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先生千古

2020年8月1日，邵燕祥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艰难时世，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又少了一个。

邵燕祥先生祖籍浙江萧山，1933年生于北平。1940年代后期，他在中法大学读书时，就开始在《观察》等媒体发表文章，驰骋文坛长达70余年。1949年后，他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供职，不久以新诗名世。1957年被打成右派。历经20年磨难，1978年获得改正，先后任《诗刊》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在任上，支持北岛、舒婷等新诗潮代表人物亮相，与柯岩、贺敬之冲突。1980年代起，邵先生写作大量感时忧世的杂文随笔，和曾彦修、牧惠等并列为中国杂文界思想解放的领军人物。又大量创作旧体诗词，和吴祖光、杨宪益、李汝伦等老友共领风骚。

1990年代以后，邵燕祥进一步成为中国思想界重镇。他以历次政治运动中留下来的个人档案为据，编写了《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等书，又出版了回忆录《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以个人视角深刻反思自己经历的国家历史。

他晚年大量写作是为人做序。1997年，青岛出版社王一方策划了《野菊文丛》，内有我和鄢烈山、刘洪波等作者的六本杂文集，希望请邵先生作序。我找到邵先生，他慨然应允，很快写成一序，肯定这些杂文关注国运民瘼、世道人心的责任感，给我们很大鼓舞。1998年，经常大林指点，我开始关注孙越生的遗著，发现他是一位重要的当代思想家，于是想推动孙越生遗著出版。为写序的事又去找邵先生。邵先生是孙越生的好友，对孙越生其人其文的价值把握得极为到位。他很快写成一篇序言。可惜出版过程一波三折，直到2010年，经福建教育出版社林冠珍努力，孙越生的遗著《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及邵先生的序言终于付梓。朱正和邵燕祥是好友，其力作《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1957年的夏季》是邵先生作序。王端阳为母亲刘燕瑾整理出版《女兵日记》，也是邵先生作序。在我目力所及处，只见很多知名、不知名的右派，晚年写了回忆录，都请邵先生作序。经邵先生推荐的受污辱、受损害者的泣血之作不知凡几。有些书，明知出版无望，邵先生仍然认真通读，倾注心血，为之鸣锣开道。以至产生了大量序言在期刊上发表，正文却不能问世的奇特现象。

   我们和邵先生交往，先后有三十余年。邵先生担任《诗刊》副主编期间，小群在《诗刊》做过一年评论编辑，得以相识。

1994年，《今日名流》约小群采访文化名人，小群决定从京城生活的1957年蒙难的知识分子开始系列采访，邵先生不但自己接受了采访，还给小群介绍了曾彦修等同道。小群的系列采访后来集成《凝望夕阳》一书出版。

1990年代初，我还在山西生活，《火花》主编张改荣约我开辟专栏。我的几篇专栏文章请邵先生一阅。他说，写得不错，可惜发表在地方的刊物上，影响太小，最好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他的提醒，对我后来的文字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小群的父亲去世后，她写了散文《我的父亲》，引起争议。有人说好，有人反对。邵先生看了，给以中肯的评价。他说，和邢野同志不熟，但在那个年代，不落井下石，就是好人。

1990年代中，我致力于打捞民间思想，钟沛璋先生提醒我关注王申酉，我不知如何着手，是邵先生提供线索，介绍我认识《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金凤。后来我和金凤合编《王申酉文集》，由高文出版社出版。

2009年，邵先生还在《炎黄春秋》的新春联谊会上首先提议向周有光约稿。我与张森根先生联系，让周老的文章在《炎黄春秋》亮相。以此为契机，已达百岁的周老参加《炎黄春秋》的活动，和李锐、何方、杜导正等人成为相知好友。我在《炎黄春秋》工作期间，邵先生还应冯立三之邀，前来参加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座谈，发言稿在杂志刊出。

邵燕祥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但他的思想底线却极其清晰。中国主流文学界是个名利场，陷阱多多，名作家、名诗人一不留神，就会落入权力和资本共谋的圈套。邵先生干脆自我边缘化，远离文坛的喧嚣，绝不与之同流合污。但遇到事关国家社会走向的公共领域大是大非，他又每每不畏权势，挺身而出，表达良知，声张正义。所以，在我心目中，他是当代作家中头脑最清醒，最具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人，是最让人敬重的文学家。

最后一次相聚是去年，章大姐做东，请宋以敏和邵燕祥、谢文秀夫妇和我们夫妇在华侨大厦吃自助餐。由于邵先生不良于听，说话不多。临别时，我们请邵先生赠一墨宝。数日后，邵先生录了一首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寄来——“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幅书法，我们装裱后挂起，家中壁上生辉。我想，邵先生可能是借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诗句，传达他的心境。如今，它成了永远的纪念。

邵燕祥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