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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学术 | 2023届人文学院研究生毕业论文简介(第4期)

“蔚然生长——2023中央美院毕业季”

5月1日研究生毕业作品展开幕

5月20日本科生毕业作品展第一阶段上线

6月7日本科生毕业作品展第二阶段上线


前言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黄小峰

每一年,每一届人文学院的硕博士毕业生们,都在改写着历史。


这不是一句套话,而是因为他们真的都在用自己花费至少三年时光而写就的毕业论文,来探究、回应、重塑艺术史中对许多不同问题的理解。


今年的这一届同学也是一样。2023年申请学位的72位研究生,包括24位博士生和48位硕士生,以人文学院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数量,呈现出对72个有趣的学术问题的全新探索。这些学术问题几乎可以说跨越了古、今、中、外的时空界限,也跨越了历史、理论和思想的边界。既有对经典艺术史问题的热烈思考,也有对鲜活的当代文化问题的冷静观察,充分反映出人文学院在研究生培养上的多元化,也展现出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遗产、艺术管理、艺术教育等广阔领域的前沿视野。


人文学院研究生同学的毕业作品,核心形态是硕士或博士毕业论文,是文本所呈现的思想,也是思想化成的文字。当同学们在这个有如万神殿一般的展厅空间中展出他们的研究成果时,他们试图展现的是自己的思维过程。有时是他们喷涌的研究灵感,有时是他们曲折的研究之路。小小的展台有时幻化为他们的工作台,有时变身为他们的考察地,成为他们与历史相遇的场域。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由于学术规范的限制,也许论文中并不能充分展现出他们的鲜明个性,但一个小小的展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遗憾,可以让人更好地感受到学术研究中研究者主体性的重要作用。


2023年是中央美院人文学院的二十周年,待到金秋的10月28日,就是人文学院的二十岁生日。人文学院的前身美术史系,更是已届66年。72位同学将从这里再次出发,奔赴自己的理想和未来。如果说在美院的学习时光是一个温室,未来的道路则将是一个丛林,机遇与挑战都在前方静候。


72位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致力于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其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涉及古今中外的艺术问题,涵盖了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文化遗产和艺术理论四个方向。为了进一步展示2023届人文学院研究生的研究成果,这里将他们的毕业论文向大家简要呈现出来。


2023届人文学院研究生毕业论文简介分为四期推送发出。本期推送为第四期。欢迎大家的交流与批评。

 

中国宗教美术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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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真武图像研究——道教神祇的在地化与官方、民间信仰的互动》

 许金凌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 : 罗世平




论文简介:本文是针对宋至明末福建地区玄天上帝信仰的接受历程和玄天上帝形象的在地化演变过程展开的研究。以田野调查发现的两件雕塑与明代万历年间版画小说作品中的玄天上帝形象为出发点,这些玄天上帝形象继承元代以来玄天上帝形象的特殊象征因素,在本地区道教的雷法传统、内丹道法的影响下,将这一玄天上帝形象转化为视觉符号进入通俗文化领域,并影响到明代其他民间神祇的建构。追溯此类形象,应发端于元代道士所纂集的武当山与玄天上帝修炼传说相关的文本,融入了与清微派、全真派、新武当派等有关的教义内容,并成为一种具有双重含义的祖师-玄天上帝像。

在真武信仰与图像这个大框架内,探讨围绕玄天上帝信仰的演变所引发的福建地区官方与民间信仰的互动这一核心议题。福建玄天上帝信仰的产生和发展,既与宋、元、明以来官方推崇的真武信仰和国家宗教政策有关,具有其官方性的一面;进入福建以后与特定的地域文化、民间宗教信仰发生了交融,又反映出其特殊的民间性的一面。

首先,利用地方志等文献记述中的玄天上帝信仰与庙宇的分布情况以及对明代福建籍道士与武当派及正一道的联系进行综合分析,探寻宋代以来福建玄天上帝信仰与地域文化的关联。其次,重回宋、元、明真武灵应文献的文本语境,针对其中历代逐步完善的修真故事与武当山道派的特殊联系展开讨论并试图界定双髻真武像所蕴含的内在含义。最后,从文化接纳与再造的角度分析福建地域文化影响下对玄天上帝故事及神系的在地化改写,并以建阳神魔小说这一富有民间性的宗教题材版画小说中对民间神祇的塑造为落脚点讨论官方与民间信仰的互动。

 

中国书法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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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吴门的“落花意境”——从落花诗书法和绘画谈起》

 高卓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尹吉男




论文简介:诗书画作为吴门文人的三个重要创作生产,不单是当时政治、经济的产物,也是他们作为个体用于表达情绪的出口。文章意在观察明中期的吴门文人如何通过诗书画表达情绪,尤其是传达负面情绪的问题,并以落花诗书法创作为例切入展开讨论。

全文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明代中期政治、经济对吴门文人的影响,着重强调在吴门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与美术创作对书法创作的推动作用。第二部分整理与讨论沈周与众人的诸多落花创作,厘清吴门落花的起源、发生与发展过程。第三部分从文学、美术、书法三方面共同解读“落花意境”的具体意涵,并指出书法创作作为塑造地域文化的视觉资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通过对具体诗书画作品的解读,记录和分类“落花意境”下所表达的种种情感,讨论三者的互动关系。“落花意境”是明中期吴门创作中负面情绪主题之下不可或缺的表达之一,还有很多常见的相似情境值得一并放入讨论。与负面情绪相对的正面情绪主题创作,在创作数量上二者不分伯仲,两种主题创作共同构筑了明中期吴门文人生活的全貌。通过观察文人的正面情绪与负面情绪的创作输出,分析造成其喜怒哀乐的种种细节原因,才能生动地还原他们作为鲜活的个体的存在,用以回答吴门文人的政治志向、艺术趣味和人生情趣在明中期所发生的根本性转变。


 现当代艺术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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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美术与“世界美术 ”—— 以1979-1989年<世界美术>杂志为例》

 马天婵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宋晓霞



论文简介: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学报之一,《世界美术》杂志从1979年创刊开始,就以专门向中国的读者译介和编写(除中国之外的)“世界美术”为宗旨。本论文的题目为“新时期美术与‘世界美术’:以1979-1989年《世界美术》杂志为例”,旨在以对这本杂志的研究作为切入点,厘清1979-1989年这十年间,它所选择刊发的“世界美术”的内容与新时期中国美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与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史研究等各方面的关系。

1980年代在20世纪中国艺术的变革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既是一个观念突破的年代,也是一个承启未来全球当代艺术的关键时期。在此一时期,《世界美术》通过译介外国艺术家、展览、流派、创作思潮、批评理论等内容,介入当时国内正在发生的各种思潮论争、艺术创作和展览现场,在“人体模特”、“素描教学”、“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美”等论争中,提供了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材料、新论据;又与外国来华展一同为新时期美术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样本,引发了国内怀斯风、塔皮埃斯风等数次创作风潮,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当代艺术多样化的发生。本论文选题的目的就在于体现新时期激荡变革的背景中,艺术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保守走向开放的发展变化过程。

时值国际局势变动,国内改革开放的政策导向下,《世界美术》杂志应运而生,为国内读者提供了一个窗口,窗外即是认识世界的不同视角。它的诞生和选择译介的内容的变化过程,客观地体现了新时期社会变革和思潮涌动的激烈变化。通过梳理1979-1989年《世界美术》杂志(被动或主动地)选择译介的对象、刊文中体现的批评态度,以及它们与同时期艺术实践、批评、创作、艺术史研究、艺术理论研究等方面之间的联系,讨论和审视在此一时期它所译介的“世界美术”,对新时期美术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最后生产出新的、属于自己的艺术价值体系和坐标的过程,实则也是探究被译介而来的“世界美术”在中国激荡变革的语境下被内化的过程——即根据实际需要被“处理或改写”、“移植或挪用”、“吸纳或误读”的过程。

论文试图回到这本专业学术期刊诞生的历史背景中,确定其历史意义,探索其在艺术实践、批评实践、理论实践等方面的定位和价值,包括与新时期美术观念转型、新时期展览和重大事件以及与新时期批评话语转向的关系,分析在中国语境下对“世界美术”概念的认知变迁。



艺术文化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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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旗帜”的升起——尼古拉斯·罗列赫的艺术创作与东西方跨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及实践研究》

 甘迪格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李军



论文简介:本研究始于对俄罗斯艺术家尼古拉斯·罗列赫(Nicholas Roerich,1874-1947)一生的两个重要面向的发现展开。其一是罗列赫作为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艺术家,曾经到访过印度、锡金、拉达克、新疆、蒙古国、西藏、中国内地和内蒙古等地,他一生的经历和艺术创作能够体现出明显的跨文化色彩。其二是罗列赫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重要的艺术家,在20世纪30年代曾发起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文化遗产公约——《罗列赫公约》,并创造出“和平旗帜”标志,罗列赫在这过程中经历了从艺术家到社会活动家身份的跨越。

本论文试图从以上两个方面展开,解决罗列赫如何实现他东西方以及社会身份的跨越的问题。作为19世纪出生于圣彼得堡的罗列赫,他在亲身探访东方之前,在俄罗斯时期关注到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东方势必是因为他视野的扩展。同时本论文阐释了究竟什么原因导致罗列赫离开祖国,踏上前往东方探险的路途。

本研究也试图重新阐释罗列赫在创造性地设计“和平旗帜”和发起《罗列赫公约》过程中东方文化在背后起到的重要作用。在1924年到1928年期间,罗列赫组织了穿越亚洲腹地的探险,此次探险结束后罗列赫很快就提出了《罗列赫公约》,说明在发起“和平旗帜”相关社会活动时有东方文化的深度参与。

本研究的相关讨论也试图阐明罗列赫发起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思想及实践的跨文化的特点,并使用了“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尤其是“和平旗帜”标志,与东方的“钦塔玛尼”和西方的“三位一体”等图像和传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罗列赫对欧亚大陆文化交往、交流与互动的关注,促进了他的跨文化思想的形成,相关思想是我们重新审视这样一个奇特并复杂人物在当下的意义和价值的动因。



 中国民间美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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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主题图像变迁的观念表达》

 张晓萌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乔晓光



论文简介:钟吕八仙是影响广泛的民间神仙群体,兼具宗教性与世俗性双重特征。自宋元八仙汇聚,直到明时八仙成员才基本确定。本文以八仙图像主题的变迁为主线,呈现八仙渡海、八仙庆寿两类图像叙事特征,在厘清事实、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尝试解决八仙如何被奉为宗教信仰对象,又如何回归世俗并得以长期稳定传承的问题。

元明时期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八仙叙事以度脱、庆寿和渡海三种故事类型为主,此三种情节同样是八仙图像的经典主题,不同的是,八仙渡海图像早于庆寿图像出现。现存最早的金代八仙渡海铜镜与全真教草创期存在区域重叠,虽然全真教奉钟吕为宗师,王重阳文献中并未过多体现八仙的内容,由此引出对全真教如何与八仙建立关系的讨论,刘处玄借《黄庭内景玉经注》描摹八仙游乐的蓬莱仙境,以登州醮仪后浮现的海市印证蓬莱仙境真实性;八仙,作为凡人飞升成仙的典型,渡海即是其往返蓬莱仙境的必经之路,由此八仙渡海图像的传播凝聚了全真而仙的信仰力量。明清时,全真教渐衰却并未影响八仙的流行,反而成为工艺美术的重要题材,这可归结于八仙庆寿题材的普适性。以故宫藏空白期八仙与高士对弈纹罐为例,八仙被使用于多人物场景图像中,并沉淀为模式化的旁观者图式,此类八仙纹罐开启八仙应用于庆寿语境的先河,此后八仙庆寿星成为固定的庆寿人物搭配,并演化出八仙乘槎等装饰图像。

纵观八仙图像发展史,是从民间走向上层社会,又再次回归民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图像主题的转向和社会环境、宗教变迁都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艺术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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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与共生——互联网时代的美术传播研究》

刘兰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余丁



论文简介:互联网时代的美术传播具有不同以往的特点。本文认为,互联网媒介升维促使传播思维发生转向。当美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时,数字传播重塑了美术知识的生产方式,圈层传播重塑了美术信息的流动路径,形成了人机合一、虚实共生、机构竞合、圈层交互四个面向的“共生”的美术传播生态。

论文首先讨论了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思维转向。通过对比前互联网时代和互联网初期的美术传播实践,从“传播思维”层面把握当下的美术传播。紧接着,本文以“重塑”为关键词,认为互联网重塑了美术传播的样态和路径。围绕着数字化的传播样态,本文考察了虚拟展览、数字化的艺术档案、艺术类网络直播三个面向。围绕着圈层化的传播路径,探讨了互联网美术圈层的形成动因、重塑表现。在“重塑”的基础上,论文将研究视角放在了“共生”关系上,认为互联网时代的美术传播生态有四个层面的共生关系:人机共生的智能美术传播、虚实共生的融合美术传播、机构共生的全媒体美术传播以及圈层交互的美术教育传播和社群经济。最后,论文从“科技与人文”的角度进行思考,从技术和传媒两个层面探讨了互联网时代美术传播难以回避的问题,试图在媒介进化的背景下勾勒出未来美术传播的发展方向。



  现代中西方美术教育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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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前卫: 1979-1989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变革研究》

 栾宁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范迪安



论文简介:本文以1979-1989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讨论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在这十年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所发生的变革,而80年代的中国高等美术的学院教育与前卫艺术的特殊关系则贯穿其中。通过研究80年代,也可为当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提供借鉴性的发展建议。

本文主要按照时间顺序,从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教学秩序;到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高等美术学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显现出来的局限性与宽容度;最后分析高等美术院校作为85美术思潮的主要参与主体,在前卫美术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在结论章节,本文以中央美术学院的三位具有代表性的教师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尝试讨论80年代的高等美术教育对当下产生的启示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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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与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教育研究 (1904-1937)》

 王宣懿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范迪安



论文简介:近代以来,科学不断突破自身知识系统的内在向度,表现出一种统摄一切领域的“主义化”价值取向,即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在中西交汇的历史进程中,经过近代知识分子引介与传播,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科学主义哲学思潮,这一思潮致力于近代中国政治领域、思想领域以及人生观的科学化,自然也包括对教育领域的介入。美术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分支,深受科学主义思想、观念、方法的影响,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机制等方面向科学化迈进,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美术学科体系,开启了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本文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程及其多重维度作初步研究,试图勾勒美术教育如何从传统的分散式、私密性和个人化的教育模式向系统化、标准化、专门化的教育机制转变,从而揭示中国美术教育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与经验得失,以期引发学界对教育科学化的更多讨论。

本文首先讨论了什么是科学与科学主义,以及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形成及其特征,进而探究了中国美术教育科学化的制度基础。随后,文章重点讨论了美术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机制的科学化表征,试图解释美术教育如何从传统的分散式、私密性和个人化的教育模式转变为一种系统化、标准化、专门化的教育机制。这一机制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美术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并初步建立起一套学科体系,大大推动了美术教育的普及。但由于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性与近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双重性,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具有浓重的一元论色彩,一方面延续了审美通向道德,有利于实现美术教育的公平与社会参与;另一方面过分强调美术的工具性,为日后美术教育出现功利化、机械化等问题埋下了隐患。唯有回归科学精神的本质,尊重多元传统,中国美术教育才能在主义与问题的互动中走向真正的科学化。



 美育与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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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闻美育思想研究》

 刘潇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杜卫



论文简介:王朝闻作为我国著名雕塑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和艺术教育家,毕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孜孜矻矻、勤勉笃实,以其独具特色、自成一派的美学研究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王朝闻毕生的美学体系中,美育思想是其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王朝闻本人在重要著作里也表现出了对美育的高度重视。但在过往的研究中鲜有学者聚焦于其美育思想作出过系统探讨,这是不充分且是不合理的。因此本文将王朝闻美育思想树立为核心选题,冀望通过对材料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研究,勾画出王朝闻美育思想的整体样态,反映出王朝闻美育思想的整体特点,并将其美育思想放置在时代演变的大背景下进行更为深入的美育思考。

王朝闻美育思想的形塑来源是多样的。一方面由于王朝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毕生膺服,这就必然使得其美育思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总体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艺术生产论、文艺意识形态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文艺典型论是形塑王朝闻美育思想的显性来源,而这五个理论均是20世纪40年代王朝闻在延安鲁艺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毛泽东专著文章所得。另一方面王朝闻的美育思想还受到了来自中国传统美学美育思想(道家哲学、儒家教化)的直接影响。除此之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王朝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获得的美育实践经验(创作经验、审美经验)也为其美育思想的形塑提供了内在作用力,并奠定了其前期美育思想的基调与底色。

王朝闻美育思想的内容是丰富的。他将现实美和艺术美视为美育实施的主要媒材,但由于艺术美是以现实美为基础的集中、典型反映,更具打动人心的感性力量,因此王朝闻认为艺术是进行美育最有效的手段。缘于王朝闻的美育理论融汇在文艺理论和审美理论之中,故而笔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宏观组织架构,围绕“艺术创作—欣赏”的辩证关系考察了美育作用“起(艺术创作)”“承(审美欣赏)”“转(双重作用)”“合(循环上升)”四个环节彼此联系、迭进发展的内在理路。随着该内在理路最终贯通形成一个螺旋式无限循环上升的闭环结构,王朝闻的美学美育思想亦形成了正向循环的理论通路。另外,善于观闻思考的王朝闻还形成了多重极富独见性的美育观念,这些观念涉及民间美育、景观美育、儿童美育等多个领域范畴,登高博见,寓意深远。

王朝闻美育思想的特点是多元的。通过美育作用“起承转合”四个环节的内在推进,使得美育贯通了王朝闻的整个美学体系,体现了系统性;王朝闻美育思想对本土文化审美经验的立足坚守体现了民族性;王朝闻将艺术与生活作为经纬线,纵横交织形成了“艺术生活化”美育观和“生活艺术化”美育观,体现了交融性;王朝闻美育思想在“活用辩证法”和“赏石得‘六道’”两个维度充分透显着审美智慧,体现了思辨性;王朝闻美育思想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层层迭进中不断成长,终与之相融。同时,建国后其美育思想又融入了新中国美育发展的进程并化作了一张历史的微缩标本,体现了时代性与历史性。

正是由于王朝闻毕生对美育的探讨是从审美经验出发的,因而其美育思想不只具有理论的价值而且具有实践的意义。时代发展的大潮滚滚向前,王朝闻的美育思想犹如伫立在历史长河中的航标,不仅对艺术家、欣赏者、儿童美育教师、景观建设者等主体具有美育启示意义,而且亦为我们国家当下以及未来所要开拓的美育进路提供了指引与参照。



 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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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美术的概念和写作研究》

 黄迪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王浩



论文简介:美术史的写作让阅读美术史的人相信他们所读到的就是美术史的全部。正如新中国美术史的写作一样,它让后来试图研究它的人都望而却步。然而,我们却忽略了作为美术史写作对象的“新中国美术”之美术史意义,以及作为一种思想的“新中国美术”之思想史意义。事实上,我们仍未就“新中国美术”为名的“美术”于20世纪上半叶作出历史性的思想考察,也仍未就“新中国美术”中的“美术”和“新中国”作20世纪思想领域内的探讨。

一般而言,在中国美术史的写作中往往将“新中国美术”作为美术史的“新中国美术”来认识,即强调作为历史的“新中国美术”。不过,在历史写作和叙述之外,不应忘记“新中国美术”在学术研究领域内首要的是作为美术史的写作对象,即美术史写作中的“新中国美术”。这一认识使得“新中国美术”从历史的轴线中分离出来,成为可以分析的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新中国美术”的写作方法和历史叙述,发现美术史写作领域内存在着主体史的写作方法和叙述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写作特征,该研究提出,将“新中国美术”的思考引至思想史。首先将“新中国美术”看作是20世纪以“新”为特征的一种美术思想,并且考察这一美术思想的开始与诞生过程。其次,“新中国美术”中的“美术”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美术,这是该研究第二个要考察的问题。最后,“新中国美术”中的“新中国”,作为一种思想而言,到底具有几个层面的含义。这是该研究围绕“新中国美术”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通过以上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或许并不能从历史的角度推进“新中国美术”的相关研究,但是围绕“新中国美术”所作的研究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作为一种美术思想的“新中国美术”之诞生历程、以及作为一种思想的“美术”和“新中国”于“新中国美术”的意义,使“新中国美术”摆脱永恒的主体叙述,而转移到一个更有限度的思想讨论。



 现当代艺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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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形式”与“媒介”——罗莎琳·克劳斯的后结构主义艺术批评立场与方法》

 王春苑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王春辰




论文简介:本文以美国艺术理论家、批评家、《十月》杂志的创刊编辑罗莎琳·克劳斯为例,致力于研究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理论转型期的形态变化。20世纪60-70年代,以格林伯格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艺术理论面对新的艺术实践已经失去有效的阐释力,以形式主义为唯一评判标准的艺术史叙事开始显示出疲态。在这个时期,法国后结构理论开始对艺术批评理论产生影响,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取向和作者阵营。本文以这一转型期的代表人物罗莎琳·克劳斯为研究对象,以她后结构主义批评时期提出的关键概念、“指示”(index)、“无定形”(informe)、“后媒介”(post-medium)为重点研究内容,通过梳理其文本间的演进逻辑,考察这些概念的发生条件、问题意识、理论资源、意义内涵、艺术指向和价值诉求。文章意在阐释罗莎琳•克劳斯在批评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如何通过质辩现代主义塑造的两个惯例——形式与媒介——完成的。她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对现代主义的这两个经典概念展开反二元对立、反本质主义的颠覆和拓展,打破了艺术审美自律的边界,拓展了人们对现代主义的理解,也为后现代艺术进入更广泛的文化政治领域的讨论开拓了道路。同时,对现代主义修正的过程,也是法国理论在美国经过艺术批评理论转化的过程,由此可见,后结构主义理论对当代艺术的理论建构与强调思辨的创作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世界美术史(西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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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形式的感性之思——从“色域绘画”出发》

 宋寒儿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邵亦杨



论文简介:作为美国第一个现代主义运动,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大致沿“表现性抽象”(Gestural Abstraction)与“色彩抽象”(Chromatic Abstraction)两条路线发展至今。两位批评家对于抽象表现主义的划分标准值得关注,其中哈罗德 ·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1906-1978)划分了“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与“色域绘画”(Color Field Painting)。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09-1994)以形式主义分析主导了批评话语,并极大地推动了抽象表现主义的发展。基于形式主义分析的角度,“行动绘画”更倾向表现主义的表达方式,面对注重笔触,展现行动热情的作品,观者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到作品的情感力量。相比之下,“色域绘画”的作品有着更纯粹的色彩和更平面的色块,这种更抽象的表达影响了其后“后绘画性抽象”(Post-painterly Abstraction)与极少主义艺术(Minimalism)的发展:艺术形式更为平面化与单一化,同时也逐渐呈现出理性为主、观念至上的特征。

但在“色域绘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艺术家——巴奈特· 纽曼(Barnett Newman,1905-1970)与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1903-1970)对形式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纽曼以“拉链”(zip)形式实现了对具象叙事传统与抽象语言结构的抽离,并通过引导观者发现“自我”来完成对作品的情感体验。他对“位置感”等问题的探讨开启了极少主义艺术有关的“场域”命题,并且指向一种对“身体感知”的思考。罗斯科对“可塑性”(plasticity) 等概念的阐释,对于随后他在“复合形式”(Multiforms)阶段的突破,以及“作品与观者”感知模式的建立都重要意义。他对作品展陈条件的强调、对光线与氛围的经营影响了其后有关光影空间和沉浸艺术的诸多探索。对于纽曼和罗斯科来说,纯粹的抽象形式是实现其艺术理念的手段,而非目的。唯形式主义分析可能会造成观者“阅读”作品的困难或者误读。因此本文聚焦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关键转折阶段,以纽曼和罗斯科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为起始点,围绕形式超越与情感生成两方面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以“从纽曼到极少主义”和“从罗斯科到当代沉浸与关系艺术”为两条并行研究线,紧扣与之相关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探讨“色域绘画”之后的感性发展过程。



 视觉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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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现代艺术的流通和传播——以1874-1914年印象主义考察为例》

刘妮妮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邵亦杨



论文简介:本文以法国1874-1914年期间印象主义艺术为考察对象,通过这一时期印象主义作品的展览、流通、消费和传播的脉络的梳理,来反映法国艺术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市场化的过程。本文运用市场经济学视角,关注印象主义作品是如何体现法国产阶级各种经济活动的,以及在其传播、消费、收藏等过程中,艺术界如何参与资本主义新文化产业的权力建构。

1874年第一次印象主义展览举办,印象主义艺术以商品的形式通过经销商、经纪人、艺术顾问、画廊等一级市场推向全球,这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催生出来的自由的商品化的艺术市场。到1914年一战后,垄断资本开始全球扩张,市场的高速发展进一步挖掘出艺术品的金属性。自此,印象主义艺术流通转为主要依靠二级市场拍卖行来完成,进入延续至今的晚期资本主义。

论文将资本和艺术品的关系问题作为其研究的课题,力图从资本与艺术品的关系上来分析法国现代绘画艺术流通和传播机制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本文关注印象主义作品是如何以商品的形式,实现了图像在全球流通和传播的;通过数据分析,考察法国产阶级兴起如何推动西方艺术市场的形成以及印象主义在艺术史的发展;尝试以社会经济视角重新审视艺术史,以及思考仍在全球占有绝对话语权的西方艺术市场链条是如何被建构的。



 世界美术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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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有致——支提拱与印度古代建筑设计研究》

朱思隆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李军



论文简介:印度建筑中的拱形不是承重结构,多雕刻于内外立面上,支提拱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从佛教石窟中的支提窟到印度教神庙的立面装饰,皆是对支提拱进行变形再造的结果。虽然使用了相同的建筑元素,但是不同的宗教有自身独特的建筑空间,佛教建筑使光影在室内空间展开对话;印度教神庙将支提拱变为建筑表面的装饰单元,以立体微缩建筑或平面图案的方式去构造与众不同的建筑立面。两者的方法都建立在印度雕塑的传统之上,这一传统重视营造雕刻表面的凸起。佛教建筑将凸起以空间与体块的间隔交替来展示;印度教神庙则减少了实用的空间,将建筑体块视为雕塑块面,将它们堆积叠加、互为图底,最终实现由一个个凸起的体块连缀而成、没有凹陷区域的完整雕塑。两种宗教的建筑都呈现出加高、加大的趋势,但是佛教建筑的设计选择简单的装饰、扁平的图案,以及具备宽敞内部空间的方案;而印度教建筑的设计则选择立体的体块、复杂的图案,以及膨胀建筑外立面的方案。对于建筑内、外空间的不同理解和表达,显示了不同宗教建筑背后的功能、礼仪和宇宙论的差异;是对同样的建筑元素不同的利用方式;也是不同建筑设计原则的展示。



  艺术管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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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艺术介入城镇研究——以乌镇为例》

徐忠义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余丁




论文简介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建设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以人为核心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切实提升建设质量,使其向着多元融合、和谐发展的方向迈进,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但当下,我国仍有很多地区为了促进旅游业发展,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或过度开展商业化、破坏性的城镇开发,或不加区分的对其他地区热点项目进行盲目的借鉴与移植,导致自身优势资源被固化的商业模式所遮蔽,传统文脉与文化积淀不断流失,中国城镇的发展一度陷入“千镇一面”的同质化囹圄。

中国城镇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理应充分立足本土文化,从具体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并最终建立契合时代精神、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既可以深入人民群众,呈现现代化城镇的崭新面貌,弘扬中国优秀本土文化;同时也可以介入城镇发展,与本土文化结合,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深度挖掘市场潜力空间。以浙江乌镇为代表的一系列文旅小镇,通过艺术介入的方式,成功塑造了城乡人文景观,强化了当地文化印记。“乌镇模式”为新时代中国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范本,其强调以艺术之美发掘、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优长,充分发挥艺术在调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相较于传统模式,以艺术介入城镇发展可有效突破固有思维定式,以更为广阔的视域深入问题本质,以立体的、跨学科的思维达成开放性共识,从而真正改善和提升城镇生态,为中国城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现实发展动能和未来发展势能。艺术介入作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尝试与实验,正以其独特的方式为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贡献着鲜活、生动、与众不同的多元视角和可行路径。

 美术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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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孔庙——清高宗弘历与“商周十供”研究》

赵燕刚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郑岩



论文简介:“商周十供”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清高宗弘历颁赐曲阜孔庙、用陈大成殿中的十件青铜礼器。弘历表示此举意在尊礼先师,聊以满足孔子吁求恢复周代制度的宏愿。本文的研究目标即以这组青铜器为切口,揭举弘历及其主导的帝国体制如何利用器物为本朝争正统,相关话语又如何具有欺骗性和时效性。

为了说明弘历赐器的表象与本相,论文主体设置了逐层递进的四章。第一章重新审查了“商周十供”的时空坐标,指出其中既有商代、西周、东周铸器,同时包括宋明时期的仿器和伪器。以此为基础,第二章考察了铜器的选配过程、排布位次、空间陈设以及写绘册页等问题,认为弘历的系列作业属于内府鉴藏活动的常规操作,只缘牵涉曲阜孔庙,以上环节又有贴合这一礼仪空间的调整。第三章意在说明弘历赐器的理念和实践基础,根据弘历的自述,四个值得注意的方面被重点讨论,包括“东汉五尊”的触媒作用、皇清礼器的仿古风貌、内府古铜的鉴藏活动以及各方对阙里的维系与经营。第四章试图将“商周十供”置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孔庙建置、政治空气等语境当中,评估它们与弘历宣示的匹配程度;相关材料表明,弘历赐器不仅在为本朝争、为京师争,也替作为帝王的自己争。



 书法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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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书论册》

黄积鑫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邱振中



论文简介:草书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中的重要书体,备受古人推崇。但草书较早就退出实用书写,成为一门主要用于审美欣赏的艺术。与日常书写的脱离,以及实际存在的技术难度,阻隔了大多数人轻易接近草书的书写,也为理解草书增加了许多困难。同时,因为草书本身所具备的魅力,古人对草书的热情一直没有衰退,古人留有大量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述中所包含的观念往往真知灼见与人云亦云并存,不少地方存在迷信与误解。这些迷信与误解的传播,又进一步塑造了对草书的理解。因此,关于草书的理解至今存在诸多疑团与迷雾,有待进一步澄清。

古人对草书的理解存在种种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草书的难度,只为极少数人真正掌握,而大多数人对草书十分陌生,因此产生了很多迷信。关于草书的一些观念较早地以讹传讹,后人往往没有过多质疑就轻易接受,加剧了相关状况。此外,古代草书书论往往附会者众多,文献中存在大量陈陈相因的部分,阻碍了进一步对草书的理解。

面对这样的状况,十分有必要依托古代文献与现代的研究成果,对草书观念进行清理与提炼。

本文试图从古代文献中反复提及的一些议题与观念出发,以草书创作观念为中心,特别是围绕草书的创作状态、草书的核心笔法、草书与其他书体的关系、草书与酒的关系、草书与绘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梳理与总结。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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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窥探到展示:近代中国风的流传、兴衰与再现》

陈怡

(2023届人文学院博士)

指导老师:宋晓霞



论文简介:中国风,一个原来诞生于欧洲场域的中国风格,在西方时尚史上不断地被演变,它的盛行来自不同的传播形式形成的全球化现象,和现实中国(Chinese mainland)的关系正进行微妙的关系变化。2015年大都会美术馆年度时装展《镜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一场由西方人叙述自己的时尚史,再度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史里的中国影响力。

本文主要考察中国风(Chinoiserie)做为西方特有的文化现象,重新审视西方时尚历史在当代转变的路径和再现的样貌,所处理的材料为2015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中国:镜花水月》时装展之作品。研究方法上,在全球化的艺术史视角下,结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学方法,审视影像的方式作为图像分析的立基点。

研究结果发现,在文化的思想脉络中理解近百年中西方互动之下的中国风,在全球化信息的传播、交换与重建的过程里,中国艺术作品的美感和技术推动西方艺术家找到灵感。西方艺术家对中国风从痴迷到模仿,尔后理解,再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他们先是被真正的中国本土产品深深的吸引,接着将一件平凡无奇的作品施予中国风格的元素,变成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风艺术品”,使得真正中国本土产的艺术品和西方人模仿再现的中国风艺术品不断混和,进而模糊界线。最后展览表现出近百年间中西方互动,是在一连串复杂的文化对话、辩论中,推动艺术家不断混和,不断再创新的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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