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课”被中国教育无视数十年
20世纪初，传统逻辑传入中国后，教育界将逻辑学纳入到了正规课程之中。
晚清民国，大、中学校多开设有逻辑必修课，很重视普及逻辑常识。
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政科”三年须开设逻辑课（名学），每周两学时。1904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将逻辑课（辨学大意）列为“经学科”、“文学科”、“商科”的必修课；《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则把逻辑学列为公共课程，共一学年，每周3学时。民国后，逻辑学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或通习课目。
1930年，苏联开启了对逻辑学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学校取消逻辑课。受其波及，一批受苏联影响极深的知识分子，也于1920末开始掀起对逻辑学的批判。艾思奇等人宣称要用“辩证法”来打倒逻辑学，甚至公开“宣布了形式论理学的死刑”。批判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虽然声势浩大，结果却未能撼动逻辑学在大、中学校课程中的地位。
苏联于1946年11月发布《关于在中学校里讲授逻辑和心理学》的决议，结论认为：每一社会经济形态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逻辑，苏联必须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的”逻辑。1950年中国大、中学校所教授的逻辑课内容，深受苏联影响。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逻辑学会理事宋文坚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逻辑，则是在我国已有逻辑研究和教学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为严重的是我国大学的逻辑课程。”
进入60年代，“十年动乱”中，逻辑学再遭重创。据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倪鼎夫回忆：“逻辑科学是重灾区之一。逻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逻辑教研室（组）被撤销了，学校里逻辑课取消了，专业队伍解散了。‘四人帮’还把逻辑工作者看作专政对象，给有研究成果的老专家扣上‘反动权威’的帽子，强迫他们去打扫厕所……”
80年代至今，大、中学校的逻辑课经短暂复苏后，再度形同虚设。
70年代末，逻辑课开始在大、中学校复苏。1978年，第一次全国逻辑学讨论会召开。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1981年，教育学家张志公撰文，呼吁“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但鉴于教材、师资匮乏的现实，张志公建议：“在中学普遍开设逻辑课显然是不可能的，……由语文学科明确地把逻辑训练和简要的逻辑知识的教学任务承担起来，是可取的。”
类似的呼吁很多，也有一些效果。比如，高中语文课本确实一度增入了一些与语言运用、思维表达相关的逻辑基础知识。但1988年，中学语文教材再次删除了有关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一些“专家学者”进而又提议取消师范院校课程中的逻辑学。进入90年代，情况变得更为恶劣。在很多大学，逻辑从必修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典型者，莫过于从1998年起，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文件，逻辑被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基础课程踢了出去。
这种状况，时至今日，也未见改观。
逻辑课在大、中学校的这种命运，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场化仅是其中之一。正如曾昭式所总结的那般：“目前，许多学校的逻辑课被取消，或者逻辑的课时量被压缩。这既有一些高校领导的责任，也与一些高校没有逻辑教师有关，甚至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支持逻辑的教学与普及。”
艰深的数理逻辑，自然不必人人修学。但作为通识教育的普通逻辑课缺席数十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这种缺席也必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诉诸情感、诉诸传统、诉诸暴力……等背离逻辑的交流方式，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很多公共话题的讨论，因参与者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常沦为无意义的互撕口水战，乃至发展成“用U型锁说话”。
较典型者，如讨论“中西医话题”时，大多数人浑然不觉“中医”与“西医”这两个概念的对立，在逻辑上并不成立——以“阴阳五行”和《黄帝内经》为核心标签的“中医”，实际上应该命名为“传统医学”（西方“传统医学”里也有类似“阴阳五行”，如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土、气、火、水相生相灭之说）。“西医”实际上指的是建立在多种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不存在任何的国家、民族属性。也就是说：“中医”与“西医”的概念对立，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讨论时诉诸民族情感，在逻辑上更是错上加错。
在普及逻辑常识方面，殷海光的努力尤其值得一提。殷早年师从金岳霖，去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自1950年代起，即致力于向民间播撒“逻辑种子”、用逻辑揭破两蒋当局“用一切光明的字眼”包装起来的政场言论。1957年，殷海光还出版了一本以对话体写成的逻辑常识普及著作《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这本六十年前的小册子，对数十年未曾受过正规逻辑常识教育的国人而言，相信仍会极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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