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朔 | 昭陵十四蕃君长像的形塑
本文载于巫鸿、郑岩、朱青生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五辑，湖南美术出版社，2022年。
相对于六骏蔚为大观的研究成果而言，学术界对同处于昭陵北司马门内的纪念性石刻——十四蕃君长像的讨论要少得多[1]。原因非常简单，北宋游师雄所立《唐太宗昭陵图碑》对诸蕃君长像题名的记载已有错乱[2]，明代所立的数通祭陵碑甚至直接挪用了石像基座[3]，从这些情况看，当年拱立在享殿两侧的石像早年已遭破坏。人们对蕃君长像的了解，很长时间里来自于传世文献的记载，《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长安志》、《金石录》对此都有涉及，学者们由此对立像的时间和动机已有基本了解，尤其是《唐会要·陵议》列出了一份包括国别、官职、姓名等信息在内的十四蕃君长完整名单：
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出苾，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突厥乙弥泥孰候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李思摩，突厥都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薛延陀真珠毘伽可汗，吐蕃赞普，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诺曷钵，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于阗王伏阇信，焉耆王龙突骑支，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麴智盛，林邑王范头黎，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等十四人（下略）。[4]
但如果要探究造型特征、雕刻技法以及安放方式这些关乎石像本体的问题，那就必须基于对实物材料的观察。
十四尊石像长期湮没无闻，直至20世纪后半叶才有实物发现的明确记录。这些发现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昭陵博物馆等机构在对北司马门遗址进行调查和整修过程中，于1965年、1982年和2001年三次发现人像和基座残块，共计基座8件、较完整的躯干1件、上半身残块1件、下半身残块4件和头部残块6件。
第二阶段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昭陵博物馆于2002年对北司马门遗址进行的正式考古发掘，出土头部残块14件、躯干残块6件和带题名字样的基座残块12件。尤为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揭露了安放蕃君长像和六骏的廊房建筑的基本结构和内涵，进而究明了石刻原来的位置和朝向。（图1）[5]
图1
2002年发掘的昭陵北司马门西廊房遗址（ZLJIF4）平剖面图，十四蕃君长像和六骏像中的一半原先就安置于这座建筑内，发掘显示部分基座尚在原位。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
至此，已有相当一部分蕃君长石像残块重见天日，特别是题名基座大多已被找到。相关文章除了文字介绍外，还刊布了部分实物的图版、拓片和线图。[6]
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对石像本体的研究。概而言之，这些研究将出土实物与文献记载相结合，重在复原蕃君长像排布方式、考释像座题名、分析立像动机、考察石刻意蕴，并由此讨论唐初政治与族群等问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一文披露了较多材料，相关研究也最为系统。[7]
上述研究给笔者以极大启发，但本文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意在讨论十四蕃君长像的视觉形式本身，即它们如何被塑造出来的。
蕃君长像的塑造原则
中国古代陵墓树立石刻的用意，历来重在区分等级，而在同一等级内则强调统一。因此可以根据石刻的组合和数量来考证陵墓时代与级别，但墓主本人的面貌却相当模糊，只有镌刻在神道碑、神道柱或墓碑上的文字才会交待所葬何人。从尚存的陵墓石刻实物看，唐以前如南朝陵墓，唐以后如宋、明、清陵墓，莫不如此。而昭陵六骏和十四蕃君长像这两组石刻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前者为太宗身前四方征战所骑，而且图形刻石全过程直接来自他的授意[8]，后者虽是在太宗归西后所立，但高宗为其立像的原因，不仅是要遵从太宗遗旨，阻止“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的行为[9]，更是要“欲阐扬先帝徽烈”，所记录的是贞观年间周边邦国君长“擒伏归化”的重大事件。[10]如果说绝大多数陵墓石刻主要体现朝代、等级这些总体性特征，那么昭陵的石刻可视为天可汗个人功业的纪念碑，在强调遵从“祖宗之法”的中国古代，这是很不寻常的。
2002年北司马门遗址的发掘表明，六骏和十四蕃君长像当初都有建筑物遮蔽。考古工作者在北司马门内南部享殿前方两侧，发现了对称分布的廊房遗址，其中西廊房遗址保存较好，平面呈南北向的长条形，地面原为台阶状，每间一台，从北向南逐级升高。廊房未发现明确的墙体，可能是开敞式建筑，配置形式上颇接近宗庙寺观轴线两侧的配殿。东、西廊房放置的六骏和蕃君长像数目相同，各有三尊六骏和七尊蕃君长。石像的具体排布方式也已究明，廊房的北部三间共置三尊六骏石刻，即每间一尊，南部四间共置七尊蕃君长石像，其中廊房正中那间置一尊，而靠南的三间各置两尊。从西廊房尚留在原位的人像基座分析，石像均面朝东，基座上有题名的一面也朝东，东廊房的情况应相反，因此两廊的蕃君长像都是朝向神道站立。需要指出的是，南部三间廊房中每间的两尊蕃君长像并非错落放置，而是在东西一线上，也就是说靠外侧的人像会挡住其后那一尊。（图2）
图2
经过复原的昭陵北司马门内东廊房遗址，内置三件六骏像和七件蕃君长像。（笔者摄）
如此，谒陵者须入内近观石刻，方可明辨人物身份，而一般意义上的神道石刻群都置于露天，气势恢宏，可见两者在取意上明显不同。六骏所采用的石屏形式，也不是为了构建战马成群的视觉冲击力，而是通过对细节的准确表现，呼唤起太宗记忆的某个重要片段，这也是唐朝创业过程的集体记忆。这在丘行恭为飒露紫拔箭的塑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对于同样指向具体人物的蕃君长像，又是依据什么原则进行雕刻塑形呢？关于这个问题，文献中颇有一些线索，现摘录如下：
皆琢石为其像。[11]
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12]
琢石肖（其）形状而刻其官名。[13]
《旧唐书》列国传有七处记载涉及传主形象被刊刻于昭陵北司马门：
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阙之下。[14]（吐蕃赞普弃宗弄赞）
太宗崩,刻石图诺曷钵之形,列于昭陵之下。[15]（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
太宗之葬昭陵，乃刻石像其形，列于玄阙之前。[16]（龟兹王诃黎布失毕）
太宗葬昭陵，刻石像其形，列于玄阙之下。[17]（于阗王伏阇信）
及太宗葬昭陵, 乃刻石像龙突骑支之形, 立于玄阙之下。[18]（焉耆王龙突骑支）
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于昭陵玄阙之下。[19][高昌王麴智盛（勇）]
太宗崩, 诏于陵所刊石图头黎之形, 立于玄阙之前。[20]（林邑王范头黎）
上述文献中出现了“像”、“写”、“肖”、“图”、“形”等用语，显然指向了同一个创作原则，就是要让石像尽量反映蕃君长们相貌特征。很显然，由于每一尊石像都代表具体某位蕃君长，因此在创作时要有异于神道石刻中文臣武将的概念化表现。
根据《资治通鉴》叙事顺序，沈睿文认为：
司马光便将立十四国君长像置于葬太宗于昭陵以及礼部尚书许敬宗奏弘农府君庙应毁一事之间，亦即649年9月29日至649年10月6日间…高宗即位后开始着手雕琢蕃酋石像，并于649年9月29日至649年10月6日之间树立石像于昭陵玄阙。此举很可能是跟太宗入藏昭陵同时，因为这样杀身殉葬的意味才最强烈。[21]
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再参照考古发现的廊房结构、人像布局以及基座题名的书体风格，可以判定这组作品应当是在太宗入葬昭陵后不久，同时设计和树立的。
如果说六骏有太宗铭赞和可能出于阎立本之手的画稿作为参考因而易于塑形的话[22]，那么如何表现十四蕃君长就颇考验创作者了。
笔者认为可以从刻石立像那段时间里十四蕃君长的情况来考虑这个问题，以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649年7月10日）太宗崩到八月庚寅（649年9月29日）入葬昭陵这两三个月为时间标尺，根据两《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以及出土墓志等文献，笔者整理统计十四人的生平如下：
从上表的统计可以看出，当工匠们受命着手创作蕃君长像时，这十四人的情况很不一样。
首先，蕃君长们的年龄差距很大，在贞观二十三年（649）这个时间节点上，有的人还活着，有的人已经死去。阿史那咄苾、阿史那什钵苾、阿史那思摩、夷男、范头黎五人已先太宗去世，其中前四人分别已过世15年、12年、4年和2年，范头黎也去世数年。麴智盛（勇）卒年不明，但史籍记载永徽二年（651）十一月高宗以麴智盛（勇）之弟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西州刺史，率旧部返回西州，时距太宗驾崩只有两年多，却未提其兄，因此颇疑麴智盛（勇）去世或在太宗之前，或在其后不久。阿史那社尔等八人可以肯定尚在人世，当时年龄明确的如社尔40岁，弃宗弄赞33岁，慕容诺曷钵推测在20多岁，而他一直活到垂拱四年（688），比太宗晚去世近四十年，与最早去世的咄苾可以说是两代人了。
就十四人与唐廷的关系来说，有的人来过长安，有的人一生未至长安，有的人当时正在长安。已去世的五人或六人中，咄苾、什钵苾、思摩和麴智盛（勇）生前已入唐廷为官，夷男也来过长安，范头黎则没有来华经历。其余肯定在世的八人中，社尔在太宗崩后主动要求殉葬，推测他应在长安。归降的西域焉耆、龟兹、于阗和帝那伏帝四国君长，当时也很可能都在长安，其中龙突骑支是贞观十八年（644年）郭孝恪灭焉耆后送至洛阳的，后应居长安，阿罗那顺和诃黎布失毕都是在太宗崩前不到一年内先后入朝，而太宗崩后两月，伏阇信到长安，入朝并谒梓宫。诺曷钵此前也数次入朝。弃宗弄赞、金真德一生未曾入唐。
因此，石像创作者们当时面对的信息资源可以说相当不平衡，那么石像实物是理想化的作品，还是确如文献记述的重在写实呢？这就需要将目光移向现存的实物材料。
真实性与理想化的调和
根据公开报道和笔者实地调研所见，这些石刻人像的雕刻技法上较为统一，它们均为圆雕，躯干扁平，两腿之间都不透雕，双足之下原均连带有较厚的踏板，以便插在基座上面所挖的方槽中，从直观上就能感觉到这组作品应当是同时设计和树立的。下面，笔者尝试从体态、服饰、头部特征等几个方面对可见的实物材料进行分析。
已报道的实物中有三件为较完整的人像躯体残块，它们基本都保存了肩部到小腿或脚腕的部分。其中有两件的尺寸数据已经公布，1982年出土的石人躯体（出土号1）残高120厘米、肩部宽49厘米、厚30厘米[37]，2002年发掘的石人躯体ZLJⅡF3南② :1，残高130厘米、肩部宽56厘米、厚37厘米[38]（图3、4），都接近东亚成年男性正常身高，虽然显得略矮，但如上所述石像当初是安插在基座之中的，2002年发掘的几个基座“形制相同，近似正方体，长87—90、宽85—90、高50—57厘米”[39]（图5）可见当人像插入基座，两者合二为一后，就接近甚至略高于常人。2002年发现的另一件石人躯干，具体尺寸未见公布，但报道称身材比较矮小。[40]
图3
2002年发掘的ZLJⅡF3南② 1石人躯干正面、背面。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
图4
2002年发掘的ZLJⅡF3南② 1石人躯干线图。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
图5
2002年发掘的人像基座之一。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
石人上半身残块至少报道了两件，1982年出土的一件（出土号4）尺寸不明[41]，2002年发掘的一件披露了背后辫发的长度，“辫子残长58厘米，宽24厘米”[42]，这差不多是从肩部到腰部的高度，由此可以推断这件石人的高度也在成年男性正常身高范围之内。
下半身残块至少发现了四件，笔者在昭陵博物馆都看到了实物。其中有三件均穿长袍，形态近似，且都公布了尺寸数据，1982年发现的一件（出土号2）存腰带以下、裙摆以上，高78厘米，同年发现另一件（出土号3）存腰带以下、脚腕以上，高93厘米，而2001年出土的一件存腰部以下至小腿，高98厘米。可见这三件人像的下半身高度比较接近，按正常比例复原的话，似乎要高于上述三件保存较完整躯干的石人。1982年还发现了一件石人的下半身，已经裂为左右两半，但可以完整拼对，虽然尺寸数据尚未公布，据笔者目测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已发现的人像没有明显的胖瘦差别，由此可以推断它们在体态方面比较和谐。而从身高来看，人像都在成年人的正常范围之内，而不像古代陵墓神道两侧的概念化人像那样极为高大，远逾常人，相信去过乾陵的人一定会对六十一蕃酋像与十对持剑翁仲的大小差别印象深刻。
不过如前所述，昭陵人像的身高彼此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发掘的那件较小的石人躯干，报道称“袒露右臂，肩搭披帛，腰系拧成绳索状的布带，一看就是南亚一带的民族特征”[43]，看来其身高和装束都有鲜明的指向性。因此工匠对于十四蕃君长像高度的不同处理，应是有所凭据，有意为之。
人像服饰较为明显地表现了国别和地域差异。有三件人像残块腰部悬挂一把短刀，其中有两件是下半身残块，分别是1982年石人残块（出土号2）和2001年发现的那件，另一件即2002年ZLJⅡF3南② :1，它们的短刀外形和悬挂方式一致，均带鞘，装双附耳以便悬挂在腰带上，刀把均朝向身体右侧。2002年发掘的一件上半身残块，背后雕刻七根发辫，近辫梢处用细长管箍紧，2002年ZLJⅡF3南② :1背面也雕出同类发式，只不过发辫数量为五条而已。这种脑后梳有多条长发辫的形象常见于北方草原石人，如新疆昭苏小洪纳海被认为代表突厥泥利可汗的石像背后就有辫发，只是刻画要简略一些。张建林已对唐陵石刻蕃酋像中的突厥人形象进行了专门研究，准确指出了腰刀和辫发是唐代突厥人的外形特征。[44]这两个特征同时出现在保存了整个躯干的2002年ZLJⅡF3南② :1这尊石人身上，而且它的衣领还是左衽，正与《周书》、《北史》、《隋书》所记突厥具有“被发左衽”之俗相合[45]。笔者认为可做进一步的推测，似乎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上述那两件只有下半身的石人也带有辫发，那件只有上半身的石人也佩挂腰刀，就是说上述四件石人躯体残块或许正好对应于蕃君长中的四位突厥君长。
2002年ZLJⅡF3南② :1石人“左手扶腰带，右手举胸前，微伸食指”[46]，双手姿态颇不可解，不过却有所本，这与上举昭苏小洪纳海突厥泥利可汗石像的动作如出一辙，只不过后者左手握住一只酒杯，右手按在腰刀之上。手部具有相似动作的石人在在中亚草原亦可见到。
部分人像残块的出土位置信息也为上述判断提供了一点旁证。据介绍，1982年2号石人残块发现于“山门外东侧道，距5号（出土号）石人东北300米”，后者与6号残块可以拼合，都“出土于山门外东侧道向北1000米处”[47]。从器物号看，2002年ZLJⅡF3南② :1应该出土于九嵕山北坡从北向南数第四台地[48]，而简报所附彩图3显示，它和那件身材较矮小的石像躯干残块出土位置上靠得很近（图6）。虽然这些石像都已不在原位[49]，但根据张建林、史考的研究，位于东侧廊房的七尊蕃君长像分别是四位突厥君长、南亚的帝那伏帝国王、林邑王以及海东的新罗女王。[50]如前所述，1982年2号石人残块腰佩短刀，2002年ZLJⅡF3南② :1身上短刀和辫发皆备，2002年发掘的身材较矮小的人像躯干残块应是南亚某国君长，那么必是阿罗那顺或范头黎中的一位，而5、6号残块拼合后的石人着三重拖地长袍，下露一对脚尖，而且腹前垂一条三重长带，“目前认为此乃‘新罗乐浪郡王金真德’石像残躯”。[51]由此可见，虽然人像残块都已不在原位，但已知属于东侧蕃君长像的几块残石，或者依然相对偏东，或者彼此还是靠在一起，与原始布局多少还有一丝联系。
图6
2002年部分蕃君长像出土时的情景。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
张建林还指出，“辫发”在唐代除了专指突厥外，“但更多的情况下成为对所有外蕃异族的泛指。这恐怕时北朝至唐代突厥人给中原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一提到外族就冠以‘辫发’的缘故”[52] 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性，不过从下文将要分析的石像头部情况看，蕃君长们的发型和装饰非常多样，辫发所占比例并不大。《旧唐书•铁勒传》记载薛延陀部“自云本姓薛氏，其先击灭延陀而有其众，因号为薛延陀部。其官方兵器及风俗，大抵与突厥同。”[53]因此笔者认为有可能也被塑造成“辫发”的是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夷男。
相对于身形和衣饰，蕃君长像的头部造型更能体现个性特点（图7）。笔者均未见过实物，根据相关报道估算，历年发现头部残块总数估计在20件左右。《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简单介绍了1982年出土的几件，并公布了其中两件的图片。《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介绍了三件标本：ZLJ F4围墙西南角②:1、ZLJT0103②:1、ZLJ东阙西侧②:1，附有线图或照片。《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分辨出2002年发掘的14块石人头残块属于9个不同个体，其中两件还与1982年出土的残块完成了拼接。
现有的材料虽不完整，但已经表现出头部造型上的较大差异。发掘者对于头部残块进行了整体概括，“从相貌来看同样各具特色，或粗眉大眼，或小眼细密，或颧骨突起，或髭须浓密”，从发型来说，“卷发的就有4个个体，相比较都有些差别。……辫发者也各不相同，有的发纹细密整齐，有的粗疏随意”[54]，而且头上的装饰也多种多样，有一件头戴软帽，另有一件卷发的头勒额带。尽管很难在史籍中翻检到有关十四蕃君长相貌的信息，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线索，十四蕃君长中的阿史那思摩因为长相问题，早年间还因此影响仕途，《旧唐书•突厥传》对此有专门记载：
始毕、处罗以其貌似胡人，不类突厥，疑非阿史那族类，故历处罗、颉利世，常为夹毕特勒，终不得典兵为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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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历年发现的部分蕃君长像头部残块照片和线图
1、2 采自孙迟：《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 3—6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
思摩在唐廷任职多年，这一貌似胡人的面部特征既被记入史传，或许在当年的长安也是士林熟知的逸闻，为官方效力的石像创作者恐怕对此也未必陌生。虽然由于目前无法确认留存下来的头部残块中否有属于阿史那思摩的，从而无法获知上述细节是否得以表现，但创作者的一番匠心还是可以从现有材料中得窥一斑。如图7-1所示，1982年出土的这件石像头部保留了大部分正脸，可以清楚地看到该蕃君长不仅留有保密的胡须，而且眼角和脸颊专门刻画出数道皱纹，似乎正是以此来烘托他较大的年纪。
综上，根据对文献与实物的初步分析，笔者认为十四蕃君长像的创作者并非截取一个静态的时间断面，而是在真实性和理想化之间进行调和。一方面将十四人的外形塑造出大体和谐的效果，注重这组作品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也突出彼此在身高、服饰和相貌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恐怕不只是概念化地表现唐人关于周边族群的一般印象，而有可能直接与个体特征有关。但到底是何种程度上的关联？目前还无法展开进一步讨论。
形塑活动的信息来源
以常理推断，对于十四蕃君长中那些于太宗去世前后正在长安的人，为其图形塑像不是难事。但对那些已经过世或未曾来过长安的人来说，就要依赖其他的信息来源，那么会有哪些渠道呢？
主要的渠道应该是官方对外邦来使所做的文字和图像记录。南朝梁元帝萧绎所绘《职贡图》是目前所知此类材料中最早的一例，这幅美术史上的名作乃是萧绎出镇“胡人遥集”的荆州时开始创作，对此学术界研究成果甚多。[56]《职贡图》包括图画与题记两部分内容，这种体例在中古时期很有影响，聂溦萌最近对纪传体官修史“列国传”编纂模式的探讨值得重视，她总结道：
与以往正史列国传的编纂不同，《梁书•西北诸戎传》与《隋书•西域传》都有一种体例、内容十分接近的文献作为蓝本。与《梁书•西北诸戎传》相应的是梁代裴子野的《方国使图》、梁元帝萧绎《职贡图》，与《隋书•西域传》相应的是隋代裴矩的《西域图记》，本文称之为“使图类”文献。[57]
这些被聂溦萌称之为“使图类”文献的作品，当时作为朝廷的官方档案，又成为后世史家编撰正史列国传的重要史源。
收入《艺文类聚》的《梁职贡图序》云：
窃闻职方氏掌天下知图，四夷八蛮，七闽九貉，其所由来久矣。…… 臣以不佞，推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开蹶角，沿泝荆门，瞻其容貌，诉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名为《贡职图》云尔。[58]
《隋书•裴矩传》所录《西域图记序》说：
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59]
这两条文献清晰地说明了《职贡图》和《西域图记》的编纂过程。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坐镇荆州的萧绎，还是监知张掖的裴炬，都不只是记录身边容易看到的“入朝番客”，还曾主动派人四出搜罗信息，尽力构建他们理解中的完整的异国图景。出现在《职贡图》中的是各国使者，而《西域图记》关心的对象更为广泛，不仅西域诸国的庶人形象跃然纸上，国王们的模样也被赋予丹青，所绘内容包括了服饰、仪形和容止。通过这项工作，这些隋代“蕃君长”们的形象得以进入到官方视野。
六世纪上半叶《职贡图》所开创记录藩国信息的传统，包括工作方法在内都被唐代沿用，而且更受重视。《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记载职方郎中、员外郎的职责之一便是：
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60]
《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所记略同：
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61]
文献明确记载由中央政府的鸿胪寺、尚书省兵部职方司负责对外邦来使进行文字和图像记录，具体的过程是“番官”、“蕃客”到长安后，鸿胪寺派员向其询问该国地理和人情讯息，然后绘图上奏，要将副本交给尚书省兵部职方司。聂溦萌指出，根据《唐会要》中有关“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记载，还有副本会送至史馆存档。[62]仁井田陞认为这条唐令的时代为开元七年（719），并指出日本《养老公式令》第七十九条与此相似，进而显示记录外人形象的工作是各个机构的普遍职责，应源于唐令：
凡远方殊俗人来入朝者，所在官司，各造图，画其容状衣服，具序名号处所，随讫奏闻。[63]
梁《职贡图》“别加访采”和隋《西域图记》“寻讨书传，访采胡人”那种主动出击的工作方法，也为唐廷沿用。根据聂溦萌的研究，唐廷在高宗显庆三年（658）西域平后，曾遣使往西域各国，采访各国风俗，画图以进，于龙朔元年（661）完成《西域图志》六十卷。[64]由此一来一往所获的关于外邦人物形象的信息，作为官方记录存于唐代中央政府，它们既可为史馆用于写史，应当也可为将作监制作陵墓雕像提供参考依据，特别是其中的图像信息会发挥很直观的作用。
虽然上述唐代条令、图志的时代要晚一些，但处于这一潮流之中的唐初贞观年间并不例外，阎立本就曾负责绘制这类图像，《历代名画记》记载“时天下初定，异国来朝，诏立本画《外国图》”[65]，并有《步辇图》传世，而现存《职贡图》历史上曾长期被误认为出自阎立本之手，也能反映他在这个领域的影响之大。《资治通鉴》载太宗崩时“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66]。贞观末期，在朝外邦人士如此之多，相信官方记录的工作会相当频繁，所获的资料信息也会很丰富。
由此不难理解，今天我们还能见到的反映异域人物风貌的视觉材料，包括《职贡图》、《步辇图》、昭陵十四蕃君长像、乾陵“六十一蕃酋像”、章怀太子墓“客使图”壁画等等，都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出现的。而如果联想到后世宋辽之间还曾互赠“御容”[67]，就能更进一步理解异国君长相貌实是非常重要的外交资料，势必会得到特别重视。
余论
唐陵陵园石刻中的蕃人石像，除了昭陵以外，过去人们熟悉的只有乾陵陵园南门外神道两侧所立的“六十一蕃酋像”。[68]与昭陵蕃君长像的名衔刻在下部方座上所不同，乾陵是把这些内容刻在石像背后，从现存文字可辨的几例看，它们也代表了具体的个人。而且乾陵蕃君长像虽然如今处于露天，但考古发掘表明当初和昭陵十四蕃君长一样，也是有建筑遮蔽的。[69]乾陵设置蕃君长像的创意和直接源自昭陵，当无疑义。
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开展“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对关中地区唐陵进行了多项考古调查、钻探、测绘和发掘工作，有不少重要发现，其中在多座唐陵发现了蕃君长像或“蕃酋殿”遗址，时间跨度从盛唐一直延续到晚唐，俨然成为唐陵陵园设置的标配。睿宗桥陵、玄宗泰陵的发掘情况已有专门报道[70]，中宗定陵、肃宗建陵、德宗崇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等的发现也有文章提及。[71]如桥陵发掘了南门西侧蕃酋殿，遗址夯土基址平面形状为曲尺形，推测整个建筑只有背侧墙，没有两端的山墙，这与昭陵将六骏和十四蕃君长像置于开敞式廊房的情况如出一辙，足见昭陵在制度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
但乾陵及此后诸陵的蕃人像，从已公布的材料看，多为双手合握于胸前，有不少原本手中应持笏板。它们姿态恭敬，颇似朝会场景，这与昭陵十四蕃君长像手势多样的情况不大相同，乾陵数量众多的蕃人像大多身穿圆领或翻领的窄袖袍服，相似度很高，也与昭陵人像服饰带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情况不同，这大概一方面反映了昭陵以后的蕃人像，所代表的角色除了君长外，应当还包含了使节，另一方面说明石像手势和衣着的细微差异，体现了不同时期的人像在身份、地位和性质方面也有所变化，这有助于反过来思考昭陵树立蕃君长像的立意。
最后还想提及的是，十四蕃君长像的形塑过程是创作者单方向决定，还是与被塑人物及其家族、国家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特别是那些还活着的人，他们是否可以表达看法？虽然目前还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就艺术创作来说，将想法或文本转化为可见的视觉形式，可以说是设计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步骤。同时也启发我们要在中国艺术传统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诸如“写真”、“写实”这类概念的内涵。
附记
本研究得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并给予重要资料。2017年7月上旬在陕西考察期间，得到昭陵博物馆李浪涛、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胡春勃、耿庆刚的大力协助，得以观摩多件实物材料。文章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还先后得到童岭、孙少华、仇鹿鸣、张雪松、史睿、吕博、巫鸿、朱青生、郑岩、林伟正、邓菲、魏坚、李梅田、赵俊杰、胡鸿、聂溦萌、徐畅、胡耀飞等众多师友的批评指正。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 对这组石刻人像，学界存在“蕃君长像”、“十四国君长像”、“蕃酋像”、“蕃臣像”等多种叫法。《唐会要•陵议》记刻石事件有“写诸蕃君长”一语，笔者据此称其为“十四蕃君长像”，为行文方便有时简称为“蕃君长像”。
[2] 游师雄刻于绍圣元年（1094年）的《唐太宗昭陵图碑》现存昭陵博物馆。碑文中对蕃君长官职和姓名的记录基本正确，但也有一些讹误，除了数处错字、漏字外，最明显的问题是只列出十三位蕃君长，碑文上“突厥乙沴泥孰候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之后的姓名为“阿史那弥（社）尔”，实际这个身份对应的是十四蕃君长中的“阿史那思摩”，也就是说游氏误将二者混为一人了，这与他在元佑四年（1089年）所立《昭陵六骏碑》中对六骏各方面信息准确记录存在差距。如果再考虑到十四蕃君长是有文献记载可供参考，所以可以推测游师雄到访昭陵时，十四蕃君长像已所见不全。
[3] 如昭陵北司马门现存的洪武四年（1371年）所立祭陵碑便是挪用了龟兹王诃黎布失毕石像基座作为碑座。据李浪涛《唐昭陵发现欧阳询书<昭陵刻石文碑>》一文介绍，另一块明代祭陵碑的碑座挪用了阿史那社尔石像基座，而这块祭陵碑本身也是唐碑的二次利用，是将贞观十年（636年）太宗御制、欧阳询书的文德皇后碑截断改制而成（《碑林集刊》第10期，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89-91页）。
[4] 见《唐会要》卷二十《陵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8页）。这是关于十四蕃君长身份最为完整的名单，准确性很高，如薛延陀和吐蕃的两位君长，《唐会要》未记姓名，这与出土人像基座上的题名格式完全一致，表明《唐会要》这条文献的史源相当可靠，应取自原始档案。但文中仍有一些讹误，孙迟结合多种传世文献和人像像座题名，已作出很好的辨析，包括阿史那出苾应名咄苾，阿史那什钵苾应为答布可汗而非都布可汗，阿史那史思摩应写成阿史那思摩或史思摩，吐蕃赞普宜写为赞甫，薛延陀真珠毘伽可汗应为毗伽可汗等，本文在叙述诸蕃君长称号、姓名时多依此文意见。参见孙迟《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文博》1984年第2期）。
[5] 关于历年石像的发现详情，参见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碑林集刊》第十期，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88页）。对1965年和1982年石像发现情况，还可参考孙迟《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文博》1984年第2期）。另外，2002年北司马门遗址的发掘情况，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编《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
[6] 历年出土的石刻残块，据笔者所知分别存于昭陵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昭陵北司马门。2017年7月笔者在昭陵博物馆观摩了五个人像基座、一个较全的人像躯干和四个人像下半身参考，并在昭陵北司马门明清祭陵碑群中考察了“隐身”于此的阿史那社尔和诃黎布失毕像座。
[7] 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载《碑林集刊》第十期，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82-88页。其余值得重视的研究还有如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载《欧亚学刊》2001年；张建林：《腰刀与发辫――唐陵陵园石刻蕃酋像中的突厥人形象》，载《乾陵文化研究》第四期，三秦出版社，2008年；沈睿文：《昭陵六骏与十四国君长像》，载《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7-246页；胡春勃：《关于唐陵蕃酋像的几个相关问题》，载《艺术科技》2016年第5期。
[8] 根据《太宗实录》、两唐书《丘行恭传》、游师雄立《昭陵六骏碑》所引《唐陵园记》等文献，一般认为刊刻六骏是太宗本人意愿，系生前所立，可能是在贞观十年（636年）葬文德皇后入昭陵后不久。
[9]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有顷，上崩。……壬申，发丧太极殿，宣疑诏，太子即位。……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八月）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遣人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中华书局，1956年，第6267-6269页）
[10]《唐会要》卷二十《陵议》：“上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8页）
[11]《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第6269页。
[12]《唐会要》卷二十《陵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8页。
[13]《唐太宗昭陵图碑》，现存昭陵博物馆。
[1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2页。
[1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0页。
[16]同上，第5304页。
[17]同上，第5305页。
[18]同上，第5302页。
[19]同上，第5296页。传世文献皆记末代高昌王名“麴智盛”，唯有昭陵蕃君长石像基座题名将“盛”写作“勇”。
[20]《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蛮西南蛮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70页。
[21]沈睿文：《昭陵六骏与十四国君长像》，载《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22]罗宏才：《昭陵六骏蓝本、仿绘、仿刻、拓本、模制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载《碑林集刊》第九期，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张鹏：《穿越古今的逐梦之旅——<六骏图>研究》，载《美术研究》2014年第2期。
[23]阿史那咄苾，生年不详，其卒年在两唐书本传中有记载，《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突厥传》“（贞观）八年卒，诏其国人葬之，从其俗礼，焚尸于灞水之东，赠归义王，谥曰荒。其旧臣胡禄达官吐谷浑邪自刎以殉。”（中华书局，1975年，第5160页），《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所记略同（中华书局，1975年，第6036页），可知阿史那咄苾卒于贞观八年（634年）。
[24]阿史那什钵苾，《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突厥传》“（贞观）五年，征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为之举哀，诏中书侍郎岑文本为其碑文”（中华书局，1975年，第5161页），《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所记略同（中华书局，1975年，第6038-6039页）。可知什钵苾卒于贞观五年（631年），享年二十九岁，古人计算年龄均用虚岁，倒推可知什钵苾应出生于隋仁寿三年（603年），与《旧唐书》本传“隋大业中，突利年数岁”的记载相合。
[25]范头黎，生卒年不详，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蛮西南蛮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70页）、《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98页）、《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第6281页），他在贞观中去世。而根据《新唐书》“头黎死，子镇龙立，献通天犀、杂宝。（贞观）十九年，摩诃慢多伽独弑镇龙，灭其宗，范姓绝”的记载，范头黎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前数年就已去世。
[26]夷男，卒年见于《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北狄传》“（贞观十九年）俄而夷男卒，太宗为之举哀。”（中华书局，1975年，第5346页），《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记“（贞观十九年）九月，壬申，真珠卒，上为之发哀。”（中华书局，1956年，第6228页）可知夷男卒于贞观十九年（645年）。
[27]阿史那思摩，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165页）、《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6040页），在征辽战争中被流矢所击，返回长安后去世。阿史那思摩（李思摩）墓志于1992年出土于陕西礼泉县庄河村西北李思摩墓中，现藏昭陵博物馆，志文记载“以贞观廿一年岁次丁未三月丁亥朔十六曰壬寅，遘疾卒于居德里第，春秋六十有五。即以其年四月丁已朔廿八日甲申窆于昭陵”（参见昭陵博物馆：《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2、13页），可以确认阿史那思摩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去世，享年65岁，由此推知阿史那思摩生于隋开皇三年（583年）。
[28]麴智盛（勇），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6页）、《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23页），他在贞观十四年（640年）被侯君集俘至长安后，就一直居此，去世时间要比太宗晚一些。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十一月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以麴智盛（勇）之弟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西州刺史，率众迁回高昌故地，推测此时智盛（勇）已卒。
[29]阿史那社尔，生年不详，其卒年在两唐书本传中有记载，《旧唐书》卷一百九《阿史那社尔传》“（永徽）六年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冢以象葱山，仍为立碑，谥曰元”（中华书局，1975年，第3290页）《新唐书》卷一百一十《诸夷蕃将传》所记略同（中华书局，1975年，第4116页），可知社尔卒于永徽六年（655年）。关于其生年和享年，可据两《唐书》和《唐会要》进行推算，据两《唐书》本传，社尔十一岁时拜为拓设，《唐会要》卷九十四《北突厥》记载更为详细——“（贞观）十年正月，突厥阿史那社尔降。社尔，处罗之子，年十一，以智略闻，处罗以为拓设，建牙于碛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02页）可知任命社尔为拓设的是其父处罗可汗，同卷记“（武德）二年二月，始毕死，其弟处罗可汗立。……十一月，师都请为乡导，谋大举入寇。是月，处罗死。其弟颉利可汗咄苾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00页）知处罗仅在武德二年（619年）做过十个月的可汗，社尔拜拓设当在此年，由此前推，社尔生于隋大业五年（609年），太宗去世时，社尔年41岁，他比太宗晚六年去世，享年47岁。这一推定结果可以加以验证，根据西安出土的社尔长兄阿史那摸末墓志记载，摸末“春秋卌三，以贞观廿三年二月十六日薨于宣阳之里第”（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9页），则可推定摸末生于隋大业三年（607年），年长社尔两岁，颇为合理。相关考证请参见朱振宏《阿史那摸末墓志笺证考释》（《唐史论丛》2012年第2期）。
[30]阿罗那顺，生卒年不详，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8页）、《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8页），阿罗那顺是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五月帝那伏帝国被王玄策所破后被俘至长安的，太宗崩时他应在长安。
[31]龙突骑支，生卒年不详，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第6213页），龙突骑支于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被郭孝恪俘至洛阳，《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婆伽利死，国人请还前王突骑支，高宗许之，拜左卫大将军，归国。死，龙嬾突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0页），可知去世时间比太宗要晚，且太宗去世时龙突骑支应在长安。
[32]诃黎布失毕，生卒年不详，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4页）、《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2-6233页）、《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第6265页），诃黎布失毕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正月被阿史那社尔俘至京师，太宗“责让而释之”，拜左武卫中郎将，故太宗去世时，诃黎布失毕应在长安。此后不久，“永徽元年，又以诃黎布失毕为右骁卫大将军，寻放还蕃，抚其余众，依旧为龟兹王，赐物一千段。”（《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4页。）
[33]伏阇信，生卒年不详，《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载“（贞观二十三年）阿史那社尔之破龟兹也，行军长史薛万备请因兵威说于阗王伏阇信入朝，社尔从之。秋，七月，己酉，伏阇信随万备入朝，诏入谒梓宫。”可知伏阇信在太宗崩后不久来到长安并入谒梓宫，那么葬太宗于昭陵时，伏阇信应在长安。（中华书局，1956年，第6268-6269页）数月后，伏阇信返回于阗。
[34]慕容诺曷钵，生年不详，《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垂拱四年，诺曷钵卒，子忠嗣。”（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0页）可知卒于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清末民国以来，已有多方唐代吐谷浑王族墓志被发现，其中诺曷钵妻弘化公主墓志（武则天时改封西平大长公主，故志盖书“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有助于推定诺曷钵的生年等信息，公主是唐宗室女，根据墓志，她卒于圣历元年（698年），享年76岁，则生于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公主适诺曷钵的时间，墓志说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则公主当时21岁（参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44-945页），但《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51页）、卷一百九十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0页）均记为贞观十四年（640年），则公主当时18岁，诺曷钵的年龄当相去不远。另，诺曷钵为王的时间是贞观九年（635年），史籍皆云其时年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如此看来，诺曷钵比弘化公主应该还要小一点，推测太宗去世时，诺曷钵也就20多岁。
[35]弃宗弄赞，《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永徽元年，弄赞卒。”（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2页）《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吐蕃传》所记略同（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4页），可知卒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年）。《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对具体日期有记载“（永徽元年）夏，五月，壬戌，吐蕃赞普弄赞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孙为赞普。”（中华书局，1956年，第6271页）只比太宗晚去世约一年。根据学者研究，弃宗弄赞的生年推定为隋义宁元年（617年）（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29页）那么，太宗去世时，弄赞33岁，第二年去世时34岁。
[36]金真德，生年不详，其卒年史籍记载有异，《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传》载“（永徽）三年，真德卒，为举哀。诏以春秋嗣，立为新罗王，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封乐浪郡王。”（中华书局，1975年，第5336页），知卒于永徽三年（652年），但《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传》载“（永徽）五年，真德死，帝为举哀，赠开府仪同三司，赐䌽段三百，命太常丞张文收持节吊祭，以春秋袭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04页）；《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载“（永徽五年四月）壬辰，新罗女王金真德卒，诏立其弟春秋为新罗王”（中华书局，1956年，第6285页）；《唐会要》卷九十五《新罗》“（永徽）五年，真德卒，高宗为举哀于永光门，使太常卿张文收持节吊祭之，赠开府仪同三司，仍赐绫䌽二百段，诏其子春秋嗣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27页）其卒年或应以永徽五年（654年）为准。
[37]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载《碑林集刊》第十期，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83页。
[3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
[39]出处同上，第8页。
[40]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载《碑林集刊》第十期，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83页。文章称2002年发掘的“6件石人躯体中有2件较完整（同时出土于四台地东庑房南侧明清地层内），残高110—130厘米”，其中一件就是前述残高130厘米的石人，编号“ZLJⅡF3南② :1”，那么这件“身材比较矮小”的石人躯体可能残高就是110厘米。
[41]出处同上，第83页。
[42]出处同上，第85页。
[43]出处同上，第83页。
[44]张建林：《腰刀与发辫――唐陵陵园石刻蕃酋像中的突厥人形象》，载《乾陵文化研究》第四期，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78-84页。
[45]《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载“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中华书局，1971年，第909页），《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相关记载直接来自《周书》，“其俗：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中华书局，1974年，第3287页）；《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中华书局，1973年，第1864页）
[4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
[47]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载《碑林集刊》第十期，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83页。
[48]简报对于发掘区的划分描述如下:“发掘前的遗址地形呈南高北低的台阶状，地面长满荒草。为了便于发掘，我们根据地形将发掘区域分为三个区：南端的第五台地为Ⅰ区，第四台地为Ⅱ区，北部的第三台地为Ⅲ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
[49]不仅这些石人都已不在原位，而且历史上可能遭到过不止一次扰动。根据简报对发掘区地层的交待“发掘区内的地层虽较统一，大体上是南部地层薄，中部偏北处较厚。以Ⅱ区为例：①层为表土层，厚10-20厘米，黄褐色，含大量植物根系；②层为近代堆积层，不同区域厚度差异较大，厚10-40厘米，黄褐色，包含少量清代砖瓦残块；③层为明清文化层……④层为唐代文化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从2002年编号“ZLJⅡF3南② :1”的器物来看，这件石人出土于近代堆积层，恐怕是数次被扰动后的结果。
[50]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载《碑林集刊》第十期，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85页。
[51]出处同上，第83页。
[52]出处同上，第80页。
[53]《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北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43页。
[54]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载《碑林集刊》第十期，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84-85页。
[5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5163页。
[56] 如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载《文物》1960年第7期)、王素《梁元帝<职贡图>新探——兼说滑及高昌国史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92年第2期）。
就在《职贡图》诞生的梁代，还发生过一件与之相映成趣的事。梁代初建，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干陀利国曾遣使来朝，并携带画工，专为梁武帝画像并带回本国。事情的缘起颇为蹊跷，《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传上·海南诸国传》对此记载甚详：干陁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贝、槟榔。……梁天监元年，其王瞿昙修跋陁罗以四月八日梦一僧谓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礼敬，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观。"乃于梦中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陁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武帝容质，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摸写帝形以还其国，比本画则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敬礼。（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9页）。
《历代名画记》卷七在记录擅画的外国僧人时，也记录了这件事。彦远按：《梁书•外国传》云：干陁国王瞿昙修跋陁罗者，亦工画，其国在南海洲上。天监元年四月八日，瞿昙梦一僧相告云，“中国今有圣主，十年内佛法大兴，汝可朝贡。不然，则汝国不安。”梦中与僧同到中国，见梁天子。觉而异之，记得梁主形貌，命笔写之。遂遣使并本国画工，请写高祖真，上许之，使还本国，陁罗以高祖真类已画者，盛之宝函，日加礼敬，以外国能画，故附此记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23-124页）。
[57]聂溦萌：《“列国传”模式与纪传体官修史体制的成立》，载《唐研究》2018年第24卷。
[58]《艺文类聚》卷五十五《杂文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96-997页。
[59]《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9页。
[60]《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中华书局，1992年，第162页。
[61]《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198页。
[62]《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5-1286页。
[63]仁井田陞著、栗劲等编译：《唐令拾遗》，长春出版社，1989年，第798页。感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先生提醒我注意这条史料。
[64]聂溦萌：《“列国传”模式与纪传体官修史体制的成立》，载《唐研究》2018年第24卷。
[65]《历代名画记》卷九，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66]《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第6268页。
[67]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可参见张鹏：《美术史研究中的宋辽御容往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3期。
[68]据刘向阳研究，乾陵的蕃臣像实际上“原置64尊，现存60尊（误为61尊），东群29尊，西群31尊，分东西四行站立。”参见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第三章“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
[69]“东侧王宾殿基址东西长19.7米，南北宽12.8米，面阔三间，进深三间；西侧王宾殿基址东西长20.65米，南北宽12.5米，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北侧偏房长12.6米，宽12.5米，其北墙为夹层”。参见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第三章“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7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睿宗桥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蒲城县文物局：《唐玄宗泰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3期。
[71]参见张建林：《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载《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胡春勃：《关于唐陵蕃酋像的几个相关问题》，载《艺术科技》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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