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今慧：《夕照回眸》（一）

母亲去世已经七天了。民间风俗，“头七”要祭拜。我们考虑，燃烛点香，不如展示她的文章。于是决定，从今天开始，连载她的回忆录《夕照回眸》。这部回忆录，有多位读者留言，希望阅读。我们昨天终于找到了完整的电子文本，可以让读者分享了。

第一章  苦涩的童年

没有温暖的家

1928年农历二月初四之夜，我出生在河北省曲阳县城南中佐村一个农民家庭。

曲阳县位于太行山东麓，现保定市西南部；周边与唐县、阜平、行唐、新乐、定州市相连；地形分为山区、丘陵、平原三大类。主要山峰有三角界、三尖梁、西莲花山、凤凰山、嘉山、黄山等。名胜古迹众多。抗日战争时期，曲阳是冀西敌后根据地较出名的一个县，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育出一批革命老干部，也涌现出不少英雄人物，如神枪手李殿兵、劳动英雄王秋芬等人。

我家位于半山区丘陵地带，与黄山和穆山为邻。黄山出汉白玉，山下周围村庄是享有盛誉的石雕之乡；穆山传说是巾帼名将穆桂英安营扎寨之地。村边树木林立，小溪环绕，到了夏天清水潺潺，小虾、小鱼活蹦乱跳。

从我记事起，我家住的是一处五正三厢的四合院，院子不算大，布局很规整，房屋都有廊檐。叔叔和父亲已分家，他们住在南院新盖的房子里。爷爷奶奶和我们住一个院内，他们住正房。在二百多户的村子里我家经济状况属于中等。父亲和叔叔分家时，爷爷和奶奶除了十几亩养老地，兄弟二人各分二十多亩地，都是自己耕种，农忙时雇几天短工。

爷爷是个秀才，年轻时曾准备科考，因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未能如愿；后来教了几年私塾，干农活也很内行。奶奶出身大户人家，没有念过书，旧意识很浓厚，什么三纲五常、二十四孝，妇女无才便是德等等，旧建礼教懂得不少。

父亲念过几年私塾，是个为人耿直、性格倔强、思想守旧又很固执的人。他们的传统观念很强，重男轻女，在他们眼里，男孩子是金疙瘩，女孩子是坷垃块，尤其对我这个排行老三的女孩，从没有给过好脸，总是冷眼相看。

我母亲性格温和，心地善良宽厚，同情贫穷人，从她的外祖母到她本人都是一女单传，家境较好，出嫁时陪送也多。她常把那些衣物送给缺衣少穿的人，对讨饭吃的人，来者必给。母亲思想开通，容易接受新事物，对我两个姐姐上民校和我上小学都很支持。她娘家是进步家庭，后来我知道，我的舅舅、妗子（舅母）和表兄都是共产党员。母亲自然也受到娘家的影响，可就是在我们这个家庭中做不了主，是我们家的旧势力太强了吧。母亲喜欢男孩，也不多嫌女孩。

大姐性格开朗，心灵手巧，13岁就能做全家人的鞋袜，扎花刺绣看看就会，她上了两个冬天的民校识字班，就能写简单的书信。

二姐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心地厚道实成，就是不愿学习文化；她干家务活是把好手，吃苦耐劳，能吃亏让人。

弟弟小我三岁，是我家的宝贝疙瘩，他的出生，让全家人喜笑颜开，欢天喜地。奶奶和爹娘为了这个男孩子平安长大，很快给他认了三家干爹干娘，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干爹是姓刘的、姓安的、姓田的。姓刘取“留住”意思，安是平安，田是田园兴旺光景好，将来不愁吃和穿。这三家干娘的姓氏也必须好听和顺，并且她们所生的男孩都在三个以上，好让这些干哥们压住邪气、带着这个小干弟茁壮成长。这还不够，又到奶奶庙、观音庙烧香许愿，保佑，弟弟岁岁平安，免灾去病，身体健康，十二岁时，定来还愿。

说来也很凑巧，我和弟弟同生在二月初四。弟弟第一个生日那天，他的干娘家都送来了锁儿。锁儿是用红线和蓝线在拐子上拐成一缕圆圈，再坠上一个中间有方孔眼的铜钱，让弟弟套在脖子上。红线取红红火火、蓝线取拦住的意思。这一天，我娘老早就忙活起来，准备供品、也做了几个锁儿，到奶奶庙、观音庙去供。回来又给家里的灶王爷、老母奶奶上供。上完供把那些锁儿都套在弟弟的脖子上。

我一看就着急地喊起来：弟弟过生日，我也过生日，为什么都给他，一个也不给我？大人们都呵斥我不懂事，我感到委屈，就大哭起来。二姐说：“别哭了，哭病了也没人给你认干爹干娘，也不会求神仙保佑你，谁让你是个小闺女子呢？”

晚上，姐妹三人躺在炕上，大姐对我说：“你别太任性，你不懂，在没有弟弟以前，咱家没有男孩子，爹娘很受气，爷爷奶奶不高兴，叔叔还在外面说咱娘：“她生不出儿子来，就会生闺女，生就的绝户命。”咱娘听说后，气得老掉眼泪。我问：“什么叫绝户命啊？”大姐说：“没有有儿子，将来把咱们都聘出去，找了婆家，家里没有男孩子传宗接代就叫绝户。”大姐这些话，我并不完全懂，但我明白：没有男孩子，娘很受气；没有男孩子，将来这个家里就没有人了，多可怕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和弟弟争过什么，唯恐我娘生气。不过弟弟他性格憨厚、诚实，不论谁给他什么好吃的，他从不独占，都让姐姐们尝尝，大家都喜欢他。

我还个妹妹，她小我6岁。她的命也很苦。母亲生下她四个月就给她断了奶。父母为了保住儿子的健康，把妹妹带来的奶水，让大她两岁的哥哥吃上，她就和我小时候一样，只能吃山药（红薯）和山药面糊糊，吃得皮包骨头，一直身体不好。妹妹最愿意跟着我，我到哪儿，她跟到哪儿。她走不动时，我就背着、抱着她。因我体弱力小，常常把她摔在地上，她从不哭，我把她扶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或揉揉头，再抱上她走。如大人们给个糖块、烧饼、油条什么的，我舍不得吃，都给她吃了。她长到十来岁时，遇到什么事都对我说，姐妹中我和妹妹关系最好。妹妹聪明伶俐，也很漂亮，长到十七八岁时，细高个儿，皮肤很白，脸形和眉眼很俊秀，做事干练，谁见谁夸，托人说亲的很多。我和弟弟参加工作后，父母身边只有她一个人了，母亲不愿意她早出嫁。可惜，她23岁时得了肺病，家里不给医治，父亲和爷爷都说，得了这种病没有治好了的。我当时就想，妹妹若是个男孩子，他们卖掉二亩地也会心急火燎地送他到医院治疗。当时我和弟弟虽然都参加了工作，但那时是供给制，我们没有钱帮助她，心中非常着急，也无能为力。全靠大表哥（中医，我舅舅的儿子）用中药治疗，维持了一年，妹妹不幸英年早逝。妹妹去世后,我非常悲痛,不知哭过多少回，一想起来，就哭一阵。我把她写给我的信保存了几十年。尽管一看到那些信就掉眼泪，也舍不得把它烧掉。

小的时候，我深感这个家中冷冰冰的，没有温暖，没有欢乐，连姐妹之间说说笑笑，都被斥之为不明事理，不像样子，让人耻笑。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就蒙上一层苦闷和烦恼，挥之不去。

爷爷、奶奶单独生活，日子过得较好，隔三岔五地改善伙食，蒸包子、包饺子，买块肉炖炖，每逢这时候，定会留住叔叔家一个大我三岁，一个小我两个月的男孩子同吃，还常给我家一岁的弟弟送过点来。一次奶奶给弟弟拿来两个热气腾腾的肉包子，我跑过去说：“奶奶，我也想吃肉包子。”奶奶说我女孩子不能和男孩子争嘴吃！我说为什么男孩子能吃女孩子就不能吃？奶奶说男孩子长大了顶门立户，干大事。女孩子就不行，只能在家里纺线，织布，做针线。我说：“不对！你们偏心眼，纺线织布也是干活呀……”这时，我娘一把将我拉过去，狠狠地在我屁股上打了两下：“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奶奶见状转身走了，我更感到委屈，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大声地说：“你们就是偏心眼儿，光喜欢小子，不喜欢闺女，等我长大了，你们老了，谁都不理你们，就让小子伺候你们吧！”娘一听急了：“你胡说什么，这是从哪学来的？”说着伸出手又要打我，我撒腿就往外跑，大姐从弟弟跟前拿起一个包子追了过来：“别哭了，给你吃一个包子吧！”我一巴掌打落在地：“不吃，不吃他们的东西，以后他们给我什么东西我都不要！”正在这时，我爹从外边回来，厉声厉色地说：“哭什么？哪来的包子？”大姐赶紧拾起包子说：“是奶奶给弟弟的。”我爹指着我说：“你为什么扔在地上？小闺女子，反了你啦！”说着大巴掌就冲我伸了过来，大姐把我一挡，这一巴掌就落在了她的后脑勺上，大姐把我搂住，我们俩人都哭了起来。大姐哭着说：“他们不喜欢咱们，谁叫咱们是女孩子呢！”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女孩子就活该受气呢？”我幼小的心灵中，这一直是个问号。

从那以后，大约一年多时间，我再没有到过爷爷奶奶屋子里，每当奶奶喊我“三闺女”时，我就假装没有听见，从不答应，也不理睬，以作为无声的反抗。

受同龄男孩的欺负

我叔叔家的二小子臭蛋和我同岁，小我两个月。我两岁多的时候，叔叔和父亲还没有分家，同住一个院里。臭蛋仗着大人们喜欢他是个男孩，身体又比我壮，就常欺负我。要么凭白无故把我推倒在地，要么打我几下就跑。有时把我推倒后，胳膊上、脸上磕破了皮，我就连哭带喊：“臭蛋又打我。”这时婶子出来吓唬他几声，就把他拉走了。奶奶唯恐我娘出来，妯娌俩吵起来，就哄我说：“别哭了，磕块皮算什么，一会就好了。”我挨了打，也没人说句公道话，就哭个没完，常常是大姐过来把我拉走：“不要哭了，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呀！”奶奶可能是听着大姐的话带刺，就在我们背后嘟囔：“这小闺女子，也不是个省油灯。”我忍受着臭蛋的欺负，深感委屈。

我5岁那年夏天，在房上睡觉乘凉时，我问大姐：“我那几个小伙伴的牙都长得整整齐齐的，为什么我的牙都是些牙碴子，很难看。听咱娘说是小时侯跌倒磕的，是你背着我的时侯摔倒把我磕的吧？大姐说，不是她磕的我，是叔叔家的二小子臭蛋干的坏事。咱娘不让她告诉我，怕我为这事找臭蛋打架、记仇。我要求她说：“告诉我吧，我不会找他打架，保证！”

大姐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把当时的真情告诉了我：在你两岁那年春天，家里大人们都在忙着抹房顶子，隔壁家的叔叔给送来一只剪了翅膀的鸽子，放在院内一个一尺多高的小瓮里，你和臭蛋都扒着瓮沿伸着头往里看，这时他把你的两腿往上一抬，你头朝下栽到瓮里。咱娘听见哭声，跑来抱起你一看，满嘴是血，忙用棉花蘸着水擦，疼得你浑身哆嗦。咱娘又急又气说了臭蛋几句，婶子过来抓住臭蛋喊道：“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老给我招惹是非，叫人家骂我”。说着在臭蛋屁股上打了几下，臭蛋也哭起来。咱娘说：“谁骂你了，你儿子干了坏事还不能说他几句呀！”两人吵起来。臭蛋的哭声早就牵动了爷爷的心，又听见妯娌俩拌嘴就来了气，把脚一跺说：“你们要干什么！孩子打架，你们也吵吵，成什么体统，家里正忙，还不快干活去！”奶奶赶紧过来说：“行了，行了，别吵了，天快黑了，该做饭了。”她一看你的嘴肿起来了，血流不止，连哭的劲也没有了，就对咱娘说：“磕的不轻啊！你赶快带她去姥姥家，找她大舅（大舅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给看看去吧！” 咱娘把你抱起来，让我跟着，娘抱你一段，我背你一段，摸黑走了八九里山路，到了姥姥家。大舅检查后，赶紧用镊子往外夹碎牙块，边夹边埋怨咱娘没看管好你，把孩子的牙都磕碎了，恐怕三、五天也不能吃东西。咱娘听着大舅的数落，一肚子委屈难以倾诉，眼泪涮涮地流下来。

大姐讲过后，我才知道是臭蛋害我。要不是我向大姐做了保证，还真想找他去算账。

就是这一磕，牙碴子在我嘴里呆到七、八岁换牙时，仍有一颗门牙再也没长出来。它影响了我的容貌，害得我长大参加部队文工团，只能演个老太太，大嫂子，不能演青年，一笑缺个门牙，大煞风景，我为此深感苦恼。直到解放后，我22岁转业到北京工作，才补上了那颗残缺的门牙。

小时候，街上的一群男孩子也欺负我们女孩子，不是用土坷垃投你一下就跑，就是抓把土往你身上扬，还哈哈大笑。气得我们骂他们坏蛋、兔崽子。有一天，我在街上站着，二货过来冲我甩了一身泥，我扭头一看，他已跑开了。我一气之下找到他家，大声地喊：“大婶子，管不管你家二货呀！”

大婶子一听从屋里出来：“哟，三丫（我的小名），二货怎么你啦？”

“我没招他没惹他，看他甩我这身泥！”

“这个不听话的东西，整天价招惹是非。闺女，你先回去换换衣裳，等他回来，我狠狠地打他一顿。”

“不，我不回去，我走了谁知道你打不打他呀，你不打他，以后他还会欺负我。”

“打，一定打，给你出出气。现在他不在家，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就在你家门西边和泥玩哩。”

“好，我找他去。”大婶子出去不大一会儿揪着二货的脖领子回来了，抓起一个捶布的棒棰在二货屁股上打起来，边打边说：“叫你惹事！叫你撒贱！”疼得二货哎呀哎呀地直叫唤，打完后大婶沉着脸对我说：“行了吧，三丫？”

“你得叫他说，以后不再欺负我。”

二货摸着屁股，咧着嘴，不等他娘问他就说：“娘，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欺负她了！”

我转身出来了，边走边想：大婶沉着脸对我说话，准是嫌我等着她打儿子了。管她呢，反正不怪我，二货挨打是自找的，活该！家里的男孩子欺负我，外边的男孩子也欺负我，我又不招谁惹谁，以后谁再欺负我也不行！

疾病的折磨

我从4岁至6岁这3年中，每年春冬两季都生病，一病就是两三个月。病魔也偏来欺负我这个家中“多余”的女孩子。

春天生眼病，黑眼珠周围长一层像米粒大的粉白色的小疙瘩，有的像高粱粒那么大。俗话说：“眼里容不下个沙子，”这何止一个沙子，两只眼睛一片迷茫，疼痛难忍，光线一照，更是疼得钻心。只能背着阳光低着头坐着，或是坐在炕上头抵着被摞，这样还好受点。不知叫什么病，没有请医生看过，就这么一天天地忍受着。

我娘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推碾子做饭，还要做全家人的衣服鞋袜，况且又生了一个小妹妹。后来，娘把弟弟和妹妹让大姐看着，她去娘家找我那个中医大舅给开了些草药带回来，上锅熬了，用筷子夹着棉花蘸着药水给我洗眼，一天洗三次。这时我心里很难受，我心疼娘一双小脚走了八、九里山路，还得赶快返回来给我熬药洗眼，我的眼泪和药水一块往下流。我说：“娘，你太累了，把碗里的药水给我，我自己洗吧！”娘的鼻子一酸也唏嘘起来。

那时，我惟一的快乐，就是一群小伙伴们常来看我。他们一进来就七嘴八舌地安慰我，说些开心的话和有趣的事。香珍说：“昨天你听见敲锣声了吗？”我说听见了，不知是干什么的。她说：“耍猴儿的，那猴儿真好玩，上到老高的杆子上，耍了好多花样儿，可灵巧啦。”小青说：“耍猴的人给它扔了很多圈套儿，它一个个钻过去，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叽叽嘎嘎说了一阵子，又一齐跑了出去。我又高兴又着急，我很羡慕他们，他们过得多快活呀，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每年冬天都发高烧，一发烧，奶奶就给我用针挑脖子和前胸后背，再拔拔火罐，喝些姜汤发汗（这时奶奶对我比以前好些了）。烧退了又咳嗽，有时咳得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出来。到了晚上更受罪，因缺柴烧炕，全家人都在一个炕上睡觉，一咳起来我爹就来了气：“你没完没了的咳，还让人睡觉吗？金箱（大姐的名字），快起来给她拿块生山药吃，吃着东西就不咳了。”

我爹哪里知道，大冬天在被窝里吃下生山药，不仅胃里难受，咳嗽也更厉害了。我怕把爹吵醒又对我发火，就使劲掐着喉咙落泪。心想：“我咳嗽好多天了，都咳出血来了，也不给我找医生看看，叫我年年受罪，真狠心哪！”他们准是盼望我早点死去，好去掉一块他们的心病。又想起娘对我说的那句话：“你真不该降生到这个家里来呀！”这能怪我吗？听奶奶说，送子娘娘有三个，大娘娘和二娘娘办事细心，缺男送男、缺女送女，送的娃娃又壮实又聪明；三娘娘是个急性子，办事马虎，常把娃娃送错了，人家求男她送女的，人家求女，她送成男的。我准是那个三娘娘送错了的，我怪她，恨她。反正我是来了，我不死，我也不哭了，我都6岁了，等我长大了就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再也不理这个爹，也不理那个爷！

病在姥姥家

小时候我最喜欢住姥姥家，在我们家里没有温暖，没有欢乐。姥姥家大不一样，大人们都喜欢我，都说我懂事，有眼色，勤快；住姥姥家还有表兄、表妹，和我一块玩，那一张张笑脸让我心里高兴。

姥姥家村西是一条大沙河，大舅常用网在河里打鱼，我们跟着去看，然后抬着篓子把网到的鱼弄回来，炖上一锅新鲜鱼吃，味道儿可香啦。姥姥家院里有棵大桑树，到了春天姥姥养蚕，我和表兄表妹去采嫩绿的桑叶，喂那些小蚕虫。蚕长大了，我们把采来的桑叶撒在蚕身上，听着“唰唰唰”咬桑叶的声音。有时，把蚕托在手上，凉丝丝的，它那圆溜溜的肚子清澈透亮。“啊，要吐丝了！”表妹高兴地喊着。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拿到绑好的谷秸上，看着它们摇头晃脑吐丝作蚕，真好玩啊！来到姥姥家像是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迷人。

姥姥家还有好多枣树，一到秋天我们就去摘红枣吃。我7岁那年秋天，表兄表妹捎信来叫我去吃红枣儿，还说桑葚都熟了，再不来就吃不上了。我娘不让我去，怕我走错了路。我自信不会走错，万一走错了，鼻子底下还有嘴呀。说来也巧，正当我闹着要去的时候，从姥姥家村里来了一辆串亲的大车，车上的人和姥姥家是邻居，她们认识我。我和妈妈说了一声就搭车走了。不曾想到，一到姥姥家就发起高烧来，姥姥说是过山口时着了凉。大舅摸摸脉说是感冒，开了一副草药熬了喝下去，第二天高烧退了，两天后还有些低烧，一口东西也不想吃，光是要水喝。大舅摸脉后说是得了伤寒病。姥姥惊讶地问：“伤寒病，这病要紧吗？”大舅说：“好好的养着也不要紧，这病不吃东西饿不死，就是不能缺水喝。”

我一直喝了20天的白开水，到21天上，在外面做事回家家养病的二舅端来一碗小饺子，用筷子夹起一个送到我嘴边说：我自己做的，非常好吃，可香啦，你吃一个尝尝！我张嘴咬了一口，也吃不出香味来，勉强把一个小饺子吃下去了。大舅很忙，常出门给人看病，他每次回来先到姥姥屋看看我。这天他一进屋，姥姥就高兴地说：“她吃东西了，吃了一个小饺子。”家里人正在吃中午饭，他们一听都为我高兴，大妗子也端着碗进来了，大妗子是个实在人，心直口快，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可好了，能吃东西了，就死不了啦！”大舅没好气地说：“你知道什么！”又对大家说：“能吃东西了，不等于病好了。咱村两个比她大点的女孩，也得了这个病，都是让我看的，都能吃东西了，一个闹着吃驴肉，吃完了就犯了病，第二天就死了；一个闹着要上街，她爹背着她到街上转了一圈，受了风寒，发高烧也死了。”我一听心里害怕了，我会不会死了呢？姥姥指着我说：“这孩子听话，不嚷不闹，也不说想要什么。”大舅说：“这就好办，就怕不听话。”我心想：我一定听姥姥和大舅的话，不上街，不要着吃，也不让他们着急。大家对我这么好，我还要什么呢？什么都不要。

病一天天好起来，也能吃些饭了，可是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像扣着个小锅子，一敲嘣嘣响，肚皮上暴出一条条青筋，姥姥又发愁了：“这可怎么办哟！”我也害怕了，觉得自己活不了啦，拿起镜子一照，镜子里的人不是我了，又黄又瘦，皮包着骨头，光秃秃的头像个小和尚，还腆着个大肚子，多难看呀，不由得掉下眼泪哭起来。大舅说：“别急，慢慢会好的。”从此，除吃药外，每个集上大舅都买块牛肉回来，用砂锅炖熟，不放盐，让我连汤带肉一块吃，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小碗，再加上每天早上吃三个烧好的核桃。姥姥又找来一个老太太用针给我挑肚子，只要是晴天，天天上午冲着窗户上的阳光挑，她说：“你肚子上的青筋像一棵树，有根、有枝、有杈，我从根上给你挑，大大小小的枝杈都给挑遍。”说着就咯嘣咯嘣地挑起来。嘴里还叨咕：这幸亏是个孩子，要是个大姑娘，人家还不说闲话呀？挑完后，和块面在肚子上搓来搓去。就这么持续了两三个月，肚子慢慢小了，头发也脱光了。

那时，我常常想起娘看我来时说的那句话：“你要是病在咱家，早就没命了。”我知道，在我家，我是多余的人。娘和大姐、二姐都来看我，我那个狠心的爹一次也没有来过，在他的心目中我已经不存在了。经过大舅的精心治疗和姥姥的耐心护理，我终于活下来了。头发也渐渐长出来了，是他们救了我这条可怜的小命儿，我终生难忘。

纺线获冠军

一场大病好了之后，我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干，纺棉花、缠线团、拐线子、搓棉卷等等，我一学就会，还干得蛮好。这一套活就是纺棉花难点，因刚满8岁，胳膊短，摇纺车够不着拉线，拉线够不着纺车的把手，干脆跪着纺。开始纺出的线粗一截细一截，一点也不均匀。二姐说：“不行，好棉花都让你糟蹋了。”我很不服气：“你不学就会呀！你没有糟蹋过呀？”二姐不吭声了。我纺了一阵子，很快就会了。奶奶过来说：“哟，三闺女真心灵，纺得怪好的线。”我娘也说不错，织布可以做纬用了。听到夸奖后，心里美滋滋的，我很想说：“哼”让你们看看，我不是吃闲饭的。小伙伴们见我学会纺线了，一个个都学着纺起来，没有多久就都学会了。

冬天来了，我和伙伴们到地窨子去纺线，又暖和又热闹，说笑话、讲故事、唱小曲、唱歌、唱戏，各显其能，很是欢乐。20多人夜里有两盏小油灯就行了，油钱大伙分摊。婶子大娘，闺女媳妇都愿意来这里纺线。我和几个小伙伴都是纺线的新手，热情很高，兴趣很大，每天必到。大人们都称赞说：“这几个小闺女真做活，谁也不贪玩，真是好样的。”听到夸奖后，那个爱说爱笑的玉芬嫂子说：“干脆你们来个比赛吧，我给你们当裁判，明天我拿个秤来，给你们称好棉卷，纺完让大家评一评，看谁纺得又快又好，你们说行不行？”我们异口同声：“行”！

第二天，玉芬嫂一进来就问：“你们说用几两棉花来比，二两行不行？”小香说：“再多点吧，一上午就纺二两啊？”我说：“那就三两吧。”大家都同意。玉芬嫂给我们称好后说：“开始吧！”我们4个人就聚精会神地纺起来，谁也不说话，只顾闷着头纺。快到中午了，我的三两棉花纺完了，小香还有两根卷，小青还有两根半，香珍还有三根。玉芬嫂说：“好，都把线子退下来吧，现在开始比线子的质量，大伙都看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大伙轮流着检查后，一致认定我纺得最好。“小香也不错，比三丫慢了点。”玉芬嫂说：“三丫第一名，小香第二名，小青和香珍第三四。”春燕大姐说：“我提个建议，人家体操比赛得第一第二叫冠军亚军，咱们也叫冠军亚军吧！”大家都说好！叽叽嘎嘎又说笑了一阵，就回家吃午饭去了。从此，在小伙伴中“冠军”取代了我的名字。

又过了一年，我纺线的技术大有长进，一天能纺半斤线。当时一斤线子做纬可织成两丈布（大尺子），又可换到一斤半棉花（那时，用的是16两为一斤的秤）。娘说：“干脆给你半斤棉花，你倒腾着换去吧，等倒腾多了也弄一块花格布做一身衣裳穿。我高兴地答应了。我想：“这样更好，省得大姐二姐说我光穿现成儿的了，咱自己纺线，织块布穿着更硬气，于是我就更起劲儿地纺起来。那时候，天天早晨有个卖棉花用线子换棉花的人在街上吆喝。听到吆喝声，我准是第一个先到，提着半斤线子换回12两棉花。没有多久，我又多了一个“半斤线”的“雅号”，在全村传开了，是那个卖棉花的传出去的。

砍草带来的快乐

在我家乡，差不多家家都喂着驴或牛。到了夏天，这些牲口都想改改口味，尝尝鲜嫩的青草，尤其是毛驴子，很不情愿吃那些谷秸、豆蔓。每到这时侯，那些十来岁的男孩子就有了用场，每天给牲口去砍草。在我们这个缺少男孩子的家庭中，女孩子就要当男孩子使唤了。我爹开始让我去给毛驴砍草时，我并不愿意干这种活，愿意在家搓麻绳，纳袜底、学做衣服什么的。可我背上筐一出村，看到那篮篮的天空，宽阔的大地，一对对翩翩飞舞的蝴蝶，闻到绿绿的禾苗散发出的一股股泥土香味，心情豁然开朗，不由得喊出声来：“啊，多么好玩呀！”我像一只冲出牢笼的小鸟那么快活，那么舒畅，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蓝天白云下。

砍草不用学就会。当我背着一大筐草走在大街上时，不断听人夸奖：“这小闺女真行，砍了那么多草！”“你看那三丫，比男孩子还强呢，俺家二财砍了半天草筐都没有装满。”“明儿个叫俺家小珍也去砍草……”听到这些不绝于耳的赞扬，我深感得意，心想：男孩子干的活我也能干，男孩子不能干的活，我也要学会干，我就是要让那些小看女孩子的人们看看，为女孩子争口气。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小珍就来问我还去不去砍草？我说去。她高兴地说：“我和你一块去行吗？”我说太好了，我正想有个伴呢。俩人说说笑笑到了野外，在那土坡上、地界中，拣着牲口爱吃的草用小锄头砍起来，突然发现一块谷子地里有不少青草，长得快一尺高了，我高兴地把小珍叫过来说：“你看，这里有好草。”小珍说：“叫主家看见不说咱们呀？”我说：“咱又不踩庄稼，只是除草，主家看见了应该感谢咱们。”刚要动手砍草，一只大蚂蚱蹦到我脚面上，吓了我一跳，我伸手抓住了它，用草茎把它穿起来扔进筐里，对小珍说：“咱们一边除草一边捉蚂蚱吧。”小珍说捉那干什么呀？我说喂小鸡，给小鸡揪巴揪巴它们可爱吃啦。于是我俩就行动起来，一会儿我就砍了满满的一大筐草。一看小珍的筐没满起来，她不能比我的少，不然走在大街上，人家说我砍得多，会伤她的面子，她心里怪不是滋味，我得帮帮她。很快她筐里的草也装得高高的了。我们用绳子缆好，一看太阳刚过半晌，我高兴地说：“走，咱们玩会儿去！”我俩跑到山脚下，在哗哗流淌的小溪旁，捧起那清澈透明的水喝了几口，感到特别凉爽甜美。小珍喊起来：“真痛快呀！”我俩不约而同地脱掉脚上的鞋，卷起裤腿跳进水里，抓起小虾和小鱼来。费了半天劲只抓了几只小虾，弄得满身是水，感到特别开心。小珍笑眯眯地说：“明天我把小青和双燕也叫来砍草。”我说那太好了，人多了咱们干完活就到树林里掏乌鸦蛋去。坐在树杈上，靠在树杆上，手捧着乌鸦蛋，听着小鸟们的歌声和青蛙呱呱的伴奏声，那该多好玩啊！小珍说：“叫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就想去。”我说现在该回家喂肚子了，明天再去也不晚。我们俩各自背上高过头的一大筐鲜嫩的青草，高高兴兴地哼着小曲走在回家的路上，滴滴汗水滋润着路旁的小草，幼小的足迹在坎坷弯曲的路上长长延伸。

落秋叶之争

我小的时候，家乡缺柴烧，一到深秋树叶飘落时，孩子们都到村外去搂树叶。有些男孩子蛮横霸道，常在大树下用树叶围一个大圈，树叶落在圈内就成了自己的，别人见状只好走开。他们用这种办法欺负我们女孩子。一天，我和小珍到树下一看，都让他们占下了，他们还很得意地冲我们大声喊叫：“眼馋了吧，这里没有你们的份，快走开！”小珍说：这几个小坏蛋老和咱们捣乱！我说：别理他们，回头咱得想个办法治治他们。

我们虽然走得远一点，收获很大，不光搂了村叶，还发现土岸下边一团团高粱叶、谷子叶、豆子叶、山药叶，都是夜里刮风卷过来的，我们走了几个土岸，就装满了大花篓。当我们背着大花篓说说笑笑往回走时，那几个男孩子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们，我心想，让你们眼馋生气去吧！

小珍问我：“你不是说想个办法治治他们吗？什么办法？”我说明天咱们早点来，带上个二尺长的像擀面杖那么粗的棍子就行。她问：“带粗棍子干什么？”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在他们占过的树下也用耙子搂了一圈树叶。天亮时小珍来了，她很惊讶：“哟，你都占上啦！”

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咱们俩的。从这里开始分成两大片，你占一片，我占一片，你要哪片？你挑吧！

“谢谢你了，我就占这片吧。”

“好。你带棍子来了吗？”

“带来了，说着从篓子里拿出来，用它干什么？”

“你看着！”我攥住棍子的一头儿，看准树枝，用力往上一投，只听咔喳一声，树叶哗哗地往下落。

“呀，太好了，这办法真好，我怎么就想不到呢？你叫我拿棍子，我还以为准备和他们打架呢。”

“咱不和他们打架，他们要打咱们也不怕。”

说着，昨天占地的几个男孩子来了，为首的刘根子冲我们嚷起来：“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占了我们的地盘？”

我也不示弱：“你们的地盘，哪写着你们的名字呢？凭什么说是你们的？”

“我们先占的。”

“昨天是你们先占的，今天是我们先占的。”

正吵嚷着，村长背着筐过来了。

小珍喊：“村长，你给我们评评理。”

村长一看这种对垒的阵势：“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我把前边的过程一说，村长对根子他们说：“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许你们占，不许她们占呀？”

根子说：“我们先占的，昨天就占下了。”

村长说：“哎，那就更不对了，不能说你们第一次占下了，以后就成了你们的了，这叫强行霸占，懂吗？”

我说：“我们这么做是跟他们学的，我们是想用他们的办法来治治他们。”说得他们哑口无言，谁也不吭声了。

村长说：“得了，得了，以后谁先来谁搂。”指着根子们说，“今天你们到别处搂去吧！”

我和小珍满怀胜利喜悦，相对一笑，用力投起木棍，打起树枝来，树叶落了厚厚的一层，我俩满载而一归，深感快慰。

从鬼子手中夺鸡

1937年“七七”事变，我九岁。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我的家乡，到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男女老幼提心吊胆四处逃难躲藏，但也难免遭到不测。

一天，鬼子突然进村，抓人，抢粮、抓鸡，吓得鸡飞狗跳。我站在家门外，忽然看见我家的几只鸡从房上飞下来，房上的鬼子喊，地上的鬼子捉。一个鬼子抓住的正是我最喜欢的那只大母鸡，它身上的羽毛是金黄色的，头上顶着鲜红的冠子，脖子的长毛是黄色带着黑边，油亮的黑尾巴高高翘起，非常漂亮。它下蛋很多，连着下三四个才歇一天，它炸窝时还给我孵了两窝可爱的小鸡，它是有功之臣。一见这只鸡落在鬼子手里，我也顾不得害怕了，心急火燎地扑过去喊叫：“这是我的鸡！我的鸡！”用手比划着，边夺边哭，那鬼子瞅着我站住了：“你的，你的鸡？”“是我的，是我的！”那鬼子迟疑了一下，两手拤着鸡往我胸前一伸：“给，你的！”我抱着这只心爱的鸡就往南院跑，听见背后的鬼子冲我哈哈大笑。

妈妈和大姐、二姐都藏在婶子家场院山药窖里，窖口儿用两层谷秸捆儿盖着。我跑到跟前时才想起，我不能进去，万一叫鬼子发现就糟了。我抱着鸡在场院里转了个圈，见没有人来，就搬开两个谷秸捆儿把鸡扔进山药窖里，盖好口儿，我又回到我家院内，想看看我家的鸡还有没有活着的。一眼看见我爹叫鬼子用枪逼着拉风箱烧水，鬼子们还忙着宰鸡，把鸡脖子一剁，把鸡皮往下一拉，在水桶里一涮扔进锅里。我赶紧出来到了隔壁大娘家，大娘正忙着给鬼子们找盛鸡的家什，连尿盆、洗脚盆都给他们用上了。大娘一转身看见我站在院里，惊讶地向：“三丫，你来干什么？我跑到大娘跟前，拉她弯下腰，对着她的耳朵说，鬼子们想吃臊气味了。大娘说：“别多嘴，你也不知道害怕，可别乱串了，彩娟在屋里，你也快进屋去吧！”我和堂妹彩娟呆在屋里。她扒着窗户上的玻璃看看说：“这群鬼子们正吃鸡肉哩，把我家的鸡都给杀光了，还从外边抓来不少。”我说：“我家的鸡也被他们都宰了，我只夺回一只。”

“怎么，你夺回一只？”她感到大吃一惊。

我们俩正说着话，忽然听见叽哩咕咚往外走的脚步声，我们出来一看，鬼子们都走了，满院子都是鸡毛鸡骨头。不大会儿，躲藏的人们都回来了，互相问这问那。藏在南院山药窖里的娘和大姐、二姐还有婶子和嫂子们都出来了，二姐抱着我那只鸡走过来说，不知道这只鸡是怎么来的。彩娟说是我从鬼子手里夺过来的，二婶子冲我说：“你胆子也太大了，敢和鬼子夺鸡，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大家都称赞我有胆量。

当时，我只顾夺鸡，一点也不觉得害怕。那鬼子把鸡给了我，不知是真的发了善心，还是有其他什么缘故。事后，一想起这件从狼嘴里夺食的事，莫不感到万分侥幸。

圆了上学的梦

在我们家乡，七、八岁的孩子，愿意上学的都能上学，唯独在我家就行不通。我年满9周岁了，家里还不让上学，我爹说，上什么学，拾点柴火，砍点草还有用，上学顶什么事！我去求爷爷，爷爷板着面孔说，女孩子上学没有用，拂袖而去。气得我跟奶奶发牢骚，你们就是死脑筋，死落后，老顽固，占国（我叔家大儿子）不想上学，我爷买上好吃的哄着送他去，我想去就不让去！奶奶说，生气也没用，女孩子上什么学，你两个姑姑和你大姐、二姐谁也没登过学校门。这时二姐叫我去拐线子，说急着浆哩，我把脚一跺说，我不干，带上人家送我们的一年级的语文、算数课本，找人求教去了，一天也没有干活。后来不管干什么活我都带着这两本书，有空儿就学，不懂就问。

占国上了5年学，才是三年级学生，光逃学，总降级，爷爷经常晚上给他补习功课，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凑过去听，把给他讲过的生字都记下来。教他珠算时，我眼盯着算盘子，心里跟着念小九九：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等他们不打了，我拉过算盘，手打嘴念，学会了。爷爷嘴上不夸我，可心里叫好，他对奶奶说：三闺女挺心灵的，可惜是个女孩子。我当这个夜校的旁听生，虽感到高兴，但并未能抵消我上正式学校的念头，夜里还常做上学的梦。

日夜盼望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第二年春节过后，区里来人召开村民大会，区教育助理员在会上讲话：学龄儿童必须上学，没有文化的人是落后的人，没有文化的国家是落后的国家；我们应该让孩子们上学学知识，把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过了两天村干部在大街上敲锣喊话：哪家家长不让孩子上学，就罚油二斤，今天不让孩子到校，你就送油来；不见孩子来，又不送油，明天罚油加倍。听到这喊话声，我高兴得跳起来。我去问爹，你是送油去，还是让我上学去？他不耐烦地把手一甩，去吧！爷爷和奶奶瞪着眼看着，谁也不吭声了。

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我比同龄人晚上两年学。我暗自下决心，定要发愤刻苦学习，把失掉的时间找回来，入学不到两年，我就升到三年级。这样一来，我学习劲头儿更大了，要求自己当天讲的课必须当天会写、会背、会算，如有不明白的地方，晚上到同学家请教。尽管如此，我爹总是拉我后退，常给我派一些农活。使我不得不请假，我时常找老师和同学们补课。功夫不负有心人，每次考试我都在前一、二名。常受到老师们的表扬和奖励。

我打开了封闭的家门，走进了盼望已久的学校。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感到非常幸运。

游击学校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村是革命干部的堡垒村，学校也是全县有名的模范小学。盘踞在县城里的日本鬼子经常出动到乡村烧杀抢掠，抓捕抗日干部，抓捕老师和学生，不少学校被摧垮了。我们学校在校长马鸣天的领导下，一直坚持上课。当时只有校长一人，有一位老师也辞职了。马鸣天校长胆大心细，足智多谋，深受学生们尊敬和爱戴。看到学生们学习热情很高，他就鼓励大家说，只要同学们能提高警惕，多动脑筋，多想办法，我们就能坚持上课；但必须做到在敌人的威逼下，不说出干部，不说出老师，不说出我们的抗日课本。这“三不”能不能做到？同学们齐声回答：“保证做到！”校长既高兴又严肃地说：好，既然大家能做到，就从现在（1941年初）起，每人在学校内给自己的抗日课本找一个坚壁处，发现敌情立即藏好，让敌人看不出痕迹，发现不了。同学们一听，很快行动起来。不多时，砖墙内、书桌下、室内砖地下、室外石头墙里、树上乌鸦窝里、等等，都有了抗日课本的避难处。从此，我们学生的课桌上亮出两种课本，平常使用的仍是晋察冀边区印发的抗日课本，敌人来了，赶紧藏好，换成民国政府出的带彩色图案的课本，加之校长沉着机智的应对和同学们灵活的配合，曾几次骗走了狡猾的鬼子。后来不知怎么走露了风声，鬼子盯上了我们学校，叫嚷我们学校是培养小八路的学校，抓住校长马鸣天者有重赏。一天早晨鬼子突然包围了村子，没有抓到校长，也没搜出抗日课本，就放火烧毁了校舍。村干们研究决定，学校暂时停课，让校长出去躲避一时。学生们一听不能上学了，一个个急得掉眼泪。校长说：“只要你们愿意学习，我就坚持上课。绝不离开你们。”村长见状对校长说：“老马那你可要另想办法了。”

第二天，校长宣布：“从今天起，打游击上课，一、二年级的同学留在家里。”又指两名高年级同学说：“你两位留下，找避静地方给他们上课，我再找时间给你们两位补课。”从此，山沟、村林、青纱帐，都成了我们的课堂。为了缩小目标，发现敌情便于分散躲避，学生们来去背筐或挎篮。筐里是青草，篮里是野菜，把书本就藏在里边。上课前，先在高坡上，高树杈上派上岗哨，发现敌情立即隐避或撤离。上课时，坐在地上，两条腿一并，上面放上块木板或石板，就是小书桌。有的用石笔写在石板上，有的用铅笔写在杂纸钉的小本上，有的用树枝、柴禾棍写在地上，真是五花八门。练书法也在地上，校长逐个批示点评，曾戏称“大地涂鸦”，却也别有一番情趣。

随着环境的恶化，鬼子让汉奸带路到处查找我们。有一天，校长讲了一课换了三个地方。此后，学校便化整为零，根据学生的居住情况，分片在家上课，每片由校长从高年级指定的小先生任教，我也当起了小先生。校长先给小先生讲课，小先生再给片上的学生讲。这样一来，我既学了自己应该学的课程，也锻炼了讲话的口才，可谓一举两得。

1942年形势非常严峻，鬼子越来越猖獗，杀人放火几乎不断。这时村里已挖好地道，地道内有我们学生和校长挖的课堂，我们常在这里上课。学生们一进地道，感到别有洞天，像脱了缰的小马驹欢蹦乱跳的。在这里，校长除了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外，还给我们读《晋察冀日报》，讲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日英雄故事。一次，讲了抗日民族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又教我们唱《歌唱王二小放牛郎》那首催人泪下的歌曲。大家纷纷表决心，要以王二小为榜样，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要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并一齐高呼：向王二小学习，替王二小报仇，坚决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那时候，像这样的学校，在晋察冀边区并不鲜见，但在世界上恐怕是少有的。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创举，是抗日时期敌后办学的一个典范，也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抗日小学的学生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还在部队、地方担任了领导职务。

我考上高小了

1941年农历四月初八，姥姥家村有庙会。为了赶这个热闹的庙会，想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头一天我就和二姐到了姥姥家。第二天老早就到了庙会上，刚开始东瞧西望，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转身一看，是我同学小香的姐姐兰芬。兰芬惊奇地问我：“你怎么没有去考学呀？”我不解地问：“考什么学啊？”“考高小啊！她们都去了”。我急忙问“她们到哪考去了？”“到南庄。”“你知道在南庄什么地方吗？”“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顾不上和她再说什么，扭头和走来的二姐打了个招呼，心急火燎地撒腿向南庄村跑去。边跑边想，奇怪，是什么时候通知的呢？昨天上午放学时老师怎么没有说呀？嗯，肯定是今天一早通知的，因鬼子说来就来，是不会昨天通知的。我要早知道就不来赶这个庙会了，真倒霉，可能赶不上考了，那我怎么办？对，我要求单独考试，他们要不答应，我就死缠硬磨，就这么办。我进村一打听，都不知道有考学的事，可把我急坏了。忽然想到：找村长去！他肯定知道，我以前曾送信到过他家，他认识我。可真巧，正好在他家门口碰上村长，他告诉我在村南场房院里考试，让我快去，也许能赶得上。

我气喘吁吁地闯进了考场，过来两个区干部，其中一个我认识，他是区教育助理员。他问我：“你是来考高小的吗？”我说：是啊！那你怎么这会儿才来？我说明情况后，他说：“你来晚了，时间快过去一半了。”让我考吧，我尽量答得快些。他看我急得满头大汗，沉思一下说：“这样吧，发给你考题，你到后边写去吧。你可快点，过时不等。”我高兴地接过考题，一看院内摆着高低不齐的桌子和一些凳子，后边还有空位，桌上放着铅笔和纸张，我坐在小凳儿上，打开考题一看，有语文、算术、政治三大部分。心想；先易后难吧，免得到时候剩下更多的题。我低着头写，不断用衣袖子擦汗水。这时过来一个人说：“不要慌，今天是当场判卷公布结果，可以晚点交卷，抓紧写就行了。”

最后一道作文题是写一件你最想干的事，说明原因。我略加沉思，把我最想参军的愿望、动机和目的如实地加以发挥，写了一千多字。结尾时写道：如果部队要我，现在就走，决不含糊；如果现在不能去，我要努力学习，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我交卷时，还有两、三个人在写呢。

后来见到我们村的同学时，才知道昨天下午放学时老师把参加考试的同学留下，让今天8点钟到考场。我因请假到姥姥家先走了一步，校长说，没有办法通知我了。我说，算我走运，在庙会上碰上了小香的姐姐。可也害得我一口气跑了6里地呀！秀端说，爬山赛跑时你得了第一名，这回你的快腿可用上了，大家都笑了。

张榜出布了，白纸黑字，钉在两块门板上，我没有费劲就找到自己的名字，被列为前5名。我高兴得跳起来，很想大喊一声“我考上高小了！”我一路唱着歌往家走，一进家门，爷爷站在院里，我本不想告诉他，我知道他不想让我继续上学，不知他从哪知道的，开口就问“你考高小去啦？”我点头“嗯”了一声。“考上了吗？”“不知道，还没有公布”。我顺嘴撒了个慌，他也不再问了。

后来，我爹知道我考上了高小，沉着脸说：“念几天书就行了嘛，还考什么高小，家里活不干啦？”我说：家里活我也没有少干呀！他气愤地说：家里天天有事干，你才干了多少，我一听，他又找茬数落我了，我没有吭声，心想：反正我要上学。此后他就常刁难我，一到上学的时侯，他就说先别走。驴还没有饮哩，还没有给驴拌草呢……，我就急忙把这些事干了，转身快走。类似这些事，大姐常帮助我，她见爹不注意时，就对我说：“你快走吧，我来干。”有时我堂弟从我家门口过总喊我一声：“三姐，上学去了！”我爹冲他没好气地说：“喊叫什么，走你的吧！”

鬼子烧房我挨骂

1942年，正是日本鬼子疯狂扫荡最残酷、最频繁的一年。一天早上，人们刚做好饭，鬼子来了，乡亲们顾不上吃就往外跑。我刚跑到门口，又返回来在大锅里铲了几个饼子、拿了几块山药，拽了块搌布，兜上就往外跑。跑到村东一看，坏了，鬼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正逼着人们往回走。我看看左右都是鬼子，又不甘心被他们圈回来，就混进了人群。瞅了个空当，我就往外跑，鬼子、汉奸吼叫着：“回来、回来！”见我不回头，就开了枪，子弹嗖嗖地从我头上飞过去，我跑得更快了。随后又飞来两颗子弹落在我身边的地上，我拐弯进了一块高粱地。敌人子弹跟着打过来，我心想，打死也不能让他们抓住。我不敢停脚，弯下腰一口气跑出了地头，钻进一条大沟里，顺沟跑了一段路，拐到南山坡上，枪声断了，累得我坐在地上喘粗气，身上的汗水如淋了雨似的往下滴着。

邻村早有不少人躲到这里来了。有人问我：“刚才的枪声是打你的吧？”我点说：“是。我是从鬼子的包围圈里冲出来的。”“好悬啊，你也真胆大，敢从敌人眼皮子底下冲出来，死里逃生啊！”我说：“打死也比被鬼子们抓去好哇。”大人们都用惊讶的眼光望着我，孩子们都盯着我手中还冒着热气的饼子、山药。我就都给他们分着吃了，自己只吃了一小块山药。

一位妇女冲着我走来问：“你是中佐村的吧！”我点头说是。“两个月前，鬼子把人们包围在杜家庄梨树地里时有你吧？”“是，有我。”她转身对大伙儿说：那次鬼子把咱们三个村的人包围起来一个一个的问：“八路的有？哪里去了？”都说不知道，都挨了打，打得人们哎哟，哎哟地喊叫，打得我都站不起来了，我看见两个鬼子端着枪把刺刀交叉在她（指我）的脖子上，凶狠地逼问，她指指划划地说着，一点也不害怕，还就是她没有挨打。那妇女又问我：“那会你对鬼子们说了些什么呀？”我心里一闪念：她是不是怀疑我向鬼子泄漏了什么秘密？我向大家扫了一眼说：“那天鬼子是来找八路的，咱们明明知道八路军由西往东走了，我就指着西边对鬼子说：“八路军很多很多，都往那边去了，你们追去吧！”那妇女“噢”了一声说：“还是你脑瓜子转得快！”一位中年男子说：“这就叫随机应变，骗了鬼子还没有挨打。”他把腿一拍，大拇指一伸说：“好！”大伙都笑了。

天快正午了，邻村的人断断续续往回走了。我站在山顶上，看到像是我家那一片冒着浓烟，不知鬼子走了没有，不敢贸然进村。等到火烟消失，我才下山往回走。走到村边碰上邻居刘进祥大叔，他说：“你可回来啦，鬼子走了，把你家的房子点着了，大伙刚救完火。”我问伤着人没有，他说：“把你爹烧伤了。你奶奶还在街上打问谁看见你没有，都说看见鬼子冲你开枪，不知跑脱没有，你快回去吧！”我撒腿就往家跑，就见奶奶还在街门口向这边望呢。一见到我，她就惊讶地喊道：“哎哟，我的天哪，你还活着啊，谢天谢地了！”我进家一看，四面的房子都点着了，南房已经塌了，其他房子烧坏了门和窗户。我爹躺在院里，他是在房上救火时蹬塌了椽子，抱住了冒火的檩木，没有掉下来，身上烧了很多泡，几个人正忙着在他身上抹獾油。我在他身旁一站，他瞪着可怕的眼睛对我喊：“你这祸患精，还有脸回来，怎么没有叫鬼子的枪子儿打死你，滚！”我莫名其妙，不知他为何对我发这么大火，又当着那么多人，也不好说什么，我赶紧躲开了；再看大姐已哭成泪人，我娘急得忙前忙后，二姐端着盆水正浇那些还冒烟的衣服、被褥，小弟在房檐下呆呆地站着；谁也不理我，我好像是个犯了什么大罪的人。二姐说：“都是你惹的祸。”我不解地问：“怎么是我惹的祸？”“你那一小箱子笔墨、砚台，还有铅笔小纸本，叫鬼子翻出来了，说咱家有八路，把小箱子拿走了，还把房子给点着了，是大娘她们看见的。”噢，这才明白我爹为什么那么怪罪我，恨我。我想，我那些铅笔、毛笔、砚台、小本都是我的奖品，小本上一个字也没有，与八路有什么关系？又一想，鬼子到处抓老师，抓学生，说这村的学生都是小八路，他们见到我这些文具当然就认定是小八路的。面对这不堪入目的惨景我又能说什么呢？我欲哭无泪，只能默不做声。我爹从此不再理我，对我这个原本就是多头的闺女更加嫌弃了。

大姐一病不起，发着高烧。她刚织好的几匹花格布和她准备结婚的衣物等，都在冒着烟的南屋，她回家一看，当下就昏过去了，还被乡亲们进行了一番抢救。我娘看着两个躺着的人急得眼睛都红肿了。我也难受啊，躲过了枪子，家被烧毁，全家人的吃穿用品都放在这个不常住人的南屋里，包括我的替换衣服在内，被鬼子一把火，连房子都荡然无存了。这都是日本鬼子造成的，我爹岂能就怪我呢？面对此情此景，我只能把满腔的仇恨记在日本鬼子身上。我默默发誓：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甘心！这家仇国恨，我永远不会忘记。

抗日儿童团

1940年初，在日本鬼子经常骚扰的情况下，我们村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我被选为儿童团长。这是活跃在敌后一支有生力量。肩负着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送信联络、盘查行人、搞宣传、拥军优属等繁重的任务。

鬼子占领县城以后，经常出来扫荡，我们儿童团员除在村口安上岗哨外，还在村外山坡上埋上“消息树”，有专人看守，发现鬼子从哪边来，就让“消息树”往哪边倒，村口上的岗哨见树一倒，火速报告村干部，村干部在大街上用喇叭筒子一喊，乡亲们便可及早外逃或躲避。乡亲们都说我们儿童团员们干得好。

抓住可疑人

儿童们站岗放哨很认真，从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甚至连一只疾飞的虫蛾也难逃脱他们灵敏的眼睛，但也发生过哭笑不得的事。1941年秋天的一天，听说县城的鬼子又要来抢粮，村干部和民兵都在忙着坚壁公粮。儿童团在村边大小路口都加了双岗，每班两个人，轮流替换。半前晌时，我正在村东换岗，团员王大保手持小木棍押着一个人走来：报告，抓到一个可疑的人，他没有通行证，也没有介绍信，硬说他是县干部。我问押来的此人姓名、哪里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说是城西人，叫王明德，从马羊村来，有重要事情来找我们村长。他还让我快领他去见村长。我想：县里的干部常来我们村，从没见过这个人，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又是个城西人，离城里的鬼子只有一大拃地，说不定是个特务，谎称县干部来刺探情况的，很可疑。于是，我把王大保叫到一边，悄悄对他说：“你和高二祥把他带走，先关到你家菜窖里，等村长他们办完事再处理他。你俩要好好看住他！我又对那人说：你先跟他们到村公所去，我去给你找村长。他们走后，我心说：叫他在窖里先呆着去吧，村长他们正忙着，我也离不开这里。

村长他们忙完了，我把抓到可疑的人一说，他忙问：那人在哪儿？快领我去！我领村长到了大保家，把菜窖上的席片一掀喊道：喂！王明德，出来吧！那人出来一站，村长惊讶地说：啊王书记！是你？哎呀呀，这是怎么搞的？扭过头来又对我说：这是新派来的县委王书记，你们搞的什么名堂？我“啊”了一声愣住了。王书记笑笑说：好啊，村长，我第一次来你们村，就先让我尝了尝坐禁闭蹲菜窖的滋味。我赶紧立正敬礼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他却说：你们没有错，说明你们儿童团员工作认真负责，警惕性高，应该表扬啊！村长说：还表扬呢，把你弄到菜窖里去，耽误了大事吧？走，走，快到我家里去谈。

配合形势搞宣传

1940年8月，百团大战的胜利消息传来后，我们儿童团员立即敲锣打鼓上街庆贺，呼口号，演讲。一听说八路军出动一百个团打了大胜仗，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站在石碾子上宣讲了“涞灵战役”取得的辉煌战果，—— 打死鬼子514名，俘虏日军43名，伪军37名和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日寇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被我们的炮弹击毙。大家听后，热烈欢呼，掌声如雷。有人喊：“”打得好，打得妙，打得呱呱叫！”“有人激动地振臂高呼：“八路军万岁！”真是群情激昂，兴高采烈。有些老人听了，高兴地拍着巴掌说：好，好，打得好啊！多亏咱八路军呀，可给咱们老百姓出了口气，解了恨呐！我们儿童团员，为配合各项政治任务，还经常走家串户做宣传。

送信联络

一天上午，县委王书记正在我家召开干部会，我在门口为他们放哨。儿童团员张根子手举鸡毛信急急忙忙跑来，冲我喊：“鸡毛信！”我也跟他进了屋。王书记看了信说：情况紧急，埋伏在大王庄村东、准备打鬼子伏击的县支队走露了消息，鬼子正集中兵力分两路来包围他们，得赶快通知他们撤离。现在鬼子到处抓青年，抓到后就运往东北去当劳工，让谁去好呢？大家都在紧张地考虑着人选。我说：“让我去吧，那地方我熟悉，我从庄稼地里穿过去。”王书记想了一下说：“女孩子去不合适”。张根子说：“让我去，我保证完成任务。”他说出了遇到鬼子时的对策，大家一听就同意了。王书记在小本上撕下一页纸，快速写了几句话，递给张根子说：“路上要提高警惕！”我和张根子一块出来，再三嘱咐他快去快回，一定要多加小心，这可是关系到县支队存亡的大事啊！他应诺一声转身离去。

他走后，我在村口一边查岗一边想：不知根子把信送到没有，万一送不到，县支队可就……心里老是嘀咕。又一想，根子脑袋瓜灵活，遇事不慌，嘴也好使，定能送到。我总是向他去的方向张望，盼他尽快回来。“噢，他回来了！”我不由自主地喊起来。他大步流星地冲我走来，高兴地说：“我去向王书记汇报，你也来听听吧，省得再给你说。”我说：“你快去吧，我随后就到。”当我回到家时，他正兴高采烈地讲他送信的经过。

他脱掉裤子搭在肩上，肩上还扛着一捆甜秫秸，边走边吃，穿过一块块庄稼地，当跨过小道时，被一群鬼子发现了，鬼子喊：“站住！”他见敌人冲他走来，不慌不忙地停下来，鬼子问他：“什么的干活？”“找甜秫秸的，这块高粱地里甜秫秸可多啦。”鬼子检查了他的耳朵眼、翻了他的裤子，又拽他手里的甜秫秸，他说：“你们也馋这个呀，给你！”抽出一根最粗的递给了鬼子，那鬼子拿在手里看了看，又看了看他那上下一丝不挂的身子，把枪一扬：“你的开路！”他向前走了一截儿，就钻进了高粱地向前跑去，一口气跑到县支队埋伏地。他从一根秫秸中取出王书记写的信，支队长看信后，立即命令撤离，并对他说：“谢谢你了，你人不大干了一件大事。你快回去告诉王书记，我们已离开了这里。”县支队刚离开，两路鬼子兵就气势汹汹地来进行合击，扑了个空。张根子人小胆大，鬼点子多，出色地完成了这次重大任务，受到县委王书记和干部们的表扬，我这个儿童团长也感到很自豪。

拥军优属

我们儿童团员对拥军优属工作也很积极。报名参军走的大都是贫穷人家的子弟，春天青黄不接时，缺粮断炊，政府虽然给了一些补助，仍接济不上。村长对我说：把你们儿童团员发动起来，也给家长们做些工作，捐献一些粮食蔬菜，帮助军烈属度过春荒。我给儿童团班长以上的干部们一说，大家都很赞成，都说没问题，谁家多少也能拿出些来。他们都知道我爹是个死脑筋，对我做的事从来不支持，所以就有人说：“不一定吧，我看咱们团长就难做到。”我知道说这话的人不是将我的军，而是怕我为难。我说：“你们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回到家，我向大姐说明了给军烈属捐献的事，让她帮我晚上瞒着爹从窖里掏出些山药来，大姐问弄多少？我说装一大布袋就行。晚饭后，我把山药窖口掀开，先放放里边的浊气，等家里人都睡下了，我和大姐提着柳条编的大篮子、一条布口袋和一盏毛油灯悄悄地出了院门。用绳子绑好篮子，把油灯放在篮子里送到我家窖里去，我蹬着两边的土坎下去，把山药装满篮子，再让大姐往上拽。等我上来装满口袋，大姐说：“你把它搁在哪儿？”旁边有一间盛草料的房子，我用手一指说：“咱们先抬到里边去，明天我早点送去。”我们收拾好，盖上窖口，才轻手轻脚地回去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我叫来堂弟（他也是儿童团员），帮我用木杠子抬着送到了村公所，我还是最先到的，头一份。吃过早饭，大家都陆陆续续送来了。小米、高粱、山药面、萝卜、干白菜、山药干、萝卜干、干豆角等等，堆得像一座小山。干部们见了都咂嘴，村长说：“看，咱们的儿童团员真有办法，这下就解决问题了。我们听了都非常高兴，一个个都笑得合不上嘴。我们觉得做好拥军优属的事很光荣，等于支援了前线。

姐妹夺秋收

1944年的秋天，晴朗的天空，金风拂面，田野里飘散着庄稼成熟的香味。谷子弯着腰，垂着沉甸甸的头，摇摇晃晃等着主人来收割；高粱昂着头、红着脸像在炫耀自己成熟的美丽；黄豆、青豆荚鼓得溜溜圆；高粱地里的白豆、绿豆静悄悄地加快着成熟。好一派喜人的景象！

人们喜笑颜开地开始了秋收。唯独我家气氛沉闷，笑不起来。我爹是家中主要劳力，此时扭了腰，别说下地干活，拄着棍子走路都困难；大姐得了重病，妈妈带着小妹陪大姐到姥姥家找大舅看病去了；家里只有18岁的二姐、15岁的我和10岁的弟弟。我对二姐说：“今年的秋收得咱俩干了。”二姐说：“都是力气活，咱俩干得了吗？干上一天就累垮了。”“照你这么说，咱家的庄稼就别收了呗。”她说：“叫咱爹雇人干吧，他常说小闺女子们能干什么，那就让他找小子干去吧。”我知道二姐说的是气话。现在家里的活儿：推碾子、做饭、喂猪、喂驴、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主要是她干，地里的活、跑外的事、赶集采购、泼水轧场等活主要是我干。我心想：二姐干的活并不轻松，可现在是秋收，再累也得挺着干，庄稼熟了不及时收割会受损失、影响产量。外人也会说闺女就是不行，咱就得争这口气。咱力气小，人家干一天的活，咱干一天半，无非是多受点累呗。我把这些想法和二姐一说，她再没有说什么，只说俩人一块下地，做饭怎么办？经我俩商定：吃完早饭一块下地，到做午饭时一个人回来做饭，和家里人一块吃了再给地里人带去。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爹皱着眉头唉声叹气地对我们说：“真是越渴越吃盐啊，我这倒霉的腰也好不了，你爷说咱家的谷子该割了。”我说该割就割呗。他说：“你说的怪轻巧，你们干得了吗？”我说：怎么干不了，无非是多出点力、多流点汗，没有啥了不起，镰刀我都磨好了。做饭的事我和二姐商量好了，你就别管了，你让小弟把驴和猪喂好就行了。我爹听后，皱着的眉头顿时舒展开了。

当天我们就忙活起来，碾了玉米面，准备好十几天吃的用的。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二姐穿上长袖褂子，带上一壶水，手持镰刀进了谷地，各占三垅割起来。开始还好，镰刀飞快，不觉吃力，已过半晌，就不断地直腰、擦汗、喝水，越来越感到胳膊沉、镰刀钝，只好停下来，缓缓劲再干。二姐直起腰扯下肩上的手巾擦着汗说：咱们是没有本事偏逞强。我说就是要逞强，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我就不信大活人对付不了谷子棵。你再看那些割谷的男人们，哪个不直腰擦把汗呀，只不过他们比咱们干得快一点，累是一样的，谁也不是铁打的。二姐说：“你说的对，我奉陪到底，为了争这口气，就是一根一根地割，也要把谷子弄回家。”我说：“我最喜欢二姐这股劲，只要有这股劲，天塌下来也不怕，头上砸个大窟窿也不会倒下！”两人都笑了，不约而同地在右手心里吐了口吐沫，握紧了镰刀。快到中午时，二姐高兴地说：“你看，这二亩半地快下去一半了，今天咱们能把这块地割完，我回家做饭去了。”

二姐走后，我边干边想：二姐有点拧脾气，常挨父母的呲哒；但她干起活来很卖力气，从不偷懒。这时忽然有人喊我：“今慧，行啊，干得蛮带劲的！”我转身一看，是我本家嫂子秀梅，挎着篮子，提着罐子给地里干活的人送饭来了。我突然感到肚子有点饿了，身上也累了，很想坐下来歇一会。又想，再坚持一会，割一把少一把，等二姐带饭来，吃着饭就歇过来了。

二姐来了，她放下饭菜，就拿起镰刀割起来。这顿饭我吃得真香啊，两个饼子一碗北瓜菜下去了，还就着咸菜喝了一碗稀粥，这饭量我自己都感到惊呀。饭一下肚，劲又来了。这时，隔着地块割谷的刘大叔指着我们对给他送饭的女儿说：“看见了吧，人家也是女的，怎说这不是女人干的活？“他女儿说：“你别说了，明天我就拿镰刀来割还不行吗？”听了这些话，我有点得意，干得更起劲了。还不到天黑，二亩半谷子割完了，又把捆好的谷子三捆一组地戳起来，以便装车拉到场上。

回到家里，看到爹的脸上有了笑容。爷爷捋着胡子说：“干得不赖呀，照这样干，再有三天就把那两块谷子割完了。”奶奶说：快歇会吧，我给你们蒸上干粮熬上粥了，你们再做点菜就行了，吃完饭早点歇着。我心里乐滋滋的，小声对二姐说：怎么样，这是咱们的汗水换来的。二姐脸上笑成一朵花。

真是应了爷爷的话，果然不出三天，我们把七亩半地的谷子都割完了。又赶着小驴车把谷子从地里拉到场上，让小弟和奶奶掐着谷穗，我们又去割豆子，砍高粱。用了三、四天的时间，三亩豆子、四亩高粱也都从地里运到了场上。干完了场里的活，天已下霜，又刨了十来亩山药。常有人问我们累不累？劳动活儿哪有不累的，再累也得干呀。割谷子那阵子，累得腰酸胳膊疼，手掌上磨起了水泡，晚上躺在炕上连翻身都感到吃力，为了给女孩子争口气，我们从没有说过一个“累”字。使我感到快慰的是，不断听到地头过路人的赞扬：“看这两个闺女多能干呀，她爹没有露面，把地里活儿该干的都干了。”“真是好样儿的，谁家要是找到这样的媳妇可真有福气啊！”街上的婶子大娘们见面就夸。我的一个本家大娘对我爹说：“你成天价说一群小闺女子，这不行，那不行，一个大秋过完了，场光地净，给你丢了什么啦？我看这两闺女比你这老将都能干！”我爹只是嘿嘿一笑，张口结舌，无言答对。

我对二姐说：咱们总算给自己争了一口气，也给全家增了光。二姐说：还不知道咱爹是怎样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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