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震惊中外的逃亡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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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广东汕尾海丰人。
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台湾交响乐团指挥、广州艺术音乐系主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校长、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1950年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并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音乐创作》主编等职。
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在美国费城逝世。
前奏
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夏天，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前往中国，为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打前站。
他从北京返美后，托人向马思聪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问候，并转述了周恩来的原话：“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
马思聪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的友情，在1957年反右时，就是周恩来把他的名字从内定右派名单中划去的。
而在“文革”初期，即便是周恩来多次出面，也未能改变马思聪去国的命运。
空调将被这个黑科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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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前的中国，一批正直的知识分子遭遇不幸，他们中不仅有以出走震惊中外的马思聪，有自杀冤死的傅雷夫妇，也有在电视辩论中怒骂张春桥的贺绿汀。
一向对政治不热衷、不敏感的马思聪命运发生巨大转变开始于“文革”，但这位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挨整并不始自1966年。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文艺整风时，就有人整过他的风，1957年幸于周恩来总理出面过问，马思聪未被打成右派分子。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音乐界集体挨整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几度自杀被逼吃草
向泽沛7岁起师从马思聪，直到1966年马思聪在“文革”中挨斗，这位跟随马思聪学艺14年的学生也被赶到了北京平谷县劳动改造。
一天有位同学告诉他，回学校看看吧，马思聪被打了，今天又要开他的批斗会呢。向泽沛思念恩师但没有进城去看批斗会。“我保护不了先生，也不愿意看见他被批挨打”。40年后，向泽沛在对《新世纪周刊》回忆起“文革”初年中央音乐学院的乱象时，还是用了当年他拒绝同学的那句话。
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属于一类劳改分子，他的八妹大提琴家马思琚和十妹长笛演奏家马思芸属于二类劳改分子。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小将们对一类劳改分子的打击非常严酷，他们向上海音乐学院看齐，而后者在“文革”中接连逼出人命的行为，更是令人发指。
就是在这所曾经的音乐殿堂里，被皮带抽得满脸鲜血的马思聪几度自杀，但都没有死成。马思聪的学生中也有振臂高呼“打倒马思聪”的。还有人因为疯狂过度，喊出一声“打倒马克思”而遭致一场前所未有的群殴。
自杀未遂的马思聪被拉去劳改，别人拔草，他却被逼吃草。
“意外出走”震惊中外
马思聪被批挨打半年多以后，一直看不到运动停止的迹象，这与他在前几次运动中积累下来的经验似乎不同。于是在一次集体批斗会后他问政治上比他成熟的老共产党员、他在音乐学院里的老搭档赵：“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赵说：“照我看，刚刚开始。”
向泽沛在1967年1月曾经从平谷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想看一眼马思聪，造反派们还说他“你黑帮串联来了？马思聪不在了”。
是的，没人知道马思聪是什么时候“不在的”，就在向泽沛回校看望他的这个月，马思聪原想到香港避一阵子，不曾想却被美国驻香港领事“护送”到了美国。
“我们猜想三哥是病了还是怎么了？为什么多天不见了，我和妹妹还准备了一点钱，想在水房附近见到他时给他。”八妹马思琚回忆：连续多天没有在水房碰到马思聪，接着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马思聪叛国投敌到了美国，“中央音乐学院一下子就沸腾了。”
马思聪在赴美的飞机上，与领事有个约法：不面对媒体、不许披露他赴美国的消息、不领取美国政府政治避难金。
但是三个月后，他还是被推到了媒体面前。1967年4月的纽约，西方媒体都在渲染着同一个记者招待会，马思聪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他在文中揭露了中国文革对文化的破坏，但一再声明“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此消息一经播发，大字报上马思聪从此成了“马贼”。他不仅在民间被叫作叛国贼，在由康生牵头的“002号专案”中，也被以“叛国投敌罪”结案。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马思聪“叛国投敌”案得以严厉彻查，几十人被牵连入狱。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岳母、侄女和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
在苦难中艰难抉择
早在马思聪挨斗被逼吃草的时候，他留法时期的故人傅雷已携夫人朱梅馥于1966年9月3日双双自尽。他们是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跪板凳、戴高帽之后，怀着一颗悲愤而绝望的心从容赴死的。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章彦在接受作家叶永烈关于马思聪的采访中说过：“那时上海音乐学院已经有好几个教授被逼自杀，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听了，竟说：‘我们这儿的运动没搞好，怎么一个也没有自杀？’。”
上海音乐界在“文革”中损失惨重，就在傅雷夫妇冤死三天之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及夫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业务副校长程卓如共赴九泉，他们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打开了煤气。程卓如的死因是“痛感人格得不到尊重，愤而弃世”，他的先生于是“随之而去”。令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羡慕”的上海音乐学院，有人统计过，这里有17人自杀。事实上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所谓的“革命”不仅是自戕，简直称得上是“集体自杀”。
《逃亡曲》（节录）
马思聪
本文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马思聪全集》第七卷
我是一个音乐家，珍视我的工作所需要的宁静与安定；同时，我是中国人，热爱及尊敬我的国家与同胞。最近中国大陆遭遇的一切是一个悲剧，而我个人的不幸，与这一悲剧相较，是太不足道了。所谓“文化大革命”，其暴乱、恐怖、残酷和疯狂的程度，远超过以往十七年内的任何事件，甚至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文革开始，有一位朋友曾来看我，他安慰我道：“你从未写过什么文章，也没有说错话。你用不着担心。”
我唯一的“罪过”是我领着“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薪水，但没有做院长的事。自从1954年以后，很明显地，我之继续担任院长一职，不过是要用我来撑撑门面。因此我尽量收敛自己。院里的实权，实际上早已操在担任副院长的党员干部手里。我仍然教着几个学生，其中之一是我的儿子如龙，而且有一段时间我还在北京及其他地方举行过小提琴演奏会。1963年，当西方音乐被禁止以后，我一直住在家里，每天与妻子和儿女们消磨时光，及作些曲子。
折不断且轻如纸片，日本老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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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北京城西的一条安静的胡同内有一座老式的房子，周围建有围墙，中间有古典式的庭院。庭院中植有柿子、梨和枣子树、紫藤和一株美味的葡萄树，而在后花园内还有更多的葡萄和果树；也有一所瓦屋顶的鸡房。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居处。最后一次我离开这座房子时，房子里已满是红卫兵。果木树上已一无所有，光秃秃的。
小提琴变成“小资产阶级”
去年5月我根本不知道这一新运动将进行到什么程度，6月初我获得消息说，在音乐学院已贴有攻击我的大字报。
一位朋友建议，我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情势更糟以前，写一篇自白书，自我检讨。我太太和我女儿瑞雪均表同意。而我仍感到犹豫，因为我无可检讨，同时我不喜欢这种公开自我检讨的主张。最后我女儿替我写了一篇声明。这一声明说，我热忱地支持文化革命，并且我愿意接受改造，虽然我未承认有任何特别的过失。我们买了三张黄纸，将这项声明写在大字报上，标题是“我的决心”。我把它拿到音乐学院去。几天后，我获准去学校张贴大字报。
当我离校返家时，一名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一定要我同他到他的学校里去。在那里有一群凶暴的少年围绕着我，高声呼喊一首我写的歌曲。这是一首哀歌，颂扬一个地方党委书记焦裕禄。他为他那地区的农民服务而死亡，因此被表扬作为干部的榜样。我常常写这一类的歌曲，只是想免除麻烦。不知何故这群少年发起怒来：“你为什么把这首歌写得这么悲哀？你不配做焦裕禄的信徒！”然后他们要我带着一束大字报回家。这些大字报我是应该挂起来看的。但我却将之置于储藏室内。
一伙五百人送进“集中营”
几天以后，学校打电话要我去报告。我没接受这一电话，也没有到学校去。然而，第二天我想还是顺从比较好。我打电话要停在学校里的汽车。我的司机对我说：“不可以，现在文化革命正在进行。你不可以使用这辆车子，坐公共汽车来吧。”
当我抵达学校，站在办公室内时，老朋友们只是看着我，但没有人向我打招呼。我问那时管理学校的工作小组的一个人我应该做什么时，他说：“出去！”我走出去即陷于数百名叫嚣的学生群中：“打倒资产阶级权威！”打倒这，打倒那！而在每一句口号后面，总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还有一位仁兄误喊了“马思聪万岁！”他们立刻将他赶了出去。有人向我投来一个书包，但并没有人打我。我一无可为，只是呆在那里。这似乎是在变戏法并有些荒谬可笑，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相信他们所呼喊的口号。事后，当我等公共汽车回家时，一名学生很愉快地问我：“你对今日群众批评大会的感想如何？”我答说：这很有教育意义。
在这次事件后不久，我们有17个人被叫到学校，他们告诉我们即将被送去“学习”。其中有各音乐学院的教授和行政主管，包括副院长赵沨在内。他看来好像几天没有睡觉一样。有许多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这以前是党的干部学习马克思哲学的大学，现在已改为一种知识分子和杰出的文化人物的“集中营”了。
各种人物都有：艺术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文化官员、艺术学院、电影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授。我们总共的人数一共有五百人。与我同房的是中国最有名的二胡琴师。
我在那地方呆了50天，从6月中旬到8月上旬。这里令人极为厌烦，但并无残暴事件。我们被组成一个小队一个小队，由军官监督。我们要读文件，要举行无止境的讨论会。当我们有点空暇的时间时，我们又要写大字报批评自己，互相批评并批评“党内当权的集团”。
有一天我们获得号外说，周扬，这位权力甚大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业已垮台。多少年来，他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并在许多整肃运动中担任领导任务。由他制订各种文化事务的规则，例如西方的音乐可以在大陆演奏（除了在1962年一个短时期外，德布西、雷弗尔和大多数20世纪的作曲家的作品都是被禁的。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是准许的，并且很普遍，直到1963年普遍地禁止西方音乐开始时为止）。
真正的破壁，全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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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曾被捧为毛泽东思想的标准代表。现在接替他的副部长告诉我们，周扬自己的思想“又长又臭”。他被指为“阎王殿的第一号魔鬼”。若不是因肺癌住院，我们猜想他也要到社会主义学院来。
当我们到达社会主义学院时，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学习可能要持续八个月到一年，视我们的成绩而定。
文化部派人来帮我们就有关周扬和他的“喽们”作令人讶异不止的报道。他们说：“反动分子私藏武器，包括大炮，已包围了北京中心地区的中南海。毛主席与其他的领袖就住在那里。”当然，我们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是少而又少，虽然，偶尔我们会获准在家里度星期日。但是有一天，在我们自己的大礼堂里，赫然出现粉笔所写的“打倒**东”几个大字。
在大毒日下有人穿皮袄
在院外的情况是，学生们的狂热淹没了一切。清华大学首先出现了“红卫兵”的组织。其他各校，名称不同而性质相似的组织已造成了暴乱的局面，当我们来自音乐学院的人回去参加斗争赵沨（音乐学院原实际掌权的副院长）的大会时，有两次我们尝试到这种暴乱的滋味，那简直是集动乱之大成！赵沨在大礼堂的讲台上承认他犯的罪行，但是他的自白被那些辱骂他的学生和工人的吼声所压倒，他们骂赵沨是一条狗。第一次的斗争大会共两小时，而第二次的长达八小时。对赵的指控无奇不有——例如控诉他与英国人在香港举行秘密会议，指他虐待工人，盗用学校的公物，伪造他与毛泽东的合影等等。群众的暴乱与疯狂一发而不可收拾，虽说近乎儿戏，我觉得十分可怕。
我听说过，社会主义学院是照刘少奇的主张而成立的，心里因而疑惑，也许是刘把我们安置在那里予以某种形式的保护。在学院中，我们是在军人手里，他们虽然欠缺知识，但至少受过训练，有纪律。然而8月初，权威一度仅次于毛的刘少奇失权了。或许就因为如此，我们又被交给群众。
一天傍晚，各学校和各单位的卡车来到了社会主义。一辆卡车上写有“黑帮专车”四个大字。它载走了电影局所有的人员。第二天早晨十时，我们也爬上了这辆卡车，被载回到音乐学院。那天是8月9日。当我们进入大门时，首先看见了大群人，其中有学生、工人、士兵甚至儿童。我们被推赶着下了车，我们的脚几乎还没着地，有一个人迎头便扣我一桶浆糊。其他的也就一拥而上，向我身上贴大字报，并且在我头上扣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我的颈子这时也被套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资产阶级的特务。”稍后，另一标帜称我是“蛇神”。最后，他们交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面铜盘——又叫“死铃”——和一支棒子来敲它。被指控为“黑帮头子”的赵沨，被迫穿一袭皮袍子。这一天可能是北京最热的一天——至少华氏100度（摄氏37.8度）。
早晚必需唱“黑帮的吠声”
这是一种狂野的场面。攻击我们的人似乎都像疯子。我在校园里被迫游行示众，那一群人则叫骂不停。所有的人对我们拳脚交加，和劈面吐唾沫，尤其是那些孩子们，更无法无天。在人群之中我发现有一些是我自己的学生扭嘴歪脸的面孔。最后，他们要我们在大礼堂的舞台上站成两行，垂首而立，从行列之中，一个一个被叫起来，痛骂一阵。被列在“黑帮”中“罪行”被认为最严重的排在第一列。“罪孽”较轻的“牛鬼蛇神”则排在后列。他们只是说错或做错了什么事。这些人中有钢琴家刘诗昆（按：刘诗昆是叶剑英的女婿），他在1958年莫斯科钢琴演奏比赛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梵克里奔，稍后，他的手腕被扭伤，使得他再也无法弹琴了。
这只是以后几个月的不幸与折磨的开端。有时，我能记起这些事件，但我更记得许多细节。第一天，我们被押着示众达数小时之久，然后，被带到校园后面的一排曾经一度被用以放置钢琴的矮小的屋子，把我们分别安置于其中的一些小房子，这些房，除一床外，别无余地。我们之中，只有六个人单独有一间这样的小房——四位系主任，赵沨和我。其他的人是数人合住一间房，而情节较轻的则被允许睡在家里。
对我而言，单独有一间房并没有好处，因为这间房的一面几乎全是玻璃。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看见我。他们对我们说：因为我们是动物，所以我们应该像动物一样予以展览。
在我房内的墙上，悬着“打倒吸血鬼”及“如果不坦白，我们要打破你的狗头”等标语，在这一排建筑物上，也悬有“牛鬼蛇神之穴”的牌子。
虽然学校陷入一片混乱，我们仍按规定活动。每日晨六时起床，先读半小时的毛选与报纸的社论，然后早餐，从八时起即开始做工，一直到中午。所做的工都是粗活，诸如打扫厕所及劈柴等。此外还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如将一些石头推在一处，或将一幢建筑物内的物件搬到另一幢建筑物中。看守我们的卫兵时常向我们问道：“你们觉得这种工作如何？你们做得怎样？”
一部价值被远远低估的历史文化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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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下午，我们要写自我检讨，其中不外是“我们是赵沨的资产阶级黑帮”，“我们是改造与斗争的对象”及“我们需接受群众的指导”等语句。每天，我们的自白书都被送至负责斗争我们的人那里。
每日早晚，我们必须在一起唱——有时是单独唱—— 一首令人厌恶作呕的歌，作曲者是一个指挥教授的儿子，曲名是“黑帮的吠声”。歌词如下：
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我有罪。
我必须由人民监督，
因为我是人民的敌人。
我必须坦白，
如不坦白，将我碎尸万段。
这支歌的最后一个音符是“7”，为加强音，唱起来非常难听。
“红卫兵”好狠 任意折磨人
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愉快的，但最令人伤脑筋的是任意折磨。在8月中旬，这些革命学生自称为“红卫兵”，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命令我们走出房间，他们合喊着“出来！”“鞠躬！”因为我“虐待工人（即我以前的汽车司机）”而被指为“吸血鬼！”他们强迫我一遍一遍地叙述我的“罪行”。其中小孩子们最为凶猛，要我在地上爬。有好几次，他们乱翻我的房间，将床拖开来，书散在一地，有一个小孩子拿起我的被褥，丢到屋顶上，一边说着：“只要这是革命，这些行为都不是罪恶。”
这些红卫兵没有头目，所以他们中间任何人都可以把我们当作正当的猎物，任意予以戏弄，这简直是无政府状态。有的时候，他们命令我们面对墙站着，直到允许离开为止；后来又把我们忘掉了；或者要我们低着头，站在烈日下。有一个晚上，我在房屋里睡着了，突然听到可怕的敲门声音，两个红卫兵，一男一女闯了进来。他们叫着，“站起来！”我拼命地站着，男孩用皮鞭打我，女孩则向我脸上吐唾沫。虽然我没有受伤；可是有一次赵沨被鞭打不支倒在地上，他们将他打得一身鲜血淋漓。
我们有一个囚室室长的儿子与在他家里大事破坏的红卫兵打架后，我看到一次最厉害的毒打，这位愤怒的小孩抽出刀来想刺一名红卫兵，遂被红卫兵拖到警察局。其后红卫兵就跑回音乐学院对这小孩的父亲发动一个新的攻击。首先张贴了许多新的大字报，例如：“如果你敢伤害红卫兵的一根毛发，就要将你打得粉身碎骨！”一两天后，在学校门外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斗争会，在孩子们的一边为囚室长和他的原告搭起了一个台，许多人从群众中跑出来提出控告，命令我们其他的人蹲在太阳下观看。这是一幕丑剧。
红卫兵将四五个男女——过去曾为这人辩护的朋友和邻居——拖到台上，予以咒骂，然后，一个红卫兵抽出一条真的皮鞭，开始鞭打他们，其中这位囚室室长被打得最厉害，有的人叫着：“你们看哪！这是反对的人所遭受的。”那位可怜的人躺在太阳下至少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回到囚室里去的。其后，在这次斗争大会上，借口我们鞠躬深度不够，而请红卫兵来鞭打我们，我被一根金属皮带扣打破了头皮。
暴乱太残酷 妻儿先逃命
这些事情发生在8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也是北京红卫兵暴乱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其后，对人身的暴行稍为放松，在这个时期，北京市内到处发生恐怖的事件，有一个中学的学生的确将老师一个个地打死。住在我们隔壁的一个妇女被控私藏无线电机，将情报拍送台湾，红卫兵将她拖到街上，活活处死，人们谈论着成堆没有掩埋的尸体在停尸处腐烂着的惨事。
这些暴行太叫人恐惧了，促使我的家属冒险逃离北京。我的女儿瑞雪后来告诉我，曾有一位朋友告诉她，看到我在音乐学院里全身用大字报糊着，这位朋友并警告她，一两天内将有一队学生要来抓她们。她们准备离开，将一些事物——包括我尚未发表的十四首乐曲——搬到一位朋友家里，将其他东西卖给旧货店，就在那天晚上，音乐学院里果然来了一伙人，我的太太躲在后院的鸡舍里，可是学生们还是将她拖了出来，他们也将瑞雪抓了起来，我的儿子如龙因上英文课而不在家。
其中半数以上的学生，都是我女儿以前的同学。他们的首领——一般都知道她是一个高高的、文雅的、朴实的女学生演员，绰号叫做“骆驼”——她很残酷地重复叙述着我的罪过，并且仔细地叙述她们对我要做出些什么举动。在外面，孩童挤满街上，高声地叫嚷着，并且要求允许他们殴打罪犯。这些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要求给她们报纸、毛笔以及墨汁，然后用这些东西来写成大字报，对我加以攻击，大字报贴满了我的房子中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她们才走，可是她们发誓一定要定期地回到我这里来，可是，在第二天黎明之前，我的妻子及孩子们，都穿了他们破旧的衣服仓惶逃离居处，先搭乘公路客车，逃到了华东地区的一个城市中，我有些朋友住在那边。至于我，当然对此毫无所知。后来，一队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正在到处搜寻她们——几乎抓到了我的妻子。因此，这个家庭又必须立即离开华东地区，再逃往滨海的一个城市中的朋友处避难。
我每天仍然骑一辆脚踏车到学校。那辆旧车子是我买的，并继续跟我的妻子通信。由于监视放松，通信也已经很安全，我告诉她们，情况似乎变得好一点，回来也许可能还安全一点。但是，她们不敢回来。最后，在11月中旬，瑞雪又再度到北京来。她于午夜时分，出现在我的房间中。她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交通上的问题，当时一群红卫兵在实际上劫持了一列火车。我告诉她，不应该来到这里，而且也毋需到这里来。她答复说：“我只望跟您在一起，并对您加以照顾。”
禁书 《牛棚杂忆》：十年间的血泪史 （有少量现货，手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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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有逃亡路 潜离北京城
但是，她还有另外的理由，在那个她们当时所住的滨海城市中，有很多种如何逃离大陆的方法流传着。有些人步行逃走，有些人坐船逃走。她并不确切地知道究竟如何逃走，但是她很肯定地认为：我们也可以这样做。这种想法像一阵雷霆一样，予我以重击。我说：“好的！你来得很对。”现在突然间似乎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希望与快慰。
可是，我自己还没有完全准备好采取此项步骤。我并不能就这么简单地离开北京去和家人会合在一起。红卫兵在该区的活动，正日益增加，同时我之被捕，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从那时起我必须使自己扮成一个逃兵。在另一方面，即使我们能够安排一项逃走的计划，但失败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失败了，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完了。这时候，我内心中又充满了烦恼，使我无法入睡，用中国成语来说：我是在作“背水一战”。最后，在沮丧中我向一个朋友吐露了我心中的秘密。他说：“你最好是走。”我也表示同意。
瑞雪在北京前门车站排队站了半夜，终于买到了火车票。我向学校报到参加学校的早晨劳动工作——清扫厕所——然后我说：我病了，必须到医院里去看病。瑞雪及我拿了很少的几件东西，这些东西必须藏起来，才能确保安全，尤其是我的提琴，我把它包成两包后用绳子缚起来。我的新作品，则必须丢弃。
我们都是穿着蓝黑色的服装。我看起来像一个工人，同时为着加强我的伪装，我并戴上了一副外科医生们所使用的纱布口罩。
在一个酷寒的星期二的晚间，我们在西直门外的一个临时车站上会合，登上了一列特别快车离开北京，走向未来良好的途程，其中曾经有过若干次令人惊恐的时刻！
比方在搭乘火车时，我和瑞雪都到得很迟（北京市内的公共汽车，行驶得很不规则），但是很幸运地火车也因故延迟开行，我们才上了车。好多个月以来，我的脑子是第一次有了轻松的感觉。
在海滨城市暗中谋偷渡
我不能宣布我所经过的地点的名称以及那些帮助我逃脱中国大陆的人们的名字。我要是这样做的话，他们的生命将遭受到危险。
但是另一方面，我可以叙述我亲身的遭遇：瑞雪和我，在靠近海滨的一个城市的中心，先见到了我的孩子如龙，他正跟朋友们的一家住在一起。
我的妻子则住在同一个地区中的一个小乡村里。要想到那个地方，必须搭乘一次火车，然后再坐公路车，然后再乘船渡过一条河，最后还要步行一段路才能抵达。
这段行程耗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当我们抵达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我的妻子在半黑暗中独自吃她的晚餐。她事先对我之来毫无所知，因此我之抵达使她大吃一惊。
在其后的几个星期中，当我们试图作逃走的安排时，我们有时候住在乡村中，有时候则住城里。经由住在城中的一个老朋友的关系，我们跟一个女人接触，她认识一个船长。虽然他自己并没有船只——他的家庭船坞已经在1950年被没收了——可是，这个人所处的地位可以设法偷到一艘船。
事实上，他计划这么做也只是在很短的几个星期的时间中的事。那个女人并不知道更多的事情，她只仅仅愿意使我们跟船长的儿子接触。当我跟这个船长的儿子谈话时，他还不肯定船上是否有足够的空间，足以容纳我们的全家，甚至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但每个人的代价，等于美金1500块钱，他并且先亲口告诉了我们。
满城谈论着逃走的故事，如龙在外面听到几个小孩子逃走的故事，他们逃走有八次之多，每次都被抓回来，至多做几个月的苦工而已，可是如果我们被捕的话，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与船长之子第三次秘晤
时间过得很快，我开始担忧起来，红卫兵在城里很活跃，甚至村庄也不安全了，因为村庄太小。在街上，红卫兵和工人们公开打斗，并发生了许多暴行。我与船长的儿子再度会晤，他说：“如果我能通过一种安全检查，即证明我没有被盯梢的话，我们就可以逃跑。如果有人跟踪我，事情就不成了。”他向我保证，船很快，其速度足够能摆脱巡逻的船；同时，吃水很浅，所以能够通过沙滩。我同意作安全检查，结果一切顺利。
船上还有容纳我们的地方。空余的地方除了船长和他儿子的位置也许已经卖出，所幸的是船长父子非常喜欢小提琴曲，当他们发现我是谁时，他们很愿意我们乘船，甚而不要我们的定金。
早先，我原听说这艘船一小时可驶12华里（约4英里），但是实际上一小时最多只能走7华里。因此，要渡过3英里的界限，所需的时间要比原来预计的长一倍。在途中，要经过若干处检查站。幸而这些检查站的人员因“政治上不可靠”而正被撤换。
于是，我们没有经过许多盘问，而安然通过。同时，我们亦未遇见巡逻艇。
于是，我们的船开足马力疾驶。进入公海后，浪渐渐大了，海水冲上船尾，将我们六人淋得透湿。
最后，我们到达了预定与一般香港的船取得联络的位置。
但是，我们未与香港的船联络上，因为我们的舵手迷了方向！
他已有许多年未在这一水域航行了。在找寻了许久而无结果以后，船长决定将船朝岸驶近。他看到了一处岫角几块岩石，于是沿着那些石头小心翼翼地朝我们这面接近，终于我们都跳出来了。船长在跳下船前，将一个船底活瓣拔出，而欲使船沉没。离船时，我仅携着我的小提琴，其他一切均未带下。
我们全身湿透而颤抖着，大家站立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将身上戴的写有口号的毛泽东胸章扯下——许多人都佩着这种胸章，以求安全。我们的船长大声呼喊道：“我们得救了！”
后记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陆，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在“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吸血鬼”的口号声中惨遭批斗。他们在红卫兵的追捕中，不断逃亡，从北京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广东，像流浪汉般穿梭往返，忍饥寒、历万险，到达广州时，孩子的舅舅（马思聪夫人王慕理的兄弟）“收容”了他们，安排躲在南海县一个穷乡僻壤叫丹灶村的穷亲戚家暂时落脚。
1967年1月马思聪一家在至亲好友的帮助下逃离大陆，避难美国。他在国外一些场合讲述了自己和他的同事当时被红卫兵批斗的惨状，控诉那场野蛮的“文化大革命”，后整理成文，全文朴实无华，还原历史真貌，可说是最早揭露“四人帮”的真面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文章，他摸了“老虎”的屁股，被戴上“叛国投敌分子”的帽子。
手机 钥匙 钱包统统藏在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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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1967年6月被美国的《生活》杂志以《残酷和疯狂使我成为流浪者》为标题刊出；同年7月苏联《文学报》又以《我为什么离开中国》转载；后又被境外一些中文杂志冠以《逃亡曲》再刊登。40年后的2007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马思聪全集》第七卷，以《逃亡曲》的标题收入此文。收入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让身历其境或未曾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们，牢记这场民族灾难的历史，从中吸取血的教训，清醒地防止悲剧的重演。
在大陆全民只看八个样板戏的那十年里，马思聪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默默地耕耘，埋头创作，为台胞、侨胞演奏。他收获了大量民族题材、丰富多彩、充满民族神韵的优秀音乐作品，如小提琴曲《第三、第四回旋曲》《阿美组曲》《高山组曲》《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双小提琴奏曲》等，声乐作品有合唱《阿美山歌》《家乡》，谱《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大型舞剧《晚霞》（又名《龙宫奇缘》，取材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晚霞》），歌剧《热碧亚》，等等。这些作品在中国大陆近现代音乐史上那荒唐的十年中，独放异彩、填补空白。
著名作家徐迟1988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报告文学《马思聪》一文中写道：“马思聪的全部作品是真诚的，是他感情的结晶，心血的凝聚，爱国的见证，历史的记录，珍贵的遗物……”
1984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八个年头，经中央音乐学院党委的努力，公安部终于在1985年3月宣布为马思聪冤案平反昭雪。
他自比苏武牧羊十八年，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要回国，拥抱全体同胞，让琴声在祖国每个角落再响起。平反后，他读到著名画家叶浅予1985年写的文章《为马思聪饶舌》时为之动容，文章中有一段写道：“受过欺凌而被迫出亡的人，最懂得祖国的可爱，爱国之心也最切。只有那些口口声声教训别人如何如何爱国，而自己横着心侮辱普天下善良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马思聪不欠祖国什么，那些窃国篡权的人却欠他太多了。”
遗憾的是马思聪未能等到那“适当的时候”，心脏病魔竟于1987年5月20日夺走他的生命，亲友、国人对他的思念竟成悼念。
2007年，马思聪及其夫人的骨灰在儿子马如龙等四位亲人的护送下抵达广州。安葬在风景秀丽的广州白云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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