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两张照片
李普先生（1918——2010）曾任新华社副社长，是一位我们尊敬的前辈。近日，他的女儿李欲晓大姐找出他在1999年写的三篇文章，回忆采访开国大典的细节，让我们在公号上展示。以下是其中的一篇：
开国大典我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有两张照片可以为证。这是女摄影记者侯波拍摄的。当年我并没有看到这些照片。近些年，侯波清理旧照片，找出来一批当时没有发表的照片，把其中有我镜头的翻印出来送给了我。
第一张照片前排从左至右是刘少奇、毛泽东、刘伯承、陈毅、李立三，我站在陈毅上面。
第二张我站在陈毅下面，后面一排从右向左是贺龙、陈毅、刘伯承、周恩来、吴玉章，贺龙身后含烟者是邓小平，照片中我右手边的是张奚若，下面是黄炎培,左手边是吴晗。
张奚若、黄炎培、吴晗不是共产党员，都是学者，大学问家,在中国现代史上都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黄炎培先生在旧中国埋头办学，拒不作官。1945年他访问延安，同毛泽东有个著名的谈话。黄炎培直言：“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离开延安后，公布了这段谈话。这个谈话让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对共产党政府充满了期望和信任，对中国共产党得到人民拥护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家人在他的影响下也拥护共产党，一个儿子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残忍地杀害了。
解放后，毛泽东对黄炎培一直以礼相待，常有书信往来，对黄炎培的逆耳忠言也能容忍。但对他的家人就不客气了。他的另一个儿子是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因为对中国的水库建设提出不同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受了许多折磨和羞辱。现在重读这段对话，我们不能不佩服黄老先生的料事如神，可惜不幸而言中。
张奚若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政府里有职务，但更多的是在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等校当教授，主讲西方政治学。
1949年6月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张奚若当选为以毛泽东为主任、由27人组成的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委员。在讨论国旗、国名、国歌时，有人对《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异议，也有人提议只用曲谱，而另行配词。张奚若坚持主张仍用《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为国歌歌词，他认为原歌词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并列举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说明原词可以警示人们“居安思危”、“安不忘危”。对于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争论也颇为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国”。张奚若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他说:“‘人民共和国’已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把人民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因此,不必让‘民主’二字再出现一次，以免重复。”他的这一主张博得了大多数委员的赞同，并获大会正式通过。
可别小看这些意见。张奚若的发言有理有据，我们很多领导人就讲不出。回顾这件往事使我想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认为政治就是革命，就是马列主义，只有共产党人才有水平。共产党长期看不起知识分子，尤其看不起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把民主人士特别是研究政治的学者统称为资产阶级学者，不承认他们的学问。其实管理国家、实行民主等等都是科学，而且是很深很深的学问。它有它的游戏规则，有规章可循。绝不是有革命资历、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就可以玩得转的。我们走过了很多弯路才明白，领导一个国家和领导一个党不是一回事。
再说一说吴晗。吴晗是个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他对毛泽东“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话信以为真，创作了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没想到惹下惊天大祸。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中国进行了十年的“大革文化命”。吴晗一家在文革中惨死。
你说，这张照片是不是很有意思？
近几年，有不少看到这两张照片的年轻人问我，这么一个庄严隆重的盛典，你怎么能站在功勋显赫的领导人前面？真的，大概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我那时刚刚三十岁出头，算是个小青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的可都是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我想，第一我是记者，记者的任务是采访，我并不以为我和参加盛典的领导人是上下级关系，所以没有什么顾忌。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走来走去，就被侯波拍下了不同位置的照片。还有，那个时候新中国刚成立，领导人之间大体上也还是战友、同事，平起平坐，不像后来规矩越来越多，上下尊卑的次序越来越严格，领导人集体出席大会，一丝不苟地按照排名先后排列而行，有时成扇形而出，前后相隔半步，就像是用尺子丈量过。
相关阅读：老记者李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