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翻书忆往正思君》

近日收到李昕所赠新书《翻书忆往正思君》（上海三联书店），我和小群都读得津津有味。本书是27篇随笔的结集，作者回忆了出版生涯中和周有光、杨绛、杨振宁、傅高义、沈昌文、吴敬琏等各界名流的交往，生动细节很多。其中，对几位曾经共事的出版家的记述，印象尤深。

1982年，李昕从武汉大学毕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供职14年，曾在韦君宜、屠岸、陈早春麾下做编辑。《本色韦君宜》《君子屠岸》《倔强而沉静的书生——出版家陈早春侧影》三篇文章记录了当年往事。对这些已故的著名出版家，他不是一味赞美，而是以细节呈现他们的性格。以陈早春为例：

李昕说：在参加《鲁迅全集》的定稿时，他凭着自己对于多方史料的搜集，言之凿凿地考证出20世纪30年代化名“杜荃”攻击鲁迅先生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的人是郭沫若，解密了一桩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疑案，引起学界轰动。对这件事，郭沫若本人是不承认的。而陈早春要将这一考证写到《鲁迅全集》注释中，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为郭沫若的形象需要维护。初稿送上去，这一条注释被定稿组删去，第二稿他仍然这样写，又被划掉。于是陈早春犯了倔劲儿，他非要把这个疑案坐实不可。第三稿、第四稿都被删去此条以后，他决定向党中央上书。写了一篇4000字的报告送上去，经胡乔木亲自批示，同意将这条注释加在《鲁迅全集》第4卷中。郭沫若即杜荃，遂成历史定论。

1986年他刚当总编辑时，中国作协书记鲍昌来电话指责“人文社”几位老同志支持丁玲创办《中国》杂志，是在搞宗派主义。陈早春二话不说就硬顶回去，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是中国作协的下属单位，不搞圈子，不立山头，不拉帮结派。他告诫这位领导不要指手画脚，两家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某位从社里调离的领导，因为支持极左而丢掉了官职，部里准备安排他回人文社重操旧业，因陈社长和前任社长韦君宜一起抵制而最终无果。某机构负责人在退休前夕，自己活动要到人文社任职，局里几乎要下批文，这时陈社长向熟悉情况的编辑们了解，知此人在文坛上口碑非常不好，便找到局里，直言人文社不是垃圾场！从而严拒此人。

对于自己信任的业务干部，他也是不惜以“抗上”来保护。风波发生后，上级有人坚持要给两位中层干部以党纪政纪处分。陈社长据理力争，又是致函，又是电话，又是面谈，坚持用批评教育的方法解决两人的问题。李昕便是两人之一。

1988年，国家出版局将《金瓶梅》节本的出版权授予山东的一家出版社，而不准人文社的版本重印。陈早春为此到局里去和一位领导辩论一场，指出人文社的《金瓶梅》（词话本）较之山东的《金瓶梅》（张竹坡评点本）的若干优胜之处，使得局里最后只好同意“人文社”继续出版此书。

1990年代，《当代》发表邓贤写淞沪会战的文章，因涉及对冯玉祥的负面评价，被冯的女儿告了一状，领导做了批示，说是要严查。陈社长面不改色，在社里开座谈会，他把相关的编辑都找来，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不会处理你们。

长篇小说《白鹿原》刚刚出版时。有人认为这本书“不仅是黄色的，而且是反动的”。陈早春认为这种事情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于是立即筹办专家座谈会，请学者们提供专业意见。同时他把样书送给陈涌。陈涌表达了支持此书出版的看法。专家和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几十年来十分难得的一部小说，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贡献。陈早春把这些意见反映上去以后，上级机关有所松动，但是仍然不准重印此书。此时正值第二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开评，应多数评委的要求，陈早春毅然支持将《白鹿原》列为第一名。

《新文学史料》杂志主编牛汉是一条硬汉，坚持求真务实的办刊方针，发表文章，要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本来面目，因而引起文坛强烈反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几十年来以冯雪峰和胡风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受到不公正待遇，所以该刊组织过一些文章，细述当年旧案原委，目的在于澄清史实。然而有些人对此看不惯，说《新文学史料》被牛汉办成了雪峰派和胡风派的同仁刊物。韦君宜当政时就有此议论，以至韦老太曾商请牛汉，“咱们是不是可以停刊？”牛汉自然是不愿，顶住了。到了陈早春主政的1987年，同样的议论又传来，意思是这个杂志应该换主编。正好此时，牛汉也到了该离休的时候。但陈早春认为，牛汉不能走，不过可以变通一下，用加强管理的方法解决问题。所谓加强管理，就是由他和牛汉两人担任双主编。他对牛汉说，你照样编你的刊，我只挂名不参与编务，出了问题我负责。“如有来自外面的压力，由我去扛。我光棍一条，没有什么羽毛需要特别珍惜的”。这样，牛汉又继续放手主持《新文学史料》编辑工作10年，直到1997年他年满74周岁为止。

陈早春一而再再而三地抗上，当时的上级领导仍然让陈早春担任总编辑、社长超过10年，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历史上任职最久的一把手。放在今天，已经很难想象。

李昕不但记述了陈早春的风骨，对于有同样追求文化界人士，他也敏锐地把握。比如，邵燕祥去世时，他了解到邵燕祥1988年3月29日曾给杜高写了一封信——今读《人民日报》上尊文，我完全同意你的议论。我是从《文艺报》上得知对严剧结尾有争议，才看了十二、十三和十四、十五两次四集的。为了此剧尊重了历史的真实，我对编剧顾尔镡等同志的胆识表示敬佩；为了你对此剧的支持，和对结尾两集的悲剧意义的深刻分析，向你致敬。

于是，李昕主动联系杜高，前往造访，了解背景，急就一篇《为了对得起曾经的苦难》。

1988年，江苏电视台和南京电影制片厂合拍了电视剧《严凤英》， 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与剧作家顾尔镡共同编剧。前十三集，表现严凤英从一个旧戏班的小学徒成长为名满天下的黄梅戏艺术家。第十四、十五两集，反映文革中严凤英被迫害致死的过程。残酷的斗争使她不堪凌辱，饮恨自杀，死后被剖腹开膛，理由竟然是为了寻找发报机！尽管剧中并没有直接用画面来表现这一血淋淋的场景，但毕竟它所涉及的史实残酷惨烈，仍然会使一些人不敢面对。中央台审片后要求删除最后两集，江苏台便求助于电视艺术家协会。当时，杜高是电视艺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改变了该电视剧创作的主旨，把一部悲剧改成了正剧，不仅降低了作品的精神高度和思想蕴含，而且也不能完整反映历史的真实。这部电视剧的深刻性，不仅仅在于揭露了极左思潮的荒谬和野蛮，而且在于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普通人的心态。在严凤英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即使是同情她的人，也没有一个敢于说出真话，没有一个敢于为她辩护或对她施以援手。就连她的丈夫，在发现她服安眠药自尽以后，也没有想到要及时抢救她的生命，而是惊恐地跑去向恶势力代表人物报告。以至于那些极左人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刻，还在对她进行“最后一次斗争”。善良人的怯懦和自保意识，最终使严凤英失去了仅存的一线活下来的希望。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作为编剧之一，真实地表现自己当时的恐惧心理，这极为难能可贵。杜高为了说服中央电视台保留十五集电视剧全貌，决定召开看片座谈会，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大会议室，杜高主持会议，戏剧影视界的专家和媒体朋友各抒己见。大家畅所欲言，有争论也有交流。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这两集应该播出，一些老艺术家声情并茂地发言，要求我们的电视节目不要忘记历史，更不要腰斩历史。当天座谈会请了中央台审片组的人员，他们从善如流，当即同意保留这两集播出。

这样的圆满结果，同样恍若隔世。

此书精彩之处还有许多，兹不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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