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安息
2024年12月11日9时30分，家母张今慧在保定市家中安详地辞世，享年96周岁。
家母张今慧1928年3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晓林乡中佐村,在抗日烽火中参加八路军，成为文工团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国作家协会、《世界文学》编辑部、山西省群众艺术馆等单位工作，离休前为保定市文联主任。曾主持创办文学期刊《莲池》，文摘周报《大千世界》，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有《夕照回眸》等著作存世。
尊重家母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不惊动亲戚朋友。遗体今天上午已经在保定市殡仪馆火化。
母亲安息！
邢红英、邢红霞、邢小群、邢晓明、邢跃泣告
2024年12月13日
附：
在《世界文学》编辑部
——《夕照回眸》片断
张今慧
1959年底，又调我到作家协会《世界文学》编辑部担任党支部书记、秘书组长，我一听，大吃一惊，那是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那些人都喝过洋墨水，洋味很浓，被称之为“资产阶级大本营”，听说和他们很难相处，曾去过两任支部书记都没有呆多久就调离了。我这个来自山沟的小土八路，文化又低，怎么好和大知识分子们打交道呢？我找到作协秘书长张僖同志亮明了我的观点。他笑笑说，恐怕你是多虑了，让你去是经过领导会议研究决定的，你在几个单位干得都不错，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能团结大家一道工作，这是个很大的优点，你进取心强，有朝气，遇到问题难不住你。我说：行了秘书长，别给我戴高帽子了，对这个工作我实在怵头，恳请领导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吧。“好吧，我们再商量商量。”过了几天答复我说：“经领导会议再次研究，认为你能胜任这一工作，原决定不变。”我只好壮着胆子进了所谓“资产阶级大本营”《世界文学》编辑部。
这个编辑部，人员编制20多名。其任务是把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登在刊物上，以便于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了解世界，便于文化交流。编辑部的主要领导人是外国文学专家陈冰夷和作家、诗人邹荻帆，加上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组成领导小组，重要事情由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编辑成员大部分是解放前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优点，各有特长，工作严肃认真，互相尊重相处融洽，拥护党的方针政策，愿将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奉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头上还戴着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认为自己是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有的家庭成分偏高，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或有什么历史问题，难免有些思想压力。他们言行谨慎，唯恐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招灾惹祸，对有关政治性问题很敏感，不轻易表态。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这个20多名知识分子都未受到冲击，看来还真是沾了“少说”的光。
据了解，有的党员干部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是革命的，是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过来的，认为解放前的知识分子思想落后，对他们不够尊重，表示冷淡，使他们存有戒心，敬而远之。
我主动接近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工作及家庭情况以便及时帮他们排忧解难。朱海观同志，年龄较大，身体不好，一到冬天常犯哮喘病。见她犯病时，我就和他的组织商量让他休息一段时间，或是在家里工作，以免来回乘车加重病情。对情绪不好的同志，我就主动找他谈心，如陈敬容谈心后才知道她和丈夫离了婚，带着一个七岁的女孩，很让她操心。并说出了一些人解放前和她一起工作过，现在都比她工资高，她心里感到很不平衡。我肯定了她的工作，鼓励她精神振作起来，级别、工资问题，以后有机会组织上会考虑的。她说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感到好受多了。又如罗婉华，夫妇俩都在编辑部工作，如有个柱着双拐上小学的残疾儿子，被同学撞倒造成骨折，需要治疗，经济拮据，思想压力很大。经领导小组研究，给予了适当补助，并向她的组长打了招呼、照顾她给孩子看病。夫妇二人非常感激。和年轻人更容易接近，从苏联留学回国不久的沈宁同志（她是夏衍的女儿），性格活泼、对人热情，她见我穿戴古板，就主动提出要帮我改变一下装束，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带我到百货商场买了一块她认为很好看的花条人造棉，给我裁了一件布拉几。她的手艺使我感到吃惊：“你这洋学生怎么还会裁衣服？”她说在莫斯科学习时学会的，那里的姑娘们都是自己做衣服，让我快点做好穿上。我和大家相处非常融洽。既消除了我接近知识分子的畏难情绪，也消除了他们对党员干部敬而远之的戒心，彼此坦诚相见。他们有意见都能当面谈，或是找我个别谈。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想叫我去品尝。
1960年底，我被评为工作跃进二等奖。1963年评级时，不少单位竞争激烈评不下去，我单位进展顺利，评得大家心服口服，这主要是大家对中央文件精神能正确理解，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也和我主动把评给我的一级让给了级别较低的人有关。作协领导曾在大会上对我单位和我个人进行口头表扬。在那段工作中，我被作协的同志们戏称为“穆桂英”。
虽然做出些成绩，但总觉得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我身边都是些大知识分子，又都是外文专业人员，感到很不适应，就下决心学一门外文，以便更好的工作，于是就向我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学起英语。利用大家做工间操的时间请她教我，学完字母后，就学些生活用语：“你早”“你到哪去呀”“她的布拉机真漂亮”等等，我很感兴趣，早、晚抓紧学，上下班坐在电车上还默默背诵。
编辑部每年年终对全年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进行一次检查，根据文艺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看哪些作品产生了好的效果，哪些作品存在问题，什么性质的？各组检查本组翻译发表的作品，我们领导小组成员各分一部分，逐篇过一遍，然后写出书面总结。我对这项工作特别认真，出于自尊和虚荣心，不愿让别人说我是外行，不懂文学艺术，自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更不能露掉有关政治性的问题。在总结会上谈作品时，我摆出的问题还得到大家的赞同，主编陈冰夷说：“你看问题还挺敏锐。”
1963年，上级决定将《世界文学》交给外文所，直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领导，很快要搬过去。开会传达后，我立即找了作协秘书长张僖，要求把我留在作协，因为我对外文一窍不通，不想去一个上下都是搞外文的单位。张僖说：“我们原打算把你留下，那边不同意，说他们缺少你这样的干部。外文所的所长何其芳说了上级定的是一锅端，你们要把张今慧留在作协，整个编辑部就不要过来了。你看，作协还敢留你吗？”就这样，我随《世界文学》编辑部一锅端到了外国文学研究所。一天，何其芳同志在办公室主任陈卫同志的陪同下来看我们，陈冰夷同志指着大家一一向他作介绍，当介绍到我时，“噢，你就是张今慧！你为什么不想到外文所来呢？”我说我水平低，又不懂外文，怕进这个大庙儿。他笑笑说：“庙儿再大，你也是在这个编辑部嘛！不要怕，工作上不会让你为难的！”大家都笑了。本来大家不知道我不想过来的事，叫他这么一说，我很不好意思。他又问长问短说了一阵，指着陈卫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咱们这位办公室主任，他还是咱这里的党总支书记。”我真没有想到，这个大名鼎鼎的专家，是如此和蔼、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干部架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还常在公交车上碰上他，互相问候。
我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整整5年，当我调离北京时，编辑部的全体人员都来到火车站送行，没有上班的病号也拄着拐杖来了。大家都表示希望我再回编辑部来。当我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时，他们那热情诚恳的目光使我热泪盈眶。火车开动了，大家都高高地扬起手喊：再见！“一路顺风……”陈冰夷和邹荻帆两位领导大声地喊着：“编辑部的大门永远给你开着！……”我被感动的说不出话来，泪水难禁。孩子们对这个场面感到惊奇，爱说话的三女儿说：“妈妈的人缘真好，我长大了像妈妈这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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