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转化为艺术：独家专访策展人李军教授（上）

在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特展《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开展之际，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本次展览的主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军教授，请他为我们谈一谈展览的深层理念、学术性价值和背后的故事。

被采访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李军教授，展览《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主策展人

特约记者：潘桑柔，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策展人：李军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6至1997、2002至2004年、2011至2012年和2013年，分别在巴黎国际艺术城、法国国家遗产学院、巴黎第一大学、哈佛大学本部和哈佛大学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从事文化遗产和跨文化、跨媒介艺术史研究。2014年任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客座教授。曾出版：《穿越理论与历史：李军自选集》、《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等。

记者：非常感谢李军教授接受本次采访。首先，请您谈一谈，是什么因素使您萌生出策划此次展览的想法？又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它的最终实现？

李军教授：这个展览的起因是这样的：三年前，正在新馆建设中的湖南省博物馆未雨绸缪，想为新馆开馆策划两个大型特展，其中想做一个原创的国际性的中西文化交流展览，并以对世界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时代为选题范围，反映了湖南省博物馆博大的眼光和视野。当时我正在做欧亚大陆之间的跨文化美术史研究，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陈建明、副馆长陈叙良先生了解到以后，专程来北京拜访我。我们就展览选题和学术方向进行了讨论，确定以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和意大利的文化交流为展览主题，并一致认为该展览应该反映国际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最近进展，更应该凸显中国学界的立场和观点。为此，湖南省博物馆特邀请我作为此次开馆特展的主策展人，所以说，展览的最初动因就来自一次冥冥中的不谋而合，来自湖南省博物馆和大学学者之间的一次相遇和默契。

    但是，从学术角度来说，展览的理念还有更远的原因和契机在2002—2004年间，我正好在巴黎，在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中短期地工作。当时，馆内举办了一场以明式家具为主题的展览，在开篇处对比展示了一件明式家具与一件18世纪洛可可风格的欧洲家具。[1]后者是一件束腰形的香几，明显模仿了明式家具的造型，表面还装饰有从中国传入西方世界的螺钿。当时我主要关注的还是西方艺术，尤其是中世纪晚期的艺术，但这次展览带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在欧亚大陆最西边的巴黎感受到的一种特别熟悉的东西。而且，这种熟悉感还不是与我们毫无关联的，因为明式家具简洁洗练而强调线条感的造型与现代设计有着异曲同工之趣，但同时它采用的是非常优美的曲线，而不是硬挺的直线，这让我觉得，古代实际上参与塑造了现当代，东方参与塑造了西方。因此，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就采用了“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作为题目。这句话来自我很早读过的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一篇文章，这位德国作家曾在上世纪40年代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也曾读过他写的很多部小说，比如《荒原狼》、《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在轮下》等。但我当时已经忘记了这篇文章的名字和出处，后来才把它又找出来。[2]原文中的表述应该是“发现故乡”，我把它改为“寻找故乡”。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这个展览的标题已经在那篇文章中用过了。它被收在我的自选集里，篇幅不是很长。[3]

吉美博物馆展览“明——中国家具的黄金时代”（Ming, l’age d’or du mobilier chinois）图录封面

李军教授：但说实话，我当时的研究并没有触及到跨文化研究的层面，主要关注的还是西方艺术，追踪西方的博物馆制度与传统教堂之间的关联。当时的这批研究集中地呈现在《可视的艺术史》一书中。直到我回国之后，我在研究中开始逐步发现西方的很多艺术与文化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与东方世界的关联。以树形图为例，比如欧洲的家谱树和表达知识体系的树形图像，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开始发现它们与东方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莲花化生、抓髻娃娃等民间艺术中都有类似的生命树图像。我当时就开始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主要追寻15世纪的一种特殊的树形图，树上开始出现长在花蒂上的肖像或胸像。[4]这一类图像与中国佛教里的莲花化生、表现禅宗谱系、五家七宗、条分缕析等系统中的植物图谱有着很高的相似度。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与当时的物质文化交流有着一定的关联。我说的15世纪实际上接近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但还没有到。

李军教授：所以后来到哈佛做研究时，我还是以这个题目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尽管我在哈佛做的是关于民国美术的研究，分别关于梁思成、林徽因以及沈从文，但我主要关注的还是这个问题。但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解答15世纪的树形图与东方的具体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我当时希望通过物质文化，比如陶瓷、丝绸等大量生产和传播的产品来展开讨论，所以也阅读了很多相关资料，比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并关注欧洲与美国近二十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章和书籍。在掌握了这些材料之后，我发现，之前我在法国的研究完全可以换一种视角来展开；当我获得了这种视野之后，很多问题也随之浮现出来。比如说，中世纪晚期艺术的变革并不单纯是西方内部的事情，而是同时与欧亚大陆内部经济、文化、宗教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马可·波罗的时代和他的行程，但实际上“马可·波罗”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我们在展览中列出了一个表，除了尼科洛、马菲奥和马可·波罗三人之外，至少有二十多位姓名可考的意大利人曾来过中国，而不可考的可能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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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尼科洛、马菲奥和马可·波罗在威尼斯城门口与家人告别，选自《马可·波罗行纪》插图抄本，1410—12年，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李军教授：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会更多地关注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初期的这段历史时期。同时，它也是社会学、人类学和全球史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因而我们会与很多位学者有了共鸣，比如出版《白银资本》的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书中主要讨论了世界体系是五百年还是五千年的问题。[5]我们都知道，世界体系问题首先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的，叫做“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6]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之后建立起来的，对现当代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后来有很多人就此提出了质疑：世界体系是唯一的吗？之前就没有其他类型的世界体系吗？包括弗兰克和伊朗裔学者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在内，这些学者表达出一种在西方现代体系之外重新发现或重构世界体系的愿望。[7]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史、社会学、艺术史、思想史学者的视野开始整合起来，这也是国际学术界近二十年来关注的重点之一。

李军教授：在这一背景之下，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东方人，在西方世界内部展开艺术史研究时，比如我研究的阿西西教堂的空间布局和神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中国人会关注这些问题，关注方济各会、方济各会的异端、属灵派以及他们对于历史和“三个时代”的看法。而大学里的世界史专业或宗教学专业，他们可能也不关心。所以，我当时的研究是非常寂寞的。在2007年，我在《艺术史研究》上发表了《历史与空间》一文[8]，当时的一位资深学者认为我写的很好，但同时他说：“不过这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法评判你说的怎么样。”他说的是对的，我后来在国外和哈佛大学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伊塔蒂（Villa I Tatti）都曾讲过这个题目，西方学者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东西。所以从西方内部来看，他们很多人也不具备这样的视野。

李军教授：那么后来，当我发现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时候，我非常惊喜的发现自己突然与很多社会学学者、人类学学者、经济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有了一个共同关注的兴趣点。同时，它也和研究中国史、蒙元史、明史以及工艺美术史的学者都发生了关联，比如丝绸史、陶瓷史。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柳暗花明的感觉，这条道路是正确的。而我从一个看似很窄很偏的角度开展的工作也没有获得任何人的回应，到现在为止，我那篇文章还没有获得任何正式的、学术上的回应。尽管寂寞，但历史恰好是如此，我们有时就像盲人摸象一样。而那个时代的人们反倒没有被蒙住双眼，他们一直都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有光在引导他们前进。拉丁文中有一句话就是“光从东方来”，大家都知道，太阳从东方升起。所以，这条路实际上是欧亚之间的一条历史悠久的大动脉，有无数的人往来于此，沟通东西方之间的文明。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觉得，当然这也与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有一定的联系。在我研究时，还没有出现这种说法，而且我是从一种艺术史和物质文化史的角度来做的。所以，包括在策划这场展览以及前两天接受北大“源流运动”公众号的采访时，我没有预料到会获得如此众多的关注。这说明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而且它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所以我想说，我们走在前人开拓出来的一条路上，就像今天的“一带一路”。我们会强烈地感到，历史是有深度和厚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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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跨越欧亚大陆的商队形象，选自《加泰罗尼亚地图集》，约1375年，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李军教授：但真正从学术上研究这一方面时，又很不够，比方说关于丝绸之路的问题，包括国家博物馆前几年做的关于丝绸之路的大展，以及去年在香港开幕的一个同主题展览。[9]这类展览的数量是非常多的，但它们的观念主要围绕着中国和中亚、西亚、最多到波斯等地的关系。我们一想起丝绸之路就会想起敦煌，想起唐代、长安以及和波斯的关系，等等。但是丝绸之路的概念“die Seidenstrasse”在刚刚诞生的时候，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的第一卷中提出的。[10]他更关注文献中记录的罗马帝国的时代和汉代之间的交流，包括西方使者来到中国和丝绸进入西方世界后引发的反响等。而中国的古文献比如《后汉书》和历代的《西域传》中都有相关记载，这正是李希霍芬的兴趣点。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根据老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记载的一个马其顿人的线路，画出了一条线。后来，在他的书中收录了这幅著名的地图，尽管名为中亚地图，但所有人都将它当作丝绸之路的地图。为什么呢？他在图中画出了一条大概从里海到长安之间的线，而在《自然史》中，长安（Sera）是“赛里斯国”（Serica）的首都。很有意思的是，李希霍芬的学生斯坦因，还有伯希和等伟大的汉学家纷纷顺此线路进入亚洲腹地，并发现了敦煌、藏经洞等，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从而形成一门关注中亚和新疆的显学。当然，这种研究也是在东西方关系的总体背景下展开的。但这里的西方是比较笼统的，似乎凡西边的都是西方，所以原来的问题却被人们遗忘了：中国和罗马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和意大利到底是什么关系？当然，后来也有人关注17世纪耶稣会对华交流的问题，但是在13—16世纪，也就是“马可·波罗时代”，更多人关心的是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他是真来过还是假来过，他的《行纪》到底可不可靠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太多地去考察物质文化层面上的证据。比如作为一种时尚和潮流，东方丝绸的织造技术和装饰图案是怎样逐渐改变了意大利的丝绸制作和审美的。实际上，这样的问题是有一条线索可以追踪的，而主要的研究资源不在中国，也不在新疆和中亚，而是在西方。为了探讨这些因素对西方的影响，我们就必须研究西方的丝绸史、服饰史、陶瓷史等物质文化史，从而探索西方世界的模仿、挪用、改造和再生产的过程。

     图4. 褐色地鸾凤串枝牡丹莲花纹锦被面（局部），元，现藏于河北隆化民族博物馆

© Fondazione Musei Civici di Venezia, Museo di Palazzo Mocenico  

图5. 凤凰纹织金锦（局部），14世纪上半叶，现藏于意大利威尼斯莫契尼戈宫

李军教授：一位名叫三上次男的日本学者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做《陶瓷之路》。[11]这个概念在今天已经获得了大家普遍的认可，借助它，人们大多关注中国陶瓷到了哪儿，比如东非、东南亚和印度等，我们都可以找到外销瓷的痕迹。但是鲜少有人思考，作为一种灵感的来源，中国陶瓷的技术、图案和形状是怎样与当地的文化和陶瓷工艺发生复杂关系的。一般来说，我们在面对当地仿造的陶器时，就不屑一顾了，但它们有着自身的逻辑。在受到东方因素的影响或刺激后，它们会产生出一套自己的发展线索，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对方也是完全主动的，并不是受到强迫才开始生产这类产品，并逐步造就一种时尚。这样的话，中国的艺术史和西方艺术史先天地就可以重合在一起，它们不是断开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一种关系。中国的东西不仅仅是到了哪儿，而且它还产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对方是如何改变的，这里面就有非常丰富的故事可以讲述。如果论及学术视野，我认为丝绸之路至少应当包含这个部分。如果缺失这一环，那么我觉得还是像蒙着眼睛。打个比方，我觉得我们理解的丝绸之路特别像一条河流，流到沙漠中后就慢慢蒸发了，最终踪迹全无。它没有终点，我们不了解它造成的影响与改变。所以，这一块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应当具备一种世界史的视野。如果是讨论艺术和物质文化，那么我们先天就具备一种艺术史的视野。我本人倒不愿意称之为“全球艺术史”，我把它叫做“跨文化艺术史”。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中国艺术史和欧洲艺术史整合在一起，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李军教授：那么同样，欧洲的东西也在中国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也会对中国的文化、工艺以及中国人的观念、知识产生影响。因而，如果我们能够具备这种互动性和方向性的视野的话，我们的研究完全不会落后于西方。说实话，这个展览是唯一的，因为在国际上还没有过先例。作为中国学者，通过与湖南省博物馆的合作，我们可以完全自主地来策划和实现它。整个过程的艰难程度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所以，我觉得，湖南省博物馆有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团队。他们的馆长段晓明先生全力支持这个展览，副馆长陈叙良先生带领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具体执行展览的落地实施工作，我们通力合作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任务，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展览筹办中碰到的难题和挑战。作为一个学者，我之前主要处理的是文本，摆弄文字和图像，但并不是直接面对实物。这个转变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在研究时是很容易的，比如在网上找一张图片或在某本书中选择一幅图片，但是我们要把具体的东西搬到中国来，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很多东西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整个展览过程中涉及到将近50家博物馆，我们在展板上就可以看见所有参展机构的名单，那是很惊人的。我相信，中国很少有这样的展览，仅国外的博物馆就有将近30家与我们合作，国内有20个左右。我们的团队借助一家中间机构来洽谈借展事宜，但所有的展品都是我们一一挑选的。不仅要把它们都借到，还要想方设法地将它们囊括在一个有意思的展览空间之中，将它们展示出来。现在，展览快要开幕了，我们依然没有感到轻松，还有最后的冲刺，看我们能将最初的设想实现到何种程度吧。

     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

展出地点：湖南省博物馆一楼特展一厅

展出时间：2018年1月27日—4月30日

展览单元：序篇，从四海到七海，指南针指向东方，大都的日出，马可·波罗的行囊，“来而不往非礼也”，尾篇

[1] 该展览是吉美博物馆在2003年3月19日至7月14日间举办的“明——中国家具的黄金时代”（Ming, l’age d’or du mobilier chinois），展出了80余件珍贵的明代硬木家具，大部分制作于万历年间（1573—1619年）。

[2] “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选自黑塞的一篇散文《我最心爱的读物》，原文摘录如下：“但是，血统、乡土和祖先的语言并非一切的一切，在文学亦如此；世界上还有超出这些东西的东西，那即是人类。在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对那些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喜欢。”（Aber Blut, Boden und Muttersprache sind nicht alles, auch nicht in der Literatur, es gibt darüber hinaus die Menschheit, und es gibt die immer wieder erstaunliche und beglückende Möglichkeit, im Entferntesten und Fremdesten Heimat zu entdecken, das scheinbar Verschlossenste und Unzugänglichste zu lieben und sich damit vertraut zu machen.）

[3] 参见李军，《穿越理论与历史：李军自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1—365页。原文刊于《经典》创刊号，2003年9月。

[4] 参见李军，《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7—364页。

[5] 参见【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弗兰克在书中质疑了欧洲作为世界体系之“中心”的地位，它只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和边缘的部分。而在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结束之前，亚洲才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

[6] 依曼纽埃尔·沃勒斯坦（1930—）是当代西方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从1970年开始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撰写三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7]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1928—2013）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撰有《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间的世界体系》（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一书，主要关注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之前的13世纪欧亚大陆内部存在的一种前现代的世界体系。

[8] 参见李军，《历史与空间——瓦萨里艺术史模式之来源与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教堂的一种空间布局》，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2007年，总第9辑。

[9] 这两场展览分别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承办的《丝绸之路》展（2014/11/6 - 2015/1/4）和香港历史博物馆承办的《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2017/11/29 - 2018/3/5）。

[10] 参见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 1, Berlin: Verlag von Dietrich Reimer, 1877, pp. 496-500.

[11] 参见【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蔡伯英校订，《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采访、文字整理、注释和图片补充：潘桑柔

图文编辑：赖雅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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