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兄弟丨兵营后山那座坟茔
厂甸距离我所在的部队不是很远，却隔了许多的山。辽东本来就多山，即使我所在的这个部队，从沈阳到这里也要经过几十个山洞，厂甸不仅没有这样径直的铁路，而且还需要转乘铁路、公路绕开一座座大山才能到达。记得还是当新兵的时候，一些分配到那个山窝窝里的战友就说，那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年初，我到师部担任报道干事，厂甸那个部队就是这个师所属的一个单位，我这个报道干事如果不早计划着去一次，显然不够称职。师宣传科的代科长赵海山比我还急，还没等我提出要求，他已经开始张罗着到那里的行程。
辽东的早春其实到四月才能感受的到。一大早，赵科长与我带着两位报道员一起，驱车出丹东市区，沿着鸭绿江一路北上，过九连城镇后，可以远远地看到著名的虎山长城。虎山长城大约始建于500多年前的明成化五年，是我国明长城东端起点。所谓的虎山，实际上是鸭绿江边一座大山延伸出来一个突起的山崖，像一个虎头昂首于鸭绿江边。山下的鸭绿江正处于枯水期，虽然是初春，却没有多少生机，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不远处朝鲜国老百姓的活动，而且，山崖下几步之遥就是朝鲜人民军的哨兵，穿着厚重的军大衣，背着长枪，在那里漫步。据说，山崖下已经枯萎成溪的江滩，一步跨过去就可以进入朝鲜的国界。
虎山是一个军事要塞，一百多年前，这里就曾经是甲午战争的一个战场。当年，清军集中两万三千多兵力在这一带布防，倭人一个军五万多人，在对面的朝鲜义州扎营。趁着黑夜，架设两座浮桥渡兵，凌晨的时候开始向毫无察觉的驻虎山清军发起进攻，驻虎山清军虽然奋力作战，但最终孤军无援，放弃阵地，一路向厂甸方向撤离。虎山一战，倭人死伤将卒一百余人，而清军则付出了五倍与倭人的代价，尸横遍野，血染江面，惨不忍睹。
我努力向虎山周边的田野和山川了望，希望能看出一些当年战争的遗迹，但是，岁月的沧桑似乎不愿意停留在那个屈辱的年代，张眼望去，是江山河流，是蔚蓝的天空和静静的鸭绿江溪流。我想，对于那个正穷途末路的清王朝，这些守卫边陲的士兵的生命或许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他们的名姓也难以进入那些封疆大吏们的视野，尽管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感觉不出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些战死疆场的清军官兵，必然不乏精忠卫国的勇士，他们对脚下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对抵御异族侵略有着生命的本能，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奋勇抵抗倭寇，把一腔热血撒在这里。但是，弱国不仅无外交更不会有强兵，单个军人的英勇顽强无法挽救清帝国日落西山的大趋势。生长在那个朝代，是军人的悲哀。
往厂甸去的道路虽然不是很宽阔，但是，我们乘坐的军用吉普车开得飞快，蜿蜒的道路一会儿贴着鸭绿江边，一会儿又钻入山中，盘旋在山腰，飞驰于大桥，视野忽上忽下，刚才还是大山群抱，仰望山高，不大一会儿，又看到脚下大河蔚蓝，白云映照的水面，一叶扁舟荡漾。
大约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的车撇开一路伴随的鸭绿江，转向西北方向，过一段盘山道，沿着鸭绿江的一条支流，来到一个镇子，赵科长告诉我，这里就是厂甸。
在一个路口，吉普车向一个村子深处驶去，过村子不远，群山环抱的一大块平原上，南北两个营院出现在眼前，清一色的六七十年代的青砖瓦房。与其它部队一座座新建的楼房相比，这恐怕是这个师所有部队唯一的景观了。地理位置虽然偏僻了些，但是这个部队却声名远播。去年，也就是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的前夕，这里传出一个重大新闻震动了军区部队。这个部队先后走访50多位老红军、老首长，掌握了大量历史资料，最后经军事科学院对照军史核实，正式认定该部为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特务团，是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诞生的红军部队。
靠山的那边是部队机关所在地。迎接我们的是政治处主任赵玉山，多年前，我在另一个师炮团担任报道员的时候，他在政治处当干事，家就在丹东市，我到他那个拥挤的家里去过，我上军校后，听说他调走了，原还以为这里的政治处主任与他是同名同姓，不想今天能在这里相遇，实在是个惊喜。
这个部队的招待所非常简陋，算得上师下属各单位里，条件最差的一个。不管你来多大的官，都是那几个简陋的房间。我们在招待所简单休息一会儿，就开始计划下午的工作。
下午，政治处的同志陪着我们到连队，赵科长对这里的许多干部都很熟悉，一边走一边与遇到的干部打招呼，有时还停下来聊上几句，拉我过去介绍一下。
虽说这里的房屋显得过于陈旧和简陋，砖铺的地面，靠火墙来取暖的煤灶，但是每个房间内都被官兵收拾得井然有序。战士宿舍内内务整齐，一个个“豆腐块”展示着官兵的纪律和士气。会议室和学习室内摆放着各类的书报杂志，大多数连队都配置有电视机和VCD、卡拉OK机。听官兵们说，这里的电视只能收看到有限的几个频道，收音机也只有一两个波段，并且都是断断续续，信号非常不好。但这已经是这两年非常明显的变化了。
部队驻地行政上算是一个镇，但是距离闹市很远，位于丹东市和宽甸县城之间的群山中，远不如内地的一个乡村繁华。南北两个营院被一条道路分为两半，老百姓的拖拉机、牛车晃晃荡荡从中穿越。不久前部队还在进行反对灯红酒绿的教育，赵科长打趣说，在这里“听到牛叫就是音乐，看到拖拉机的灯光就是灯红酒绿”。这些年，城市兵营里所遇到的一些新生事物，在这里不仅没有生长的“环境”，而且让人感到是如此遥远和陌生。若不是训练场上的枪声和口号显示的雄性气氛，这里的官兵似乎已经习惯于每天到菜地生产劳动、饲弄牲畜，与周边老百姓融洽而又融合着一种的色彩，俨然是一个大的生产队。这或许也算是中国兵营的一个特色。
这里的官兵不善言谈，说起话来带着憨厚甚至是几分的羞涩，问一句答一句，毫无渲染，没有城市兵营那些见多识广的官兵灵透，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真挚和朴实。倒是他们不经意间说到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路过一营的训练场，陪同我们的营连干部说，他们有位副营长就是在这里一头栽倒再也没有起来，是累死在了训练场上。身为军人的一个人生价值追求就是“马革裹尸”，平时人们常说，训练场如战场，这种生命终结在训练场上的人物，其典型含量一定不会逊色。我紧追不放地问到，这个干部叫什么名字？赵科长接过话茬，指着不远处一个空地告诉我，这位副营长，就是在这里组织全营会操的时候，刚喊了一句口令，就一头栽倒在操场上，人就这么没了。
看我还在不住地追问，赵科长说：咋又想着报道了，这事好多年前早就宣传报道过了。
陪同我们的政治处干事指着兵营北面一个小山包说：那位副营长现在就埋在那里。团里干部战士都知道，无论以后部队走到哪里，都要把他带上。
我仰首远望，山包的腰部被齐齐地削成一个平台，上面影影绰绰能看到一个不大的隆起。
接下来几个营连的走访，除了完成计划内的采访，闲聊之余，我不断从官兵的口中得到那位副营长的点点信息：
有人说，邓培喜入伍十八年，其中有十三年都是在艰苦环境中执行任务中度过的。连队在农场修建水渠，规定每人每天完成十立方米土方，身为排长的邓培喜每天硬是挖二十立方米。当时正是盛夏，他穿着背心裤头在炎炎烈日下挥锹抡镐，副师长到工地视察，看到这幅情景，禁不住问到：你是哪个班的战士？旁边的战士说：他是我们的邓排长。
有人说，老邓当连长的时候，正赶上连续三年到内蒙执行国防施工任务。施工条件异常艰苦，不仅气候恶劣，而且人烟稀少，每年三月份上山的时候，整个工地还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老邓就领着战士化冰雪为水来启动凿岩机。在这里施工技术含量比较高，老邓是白天领着战士干，晚上带着战士学，虽然连队实行“三班倒”，但是他班班都到，每天只睡眠三四个小时，说是睡，实际上不过裹着大衣在工地上躺一会儿。有一次，为啃下一个“硬骨头”，他连续三个昼夜没有合眼，工程收尾，他走出山洞，顿感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工地上昏厥过去。
有人说，老邓虽然是从安徽一个偏僻农村入伍，在排长岗位上一干就是八年，当连长五年，任副营长也不过一年的时间，但是他对部队的感情是很深的。他的岳父是一位红军干部，妻子肖秋兰是抚顺市交通警察大队的干部。老丈人家早有让他转业回抚顺的想法，在市公安局也联系好了工作，但是老邓就是不舍得脱下这身军装。在部队十八年，他二十一次受各级嘉奖，两次立三等功，一次立二等功，三次被军树为优秀共产党员和连长标兵，年年被师树为热爱基层的好干部。虽然职务明显慢了许多，同期入伍的战友有的进了团班子，而他却一直在基层干。论资历，全营他最老，营长、教导员都是他曾带过的兵。论职务，也只是个副职，上有团，下有连，但他当“配角”也十分卖力。营长缺少施工经验，他就领着营长一个工地一个工地地看，一张图纸一张图纸地讲解，虽然，积劳成疾，疾病在一次次发出危险的信号，战友们也劝他下山住院检查，但是他都一次次推辞。
有人还说，他那次回营房也是因为团里下了一道命令让他下山治病，他才不得不离开工地。但是，回到营房他又一头扎进训练场，抓留守分队的正规化训练，把检查治病的事撂倒了脑后。许多人都还记得，那是十一月的一天，老邓在组织全营会操的时候，刚刚下达“立正”的口令，他就一头栽倒在操场上。虽然很快送到了驻地医院，紧接着又转到沈阳202医院，但是诊断的结果是：肝癌晚期！弥留之际，领导询问他有什么要求时，邓培喜说：“我在连队干了十八年，离不开连队，死后，请组织上把我的骨灰埋在营房的后山中。”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从住院到逝世的短短二十八天后，邓培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三十六岁。第二年的清明节前，该部党委根据老邓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安葬在这座兵营的后山上。
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有的是曾经与邓培喜一起工作的战友亲身经历，有的是这个兵营的后来者，尽管他们没有见过邓培喜，但是一样对这些点滴故事那么地熟悉。
晚上，这里因为电压比较低，一会儿灯泡变成昏暗的红色，一会儿干脆就没有了电。招待所的战士说，这种情况在这里司空见惯，本就是偏僻兵营，供电问题一直是老大难，他们给我们拿来蜡烛点上，我与赵科长和两位报道员一起，到赵科长的房间里闲聊起兵营的所见所闻，又聊起了邓培喜……
夜，很静，没有城市夜晚的喧嚣，也没有城市夜晚的灯火阑珊。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话题，这么一个夜晚，沉重的话题让人压抑，气氛显得凝重。赵科长本就是一个乐天派，聊一会儿就开始逗两位报道员，说这个兵营的历史可有年头，更早的时候清兵都曾在这里驻扎过，驻扎过部队，当然也就免不了死过人，就在这儿，说着说着就煞有介事地说这个房间、那个房间死过人，还编出几段鬼故事娓娓道来，把两个报道员吓得直往一起挤，望着黑糊糊的走廊，说什么也不愿意回房间睡觉，要与科长住一起。没有办法，我只好独自回到房间休息。
漆黑的招待所，令人睡意很浓，很快我就进入到梦乡。我梦到兵营后山的那座坟茔和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景象：南北两个营区之间的道路上，熙熙攘攘都是五颜六色的人流，摩肩擦踵，象是赶庙会一样热闹。我似乎幻化成为一只大鸟，扇动翅膀漂浮在这群人流的上空，俯视着下面热闹的场景。猛然惊醒，浑身是汗水，梦中景象依然如故。我决定第二天早晨到邓培喜的墓地看一看。
第二天，我起个大早，独自徒步向营房后面的小山包走去。顺着一条小道，我慢慢走到曾经远望的坟茔，一块土堆前竖着一块墓碑，碑的正中镌刻着“邓培喜之墓”五个大字，两侧的挽联是：忘我忘家满腔热情卫祖国；革命拼命毕生精力献基层。坟茔前面比较干净，没有多余的杂草，两排松树在晨风中轻轻摇曳。站在坟茔前面向下俯视，南北两个营区尽收眼底。我暗叹邓培喜身后的这些官兵是如此地真情对待，如此凸显着人性的色彩。故事在脑海里徘徊，情景在眼前浮现。无论你生前死后，都是这个兵营的一个组成部分，兵营到哪里，你都要追随到那里……我的心中竟然涌现出一种感激之情，感激军营中出现的这位人物，感激军营里的官兵是如此真挚地对待这样一位人物。
听当地人说，这一带的山名字就叫好汉山。好汉山下的兵营，兵营后山的坟茔，这是一个深情的昭示着兵营独特的雄性的组合。
下午，我们踏上返回的路程。挥手告别，我特意向远处的后山坟茔望去，我想，对于曾经在这一带流血戍卫国土的清帝国军人，中国的时代已经今非昔比，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军人也已经今非昔比。
兵营后山上的坟茔，保留着一位军人的灵魂和一个时代的兵营故事。无论多少年过去，即如这支部队能够不懈寻找自己的大本大源，这个部队的后来人看到这兵营后的坟茔，一定也如我这样追溯这段历史、这段故事。这是一支部队和曾经在这支部队工作过的人们的一个历史标记。
1997年8月初稿与辽东
2018年3月删改于北京
推荐阅读：
☆ 作者简介：曹昱，海军上校。
长｜按｜二｜维｜码｜关｜注
本平台公众号：JSWDG8
轻松--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