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VIII：齐泽克：以阶级斗争对抗阶级主义

May 10, 2021

以阶级斗争对抗阶级主义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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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登的就职典礼上，有个孤独的人物抢走了风头，他只是坐在那里，像一根扎进肉里的刺，扰乱了两党团结的和谐场面：这人就是伯尼·桑德斯。他并不像是那个在聚会上被冷落孤立的人，而是根本就没兴趣参加进去。每个哲学家都知道，当拿破仑骑行经过耶拿的时候，黑格尔心里是多么受触动。对他来说，这就像是看着世界精神（历史大势）本身骑在马背上……伯尼抢了风头，他就这么坐在那里的照片立马成了一个偶像符号，这说明我们时代真正的世界精神就在那里、在他孤独的身影中，对典礼上虚情假意的正常化表达着怀疑。我们的事业仍然有希望；人们意识到还需要更为激进的变革。由此，分界线似乎清楚地划定下来了：拜登所代表的自由建制派对阵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伯尼·桑德斯和AOC（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则是后者最受欢迎的代表。

然而，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好像扰乱了这幅泾渭分明的景象。AOC在采访和其他公开场合上为拜登做了辩护，反对来自民主社会主义者佐派的攻击。在3月19日发表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杂志《民主佐派》上的采访中，她“把对民主党最奢侈的赞美与对社会主义的恶毒谴责结合起来”，“把民主党形容成一个已经完全转向Working-class的政党。她说拜登政府和任上的民主党人正在‘彻底重塑自己，向着进步得多的方向进发’。来自佐派的压力已经迫使根深蒂固的民主党人发生了‘几乎根本性的变化’。阻碍民主党建制派实现完美的唯一障碍在于佐翼的反对派。这位曾经靠着批评‘民主党建制派’、摆出局外人的政治姿态而发迹的政治家，现在已经转变成了建制派最激烈的捍卫者和外部批评者最尖刻的反对者”。

顺着这条路线，AOC也随之拒绝了佐派对拜登的批评，认为这是“相当特权式的批评”。她动用了“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批评”之间那种古老而又相当可疑的区别：“恶意的批评会迅速摧毁我们所建立的一切，我们没有时间和余裕来讨好我们运动之中干坏事的人。”（顺便一说，我清楚地记得我年轻时就有这种区别，当权的Communists经常把“建设性的意见”和Anti-Socialist的破坏性批评对立起来。）要是说我们没有时间去“讨好我们运动之中干坏事的人”，这不就是在（不那么）隐晦地呼吁要展开清洗吗？AOC更进一步，指责批评拜登的佐派“在批评总统的言语中暴露了自己对穷困受迫之人的蔑视”，此外，她和身份政治眉来眼去，反对“阶级本质主义”，还重拾自由主义佐派老掉牙的把戏，说佐派的批评者是在给佑派服务：“你说‘什么变化都没有’的时候，你是在当那些现在得到保护、没被驱逐出境的人‘不存在’。我们的运动中不能容许这种事情”——这又是个展开清洗的暗示……（难怪现在连警察都牵扯进了AOC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冲突里：“警察出现在了一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过AOC议员的推特用户家里，她的发言人否认参与此事。”）尽管如此，AOC采取的策略是双重性的：她也批评拜登政府在绿色新政方面走得不够远，在基础设施更新方面的投资不足，同时还抨击拜登“野蛮”的边境管理条件……这样看来，她所遵循的策略是连贯的：她希望激进左派能对拜登政府抱有信任和信心，但同时又要运用好“善意的批判”，把事业推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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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2021年5月的印度，每日新增的感染人数创下了记录，这时Class struggle又意味着什么呢？阿伦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说了这么一句正确的断言：在印度，“我们正在目睹反人类的罪行”——这不只是在说人道主义的含义，说我们应该要忘记政治斗争、全力以赴对抗这场医疗灾难。要全力应对医疗灾难，就必须把全球和地方阶级斗争的许多方面引入其中，只是，到现在才听到援助印度的呼声，实在是为时已晚。国际团结往往就像谚语里说的那个丈夫一样，他等着妻子在厨房做事，等到他确定工作差不多做完了，再进去慷慨地问需不需要帮忙。印度曾经被叫做“世界药房”，很善于出口药品，但它现在需要药品的时候，西方的发达国家还在坚持他们的新冠民族主义，拒绝搞“Communist”的全面紧急动员来遏制那里的疫情。以及，还有明显的内部原因：莫迪在1月28日吹嘘说印度“有效地控制了新冠病毒，把全世界和全人类从大悲剧里拯救了出来”；但他的民族主义政治不仅犯下大罪，忽视了新一轮感染危险的警告，还继续搞他的反穆斯林攻势（包括大规模的公共选举集会）。所以，印度错过了通过对抗疫情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调动起来、增进团结的难得机会。

不过，难道说反过来看不是一样的吗？种族和性向的紧张关系不也贯穿于阶级对立之中吗？也就是按拉扎拉托所说的，这些对立在相互的共鸣中彼此作用，是这样吗？我们应该拒绝这种解答，因为有一个确切的理由：Class对立和其他对立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不同性别和性别认同之间的对立当中，解放斗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某些身份，而是要为不同身份的非对立共存创造条件，民族、文化和宗教认同之间的紧张也是如此，目标是实现它们的和平共处、他们的相互尊重和承认。而Class struggle不是这么运作的，只有在法西斯主义或是法团主义版本当中，它才会追求Class间的相互认可和尊重。Class struggle是一种“纯粹”的对立：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目标是废除Class本身，而不是去实现Class和解。[4]Class struggle在其他斗争之中产生“共鸣”的方式和其他斗争在Class struggle之中产生共鸣的方式不同，而原因就在于此：Class struggle为其他斗争引入了不可调和的对立因素。

所以现在，在AOC和激进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冲突当中，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两方都是错的——尽管他们对彼此提出的反对意见都是对的。双方共有的问题是机会主义的危险：一方面是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陷入统治者的领域、沦为它的“激进”补充物的危险），另一方面则是坚持原则的机会主义（把任何参与都当成妥协拒绝掉、从而站在空中楼阁上批评现实的危险）。两方（或者说这两种机会主义）所忽视的东西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理论不仅证明特定措施的合理性，而且使我们能“盲目地”介入不明朗的局势，让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干预下，局势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改变。正如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几十年前所说的那样，真正激进佐派的格言应该是：“理论上的悲观主义，实践上的乐观主义”。

[4]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X对立和权力。我的观点是，X对立不能再化简了，它是X征和X活动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没法得出一种非对立的X关系，而权力和统治的关系还要先于阶级区分出现，它不能解释成是经济剥削的结果。父权制和社会统治都要更早些，它们是伴随着新石器时代社会的兴起而出现的——马克思则错失了这种断裂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