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游郑观应故居
在广东旅游，入住中山市三乡镇一家酒店，发现郑观应故居就在附近，当然要前去一游。不巧遇雨，打了一辆出租车，很快穿过一条窄窄的街道，进入雍陌村，郑观应的故居和生平陈列馆就在此地。
游人极少，可以从容观看。我们一边参观，一边沉思，不禁浮想联翩。
郑观应生于1842年，卒于1922年。他是一位实业家，从招商局，到汉冶萍，都留下他的印迹。他又是教育家、慈善家和诗人。更重要的，他是一位不寻常的思想家。他在1894年完成的《盛世危言》，当时就惊动朝野，启蒙了无数国人，以后几度充实再版，成为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
郑观应是中国开议院，行宪政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说：“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这些真知灼见，至今仍然触及国人心中之痛。
我又觉得，郑观应比后世的思想家幸运。甲午战败，大清盛世神话破灭，国家危亡，成了不可回避的现实。郑观应直议朝政，独立提出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国际对策，不但在澳门顺利出版，而且迅速传向内地，传进京城，传到国外。光绪皇帝印了两千部，要求官员阅读。《盛世危言》启发影响了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在内的几代人。再逢盛世，思想者发出危言已经很难。
好友赵诚，是郑观应的晚辈知音。26年前，他曾著文，论述郑观应和《盛世危言》的现实意义，我想，来此一游也是他的期盼。可惜的是，两年前，他已经在新冠疫情中与世长辞，不可能来此拜谒了。只能把赵诚的旧作展示如下，与读者诸君分享：
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
赵诚
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逐渐纳入到一个世界体系中来。中国近代以来，被卷入到这个世界体系中。当时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对外界一无所知，以传统的概念来对付这个外来文明。随着东西文明的撞击，中国出现了一批要求向先进的工业文明学习，主张变法改制的杰出思想家，在学界只知四书五经的封闭状态下，他们是当时中国头脑清楚眼界开阔思维活跃的一批人。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可谓其中影响颇大的一个代表。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广泛深远，无论是变法维新者，还是革命者，都受其熏染。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当时对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指出中国的法律和运用，体现了黑暗与残暴，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郑观应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制度，矛头直指数千年来高度专制的皇权。《盛世危言》中说，“窃谓中国之病根在于上下不通，症成关格，所以发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有议院落则捐苛禁，破障界，敦睦守，公黜陟；且借以收民心，筹捐款，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自疆吏以至州、县，但知仰承意旨，虽明知其冤，不敢代白。甚至藏弓烹狗，诛戮功臣，酷吏权奸，残害忠荩，数千年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若设议院，则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矣。”针对当时的中国，他提出建立君主立宪的代议制民主政体。郑氏指出“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国：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郑观应主张官员应像西方国家一样知识化和专业化，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而且对于中国数千年自上而下，以当权者好恶为准的的任用官吏的方法，提出根本改革，这就是民主选举议员。他说“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针对当时一些守旧人士以国情不同，不能建立代议制政体，他坚定反驳说“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未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针对一些人以国民教育程度低，不宜立即建立代议制政体的说法，他指出国家急需政治改革，不能等待办好学校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和大办教育应当同时并举。他说：“尝闻事有经权，兵有奇正。先议广开学校，十余年有人材，而后立议院者，谓之经，即兵出于正。先设议院，并开学校，庶官绅知议绅之贵，勇于维新，急于扶持国势者，谓之权，即兵出于奇。今时急矣！而苦于势力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经而不达权，何异因噎废食乎？”
郑观应不但批判了专制政体，而批判了愚民政策，他非常重视新闻自由，认为新闻媒体是人民表达意见的最重要的场所，同时也是人民终身受教育的地方。他认为，不让人民办报议政，国家的政治就不可能有弊即除。他说：“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之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 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郑观应非常重视教育，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他注意到了西方国家的义务教育制，指出西方各国教育体制大同小异，基本上是“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六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他提出“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针对先进国家义务教育制，提出了提出县县办小学办中学，旨在国民中普及教育。主张妇女应与男子一样受教育，并反对妇女缠足。对当时中国教育中重词章书法，提出了重格物致知，穷究天下物理的重自然科学的思想。同时在基础教育中提出了职业技能的培训。不但使一般国民要粗通文墨和计算，而且应培训一定的社会需要的生产技能。郑观应不但提出了学校教育，而且提出了社会教育的思想，他认为西方国家的报纸让国民了解天下事，就各种问题在报纸公开讨论，也是对国民的教育。他特别欣赏西方国家鼓励国民游历探险，去探究未知世界的精神。
郑观应对中国的司法制度也进行了认真反思。他指出“中国三代以上立法尚宽，所设不过五刑。读《吕刑》一篇，虽在哀世，犹有哀矜恻怛之意。自后一坏于暴秦，再坏于炎汉。有罪动至夷三族。严酷之吏相继而起，大失古人清问之意。”他认为很多社会犯罪是因为这些犯罪者没有受到教育，他认为这些犯罪者“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时见于通都大邑，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对于犯罪，郑观应不像迷信暴力的统治者，一味只知严刑峻法，而一本中国古代先哲的仁爱之心，一方面探究其社会原因，一方面充满了人道关怀谴责了中国司法制度的黑暗。在《盛世危言》“狱囚篇”中他说：“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务喜。’哀痛恻怛，诚仁人之用心也。盖人生不幸，父母失教，既无恒产以资历事畜，复无技艺以给饔飧。贫困无聊，流于匪类；致罹法网，横被官刑；土室棘垣，暗无天日；赭衣黑索，惨受拘挛。禁卒毒若虎狼，秽气积成疠疫。自斩、绞以下诸罪人本无死法，而久系瘐毙者往往有之，其冤惨可胜言哉？”郑观应还特别谴责了中国司法过程中的刑讯逼供，他说：“夫天地生人，原无厚薄也。何以案情讯鞫而酷打成招，独见于中国？夫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抑岂各国之人皆纯良，而我中国之人独凶恶，必须施以毒刑，而后可得其情欤？”
他还从传统经典中寻找变革的理论依据。他说“《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其何裨乎！”在提到建立民选的代议制政体，设议院时，则引用《书经》说：“所以《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迁都咨于有众。盖上下相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在郑观应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只有墨守成规的信条，也有适应不断变化的开放社会的一面。
从郑观应1873年出版《救时揭要》以一布衣倡言救国，到1880年出版《易言》呼吁学习西方，到呼吁变法的三个版本《盛时危言》的问世，郑观应一方面参加中外的近代的工商业活动，一方面不停的思考关心着中国的命运。其对中国社会的关怀和积极参与的精神令人敬重。曾几何时，买办几乎等于卖国。郑观应这些曾以买办身份与西方文明接触的中国人，几乎都有卖国之嫌。在改革不如革命的观念指导下，类似郑观应、冯桂芬等这些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评价不高，过去的教科书中介绍他们时一笔带过。时下，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并未见减，在某些场所有放量的迹象。在对近代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冷静客观地看待中外两种文明和它派生的军事力量优劣者，往往被斥为胆小卖国，空言众志成城者，被誉之为爱国，对真正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至今不能客观对待，其余害所及，至今使相当数量的国人不能正确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郑观应这些思想家，从传统思维模式中冲出来的弥天勇气，可歌可叹！《盛世危言》经郑观应亲定的版本共三个，1894年的五卷本，1895年的十四卷本和1900年的八卷本。时值戊戌变法一百年，回顾《盛世危言》，也算是对先贤的一种纪念。（1998年6月1日)
相关阅读：别赵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