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走向新的能指

作者：

斯拉沃热·齐泽克

尼科尔·A·巴利亚-阿森霍

最近，在我们这个灰暗的时代，发生了两件能让人看到一丝希望的事件：玻利维亚的选举和智利的APRUEBO（我赞成）公投。（2020年10月25日，选民需要在“APRUEBO”——赞成修改智利宪法，使它向着更具社会正义和自由的方向前进——和“RECHAZO”——反对这一修改——之间做出选择）在这两件事之中，我们都能发现，“形式”民主（自由选举）和实际的人民意志罕见地重叠在了一起。玻利维亚和智利证明，尽管被各种意识形态操纵着，即便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有时候也能发挥作用。但到了今天，自由民主制就快要达到自身的极限了：为了能发挥作用，它必须辅以……什么东西？

出于对国家机构广泛的不信任，法国现在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现象——最早由古希腊人推行过的地方公民大会重生了：

“早在公元前621年，古雅典就已经有了公民大会（Ecclesia），任何男性公民——无论阶级——都可以参与到这个论坛之中。现在，随着由疫情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步步逼近，这一古老的民主工具正被翻修一新，作为21世纪的应对。法国各地的村镇、城市和地区都在越来越多地向公民求取意见，引导他们走向更加平等的未来。”

组织这些论坛的不是地方国家机器；它们是由国家之外的地方社区活跃分子自发组织起来的，其中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和抽签因素。随机选取的代表人数为150人。我们注意到，智利的APRUEBO公投胜利之后，也出现了一个大致类似的程序，即从体制政治力量之外选出的155人将会负责新宪法的起草工作。

胜利之后，是真正的斗争

据说，马克·吐温曾经这么说过：“如果投票能带来什么改变的话，那他们就不会让我们这么做了。”没有证据证明他真的说过或者写过这句话，它最有可能的出处是罗伯特·S·博登1976年在《洛厄尔太阳报》专栏上的撰稿。在写到美国的选举制度时，博登指出：“编辑们有没有想过呢，这7000万预计不会投票的人的态度可能与现实非常一致，也就是说投票和选举代表这个概念从根子上来讲就是谎言和欺诈？如果投票真能带来什么改变的话，那它就会被打成非法！“不过，把这个说法归于马克·吐温也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后者的立场：尽管吐温主张每个人（包括妇女）都应享有投票权，而且还请求人们去参与投票，但他也对那个妨碍大多数人表达自身意愿的阴谋深表怀疑。所以，我们应该在原则上接受这个引用的论点、认为它普遍有效，但又应该以例外作为这种普遍性的基础。有些时候，确实会有一些至关重要的选举和公投。这些选举是仅有的能担得起“民主”称谓的选举，但一般来说，它们会被看作是不稳定的标志，是民主深陷危机的象征。

在玻利维亚，反对莫拉莱斯政权的一月政变把自己包装成恢复议会“正常状态”的举措，说自己反对莫拉莱斯的“极权”威胁，并且阻止他废除民主制、把玻利维亚变成新古巴或是新委内瑞拉。而事实是，在莫拉莱斯执政的十年间，玻利维亚成功建立起了新的“常态”，将人民的民主动员和显著的经济增长汇集一处。正如新任总统、莫拉莱斯任下的经济部长路易斯·“卢乔”·阿尔塞（"Lucho" Arce）所说，玻利维亚人在莫拉莱斯执政的十年里享受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岁。而反莫拉莱斯的政变破坏了这种来之不易的正常状态，带来了新的混乱和痛苦，因此阿尔塞的胜选意味着玻利维亚不必再从头来过，而只需要回到政变之前的状态。

而智利的情况更加复杂。十月是一个属于智利的月份，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发生激进转折的月份。1970年10月24日，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胜选得到确认；2019年10月18日，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爆发，宣告了皮诺切特“正常化”的终结；2020年10月25日（按照旧俄罗斯历法，这一天还恰好是十月革命的纪念日），APRUEBO取得了胜利，使得建立在作奸犯科和侵犯人权可以不受惩罚这一基础之上的压迫性能指分崩离析。所以说，十月并不是智利日历上一个普通的月份，它和人民决心要实现的历史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决裂有着深刻的联系。

尽管阿连德尊重所有形式上的民主规则，但他实施了一系列在统治阶级看来过于“激进”的措施；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统治阶级组织了一系列经济破坏活动，而当他们意识到就连这也没能削减民众对阿连德的支持时，便在1973年9月11日（真正的9·11灾难）用军事政变推翻了他的政府。4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之后，智利宪法的制定工作于1977年交由军政府委任的12人新宪法研究委员会负责。这个小组起草的草案随后经同样由军政府指定的国务委员会修改，最后由皮诺切特将军亲自过目。这份文件的目的是确保国内推行的模式能够生存，对未来的自由加以限制，以此排除有可能威胁到这一模式的经济举措。

皮诺切特就这样用新宪法强制推行他自己的“民主”正常化，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中安稳地保障了富人的特权。2019年10月爆发的抗议运动证明皮诺切特的民主化是虚假的，就和独裁政权容忍乃至于推动的每一种民主别无二致。从这些抗议活动中发展起来的APRUEBO运动明智地把重点放在了修改宪法上：它向大多数智利人表明，皮诺切特所协调的民主正常化正是皮诺切特政权别有用心的延续。皮诺切特的力量仍然以“深层国家”的姿态居于后台，确保民主游戏不会脱离掌控。如今皮诺切特正常化的幻象已经破灭，智利也并没有一个业已建立的秩序可供回归——即使是光荣的阿连德时代也不能真正地作为模范，所以它必须要谨慎地建立新的常态。

这条道路上危机重重，投票的胜利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真正艰苦的工作是从热情已经散去的事后之日开始的，必须要怀着耐心去建设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常态。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斗争要比抗议和争取APRUEBO的运动来得更加困难。运动有一个明确的敌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有力地言说正义和那个敌人所创造的悲惨，而解放性的目标只需要呆在一个舒适的抽象语境里就行了：尊严、社会和经济正义，等等。现在，APRUEBO必须要实施它的计划了，需要把它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这就会使人民群体中先前因为狂热团结而被忽略的一切内部差别都暴露无遗。

威胁解放进程的事物已经在逐步显现了。正如预料的那样，一些右派人士试图盗用社会民主主义的话语来对抗APRUEBO的“过激分子”。在APRUEBO内部，希望维持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人和倾向于更加激进的社会动员形式的人之间也有了爆发冲突的迹象。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不是拘泥于无聊的、“有原则的”辩论，而是要动手去做，精心制定各种计划，然后加以实行。有鉴于丹尼尔·哈杜埃（Daniel Jadue）作为雷科莱塔市长的成就，他可以说是协调这些工作的合适人选。智利乐团Los Prisioneros轰动一时的歌曲《被遗弃者的舞蹈》（El baile de los que sobran）成为了抗议者们占领街头时的音乐象征。现在，智利需要的是“被遗弃者的辛勤劳作”（el trabajo duro de los que sobran），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旧制度就会借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新面具幸存下来，1973年的悲剧（反阿连德的政变）就会变成一场后现代的犬儒闹剧，重新登上舞台。

要预测这场斗争会如何结束实在是为时尚早。主要的障碍并不是皮诺切特的遗产本身，而是他的独裁政权逐渐（虚假地）放开管制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智利社会经历了一段可以被称作是快速后现代化的时期：消费享乐主义大爆发、肤浅的性放纵、大搞竞争的个人主义，等等。当权者意识到这种原子化的社会空间比起直接的国家压制能更加有效地对付依赖社会团结的激进左翼事业。阶级仍然存在，但不再有“为了本阶级”的精神；我把同一阶级的其他人看成是竞争者，而不是一个有共同利益的群体里的其他成员。直接的国家压制容易让反对派团结一致、推动一些组织严密的反抗，而在“后现代”社会中，就连极端的不满也只能用散兵游勇的混乱方式进行一些很快就会断气的反抗，达不到“列宁主义”那种组织严明、纲领清晰的程度。

给智利带来一些希望的是变革的具体特征。只需要提两个特点就够了。首先是精神分析学家（主要是拉康主义者）显著的左翼政治参与：他们在2019年10月爆发的抗议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使得APRUEBO公投胜利的组织工作中也有积极参与。其次，智利的新右翼民粹主义从来没有成功地成为潮流（像玻利维亚这样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如此，但巴西正好相反）：民众动员具有明显的左派特征。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两个特征有没有某种联系呢？

精神分析、伦理、政治

精神分析对激进社会变革的立场是什么？它主要占据着“温和”自由主义的位置，担忧激进解放进程中的陷阱。拉康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他清楚地表明，我们精神生活的基本对立并非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对立，而是“一切伪装之下的善”的领域和超越“一切伪装之下的快乐原则”的领域（爱、死亡驱力、妒忌、责任……的过度）之间的对立。

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名字最能体现这种对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善的伦理学，是节制、适度、针对过度的伦理学，而康德的伦理学则是无条件责任的伦理学，它命令我们要超越一切适度去行事，即使我们的行为会导致一场灾难。难怪许多批评家认为康德的严格主义过于“狂热”，也难怪拉康会在康德的无条件伦理命令中发现他自己的伦理学的第一个表述——那就是忠于自身的欲望！

归根结底，任何善（Good）的伦理学都是商品（goods）的伦理学，是一种可以分割、分配和交换（换取其他商品）之物的伦理学。这也就是拉康对分配正义的概念深表怀疑的原因：它仍然停留在商品分配的层面，甚至连嫉妒这一相对简单的悖论也处理不好。万一我就是愿意获得更少，只要我的邻人得到的东西比我还少呢（我意识到我的邻人比我更加匮乏，这给予我一种剩余享乐）？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绝对不能从表面上接受平等主义本身：鉴于平等主义正义的理念（和实践）是由嫉妒来维持的，它也就会依赖于一种颠倒，用放弃标准的方式来造福他人：“我准备好要放弃它了，这样其他人（也）不（能）拥有它！”这里的恶远非和牺牲精神相对立的概念，而是作为牺牲精神本身出现——如果通过我的牺牲，我可以剥夺他者的享受，那么我愿意无视自己的福祉……

然而，这并不能作为反对一切平等主义解放事业的一般性论据，而只能用来反对那些专注于再分配的事业。我们要牢记的是，分配正义是一个左翼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它仍然在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之内，说自己是“唯一真正有效的”；它不过是试图用向富人加重税之类的方法来改正财富的不平衡状况。我们今天的目标应该更加激进：当前的危机（COVID-19疫情、全球变暖、森林大火，还有其他）正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正在达到极限，有可能将全人类拖入自我毁灭的深渊。

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所提倡的那种带者犬儒色彩的自由保守主义就不再起效果了。米勒赞同老旧的保守“智慧”，认为要维持稳定就必须尊重和遵循

由‘总是独断和威权的’选择所建立起来的惯例。‘没有持续不变的进步主义’，而只有一种叫做‘享受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enjoyment）的享乐主义。人们需要完整地接受城邦的惯例，接受它的法律和传统，并且认同某种蒙昧主义对于维持社会秩序来说必不可少。‘有一些问题是不该问的。如果你把社会这只乌龟翻了过来，就永远没办法让它重新四脚着地了。’“

人们必然会注意到，智利“放任的”90年代就完全保留了城邦的惯例，为这种“享受的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的确，米勒以无畏的精神阐明了他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观念所具有的政治含义，他“占据着讽刺者的位置，时刻注意着不干涉政治领域。他的行动是为了让表象留在它们该在的位置上，确保在他照料之下的实验对象不会把表象当作实存……人们应该想方设法让自己继续为它们所摄（被它们愚弄）”。

就政治而言，精神分析学家

“不会提出方案，他不能这么做，而是只能嘲笑他人的方案，这就限制了他表述的范围。讽刺者没什么不得了的打算，他要等着其他人先开口，然后尽可能快地让他威信扫地……不如说这是一种政治智慧，仅此而已。“

这种姿态同样完美地兼容于后现代社会——比起“提出方案“，当权者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提出方案“的是无能的左派（或极右派），然后犬儒的精神分析学家们站出来警告这种方案的危险性……但是，当乌龟（我们的社会秩序）已经四脚朝天、伤痕累累，没办法再翻身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没时间再去警告人们不要扰乱表象了——表象是在自我毁灭！自诩为基督教保守派的唐纳德·特朗普在扰乱表象方面所做的事，难道不比所有反对他的左翼人士还多吗？在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的这个时刻，精神分析理论学家往往会提出另外一种警告：不要信任那些承诺“带领我们走出灾难、建立更公正的新秩序“的革命者。

这似乎很符合精神分析学的一般立场，即就算是我们最高尚的行为也隐藏着自恋、受虐之类的欲望动机。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回顾了弗洛伊德的幻想，即早先的人类被冰河期的恐怖所震慑时，暴政是如何出现的：

“人类对这种粗暴剥夺自己本能欲望的反应是歇斯底里：它正是现代皈依狂热的起源，其中性欲（libido）是一种需要被抑制的危险。人也成为了暴君，把不受限制的支配权加于己身，作为他保障众人生命的回报：‘语言对他来说具有魔力，他的思想似乎无所不能，他凭着自我来理解这个世界。’我喜欢这一点。暴政是灾难沉默的伴侣，当今世界上好几个国家统治者的行为已经把这一点暴露在了昭昭天日之下，尤其是美国那位即将成为前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

罗斯在这里得出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从冰河期的、到今天实际的以及未来的灾厄（疫情、全球变暖、新世界大战之后的核冬天），对这些灾难的主要反应都是以某种形式崛起的暴政。全球性的灾难把人性中最恶的一面展现出来：

“今天，在一场仿佛没有尽头的大流行病中，人们呼吁要在生与死之中采取新的团结形式，呼唤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新政治意识。然而，人类的黑暗面就像上下颠倒的向日葵，仍然是精神分析领域尚未完成的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那要怎样在这个新的现实之中为黑暗面找寻一个位置呢？哪怕我们有世界上最强的意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往这个方向的任何行动从长远来看都会变成一种空洞的姿态。“

虽然这种思路道出了相当重要的真相，但仍然不应该只是增添一些细节、去做不同的阐释（特朗普不是灾难的结果，疫情反倒是他倒台的主要原因），而是要去找寻更根本的东西，去揭开硬币的另一面。精神分析的教训不仅仅是对解放进程中天真烂漫精神的警告，同时也是对人性中深层破坏力量的警告（苏联的共产主义转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等等）。两次世界大战也动员起了激进左翼的力量，并且催生了革命：二战之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进入了黄金时代。回想一下丘吉尔——领着英国走向胜利的权威人物——在1945年初输掉选举、被克莱门特·艾德礼取代的时候该有多震惊吧。作为工党党魁，艾德礼的魅力比起前任有很大的差距，但他效率很高，同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非常激进。

智利不正好证明了各种灾难的连环打击（始于2019年10月的抗议、COVID-19……）能够激起气势非凡的群众动员吗？疫情，以及国家利用它来压制民众抗议的方式，是APRUEBO崛起的关键因素。“灾难让我们同时展现出最好的和最坏的品质“这种陈词滥调似乎要更加接近真相。

弗洛伊德本人在阐述自我、超我和本我之间复杂互动关系（应该再增添一个不同于自我的“我“（I）和不同于超我的道德律法（moral law））的时候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出发点是”无意识的罪恶感“这一奇怪的现象：

“它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特别是我们逐渐发现，在大量的神经症病例中这一类无意识罪恶感起了决定性的经济作用，并且在复原的道路上设置了最强有力的障碍。如果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价值标准上，我们将不得不说在自我中，不仅最低级的东西，而且连最高级的东西都可以是无意识的。“

或者，如他在同一篇文章里之后所写的那样：“如果有人要提出自相矛盾的主张：一个正常人既比他所相信的无道德得多，也比他所知道的有道德得多(这一主张的前半部分基于精神分析学的发现)，那么，精神分析学是赞成起来反对后半部分的。“（要注意，这里把信念和知识对立起来：一个正常人既比他所相信的更无道德，也比他所知道的更道德）并不是说超我是道德的代言人，而本我是黑暗”邪恶“驱力的储备，但超我同样并不代表内化的社会压迫，本我也不代表应该得到解放的驱力。弗洛伊德始终坚持超我和本我之间暗藏的联系：超我那难以承受的压力由来自本我的能量维持着，而且我们也可以比我们所知道的更有道德。想象一下，有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放纵个体，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宽容的自我主义者，正在找寻各种快乐：但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很快发现，他的活动被各种他所意识不到的忌讳和禁令制约着。

然而，这种无意识的道德并不局限于病态的抑制（我的自我对抑制一无所知），它还包括伦理意义上的奇迹，比如坚决不做我觉得无法接受的行为，哪怕要以生命作为最终代价。想一下安提戈涅，也要记住拉康在对她形象的解读之中并没有做一个分析者理应去做的事情（找寻一些病态的依恋、乱伦欲望的痕迹，等等），相反，他试图维护安提戈涅对克瑞翁说“不“这件事的伦理纯度。或者，想一下一个人在要做杀身成仁之事时，内心感受到的那种无可抗拒的戒律：他这么做不过是因为他不能不这么做（冒生命危险参与公开抗议、参与抵抗独裁或占领、在自然灾害之中帮助他人）。

此处，我们应该再一次抵制那种明显的伪精神分析诱惑，拒绝去找寻某种“更深层次“的病理动机，例如，用死亡驱力和自恋的结合来解释那些行为。举个例子，想一想成千上万没得到足额工资的医护人员，他们救助感染者，很清楚自己在冒生命危险；再想想那些伸出援手的志愿者。他们比屈服于残酷暴君的人要多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拉康认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状态是伦理性的：对于拉康来说，康德的道德律令才是最纯粹的欲望。

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那么，关于APRUEBO在智利的胜利，精神分析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与其采取伪弗洛伊德的方式探究这个民族的无意识深处，不如从拉康的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概念入手，把它运用到意识形态领域之中去，这样才会卓有成效。让我们从比较智利和美国开始吧。

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个糟糕的意外是，特朗普在人们所认为的支持者以外的群体中也获得了很多选票——黑人，拉丁裔，甚至是穷人和许多妇女——再对比一下拜登从老白人群体那里拿到了多少票——这群人里本来会有多得多的人投给特朗普。这种预料之外的逆转证明，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共和党比起民主党更像是个工人阶级政党，而美国政治机构这种对称的、五五对半的分化并不直接反映阶级分化，而是一系列意识形态神秘化（mystification）和移位（displacement）的结果。在新兴的“数字“资本领域（微软、亚马逊……），民主党要比共和党强大得多，而且他们还得到大银行的谨慎支持，而美国最贫困地区的许多穷苦人民支持共和党的民粹主义。结果就是，在2020年11月的下半月，我们读到了写着这样标题的严肃媒体报道：《特朗普真的会发起政变并连任吗？》在特朗普时代之前，这种标题专属于从所谓的第三世界流氓国家发回的报道。显然，美国有幸成为了第一个第一世界的流氓国家。

与美国的对半分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智利公投中得胜的APRUEBO获得了至少78.27%的选票，RECHAZO则只得了总票数的21.73%。最关键的是，这巨大的投票差距与财富和特权的集中和分配成比例，人口中少得多的那个群体是精英阶层的一部分（选择“拒绝“），大多数人则很清楚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选择”赞成“）。所以，智利之所以独特，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异国的特殊性，而恰恰是因为它把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被掩盖和转移的阶级斗争直接地展现了出来。智利的独特之处（例外）恰恰在于它国内情况的普遍性。

但是，我们应该避免产生错觉，即不要觉得智利的选票分布更加“自然”，忠实地反映了显著的阶级分化，而美国的选举计票就没有忠实地“反映”阶级分化，而是被意识形态操纵所扭曲了。争夺领导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之中并没有什么“自然”，每一个领导权都由斗争得来，其结果是公开的。智利APRUEBO的胜利并不是展现了意识形态操纵的缺位，使得选票的分配能“忠实地”反映阶级分化；APRUEBO能获得胜利，是因为它长期以来都在积极参与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运用埃内斯托·拉克劳“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争夺领导权归根结底就是争夺主人能指——不仅仅是究竟哪个主人能指会占主导地位，而且是这个主人能指会怎样组织整个政治空间。我们举个显而易见的例子：生态学，反对全球变暖和污染的斗争。除了（越来越少见的）否认者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生态危机是今日的中心议题之一，对我们的生存本身构成了威胁。斗争围绕着拉克劳所说的“等价链条”（chain of equivalences）展开：“生态学”会和哪些其他能指（生态政治斗争议题）相联系？有国家生态学（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才能应对全球变暖）、资本主义生态学（只有市场机制——对污染环境的产品征重税——才是解决办法）、反资本主义生态学（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是我们无情开发自然的主要原因）、威权主义生态学（普通人无法理解生态危机的复杂性，我们必须相信科学支持下的强大国家力量）、女权主义生态学（问题的最终原因是更具侵略性和剥削性的男性所具有的社会权力）、保守主义生态学（我们需要回到更为平衡的传统生活模式中去），等等。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不只是要争取把生态学当作是个严肃的议题，而是要争夺这个词所代表的含义和这个词连接到其他概念（包括科学、女权主义、资本主义……）的方式。

一般来说，强加新主人能指的感觉就像是在为我们试图抓住的东西“找一个正确的名字”。不过，这个“找”的动作是创造性的，它能建立一个新的象征领域。智利抗议和APRUEBO运动的主人能指是“尊严”。智利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外：尽管有贫困、饥饿和暴力，尽管有经济的剥削，从土耳其和白俄罗斯到法国的各路抗议运动还是常常会使人回想起尊严二字。同样，“尊严”之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左派意味，甚至和解放也挂不上钩。如果去问问皮诺切特本人，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颂扬尊严，虽说他的手段是把它纳入到爱国主义军政路线这条迥异的“等价链条”之中去：他在1973年的政变从极权主义左派的手里拯救了智利的尊严。相反，对于APRUEBO的铁杆支持者们来说，与“尊严”相联系的是削减贫困的社会正义、普惠医疗、保障个人和社会的自由，等等。“正义”这个词也是同样的道理，皮诺切特毫无疑问也会倡导正义，但是是他的那种正义，而不是平等主义的经济正义。他的“正义”意味着每个人，特别是底层的人，都要清楚自己合适的位置……APRUEBO获胜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赢得了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使得现在的智利只要提到“尊严”和“正义”，这两个词就必然是APRUEBO所代表的那种含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或经济斗争可以被归纳为话语的冲突。它说明的是，话语层面有一套自主的逻辑，这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利益不能直接转化进入符号空间，还有一个更加激进的含义：我们认知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方式已经被话语进程影响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国家遭饥荒的时候，饥饿是个事实。但关键之处在于怎么看待这个事实。是否要把饥荒的起因归咎于犹太金融家？是要把它看作自然的产物（恶劣天气），还是阶级剥削的结果？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女权主义兴起之后，女性在家庭内的从属地位和被社会生活排除在外的情况才被看成是一种不公正。在此之前，能嫁给一个爱自己的丈夫并且不愁吃穿用度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了。女权主义的第一步并不是直接一步迈向公正，而是让女性意识到她们的处境是不公正的。用类似的逻辑来说，工人并不是因为处境贫困而抗议；他们是在觉得这种贫困不公正、觉得统治阶级和国家要为此负责的时候才起来抗议。

有些人想把这些思考当作是在走向“散漫的唯心主义”，但他们应该想一下列宁又是如何着迷于党章之中的细节，强调说“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然后再想一下党章里的一个词（或是没有这个词）会如何改变一场革命的命运。这些话并不是大而化之的、中央计划式的想法，而是依赖于具体的情境：

任何问题都可以说是‘在迷宫里兜圈子’，因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个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的环节，那个当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环节。”

想一想，1917年时，列宁提出的革命口号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土地与和平”，它传达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有自己所耕作的土地、退出战争的渴望。历史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而是一个辨证的过程，“真实发生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其意识形态符号化的影响。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瓦尔特·本雅明已经反复指出这一点）历史会改变过去，即，它改变了过去作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在今日的展现方式。

我们假设一下，皮诺切特的再正常化仍然屹立不倒，2019年10月爆发的抗议很快就被镇压了。再进一步地假设，在这个虚假的正常化进程中，皮诺切特本人的形象遭到抛弃，他的政变也受到谴责。这种清算过去的姿态将意味着皮诺切特留下的遗产取得了最终胜利：这份遗产会在为现有社会秩序提供依据的宪法中存活下来，他的独裁会被贬为两个民主正常时期之间的短暂暴力中断。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2019到2020年智利所经历的事件改变了历史：对过去的新叙述确立起来，这种叙述把后皮诺切特时代的民主“去正常化”了，把它看成是皮诺切特统治以民主手段的延续。

塞尔维亚语里有种绝妙的表达：“Ne bije ali ubije u pojam.”（不在肉体上打击你，却在观念上消灭你）这个表达指的是某个人不以直接的暴力摧毁你，而是用摧毁自尊的行为对你连番轰炸，使你最终受到羞辱，连你存在的最核心（“观念”）也被剥夺。“观念消灭”（kill in a notion）是一个自发的黑格尔式表达：它描述的是（你的实证现实的）实际毁灭——“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得以飞升，比如用这种方法杀死一个敌人，他就会以英雄的形象长存于千万人脑海中——的反面。简单来说，它描述的是一种反扬弃（anti-Aufhebung）的姿态：存留于世的是你尚不确定的实证现实，其中的观念已然被剥去。这就是对待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正确方式：不要“扬弃”他们（摆脱他们“过激”的一面而保留其理智的核心），而要在观念上消灭他们，彻底地摧毁这个观念。对特朗普和他的遗产也要这么做：真正的任务不仅仅是要打败他（给了他在2024年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而是要在观念上消灭他——让他把自己毫无价值的虚荣和反复无常统统暴露出来。以及，在黑格尔的语境中，在观念上消灭他意味着要把他带进自己的观念之中，也就是说要内在地消灭他，要让他显露出自己的本质，落得自我毁灭。

要在观念上消灭一场运动，就需要新的能指。加布里埃尔·图皮南巴（Gabriel Tupinambá）的文章《走向新的能指：拉康之后我们的任务》（ “Vers un Signifiant Nouveau: Our Task after Lacan” ）就正好讨论了这个问题。“走向新的能指”是拉康在1977年3月15日所做的研讨会上的表述，此时他已解散自己的学派，并且承认它（和他自己都）失败了。从理论层面来说，这种对新能指的找寻表明，他极力试图超越他在六十年代教学的中心议题——对实存界的迷恋、一个创伤性的/不可能的原乐核心，它巧妙地避开了任何的符号化，只能粗略地比拟成“强烈力量的真实举动”。拉康不再满足于把遭遇天堑或是不可能之事当作人类的终极体验：他认为真正的任务在于遭遇这种体验之后所应有的举动，即发明新的主人能指，用新的方式去定位这天堑和不可能。在政治领域，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把“瓦解霸权秩序的大起义”这样的虚假诗意抛在脑后。真正的任务是推行新的秩序，而这个进程要从新的能指开始。没有新的能指，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