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哪个时代，“没有信仰的博学多才和有信仰的愚昧无知”，都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难以逃避的两种必然命运。要么以才学为权势背书，或者满腹经纶而脱离现实；要么“知识少而忏悔多”，一颗红心错付标语。李泽厚所谓的“第五代知识分子”，其早年经历了盲目崇拜阶段，晚年一部分人放弃信仰，或是随波逐流，或是为权力唱赞歌，或是隐匿于书斋之中。而另一部分人则深耕家国情怀，在认知上走了一条艰难的“反潮流”之路，从抗争与思考中到达精神的彼岸。杨小凯就是其中之一。如同早晨勒佛港的太阳在莫奈心中留下的印象一样，我心中的杨小凯，被定格在1986年多雨季节哈佛大学校园附近假日饭店的门厅里，他站在那儿，衣着朴素，态度谦和，替我们这些远道而来参加留美经济学会首次聚会的同学提行李。张五常教授多年前私下评论，小凯是一位“行动者（man of action）”。行动者的特征之一是精力过人，似乎永不疲倦。这样，对我这名“旁观者”来说，由小凯的永无休止的行动所产生的各色各样的故事，便纷至沓来，居然从未中断过。小凯之于我，是整整一代中国人在数亿颗头脑的沉默中锤炼出来的少数“有头脑”的人之一。他们的头脑的特征，受了他们时代的洗礼，几乎无例外地同时具有如下两种倾向：（1）批判性思考的倾向——学问家（2）关注本土社会根本问题的倾向——改革者我从鲁迅那里获得这样的看法：当他经历了“社会断层的纵切面”的各个层次的社会生活时，他便具备了最犀利的洞察力和最深切的问题意识。换句话说，他便同时具备了上述的两种倾向。一个剧烈动荡的社会，就是以这样一种昂贵的方式，孕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小凯所在的知识分子代群，按照李泽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论》里的划分方式，应当是“第五代”知识分子。这一代人心理结构的塑型期，恰与共和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重合。他们是1976－1989这一阶段，或许也延续到其后阶段的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习惯于“反潮流”思考，他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情深意切。但是，除了具有“第五代”知识分子的代群特征，小凯的性情更显著地受到他的个人历史的塑型。他性情里的朴素与谦和，从未妨碍他率直地表达他的那些反潮流的见解。这样一种难得的性情，把小凯从具有上述代群特征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鲜明地昭示出来。 与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风云人物相比，他更注意保持边缘身份，更愿意采取对主流思想的批判姿态，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呕心沥血地创建的“超边际分析学派”，究其思想渊源，发端于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