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养权里的性别议题：从魏圆圆案看中国女性的生育困境

（ 当 事 人 微 博 截 图 ） 

最近，魏圆圆的案例因二审调解被公开再次引发热议。该案例情节比较简单，魏圆圆与男友同居后生育一子，后两人关系破裂，魏起诉要求获得孩子抚养权，但一审时孩子被判给男方，二审也只是在调解中争取到有限抚养权（3-5岁期间）。许多人认为这个案例是个里程碑，代表了某种趋势，即女性的生育价值被贬低，女性进一步成为男性的代孕工具，中国女性的生育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

“去母留子”的当代版？

魏圆圆事件中，不少人用“去母留子”来描述这件事，甚至有人认为还不如古代的“去母留子”，因为以前女人被赶走后至少不用出孩子的抚养费。那么，历史上的“去母留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跟魏圆圆的案例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原始社会是知其母不知其父，孩子都跟着母亲，后来才逐渐有了父亲的身份，出现了孩子的归属问题。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抚养权的纠纷，据说是大禹治水时，他路经涂山跟涂山氏的女娇姑娘有了亲密关系，女方生下一子名启。《淮南子》这样记载："禹治洪水，凿轘辕开，谓与涂与氏曰：'欲饷，闻鼓声乃去。'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化为熊，惭而去。至嵩山脚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这当然是经过后人加工的神话故事，但有人认为它的背后是一段真实历史，即中国古代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重大转变。简而言之，涂山氏是母系氏族，生下孩子归女方，大禹是另一氏族的首领，他上门来索要孩子，双方起了争执。从种种迹象来看，大禹后来是通过战争抢到儿子的，所谓“石破北方”正说明了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

在漫长的父权制社会，“去母留子”的案例并不罕见。女性在父系家庭中没有独立地位，她生的孩子名义上是夫家的，不属于她自己，如果要离开这个家庭，孩子自然不能带走。这些案例中最著名的是汉武帝，据说他因为想立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又怕外戚干政，就杀死了孩子的母亲。不过这样极端的案例并不多，因为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皇位要继承，通常只是让女性离开。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在曹禺创作的名剧《雷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情节，侍萍（后来的鲁妈）因出身低微（婢女），生了少爷的孩子后被赶走（两个孩子一个留下，另一个因快死了才让她带走），她的女儿长大后也是同样的命运。当然，这些案例凸显的不仅是性别议题，也有阶层议题，因为被剥夺母亲身份的女性通常阶层更低，贵族女性则较少有这样的遭遇。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女性有资格通过法律来跟男性争夺抚养权，已经是一个进步。而即使女方没有争取到直接抚养权，也不会就此丧失母亲的身份，她仍然拥有法律上的一些权利，比如探视权。至于抚养费，既然母亲身份没有丧失，承担一定的抚养义务就是应该的。所以，魏圆圆的案例跟历史上的“去母留子”，并不是一回事。

（ 当 事 人 案 件 调 解 书  之一 ） 

抚养纠纷中的女性困境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孩子的抚养纠纷中，女性多处于劣势。当下社会中性别仍然不平等，保留了不少父权制特征，比如两性伴侣中大多男性收入更高，女性更多是从夫居（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小孩基本冠父姓，男方父母（特别是母亲）更多参与照顾孩子的工作......这些因素导致在婚姻发生问题时，女性更多处于不利处境。魏圆圆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她虽然没有与男方结婚，但曾有过婚约，搬入男方住所待产，与男方一家共同生活，成为了事实上的“从夫居”，于是在双方关系破裂后，她想要带走孩子相当困难。

最近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看了不少案例，就我的观察而言，关于抚养权的争夺，审判依据大致有这样两条，一个是年幼的孩子（特别是在哺乳期）基本判给母亲，除非母亲有不适宜抚养的特殊情况；一个是尽量不改变孩子已熟悉的生活环境。当这两点发生冲突时，就比较双方的各种条件。魏圆圆的案例即这种情况，此前有过类似判例，如果孩子出生后一直在男方家里抚养，不判给母亲确实是有可能的。这大概是魏圆圆在诉讼期间通过非正常方式带走孩子的原因之一，但试图造成自己与孩子共同生活的这一事实的努力，不但没有加大胜算，反而引起了法官的反感。一审判决孩子归男方抚养，依据就是“原告在诉讼期间使用非正常手段擅自强行改变孩子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客观上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育和保持成长环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其次才是“原告在居住环境、收入情况及时间充裕度等方面均不如被告优越”。

那么，魏圆圆抚养权争夺失败一案，到底是基于性别弱势还是阶层（包括户籍）的弱势呢？我觉得是兼而有之，有一个交叉性的复杂影响，很难说哪一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案例中孩子被判给男方，主要因为孩子出生后一直在男方家庭抚养（女方自行离开，虽然她讲自己是被赶走，但未被法院采信）。造成这一现象，固然有传统婚姻中“从夫居“观念的影响，也有实际上双方条件不对等的缘故（女方在北京无房无户口）。而魏圆圆物质条件不如男方，既有两人阶层上的差异（收入差异、户籍差异、原生家庭差异等），也有基于传统婚姻观念影响的择偶梯度效应（女方择偶找条件优于自己的，男方则相反），还有男女薪酬不平等的问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女性在同居关系、婚姻关系、抚养纠纷中处于弱势的现状。

在父母争夺抚养权的情况时，女性的劣势还不那么明显。如果女性更多地参与育儿（没有把孩子留给男方后离开），那么年幼的孩子基本上是毫无悬念地判给女方的。在我看到的案例中，仅有极个别案例将孩子判给男方，比如母亲得了传染性疾病。当然，这并不是说男性就遭到了性别歧视（在一个案例中男方确实这样声称），因为女性赢得抚养权是因为其更多在生育方面的付出，是实实在在的贡献所换来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女方争取到的抚养费大多比较少，比如在魏圆圆案例中，她抚养期间男方给的抚养费仅为4600元，这在北京要请个保姆都很困难，且孩子吃穿用样样要花钱。所以，很多时候女性赢得了抚养权，却可能因此生活更加困难。

抚养权纠纷还有一种，即双方都不想直接抚养，要求对方来抚养。在这样的案例中，女性的劣势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因为法院往往不顾女方的实际能力（其中一个案例女方已经负债累累）、孩子的意愿（一个案例中孩子表示愿意跟父亲），仍然以孩子一直由女方抚养为由，将抚养权判给女方。这当然不能说法院是判错了（把孩子判给没有意愿抚养、且一直也没有太多参与抚养过程的父亲，恐怕对孩子更不利），但迫使女性承担抚养的义务，而又不给予足够补偿（如上所述，不直接抚养一方出的抚养费通常不多），这必然会增加女性的负担，使得她们（包括孩子）陷入无法自拔的生存困境中。

（ 当 事 人 和 她 的 孩 子 ） 

单身女性的生育议题

很多人对魏圆圆的案例感到震惊，认为她未婚生子，孩子还判给男方不可思议，但从司法实践来说，婚姻状态并不影响到抚养权的判定，因为法律规定，非婚生子与婚生子享有同等权利。通常情况下，只要父亲的身份能够确定，同居关系的抚养权之争跟已婚者没有任何区别，法官主要看怎么判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尽管公众认为男方不跟女方结婚、让其生子（属于骗子宫）有很大过错，但这恐怕只能从道德上来谴责，无法用剥夺抚养权的方式来进行惩罚。

在当下社会中，未婚生子对女性而言尤其不利，不仅有社会上的各种歧视，还有物质利益方面的损失，例如魏园园就没有获得生育保险（只有产假）。这可说是社会对女性生育价值贬低的一个具体体现，但在魏圆圆的故事中却经常被人忽略。许多人认为应该为此负责的是男方，而不是国家或者社会，但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女性在生育中付出的成本，需要得到足够的补偿，不仅是男方应该做出更多补偿（在国内难以通过诉讼获得，目前对同居生育的经济费用，法律多判决各自负担一半，这对更多承担了生育责任的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也应该有政府提供的补偿，生育保险即其中之一。此外，对于相对贫困的单亲家庭，政府还有义务提供给其更多的资源，让母亲和孩子有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环境。

理论上而言，单身女性生育要避免抚养权纠纷，最保险的做法是人工生育（孩子没有法律上的父亲），但这在国内无法操作，因为人工生育技术只提供给（难以或不能生育的）夫妻，单身女性想要冻卵都不可得，遑论其他。如果出国去进行，成本又太高，只有极少数女性能接受。目前来看，国内单身（未婚）女性的生育，更多仍然是与男性合作，这可能带来很多纠纷。例如木子美跟司机男友最终闹翻，就有两人想合作生育但最终未谈拢而造成裂痕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选择不婚、晚婚，在单身（非婚）生育中如何切实保障女性的利益，可谓一个复杂而又迫切的议题。

小结：

从魏圆圆争取抚养权失败的案例以及相关案例中，不难发现当下女性的生育困境，她们在生、育中付出巨大代价，却很少得到相应补偿。无论在关系中、还是结束关系后，她们都更多地承担了抚养责任，而争取到的抚养费却远低于实际支出，政府对单亲家庭也不提供额外资源，这往往使得她们陷入生活困境。即使她们不惮于这些损失，积极争取抚养权，但基于性别、阶层、传统婚恋模式（如“从夫居”等）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也可能意外地遭遇失败。在未婚生育中，女性还要承担额外的风险，如生育保险的被剥夺等。对于女性的这些困境，除要求男性更多分摊外，呼吁政府、社会为单亲家庭（更多是女性单亲家庭）提供更多资源是非常必要的。

特约作者 | 陈亚亚 

网名voiceyaya，女权主义者，现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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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特约作者亚亚对魏圆圆案件的评述，让我们打开一个跨越性别议题本身更宏大的历史视角进入本案，从母系社会到父权制的更迭，从知其母不知其父到生育权的纷争，当代女性在生育权上勇敢的争取，每一步艰难都将成为我们狭小缝隙的光源开拓者。欢迎持续关注多元家庭网络，投稿/转载/合作/法律政策咨询/心理咨询/非婚生育关注群组进入等，欢迎您以任何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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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亚亚

编辑 | 阿烂 海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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