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大商业组
作者 | 李玲
编辑｜房煜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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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十二点半，司机冯小波刚回到家。进门之前，他先将一次性防护服脱了下来，进行了一次彻底地消毒，因为明早还得穿。这件衣服他已连续穿了几天，在物资紧缺的当下，只能如此。
相比一线的医护，司机们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护目镜爱起雾，用之前拿热水烫一烫；连体防护服上厕所不方便，就尽量少吃少喝；实在累了，就在没有订单的时候车里趴一会……
即便身在后方，司机们也同样面临凶险。
在宣布封城之后，武汉方面1月23日通告，公共交通停运，各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公交停摆影响的不仅是居民日常出行，一线医护人员的有序通勤更成了最紧要的问题。网约车平台随即发动司机组织志愿车队，成为武汉在这个特殊危急时刻的基础运转轮轴。
将这些轮轴拆解下来，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而丰满的公民个体。他们的身份是网约车司机，一个自由却充满不确定性的职业群体，发挥着最大限度的专业精神，参与到抗疫的最前线。
他们当中，有人从18岁开始，每年献血2次，如今人到中年未曾间断；有人妻女身在疫情重灾区，还是主动加入医护志愿车队，还为此特意租了房子……
在这场与病毒抗争的接力赛中，他们感到辛酸、失望，无助，可他们也说：“老百姓是不会丢掉自己的家的。”
争分夺秒
1月23日中午，肖盛接到滴滴总部组建武汉志愿车队的任务，当天，向武汉市政府报备的同时，他就开始邀约司机、组建车队、安排防疫物资补给。下午5点，他完成第一车队的组建，这个共计19人的车队也成为最早投入武汉医护接送的车队。
肖盛是武汉人，原本在小桔车服武汉资产管理中心，负责车辆租赁与司机服务。与司机联系紧密，使他成为此次紧急任务的负责人。
家里有太太和两个小孩，大的6岁，小的2岁，为避免自己每天进出增加家人风险，他把太太和两个小孩送到武汉周边的老家，自己独自在家。“即使不小心感染，也算是自我隔离。”他说。
1月24日，大年三十当天，滴滴医护保障车队司机开始上班。
医护车队最早对接了武汉协和、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三院，承接了3家医院7个院区共计2438名医护的出行需求。但当时线上系统并未做好，肖盛和13个同事需要代替以往调度中心的数据大脑，手动匹配订单。他们提早一天统计各个医院的医护出行需求，按照出发时间、到达地点等分配给司机。那几天每个人“都是干到凌晨2点钟。”
与此同时，滴滴武汉志愿者车队整个项目组的50多个人，包括滴滴总部的产研技术团队和客服团队也同步在线，根据每天的调度情况开发医护叫车系统。
三天后，1月26日下午2点，医护叫车系统上线。医护车队走上正轨，问题也随之而来。
防护服、护目镜、手套，双层口罩，佩戴缺一不可；每单实名制，完成后须记录，并进行车内消毒。自我防护关乎司机和医护双方的安全，是司机每天出行的重要考核之一。但防护物资的情况并不乐观——防护物资不够，部分司机没有N95口罩和护目镜。
图片来源：志愿司机胡建斌
即使到现阶段，防护物资短缺仍是肖盛最棘手的问题。“每天睁开眼想的第一件事，就是防护物资还剩多少了。”甚至在大年初六，滴滴总裁柳青在微博求助，医护车队前期筹备的防护物资快要用完，急需防护服、医用外科口罩、N95口罩、电子体温计等大量防疫物资的采购资源。
应对疫情所需的防护工具紧缺，司机们的三餐也无从解决。
“说起来还有点心酸，我们基本没有吃饭的时间。”冯小波自加入滴滴医护车队后，就很少吃到米饭了。
他每天早上6点出车，晚上快凌晨回到家。早上没有时间吃饭，中午吃泡面也要看情况。“有时间就吃泡面，泡面最快，能多接一个就多接一个，能多送一个就多送一个。”
冯小波老家在陕西宝鸡，在武汉生活了十六年。他已经四年没回老家了，原本打算今年春节回陕西过年，可疫情的发展改变了他的计划。
刚封城的那几天，他看见很多医护走路去上班，“十七八公里，他们都是走路上下班，这个我们真的特别心酸。”“家远的有二三十公里，每天走路上班，你能想象吗？”
大年三十，他加入滴滴志愿司机车队，成为第二批医护车队的成员。为了避免自己将病毒带到家里，他特意在外面租了房子一个人住。
他每天接20单左右，临近晚饭点才吃午饭是常事，忙的时候连十几分钟能搞定的泡面也显得奢侈。“走到哪在哪吃，车上、小区、医院都吃过。”哪里有热水能泡面，那里就是他吃饭的地方。
有次下午2点多，他在武汉中心医院刚泡好面，来了一个派单，他将泡面扔到垃圾桶，去接了单。那天，他回到家已是凌晨12点半，洗漱完直接睡了。直到第二天中午，他才吃到前一天的午饭——一桶泡面。
“我都15天没吃过米饭了。从大年三十开始吃泡面，到现在闻到泡面味就想吐，但是没办法，还是得硬着头皮吃。”“不对，前天护士还给我打了一份饭，米饭还是挺香的。”他赶紧更正。
偶尔有医护带饭，冯晓波能尝到泡面以外的食物的味道，他自己也备着些面包、饼干、馒头，泡面实在吃不下的时候，用零食充饥。他告诉妻子，等疫情过去了，他要吃十斤红烧肉。
软肋与后盾
“你家里还有小孩，留着给家里人用吧。”司机杨俊拒绝了一位女医生的好意。
几天前，这位医生在下车前问他，需不需要手套。他听到医生给家里打电话，正在为小孩奶粉之类的东西发愁，于是婉拒了。
杨俊在武汉14年了，2006年从江西来到武汉上学，毕业之后便定居在武汉。1月23日，志愿司机招募通知一出来，他就瞒着家里人报了名。大年三十下午，领完防护物资，回家吃年夜饭的时候，他向家人坦白，说：“不是特别的危险”。
在他的记忆中，没有危险的事情发生，反而接送医护的过程中，收获了充足的安全感。
大年初一早上九点，一位医护快下车前，用随身携带的酒精消毒水，将后排她接触到的地方，都用酒精喷了一遍。还有一次，从同济医院门口上车的年轻护士，送给他牛奶、水果还有小饼干之类的零食，下车时还叮嘱他，“要及时补充营养，身体才有抵抗力”。
刚开始接送医护的那几天，司机们的防护物资不全，没有N95口罩、护目镜、酒精消毒液，医护会拿些医用口罩或N95口罩给司机，偶尔还会带来一瓶酒精消毒液，叮嘱司机多洗手。
对身处一线的医护来说，司机们坚守的规则也是他们安全的后盾。
为避免共同乘坐造成交叉感染，滴滴医护叫车系统规定只能一人乘车，禁止同乘或代叫。这些规则也意味着，司机们需要拒绝。
2月6日，医护车队的胡建斌司机接到12公里外的派单，他到达上车地点仁爱医院时，医院已经被隔离，大门上写着封闭，情况看起来很严重。
一位女士拿着几个包走了过来，可她不是叫车人，胡建斌拒绝了她上车的要求。“万一她是病人，我这个车就是一个流动带毒车，后面乘坐的医护就有危险。”女士向他出示了自己的护士证，他打开所有的车窗，让她上了车。
“连续工作了几天，病倒了。”女护士告诉他，医院整体情况不太乐观，加之穿上防护服限制吃喝，身体不够强壮的人很容易“中招”。她拿着的包裹，本来是为长期作战准备的，没想到连续工作了三天，身体就出现状况。
女护士看起来没什么精神，说起话来中气不足，谈话间透露出家里还有孩子。胡建斌有些着急，告诉她这种情况应该叫救护车，或者自行前往隔离酒店。他提醒她，在病毒高发区工作，不应该带杂物回家，何况家里还有孩子。
女护士的电话已停机，她用胡建斌的手机给丈夫打了电话，告诉他不回家了。送女护士去隔离酒店后，胡建斌将车门全部打开，里里外外全部进行消毒，又开着窗户跑了快一个小时才回到家附近充电。
图片来源：志愿司机胡建斌
司机坚守的规则背后，是一个个等待父亲、丈夫、儿子安全归来的家庭。
“家那边也不安全呐，我妻子在孝感汉川，那里现在疫情也比较严重。”冯小波最担心的，是身处疫区的妻子和孩子。
杨俊担心的，是自己将家人置于危险之中。
他和父母、妻子、五岁半的女儿住在一起。自从当了医护司机后，他基本上没和女儿说过话。
虽说防护到位就不会被感染，他偶尔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感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那是他接送的第十天。那段时间，武汉各大医院附近都在集中消毒，杨俊并没有在意，像往常一样开着窗通风。医护专车的行程几乎全部围绕着医院进行，这导致他吸入过多消毒气体，头总是晕晕沉沉。
身体出现不好的症状，加上公开信息上的数据越来越大，湖北其他市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杨俊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中招了。“当时慌了，特别慌，但也没有跟家里讲，自己拿体温计反反复复测了很多遍。”考虑到自己在家住，他想着“如果真的感染，会跟公司说马上把我隔离或者采取其他措施。”
后来，有其他司机也反映有同样的头晕症状，大家才知道，是消毒气体吸入过多的结果。那是他自以为离死神最近的一次，再遇到医院消毒时，司机们会及时关上车窗。
直面苦难
2月11日，武汉市各个社区都开始严格管控。因出现疫情小区被管制的小区居民，买菜等日常生活采购亦成难题。网约车组成的社区志愿车队，成为一个桥梁。
陈浩亮是滴滴1336位社区志愿司机中的一员，负责武昌区民族路的社区司机，饱经风霜的房改房社区中，老人占了大多数。他经常载着孤寡老人到医院排队、挂号、做检查、做透析，以及抓药。疫情时期的医疗资源尤为珍贵，不论哪家医院，每个步骤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排队。
他形容这个社区“几乎是沦陷的”。除了老年人常见病病患，这里还有很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重病病人，以及正在发烧的、尚未确诊的、等检查结果的疑似病例。
而他能做的，是在社区登记完，为这些居民的生活物品采购提供便利。
社区司机的时间被分成三块，早上6点半到8点半送医护上班，下午5点开始接医护人员下班，中间的时间归社区调配，偶尔晚上7点后带着做透析的病人去医院，等回到家已是晚上11点。
没时间吃饭，不仅困扰着医护车队的司机，也是社区车队司机的难题。陈浩亮已经很长时间没体验过一日三餐了，“都快忘了有早餐这个事情”“想吃也没地方可去”。午餐通常是泡面，前提是有空闲时间。只有下班回家后的晚餐，才能吃上老婆做的热乎饭。
保障家里后勤工作的妻子，同时也要照顾一岁多的女儿。每天进家门前，他把身上用消毒液消毒一遍。为避免和家人接触，他单独睡一个房间，跟老婆孩子隔开。
疫情之下，武汉市社区实行封闭管理。部分社区实行将采买需求上报，由社区集中采买、免费分发给居民的措施。
陈浩亮所在的社区，居民日常的蔬菜采买全部自费。尽管他经常看到满载蔬菜的大货车从路上呼啸而过，他负责的社区居民从没领到过。“我也问过很多周边社区的人，没有人收到给生活困难群体的生活援助物资或者蔬菜。”
疫情之后，家里买菜的任务落在他的身上。超市里带叶子的蔬菜，一把7、8块钱不算贵，能炒一小碟，莲藕12块/斤，红菜苔8块钱/把，最便宜的冻肉18块/斤、冻排骨30块/斤、鸡蛋18块/板。
“买100块的菜，一家四口只够吃一天。”接送的社区居民也经常向陈浩亮吐槽，物价太高吃不起菜。他更担心的是，老小区里不少老弱病残的低保户，本来就要掰着每一块钱生活，现在物价上涨，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证。
陈浩亮曾接到一位老人买菜的请求，到了超市，他问老人需要买什么菜？老人对他说，“50块钱，买能吃好几天的菜，你看着买就行”。他拿着钱，在超市里游荡了半个小时。
“我不知道50块钱究竟能买什么菜，让他可以挨好几天。”电话里传来陈浩亮哽咽的声音。物价上涨让他觉得日子变得紧巴巴，看到社区很多人生活很清苦，他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焦虑。
与陈浩亮相比，李明是幸运的。
李明负责傅家坡社区，一个有着3000多户居民的老小区，老人占了三成。好在社区离湖北省委比较近，管理得相对有效，救援物资的分配上也有优势。社区司机为居民采购的蔬菜免费发放，街道办也收到过几次捐赠物资和急缺的蔬菜，如大白菜、萝卜、土豆，都免费分发给了居民。
封城的日子越久，人们对新鲜蔬菜的需求越多。超市每天早上10点开门，第一批只放50个人进，排在50名之后的人，要等里面每隔一段时间出来人腾出名额才能进去。
社区司机们最迟要在早上9点半排队，才有机会进入前50。进去了也不能有丝毫的放松，“看到青菜就往车子里装，否则进去五分钟很多菜就没了。”
与其他司机不同的是，李明在工作之余开滴滴，并不靠网约车谋生。他看得很开，不管有多少困难，总要面对现实。因为现实中比你难的人还在坚持。
1月26日，第一天首单，李明要送瘫痪病人去医院。那是一对命苦的老夫妻，丈夫60岁，今年刚退休，妻子二十几年间不幸得了三种癌症，现在因脑癌瘫痪。丈夫一直悉心照顾妻子，尽管医生和家人都劝他放弃。
那天，李明和他一起，将一百多斤的妻子，从楼上移到楼下的车里。他后来得知，妻子每个月打针吃药的开销很大，可夫妻俩的退休金合起来有5000块，评不上政府的低保户补助，日子过得很苦。
可就像疾病没有驱散这对夫妻一样，金钱上的窘迫也没能夺走他们的体面。
“你没看到他的家，真的很干净。要知道一个瘫痪病人的味道有多大，但他妻子身上没有什么味道”。李明感动于丈夫对妻子的爱。直到大年初十，丈夫终于联系到一家医院收治妻子住院，李明才停止每天接她去医院。
更多时候，这种感动来自一线医护。
一位“每次找各种借口带吃的”的医生，却怕麻烦他而走路两个半小时下班回家；每天接送的小护士，明明是她们冲在一线，却总是乐呵呵地道谢。
“她说我们是没办法，职责所在，但你们可以躲的，却都冲出来。我说就是因为你们冲锋陷阵，我们才要来帮你们”。
“我非典都过来了，现在一点都不担心，但前两天听说李医生病逝，心里有点犯嘀咕，怎么30多岁的就能死。” 李明很不明白。
元宵节前，李明的妻子已经回国，在北京机场安检的时候，体温为37.3°正好踩线，被安排到贵阳隔离。这几天打电话，妻子说没有什么情况。“三个人三个地方，我们这个年过得挺好。”他苦笑着说自己一点都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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