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朔丨“于襄阳致之”：中古陵墓石刻传播路线之一瞥
转载自公众号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作者简介：耿朔，安徽郎溪人，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博士后，美国奥尔布赖特考古研究所（耶路撒冷）访问学者，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目前主要从事汉唐考古和中国早期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任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
摘要：《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记载建康近郊的宋文帝长宁陵神道石刻，是其子孝武帝“于襄阳致之”。本文从这条文献展开讨论，通过对建康、襄阳、洛阳等地陵墓石刻种类和造型的比较，指出在东汉至魏晋时期，襄阳及南阳地区的陵墓石刻应与洛阳存在联系；西晋末期永嘉南迁之后，寄居襄阳的北方大族在丧葬制度方面可能保留了洛阳传统。至五世纪中期，宋孝武帝在亲自扩建长宁陵时，吸纳了源于魏晋洛阳的碑、柱、兽三种石刻，并将其纳入制度范畴，提升为帝王陵墓的标配组合，这成为孝武朝政治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南朝陵墓石刻；长宁陵；宋孝武帝；传播路线
一
《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有一段话，常被关注中古陵墓石刻的研究者引用：
（萧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怀退素，北宅旧有园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永明）七年，启求还第，上令世子子廉代镇东府。上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冢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骐驎于东岗上。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1]
齐豫章王萧嶷（444－492）是齐高帝萧道成次子，齐武帝萧赜同母弟，在南齐政坛上举足轻重。武帝永明七年（489），萧嶷激流勇退，搬到建康城外东北郊居住，整修了具有田园风光的“北宅”。不巧的是，这座“北宅”迫近宋文帝长宁陵神道，武帝去看望弟弟，都要从前朝陵墓前穿过，这让皇帝觉得很别扭，于是下令将长宁陵（407－453）的“表、阙、骐驎”移至别处，而南朝陵墓地表设施中能被移动的大概只有神道石刻。这件事发生在永明七年（489）至萧嶷去世的永明十年（492）之间，即公元五世纪末期。
接着，《南齐书》作者萧子显宕开一笔，将眼光投向了这组石刻，特别指出孝武帝刘骏（在位时间453－464）亲自谋划的“骐驎”和“阙”，形态精巧，技艺超群。《南齐书》完成于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2]由“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的措辞可以体会，从刘宋后期经萧齐直至萧梁初期的六七十年间，南朝多座帝王陵墓的神道石刻皆法宋文帝长宁陵，可惜水平上都有差距，这恐怕不只是萧子显的个人感受，也是时人的普遍看法。
根据南京、丹阳和句容三地的实物遗存，学界公认南朝帝王陵墓神道石刻包括碑、柱、兽三种类型，那么《南齐书》提到的“表、阙、骐驎”分别指什么？它们能否与现存神道石刻直接对应呢？
“骐驎”即麒麟，就是石兽，当无异议。“表”在中古时期既能表示石柱，[3]也可称呼石碑，[4]同时还是早期碑形墓志的一种自铭，[5]最近有学者撰文专门讨论了汉晋之间“表”的多种用途[6]。唯“阙”没有直接证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工作中都未见六朝石阙。[7]也有学者提出《南齐书》所说的“阙”指石柱，[8]此说或有一定道理，因为二者的主要功能都是标示神道和茔域界限，单体石阙形态修长，如四川渠县东汉冯焕阙，远观与石柱颇有几分相似，而后世金石学者也确实有将石柱称为“阙”的情况。若此，不排除《萧嶷传》所说“表、阙、骐驎”正好对应南朝陵墓石刻标配组合的可能性。相比石碑而言，石兽和石柱造型往往更显繁复，确实更能展现雕刻水准，形容它们“形势甚巧”，倒是恰当。
现存的南朝陵墓石刻中是否包括长宁陵石刻呢？据《建康实录》记载，长宁陵位于唐上元县东北二十里。[9]较早有一种观点，认为长宁陵地处南京东北甘家巷狮子冲，当地现存一对石兽，精美程度堪称南京周边南朝石刻之冠，[10]近年根据新的考古工作，这种可能性已被否定。[11]也有学者考证指出南京东郊麒麟铺的一对石兽不是通常认为的宋武帝初宁陵石刻，而属于长宁陵。[12]这对石兽东侧的双角，身长2.96、身高2.80、体围3.10米，西侧的单角，身长3.18、残高2.56、体围3.21米，[13]（图1）论体型在现存石刻中属于较大者，毛须尾爪都雕刻得非常精细，尤其是翼部鳞片状羽毛的处理，层次感极强，当为南朝陵墓石刻的上品，但两者在技法上存在一些差异。在缺乏其他更可靠信息的情况下，要判断这两件石兽的具体归属，应该说目前还非常困难，但视为南朝早期作品，应当问题不大。
图1-1，南京麒麟铺南朝石刻东侧石兽，采自《六朝艺术》
图1-2，南京麒麟铺南朝石刻东侧石兽，采自《六朝艺术》
宋武帝刘裕于永初三年（422）崩，葬入初宁陵，文献对该陵的地表设施有所提及，《宋书•五行志》记“元嘉十四年，震初宁陵口标，四破至地”、[14]“孝武帝大明七年，风吹初宁陵隧口左标折”，[15]可知初宁陵设标，而且是一对，后在437年、463年两次被大风吹折。无独有偶，同卷载“晋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阳陵标西南五百步，标破为七十片。”[16]崇阳陵是西晋文帝司马昭的陵墓，位于洛阳东北，由此可知中朝制度波及江东。《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载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17]说明“标”应该就是石柱。《建康实录》也记载了上述大明七年的异事，“是月，大风折初宁陵华表”，[18] 这里将初宁陵“标”称为“华表”，同书记载陈太建九年（577）“七月庚辰，大风雨，震万安陵华表。”[19]万安陵位于南京东南，是永定三年（559年）去世的陈武帝陈霸先的陵墓，此时已是南朝后期，陵寝制度已相当完备，由此亦可证明初宁陵的“标”就是石柱。至于该陵是否还有其他石刻种类就不清楚了。
因此，南朝时期最早完整设置神道石刻的陵墓，从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两方面考虑，目前似乎都只能上溯到宋文帝长宁陵。
受此启发，再来理解《南齐书》中“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这句话，笔者认为长宁陵石刻之所以被视为后世模范，除了艺术水平很高外，更重要的是，南朝陵墓神道三对六件的石刻组合也许就肇始于此。长宁陵为之后的南朝诸陵开创了一个制度，所以萧子显才予以突出强调。
神道石刻既是陵墓的组成部分，便可以在晋宋墓葬演变的轨迹中加以理解。
建康地区已发掘了几百座东晋墓葬，整体规模是该区域六朝墓葬谱系中最小的一环，东晋帝陵表现出家族葬特点，不设石刻，世家大族墓葬流行的墓志多为砖质，所写内容以记录亲族信息为主，不见铭辞，与西晋洛阳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普遍简素的做法，直接来自东晋统治阶层始终坚持的“政治正确”，那就是现在的处理只是权庴和假葬，总有北复中原那一天，到时要重启墓穴，归葬旧茔。[20]
目前考古发现的刘宋墓葬数量不多，都城建康地区可以确认的数座刘宋前期墓葬，与东晋中晚期墓葬在各个方面都很相似，如南京南郊司家山陈郡谢氏家族墓中六号墓墓主是葬于永初二年（421）的谢珫，这座与同一墓地中年代稍早的墓葬相比，无论形制结构、随葬品情况还是墓志书写方式都保持一致。大约从刘宋中晚期开始，建康地区大中型墓葬突然涌现大量的石制品。被推测与刘宋皇族有关的南京南郊隐龙山三座大墓，长度都在8米以上，其中一号墓全长9.14米，墓葬的基本形制和随葬品种类延续东晋风格，但新出现了由门槛、门柱、门扇、门额等构件组成的石门，成对放置在砖棺床上的青石棺座，棺床前部放置遗物的石台，以及石俑、灶、屋等石明器，一号墓还发现了石墓志，发掘者推定三墓年代都在刘宋中晚期，并指出这是东晋向南朝墓制转变的典型墓例。[21]南京栖霞区东杨坊南朝墓，甬道中有一道石门，遗物大多集中在覆盖有两具4块青石棺座的砖棺床前，除了大量陶瓷器外还有4件石俑，该墓年代被推定在“刘宋中晚期至萧齐早期”。[22]南京尹西村一号墓被认为是刘宋墓葬，也有石门和石俑，但不见石棺座。[23]安徽当涂来陇一号至四号墓应为同一家族墓地，年代为刘宋或稍晚，其中四号墓的砖棺床上有五件石棺座。[24]
墓葬中大量出现石质设施和器物的现象，非常值得重视，这应该不是来自技术的革新，而是丧葬观念的变化。石材的开采、加工、制作、搬运和安放，显然费时费力，增加建墓成本，而墓葬用石在中国丧葬文化中更有特殊的意义，坚硬的石材使其很早便被视为坚固的保障，如巫鸿在研究满城汉墓最后的石室时指出石材在古人看来是有着永久的作用。[25]
晋宋鼎革，新的政治主导意识逐渐作用于丧葬的处理，文帝元嘉年间几次北伐的失利，逐渐让南朝君民正视现实，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450）第二次北伐未果，反使江淮六州遭受空前破坏，江东社会也陷入强烈恐慌，显示出南北实力对比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从那以后，南朝政权再也没有大规模北伐之举。
观念的变化影响到了实践，但并非一蹴而就，要到孝武帝时期才真正在物质层面体现出来。元嘉二十三年（446）七月，白衣领御史中丞何承天奏海盐公主为生母蒋美人服丧事时，还说“台伏寻圣朝受终于晋，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礼文，兼用晋事。”[26]但至孝武帝大明二年（458）便在丧礼方面有所改易，规定“诸王及妃主庶姓位从公者，丧事听设凶门，余悉断”。[27]同一年，皇弟、建平王刘宏去世，孝武帝“痛悼甚至”，“自为墓志铭并序”，三年后皇太子刘子业之妃何令婉去世，也在玄宫里放置带有辞铭的“石志”，进而出现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的新型墓志文化。[28]徐冲最近指出，具备铭辞这一纪念装置的墓志，在孝武帝时被纳入了包括皇族在内的整体精英文化之中。[29]长宁陵石刻是孝武帝亲自谋划为亡父制作的，将其与上述新式墓志一并考虑，不难判定它们均是具有象征性的革新之举，而且直接来自于孝武帝，都是构建新型丧葬制度的举措。
中古史学界的研究表明，孝武帝时代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礼仪制度建设，如大明年间设王畿、建明堂、造五辂、南巡校猎、祭祀山岳等。户川贵行认为通过这些措置开始彰显“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刘宋孝武帝实行的礼制改革，成为了奠定其后由梁武帝所开创的南朝天下观的重要基础。”[30]
因此，将长宁陵石刻置于刘宋孝武帝朝礼制建设的整体背景下理解，可以认为这既是孝武帝作为人子的孝行，很可能也是他确立建康中心天下观的举措。经过了晋室南渡以来一百多年的调适，建康的陵墓最终被视为“永久家园”了。
二
《萧嶷传》中“于襄阳致之”一语，非常引人关注，这五个字透露出的重要信息，常被学者用来论证六朝时期襄阳与江南的联系。这当然与孝武帝做皇子时的经历有关，他在元嘉二十二年（445）外调为雍州刺史，成为晋室南渡百年来第一位出镇襄阳的皇室成员，直至二十五年（448）调离。[31]刘骏应当就是在任期间接触到了石刻。
“于襄阳致之”的原因，不是由于襄阳的石材好，南京附近南朝陵墓石刻几乎都是本地取材，如江宁阳山自六朝以来便是重要的采石场，遗址面积广大，开采历史悠久，当地迄今还遗留明成祖朱棣为其父孝陵所凿巨型碑材的半成品。刘骏看中的应该是当地的石雕工艺，并且在五世纪中叶依然有所传承，所以要在襄阳制作石刻，然后不计成本运抵建康。襄阳如今似已不见汉晋时代的石刻遗存，但《水经注•沔水》记襄阳附近有“蔡瑁冢，冢前刻石为大鹿状，甚大，头高九尺，制作甚工。”[32]蔡氏为汉末襄阳豪族，蔡瑁一生经略荆楚，根基深厚，即便不能肯定《水经注》对墓主的判断是否准确，但至少说当地确有制作大型石雕的传统，而且水平颇高。
襄阳往北即是南阳，两地自古沟通密切，属于一个地理单元，在丧葬文化上也有颇多共性，这从两地南朝墓葬所出画像砖题材和构图的高度相似性就可见一斑。南阳是现存石兽集中之地，根据秦臻《东汉陵墓石兽研究》一书的统计，除了被《金石录》等著录的宗资墓前一对石兽外（图2），还有1997年南阳东关出土一件石兽，1966年南阳芩彭村出土一件较小的石兽，1973年南阳王村汉墓出土一件未完成的石兽残件，[33]由此也可窥见襄阳当时的情况。
图2-1 南阳宗姿墓石兽，王磊摄
图2-2 南阳宗姿墓石兽，王磊摄
但是，襄阳及南阳未必是东汉陵墓石刻最为发达的地区，这两地都是当时南北交通大动脉上的重镇，往北可达首都洛阳，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初京汉铁路建成前，中国中部的南北交通干线都是走洛阳——南阳——襄阳——荆州一线，即所谓的“荆襄道”。南阳又是帝乡，和洛阳各方面的交流相当密切。关于北方地区的东汉陵墓石刻，《水经注》记录了一些中古时期仍能在地面见到的东汉墓园，通常由垣墙、墓冢、祠庙、石刻等组成，其中属于东汉晚期的多为二千石左右的官员。[34]洛阳地区现存实物中，有两件著名石雕一般认为制作于东汉，一件是早年发现于白马寺西北象庄的石象（图3），另一件是1992在孟津“刘秀坟”东南发现的石辟邪，前者通长3.40、宽2.19、体围4.69米，后者通长2.90、宽0.90、高1.90米，[35]（图4）它们体型甚大，造型生动，尤其石辟邪整体雕琢精细，风格华丽，翼翅均为高浮雕，体现出帝都的工艺水平。
图3 洛阳象庄石象，莫阳摄
图4 孟津“刘秀坟”石辟邪，耿朔摄
因此，襄阳及南阳地区的陵墓石刻应该与洛阳有联系，并且笔者认为这种联系不止存在于东汉。
一般认为，曹魏、西晋政权自上而下推行薄葬，就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墓葬情况来看，这个论断是合理的，和汉代相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墓葬形制简化、墓葬规模缩小；二、随葬品种类、数量趋于减少，一些器物的质量也有所下降；三，墓地地表设施减省。
但要注意的是，薄葬的出现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同步完成。仅就墓室数量的变化而言，目前发现的曹魏高等级墓葬已不再延续东汉晚期大型墓葬流行的前、中、后三室格局，而改为前、后室构成轴线，而洛阳地区西晋墓葬存在从双室墓和单室墓并行发展到单室墓成为主流的趋势，大概在西晋后期完成这一转变。[36]同样，墓地地表设施的减省也存在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应该考虑时间和实施程度，不应一概而论。
从法令层面推行薄葬始于汉末实际统治者曹操，建安十年（205）平冀州后，曹操下令“令民不得复私雠，禁厚葬，皆一之于法。”[37] 同年“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38]后在建安二十三年（218）令中要求自己的陵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这成为其后定都洛阳的曹魏、西晋统治者所继承的准则，即历代所称的“薄葬”的内容之一。帝陵地面建制的减省对社会其他阶层起到示范和约束效果，如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文德郭皇后之姊卒，其子孟武“欲厚葬，起祠堂”，郭后予以制止，说“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39]
曹魏、西晋两代，墓前石刻时禁时弛。如上文所引建安十年（205）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257），大将军司马昭参军王伦去世，其兄王俊为其作《表德论》，内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宋书》对此评论“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40] 时已在曹魏后期，可见三世纪上半叶，碑禁措施在北方地区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遵守，大概在魏晋鼎革之际日趋松弛。司马氏代魏十多年后，重申了前朝禁令，即“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41] 大概说明魏末晋初约二十年间，石碑又普遍出现，也可推测从建安十年（205）至咸宁四年（278）的七十多年间，其他种类石刻或许不在明文禁止之列，到晋武帝禁断陵墓石刻，才将“石兽”和应该就是指神道柱的“表”也纳入其间，与石碑一并被禁。
那么上述禁令的实际执行情况又是怎样呢？
关于墓碑，目前未见实物遗存，但《水经注•洛水》记洛阳附近潘茈、潘岳父子墓前有碑，[42]另《晋书》中有关于西晋陆云、[43]束皙、[44]嵇绍[45]墓前立碑的三条文献，其中嵇绍墓碑还是由当时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所立。除潘茈外，其余四人都在四世纪初去世，且多死于非命，立碑时间应该也较接近。
关于石柱，曹操生前曾言“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46]可能就是题写在石柱上，这是东汉建安十五年（210）事。西晋石柱实物现存两件，即早年在洛阳发现的西晋永康元年（300）韩寿墓石柱[47]（图5）和1978年在博爱发现永嘉五年（311）苛府君墓石柱。[48]（图6）《水经注》详细描述了今安徽亳州西晋司马士会墓地的地面设施，“冢前有碑，晋永嘉三年立。碑南二百许步，有两石柱。高丈余，半下为束竹交文，作制工巧。石榜云：晋故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扬州江州诸军事、安东大将军、谯定王河内温司马公墓之神道。” [49]郭守敬考定司马士会即薨于太安元年（302）的谯定王司马随，这位西晋后期去世的诸侯王墓前不仅有永嘉三年（309）所立墓碑，碑南还有两根石柱，从郦道元所记录的外形特征和文法格式看，它们与现存汉至南朝实物完全一致。加之前述崇阳陵有“标”，可见石柱在西晋时期一定程度存在。
图5 韩寿墓石柱残段及拓片
图6 苛府君墓石柱
石兽在实物方面虽然没有明确的材料，但如果将现存中原地区的石兽，与南京、丹阳的南朝石兽进行比较，会发现有些作品在造型和装饰方面非常接近。由于中原地区的许多实物都已脱离原有环境，严重缺乏背景信息，因此把它们的时代都定为东汉，似乎需要反思。
三
前述《宋书•礼志》所载晋武帝咸宁四年诏令的禁断对象是“石兽碑表”，可以断句为“石兽、碑、表”，这从《太平御览》所引《晋令》所言“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 [50]可予证明。杨晓春注意到这一点，指出“可知西晋初年的神道石刻已习用石兽、石碑、石柱三种。因而，就陵墓神道石刻的组合而言，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用石兽、石柱、石碑的做法可以上溯到西晋，而同样的做法在东汉末年已见端倪，但汉、晋时期不如南朝那样整齐。东汉时，神道石刻固定组合只是偶见，西晋初年则已渐成主流。”[51]
这一观察角度非常敏锐，虽然作为结论来说推测性较大。但值得玩味的是《三国志•诸夏侯曹传》中还有一条记载与之呼应，“（曹）爽参军杨伟为爽陈形势，宜急还，不然将败。”裴注引“《世语》曰：伟字世英，冯翊人。明帝治宫室，伟谏曰：‘今作宫室，斩伐生民墓上松柏，毁坏碑兽石柱，辜及亡人，伤孝子心，不可以为后世之法则。’”[52]如上所述，“碑兽石柱”能断句为“碑、兽、石柱”，那么“石兽碑表”或也可以分解为“石兽、碑、表”，两条文献于此措辞竟然一致，而这不正好是我们熟悉的南朝陵墓石刻三件套吗？
《旧唐书•礼仪志》载梁武帝为其父修缮建陵事，“武帝即大位后，大同十五年，亦朝于建陵，有紫云荫覆陵上，食顷方灭。……因谓侍臣曰，陵阴石虎，与陵俱创二百余年，恨小，可更造碑石柱麟，并二陵中道门为三闼。”[53]梁文帝建陵位于丹阳三城巷，目前陵前有石兽一对、石柱一对和驮碑龟趺一对，是丹阳齐梁诸陵神道石刻中数量保存最多的一处（图7），可见《旧唐书》所言“碑石柱麟”的指向也相当明确。由此看来，陈寿、沈约和唐代史臣在措辞上都非常谨慎。
图7 梁文帝建陵石刻，耿朔摄
综上讨论，曹魏、西晋政府在整个三世纪里持续推行的“薄葬”政策，一方面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确实产生了影响，有力扭转了东汉以来的厚葬之风，但另一方面，“薄葬”有关的具体措施和取得的实际成效存在阶段性差异，始终未能完全禁绝树立墓前石刻的行为，特别是在政局动荡的西晋后期，有关的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增多，甚至出现官方树立的石刻，禁令废弛可见一斑。更值得重视的是，汉代陵墓石刻种类较多，但到魏晋时期很可能逐渐“筛选”出碑、柱和兽三种，成为公元三世纪中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墓前设施，只是还不能肯定它们已经构成了固定组合，至少尚未制度化。
西晋永嘉之乱引发北人南迁，除了渡江至长江下游的建康、京口一带以外，中原和西北的部分大族及相当数量的流民寄居襄阳，使得那里人口激增，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年-396年）以襄阳为治所正式侨置雍州。襄阳远离建康，丧葬制度和习俗未必一致，不排除在襄阳一带保存了洛阳的传统。距离荆楚不远的重庆巴县发现过东晋隆安三年（399）杨阳神道柱（图8），[54]或可作为旁证。
图8 杨阳神道柱拓片局部
到了五世纪中期刘骏出镇襄阳时，当地仍然延续这种制作和树立石刻的风气，刘骏即位后，亲自谋划扩建长宁陵，[55]诏令襄阳方面制作石刻并运至建康，而且可能吸纳了源于魏晋洛阳的碑、柱、兽三种石刻，并将其纳入制度范畴，提升为帝王陵墓的标配组合。这和当时墓志书写内容上扬弃东晋的简约风气，而直追辞铭兼备的西晋传统如出一辙，成为孝武朝政治和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实是六朝史上不应忽视的一页。
注释：
[1] 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十二，中华书局，2017年，第462页。
[2] 同上，第3页。点校本《南齐书》修订前言指出，“萧子显撰《齐书》，据《册府元龟》所载‘萧子显为太尉录事，著〈齐书•州郡志〉一卷。’（卷五六〇《国史部》），可知始于梁武帝天监中，任太尉录事期间。约在梁普通年间撰成并进献《南齐书》表文”。
[3] 石柱在中古时期有时被称为“表”或“华表”，偶见石榜文字自铭为“表”，如1926年洛阳出土的西晋虎牙将军王君墓石柱残块，郭玉堂和柯昌泗均有记录，“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阴历十一月，洛阳城北小梁村南高家岭村北地出土，在元延明墓南里许地内，二石文字相同，方仅四寸，并出陶器及石墩四件。”（郭培育、郭培智：《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91页），“丁卯春日，洛阳郭玉堂为予致晋王君表两石。其石高二寸，广三寸许。文曰晋故虎牙将军王君表，为神道阙之最小者。郭言出土时尚有两圆柱承其下，以无字未并携期。据知凡石阙上下无连缀之石，盖皆别有石柱以承之也。”（叶昌炽、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第347页。）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所藏拓片高11厘米、宽12厘米，尺寸甚小，略显特殊（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二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3页。）
[4] 称墓碑为“表”较为常见，且有自铭，如《水经注疏》卷十五“瀍水”条记洛阳邙山附近、瀍水西南有著名道士帛和之墓，“墓前有碑，题云：真人帛君之表。仲理名护，益州巴郡人。晋永宁二年十一月立。”可知碑立于公元300年。（郦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段仲熙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54-1355页。）
[5] 如1975年武威出土的前秦建元十二年（376）梁舒墓志，圆首碑形，高37厘米，碑额篆书“墓表”二字，参见种长发、宁笃学：《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文物》1981年第2期）。再如清光绪年间西安附近出土后流入日本的吕宪墓志和二十世纪70年代在咸阳出土后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吕他墓志，也都是圆首碑形带座，形制和行文相同，于后秦弘始四年（402）十二月廿七日同时制作，碑额均刻“墓表”二字，参见李朝阳：《吕他墓表考述》，《文物》1997年第10期；路远：《后秦〈吕他墓表〉与〈吕宪墓表〉》，《文博》2001年第5期。
[6] 孙梓辛：《汉晋间“表”的形制、使用及变迁——兼论汉代的表墓风气》，《文史》2018年第1辑。感谢徐冲先生提醒我注意该文。
[7] 只有2000年在南京东北郊推测为梁南平元襄王萧伟墓（？）神道两侧发掘过砖阙遗迹，但内为夯土，外包墙砖，阙体上原有木质梁架，顶部覆瓦，并非属于石刻系统。参见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南京栖霞区文化局：《南京梁南平王萧伟墓阙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7期。
[8] 杨晓春：《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渊源研究》，《考古》2006年第8期。
[9] 《建康实录》卷十二《宋中•太祖文皇帝》：“（元嘉三十年）三月癸巳，葬长宁陵。陵在今县东北二十里，周回三十五步，高一丈八尺。孝武帝践祚，追谥为文皇帝，庙号太祖。”（许嵩：《建康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450页。）
[10] 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1-74页；町田章：《南齐帝陵考》，劳继译，《东南文化》第2辑，1986年。
[11] 2006年，王志高撰文认为狮子冲石兽主人应属于梁昭明太子安陵，并且推测其生母丁贵嫔宁陵也在狮子冲附近，在学界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参见王志高：《梁昭明太子陵墓考》，《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2013年，狮子冲M1、M2发现并启动发掘后（参见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M1因出土“中大通弍年”（530）纪年砖，M2出土“普通七年”（526）纪年砖，提供了直接有力的证据资料，王志高再次撰文确认其观点（参见王志高：《再论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陵墓石兽的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见《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5-295、292页）。2015年，许志强、张学锋发表专文探讨墓主身份，推定M1墓主为梁昭明太子萧统，M2墓主为萧统生母丁贵嫔（参见许志强、张学锋：《南京狮子冲南朝大墓墓主身份的探讨》，《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12] 根据王志高的梳理，清嘉庆十六年（1811）成书的《嘉庆江宁府志》最早著录了麒麟铺这对石兽，朱希祖在1935年出版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提出它们属于初宁陵，此后诸家多沿袭此说，但并无足够证据。少数学者认为属长宁陵，其中以王志高的研究最为充分。参见王志高：《南京麒麟铺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墓主新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3] 姚迁、古兵：《六朝艺术》，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页，图版一、二。
[14] 沈约：《宋书》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968页。
[15] 沈约：《宋书》卷三十四，第985页。
[16] 沈约：《宋书》卷三十三，第966页。
[17]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1450页。
[18] 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三，第485页。
[19] 许嵩：《建康实录》卷二十，第790页。
[20] 关于东晋墓葬面貌与政治形势的关系，笔者曾撰文讨论，参见耿朔：《暂时归宿还是最后居所？——南京地区东晋中期墓葬观察》，《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此外还可参见安然（Annette Kieser）：《魂返故土还是寄托异乡》，《东南文化》2002年第9期；张学锋：《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志研究》、《南京司家山出土谢氏墓志研究——东晋流寓政府的挽歌》，见《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三联书店，2013年，第355-383页。
[21]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隐龙山南朝墓》，《文物》2002年第7期。
[22]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栖霞区东杨坊南朝墓》，《考古》2008年第6期。
[23] 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局：《南京尹西村六朝墓发掘报告》，载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61页。
[24] 安徽省当涂县文物事业管理局等：《当涂县新市来陇村六朝晚期墓群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8年第1期。
[25] [美]巫鸿：《“玉衣”或“玉人”？——满城汉墓与汉代墓葬艺术中的质料象征意义》，见《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郑岩等译，三联书店，2016年，第123-142页。
[26] 沈约：《宋书》卷十五，第400页。
[27] 沈约：《宋书》卷六，第122页。
[28] 萧子显：《南齐书》卷十，第158页。
[29] 徐冲：《冯熙墓志与北魏后期墓志文化的创生》，《唐研究》第二十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
[30] [日]户川贵行：《刘宋孝武帝礼制改革同建康天下中心观之关系考论》，《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四卷，中华书局，2014年，第70-85页。
[31] 沈约：《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元嘉）二十一年，加督秦州，进号抚军将军。明年，徙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自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寻给鼓吹一部。二十五年，改授都督南兖州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持节如故，北镇彭城。寻领兖州刺史。”（第109页）
[32]郦道元：《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沔水”条，第2382页。
[33] 秦臻：《东汉陵墓石兽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39-42页。
[34] 如山东境内有卒于熹平元年（172）荆州刺史李刚墓（郦道元：《水经注疏》卷八“济水”条，第775页）和司隶校尉鲁峻墓（同上卷，第777-778页），河南境内有卒于建宁年间（168-172）的桂阳太守赵越墓（卷九“清水”条，第812页）、弘农太守张伯雅墓（卷二十二“洧水”条，第1835页）。
[35] 秦臻：《东汉陵墓石兽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40-41 页。
[36] 耿朔：从双室到单室——魏晋墓葬形制转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四川大学历史学院编《文献、文物与文化——首届历史考古青年论坛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8-45页。
[37] 陈寿：《三国志》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第27页。
[38] 沈约：《宋书》卷十五，第407页。
[39] 陈寿：《三国志》卷五，第166页。
[40] 沈约：《宋书》卷十五，第407页。
[41] 同上。
[42] “罗水又西北，迳袁公坞北，又西北，迳潘岳父子墓前。有碑，岳父茈，琅琊太守，碑石破落，文字缺败。《岳碑》题云：《给事黄门侍郎潘君之碑》。《碑》云：君遇孙秀之难，阖门受祸，故门主感覆醢以增恸，乃树碑以记事。太常潘尼之辞也。”（郦道元：《水经注疏》卷十五“洛水”条，第1326页。）
[43] “孟玖扶颖入，催令杀云。时年四十二。有二女，无男。门生故吏迎丧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时祠祭。”（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附弟陆云传》，第1485页。）
[44] “赵王伦为相国，请为记室。皙辞疾罢归，教授门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为之废业，门生故人立碑墓侧。”（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八《束皙传》，第1434页。）
[45] “东海王越屯许，路经荥阳，过绍墓，哭之悲恸，刊石立碑，又表赠官爵。”（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九《忠义传》，第2301页。）
[46] 陈寿：《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载公十二月己亥令，第32页。
[47] 韩寿墓石柱只剩中间一段，题额现存不全，根据残存字形和结合文献记载，可知全文应为“晋故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府君墓神道”。参见黄明兰：《西晋散骑常侍韩寿墓墓表跋》，《文物》1982年第1期；汤淑君：《晋故骠骑将军韩寿墓道表》，《中原文物》1994年第2期。
[48] 苛府君石柱保存底座至柱额，柱顶盖已无，柱额刻有“晋故乐安相河内苛府君神道”，墓主可能为苛晞或其族人。参见刘习祥、张英昭：《博爱县出土的晋代石柱》，《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49] 郦道元：《水经注疏》卷二十三“阴沟水”条，第1950-1951页。
[50] 《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九《文部五•碑》，第2653页。
[51] 杨晓春：《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渊源研究》，《考古》2006年第8期。
[52] 陈寿：《三国志》卷九，第284-284页。
[53] 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972页。
[54] 北京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中国古代碑帖拓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页、168页，图32。
[55] 葬文帝于长宁陵的是元凶刘劭，当时未立石刻。
编辑：刘艺颖
欢迎关注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