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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蜜月”到决裂:一位资深外交官经历的中苏关系

李景贤 合众声 2024年11月14日 11:31

合众声摘要:

从“文革”开始,直到1982年,长达十五六年时间内,中苏人员“老死不相往来”。一位苏联朋友对我说,这一小点儿贸易额,如果转化为人民币,分到中苏两国老百姓手里,每人大概只能得到两毛钱。这段时间里,中苏双方相互抗议不断,而且都用“最最最”强烈抗议的字眼,少一个“最”都觉得不够“解恨”。使馆人员去苏联外交部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递交抗议照会,有“不抗议不登门”一说。


原题为《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决裂》,作者李景贤 ,曾任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在苏联、俄罗斯联邦工作长达36年。

从“蜜月”到决裂

1949年10月2日,中国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10月20日,毛泽东主席任命王稼祥副外长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并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亲笔信。


1949年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亲笔信(图源:《回首前行路》)


王稼祥同志被认为是“最牛的新中国大使”。在上述信中,他身兼三职,甚为奇异——既是驻苏联大使,又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管我国与东欧国家的具体事务,还是中共中央代表,负责与斯大林及苏共中央联系。


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并为斯大林70岁生日祝寿。中苏关系进入10年“亲热”时期。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出席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大庆典。


印象最深的是对斯大林的悼念。1953年3月初,我正在上初三,连续几天从学校广播里听到斯大林的病情公告,其中包括医疗组人员名单以及各种体征数据。5日,斯大林辞世。9日,全国举行追悼会。那天下午3点钟,镇上的大喇叭响起了哀悼声,赶去会场的同学们在半路上原地立定默哀三分钟。


北京举行的斯大林追悼会


1957年四五月份,伏罗希洛夫应毛泽东主席邀请,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身份,对我国进行了长达25天的国事访问。这是间隔7年后,对毛主席访苏的回访。


毛泽东在南苑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


4月15日,伏罗希洛夫在毛主席陪同下,乘敞篷车缓缓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了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我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此时北京俄语学院已与北京外语学院合并)的同学们有幸站在北京饭店前面,欢迎苏联国家元首。毛主席陪伏罗希洛夫坐敞篷车经过北京饭店时,大家看得真真切切。


好景不长。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与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主席将此举视作要控制中国之图谋,坚决加以抵制。此后,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一些重要设备和提供贷款。


社科院资深研究员、苏联史大家马龙闪老师亲笔签名并钤印版《苏联兴亡史纲》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打破了我国史学界的一大“禁区”。苏联存在了74年,但从一开始,它就是个畸形的巨人,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但它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也许永不过时。


“大论战”被搬到谈判桌上

从1960年到1969年,在将近10年时间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渐渐变冷,两国军队在边境上三次兵戎相见。


我在北京外语学院培训期间,正赶上中苏“真假马列大论战”。毛泽东同志指示要发表十篇文章。文章发表时,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车早晨6点半开始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播出,由著名播音员夏青或齐成朗读,一读就是三四十分钟,有时甚至一个多小时。他们读得铿锵有力,“反修”味道特别浓。同学们坐在大教室里一起收听,感到特别“扬眉吐气”。当时同学们还感觉不到中苏关系有大的异样。


1963年9月,我到外交部翻译处实习,但算参加工作。从那时起,中苏高层来往几乎中断,省部和司局两级交往也很少。其他部委当时已不配备俄语翻译,需要时便向翻译处俄语组借口译人员,但这种机会也不多,每年两三起而已。领导为了培养我,便给我“开小灶”,出差当口译的任务几乎全由我承担。


1964年2月至8月,我作为翻译组的成员,参加了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这次谈判名为“边界谈判”,实则是政治谈判,而且各讲各的,往往是你批我驳的,逆向而行,把那场政治大论战搬到桌面。我方团长有一次念发言稿,从上午10点读到下午2点,批判的火力很猛。



当年初夏,毛泽东同志预感到赫鲁晓夫的“政治气数”将尽。10月14日,正如毛主席所料,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有人诙谐地说,此公是让毛主席给“批”下去的。此前,“批修”文章已发表了九篇,于是便有了一个“历史定位”,叫“九评”。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双边来往彻底中断。


没完没了的“抗议”

从“文革”开始,直到1982年,长达十五六年时间内,中苏人员“老死不相往来”。在两国之间只保留着“二馆”(双方在对方的大使馆,而且在两三年时间内,双方实际上把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三线”(北京-莫斯科之间每周各开一班飞机、一趟国际列车,保留两国政府间的高频电话专线,即“热线”)和“一小点儿贸易”(每年只有200多万瑞士法郎)一位苏联朋友对我说,这一小点儿贸易额,如果转化为人民币,分到中苏两国老百姓手里,每人大概只能得到两毛钱。


这段时间里,中苏双方相互抗议不断,而且都用“最最最”强烈抗议的字眼,少一个“最”都觉得不够“解恨”。使馆人员去苏联外交部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递交抗议照会,有“不抗议不登门”一说。


从1969年到1978年,这将近10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淡化了与苏方的“真假马列”之争,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预防、消除“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威胁上来。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春夏,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两国军队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


铁列克提阵地前沿


事后,我“造反派”多次包围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每次长达两三天,苏馆人员不敢迈出使馆大门一步。“示威者”在几辆广播车带领下,不断高喊惩办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口号,“绞死勃列日涅夫” “油炸柯西金”之声此起彼伏,并举着写有同样内容的标语牌游行,有人还当众烧毁这两名苏联领导人的稻草人模拟像。


相应的游行也在莫斯科发生了两次。每次都有两三百人从使馆门前走过,稀稀拉拉地举着反华标语牌。许多人只是当作个任务来完成,边走边聊,有的人甚至三三两两有说有笑,远远没有在北京那么狂热。


我和同事们在使馆楼上看热闹,发现有个情况特别有意思:在使馆临街房子前面,苏联警方用一大排大巴士严密地挡着,以免示威者向使馆房子扔石头、墨水瓶、臭鸡蛋,损坏、弄脏使馆的窗户玻璃和墙面。从此可以看出,人家是被动还招的。


“文革”中的“反对苏修”集会(图源:《回首前行路》)


“文革”开始后那两三年,中苏两国经常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几乎每次在会上,中苏领导人讲话时都狠批对方,我方称之为“反华”,苏方则称之为“反苏”。讲话中,一遇到这个“反”字,两国使节就立即退场,以示抗议。


有一次,某西方通讯社发消息说,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攻击中国时,中国大使刘新权退场前,向大会主席团鞠了个躬。当时,我国外交部由“造反派”掌权,其头头发电报把刘大使狠批一通,并要他立即发回深刻检查。


刘大使一看到电报,气得脸色发青,把我找去,气鼓鼓地吼道:“老子参加过万里长征,是从枪林弹雨中爬过来的,连死都不怕,竟然向‘苏修’低什么头,鞠什么躬,简直是胡说八道!”又说:“你当场给我当的翻译,请为我作证,立即辟谣!”


原来,刘新权大使离场前,故意在原地挺立了两三秒钟,以便让在场和看电视转播的苏联群众看清楚,他是堂堂正正地退场以示抗议的。


中共苏共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本是同根生”,都“姓马”,两国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边界,一直“鸡犬之声相闻”,后来却长期相互为敌,“老死不相往来”,“相煎”得很“急”。


我把个中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中苏两党对马列经典的不同解读、两国根本利益的冲突、个别西方大国要给中苏关系打进楔子的图谋。这些因素纠集在一起,使得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就变得脆弱起来,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后,便产生巨大“裂变”,一发不可收拾。


社科院资深研究员、苏联史大家马龙闪老师亲笔签名并钤印版《苏联兴亡史纲》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打破了我国史学界的一大“禁区”。苏联存在了74年,但从一开始,它就是个畸形的巨人,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但它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也许永不过时。


大花篮里藏着的大政治

1960年12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求见毛主席,说要转达赫鲁晓夫对他的生日祝贺。毛主席当日正好满67岁,但这次生日并不逢五逢十,况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已过了11次生日,苏联方面从来没有做出过什么贺寿的举动。赫鲁晓夫这次突发奇想,自有其特殊缘由,对此毛主席本人最清楚不过了。


为了讲清此事的前因,还得把时针拨回到1958年夏天,毛主席当时下令军队炮击金门。对这一牵动远东局势的不凡之举,赫鲁晓夫这个盟国首脑并不知情,于是乎便恼由心生。毛主席则称,此乃中国内政,事前无需让“外人”知晓。


而在此前后,还发生了“长波电台” “联合舰队”、苏方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持“中立”态度等重大事件,毛主席和赫鲁晓夫相互心存芥蒂,但各自出于种种需要,并不希望把关系搞僵。


1960年11月5日-12月9日,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


1960年底,就在毛主席这次生日前不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正式往访苏联,劝赫鲁晓夫以中苏团结为重,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赫氏对此表示赞同。此访给外界造成一个中苏团结一致的印象。赫氏此番又来了个贺寿之举,显露出向毛主席进一步示好的意向。


而在此时,中国的国内形势依然严峻,“大跃进”造成的恶果远未消除,外部环境也不怎么好,毛主席自然也就乐意接过赫鲁晓夫伸出的这一“橄榄枝”。


毛主席如约在中南海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他郑重地转达了赫鲁晓夫的生日祝贺,祝他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并献上了一个大型花篮。这一“国礼”非同寻常,在它里面所隐藏着的政治用意显而易见。


在会见中,毛主席高兴地对苏联大使说,在他生日的时候,能收到如此“高贵”的祝贺,是他本人的一大荣耀。他请大使向赫鲁晓夫转达谢意,并也祝赫鲁晓夫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


毛主席同苏联大使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除了国内形势、国际共运内部的问题外,重点谈了他“退居二线”一事,而且谈得很深,反复地讲,真可谓推心置腹,连苏联大使听了也都感到很意外。


比如,毛主席说,他希望仅仅做一名政治局的“普通委员”,就等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还说此事他还没有同党内任何人说过,连在座的杨尚昆同志也不例外。毛主席对苏大使开玩笑说:“你是得知我这个‘阴谋’的第一人。”


上面既已讲了事情的前因,下面接着说一下结果。1961年1月中旬,中共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在会上,毛主席强调要与苏联搞好团结,停止与苏方论战。苏共中央也作出了相应的表示。


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信毛主席,提出要借给中方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蔗糖。这一大批“沉重的干货”,对当时粮糖奇缺的中国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可惜的是,此信在译成中文时,竟然出现了一个大错,致使毛主席、周总理无法准确理解赫鲁晓夫的原意,我方因而只接受了50万吨食糖援助。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好景不长,当年底,中苏争论“硝烟”再起。过后不久,意识形态争论就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导致中苏关系最终恶化,而且这一超反常状态,持续了将近20年。


社科院资深研究员、苏联史大家马龙闪老师亲笔签名并钤印版《苏联兴亡史纲》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打破了我国史学界的一大“禁区”。苏联存在了74年,但从一开始,它就是个畸形的巨人,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但它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也许永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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