户口很难啊。相关阅读：国际问题写作小组——何方口述片段之二十三争取平反——何方口述之二十二再忆干校生涯——何方口述片段之二十一我的1960——何方口述片段之二十经历延安整风——何方口述片段之十八在抗大——何方口述片段之十七奔赴延安——何方口述片段之十六上学记——何方口述片段之十五父亲和母亲——何方口述片段之十四五七干校——何方口述片段之十三一本糊涂账——何方口述片段之十二四清前后——何方口述片段之十一处分与甄别——何方口述片段之十1959年纪事——何方口述片段之九大跃进年代——何方口述片段之八礼宾改革和张闻天的外交思想——何方口述片段之七回到外交部——何方口述片段之六日内瓦会议前后——何方口述片段之五在驻苏大使馆——何方口述片段之四在辽东——何方口述片段之三从延安到哈尔滨——何方口述片段之二反右派运动中的张闻天——何方口述片段之一

离开外交部，我又吃香了。于光远让我去马列所，黎澍让我编《历史研究》。邓力群说，你搞了一辈子国际问题，还是继续搞国际问题研究吧。他叫宦乡把于光远和其他人都挡了回去。我就进了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组长是胡乔木，副组长是宦乡。胡乔木只是挂了个名。第一次同我见了个面，就走了。他们需要一个经常真正管事的，能把大家都招呼起来的人，就让我去了那里，地点在钓鱼台，江青住过的十一号楼。任务是邓小平给的。他当时出了一个题目：“苏联是怎么变修的？如何防止修正主义”。要我们写的题目叫《社会帝国主义论》，或者《论社会帝国主义》。当时，把北京能写的人召集了一批，包括李慎之、谭文瑞、钱俊瑞等,有二三十个人。有搞哲学的，有搞政治学的，有搞外交的。还有林伯渠的女儿林莉。我们主要研究苏联。宦乡每个礼拜来一、两次。胡乔木根本不管。大家住得很阔气。一开始把我分在江青住的那个房间，里面黑乎乎的。后来我不干了，住到胡乔木住过的地方去了。在这个小组一年多，我们研究的结果，苏联确实存在着一个特权阶层。但是，中国的特殊阶层比他们还厉害，而且特殊阶层的权力比他们大。苏联不像中国，党管一切，他们党的地位反而低一些。比如一个著名哲学家叫亚历山德罗夫，曾经被日丹诺夫批判了一通。但是苏联不是把他就此打倒，而让他当了政府的文化部长。他当了一阵子文化部长后，又被调到党中央当宣传部副部长。于是，他的工资降了一半。2400卢布降为1200卢布。那时我在驻苏使馆也是1200卢布。他老兄和我一样。所以说，他们的党政分开是比较严格的。比来比去，觉得各方面都比他们有过之。如果说“修”的话，我们比他们“修”得更厉害。如果说他们有特权阶层，我们的特权阶层更厉害。要批苏联，就等于批自己。而苏联在这些方面实际上比中国强；党政还有区分，报纸上也可以有些批评。而我们这儿的材料从来不公开，批评在报纸上是找不着的。我们比他们更严重。最后，我们就向上写报告，说要是批判的话，就批到自己的头上了。弄来弄去，此路不通。每个人都要写，实际上我们写的这些材料没人看，也没人可送。这样一来，我们的任务就完不成了。钓鱼台也要收费了。当时一座楼一天收三千元。我们哪儿有三千元？我们说，是李先念批的，叫他们问李先念去要。人家说，李先念根本不管这事。我们在那儿白吃白喝，日子过得太阔气了，生活水平提到了与江青差不多的程度！搞了一年多，什么东西也没搞出来，思想反而还搞坏了，觉得苏联比我们还强。邓小平布置的任务，他大概也忘了。可是胡乔木忘不了啊，因为这事直接归他管，他是组长啊。于是不晓得是怎么和邓小平说的，胡乔木劝大家暂时回去，各回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